第8版()
专栏：
因纪念鲁迅而想到章太炎
宋云彬
今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也是章太炎逝世二十周年。鲁迅跟章太炎有师生之谊，因为鲁迅在日本东京的时候，曾经和许寿裳等一道去听章太炎讲学。章太炎是1936年6月间逝世的。那时候鲁迅大病初愈，还不能写文章，到了10月上旬，鲁迅才写了一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后来又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但没有完稿，成为绝笔了。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虽然是一篇短短的杂文，却抵得上一篇数万言的章太炎评传。鲁迅认为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他指出章太炎当年的斗争精神，“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他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然而鲁迅也指出了他老师的缺点。他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和时代隔绝也就是脱离民众。所以鲁迅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然而鲁迅接着就加以解释道：“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鲁迅呵斥那些诋毁章太炎的无聊文人道：“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最后鲁迅表示，希望准备刊行章太炎著作的出版社，能够把章太炎“先前战斗的文章”给补刊进去，“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
过去封建社会有一种教条，就是：晚辈对于前辈，小辈对于长辈，只许赞扬，不准批评。公羊家不是有一套“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所谓“春秋大义”吗？所以像鲁迅那样，弟子给老师做结论，做到有赞扬也有批评，而且批评得那么中肯，在从前封建社会里是绝无仅有的。
我不说“绝无”而说“绝无仅有”，那是因为章太炎跟鲁迅一样，给他的老师俞曲园做过结论，也是有赞扬也有批评，而且批评得十分中肯的。章太炎写的那篇“俞先生传”，首先肯定了他老师留在学术史上的业绩，并叙述了他自己怎么样独立思考，说解经义的时候往往跟他老师的意见相左，然后指出他老师的短处：“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这样的文章，现在看起来似乎极平常，但在当时却需要有反对封建教条的勇气，才敢下笔的。
俞曲园门弟子众多，可是除了章太炎，没有第二人能写这样的一篇“俞先生传”；章太炎门弟子也不少，可是除了鲁迅，没有第二人能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是因为章太炎和鲁迅都富有革命精神，立场观点正确，是非爱憎分明的缘故。然而就留在革命史上的业绩来讲，俞曲园根本谈不到，章太炎远不及鲁迅。这就不能拿师生关系来衡量了。唐朝韩愈已经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庄子说得更好：“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当年鲁迅跟章太炎学“说文”，还加入了章太炎他们所发起的革命团体“光复会”，然而章太炎却“自崖而返”，退居于宁静的学者，鲁迅则奔轶绝尘，“自此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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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秋日闲话
茶客
古来诗人多把秋看作悲愁的季节。从诗经起，就说“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屈大夫在“湘夫人”里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句子，写得何等意远韵长、风流蕴藉！然而任它风流煞、蕴藉煞，也还是掩不住笔底下的“悲”意。到宋玉的“九辩”，那就变本加厉，开头便是“悲哉秋之为气也！”接着是一连串的“萧瑟兮”“憭栗兮”“泬寥兮”“寂漻兮”“惨凄增欷兮”“怆怳懭悢兮”……。照他写来，漫天地、彻宇宙都是一片令人“不可为怀”的“悲气”。从这以下，举不胜举；连老杜也不免要说一声“老去悲秋强自宽”。然则就难怪有“秋士悲”的古语了。
