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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受社员代表大会批评
五星农业社干部改进领导作风
新华社南阳11日电 新华社记者曲明振报道：河南省南阳县常庄乡五星农业社的驻社干部和社的管理委员会，接受社员代表大会的批评，开始改变领导作风。他们根据社员代表大会的建议和社里的条件，决定每月召开一次社员代表大会，让社员检查与监督社的领导工作；在布置生产任务时，只提出总的要求与措施，具体安排由各生产队自行讨论决定。为了增加社员收入和解决社员生活困难，还决定每月要给社员留出四、五天的时间，让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生产和安排家务。这样，大大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热情，全社出现了团结融洽的新气象。
这个社的社员代表大会是最近召开的，许多社员代表在会上批评了驻社工作组和社干部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
社员代表们提出，今年春季在开展农田水利运动中，驻社干部没有和群众商量，盲目地规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水利化”，“组织”全社绝大部分劳动力日夜打井和整畦，结果，耽误了春季作物的适时播种。麦子成熟的时候，本来应该收麦了，但是干部们为了赶任务，便硬叫社员实行红薯、黄豆间作，搞积肥，把收麦时间向后推迟了四天，使80％的麦子受到雨淋减产。后来，在小麦抢收、抢打工作中，工作组的干部又不看实际条件，硬要求三天三夜完成收打任务，强迫社员冒雨打麦，结果共蹧蹋小麦约三十二万多斤。
社员代表们普遍批评说，今年夏播时，驻社干部和管理委员会在推行玉米密植等先进经验时，不根据社里的土质、技术等具体情况，每亩一律要求留苗七千株左右，一下子比过去增加近一倍，结果因为土地比较瘠薄、缺肥，技术跟不上，有三百七十八亩玉米，光长秆不结穗。
在这次会上，社员代表们对部分干部不关心社员生活疾苦，限制社员开展家庭副业生产，不给社员留下一定时间处理家务等问题，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还提供了一百二十多条有关改进领导工作的合理化建议。
这个社的中共党支部和社管理委员会对社员代表的意见十分重视，除根据大会的批评和建议采取了改进工作的措施外，还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分别向社员代表、社员进行了检讨，承认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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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且莫“扶得东来又倒西”
广东省一些地区在纠正了忽视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偏向以后，忽视粮食生产的偏向又露头了。这同样是领导上的一种片面性，应当及早防止和纠正。
吴尔祥
广东省在批判了农业生产领导上的片面性以后，一度萎缩了的副业生产已呈现日趋活跃的景象。据七个专区的统计，在这几个月中，由于开展了临时副业，已收入五千多万元，平均每个农业社收入一千元左右。
这里应当提出注意的一点，就是在积极发展副业生产的时候，丝毫不能动摇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方针。目前广东省有些地区在纠正忽视副业生产的偏向以后，已经出现忽视粮食生产的现象。据说，今年广东省各地农民对于晚稻生产的劲头大不如今年上造。有些地区的晚稻生长很不好。广宁县有的农业社的稻田里的草比禾苗还长得高；潮汕地区有些稻田已因虫害严重而被犁掉了；高要县有几千亩的晚稻已被旱死旱坏。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某些干部误解了发展副业生产的方针。有些干部甚至错误地认为：搞粮食生产既要除虫，又要抗旱，费工多，收益少，得不偿失；而副业生产则是费工少，收效快，得益又大。相较之下，他们对粮食生产就不感兴趣了。大埔县埔北的干部和农民对秋旱无动于衷，他们认为抗旱不如搞副业。他们说：只要能找到副业门路，即使晚稻都给旱死了也不要紧；有钱买米，政府会保证供应。各地农业社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把主要劳动力都安排到副业上，晚稻的田间管理给挤掉了。
