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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建设
保加利亚开始草拟三年计划
新华社讯 塔斯社索非亚2日电：保加利亚劳动人民在胜利地执行着到1957年为止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现在，保加利亚已经开始起草1958年到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远景计划，这个计划将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发展的计划取得协调。
新计划将使保加利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迈进一大步。它的基本任务是保证国家的进一步工业化，同时也保证农业的相应发展。计划规定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号召各企业的领导人和全体员工以及党组织和社会团体积极参加草拟发展企业的远景规划的工作。
波兰列宁冶金联合企业第六座平炉投入生产
新华社华沙10日电 波兰诺瓦胡塔的列宁冶金联合企业第六座平炉已经在几天前投入生产。从此以后，这个联合企业就成为波兰炼钢能力最大的企业。
根据五年计划规定，这个企业到1960年将年产一百八十万吨钢。
苏联集体农庄牛奶产量不断提高
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据苏联报纸消息：在1955—1956畜牧业年度（1955年10月1日—1956年9月30日）的前十一个月中，苏联集体农庄的奶牛已经增加了四十三万六千头，牛奶总产量增加了38％。
许多集体农庄的牛奶生产甚至增加了一两倍，达到新五年计划规定的1960年的水平。
在苏联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集体农庄的奶牛出奶量都大大提高了。在同一期间，集体农庄每头奶牛的平均出奶量比上一年度同期多三百五十三公斤。在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的十二个州，集体农庄每头奶牛现在平均已经出产了两千多公斤奶，而在尼古拉耶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刻松等州，每头奶牛甚至出了两千四百到两千八百公斤牛奶。
“农业报”9月23日的社论指出：苏联大多数地区奶牛产品生产率的急剧提高说明，新五年计划规定的增产牛奶一倍的任务，是可以在两年、最多三年内完成的。
由于牛奶生产增加的结果，苏联集体农庄今年向国家交售和出售牛奶的全年计划已经在9月10日提前超额完成了。它们为国家供应的牛奶比上一年度同期多两百万吨。
罗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就要建成
本报讯 罗马尼亚的第一个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将在最近几个月内在罗马尼亚科学院的核子物理研究所里建造完成。这个原子反应堆是在苏联提供核子原料、装备和技术援助的情况下建设的。
这个原子反应堆将用来进行核子物理学的一些基本研究工作，并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目的而生产一些放射性同位素。它也将为训练罗马尼亚的核子物理专家创造更好的条件。另外，罗马尼亚的科学技术人员还正在建造一个静电学的加速器和一个实验性的原子感应加速运动器。同时还在设计一个现代化的强力的直线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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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共领导人和瑞士劳动党代表团会谈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9日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瑞士劳动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讨论了两党所关心的问题。
参加会谈的有：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伯洛夫、中央委员波诺马烈夫，瑞士劳动党总书记沃克、中央委员会书记温森和中央委员斯特布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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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进苏法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苏联最高苏维埃成立苏法议员团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批代表8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在苏联议员团下成立苏法议员团，以扩大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法国议会议员之间有利于发展两国关系的议会联系。
会议选举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长凯罗夫为苏法议员团主席。
