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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电话会议及时地指导运动
本报记者 朱波
1955年11月30日，人们都已经入睡，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电话会议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省级各机关的负责人员、各地委的书记、地委各部门的负责人员，以及长安等2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县级机关的负责人员。
首先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在扩音器前，提出了关于当前建社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征求各地意见。各地参加会议的同志除了都表示同意张德生同志的报告以外，还提了一些问题。张德生同志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对各地提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会议进行了两小时就结束了。
在开这次电话会议以前，陕西省委作了很多准备工作。张德生同志亲自深入到安康、汉中、宝鸡等地区以及省辖县咸阳、长安等地，检查当前建社工作。在上述地区，他同各级领导人员进行了谈话，在建社干部中召开座谈会，并且同很多社的主任、农民谈了话。在检查工作中，发现上述地区宣传工作不普遍和不深入。如对山区农民宣传农业合作化就非常不够，因此，他们说：“你们还没有把毛主席的指示送上山”。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时宣传较好的农村，干部看到广大农民的情绪非常高涨，因此，也开始滋长着一种自满情绪。他们认为“宣传阶段”已经过去了，不需要再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而实际上群众对办社的许多问题还不了解。这些问题不是个别的现象，如果不解决，群众思想发动就不会透，这样就会影响建社的质量。
张德生同志在检查工作中还发现评议生产资料方面和树立贫农领导优势方面很多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共陕西省委研究了张德生同志的检查报告和各地委的报告，研究了省委派到各地帮助建社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汇报，认为如果不及时解决当前发现的各项新问题，就会影响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的发展。如果要召集各地负责同志来开会也会耽误时间，因此，决定召开这次电话会议。
省委电话会议后，各地委举行了各县委负责人员参加的电话会议。各县县委会（各区有电话设备的县份）都前后举行了各区委书记参加的电话会议，对省委的指示作了具体的布置。
省委这次举行的电话会议正是时候。榆林地委副书记王怀仁同志说，这次电话会议的指示是十分及时的，当时榆林地区的情况是对住户集中的村庄宣传的多，对住户分散的山庄宣传的少；对青壮年宣传的多，对老年人和妇女宣传的少。榆林地区大部分是边沿区，农民住的很分散，尤其是三边地区，十里一家，八里一户，有些农民还不知道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电话会议后，干部普遍注意了这个情况，分头深入偏僻的农户中用开家庭会议的形式进行宣传。这样就把运动推展到居住在偏僻地区的农民中去，把运动推前了一步。
事实证明电话会议是实现党对群众运动及时指导的有效方法之一，通过电话会议，不仅领导上的意图可以迅速地传达下去，同时，下面有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及时提出来，得到解决，而且上下之间，地区之间可以及时交换意见。过去，省委召开一次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贯彻执行省委的意图，需要很长时间。从省委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到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县委再召开各级干部会议，最后传达到农村，离省委最近的，交通条件最方便的渭南、宝鸡专区也需要十天以上的时间。至于那些边远的地区需要的时间更长了。比如安康地委派人到省委开会，来回需要十几天，往往是别的地区已经开始传达省委的意图了，而安康地区出席会议的人还在路上。地委召开各县委书记会议，各县委书记在路上来回要走七、八天。县里开各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需要三、四天才能报到，因为都是山区，有不少区离县两、三百里路。这样一来，省委的意图传达到村，起码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利用电话会议的形式，最多有五天就可以传达到农村（包括山庄）。安康地区的干部都感到在这次运动中可以经常听到省委领导同志的声音，可以使上下更加通气了。在省委附近的专区，一般的也只需要两、三天的时间，省委的意图就可以下达到村，特别是那些直接参加省委电话会议的县，一般的在第二天就把省委的意图下达到农村中去。
电话会议的好处是很多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根据陕西省委1955年11月和12月份内举行的三次电话会议来看，电话会议应该在午夜召开最好，会议时间在两小时左右为最合适，因为在这个时间内电话的传话声音比较清楚，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妨碍其他地区通长途电话，电话费还可以减半。电话会议的内容只能是最紧要的几个问题，陕西省各级党委一般地都掌握了这个原则。因而，电话会议也不能代替党的一切会议。电话会议也不能代替党组织负责人员深入群众中去了解运动的情况和具体地解决问题，它只能是党委及时指导运动的有效方法之一。它能够协助党组织更好地了解下层情况，及时地解决运动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电话会议是通过长途电话进行的。这就需要电话局的工作人员的帮助，如由他们负责通知，并且还要长途台在会议进行中，保证线路畅通。在省委会议室应设有扩音设备。管理扩音器的同志应事先把机器调整好，并保证在会议进行中不发生故障。陕西省各地委和某些县委都有扩音设备，这样参加会议的人就可以多了（有扩音设备的地委和县委，参加电话会议的有20多人）。
