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一个基本上扫除了文盲的村庄
李也平
吉林省榆树县正义村在基本上扫除了文盲以后，农民的精神生活面貌已经完全变样了。当我在1955年12月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村的图书室里，陈列着2，500多册书，五种报纸和九种杂志。晚上农民们聚集在这里看报纸、图书、画报和连环画。农民业余剧团组成了许多文艺活动小组，一到傍晚，就到处吹奏着乐器，唱着歌。现在这支文艺队伍已扩大到60多人。农民们还成立了九个文艺创作组，参加的49人。几年来，他们以村里的新生活、新事物为体裁，写出诗歌、快板、剧本和通讯等270多篇。雇工出身的王国志，原来一字不识，现在写出了“正义村的新气象”等150多个剧本和快板。家庭妇女王永珍也写了两首快板诗。创作组组长于顺，三年来创作了快板三、四十篇。张永生写的快板诗“秋风凉忙打场”刊登在“吉林日报”上。于福海写的“李传真卖余粮”、“我写我”等四篇小故事，都发表在“吉林文艺”上。
正义村的变化是巨大的。这种变化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来的。 在1948年的时候，正义村农民组织起四个互助组，但找不出个能记工、记账的人。后来村里办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家生产劲头都很高，可是，要找个会计员，就更难了。1948年冬天，正义村开展了识字教育。但是碰到了许多困难，有的说：“连黑板、粉笔都没有，怎么学？”有的说：“晚间上夜校，灯油怎么办？”正义村党支部研究了好几天，最后的结论是：天大的困难，也要战胜它！于是许多党员带头，发动团员和积极分子，想办法解决。支部书记张立珍领导大兴隆屯青年，到铁道旁拣煤核，卖钱作经费。有的把大门摘下来做黑板。党支部又动员人口少的人家借房子做教室。全村只有两个小学教师，党支部就以这两个教师为核心，成立了教学传授站，培养初懂文化的青年人来教学。就这样，全村七个自然屯都成立了冬学。没有多久，又成立了炕头学习小组和夫妻、妯娌、姑嫂等识字组，组织有家务牵累的妇女学习文化。
正义村在1954年就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合作化。350多户农户入了社，占全村总农户93％强。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更给农民学文化创造了条件。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办了民校，学员达到330多名。另外还成立了27个“包教保学”小组，组员有125人。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拿出一部分公积金作为民校经费，社主任并且亲自领导民校。社员的文化程度一天比一天提高了。全村825名青壮年已经有623名脱离了文盲状态，文盲基本上扫除了。
正义村农民有了文化以后，非常喜爱读书。图书室成了农民常去的地方。图书室还替农民准备了28个流动图书包，把书送到各生产队的图书小组去，供给农民阅读。许多农民都按着自己的需要和兴趣看了不少书。图书室的“常客”于顺，已经看过一百多本通俗书籍。
农民通过看书、看报，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农民邹英从报纸上懂得了入社的好处，带领全家入社。有了文化，村干部做工作也好做了。村干部杨会说：“以前干工作都是摸着干。现在能够及时知道每个时期每样工作的党的政策了。”第十一社主任周云江刚被选为主任的时候，因为不会做领导工作而发愁。后来他跑到图书室看了“怎样当好社长”和“怎样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两本书，懂得了怎样办社。全村2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副主任，有20个是从扫除文盲识字班毕业出来的农民。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男女生产队长和大部分青壮年社员都会记工分账，写“劳动报单”，再也不为这些事而苦恼了。全村1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成立了农业技术研究小组，有60个农业技术研究员都是扫除文盲识字班毕业的农民。他们在区的农业技术指导站的帮助下，进行农具、耕作方法、粪肥、虫害等研究工作。他们经常研究提高产量的有效方法，向农民推广。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技术研究小组创造出一种滤粪车，一车能拉二千斤粪，滤起粪来又省工又快，现在在全村普遍推广。农业技术研究小组还从“农业技术”杂志上学到了制颗粒肥的方法，制造了九万多斤颗粒肥，上了450多垧地。结果每垧地平均多收了五百多斤粮食。每垧高粱的最高产量达到6，500多斤，打破了全村的记录。因为不断改进农业耕作技术，产量也逐年增长。1955年正义村虽遭受些自然灾害，但单位面积产量还比1949年提高30％左右。农民说：“有了合作化，还得有文化，才能更快地走到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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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贺我们永恒的友谊，祝贺伟大中国的幸福和繁荣