会议对法国议会在国民会议和共和国参议院之下设立法苏议员团表示满意，并且表示希望今年在莫斯科或巴黎同法苏议员团的代表会见，以便彼此了解两国议会的活动以及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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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乌布利希离开乌兰巴托
据新华社乌兰巴托10日电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政治局委员希德万等，在蒙古首都访问了两天后，已经在今天乘飞机离开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泽登巴尔、桑布、锡林迪布等到机场欢送。
乌布利希等在访问蒙古期间曾经向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陵墓献花圈。
乌布利希还代表德国统一社会党向蒙古人民革命党赠送了台尔曼的半身铜像和纪录德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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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德意志报”评东西德的接触
德国爱国者欢迎有助于德国统一的直接谈判
新华社柏林10日电 “新德意志报”9日以“现在必须行动”为题，评论两个德国之间的接触和谅解。
评论首先提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狄克曼在最近写给西德联邦议院主席格斯登美尔的一封信中所提出的两个德国的议会就德国问题的和平解决进行直接谈判的建议。评论指出：“这个主动行动——它已不是第一次——无疑将受到所有善意的德国人的欢迎。”
评论说：人民议院的建议递交的地点和时机都是很合适的，因为目前在西德联邦议院中有一些议员已经有了比较现实的政治见解。
评论谈到东西德两个自由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上星期举行的正式会谈，认为这次会谈是“关于德国问题的现实政策的一个步骤”。评论指出：“尽管两党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分歧，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已经找到了共同的观点。”
评论说：“我们相信通过两个德国议会之间的谈判将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这样将会大大有助于紧张局势的缓和和德国的重新统一。”
评论说：“社会民主新闻公报”已经对这种会谈表示了赞同的态度。评论接着说：“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不能够同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家会谈呢？”它认为“代表德国最大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德国两个最大的政党之间的会谈，必然会对德国的将来有更大得多的影响和更大得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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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波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明兹因病辞职
新华社华沙10日电 此间报纸在10日刊载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公报。公报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波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拉里·明兹，因长期患病不能执行他担负的职务曾经提请政治局解除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和辞去波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政治局已经接受了明兹同志的辞职请求，并且将分别向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国务委员会提出建议，接受他辞去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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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艺术团在圣保罗结束演出 巴西文化界举行酒会欢送
新华社9日讯 圣保罗消息：中国艺术团10月7日晚间在市立剧院举行了在巴西圣保罗的最后一次演出。在演出结束时，观众热烈鼓掌。全体演员都上台向圣保罗观众告别。
艺术团在巴西一共举行了十一次演出。在最后一次演出的时候，圣保罗电视公司播送了全部节目，使一百万人都在电视中看到了表演。
10月8日晚上，圣保罗作家协会、电影和戏剧演员协会、建筑学会、艺术馆、和巴西—中国文化协会等组织举行了酒会，欢送艺术团。巴西文化界人士和社会人士二百人参加了这次酒会。他们祝贺艺术团在巴西的重大成功，并且指出，每一个巴西人都喜爱艺术团演出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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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的科学家得出结论：
火箭不带燃料也能够飞向月球再回来
