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对评奖先进集体制度的看法
阮铭
7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明同志“评高等学校的‘先进集体’制度”一文对“先进集体”制度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这对推动清华大学去检查评奖“先进集体”工作中的缺点是有帮助的。
今天高等学校有着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既妨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妨碍了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提高和学生的特长的发展。在部分学生中，因为课外活动过多，影响了正课的学习。在思想教育工作和文娱体育活动中曾经发生过强求一律、过分集体化等偏向。产生这些后果的原因，张明同志断言是由于高等学校领导方面“把全面发展的方针片面地了解为平均要求和平均发展”，而奖励先进集体制度是体现这种领导思想的一个“最集中的组织形式”。张明同志又指出了学生学习中过分强调“集体互助”，对学习差的学生造成“不应该有的压力”，和在考试时用“外力突击帮助”的办法以提高“考试成绩”等现象。张明同志认为这都是“评奖先进集体制度”本身带有学习竞赛性质的一种必然性的表现”。
先进集体搞得不好当然是会出偏差的，但是事实究竟是不是如张明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呢？可以从下列几方面加以判断。第一，全国近二百所高等学校有四十多所学校推行了“先进集体”制度，那么，在没有推行这一制度的其余的四分之三左右的学校中是否就没有对学生平均要求、过分强求一律和学习上集体互助、过度紧张等等现象发生呢？是否同其他四分之一的学校中所发生的在程度上或在性质上有原则的区别呢？今年年初北京市高等学校学生中模仿农业发展纲要订班的规划的时候，有的学校中就一度出现严重的强求一律的现象，如订分数的规划，要求全班消灭“五线谱盲”等等，这些学校中有的从来就没有推行先进集体制度。第二，先进集体制度在清华大学是1954年初正式建立的，其他学校应当更晚一些，上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比1954年初以前更加严重了呢？至少在清华大学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第三，学生一天的时间除了休息以外，90％的时间是用在教学计划所规定的上课、实验和教师指定的课外作业上，其他的课外活动时间还往往不到10％，那么产生“强求一律，平均要求”、“限制了学生特长和兴趣爱好的合理发展”的现象，难道问题主要就出在这10％不到的部分吗？
如果上述三个问题不能得到肯定的答复，把先进集体加上“带有学习竞赛性质的一种必然性”，是造成“平均发展”等后果的一个“最集中的组织形式”等结论，就未免把复杂的原因简单化了。
张明同志把全国推行这个制度的不同的高等学校中的一些突出的缺点集中起来加以列举，这样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每一个这类高等学校中都同时发生了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方法是不全面的。下面我提供一些清华大学评奖先进集体的实际情况，并提出一些我的看法。
清华大学的先进集体制度是怎么搞起来的？
在几次社会改革运动特别是“三反”运动以后，青年团的思想教育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粗暴和简单化的现象，在毛泽东同志对青年提出了“三好”号召以后，思想教育开始注意结合青年特点来进行，同时在教学改革进行一年以后，教学工作也逐步走上轨道。这时学生中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例如清华大学测量专修科四二班，绝大多数学生学习上树立了独立钻研的风气。在生产实习中他们担负了第一拖拉机厂的部分测量任务。由于他们热爱自己的专业，工作自觉性高，因而超额三倍完成了任务，受到工地领导上的表扬。班上青年团的工作注意结合了青年特点进行工作，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提倡学生之间建立亲密的友谊和合理发展每个人的个性特长。许多学生反映在这样的集体中“克服自己的缺点，更加愉快与容易”。他们自己称这个班为一个先进的集体。正在这个时候，学校接受了伏契克夫人把几张伏契克的画像送给优秀的学生的委托，就在1954年初把它们作为对这个班的奖励，并且推广了他们结合青年特点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经验。测量专修科四二班的事迹引起全校学生的广泛兴趣，纷纷表示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因此在几个月以后学校公布了评奖先进集体的制度的试行办法。所以“先进集体”的出现正是反映了教学工作、思想教育工作和学生本身的进步，并不是用颁布条例、号召动员等方法主观地强加在学生身上去的。
“先进集体”是否限制学生的特长和爱好？
我想先举出一个班的实际情况作为例子，说明先进集体和限制学生个性和爱好的中间并不能划一个等号，也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铸造专业先进集体铸五全班学生，树立了热爱专业，关心政治，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另一方面，班上同样关心每个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他们有的偏重研究铸造合金方面的问题，有的偏重研究铸工设备问题。不少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还在课外学习天文、哲学、文艺等。日常生活是由学生们自己安排的。他们感到在先进集体里，可以培养一个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共性，同时也不妨碍每个人发展自己的才能和爱好。