为了改进电话会议，省委还制定了一些纪律和规定。如电话会议的人员一定要提前到会，发言要有次序，参加会议的人员要保持肃静。最近，省委通知各地，在参加电话会议前，要把当前运动中最重要的情况，写成三、五百字的发言稿，在会上发言，这样就会使电话会议开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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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作出发展广播站的规划
吉林省对今后七年的广播事业作出了初步规划。规划中确定：1956年春，要在全省46个市、县中普遍建立起广播站，到1957年要在全省每个市（长春在外）、县、区、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居民组里都安上喇叭。喇叭数将达八万个，比1955年增加五倍多，线路总长将达33，000公里。1958年到1962年，将以1957年的喇叭总数为基准，每年递增60％。到1962年时，全省将有喇叭100万个左右，平均每个市县约有一万个喇叭。
（吉林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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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发展农村广播站
山东省已在85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建立了收音站，所用收音机都是国家无偿发给的。社员们从听广播中提高了觉悟，学会了许多生产知识。惠民县高屯庄“八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收音站的一个多月中就收听了近百次，听众有二千多人次。这个社研究采用了广播里介绍的用代食品喂猪的办法，每月可节省价值330多元的饲料。观朝县郭海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收听了有关“三定”政策的广播后，提高了生产热情，全社三天就翻地60多亩。许多农民还经常到收音站询问天气变化的消息。
目前山东省又在12个县新建了农村有线广播站，有广播喇叭四千多个，1956年元旦正式开始广播。
（鲁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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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图案展览会”开幕
中国美术家协会、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图案展览会”，元旦起在首都美术展览馆开幕。展品包括贵州、云南、四川三省的苗、布依、彝、藏、侗、傣、侬、景颇、瑶、佧瓦、傈僳、水家、民家、羌、拉祜等民族和??人的刺绣、挑花、蜡染、编织等图案和部分衣物。展出的图案绝大多数是西南地区美术工作者搜集和摹绘的。
我国西南各省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所陈列的展品虽然还不够全面，但是已经可以从这里看到各民族智慧艺术的创造。
这个展览会预定1月22日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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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守国家机密
刘恩启
全国各地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揭发出不少特务、间谍、反革命分子盗窃国家机密的严重事件。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必须在全国人民中间，首先是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学校、企业等全体人员中间，树立保密观念，严格地保守国家机密。
国内外敌人为了破坏我们的国家，时时刻刻使用各种手段，刺探和窃取我们国家的各种机密。比如，为了探知和破坏我国的国防实力，给美帝国主义制定侵略战争计划提供根据，美国和蒋贼特务机关派到我国大陆来的特务、间谍分子，就千方百计地窃取我国军事机密。最近蒋贼特务组织就曾指示在我国大陆潜伏的特务说：“一切活动请指向军事方面。”又如，由于我国经济建设不仅关系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且决定着我国国防力量的增长，所以敌人就用尽一切办法窃取我国工业生产、国际贸易、物资储备等重要情报。美国和蒋贼特务机关曾经指示它的特务、间谍分子要不惜一切取得这些情报，“那怕是一点点，都是可贵的……”。对我们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机密，敌人也从来没有放松过。
我国人民具有保守机密的优良传统。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政治上麻痹大意和泄露国家机密的人了。相反的，革命战争胜利以后特别是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有一部分人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保密工作似乎可有可无了；或者他们把保密工作看得很狭隘，认为这只是少数领导工作人员和机要工作人员的事，和自己无关。正是这种麻痹思想和漫不经心的态度，给暗藏敌人盗窃国家机密的活动开了方便之门。