这些忽视粮食生产的现象还处于萌芽的状态。但是，只要是一种错误，最好是在萌芽的时候就克服它。过去有些地区忽视了田间管理工作，现在想补救当然是迟了。现在晚稻已进入成熟期，田间管理工作可不能再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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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半数以上水田获得灌溉保证
新华社成都10日电 新华社记者宋禾报道：拥有五千六百多万亩水田的四川省，目前已有一半以上的水田得到了灌溉保证。
四川省水利厅有关部门负责人，最近检查了从去年10月到今年9月这一水利计划年度中全省兴修农田水利的情况。他告诉记者说：在这一年中，全省新修了一千零二十多座中、小型水库（这种水库平均每个可灌田一千五百亩），数万口山弯塘和壋堰，并且在都江堰、官渠堰、通济堰等原有的水利设施上进行了扩灌工程，使全省约九百万亩水田得到了灌溉保证。这个数字，加上从1950年到1955年9月，全省因兴修水利获得灌溉保证的一千一百六十二万多亩水田，又加上解放前原有灌溉保证的一千零五十九万多亩水田，现在全省就有55％以上的水田获得了灌溉保证。
这位负责人说：上述情况说明，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全省兴修水利的规模、速度和成果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而这个情况是和全省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分不开的。合作化后，农民在兴修水利上碰到的劳动力、占地、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困难，已经大大减少，许多过去认为无法兴修的水利工程，现在也修起来了。例如广元县东坝乡四个高级农业社的农民，在今年春天就修成了一条长二十五里、有涵洞桥梁四十多座、能灌溉四千多亩水田的拦河堰，而这条拦河堰是当地农民向往了数十年的。开江县明月乡不久前兴修明月水库时，平均每天有二千五百人参加，这种情况是合作化以前很少看到的。
四川省的五千六百多万亩水田，绝大部分分布在丘陵地区。这些水田需要有灌溉保证才能常年增产。目前全省有55％以上的水田获得灌溉保证，对全省今后水稻的增产和稳定产量有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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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省商业厅采取措施
改善零售店工作和劳动条件
本报讯 江苏省商业厅为了改善国营零售商店的工作，调动广大营业员的积极性，做好旺季市场供应工作，于9月20日至26日召开了二十个市县的零售工作座谈会。会上集中反映了营业员劳动时间过长，生病人多，工作流动性大，营业员业务水平不高；报表繁多，商店营业设备、劳动条件和职工福利的情况不好等问题。
商业厅为了切实地解决上述问题，决定采取如下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坚决贯彻“连带上班制”和“交叉轮休制”，按照营业忙闲规律，合理地组织营业员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简化制度和表报等。大部分商品取消交接制度，建立小组集体负责制，以发挥相互监督作用和集体主义精神。逐步创造条件，以便实行小组多日结账制，改变营业员结账时间过长的现象。精简会议，建立必要的会议制度，会议一般不能占用营业员休息和业余活动时间。
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适当增加营业设备，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兴办必要的福利事业，如哺乳室、托儿所、女工卫生室、休息室、娱乐场所等。
对营业员的错货错款的赔偿问题，坚决贯彻商业部决定，一般不采取赔偿的办法，应该从加强营业员的政治教育，启发营业员的积极性出发，总结经验教训，帮助营业员改进工作，堵塞漏洞，防止差错的发生。
此外，关于营业员的培养问题，关于工作调动频繁问题等，省商业厅都作了规定。 （张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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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益阳市调整工商关系
工业和手工业生产情况好转