苏联作家 亚历山大·考涅楚克万达·华西列夫斯卡娅
我们怀着很大的希望迎接新的一年，同时以极其自豪的心情辞别给我们祖国带来那么多创造性欢乐的旧的一年。
我们同你们，我们敬爱的、亲密的中国朋友共享这种欢乐。
你们也和苏联人一样向全世界表明了：在自己久经考验的领袖——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能取得怎样的成就。
我们的美好期望，我们愉快地迎接新年——这不单纯是充满人心的热情的激动，这是建筑在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人民的建设性劳动的坚固基础上的深刻信心。
而在这人人珍贵的日子里，当全世界所有的家庭都同他们亲密的朋友在自己的炉旁团聚的时候，我们为你们的英勇劳动的成果，为你们的深远的智慧，为你们的伟大成就，为你们争取自己祖国的幸福、争取自己优秀的多民族文化的蓬勃繁荣的伟大斗争而骄傲。
在新年的时刻，曾经到过你们伟大国家的我们两个人，以特别亲切的感情回忆起中国的人们、城市和乡村。
在北京和广州、在上海和昆明、在南京、重庆和杭州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敬礼和美好新年的敬贺。敬祝全体农民在他们的集体劳动的新的一年中将带来多倍的收成。
敬祝工人们为自己祖国的幸福建立新的劳动功绩。
敬祝我们的同行——作家、演员和画家们创作出无愧于自己的巨大才能和伟大中国人民的优秀作品。
我们在新年举杯祝贺我们永恒的友谊，祝贺伟大中国的幸福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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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声帮助巩固我们的友谊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拉希德·裴布托夫
我们民间常说：歌能唱出人的心意。当我在1952年参加苏联艺术工作团访问人民中国的时候，我再一次特别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那时举行了中苏友好月，我们访问了你们国家的许多城市。我，作为一名歌手，首先感到兴趣的就是人民的创作。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的友谊的会见。“苏联人和中国人永远是兄弟。”——在广州市一个大运动场上，几千人的声音是多么热情地齐声喊出了这句话。人们注视着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文化使者。同时可以感到，不仅是言语，而且中国人的心仿佛也在发出神圣的誓言：“同志们我们同你们永远在一起！”友谊的歌声在人群的海洋上飘荡，似乎全世界都在倾听这歌声。
我的亲爱的朋友们，我很高兴又同你们会见了，虽然是用通信的方式，是在报纸上。
在新年来到的时候，照例要回顾过去，瞻望将来。现在谈谈我自己。
一个演员的幸福，就在于创造性的劳动，在于为人民服务。在去你们那里旅行了一趟以后，我曾参加拍演音乐片“献给亲爱的人民”。我也演过描写海上石油工人的影片。
十年以前，影片“货郎与小姐”帮助我走上了伟大艺术的道路。这个喜剧受欢迎的情形完全超出了原来的期望。同志们开玩笑地把我叫做拉希德·马尔·阿兰（“货郎与小姐”中男主角的名字）。现在在阿塞拜疆电影制片厂，音乐片“最幸福的日子”即将摄制完成，我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主角。观众和听众都说这个角色演得成功。同时我希望也听到你们的意见。
1953年头几个月的情形我记得还很清楚，那时我刚从中国回来。我到处都成了受欢迎的客人。无论是学生们或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都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中国兄弟是怎样生活、劳动和休息的。一定要请我唱歌。苏联人民很喜欢歌曲。他们把使他们感动的和他们所热望的一切都用歌曲鲜明地表达出来。于是我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等歌曲。我还用中国话唱了“货郎与小姐”这支歌。
我还谈到人们怎样在小鼓和铜钹的伴奏下戴着奇异的面具跳流行的“秧歌舞”，谈到我们怎样被歌剧“白毛女”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迷住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很像阿塞拜疆的歌剧“雷利和梅芝侬”都是描述两颗年轻的心的爱恋和死亡的。