泄露国家机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违反印发保管和阅读机密文件的制度。比如对有关国家机密的电报、文件和资料，在拟制、缮校、复制、印刷过程中没有严格的控制和监督；在收发、传递的时候不认真登记名称、页数、件数或根本不登记；随意扩大阅读范围；个人借阅文件过期不还；档案保管不严密；对上缴、销毁文件的制度执行得不严格；缺乏保管文件的必要设备，等等。这就会使我们在文件遗失或者被敌人窃取以后，也无从察觉和难以追查。在个人保管文件方面，有些人存放机密文件的抽屉不锁，把机密文件带回家去，在个人的记事本上记载机密事项，在公共场所阅读机密文件，因公外出的时候把文件丢失在公共场所。由于漫不经心而产生的这些漏洞，同样会使敌人很容易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报。这里有一个例子。一个混入天津电业局的反革命分子，从局长那里得到了大批机密情报。原来局长的抽屉经常不锁，记有机密材料的笔记本同普通的书籍、杂志放在一起，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也不把文件收拾好。反革命分子瞅准了这些机会，就利用值夜班的时间翻阅了各种机要文件和笔记本，并且把这些机密盗窃了去。
口头上泄露国家机密的情况也是不少的。敌人知道，往往在长时间内用复杂、冒险的方法才能得到甚至不能得到的情报，有时候会毫不费力地从我们那些喜欢吹牛的人的嘴里得到。喜欢吹牛、爱好“小广播”的人，不但在亲友面前、爱人面前而且在火车上、影戏院、理发馆等公共场所谈论国家机密，炫耀自己。有人在电话上、在作报告的时候也谈论国家机密。他们不但“讲”，而且在私人通信中、在报纸书刊发表的文章中和展览品中，援引机密材料。这些人，要是把他们叫做敌人的“义务情报员”，是一点也不过火的！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革命队伍中有一小部分人，经不起敌人的腐蚀勾引，走上了直接向敌人告密的犯罪道路。美国特务机关曾经指示它的间谍分子“去同这样的人建立不易被人察觉的友好关系，并在适当时候给他金钱，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债户……把人用酒灌醉，叫他们吐出真情”。事实上，敌人为了达到盗窃情报的目的，不但用“金钱”和“酒”，而且还用卑鄙的“美人计”。从香港潜入天津市的女特务王学瑜，就使用“交男朋友”、“谈恋爱”等色情手段，引诱某些医生、工程师、教员和干部上了她的圈套，她的触角就从医院、学校伸展到企业和机关内部，通过她的“代理人”很容易地弄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报。
保守国家机密是关系国家安危、关系人民祸福的一个重大问题。警惕地保守国家机密，这就是在实际行动中证明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这就是在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
保密工作是一个对敌斗争的问题。为了切实做好这一工作，必须贯彻执行国家关于保密的法律。1951年6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根据失密、泄密的不同情况，明确规定了奖惩办法。但是，过去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因为本身缺乏敌情观念和保密观念，对于失密、泄密事件的追查处理很不认真，对于重大失密事件，很少从政治上考虑会不会是暗藏敌人的有意窃取；对于工作人员中因为自由主义、粗枝大叶所造成的遗失和泄露机密事件，就更少进行严肃的处理。这样就在客观上助长了失密泄密风气的发展，因而也就便利了反革命分子盗窃机密的活动。
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开始以后，有些单位重视了对失密、泄密事件的追查工作，并且组织工作人员座谈讨论，研究失密、泄密的原因，寻找防止的办法，订出了群众性的防奸保密公约，使长期没有查清的失密事件得出了结论，查出和依法惩办了盗窃机密的反革命分子。对工作人员造成失密、泄密事件的责任者分别情节作了适当的处理（包括批评、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这样做的结果，就纯洁了组织，提高了工作人员的政治警惕性，堵塞了失密、泄密的漏洞。
保守国家机密是全体人民的义务。失密泄密现象的发生，不只是因为反革命分子的有意窃取，也因为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麻痹大意和疏忽。所以，加强保密工作，除了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以外，还必须对干部和群众进行经常的保密教育，必须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各种保密制度和用人制度。此外，还应该经常对机要文件和要害部门的保密情况进行认真的检查，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工作人员，使国家机密能够确保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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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在进步中
王克
祖国西南边境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相当自治州级），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境内有大片肥沃的平坝，盛产优良的大米。有林木茂密的山区，不但盛产木材，还有丰富的牧草，每年输出的黄牛、水牛有数千头。境内全年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木棉、咖啡、紫胶、甘蔗等亚热带植物生长良好。全区共有40万人口，其中傣族15万，景颇族八万，汉族14万，此外还有傈僳族等二万多人。几年来，这个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1953年7月成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实现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现在已经培养了当地民族出身的干部八百多名，约占全区干部总数的30％。有一百多名民族干部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及其他各级领导部门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民族干部担负着主要的领导工作。自治区党委为了进一步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民族化，计划在一两年内再培养、提拔一批新的民族干部，充实各种工作部门，同时把一些优秀的民族干部提拔到党和政府的领导岗位上来。
