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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机关精简工作的指示
从今年春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精简国家机关以来，国家机关的精简工作，首先在中央一级和北京市机关中开展，并且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机关，有的正在进行，有的正在准备进行。为了进一步做好这一工作，特作如下指示：
一、国家机关的精简，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厉行节约、积累建设资金的必要手段，也是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的有力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国家机关的建设和国家机关工作的改进上，是有巨大成绩的。但是在国家机关的组织形式和人员配备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现象。根据中央一级机关精简工作和各地报告，主要问题是：上层领导机关机构重叠、编制庞大、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而基层组织则又一般是骨干缺乏、领导力量薄弱；在事业、企业单位中是行政管理机构庞大，非业务人员或非生产人员过多。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及时地坚决地加以改变，才能适应日益繁重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因此，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事业、企业单位，都必须本着“精简机构、紧缩编制、调整干部”的方针，认真地、彻底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精简，根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要求，该多减的多减，该少减的少减，该增加的适当增加，达到缩减行政编制，节省行政经费，合理使用人力，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保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目的。
二、为了贯彻国家的精简政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应当在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要求下，根据紧缩上层、充实基层和生产建设单位的原则，对各级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和编制加以全面的检查研究，作出全省、全区、全市的精简计划。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辖市的机关，必须大力精简，专员公署和区公所都是上级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构，更应当大大的紧缩。小区小乡制已经不能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后的新形势，区、乡的行政区域，应当逐渐调整。县和县属区的组织和编制，由县人民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订出方案，报请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审查批准后试行。
事业、企业单位，应当根据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贯彻经济核算，提高管理水平的要求，逐步地实行编制定员制度，大力精简行政管理机构，缩减非生产人员和非业务人员。事业、企业单位的精简工作，由中央各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分别负责。
三、精简工作应当首先结合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划清业务范围，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关系，然后按照业务需要，合理地确定机构，编定人员。在精简机构中，要坚决裁并重叠的、性质相近的、可有可无的机构，加强和建立急需加强和建立的机构。要尽量减少组织层次。中央各机关原则上实行三级制，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厅（局）原则上实行两级制。
国家机关的附属机构（如招待所、休养所、疗养所、印刷所、托儿所等），要大力整顿，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取消，继续存在的，都应当从行政编制中划分出来，分别改为事业或者企业单位，并且认真地进行精简。
在精简中，必须把机关中事情不多，使用不当，需要学习训练和需要到下层锻炼的人员，尽量调整出来；必须把国家机关中的行政事务人员和服务人员（勤杂人员），事业、企业单位中的非业务人员、非生产人员，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精简中，对行政、事业、企业编制混淆不清和互相挤占的现象加以研究，划分清楚。
精简工作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要善于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要打通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采取坚决的态度，克服各种消极抵触情绪和保守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贯彻中央的精简方针，订出既能适应工作需要又符合精简原则的编制方案。
四、干部调整和人员处理工作，是贯彻中央精简方针、顺利完成精简任务的重要环节，要切实保证做好。对于调整出来的人员，必须做到合理使用，妥善安置。大量的人员应调去加强下层机构、基层生产建设单位和新建立的工作部门。需要学习训练的尽可能地给予学习、受训的机会，需要退休、退职的分别按照退休、退职办法处理。