中国之行使我得到了很多东西，虽然我所接触到的也许只是你们优秀艺术宝库中的千万分之一。而当我的朋友听了中国民歌的留声片以后向我说：“拉希德，你唱的跟中国人一样！”的时候，我感到了难以形容的快乐。
去年我同中国的女歌唱家周小燕在巴库绿色运动场的台上一起唱了歌。歌声有着多么奇异的力量啊！它像强有力的纽带使友谊更加巩固，使人民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更加亲近。亲爱的朋友们，在告别的时候我要向你们说：我珍爱着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十月革命节前夕对我的友谊握手所留下的温暖，我把它看作是中苏两国人民的神圣友谊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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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愉快的新年
阿尔巴尼亚作家 阿列克斯·恰奇
一年又过去了。每一个新的年份的来临，总给我国带来出色的变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已不仅以“年”来计算时间，而且以“小时”甚至以“分”、“秒”来计算时间了。如同所有已经当家作主的人民一样，我国自解放以来所走过的道路是光荣的，在最近这些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在把我们的今天和昨天对比一下。同巨大的建设、综合工厂、工厂、铁路、高等学院、农业生产合作社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具有高度的觉悟、为了祖国的幸福和繁荣而愿意贡献出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的新型的人。
在我国，每个新年总带来新的事物，事业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
首先，在解放以后的11个年份中，我们建设了一个新工业。现在土地已回到耕种者手中。文化和教育已是人人都可享受的宝库。只要对我国投射一眼，我们就可以发现，我国的面貌是改变了。今天矗立着斯大林纺织厂的地方，过去有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块荒地。科尔察州马立克炼糖厂的所在地，过去只是一个传播湿热病的臭池塘。走远一些看看罢，在发罗拉，已经建立起几座工厂：水泥厂、碾米厂；地名叫做洛果辛的地方也有了一座清棉工厂。在斯库台里，建设了一个烟草工厂。现在人们正在努力建设规模巨大的霍查水力发电站……。所有这些都是我国从未建设过的东西。我们现在所以能够建设新生活，正因为我们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们了。我国有句俗话：“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正是如此在劳动着、创造着，因为我们有着像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那样的爱护我们、无私地帮助我们的朋友。
去年，我曾参加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我们在那个美丽的国家里逗留了一个多月。我们永远忘不了我们在那里所过的日子。我们亲眼看见中国人民如何热爱阿尔巴尼亚人民。我们不论到什么地方，中国同志们总是热情洋溢地谈到我国和我国人民。我们不论到什么地方，总可以看到中国在起着巨大的变化。像中国人民那样忘我坚定地劳动着，具有坚强纪律和高度觉悟并充满着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人民，是一定会向前突飞猛进的。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对此感到万分兴奋，因为我们的朋友愈是强大，建设新生活愈快，我们也愈强大，愈能在我们并肩前进的光荣道路上迅速地取得进展。
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来临了。让我们的手彼此握得更紧一些吧。祝望这一年成为更加美好的一年，祝望这一年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成就，祝望这一年是个双手满盈的一年。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中国同志们，在这新年的时候，从遥远的亚得里亚海滨，我祝贺你们的国家日益繁荣和发展，祝贺你们大家身体健康，祝贺伟大的中国取得应有的世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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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乐的聚会
本报记者