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苏联科学院天文学理论研究所的契博塔列夫教授对“劳动报”记者说，经过仔细研究以后，他和他的同事们进一步得出结论：火箭不带燃料是完全有可能飞向月球，然后再飞回地球的。不带燃料而能够飞行，这将大大减少火箭的重量，使它可以不超过四十到五十公斤。
在这以前，各国科学家在研究星际飞行的方案时，总是考虑到利用多段火箭的问题。大家认为，火箭飞往月球的主要困难之一在于它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都需要大量的燃料。这使火箭的重量在发射以前达到几十吨。
契博塔列夫教授说，在完全不带燃料的情况下发射火箭，这在开始的时候只需要一种冲力，使火箭能够离开地面并且克服地球的引力就行了。在这以后，火箭将依靠惯性和万有引力的作用循着一定的轨道绕月球飞行，然后再飞回来。为了使火箭在飞到地面时不至于碰坏，必须在它上面装备自动操纵的降落伞，这种降落伞在达到预定的高度时可以自动张开。按照这种计算，火箭离开地球后同地球最大的距离可以达到四十一万六千公里。整个飞行约需十天。
火箭上将装有无线电发射机和摄影装置，这些摄影装置将可以在最近的距离内把月球的表面，特别是地球上看不到的月球那一面的情况拍摄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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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1960年的时候……
苏联铁路上可能出现强大的原子能机车
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苏联已制定了几种原子机车的设计图样，在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的末尾，苏联的重要干线上可能就会出现马力强大的原子能机车。
一个有趣的原子机车图样是青年专家斯杰潘诺夫和夏日科夫不久以前设计的。这种机车由两部分组成。原子反应堆安装在第一部分。这是一个高两公尺、直径一点五公尺的不太大的汽缸。在汽缸的石墨块内插入锆管。锆管里面是含铀二三五的天然铀棒。反应堆中放的铀不多，但是一根铀棒足以保证机车不间断地运转三百天。锅炉里面所产生的蒸汽是八十个大气压，温度是四百度。蒸气推动装设在第二部分的汽轮机，它所发出的电流又推动机车下面的牵引电动机，于是机车就能牵引列车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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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泊尔各政党欢迎我国的帮助
印报指出这是亚洲国家互相援助的例证
新华社新德里9日电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加德满都9日消息：尼泊尔各政党领袖欢迎中国给予尼泊尔六千万卢比的援助。
尼泊尔国大党总书记乌帕德雅雅说，这项援助是“无比的慷慨”，因为它没有规定要尼泊尔履行任何条件。他说，“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愿意的任何方式花这笔钱。我们对此表示感激”。
尼泊尔民族国大党主席雷格米说，“尼泊尔的每一个人都感激中国的这种亲善表示”。人民党也称赞“援助的精神”。
新华社新德里10日电 德里的“印度斯坦时报”和“印度斯坦旗报”10月9日登载了周恩来总理和阿查里雅首相的联合声明全文。“印度斯坦时报”的通栏标题写道：潘查希拉得到强调”。“印度斯坦旗报”的标题是：“走向亚洲团结的一步”。
印地文日报“新印度时报”也在同一天发表社论欢迎中国给予尼泊尔的援助。社论说，“这是亚洲国家之间互相援助的例证。中国自己也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它自己也需要大批资金去进行繁重的发展工作。尽管这样，它还是采取了值得称赞的步骤，像印度一样答应给它的邻邦尼泊尔以援助。”
社论还说：“从亚洲国家的这种相互合作中，西方国家应该认识到，现在亚洲已经不再渴望它们的援助了；因此，它们所规定的条件现在再也不能被接受了。”
“印度斯坦时报”在评论中国给予尼泊尔六千万卢比的援助的时候说，尼泊尔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发展的动力起源于这个国家从封建社会向民主社会发展的政治演变中。社论又说，但是，“中国的援助大概会为人们所误解，在某些人士中间肯定将会被曲解。这是有待于阿查里雅来澄清的。他在北京的时候有拉·库·尼赫鲁（印度驻中国大使）帮助他和向他提供意见。必须认为，他们两个人必定是绝对肯定了这样一点：中国的援助丝毫不会影响到使印度和尼泊尔实际上像一个国家一样的那些联系的。”
这家报纸还说：“印度对于尼泊尔的进步的关切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这个国家在政治方面的完整对于我们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在地理位置上是靠近我们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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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朗报纸要求承认中国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德黑兰9日讯：伊朗“人民回声报”发表社论说，伊朗政府应该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并且应当始终注意国家的最高利益，而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求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和贸易的关系。