在调整干部时，必须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反对片面的“去弱留强”的本位主义思想，反对积压干部、浪费国家人材的不良现象。在处理人员时，必须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防止简单草率、推出了事的错误作法。要教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企业单位的职工，使他们认识精简工作对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从而自觉的服从国家的统一调动。对调职、离职人员的困难，应当予以适当的解决。
五、精简工作，必须同改善领导作风和改进工作方法密切结合起来。要加强工作中的计划性和组织性，贯彻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度；要减少不必要的公文、报表、会议，简化办事手续，要克服不调查研究、不检查工作、不深入实际、不接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要批判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改进落后陈旧的工作方法；同时，还要建立和健全相应的工作制度，加强工作纪律，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以保证完成行政任务，巩固精简成果。
六、过去由于对编制工作和人事工作缺乏严格的管理和监督，以致有些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盲目增设机构，扩大编制，甚至任意招收人员。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必须加以克服和纠正。在精简工作中，要严格建立国家机关编制的管理和监督制度，切实健全人事工作。国家机关的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必须报经主管机关批准；国家机关任用人员必须经过人事部门审查批准；事业、企业单位增加员工必须报请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并由劳动部门统筹调配。严禁一切任意增设机构、扩大编制、增加员工和任用私人的错误行为。违反者，应追究责任，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
七、精简工作一般可按先国家机关后事业、企业单位的步骤进行。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的精简要在1956年1月底结束，各级地方国家机关的精简要在1956年2月底结束。事业、企业单位的精简由各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统一安排，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抓紧进行。
中央各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加强精简工作的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各级国家机关的精简计划和人员编制方案，中央各机关所属事业、企业单位的精简计划，都应报送国务院审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事业、企业单位的精简计划应报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审核。
总理 周恩来
195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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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肃清文学古籍出版工作中的腐朽作风
本报评论员
在党对待民族文学遗产的正确方针指导之下，整理、研究和出版古典文学著作的工作日益开展，广大读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兴趣也跟着增长起来。文学古籍刊行社印行了不少古典文学名著和有关的研究资料，多少满足了读者的需要。但是，文学古籍刊行社也缺乏严格选择地出版了一些没有或者很少价值的书。
在“重印文学古籍缘起”中，文学古籍刊行社所规定的选择重印文学古籍的三个标准是：“（一）流传最广而为世人所熟知的优秀作家的专集或别集，优秀的选集或总集；（二）能代表一时代文学的特色和流派、能反映一时代的社会面貌与人民生活的各种著作；（三）具有参考、研究价值，而流传极少的孤本和珍本。”但是，出版社并没有坚持这些原则，却只看重了在编者看来是宝贵的“孤本和珍本”的影印刊行工作。从1954年10月起到现在，文学古籍一共重印了30多种，其中影印的就占29种。至于这些书籍是否符合（一）（二）两项标准，是否对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有益，是否真正具有研究参考价值，出版社似乎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当然，真正有价值的古本、作者的原稿，是有必要影印出版的。不过，我们重视珍贵的古籍，是和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清客和收藏家玩弄“孤本”“秘笈”的思想作风有本质的区别的。而文学古籍刊行社却正是以后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一工作。
正因为这样，出版社才不顾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将一些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或者价值很少的书籍，例如“西游补”、“一笑散”、“金陵琐事”等出版了。他们不顾浪费国家资财，将一些并非“孤本珍本”的书籍加以影印线装，大量刊行。