本报讯 湖南省益阳市解决了工商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过去，在加工订货中，商业利润太高，生产单位利润太低，甚至亏本。益阳靠近竹木棕产地，由于商业部门不注意安排当地的生产，大部组织外销，使竹木器和棕绳的生产因缺乏原料而处于停工或减产的困境，好些合营工厂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亏了本。
中共益阳市委就这些问题作了深入调查研究，组织有关方面磋商，根据湖南省委的规定，调整了工商利润。工业和手工业亏本的，商业部门退还一部分过多的利润，以维持生产和工人的生计；同时限厂方在半年内积极改进生产。目前商业部门已向工业和手工业部门供给足够的原材料，并取消了原来禁止生产部门在市场上自由购买原料和出售残料的规定，允许生产单位选购。过去在检验商品上刁难工业部门的现象也都改变了，并且规定今后除容易变质变形的产品仍由商业部门验收外，其他产品均由厂方或合作社自己负责验收，盖上牌号负责到底。同时市委也要求工业和手工业部门努力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扭转落后状态。
目前，益阳市工业和手工业生产情况已大有好转，绝大部分手工业合作社已有足够的生产任务和原材料，曾因商业部门不供应棕片而一度停工近二月的棕绳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人收入比二季度增长近56％，制帽社有了生产任务后，工人平均收入由二十二元一角二分增加到四十三元一角五分。
（刘宾雁、刘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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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供销社收购野生油料
新华社南昌8日电 江西省山林里的野生油料植物樟树、乌树、挪籽树等都已结籽，供销合作社正准备收购。
在今年上半年，江西省供销合作社就已经在省内各地收购了六百多万斤樟树籽、蓖麻籽等多种野生植物油料，榨出了九十多万斤油。
中国油脂公司江西省公司的工作人员，最近两年内在江西省的山林地区找到了六十二种可以榨油的野生植物的籽。其中产量较大的樟树籽和乌树籽每百斤含油一般都在三十斤左右，是制造肥皂的好原料。赣南兴国县盛产的挪籽树果籽，每百斤含油约三十七斤，当地有些农民也把它做为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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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原兴建一批旅馆
本报讯 太原市正在兴建一批旅馆。太原市由于工业建设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原有的旅馆已感不足，现在每天都有七、八百人因找不到旅店，住宿在车站或房檐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太原市福利公司和商业局在车站附近兴建一批旅馆，目前已经建起七十余间平房。正在或准备修建中的二百余间平房和一幢六千七百多平方公尺的五层大楼，将分别在年底和明年二、三月以前全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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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推广“白马牙”看主观主义
克林
不久以前，我到河北省定县了解生产情况，一些干部和农民曾经同我谈到有关农业技术改革和白马牙玉米密植拔苗的问题。那些谈话，使我深深地感到领导者的责任是多么重大：一个正确的决定和措施，可以造福于千万人民；一念之差，一个错误的指示，也会给千万人造成损失。
定县和河北其他县份一样，在今春生产高潮中制定了过高的生产指标。推广白马牙玉米，实行双株密植，是实现这个指标的重要措施之一。保定地委分配给定县的种植任务是十六万五千亩，定县县委和农村干部费了很大劲，实际上才完成十万亩多一些。
定县过去多种本地黄玉米，对白马牙玉米没有作过重点试验。如果采用这种种籽，地域适应性如何？各种条件是否具备？领导上也没大的把握。当任务往下分配的时候，曾经受到农民各方面的抵抗。有的说定县沙质土壤多，粪土流失性大，不能多种白马牙；有的说白马牙太费粪，肥料少“喂不饱”，光长秆叶不结籽。特别是对于双株密植，农民思想更为不通，他们说：单株还怕长不好哩，一窝两株更不成。尽管有这些反映，可是种植计划却不能不完成。在县委召开的生产动员会上，曾强调一定要按国家计划种植，按技术操作规程办事，个别干部甚至片面地强调说计划就是“法律”，不执行就是“犯法”。在种植的过程中，技术站人员们都辛苦地带着尺子下地，看是否合乎密植“规程”。