“人民回声报”在一篇以“必须承认人民中国”为题的社论中写道，除了美国和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国家以外，世界上所有大、小国家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和贸易的关系。
报纸接着说，不了解为什么伊朗政府到现在还不承认人民中国而仍旧承认蒋介石政府是合法的政府。
报纸指出，伊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使伊朗的对外贸易遭到很大的损失”。它还指出，“思想意识上有所不同并不能构成拒绝在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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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分别访问朝鲜波兰
据新华社平壤9日电 平壤市各界一千多人今天晚上举行欢迎大会，欢迎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苏帕迪和伊卜努·帕尔纳到朝鲜访问。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应基在会上致欢迎词说，两位议员的访问朝鲜将加强朝鲜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他希望两国今后进行文化交流，两国的艺术家和作家互相访问。
苏帕迪在会上讲话说，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朝鲜人民都在为统一祖国而斗争。印度尼西亚人民要加强同朝鲜人民的友谊。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在8日接见了苏帕迪和伊卜努·帕尔纳。
据新华社沙华10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应波兰议会的邀请，10月9日由苏联来到华沙。（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是应苏联最高苏维埃邀请，在9月18日到苏联访问的。）
代表团团长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国会党团主席、国会外交委员会委员哈迪。代表团团员包括印度尼西亚国会中各个政党的代表。
代表团在机场受到波兰议会副议长奥兹加—密哈尔斯基等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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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布拉格到北京只要十一小时
苏联喷气式客机即将开航
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苏联ＴＹ—104喷气式客机不久将在布拉格—莫斯科—北京线上开航。这一航程总共有八千二百二十公里，飞机从布拉格起飞十一小时以后就可以到达北京。在这一国际航线上，布拉格到莫斯科一段已经正式开航。
ＴＹ—104喷气式客机在苏联国内也在继续开辟新航线。除了莫斯科到伊尔库次克线已经定期每周有三次班机以外，在莫斯科和塔什干之间已经试航并且将在10月17日正式开航。在本月以内，莫斯科—第比利斯线和莫斯科—伯力线也将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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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同亚非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
王葆仁
亚非会议以后，在“万隆精神”的鼓舞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我国同亚非国家经济贸易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具体表现在贸易关系的改善、贸易额的扩大和友好往来的增加。我国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同印度、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贸易关系，同时同埃及、叙利亚、黎巴嫩、柬埔寨等国也先后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缔结了政府之间的贸易协定。1955年我国同亚非国家的贸易总额比1954年增加了70％，其中印度增加四倍多，缅甸增加三十倍，印度尼西亚增加一倍多，埃及增加二倍多，巴基斯坦增加一倍多，日本增加二倍多。我国同其他亚非国家的贸易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经济贸易关系的日益改善，促进了双方国家间贸易人员的往来和友好接触。在1955年和1956年，我国先后接待了缅甸、埃及、锡兰、柬埔寨等亚非国家的贸易代表团，新加坡、马来亚的贸易考察团，日本实业界贸易代表团。同时，还有不少亚非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工商界人士接连不断地来我国访问。我国政府也派出了去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埃及、苏丹的贸易代表团。