古人的悲，自有其原由，那是为其时代所决定的。不能忘记“秋日凄凄”的后面，就还有“乱离瘼矣，爰其适归”。余可类推。今天的我们大可不必“欣赏”古人的这种悲秋的情绪。同样理由，也就无须乎抹杀“乱离瘼矣”，强古人以今人之思想感情，抓住“悲秋”，将古人大大教训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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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给人的印象，不但因时而异，而且也因地而异。英国济慈（Keats）的名篇“咏秋”（OdetoAutumn）最为可喜。但是他一上来便说：秋是“烟雾霏微的季节（Season of mists）”这怎么也引不起我的同感和共鸣。秋，在生长于中国北方的我看来，它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晴明。据说闽人称秋为“大清明”，相对于三月里的“小清明”而命名。我觉得秋足以当此佳名而略无愧色。我们的诗人写秋，不管是范希文的“碧云天、红叶地”也好，黄山谷的“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也好，张文潜的“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也好，总之，只不见有“烟雾”的意味（尽管范公也说“波上寒烟翠”）。有一位前辈的集子取名叫“秋明集”。好一个秋明！这个明字下得最有分量，摄尽晴秋之神。它和“烟雾”却是多么不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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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济慈的诗从这半句往下读，便实实写得对景起来了。他写道：秋“给蜜蜂开放出越来越多的晚花，致使蜂儿们觉得暖日是没有尽头的”（这是大白话，诗，我是译不来的）。这真真写煞“秋明”了。借以说明，秋给古今中外的印象是多么可爱，何尝总是可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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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又说：秋是色香味俱足的成熟丰收的季节（Mellow fruitfulness）。这又大好。我们的“秋”字本义就是“禾谷熟也”。所以年成好就叫“有秋”。三月叫“竹秋”，四月叫“麦秋”——白香山曾说：“洛下麦秋月”。一年中收麦子的季节当然是“麦秋”；收稻谷晚禾的季节呢，则是“大秋”。庚桑子说得好：“正得秋而万宝成”，这是多么吉祥的季节啊，也何尝是“可悲”的呢？
古来一年中的节日，从上元起，到腊日止，不知有多少。到今天，三大节——春节、端午、中秋——始终为人民所必“过”；其余的，可有可无了，或过或不过了。春节，不待多说。端午和中秋，为何也有这么大力量，历数千年之久深入数亿人民之心呢？难道真是人们借口好吃粽子和月饼吗？怕未必这样简单，其中定有道理。我想，端午正当夏收之时，中秋恰是秋成之候。人民从很古以来，要过这两大节，恐怕有其食粽和赏月之类以外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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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连古来的秋士“悲”、也不必拘看，认定“悲”就是悲伤、消极、不健康、要不得。“悲”字原有“感触”“顾念”的涵义，实际略相当于“思”。这个季节的金风玉露，呼吸一新，确实使人易感、多思。这倒不一定就是什么坏事。它使人从暑热中而凉爽，从昏沉中而清醒，从急躁中而沉静，从浮浅中而沉潜，从幼稚中而成长，从无所用心中而多所思考。一个学年以秋为首，大有道理。对于其他事业，特别是科学研究、学术探讨之类，与其“一年之计在于春”，似乎也不如“一年之计在于秋”更为得计。
那么，我们固然不必称赏古人的“悲”，可是倒也不妨趁此大好秋光，作个多动点脑筋的“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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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鬼
秦牧
最近上海报纸上有人在讨论古典戏剧里可不可以出现鬼的问题。因为自从解放以来，“鬼”纷纷从舞台上给赶跑了，原来有鬼出现的“王魁负桂英”、“游西湖”中的女鬼魂都被戏剧改革改掉了。
我是赞成古典戏剧里应该保存鬼的位置的。
因为欣赏鬼故事，仍然是今后文明人应有的文化素养之一。
知道毛毛虫、鼻涕虫是肮脏的，当然是好事情，但如果能够不光是讨厌它们，还能够在博物馆里、标本室里观察它们，鉴赏它们，也许比单单讨厌要高一级了。
知道砒霜、毒草能够杀人，当然是一种知识，但如果不仅仅知道这些东西能杀人，还知道某一分量的砒霜和毒草，可以治某一类的病，也许又比单单知道它能杀人要高一级了。
知道佛经、圣经这类的宗教经典，是自然和社会科学幼稚时代的产物，里面充满着唯心论和宿命论的思想，自然是一种正确认识。但如果能够不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上头，还能够从人类思想发展史，从社会观点、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读一读它们，也许又要高一级了。
对于鬼的问题，我的理解也是一样。
知道“鬼”只是蒙昧时期人类自己制造出来吓自己的玩意。知道一千多年前古代的思想家已经尖锐地提出了“岂容形亡而神在”的驳斥，知道一切生命体都只是氢氧碳氮等元素的构成物自然是好的；但如果能够更进一步，坐在剧场里欣赏古代的鬼故事，像看哈哈镜一样，从古怪的形象中看出前人的思想和感情，希望和恐惧，看出社会压迫在人们意识中造成的影响……，岂不更好！