群众是怎样来对待这个种植任务呢？我曾听到这样一些事：
泽城乡农业社的社员们，对于每亩要种到四千棵以上，而且要双株密植，思想怎也不通；有个生产队的队长就领导全队悄悄去拔苗，每亩拔去一千多株。大堆苗子怕露出痕迹，他们就顺麦地垅沟挖沟把苗子埋进去。当玉米越长越高的时候，双株密植的叶子大都发黄了，唯有这个队的玉米黑绿肥壮。后来，上边正式发下拔苗的指示，他们才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我们早已拔过了！”
北内部等村在播种的时候悄悄准备了本地玉米种。为了骗过工作人员的眼睛，有的地边种的白马牙，当中种的本地玉米；有的村把大路边的留双株，地中心的留成单株。结果地中心的长得很好，地边的很多是空株空壳。这些事，对一些主观主义的领导者真是深刻的讽刺。为什么费尽心机为群众办好事，想法给农民增产粮食，而他们却暗地“捣鬼”呢？这不能怨农民，这只是说明领导不能和群众结合，主观要求不能为群众接受。即使说这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吧！当群众还不懂得它的好处的时候，不去说服教育他们，只是用各种“帽子”和压力强制他们，那也就难怪农民们给你来个“阳奉阴违”了。
主观主义的领导，不仅使人民受到物质的损失，而且大大损伤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损伤了农民对党的感情。当保定地委发现苗太稠发下拔苗指示的时候，到处一片埋怨声。有个区干部告诉我说：要不是农民平素信赖党，对党有感情，早就闹开了！有不少社员含着眼泪拔苗，说是费了很多劳动，上了很多粪，培养这样高，拔起来真是“手软心疼”。赵村有个社员一边拔一边难过地念道着：“白马牙呀白马牙！我种你是为了社会主义，我拔你还是为了社会主义！”这个社员的痛苦心情可以理解。正是为了社会主义，我们才想一切办法来提高农作物产量，加速国家建设，而主观主义却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放下了绊脚石。满腔热情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只是因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对头，却给人民造成了损失。人民知道领导者是“好心”，但当他们遭受损失时，却不禁激怒地说这种干法是“人祸”，他们说：“天灾还可战胜，人祸却难消除。”“人祸”这说法似乎言之过分，可是，谁能否认和抹杀由于领导思想作风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所造成的这些“人为的灾害”呢！
我曾经和定县韩家洼乡几个农民谈到白马牙。一个知道这个品种的老农说：“白马牙确是好种，就是要条件好，只要地好粪饱，产量是高。可是咱这一带地皮薄，种这样多又这样密，怎能不减产？”我问他们，你们明知道不行为什么不提意见？有人激动地说：“提过！一提干部们就说：不行！这是国家规定，达不到增产指标谁负责？这一问谁也不敢吭一声了，谁敢负人家这责任？”我说：“你们就没反问：减了产谁负责任？”几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说：“老百姓谁敢那样说，国家的规定。”最后他们感叹说：“上级管的太严了！什么地土长什么庄稼，这事不是闹着玩的，上级坐在上边订计划，他咋能知道咱韩家洼有多少肥料，有几亩地适合种白马牙？分派的数字就恰合适？……”
短短的谈话给我以很大启示。“管的太严了！”这是农民们的呼声。这里提出了因地制宜的要求，也提出了充分发扬民主多和群众商量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农业社的种植计划应该怎样制定的问题。这种片面地自上而下的分配计划数字，强制命令合作社执行，完全抹杀农业社的经营独立性的作法，确实是需要改变了。不管多么英明的领导者，经过多么仔细的调查研究，千千万万的村庄，千千万万片土地，你怎能准确地算出哪几个村有哪几亩地适合种白马牙呢？
白马牙的推广在这里并不全都是失败的，有很少数地好粪饱的地方也得到了很好的收成。在这成功失败的对比里，使人越感到农业计划因地制宜的重要。主观主义固然是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但有时候某些制度和作法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会促成主观主义。——当然，这些制度和作法，有些也正是主观主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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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郁南县农业社全面发展生产