我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派出了去日本的贸易代表团。我国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各专业公司也派出不少业务人员去埃及、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苏丹、叙利亚、黎巴嫩等亚非国家进行贸易活动。我国在大马士革、新德里、雅加达、喀喇蚩、开罗、东京、大阪等地先后举办了商品展览会，介绍我国几年来经济建设成就和丰富的出口商品。这些友好往来、贸易接触和展览，不仅有助于我国同亚非国家相互之间的了解，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并且也大大的促进了我国同亚非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同亚非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还表现在我国向亚非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上。我国向亚非地区出口的农产品、土特产品、手工艺品等，早已受到亚非人民的欢迎。但是，亚非国家和人民迫切需要的机器设备和日用百货等轻工业品，我国过去是不能供应的，亚非国家大部都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口。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发展，我国的工业产品有可能向亚非国家出口。出口品种包括钢材、水泥、建筑器材、烧碱、棉布、棉纱等各种工业产品。这些商品受到亚非人民的称赞。我们用这些产品换回了印度、埃及、锡兰、巴基斯坦、缅甸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的棉花、黄麻、橡胶、椰子、烤烟等我国需要的原料。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我国同亚非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范围更广泛了。
我国同亚非国家经济合作的加强，还表现在我国向缅甸输出一座二万多纱锭的纺织厂。这是我国第一次向亚非国家输出成套机器设备，这不仅表现了我国工业水平的提高，也标志着中缅两国友谊的发展。最近，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柬埔寨等亚非国家先后要求我国供应它们纺织厂、缫丝厂、造纸厂、麻袋厂、制糖厂、面粉厂、火柴厂等四十多个项目。
我国同柬埔寨的经济合作有了重要发展。今年4月，我国政府同柬埔寨王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6月又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经济援助的协定”。这两个协定是按照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根据互相支持和互相帮助的愿望签订的。经济援助协定规定，我国将在1956—1957年两年内无偿地援助柬埔寨王国价值八亿柬元（折为八百万英镑）的物资和商品，并提供技术援助，这些援助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完全为了帮助柬埔寨王国发展经济和改善柬埔寨人民的生活。
当然，由于我国经济过去十分落后，现在的工业、技术水平也还不高，力量也还有限，因而现时同亚非国家经济合作的范围还不能很大，可是中国人民不但要使自己的国家富强，同时也希望别国富强，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和远大前景，将使中国同亚非各国的经济合作更有充分发展的可能。
西方殖民主义者尤其是美国侵略集团不愿看到我国同亚非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他们用各种威迫利诱的手段公开阻挠亚非国家同我国发展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这就是我国同日本和某些亚非国家的贸易不能完全正常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的干涉，日本政府执行美国的“禁运”政策，对扩大中日贸易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因此，日本有很多迫切需要出口的、同时也是我国需要的某些产品不能对我国输出，这就使得中日贸易大大落后于应有的发展程度。如果消除一切人为的障碍，使两国商品品种的交换更加扩大，相信中日贸易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今年6月，英国宣布各殖民地政府在考虑出口许可证申请的时候，可以在适当限度内运用它们的判断，不需要具体地同伦敦商量。6月4日马来亚、新加坡政府宣布取消橡胶“禁运”。当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的时候，新加坡和伦敦市场的橡胶价格立刻止跌回涨。最近据消息报道，日本也一再表示要采取具体措施扩大中日贸易，并且要求“巴黎统筹委员会”解除某些日本产品的“禁运”。正在我国北京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也将展出一部分“禁运”物资。这些，都说明了损害亚非国家经济利益的“禁运”政策正在瓦解。亚非人民完全有信心日益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摆脱外来干涉。