一个披头散发，阴魂不散的舞台上的鬼魂，使我们听到多少古代人“与汝偕亡”的惨厉的声音！
如果绝对不允许舞台上出现鬼踪，那么许多古典作品都必须根本修改，现代作家必须和古典作家联名编剧才行了。
我们舞台上是出现过许多仙子的，如果只准许仙子出现而不准许鬼出现，这也不大公平，鬼魅和神仙原都是人类臆想和塑造出来的，按其出现的先后来说，鬼一般还是大哥，神仙只是弟弟。原始部落就有祭鬼的行为了，神仙却是稍后社会阶段的产物。厚待弟弟冷落哥哥是不大应该的。
“聊斋志异”一类的鬼故事，不但我们在欣赏，苏联人也翻译过去欣赏了。如果只准许在书本里欣赏鬼而不准许在剧场里欣赏鬼，又未免厚待了出版社，亏待了剧团了。
随着我们文化生活的一天天丰富，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多地鉴赏着中外的古典戏剧的。许多外国的古典戏剧，正和我们的古典戏剧一样，常常有鬼角登场，像“浮士德”、“哈姆雷特”、“青鸟”之类就是。这些外国的古典戏剧，我想我们的作家是不会动笔去窜改它的罢。那么，只准许外国戏剧的鬼角登场，而不准许本国戏剧的鬼角登场，这又未免太优待外国，和太薄待本国的古代戏剧家了。
因此，我想：人民终归会坐在剧场里欣赏古代的有鬼出现的戏剧。
但如果以为在任何场合都适宜上演有鬼魂出现的戏剧，我想也是不大现实的。对于一个正在闹“神仙水”闹鬼的村落，我想就没有去上演这类戏剧的必要。在其他的一些场合，上演这一类戏剧时对某一类的观众加以若干的说明，我想有时也不是浪费的事。
时间、地点和条件，对于许许多多的事情总是要起作用的吧。不管任何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都一定要或者一定不许上演有鬼角登场的戏剧，我想这种绝对化的认识，决不能说是“辩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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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里的两条小命
徐淦
在“明天”这篇小说里，与“朝华夕拾”中“父亲的病”里的态度一致，鲁迅先生的横眉所怒对的，是庸医的两个指头。
日夜纺纱为生的寡妇单四嫂子的儿子宝儿病了，那病，照懂得医道的鲁迅先生的描写，是慢性肺炎，并非不治之症。但是，单四嫂子贫穷而又迷信，她那三部曲是：一求神签，二许愿心，三吃单方。直到三者都不见效，她才不得不花四角银元，把孩子抱到何家去诊何小仙了。
这里要插上几句：绍兴城里当时有两个远近闻名的何家，一家是算命排八字拣婚葬吉日的何瞎子，还有一家就是世代行医的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庸医，在“狂人日记”里姓何，只称何先生，在这里就连名带姓叫何小仙；在“父亲的病”里姓了陈，叫陈莲河，其实是用同音的三个字翻了个身，原来何家这一代行医，给鲁迅先生的父亲治病用尽了“原配蟋蟀”一类药引的，他那真实的姓名是何廉臣（愿他的在天之灵平安，他是笔者的姨老爷）。所以，三个医生的模特儿是一个。
小说“明天”里面的何小仙，鲁迅先生用经济的笔墨作了典型化的刻划，他对单四嫂子怀抱中的奄奄一息的孩子，伸出“指甲足有四寸多长”的两个指头按了按脉，回答把全部期望寄托给他的单四嫂子的话，只说了两句半，第一句是术语：“他中焦塞着”；第二句是敷衍：“先去吃两帖”；还有半句是玄之又玄的行话：“这是火克金……”。说完，他闭上了眼睛，那意思是他还要看下一个，你可以走了。单四嫂子像见了名医都有三分畏缩的乡下妇女一样，不敢再问，抱起宝儿走了。而宝儿，在吃下了第一味必须买贾家济世老店秘制的“保婴活命丸”的那剂药之后，当天病重，叫了一声“妈”，呼吸就从平稳到没有了。
两篇小说里的两条小命，一条是邪门的单方断送的，一条是乱开的药方断送的。鲁迅先生当时固有切肤之痛（他的四弟六岁时死于肺炎），我们现在想想也心有余悸，凡是曾经被疾病加人为的因素夺走过亲爱的子女弟妹的人，读了更都会格外地触到心头的创痛。
我并不想借题发挥，说一切单方都吃不得。单方，虽然说不出道理而确能治病的并非没有，千百年来它也真的救过人；但是想入非非、以讹传讹，以致草菅人命的也实在不少。这种死得冤枉的人，大都没有“资格”让人笔之于书或者写了也很少人注意。（续昨，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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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见长江水
陈震喜见长江水，浪花拍蓝天。记得当年稻花飘香八月间，辞别江南奔赴内蒙大草原。青年决心要远行，一去边疆五六年；壮志如江水，奔流万里远。姑娘含泪来相送，手帕挥舞大江边。渴饮长江水，故乡水更甜。江边拖拉机迎风吼叫，喷药飞机掠过无边棉田。有心想把边疆夸，无奈故乡走在前；回到边疆后，快马再加鞭。姑娘抿嘴轻声笑：决心谁大谁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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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鲁迅故居”一角（木刻） 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