1956年的头一天。
首都17，000多个儿童头一次在一块渡过了这愉快幸福的一天。
从一清早起，孩子们就像潮水一样涌向苏联展览馆。这里面有工人的儿女，有农民的子弟，有机关干部的孩子，有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儿童，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小朋友。首都的一些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赶来和孩子们一起过新年。展览馆里挂满了红红绿绿的电灯。在中央大厅和工业馆的中央，耸立着两株高大的新年枞树，树上饰着各色各样的动物、糖果和建筑物等玩具，树下边悬挂着很多“三好”花灯，在新年枞树的枝叶间，很多小灯泡闪闪发光，如同开放着的满树银花。儿童们像走进童话里的仙宫一样，他们惊奇地瞧着，他们围绕着花树，说着、笑着，一次又一次地欣赏着。
在一阵热闹的新年锣鼓声以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出现在主席台前，宣布联欢会开始。合唱队接着唱起了新年歌——我们又长大了一岁。还是那个小姑娘，又走到台前用银铃似的声音朗诵着新年诗：“……1955年，我们没有白白放过：我们身体长棒啦，学习进步啦，为了祖国，我们还制定了小五年计划，我们每个人都决心完成它。……1956年啦，1956年，祖国朝着社会主义飞奔。来吧，亲爱的小伙伴，让我们一同来迎接1956年的诞生。”
天空中忽然飘起雪花和彩条，在音乐声中，胸前飘拂着银白色胡须的新年老人和笑得像花朵一样的春姑娘，在各种动物和运动员簇拥下进入了会场。全场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新年老人站在主席台上惊愕地望望四周，问春姑娘说：“孩子，这是到了哪儿啦？”春姑娘告诉他说：“到了北京，到了我们的首都啦！”新年老人向孩子祝贺新年后声明说：“我们来晚了，我们在黑龙江参观了农业合作社，在吉林访问了第一汽车厂，在辽宁又参加了一个学校的少先队订小五年计划……一路上到处都说这下走上社会主义大道啦。”他又向春姑娘说：“你带了些什么给大家呀！”春姑娘说：“我会把东风带给树枝，让小鸟在蓝天上快乐地飞；我会把细雨带给田地，让种籽闻到泥土的香味；……我带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就是帮助他们订小五年计划。”春姑娘接着又向儿童们说：“今天，我来帮你们订小五年计划，明年的今天，我还要来看看你们搞小五年计划的成绩。”在鼓掌声中，新年老人和春姑娘带领着小鹿、小兔、小熊等走进儿童群中，一起跳起集体舞来了。
在工业馆两旁的知识宫、木偶剧场和楼上的游戏宫里，这时也开始了生动、有趣、活泼、愉快的各种活动。游戏宫里有挂鼻子、打气枪、乌龟赛跑、钓鱼等游戏项目，挂鼻子的地方最热闹，墙上贴一张儿童脸部画像，儿童们用脸罩把眼遮住，提一个纸做的鼻子摸着朝像上挂，有的人一挂就挂在鼻子的部位上，大家便拍手叫好，也有些人把鼻子挂在眼上、眉毛上，或者挂在唇上、下巴上，甚至有的还挂在耳朵上、头顶上，看起来很好笑，于是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在木偶剧场和其他演出节目里，除中国杂技团、新疆歌舞团向儿童演出外，很多都是儿童演给儿童看的，孩子们被那些精彩的节目迷住了，一动也不动地瞧着。
知识宫里的各项活动，更符合儿童的心理和要求。猜灯谜的地方，儿童们三三两两地在研究着、争论着，如同学习讨论会一样。有一处玩着“随便幻灯”，孩子们用画笔在玻璃上画着各种图画，再把它放到幻灯前面，来回移动着画片和放大镜，寻找焦点，这个孩子们也很感兴趣。此外，还有化学魔术、理化游戏、跳伞比赛、电球等活动，也都吸引着大批的儿童。
正当大家尽情地欢乐，尽情地歌唱的时候，大厅中又打起了锣鼓，放起了鞭炮，四只大狮子带着八只小狮子出场表演了，它们一面表演一面逗着孩子们玩。各种动物也都全部出场，带动大家扭秧歌，整个会场又都卷入沸腾的狂欢中了。
孩子们知道幸福生活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带给他们的，会上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贺年信，孩子们欢呼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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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新年枞树下看小朋友们自己演出的节目。
本报记者 高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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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年老人向孩子们祝贺新年。