我们相信，消除亚非国家经济合作的障碍，进一步发展我国同亚非国家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促进亚非国家间正常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的自由发展，不仅有助于亚非地区的和平事业，也将有助于亚非国家经济的发展，给亚非人民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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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鲍惠尔的法西斯迫害
美国“国民前卫”周刊驻北京记者 爱泼斯坦
不久以前，美国政府断然禁止美国记者到中国作报道访问。在被禁止的人中有美国最保守的一些报纸的代表。国务院不只限于发布命令，而且还使用了威胁。它宣布说，任何人如果违反禁令，就要因“滥用护照”而被处以巨额罚款和数年的监禁。
同时，曾在中国逗留多年，并敢于说出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三位美国记者，实际上正在受审。他们是约翰·威廉·鲍惠尔，他的妻子锡尔维亚·坎贝尔·鲍惠尔和他们的同事朱利安·舒曼，他们都是在以前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共事的。如果被定罪，鲍惠尔就会受到终生监禁，其他两个人除了将被课以毁灭性的财政罚款以外，还会面临为期十年的监禁。这些被告的唯一“罪状”是，他们如实地报道了他们所看到的事实，并就这些事实发表了他们的意见。起诉书举不出来他们做了比这更多的事，但是他们却被加上一个极为严重的罪状——煽动叛乱罪。
对那些被禁止访问新中国的记者的野蛮的威胁，以及对那些已看到新中国并说出真实情况的记者进行甚至更野蛮的迫害，这些恰好是发生在“冷战”的罪恶烟幕正在从国际事务和人们的心中逐渐消散的时候。这也是发生在对世界事件的理智分析和广大人类深心向往于同一的需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平相处、平等和正常关系的时候。
这些行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华盛顿，“冷战”的发明者和实行者正在挣扎着，企图保护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生意经。在这方面他们使用了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国际阴谋和宣传，时而作粗暴的威吓，时而作同样粗暴的煽惑。另一个方法就是重新想恐吓和蒙蔽美国人民自己，因为他们底觉醒将会使这整个把戏全部垮台。于是“冷战”的策划者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止美国公众去继续讨论那些他们正在开始过问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之后，这些问题已开始接触到过去十年来美国政策所赖以建立的那些主要的虚伪论据。
这个歇斯底里的新闻采访禁令和对鲍惠尔的审讯，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因为在所有关于“冷战”的捏造中，最容易被揭穿的部分是有关中国方面的。否认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革命的真实性质，拒绝承认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国家是世界事务中的一个因素，乃是最荒诞不经的了。但是它对华盛顿的统治集团的政客们来说却是非常珍贵的。从国际方面说，它给他们以借口来在台湾地区长期维持紧张局势、实行“禁运”、建立“东南亚防务条约”组织、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束缚日本、继续在朝鲜和越南维持容易引起纠纷的分裂。从国内来说，这是为实行经济军事化、假借“战争威胁”扼杀对外交政策的真正的公开辩论制造理由的一个重大因素。
国外对华盛顿的步调紊乱的对华政策已有很多批评和嘲笑。但是这并没有使华盛顿感到很大的苦恼。在华盛顿的政客中间老早就流行着一句带嘲讽意味的话：“外国人没有投票权”。他们最害怕的是国内的批评，因为一旦这种批评得势，它就会在美国生活表面下重新掀起一股汹涌的激流：公众对中国友好的情绪。
然而，尽管美国当局诽谤中国已经整七年，但是美国人民却有一个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悠久传统。在各阶层的美国人中，在各个集团的美国人的心中，都有一种生动的记忆。进步分子记得，在中国人民当中生活过多年的思想崇高的女作家安格尼斯·史沫特莱，曾贡献她的全部精力来说明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千百万人都记得，在抗日战争中的两个英勇军人伊文斯·卡尔逊将军和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卡尔逊了解而且佩服中国人民的队伍，他在退休后，曾担任战后美国和平运动大会的第一任主席。史迪威将军死后留下的日记不啻是对蒋介石的一份严厉的起诉书。全体人民都记得罗斯福总统，他在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和为国际合作开辟道路中所采取的立场同他的后继者的冷战政策截然不同。除了政治的回忆之外，还有经济的动力。同中国的贸易继续吸引人心——对工人说来，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减产，他们就要失业；而对制造商和贸易商说来，他们也需要更多的顾客。所有这些潜流都是强大的，而且将随着目前世界趋势的发展和以对蒋介石的“友谊”代替对六亿中国人民的亲近接触的政府命令的日益破产，而更形强大。