当然，应该说明，平均发展、强求一律的现象在清华大学并不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它们曾经发生过，并且今天也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只不过原因不像张明同志所说那样简单罢了。
清华大学在1952年开始在体育锻炼中推行劳卫制，对学生身体的健康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当时劳卫制标准比较低，可以自由选择的项目也多，并且规定要通过体格检查才能参加正规锻炼，所以一般还没有明显的要求过高过急的偏差。问题主要出在1956年高等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卫生部和青年团中央的联合指示上。这个指示机械搬用苏联的1955年劳卫制标准，规定的项目太多，选择余地太少。例如规定“十公里行军”和“自行车”中必选一项，使没有条件骑车的人只得在烈日下背着沉重的沙袋去行军。联合指示全国高等学校必须一律执行。这就使全国所有的高等学校都不免产生了某些要求过高过急的偏差。
在文化娱乐等课外活动上强求一律的现象，也并不是跟着先进集体制度一起发展起来的。但这种现象确实是有过的，特别在今年3月开始，青年团组织布置学生订规划，把订生产规划的办法搬到学校中来，学生中一度就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偏向，有的班除了订分数指标以外还要求人人会跳青年舞，限期扫除“五线谱盲”等等。这个问题在今年4月间经学校领导发现以后，坚决地纠正了，并且规定课外活动（包括听政治报告等）自由参加的原则。现在情况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影响学生个人特长和兴趣的合理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应该到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教学工作中去找。由于教学计划几乎没有给学生以任何灵活性，大多数学生过着“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日”的生活，在规定的作业以外就再没有适当的可能去钻研自己爱好的课目。这怎么还谈得到有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呢？
把先进集体制度视为片面了解全面发展为平均发展的“最集中的组织形式”的结论，显然是夸大了。从推行先进集体制度本身来说，值得注意改进的是青年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最近一年以来，由于没有及早克服政治运动以后的某些粗糙作法和及时引导青年团的积极分子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的热情，在一些班级的青年团的工作中出现了不少简单化的现象，因而在推动全班争取先进集体的过程中助长了上述缺点的发生，但只要正确地找出了原因，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并且也已在克服的过程中。“先进集体”是否必然引起学生的学习过分紧张？
清华大学先进集体制度试行办法中规定有“总成绩为全校各班中较高者”这一条件是不恰当的。过去在评奖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机械执行。例如机械系制八十一班由于学习风气好，能够努力钻研，学习进步比较快，虽然总成绩并不很好，也给予“先进集体”的奖励。当然，上述这个规定容易使“班干部”过分注意全班的平均分数，形成对部分学生的压力，这的确是一个缺点，已经在今年上半年把条例作了初步修改。学习上过分紧张的现象，原因是很多的：如课内负担太重，平时掌握知识不巩固，因而考试的时候就比较紧张；此外如低年级学生不习惯口试制度，以及过去统一颁布的考试考查规程（如不论什么课，一门不及格就降班等等），也都是学生紧张的原因。但是清华大学有许多先进集体为了从思想上帮助考得不好的同学，还常常对这些同学进行开导或者鼓励，这对提高他们的信心和避免过度紧张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关于学习互助，张明同志说现在已经没有“学习互助组等一套受过批判的作法”，但是又举出一些他认为是过分的作法。这些作法是否都是“过分”或者不恰当，也是需要分析的。例如“下课 时互相对笔记”，有什么坏处呢？教学改革以来，学校是比较强调提倡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的，在奖励制度中也有对学习成绩、科学研究和生产实习的个人奖励。同时许多班有教师作班主任，专门指导班上组织学习的工作，学生也一般重视教师的帮助，所以明显的过分注重集体互助和忽视教师作用的偏向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当然对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养培是很不够的，原因在于学习负担过重，有的教师指导不得法，教学制度本身还有待改进。
关于先进集体制度同学习竞赛的关系，也要加以具体分析：什么叫作学习竞赛，为什么要反对？现在中学有数学比赛，成绩好的可以免试入数学力学专业，这种竞赛是否也要反对呢？又如，考试制度本身要评判成绩优劣，督促学习不好的努力上进，是不是也都是竞赛，而要反对？可见学习竞赛的概念应该加以澄清。全面订指标，追求平均分数指标的现象是应该坚决防止的。从清华大学的情况看，先进集体在学习上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互相在思想上的关心，使学生热爱专业，热爱科学，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并且在教师指导下互相交流一些好的学习的经验，交换学习心得。表扬这样的集体并不致于发生不良的效果。
对先进集体制度不应该全盘否定