退社社员又回社了
新华社广州8日电 广东省郁南县在夏收前后退出农业社的二千九百多户社员，在10月初已经大约有40％自愿地回到了农业社，另有二千多户想要退社的农户也不退社了。据这个县的领导机关估计，绝大部分退社的社员都将逐渐地回到社里来。这个变化是郁南县改进干部思想作风和帮助农业社全面发展生产的结果。
郁南县是在山区，今年春季占全县总农户92％的农户入社以后，这个县的领导干部只注意组织农业社集中力量进行粮食生产，忽视了当地山区多种经营的特点和习惯，放松了对副业生产的领导。在粮食生产中又缺乏具体的领导，盲目地推行技术改革，加上农业社经营管理的经验不足，因而今年上半年全县约有40％的农业社减少收入，劳动日的报酬很低，引起许多农民不满，纷纷要求退社。
8月初，中共郁南县委员会认识到问题严重后，立刻采取具体措施扭转局面。县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检查和批判了过去的错误，并且组织干部深入访问和听取农民意见，集中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整训工作，贯彻全面发展生产和民主办社精神。同时，还组织各农业社迅速为晚稻追肥和进行除虫工作，改变了部分晚稻生长不良的情况。接着又帮助各社因地制宜地经营起多种副业生产。全县农业社的副业收入，仅8月下旬至9月下旬的一个月中就达到四十八万多元。中秋节前，大部分社都进行了一次预分。在社的关心和帮助下，许多社员的家庭副业也有了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退了社的社员看到社办好了，又纷纷要求回到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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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取曲阳县玉米减产的教训
王平 袁继武
8月28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登载了崔旭明等同志写的曲阳县玉米由于种植过密减产的简单情况。这个问题确是很严重的，我们觉得有再比较详细地说明一下的必要。曲阳县今年共种白马牙玉米十万三千亩，除有一万一千亩浇园地能收外，有六万五千亩不能增产，有二万七千亩减产，其中有五千亩籽粒不收。据检查，曲阳四区种的二万七千八百九十一亩白马牙玉米，即有一万一千五百亩，减产30％；有一千五百亩已进行毁种。据我们实地检查灯塔农业社一块五十三亩的玉米地看，密度是每亩四千棵，已经两次拔苗，每亩还剩三千六百棵。由于过密，空棵即占58％，其中已有三亩拔掉种上了荞麦。“五一”农业社第八生产队一块白玉米地，每亩有二千八百七十棵，只有四百二十棵能有收成，其余均系空棵，没收成的占总数的85.4％。乡社干部纷纷议论，对领导上这种不因地制宜，盲目推广密植的干法极为不满。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损失呢？从中共保定地方委员会分配给曲阳县的种植白马牙玉米的任务以及保定专署农林局制定的玉米技术操作规程中可以看出，这些任务和规定是不符合曲阳县实际情况的。曲阳县共有耕地五十六万多亩，大部地薄，多黄沙土质，且无种植玉米习惯。中共保定地委却分配该县二十四万亩白马牙玉米种植任务。曲阳县委曾提出地薄不适宜种，才改为十七万亩，后来又请求减少，改为十四万亩。县委仍认为完不成，县委副书记刘进中曾亲自向李生副专员要求减少，李答复说：“这是地委决议，完不成由你们自己想办法。”县委为完成地委决议，就也一般化地将十四万亩的种植任务分配到各乡、社。结果，完成了十万三千亩。
再看保定专署农林局编拟的玉米技术操作规程（由技术科副科长王岩编稿）：玉米密植每亩留苗四千棵至五千棵，要求在60％面积内间作豆类。副局长孙玉山也未审查即送专署领导同志，经专署领导同志同意，印成手册发到全专区各县乡、社，命令按照执行。保定专区妇联会和青年团也号召全专区青年、妇女坚决保证执行。地委书记李悦农同志在1月14日县委书记会议上指示：“积肥、密植、间作，改变农村旧习惯、技术改革、土地基本建设等六项措施是六项革命。”就这样，曲阳县领导上层层强制执行，大大助长了下层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曲阳县农林局技术股长郝景熙将专区制定的技术规程宣布为“半法律性”，如不执行就是犯法。东郭乡乡指导员杨会在东邸村向群众宣传说：“谁要不执行这个技术操作规程和六项革命，谁就是反革命。”