出版社违背“缘起”原则的作法突出地表现在关于研究红楼梦的参考书籍的出版工作上。出版社把“四松堂集”、“绿烟琐窗集”、“懋斋诗钞”、“春柳堂诗稿”几部书，影印线装，而且还加上了不切合实际的、甚至带有欺骗性质的“出版说明”。例如在“绿烟琐窗集”的“出版说明”中有这些字句：“集中七绝有‘题红楼梦’诗20首，大家认为可作研究红楼梦的参考。”实际上作者富察明义并没有真正了解曹雪芹，只是说了几句人云亦云的话，什么“红楼春梦好模糊，不记金钗正幅图，往事风流真一瞬，题诗赢得静工夫”等等。这种封建士大夫的无聊的呻吟，究竟有什么“可作研究红楼梦的参考”的价值呢？“出版说明”所指的“大家”究竟是指广大的爱好古典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还是指那些玩弄古董和版本的少数人呢？至于其他三本书中有关曹雪芹身世思想的十几首诗，对了解曹雪芹的身世思想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三本书除“懋斋诗钞”外，都并不是“孤本”“秘笈”，完全可以将这十多首诗辑录排印出来。出版社不这样做，却在玩弄“孤本”“秘笈”的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下，连其中没用的、有毒的东西也都原封不动地影印出来向读者推销。尤其是那些夸张的“出版说明”（类似的“出版说明”也曾写在“聊斋志异”、“诗集传”、“西游补”等书的影印本上）过份地、极不恰当地吹捧版本的“价值”，表现了对读者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大大损害了国家出版机关的应有的威信。
有许多古籍虽则不为广大读者所需要，但是对于专家和专门研究者说来，它们是有价值的研究材料。出版社可以把它们作少量的印行，专供图书馆保藏和专家参考之用，而可以不用向广大读者销行。向广大读者推销的应当是他们所需要的、对他们有益的、也比较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的古典作品。
一年多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工作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已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然而，这种玩弄“孤本”“秘笈”的思想作风，在文学古籍出版工作中却仍然占有阵地。应当指出，文学古籍刊行社在出版工作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绝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例如人民美术出版社极不慎重地出版了“水浒全传插图”，这是一本价格昂贵（定价4.2元）和装订精美的版画集，既有前言，又有研究性的论文，执笔者大肆鼓吹插画的人民性。可是里面却有不少像“石秀明心迹”、“囚车解草寇”、“西市剐元凶”等歪曲和丑化被虐杀的人民和农民起义军领袖的插画。难道这些画也是富有人民性的吗？在其他的出版社里，也还有类似的坏作风，这是不能容忍的事。国家出版机关和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的出版社，都有必要通过深入的检查，彻底肃清出版工作中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作风，使出版工作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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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省规划全省卫生工作
河南省卫生厅最近初步规划了全省的卫生工作。
规划中确定：1958年以前将全省的县卫生院分批地全部改为人民医院，并在每一个县建立一个卫生防疫站、一个妇幼保健所。此外并将大量组织联合诊所，1957年以前要求平均每一个中心乡有二至三个联合诊所，全省将有半数以上的中西医务人员组织在联合诊所里工作。同时，计划在一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建立卫生室。
规划中还提出了注意防治和消灭严重危害生产和人民健康的几种主要疾病。要求1957年前消灭天花；到1959年基本消灭性病和青壮年及儿童中的甲状腺肿病；到1962年基本消灭黑热病，同时大力控制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白喉等病。
规划中还规定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消灭“四害”。要求城市1958年基本消灭老鼠；农村1959年基本消灭家鼠，1961年消灭田鼠。城市在1959年，农村在1960年基本消灭苍蝇。城市在1960年、农村在1962年消灭蚊子，并配合有关部门争取早日消灭麻雀。
规划中还要求全省在1957年以前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训练20多万个不脱离生产的保健员，五万多个不脱离生产的保育员，22，000多个接生员。
（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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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贺诚同志的错误的医学教育思想
宫乃泉
为了维护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保证祖国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党和政府对人民保健工作给予极大的重视和关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项卫生事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获得了许多成就。但由于过去反动政府对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漠不关心，旧中国的卫生工作和医学教育十分落后，医务人员非常缺乏，我们在卫生事业建设中的困难还是很多的。当前卫生事业建设的最大困难之一是技术力量的不足。所以，遵照党对卫生工作的方针，充分发挥现有中西医药人员的力量，办好医学教育，首先是高等医学教育，加强医学科学的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应当是国家卫生领导机关的重大任务。
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级医务人员，应当在政治上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业务上具备系统而全面的基础医学理论知识，掌握各个基本医学专科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并且开始对某一个医学专科进行较为深入的钻研。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的高级医务人员，才能独立地、创造性地运用系统的医学知识解决各种实际的医疗保健问题。