先进集体制度是一种工作方式，它的奖励内容可以根据“全面发展，因才施教”的方针修改，不恰当的条例可以改变或取消，评奖的手续也可以变通。问题在于是不是可以对大学生的班集体进行奖励。如果学生的班集体要存在下去，集体的好坏也将影响每个学生的成长。对优秀的个人可以奖励，为什么不可以对优秀的集体奖励呢？
不问情况，把先进集体制度绝对化，把这个制度无条件地推行于一切学校，当然是不对的；同样，不分青红皂白，把评奖先进集体曾经在某些学校中确实产生了的积极作用一笔抹煞，并且扣上“根本违反教育原理”的大帽子，这也是不公平的。清华大学学生工作是有不少缺点的，奖励先进集体的工作本身自然也有缺点，主要是对先进集体制度的作用估计过高，有些班级把争取成为先进集体不是看作经常工作的结果，而当作工作的目标，使班干部和学生过分紧张；评奖中也有追求分数、指标的偏向。但是在批判缺点的时候，也应该注意不要“把污水和小孩子从浴盆里一起倾倒掉了”。
第7版()
专栏：
实事求是地开展农村扫除文盲工作
本报评论员
目前在农村扫除文盲工作方面，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扫除文盲冒进了，甚至说搞错了。持这种意见的以领导生产的同志为多。他们认为从春耕以来，扫除文盲妨碍了生产，不能搞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扫除文盲没有冒进。持这种意见的以实际做扫除文盲工作的同志为多。他们说，生产压倒了一切，扫除文盲工作被挤掉了。
那末，扫除文盲工作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应该说，经过反对消极保守思想，自去冬以来，农村扫除文盲工作气象一新，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各级领导忽视了扫除文盲工作的复杂性，把事情做得急了一点，如扫除文盲规划的一般偏高、偏急；单纯追求数字，不分文盲的条件，不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一般要求，以至少数地方还曾发生了一些强迫命令现象。春耕开始以后，由于生产紧张，不少地方放松了对扫除文盲工作的领导；少数地方领导虽然抓得紧，却没有适应农事繁忙的情况，出现了民校大量停办和学员人数急剧下降的现象。
为什么在农村扫除文盲工作上，会产生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看法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同志对于扫除文盲和生产的相互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有些领导生产的同志往往只看到生产是中心工作，过分强调生产的重要，没有真正懂得扫除文盲将有力地推动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没有适当照顾和安排扫除文盲工作。有些从事扫除文盲工作的同志往往只看到广大群众积极要求学习的方面，忽视农村生产紧张的实际情况，因而要求有点不切实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各有片面性。这两种看法应当结合起来，指导生产的同志能够以生产为中心，来统一安排扫除文盲工作；而从事扫除文盲工作的同志也能够从全面情况出发，适应生产情况来开展自己的工作。
开展农村扫除文盲工作，应该实事求是，既根据需要，也要从实际可能出发，按条件办事。农业合作社生产比较正常，管理工作做得好的，就能够很好地开展扫除文盲工作；反之，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都很混乱，社员生产情绪还不稳定的，就应少做甚至缓做扫除文盲工作。对于愿意学习而又能够学习的人，要积极组织他们学习；对于不愿学习或虽愿学习但有实际困难，不能学习的人，就不宜勉强。在农事不大忙的时候，应当积极开展；在大忙时候，则应暂停；此外还要考虑到群众教师力量，原有基础。农业合作社的生产和管理得好坏，是决定扫除文盲工作能否开展以及规模大小的主要条件。今冬明春农村生产和各项工作还很繁忙，特别是某些地区又有较重的灾情，要使合作社的管理上轨道也还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扫除文盲工作，还不宜要求很高。
根据目前情况，各地可以从检查和总结工作着手，巩固现有成绩，克服缺点，并确定今冬明春的扫除文盲的计划，及早作好准备工作。扫除文盲计划偏高、偏急的，也要重新修订。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执行“分期分批，因人因事”的原则，做到“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放学”，适应生产情况，运用多种形式（有条件集中学习的，应尽量组织班、组教学），组织能够坚持学习的人经常学习。青年人学习要求最迫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采用单独编班编组等方式，加快他们的学习进度。各地过去放松了教学指导工作，今冬要做好群众教师的训练、辅导工作，以提高教学质量；今年群众教师流动现象相当普遍而严重，因此要扩大师资来源，统一安排农村识字力量，注意及时补充。群众教师误工问题，也需要妥善解决，可根据不同情况和条件，用合作社记工、补助，或社员自愿分摊、换工等办法来解决。乡、社的领导和支持，是顺利开展扫盲工作的重要关键。乡、社都要指定专人负责管理扫除文盲工作，统一安排生产、会议和学习的时间，协助解决具体问题。
第7版()
专栏：
列宁全集二十九卷中文版出版
新华社11日讯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译本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2日起开始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这一卷包括列宁在1919年3月到8月的著作，其中大部分是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和讲演。这些著作充分地反映了列宁领导初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卓越活动，阐明了这一时期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政策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如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对中农的态度，同经济困难作斗争等。