遇有不执行者，则以违反纪律论处。“五一”“灯塔”两个农业社就有两个党员干部因此受到党纪处分，有些社员因此被扣除了工分。如“五一”农业社共产党员张耕臣以违反操作规程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后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灯塔”农业社第三生产队队长田仓贵在社员要求下私自种了十四亩小黄玉米，被乡指导员杨会知道宣布开除党籍、撤销其队长职务（未执行）。县委也批准以此为典型通报全县示众。大部分乡、社干部群众敢怒不敢言，把不适合种白马牙玉米的地也按新技术种上啦，每亩四千棵至五千棵苗。地委在5月初发觉玉米植株过密，召集各县县委书记、县长汇报会议，决定拔苗、疏苗；地委又先后在6月12日、6月20日、7月6日三次指示拔苗。但这时苗已长到六至七尺高，大部已吐穗，乡社干部群众看到苗黑高大，不忍拔掉。有些社员反映：“我们一拔苗手就软，拔的真心疼！”有些拔不动就用镰刀削，村村场边堆有大批玉米秸。社员们看到堆积如山的玉米秸就唉声叹气地说：“一年的汗白流了，这叫什么技术操作规程，纯粹是坑人。”当时玉米虽经三番五次地拔，因拔的太晚，最后拔时已吐穗，损失仍是很大。灯塔农业社偷种的十四亩小黄玉米现已收割，平均每亩产三百四十斤，还能种一季荞麦收一百斤；但种的白马牙玉米能收的才能估产二百斤。
我们认为以上问题是严重的，保定地委及有关部门应该好好地记取这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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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为什么不好好研究当地情况
推广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自然是好事情。但是，如果不因地制宜，也会办成坏事情。不久以前，我在河南省荥阳县聂寨一带看到了不少生搬硬套教条，使生产遭受损失的事情。在当地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并没有深入地研究当地的自然条件，也没有去地里看一下庄稼生长的情况，只是主观主义地命令式地要农业社干部和社员按照他们指定的办法去做。这样作，社干部和社员群众是不是有意见呢？有。我接触了不少社干部和群众，他们都有很多意见。社干部说：当时你如果提意见，县委工作组的同志会给你戴“右倾”“保守”的帽子；因此，有意见也不敢提。
主观主义的做法，在生产上已经造成这样一些恶果：
①今年棉花要减产是可以肯定的了。减产的主要原因，据社干部和社员说，主要是技术推广站的同志们的作法有问题。他们没有去地里很好地看看棉花的生长情况，也没有向群众问问当地过去棉花的生长情况，就不让社员打顶。结果是怎样呢，棉花一直往上长，下边的很多花蕾都掉了。到现在，每株棉花的棉桃没有几个。当地的土质本来就不好，棉株是长不太高的，到一定时候就要打顶，不然棉桃就会大部落掉；这是当地农民多年的经验了，实际上是合乎科学道理的。技术推广站的同志不让适时地打顶尖，不知道究竟根据的是什么科学？
②玉米也要减产。减产的原因，是盲目地推行密植和混作。那里的土质是不好的，都是旱地，绝大部分土地只上一些草粪。在这情况下，如果株距太近，玉米的确长不好。“混作”是什么呢？现在的玉米地里，除了玉米以外，还种满了绿豆、黄豆、芝麻，有的地简直看不见地皮了。肥料有限，地只有一定的力量，长这是不长那的。玉米地里适当地种些豆子的确有好处，种得太多太杂了就不好了。
据说，县里布置，今年的麦子要横播一下再竖播一下，种成很密的网形的格子。社干部不同意这样种。我也认为这样不一定好，应该先在小面积上试验试验，看看究竟如何，不可急于大面积推广。
今年夏天，麦子霉烂了很多。当然，主要原因是下雨多。可是，其中也有人为的灾害。在正要开始收麦的时候，县委驻乡工作组要叫打井。有很多男劳力和一些强的女劳力都打井，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收麦。麦子霉烂情况严重的社，霉烂的在30％以上。
今年这个县打了不少的井，这是很好的。但是，有的地方不适于打井，却也打了不少。如：南周村乡打了很多井，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还砸死砸伤了几个人；可是，打出水来的只有少数几个。原因是地下水位太低，要打十七、八丈深才出水。这样深的井，即使打成了，怎样浇地呢？也还是个问题。社员群众和社干部对这件事的意见也很多。 五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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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检查我们的主观主义作风
