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谈“鼻子上的疮”
申言
在批评问题上,替批评者设想,也要替被批评者设想。9月3日,人民日报副刊有篇短文谈“‘全面’的‘面’”,我看,替被批评者设想的少了一点。也拿某甲的鼻子上长的那颗疮为例。“如果某乙只是批评某甲的鼻子,说是这只鼻子上的疮如何不好”。就算达到了批评的界限,这样的批评,似乎是不必要的。因为,鼻子长颗疮,流血流脓,自然不舒坦,鼻子当然不满意这颗讨厌的疮,犯得上挨批评。说“疮如何不好”,这也是尽人皆知的。若是这只鼻子说:“这颗疮长的真乖。”这说明它不是有神经病,就是思想顽固。
某乙批评的目的,无疑地是想“治疮救鼻子”。那末,不光是批评,划个界限,最好是告诉某甲,这是颗什么疮,怎样治疗。若是颗疔疮呢,应当提醒某甲注意,要不赶快根除它,别说鼻子,连眼睛、脸、甚至脑神经也要遭殃。这样,某甲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某乙的建议或批评。
看事物要全面,不外是看正面和反面;看局部和整体;看过去和将来。把两面比较一下,自然全面了。批评的界限,究竟应当有多大,我认为倒不在“面”的形式大小,而在于“治疮救鼻子”所需要的限度,或者说“条件”。为了批评的批评,往往会惹起被批评者的反感,受到“粗暴批评”之嫌,也是理有应得。
举个生产不好的纺织女工为例,她的生产下降,达不到定额,单批评她那一双手,甚至扩大到她的全身,都是不切实际的。要追查根源,跟她谈谈,无妨去她家里看看。这几天,是她的丈夫跟她闹别扭,弄得她心神不安呢?还是在家里照顾生病的娃娃,睡眠不足,或者是有其他原因,帮助她解决这些妨碍生产的根源。厂矿党的工作者,所以强调个别对待的方法,正是如此。单批评她的手,她的全身,直到她的丈夫、娃娃,无论“面”有多大,都不是她所需要的。因为,生产下降,收入减少,也不是于她有利的事情。
可是,今天,无论在厂矿企业、在机关、在学术界,抓住一点,不分青红皂白,大喊大叫的批评家,倒是不乏其人呢。这些批评家,大概是受了“面”的限制,对“面”理解得不够“全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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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孙悟空的舞台形象
少若
照我的体会是,孙悟空是一个已经得道的猴子,而非动物园中猴山上的“凡品”,在他身上应带有相当浓厚的“仙气”;但他毕竟是猴子而不是人,所以在“仙气”之外还有一定程度的“野趣”。再有,他是个具有“侠气”的家伙,像人类所有的“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品质他也是具备的。同时,他虽机智灵巧,但天真无邪,不惯矫揉造作,所以他还有一种开朗爽直的“正气”。在吴承恩笔下塑造的孙悟空是这样,在舞台上演出的孙猴儿也应该是这样。而最主要的一点乃是:孙悟空的言行举止一直是在摹仿人类的;更因为他已超凡入圣,所以他摹仿人类的造诣应该同真的人类只是“相去一间”——这又是舞台上的孙悟空所必须体现的。
我不想“发思古之幽情”,但我确实不能忘怀于杨小楼所扮演的孙悟空的形象;其次,昆弋前辈郝振基的“安天会”也宛然存于耳目之间。杨小楼的猴戏所以成为一绝,照我的体会是:一、大气磅礴的“仙气”和毛手毛脚的“野趣”统一在他的身上,而“仙气”更占首要地位;二、天真无邪的性格和开朗爽直的气度表现得极其深刻突出而又简单扼要;三、举手投足体现了猴子摹仿人的情趣而绝非人在学猢狲。这就典范地创造了孙悟空的形象。郝振基的猴戏,当时一般老顾曲家已觉得太像凡品的真猴子而不是得道的孙悟空,但其像真猴的表演仍是有分寸的,即每当孙悟空得意忘形时,如偷桃盗丹的场面,他才“猴”形毕露,这正好说明平时孙悟空是装着人相的,一旦忘其所以,才露了马脚,把猴子的本色摆出来了。所以我认为他的表演也还是现实主义的。
今天舞台上孙悟空的形象,十之八九是以动物园猴山上的猴子为蓝本的,把猴子摹仿人一反而为人学猢狲,一出场就浑身乱抓乱挠,正如一位朋友所谈,显得孙悟空是如此的不卫生,好像长了一身跳蚤。有的则一味追求带有庸俗气氛的毛手毛脚,甚至把手足都演成痉挛状态,却忘记了孙悟空已经是“齐天大圣”。有的满脸凶气,或是一劲儿无理取闹,把歪搅蛮缠当成了天真无邪。有的更把浮躁的自高自大作风代替了爽直开朗的气度。其结果是处处使人看出那是在装猴子,孙悟空的可爱处却丝毫不曾体现。然而这却几乎成为今天舞台上塑造孙悟空形象的奋斗目标,我看未必是好。
人摹仿猴子的风气已经不仅于演孙悟空是如此了,试看几个月来京、津一带各个剧团演出的“十五贯”,有几个演娄阿鼠的不带有猴子的神气和身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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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者与编者之间
臧克家
花开需要园地;无米之炊,巧妇为难,作家和杂志编辑是相依为命的。我们在口头上,在文字里,也听见过彼此称颂和感谢的声音,可是互相埋怨的时候总比唱颂歌的时候多。
常听到作家抱怨,有时也形诸文字:我的文章到了编辑先生手里,他挥大笔如抡斧斤,被砍削得七零八碎,鳞伤遍体,刊出以后,我自己几乎不认识是出自己手了。