经过充分的准备，去年在傣族和汉族等民族聚居的共有25万人口的地区，用和平协商方式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废除了上述地区的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实行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度。有十万多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在土地改革中普遍建立了党的支部，吸收了将近九百名傣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使党同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在土地改革中还建立了以贫农成分为核心的乡人民委员会，巩固和发展了群众武装，进一步团结和教育了少数民族中同人民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领袖人物。在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就紧跟着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社会经济结构同傣族不完全相同的景颇族、傈僳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现在正积极地进行准备。全区已经试办的三个景颇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初步的经验。无疑的，这些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在国家大力帮助和扶植下，经过一些必要的社会民主改革，将会逐步地迅速地发展起来。
自治区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也有了显著的成绩。据1954年的统计，全区已有小学校143所，学生14，000人；中学二所，学生329人。有设备比较完备的民族医院二所，县卫生院四所，区卫生所五个，妇幼保健站三个，各种防疫站三个，有卫生医务人员332人。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由于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生产潜力很大。农业合作化实现以后，生产力将会很快地发展起来，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将会得到很快的改善和提高。不久以前，自治区党委根据自治区的具体情况和国家计划的要求，提出了今后七年初步的全面规划。按照这个规划，1957年将基本上完成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合作化。粮食生产到1962年将达到六亿斤。到那时候，全区每人平均有粮食1，500斤。还计划大量发展亚热带技术作物。粮食和技术作物的生产总值将比现在增长三倍多。此外还要建立两个机耕农场和七个示范农场。地方工业方面，到1962年共将建立起地方国营工厂16个，包括发电厂、咖啡制造厂、制茶厂、紫胶制造厂、农具厂、皮革厂、糖酒厂、粉丝厂、砖瓦厂、煤矿等。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自治区的工业产值将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36％。并将有各民族的工人三千多人。按照这个规划，在今后七年内还将完成傣族、景颇族和傈僳族旧有文字的改革工作，并基本上扫除成年人中的文盲。无疑的这个计划实现以后，将从根本上改变自治区各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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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红河南岸河谷地带盛产咖啡、槟榔、芒果、菠萝等热带植物。这是金平县勐拉坝下勐寨的傣族姑娘密炎正在采摘咖啡。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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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奋斗精神
子凡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宣传部编的名为“学习苏联人民建设祖国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的书（时代出版社出版）中，通过许多的建设实例，介绍了苏联人民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艰苦奋斗的情形。这些实例，对于正在为争取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我国人民，是有着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的。