中共保定地方委员会
人民日报8月28日第三版发表了崔旭明、石笑岩、刘玉波等同志批评我们领导种植玉米中的主观主义错误的信，我们同意崔旭明等同志对我们的批评，他们所揭发的情况属实。
今年我们在领导农业生产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严重的，突出地表现在种植春玉米上。除去过分扩大了春玉米的种植面积，使一些不适宜的土地也种上了春玉米外，还表现在玉米的密植问题上。
今年4月2日到4日地委第十次全会上，作了“关于大力加强春播和幼苗管理工作领导的决议”。在决议中规定了“春玉米每亩三千至三千五百棵，麦田间作的二马牙三千五至四千棵（春玉米三千棵系指条播单株，三千五百棵系指穴播双株留苗）”。在指导播种中并强调了用丈杆尺量的办法来播种定苗，要求下地做播种定苗工作的社员都带尺子带丈杆，以保证完全按规定的棵数进行密植。当时群众对玉米过密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由于当时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中，我们头脑不够冷静，工作不够深入，因而未能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在5月初召开的县委书记、县长汇报会议上，不少同志进一步反映了群众意见，提出：玉米播种太密，定苗时应当适当把棵数减少些。我们就提出修改意见：大玉米（白马牙、金皇后等）穴播的（双棵留苗）每亩三千棵左右，条播的（单棵留苗）二千五百棵左右，比原来的减少了五百棵。虽然也同时提出了应因地制宜，不要过于机械，但由于当时指导思想上密植的劲很大，因而因地制宜的原则并未很好贯彻执行。6月初，地委负责同志到曲阳、阜平，发现不少玉米的棵数仍在三千棵以上甚至四千棵（这时玉米已定苗，一般长二尺多高），显得过密。因此，又经地委讨论，认为应再次减少棵数。各县都组织力量，传达了地委意见。但是，由于当时农村生产任务很多，群众有惜苗思想，再加上组织工作不具体，虽然拔掉了一部分，但仍有一部分该拔的没有拔，每亩还在三千棵甚至三千五百棵以上。
7月中旬，我们接到曲阳县十六名机关干部对玉米密植的控诉信，地委当即进行讨论，决定分片召开县长会议，专门研究玉米后期管理，并派地委副书记王洪儒同志去到曲阳，代表地委检讨领导春玉米密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以上就是我们在领导玉米密植中所犯错误的简单过程和情况。
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领导工作中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去年冬季，全专区实现了农业高级合作化以后，农村生产力大大的解放了，农民生产情绪空前高涨，群众在执行工作任务和接受科学技术上也空前顺利。在这社会主义高潮中，我们的头脑不清醒了，我们不但没有充分地注意群众意见和工作的客观规律，却片面认为：在社会主义高潮中，领导能指到那里，群众就能走到那里。我们过于相信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过于强调了领导意见的一面，忽视了群众的意见和反面的意见。开始推广玉米密植的时候，一些干部和群众对要求过密的规定就有些抵触情绪，我们没有重视和听取这些意见，甚至有的意见还被我们以保守思想为名给批判回去了。我们制定春玉米密植计划的时候，主要是根据某些地区少数国营农场和农业社的丰产经验。这些经验确实是有的，也确实种了这么些棵数，增了产。但是，我们却忽视了，这些密植丰产经验，是在较好的土地和有充足的肥料与劳力，并有坚强的技术指导等良好的条件下获得的。在推广这些经验时，未能因地制宜根据我专区的具体情况和土质特点，而是一般化地硬性推广。另外，我们在发现错误之后，也缺乏坚强的毅力和切实具体的组织工作，以致使错误未得到及时彻底的纠正。如果在6月初发现这个问题时，采取一些更具体有效的措施，坚决地实行，错误纠正也许会及时些。
以上仅是汇报一些情况和我们的初步检查，秋收后我们还准备作全面的检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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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省大苗山苗族自治县的四合乡林业社，傍临渔产丰富的贝江。社里为了发展副业生产，今年买了八只鹭鹜用来捕鱼。这是社员驾着渔舟去捕鱼的情形。 赵黄岗摄（广西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