美国政府为了驱除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本能的态度，曾对史沫特莱、卡尔逊和史迪威进行迫害，直至他们去世为止。为了同样的理由，美国政府还把罗斯福的远东政策以及个别外交人员、军人和学者（其中包括在国内政策上极端保守的一些人）对中国的现实的清醒估计的任何暗示都诬蔑为“叛国”，并且无情地把这些人从公职和学术生活中赶出去。为了同样的理由，美国政府甚至对日内瓦谈判中的一些简单问题，进行无休止的转移注意力的宣传，不许美国新闻记者访问中国，并对鲍惠尔和舒曼发动了一个控告他们犯了“煽动叛乱罪”的诽谤性的起诉书；而只是因为他们敢于揭穿美国政府破坏了每一项国际准则的对中国的行为，敢于倡议同太平洋彼岸的邻居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即当普通美国人知道了真相之后99％都会要求的一种关系。
这些被控告犯了“煽动叛乱罪”的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一些不折不扣的普通美国人，他们有机会不是通过垄断资本的报刊、不是通过撒谎的政府声明，而是通过真实的生活来看事实。所有这三个人都是“罗斯福时代”——美国在国内政治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民主化、并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联盟的时代——的青年人的代表。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属于美国左翼运动。鲍惠尔的父亲在儿子继承己业以前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二十年；鲍惠尔在战争时期，曾在美国的战时情报局工作。他的妻子锡尔维亚以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职员的身份来到中国。舒曼是一个青年军人，他为了准备到中国服役，受过所需要的中国语文的训练，但是他复员了，因为战争在他能够到中国之前就结束了，他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来到上海，其后并担任了资产阶级报刊和电台的记者。
他们三个人作为新闻记者，谴责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美国的干涉。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左倾的政治观点，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类事等于是背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美国士兵曾和其他国家的士兵并肩作战。在这方面，他们在1940年年中和年底的一般美国人中不是仅有的。华盛顿之所以不肯原谅他们，是因为他们在1949年中国解放以后，仍不放弃他们的观点，而且当其他许多人屈服于压力之下的时候，他们却在整个朝鲜战争时期以及直到现在，仍继续一再发表这类观点。到1952年，这些论调使他们和全世界的和平运动达到真诚的意见一致，而且他们三个人都公开地、坦然地参加了美国代表团，出席了这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53年，在广泛受到重视和广为阅读的“密勒士评论报”被禁止寄往美国、从而被迫失掉它的主要读者群众以后，这家报纸便决定停刊。它的编辑人员不顾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多数报刊对他们的攻击和威吓，回到了他们的祖国。鲍惠尔曾描述了在他们还没有踏上自己的国土以前美国官员们就对他们作了怎样的款待。他在一个愤怒的公开声明中说：“当我还在香港的时候，我就被我国的中央情报局所访问，他们提出愿意为我所有的任何军事情报而酬偿我……当我回答我主要只对一般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感兴趣的时候，我被告诉说‘那是没有意思的’，而且被警告说，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无论是在敌对的、中立的、甚至是友好的国家里，注意搜集一切有军事意义的资料，是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责任。”这就是冷战心理最令人作呕的丑恶情况！美国官员们所能唯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能帮助在战争时期毁灭其他国家的情报；至于那些可作为国家之间的现实的、正常关系的基础的事实，则“没有意思”。鲍惠尔说，当他反驳了这个荒谬绝伦的建议以后，他就受到警告说：今后他的生活将会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他在美国能装起一副对中国亲善的样子而同时对在美国的对中国友好的团体进行暗探工作，那么他就能摆脱这种困境。这个建议也受到了拒绝，并且被大胆地揭发了。
其后果是，那个预告的“困难”终于降临到鲍惠尔夫妇的头上。他们——两个孩子的父母亲，找不到固定工作，并常常陷于断炊的境地。他们被拖到国会去受“调查”，在“调查”中，对他们施展了各种恐吓手段，破坏他们的名誉。但是他们两人和他们的同事继续在发表讲演和小册子，主张在“自己活也让人家活”的原则上建立中美关系。
在这方面，他们根据自己对美国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尽了一个爱国的美国公民的职责，行使美国宪法所保证的、而又是美国政府发言人所特别爱吹嘘的公开批评和辩论政府政策的权利。但是看来，他们是过于认真看待自己的权利了。他们只是由于公开发表自己诚实的观点，此外别无其他，就被以“煽动叛乱罪”起诉。这是陷害，是残酷和法西斯化，是对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破坏。