但是，贺诚同志对于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任务却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提出了所谓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专科重点制”，在提倡所谓“专科医生”的名义下，主张我国的高级医务人员只需要具备若干直接关联某一个别医学专科的割裂了的医学知识和零星的医疗技术，并且在反对“一揽子”的“一般医生”的名义下，反对在高等医学院校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基础医学理论的教育和有关各个基本医学专科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教育。为了贯彻执行他的“专科重点制”的教育制度，他提出了一套办法。他说：“我们的办法就是：第一，实行教、学、用合一的专科教育制度，确定了基础课服从临床课，临床课服从现实需要，来决定课程的。第二，实行听、看、做合一的实际教学方法。”据他解释，后者就是“形象教学法”。他认为“专科重点制”和“形象教学法”是中国当前医学教育的“最好的办法”，他说“惟有实行后者——专科重点教育——才能使我们的医学教育符合需要，走入正轨”，“训练大批能解决问题的人民卫生工作者，我们全体认为专科重点制和形象教学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贺诚同志对“专科重点制”的效果是非常肯定的。早在1948年他在总结中国医科大学实施“专科重点制”的经验的时候就作过如下的结论：“专科教育计划在我们医学教育上，它是起了革命的作用。”由于贺诚同志对“专科重点制”有这样的认识和主张，并且曾经把这种制度在许多高等医学院校中大力推行，致使过去几年来一部分医学院校极度混乱，教育质量不能提高，毕业学生在工作上感到很大困难，给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从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的原则来看，“专科重点制”是根本错误的。医生服务的直接对象是人，他必须在医治病人的观点上来医治疾病。人体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复杂的系统，这许多部分互相密切联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枢神经系统调节机体的一切生活活动。疾病并不只是某一器官或者某一群细胞的孤立的变化，它是和整个机体有关系的。所以医学教育必须培养青年医生对人的身体有全面和系统的了解，以便从人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观念来进行预防和治疗工作。然而“专科重点制”正和这个原则相反，主张“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有目的的从一入学就专”。使学生从一开始就按疾病的局部划分来专学一门，这是把医学教育制度建立在将人体割裂成若干部分、将疾病当作孤立的现象的基础上。用这种教育方法使学生得到的是极不系统和狭隘的医学知识，是把错误的片面性和局部性的医学观点灌输给学生。这样训练出来的医生既缺乏系统的基本医学理论，又不能彻底搞通一个分科的专门知识，难道说这是高等医学教育的“正轨”吗？
从“专科重点制”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来看，“专科重点制”也是违反医学科学原则的。“专科重点制”的教学计划生硬地把医学的各科课程分为“主科”和“辅科”，辅科又分为“基础辅科”和“关联辅科”。把主要的基础医学像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等都列入了所谓“基础辅科”，要这些理论医学课“服从”临床课。甚至把这些学科看作“只是医学中的常识”。这种轻视理论的教学计划，十足地表现了割断医学科学的历史发展和医学科学各部门间的互相联系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观点。现代医学的发展跟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成就是分不开的。一个青年医生，如果对这些理论知识没有充分准备，就不可能掌握诊断和治疗方法，也不可能做一个好的医生。过去贺诚同志在领导东北卫生部的时候，曾经制定了一个“专科教育计划”。“东北医学”杂志公布这个计划的时候，曾经发表社论，说它“是根据客观需要与世界科学医学水平而制定的新的发展科学医学的新计划”，“能培养出解决问题的医生和专家”。这个计划中的培养外科专科医生的时间规定是各医学课程总时数为1，408小时。其中外科学占666小时，解剖学占444小时。而作为现代医学科学基础的最主要的理论课像生理学只占44小时，细菌学和病理学各占40小时。这个计划完全暴露了“专科重点制”是如何地忽视理论和科学的系统性。
贺诚同志虽然极力提倡和推行医学教育的专科化，但从他的报告和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现代医学发展中专科化的概念，还根本没搞清楚。他一面说：“专科化是科学发达的产物，科学发达愈高，分科就得愈精。”一面又说：“我认为文化程度低，更需要专门化。一揽子搞不通，更得专门化，这个道理很明白，既然文化程度低，就不应多搞，只有专一门。”显然他把医学的专科化当成知识的局限化，把系统的知识同专门化对立起来，这是极不正确的。随着医学科学的进展，各种治疗诊断方法的发明和改进，临床医学逐渐分成若干专科，不仅有内科和外科，而且又分成更细的科，像从内科分化出精神病、心脏、消化系等科。从外科不仅分化出产科、妇科、眼科、耳鼻喉科，更分化出脑神经外科、胸部外科、矫形外科等。这样分科的好处是使医生更能集中精力，对某一系统作更深入的研究，使诊断和治疗更能准确。但无论哪科的医生，都应当具有理论医学基础和内外科的临床知识，以便能根据人体的完整性和人体和外界环境的统一性的原则，分析病情，确定治疗。如果只有狭隘的专科知识，以局部观点来处理疾病，不但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且因为不能透彻了解和正确解释疾病变化，必然会造成诊断和治疗的严重错误。所以临床医学的分科教育只有建立在广泛的理论医学知识和充分的内外科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出优良的专科医生。