在“俄共（布）党纲草案”和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列宁总结了苏维埃国家诞生一年多来的丰富经验，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党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具体纲领：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按社会主义统一计划管理和发展国民经济，吸收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有条不紊地逐渐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小农经济。在“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列宁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由中立中农进到同中农实行坚固联盟并保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政策。
关于动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去同高尔察克作斗争的著作有：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上“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状况的报告”、“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同高尔察克作斗争”等。在“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中，列宁说明了从战胜高尔察克的经验中得出的有关增强苏维埃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基本任务。
在“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关于国内外状况”、“关于粮食状况和军事形势”等著作中，列宁号召用一切力量同邓尼金作斗争，同时说明了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基本原则，规定了改善国内粮食状况的措施。
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论第三国际的任务”等著名论文中，列宁分析了第三国际产生的历史条件，指出了第三国际的历史意义，确定了它的任务，同时给了第二国际首领们深刻的批判，指出他们已堕落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变成资产阶级的帮凶。
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和“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列宁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指出两者的本质的区别，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论国家”这篇有名的讲演，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基础——国家的起源、实质及其历史形式。
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列宁高度地评价了由工人群众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作用，指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共产主义胜利的决定意义。
另外，收入这一卷的几封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意大利和英国共产党人及德国工人、劳动农民的信和电报，充分地表明了列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怀。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的信中，列宁深刻地分析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指出了为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权需要采取的措施，同时以高度的热情鼓舞匈牙利工人要战斗下去，支持下去，以促进国际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
第7版()
专栏：
匈牙利在北京举办两个展览会
新华社10日讯 匈牙利仪器贸易公司11日起在京举办匈牙利实验室设备技术展览，同时举行科学讲座。
技术展览包括七十多种在世界市场中比较新式的仪器，分为金属材料试验仪器、农业试验仪器、土壤试验仪器、燃料和润滑油料试验仪器等四个部分。
展出的仪器中约有四十件可向观众进行操作表演。
展览预定举行三星期。在展览期间，匈牙利在北京的专家们还要向中国的专家和科学技术人员作十四个同这次展览有关的专题讲演，并且要同中国专家进行讨论。担任讲演的都是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和大学教授。
本报讯 匈牙利消费品展览会定于今天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