当时，尽管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缺乏资金和人材，技术和物质条件很差；但是英雄的苏联人民仍然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提前完成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怎样胜利完成的呢？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开始，全国人民就都以斯大林所指示的那种“甘愿担受牺牲”的忘我精神，向困难进行不倦的斗争。为了积累资金，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力实行精简节约，杜绝一切非绝对必要的开支。1928年，仅七个中央一级的机关，在缩减编制方面，就缩减了约3，300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行政费减少到只占全国总支出的5％。自1929年起还普遍实行了粮食定量供应制度，根据每个人的劳动性质和精确的计算，发给不同数量的配售证，这个制度一直实行到1935年初。人们无微不至地注意节约，甚至在购买新胶鞋时还交回穿坏了的旧胶鞋。节约成为苏联全民的运动，当时由于节约所积累起来的资金，就建立起了第聂伯水电站、土西铁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等许多巨大的企业。
西伯利亚的库兹涅茨克钢铁工厂和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工厂的建立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们是世界闻名的乌拉尔—库兹涅茨克联合公司的两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分别建立在东西相距二千多公里的地方，彼此由铁道线作为强大的运输带联结起来，构成一个煤和钢铁基地的整体。这样的工程是世界史上不曾有过的。
为了建设这一巨大的联合企业，全国人民给以极大的支援。大批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工地上来，1929年参加建设这个联合公司的青年就有66，000人。当时在所有为这个工程生产装备品的工厂里，都成立了专以“乌·克·克”（联合公司的俄文简称）为名的共青团突击队。
严寒的冬季也没有阻止工程的进行。在掘土机对冻僵了的土地无能为力的时候，青年们就拿起铁锄来掘土。工人们战胜了零下50度的西伯利亚的寒冬。有一次，炼铁炉的装料车通穴的土垮下来了，几个工人马上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塌落的大土块，抢救了自己的伙伴。
关于当时工人艰苦奋斗的情况，库兹涅茨克建设工程的总工程师巴尔金在回忆中曾这样说道：“整天整夜地工作。……从没有过中途脱逃的人。全体都是积极分子，都是战士。”正像他说的，这个工程“按其时期、环境、而主要按这个创造的方法与方式，都是工业史上没有前例的。从头到尾都是具有革命的气概！”
苏联农民在“为粮食而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下，都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地把最好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都集中起来供给城市，供给工业，拿到国外去换回国家建设最需要的机器设备。先进的集体农庄庄员组成了突击队，努力为国家增产粮食。他们在增产后，更积极地缴公粮，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例如，1930年，“到社会主义之路”集体农庄在9月间就全部完成了向国家缴售粮食的计划，总数是3，678，000万斤，9月20日为了庆祝本区集体农民大会又额外卖给国家50万斤粮食，此外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庄员们又卖了70万斤粮食给国家。伟大的高尔基在给一个农民通讯员的信里这样写道：“多缴点粮食，这种粮食会变成机器，鞋袜，衣服，很好的房屋，——不是那种沉闷的木屋，很好的学校和小孩的托儿所，很好的道路，来还给你们；你们的粮食会变成一百倍来还给你们……”。事实正是这样，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成功以后，苏联农民的生活就一天比一天富裕起来了。
解放了的苏联妇女也和男子一样为社会主义而劳动。苏联第一名女拖拉机手安格林娜的故事是世界闻名的。她在最初驾驶拖拉机时曾碰到很多困难，甚至遭到讥笑说：“不是娘们驾驶拖拉机，而是拖拉机驾驶娘们！”但是她和她的女友们不管这些讽嘲，终于学会了驾驶的技术。据她说她们曾力求把每次出毛病的原因弄清楚，并常常在深夜同一位青年技术员研究拖拉机教科书上的东西。结果她们的队成了全苏最优秀的拖拉机队之一。安格林娜还曾发出十万个妇女驾驶拖拉机的号召，但响应她的却有20万个妇女。
苏联青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他们总是活跃在各个战线的最前列。只要看看西伯利亚阿穆尔河上的共青团城，就可以明白苏联青年建设新生活的无穷力量。当时这里只是一个30来户人家的小村子。要在这里建立起一座“共青团城”，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和做起。例如，苏联英雄、无脚飞将军马列西叶夫在参加这个建设时，就曾做过伐木工、泥瓦匠、轮船上的机器匠和旋工。他们一到这里首先就向大森林进攻，伐木来为自己解决住的问题。有一天他们在完成当天计划的同时，竟打死过153条毒蛇。无数的蚊虫虽使他们消瘦了，但一点没有削弱共青团员们火热的劳动热情。困难是说不完的，但他们把工地看作战场，没有一个困难能难住他们。一个新的城市经过短短三年的时间，在苏联的远东出现了。
苏联人民充分了解劳动是他们最切身的事业这个真谛，因为他们知道幸福决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他们正是以对前途满怀胜利信心和对现实埋头苦干的精神，才能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切之所以如此，正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早在1929年所指出的：
“因为在苏维埃的国土上有这样的人们。”
苏联人民能够做到的，我国人民也一定能够做到。因为在我们的国土上也有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