巴甫洛夫曾经把医生比作人体的机师，他说：“如果说，医生在事实上，尤其是在思想上，是人体的机师，那么，生理学的任何新的成就，或早或迟必然会增加医生对他的异常复杂的机械的控制能力，增加他保护与修理这个机械的能力。”又说：“一个机师研究任何一部机器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拆开并紊乱了的机器安装起来，以此作为一个测验。生理学者也必须这样。只有能够使被破坏了的生命过程恢复正常的人，才能够说：我已经研究了生命。”这就是说，医生必须通晓人体这个特别复杂的机体的构造和功能。而“专科重点制”的医学教育却要把医生培养成只有修理零件知识的人，完全歪曲了医学教育的意义。
贺诚同志把所谓“专科医生”和“一般医生”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首先必须具备一般的医学知识，即具备系统而全面的基础医学理论知识和各个基本医学专科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钻研某一个医学专科。没有一般的基础医学理论知识和各科专业知识和技术，不仅不可能在任何专科深入钻研，而且一般的都不可能独立担负起医疗保健任务。从目前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广泛建立基层卫生组织的需要来看，首先也是要求高等医学院校培养大量具备基础医学理论知识和各科专业知识和技术、能独立担负起一般的医疗保健任务的高级医务人员。
必须指出，贺诚同志曾一再说“专科重点制”是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时期培养干部的经验而提出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各地区确实用过短期训练的方法，培养了大批的初、中级卫生人员，以适应部队和解放区群众的卫生工作的迫切需要。但当时的训练原则，是先教以基本的医学理论和技术知识；在学生结业后分配去担任基层工作如卫生员或医助，以便在实际当中继续学习，逐步提高；经过一定时期的工作，再用进修或带徒弟等方法加以训练，然后分配担任相当于医生的工作，像作诊断、处方、施行简单手术等。这种训练方法是在战斗频繁、技术条件困难、人力和物力缺乏、需要干部迫切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办法。它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应当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更不是在全国解放后培养高级医务人员的正规办法。它跟贺诚同志所说的要“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去应用”的“专科重点制”毫无共同之处。
至于贺诚同志所支持的所谓“形象教学法”，则完全是为了贯彻施行“专科重点制”而制定的一套教学方法。“形象教学法”主张“图多字少、一目了然”的“形象教材”，反对教科书，主张完全采用人体和实物的“形象教材”，“以器材仪器代替粉笔，肉体代替黑板”，“消灭教条主义的根据地课堂”，这样，就把“专科重点制”的忽视理论的实用主义观点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
“专科重点制”和“形象教学法”的主观唯心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给广大卫生干部、医务人员以及高等医学院校的学生的最大危害是它散布的非整体的医学观点和极端轻率的医疗作风。虽然在这种错误的教育制度下不可能使青年学到全面的专科知识，但他们却硬说用他们的办法可以把“过去要有半年一年才能学会的东西，现在只需数小时，甚至数十分钟即可学会”，“使每个同学都能获得优良准确熟练的专科技术”，“专学一科精通一科”。这样训练出来的医务人员，是不能完全独立担负医疗任务的，如果完全独立担负医疗任务，是难免要发生诊断和治疗的错误的。更由于贺诚同志所支持的“形象教学法”是以极不严肃的态度对待病人，把病人看成是“形象教材”，并且提倡“以练技术为主要的学习方法”，贺诚同志甚至说“或拿个人来作模特儿讲什么肌肉血管神经在那儿，这都是形象教材”，这一切都会使医务人员特别是青年医生对病人采取轻率的态度，以致造成诊断和治疗上的错误。如果让贺诚同志的一套医学思想任意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是难以想像的。
为了适应人民卫生事业建设的需要，对旧医学教育进行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必须严格地遵照党的政策进行。解放后，党对高等教育的方针，包括高等医学教育在内，曾作过许多的重要指示。党指示对旧的高等学校的改革必须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决议中也曾明确指出：“要防止轻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对专门人材的训练更指出“要在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实行适当的专门化”，以便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健全的和结实的专门化。而贺诚同志对待这些方针政策，既不研究也不贯彻执行，仍然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想尽各种办法，推行他的“专科重点制”。
贺诚同志在医学教育中所犯的错误，跟他在中医问题和其他关于卫生工作的政策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样，是由于他平时以功臣和技术干部自居，骄傲自满，脱离政治，脱离群众，不尊重党的领导，认为党不懂技术，因而不能领导卫生工作。
我完全同意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所指出的：“无数事实证明，任何革命工作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领导，就无法前进。任何认为党不能领导文教工作的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林枫同志的这一段话对我们每个卫生干部和医务人员，都有极大的教育意义。我们应当根据这一段话的精神，很好地检查自己。我们必须记取贺诚同志所犯错误的教训，提高警惕，时刻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的侵蚀，加强政治锻炼，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诚诚恳恳、兢兢业业地为人民的保健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