这个规模不大、但布置精致的展览会共展出了大小约三千多件展品。其中包括无线电器材、体育和文化用品、儿童玩具、实用的铝制品、针织品、现成服装和皮革制品等。会上展出的、由匈牙利机器制造工业部门所出产的一些消费品，将会引起参观者的极大兴趣。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设计得十分灵巧的收音机。有一种手提收音机可以随身携带，旅行和休假应用十分便利。另有一种收音机上面还安装有时钟，它可以代替普通的闹钟。只要把时针拨到所需要的钟点，到时候收音机就会发出声音来唤醒它的主人。
会上展出的儿童玩具也很引人注意。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自动火车和汽车，洋娃娃，积木，用塑料做成的小动物等，制作得十分精巧。
这个展览会并没有反映出匈牙利轻工业生产的全貌。它所陈列的只是匈牙利轻工业生产中除了满足国内需要外还有相当剩余的产品。展览会的目的是使中国的贸易部门了解这些产品，以便中国的贸易机构根据国内的消费需要和提供产品的可能来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将不包括在两国之间已签订的贸易协定之内。
这个展览会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商业部门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它将在中国展出三、四个星期。
第7版()
专栏：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劳动部关于积压俄文翻译人员问题的答复
人民日报8月11日七版发表的黄纯的“是‘工作急需’吗”一文中谈到劳动部和其它部门有积压和浪费俄文翻译人才的现象。现在把劳动部的情况说明一下。
劳动部经国务院批准在1956年增聘三位苏联专家。由于我部原有翻译人员少而且质量较差，难以担负起六位专家（原有三位专家）的翻译工作，因此，商请高等教育部于今年4月间抽调了八名俄文翻译。这些翻译到我部后，由于原计划来我国的三位专家只来了一位，因此翻译任务较原计划少，加之这些翻译原来是学俄文教学的，其中有些人即不断表示要去做俄文教学工作。我们认为，他们这一要求是有道理的，但是考虑到其他新聘专家说不定什么时候来，同时另有大量的苏联教材急需翻译，所以一面同这些翻译商量，暂作教材翻译工作，一面商请高等教育部调换一些翻译。但同高等教育部商谈调换翻译一事一直没有结果。鉴于这些新来的翻译坚持要去做俄文教学工作，我们已经同意他们的要求。
劳动部办公厅
第7版()
专栏：
黄医师带徒弟
张碨
黄寿人是武汉市一位有名望的中医。一天，我去找他看病。黄医师给我看完病后，嘴里念药名，旁边有一个人替他写药方。
这位跟黄医师学习开药方的叫冯发祥。冯发祥在开始学中医的时候，黄医师要他阅读药性赋、脉经和一些古典医药著作，大约在二年半的时间读完。在读医书期间，黄医师隔个把星期就询问冯发祥一次，问他读到哪里了，是不是全懂了。冯发祥也常常来请老师解答难题。黄医师总是以他那惯有的认真和耐心的态度向他的学生讲解问题。现在，冯发祥已把规定的书读完了，跟老师学处方。冯发祥说：“读过脉经后，什么病是什么样的脉，好像都懂了，可是，真正给病人诊脉的时候就完全糊涂了。尽管老师教我对症处方，我如果不会诊脉，断定不了人家是什么病，那怎么处方？”老师知道了他所遇到的这个难题，在他学处方的同时，就注意教他诊脉，了解病人的脉搏特征，使他逐渐学会了诊脉。
黄寿人医师行医三十二年，积累了很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把这些书上所没有的经验、体会都一一地传授给他的学生。黄医师告诉学生，同样的病症，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又各有不同的情况，因此，在下药的时候要了解病情原因，注意病人是胖子瘦子，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对病人下每种药都要慎重考虑对他是否适合，如何下药对他会更有效。他还把记载自己日常诊病所得的体会和经验的本子，给学生经常翻阅。
冯发祥现在一方面向老师学习临床经验，进一步熟读医书；一方面也开始学习独立诊病。
黄医师也采取同样方法在教另一个学生黄廉卿。黄廉卿现在正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和晚间反复阅读老师指定的医书，并跟老师学习临床经验。
黄寿人在解放前因为亲戚朋友的介绍也带过四个徒弟，现在他们都已经正式给人看病十几年了。
黄医师的学生，不管是现在正学的和已经独立看病十几年的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师。他们经常到老师家去，和老师谈谈，向老师请教。不仅他的学生这样，就是武汉医学院、第二医院、人民银行医院等的中医师，也常常到黄医师家里来和他研究问题，特别是当他们在给病人治病当中遇到疑难问题的时候，都到黄医师家里来和他商量解决。在黄医师的家里，每逢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很自然地成了大家研究中医学问和交流经验的场合。
黄医师为什么这样热心地带徒弟呢？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今年五十六岁了。从十几岁起，我就学中医，二十四岁正式行医，这三十二年中我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职业。现在，政府号召我们带徒弟，要大力发展中医，有许多人，其中还有共产党员都自动要求学中医，我高兴极了。政府一号召带徒弟，我就立刻响应。带徒弟对我也有好处，他们提些问题，可以督促自己学习。我的学生有的上了中医进修班，学习了生理解剖和一些科学道理，这一点就比我强。所以，保守是要不得的。带徒弟对我并不麻烦，不过，我也有些体会，那就是对徒弟自始至终都得有耐心。
黄寿人医师每个星期内得分头在武汉市中医医院和中医药学会门诊部诊病，回家来还得抽空为那些专门找上门来的病人以及从外县特地来武汉找他看病的人看病。他虽然这样忙，可是他对带徒弟还是很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