有的抱怨编辑以个人的爱好取舍稿件,使文艺园地成了“清一色”,有违“百花齐放”之旨,实在罪孽深重。更普遍的是许多青年文艺投稿者,他们在投稿的时候,总要附上一封信,要求稿子万一不合用时,“望即退还,并详细地、具体地提出意见”。要是达不到目的,便大发牢骚,骂编辑“不负责任,偷懒,所提意见抽象空洞,不解决问题”。有的把编辑的回信当作“上诉”时的罪证,编辑成了“压制新生力量”,“扼杀文艺天才”的刽子手。
作编辑的,更是满腹不平。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做无名英雄,是在“为他人作嫁女裳”,“无名”的作者,在他们手里成了声名赫赫的“作家”,而自己呢,依然坐在没人注意的角落里辛辛苦苦地做着“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我不只一次聆听过编辑同志们在会议上“鸣不平”,他们义气填胸地说:都骂我们埋没了天才,说我们笔下有“冤鬼”,天知道,我们每月发稿时候那种焦急的心情!作家不愿意我们改动他们的文章,可是,实际上,许多文章不大加改削就简直没法和读者见面!至于一般投稿的要我们退稿时附既具体又详细的意见,这更是无理要求,我们的杂志仅就诗说,每月就收到几万行,要我们篇篇退稿都附意见,每个人生一千只手也忙不过来。
编者和作者的确各有自己的苦衷,抱怨也不是无缘无故。但我觉得,作为编辑,对于作家的文章,“先斩后奏”的办法是不好的,文章需要修改,一定要征求作者同意,作者如不同意,双方都有不发表的自由。对于和自己胃口不投合的作品,希望一嚼再嚼,不要“浅尝”之后,便唾弃了它。对于青年同志们的作品,要从稚嫩中看到它青春的活力。
作为作者,对于从事编辑的同志,也应当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们的辛苦和难处,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共同商量,不要以敌对的情绪相对待。
作者、编者彼此应该以体谅代替抱怨,当然,体谅不包括工作上、要求里错误与不合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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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1938
胡仲持
1938年夏天,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二号,一幢三层楼房的客堂间里显得活跃起来。平时不常开的靠马路的前门,因为门铃接连地响,也关不住了。从装钉作来的一捆一捆的包件送进这屋子不多久,鲁迅全集出版的风声就传开了。素不相识的人们陆陆续续地进来。他们就是鲁迅的忠实读者。他们凭着预约券领到第一批红色封面的新书,个个笑逐颜开,仿佛拾到了什么宝贝。“八块钱,这样的二十大本!”这是我听到的一种似乎吃惊的声音。
的确,八块钱一部全集是便宜得似乎使人难信的。但是说来却大有意义。鲁迅全集之所以能够在险恶的战时环境下出版,首先不能不归功于那些组织起来的读者出八块钱来定书。当时上海租界里几家老报馆停刊了。各大书店的领导机构撤退到内地了。谁都想得到:在人们比作“孤岛”的租界里,出进步的新书要担不小的风险。如果没有那么几百位定书的读者的热情赞助,鲁迅全集的出版是无法实现的。而且预约价根据成本核算,也完全合理。上海租界里有着雄厚的技术力量。在战争的打击下,大批技术工人失了业,许多厂家关了门,纸张也跌了价。这种人力物力过剩的现象自然而然使得书籍的印制成本降低了。
承办全集出版业务的复社是1938年春初留在上海租界的一群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因偶然的机会组织起来的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合作社。原初的动机只是要出版“西行漫记”(美国记者爱特伽·斯诺所写的“中国的红星”的中译本)。当时十多人每人捐出了五十元买纸张,几十人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东奔西走征集到读者预约金几百元作印刷成本,另外一些人干了一阵子零零碎碎的义务劳动。这样,书印出来了,用复社的名义来发行。这部书十分畅销,使这个合作社的资金有了一些积累。就在这仅有的资金积累和可靠的读者组织的基础上,复社承担起出版六百多万字的“鲁迅全集”的突击任务来。
全集的出版计划一经商定,志愿参加工作的积极分子的队伍立即形成了。战斗开始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想的实行家张宗麟担任了复社经理。他调度经费,对外联络,组织读者网,使内地、南洋和美国都有定户寄钱来。“一二八”以前曾和鲁迅先生同屋住了几年的黄幼雄细心策划和照管一系列的出版过程,作出各种必要的技术设计,同在另一地方负责全集编校工作的许广平、王任叔他们取得了密切的配合。在他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他跑跑腿,和工人们打打交道,间或也出些小主意。我在排字、印刷和装订各部门的工作地点,亲眼看到工人们热情蓬勃地为全集的出版进行着忘我劳动的情景。他们似乎全都知道鲁迅先生在出版艺术方面也是他们的导师,自觉自愿地在提高全集出版质量方面发挥着很大的积极性。大丰制版所的一个排字能手准备好回乡去省亲,因为我们要他赶一下全集的工,他就留下来了。在战争的打击下失过业的好印工吴松盛看到一个五号字的边角略略淡些,马上停了机器来填版。一家装订作里的一个伙计自动拿出质量超过原定规格的材料来使用,情愿自己的老板贴些钱。这些事例都说明他们是受到了鲁迅精神的感染的。就是各个环节的工人们的齐心努力和密切配合保证了鲁迅全集出版计划的如期完成。