本报记者 高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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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影艺术创作上的新收获
——评影片“平原游击队”——
虞棘
编剧：邢野、羽山 导演：苏里、武兆堤 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
镜头把我们带到那些惊心动魄的年代里，日寇正在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扫荡”，根据地军民紧张地进行着战斗。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英勇的游击队长李向阳。他接到司令部的命令：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保护坚壁在李庄的公粮。李向阳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和群众的支持下，歼灭了松井部队，保住了粮食。剧情围绕着增援和牵制、抢粮和护粮这一斗争焦点展开冲突。影片成功地刻划了人物，生动地反映了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李向阳的形象。影片一开始，李向阳骑马疾驰在烟尘滚滚的山路上的雄姿，就吸引了我们。随着斗争的发展，英雄的性格也就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他知道，他的对手松井比狐狸还要狡猾，他必须用大胆的计策去战胜敌人。在城里他化装成农民巧妙地玩弄了特务，又化装成日本兵闯进了粮库。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稳健沉着。当松井部队围住李庄挖地道的时候，队员们认为粮食保不住了，主张打。李向阳却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告诉他们必须拖住敌人。这和他的大胆、勇敢相对照，就使李向阳这个英雄人物的性格更加完整。演员郭振清对人物的理解是深刻的，表演朴素而自然。
影片对其它人物如李向阳的母亲李大婶、游击队员侯大章等的描写，也是动人的。当李向阳回家叩门的时候，李大婶最初很惊恐；但接着她就听出这是儿子的熟悉的叩门声，她笑起来了。她端着小油灯，细细地端详儿子，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演员凌元这一段表演是细致动人的。这种描写加强了影片的感人的力量，也丰富了人物性格。当松井部队在李庄猖狂地制造血腥的罪行，李大婶冒着极大的危险去给李向阳送信的时候，更加显示了她的无比勇敢和崇高的母爱。侯大章是一个经过锻炼的游击战士，他英勇善战而又风趣。即使在紧张的战争场合中，他也喜欢说句俏皮话来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在酒馆里，他出色地嘲弄了特务，表现了他的勇敢、乐观的性格。
对一些反面人物的描写也是成功的。影片中的松井并不是一个漫画式的人物，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性格的敌人。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正弹着曼陀林，死板的琴声说明人物内心的空虚和不安，而他的阴冷的目光却表现了他的狠毒狡猾。当他在失败后疯狂地虐杀李庄的人民、在走头无路的时候“发扬”武士道精神准备切腹自杀的时候，这个人物的精神面貌就更加突出了。
某些细节描写是有特色的，例如对农民的孩子小宝子的子弹和松井的琴的描写。小宝子的子弹在影片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小宝子对李向阳说要用它打鬼子；第二次是小宝子被敌人杀死后，李向阳沉痛地把它装到自己的衣袋里；第三次是游击队抓住松井以后，李向阳就用它来结果了松井的性命。这一细节描写，很生动地表现了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并且说明李向阳正是为正义而战的人民的化身。松井的琴也在影片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松井自己在无聊地弹琴；第二次是汉奸杨老宗被李向阳打死，松井受到嘲弄后，非常生气，无意中把琴坐成两段；第三次则是影片结束前松井带着队伍到李庄自投罗网的时候，松井匆匆出走，只剩下挂在衣架上的破琴在那里摆来幌去；琴的命运仿佛预示了松井的命运。这些细节描写，都跟主题密切联系，而不是多余的。
根据地人民在艰苦的斗争中创造出的地道战、地雷战等，在影片中得到了反映。那一条条四通八达的地下长城，那隐蔽在树洞、草堆、地底的陷阱，说明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精神和高度的智慧。这些镜头和群众对游击队的爱戴和支持等场面相结合，就更加显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正义性、群众性和它的胜利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