我们只要看一看美国法律中对“煽动叛乱罪”的定义就可以看出这完全是陷害。这个罪名只适用于一种情况——在战争时期妨害军事行动，在部队中煽动兵变，并妨碍军队人员的补充。但是，正如每个人所记得的，杜鲁门总统曾把美国对朝鲜的干涉说成是一种“联合国的警察行动”。他特别指出从法律的意义说来这并不是一场战争，这样就避开了必须取得国会的批准才能宣战的规定。如果对朝鲜的干涉在法律上是一场战争，那么杜鲁门就是违犯了法律。如果它在法律上不是一场战争，那么鲍惠尔和其他任何人就不能在这方面犯“煽动叛乱罪”。现在对鲍惠尔的起诉书是按照自己的方便去歪曲事实来“确定”问题的。这个起诉书以追溯的方式说，在1950年到1953年的时期内，美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战争。”（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战争，作战的敌人不是一个国家而仅是一个国家的军队和另一个国家的政党！）
起诉不仅是一种陷害，同时它也是残酷的，因为起诉书里所罗列的十三条罪状，每一条的最重处刑都是二十年徒刑和一万美元的罚金。因此，鲍惠尔被控犯了这十三条罪，就得被处二百六十年徒刑和十三万美元罚金！
这是法西斯化的起诉，因为它们是公然地和厚颜无耻地向新闻自由和公众辩论自由进攻。起诉书所起诉的唯一的“罪行”就是“密勒氏评论报”上的十三段文字。起诉书说这些文字会“诱使”一个读过它们的兵士逃避服役（但是起诉书里一点都没有提到有任何一个现役兵士读过它们或是被诱骗了）。在这些文章中有几段只是报道了一些新闻：美国在朝鲜进行的细菌战已为证人和国际调查团记录在案、美国拖延开城和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当时美国想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趋势。其他被援引的一些段落只是表达了舆论，其中有——用起诉书的说法——“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是美国的走狗，是腐化的和应受谴责的”。这一公正的立论，当然不单是全世界广大人民和政治家的意见，而且如果根据屡次民意测验来判断，也是广大美国人民的意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鲍惠尔案件中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美国人民对麦卡锡主义已厌恶透顶并已唾弃了它，但是政府却企图用这些前所未有的“煽动叛乱罪”来制造一件压制一切批评的“法律”武器——这是连麦卡锡也只能梦想的事。由于在朝鲜的冒险被合法地宣布为“战争”，于是牵涉到煽动叛乱的概念；这样，同样的定义也可以进一步用到“冷战”上去。事实上，已经有一名国会议员提出了这个建议，他公然说，为了法律的目的，应认为“冷战”始于1917年10月！
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对鲍惠尔—舒曼的起诉书，是在据以告发的最后一次言论发表之后的三年多才提出来的——比对其他人的起诉书晚了六年。对他们的起诉书所以没有早点提出来，并不是由于被告不在场；鲍惠尔夫妇早在1953年就在美国了。由此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图谋，即不仅是要为进行迫害开辟道路，而且是要为每当政治上需要的时候就对任何批评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人进行迟迟发动的迫害开辟道路。这件事正好发生在对美国公民说来外交政策的讨论特别至关紧要的时候，绝不是偶然的。
最后，在鲍惠尔案件中用“煽动叛乱罪”的借口，是美国统治者玩弄美国宪法的又一行动，他们装作维护宪法的完整，而事实上却把它降贬成掩护遍地蔓延的法西斯主义的门面。宪法对新闻自由规定得很肯定，因此起诉书才把一个有关新闻自由的案件说成是“煽动叛乱罪”的案件。这是一个老把戏。美国历史上的两个煽动叛乱法都是在反动时期中发布的。第一个是1798年的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这个立法是企图把当时整个民主党说成是革命的法兰西的奸细，它在1800年被美国人民废除——当时民主党的领袖汤玛斯·杰弗逊当选为总统。第二个是1917年的煽动叛乱法，这个立法是针对那些要让祖国置身于欧洲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美国爱国人士的——在那些受害者之中有社会主义的领袖犹金·符·道比斯。其后在一个长时期里，美国人民的厌恶制止了这个法案的引用，但是不幸的是这条立法仍然被容许留在法典中。玩弄法律之徒正是根据这个立法来起诉鲍惠尔夫妇和舒曼的。
必须指出，近数月来，美国的一些法院和法官的行动已开始反映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警觉到对宪法的进攻，并开始采取一些行动来保卫宪法。最高法院宣布个别州的煽动判乱罪法无效，其中特别宣布了宾夕法尼亚州对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共产党员斯塔维·纳尔逊的起诉书为无效。经过了多年的拖延之后，最高法院也终于把各州那种自认为具有在学校和公共交通事业中把黑人和白人实行隔离的权利宣布为非法（这种隔离使得黑人起来为平等权利而斗争），这样就第一次真正保卫了宪法的民主。一个联邦法院的法官还否决了对欧文·拉铁摩尔教授——一个对华盛顿远东政策的批评家——的起诉书。但是，总的说来，各级法院是以同谋者的姿态，继续破坏宪法，有时，它们甚至是法西斯分子的帮凶（例如最近对纽约州共产党的一些支部的新的判决）。
无数经验证明，每次法院被迫尊重公民权利的时候，总是由于被动员起来的公共舆论和卓越的法律答辩在复杂的和费钱的诉讼程序中打出了一条出路。在鲍惠尔的案件中，勇敢的被告们，美国新闻自由和中美正常关系的维护者将要进行一个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也是一场重要的斗争。它同人类自由和世界和平二者都有关系。它应当获得国际新闻界和世界各地自由和和平的友人的同情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