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是做得又快又好又省的。印得最多的当然是定价十二元、预约价八元的普及本。但也同时附印了一小部分价格较高的两种版本,主要是供应内地和国外的需要。道林纸本布面金字,定价五十元。纪念本皮面金字,是用楠木箱装的,定价一百元。
全集每出一批就是一连四、五卷。出了四、五批就出齐了。
在所谓“孤岛”上的人们的精神生活中间,鲁迅全集的出现,真好比沙漠上涌现了水源。
当我领到了我的一部,把它插到书架上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感动呵!我对着两尺长的红白辉映的行列,出神地看了好一会。我心里想:“您在我情绪消沉的时候给过我勇气,在我思想迷惘的时候给我指示过方向。我应当认您是我的恩师。但对于您的这么丰富的知慧,我实在是体会得太不深,太不透!我一定要向您学习,再学习。”
这是靠近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时候的事。现在是二十周年纪念到来了。我回顾一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好好地实践自己过去所许下的心愿。到现在深些,透些固然谈不到,甚至连过去所学到的粗浅的一点点也似乎都要丢荒了。这在我实在是有愧于心的。
愿鲁迅全集新版本的出现再给我一次自勉的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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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你也想学少先队员!”
一天,我们从颐和园游玩了回来,工会主席负责买汽车票,由于算错了人数,少买了一张车票。进了机关以后,大家才发觉到。
一位同志建议说:“我们给汽车公司寄一毛钱去。”
工会主席讽刺地回答说:“你也想学少先队员?……话还未了,引起大伙大笑了起来。
想不到,少先队员诚实可贵的品质,竟被这些同志看作是幼稚可笑的。 宛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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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驾驶着国产汽车
曦晨我驾驶国产“解放”牌汽车,我的心在激动,我驾驶的哪里是汽车啊,我是驾驶着幸福在飞腾!这汽车上的零件哪里是钢铁,它们是全国人民的心铸成;那汽笛的喇叭鸣叫啊,就是全国人民跳动的心声。我驾驶国产“解放”牌汽车,我的心不断地暗中叮咛:我要好好地操纵它前进啊,一直爬上那共产主义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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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惹人厌的夜半歌声
苏方
我住在一间临街的屋子里。屋子和街只有一墙之隔,街上发出的各种声音,我都听得很清楚;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但是,我常常为一些意外的音响所苦!这些音响,没有住过这种临街房子的人是很难想像得出来的。这些音响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或者是一连串少女的尖俏的笑声;或者是唱着京剧,评剧如“打渔杀家”,“刘巧儿”等的男高音的歌声;或者是一群人的叫嚷和嘻闹的声音……。
在白天,这些声音听起来是很平常的,而且一定还会带给人愉快的感觉;但是,在深夜,正当你在凝神谛思什么问题,或者正当你沉沉入睡的时候,这些突然袭来的显得异样刺耳的声音,就实在惹人厌恶了。
或许这些人会这样辩解说:你厌烦就厌烦吧,我有我的自由。不过我想,任何人也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这种侵犯了别人自由的“自由”,实际上不过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缺乏社会道德的放肆行为而已。因为这些夜游的歌者、笑者、嬉闹者在冷静的街上,明亮的路灯下欢快之际,是决不会想到他们身旁的这一片屋子里,还有许多紧张地工作了一天、正以睡眠来恢复自己的疲劳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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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毛日记

皆大欢喜 张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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