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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设计队伍增加到十万多人 设计机构已有一百多个
我国四年来独立设计了四百个大工业企业
据新华社讯 新华社记者李峰报道：据最近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的设计队伍（包括为设计提供资料的勘测人员在内）已经增加到十万多人，并且已经建立起一百四十多个设计机构；其中属工业系统的有六十多个。工业系统的设计人员占全国设计人员50％左右，比1953年增加了110％；铁道、交通、邮电、水利和民用建筑等各系统的设计人员，比1953年增加了130％到196％。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从1903年詹天佑设计和建筑现在的京包铁路到1949年，我国的设计人员除作过部分铁路、交通的设计以外，很少作过比较大的煤矿、电站和钢铁等工业企业的设计工作。可是从1953年到今年10月份，现在的这支十万多人的年轻的设计队伍，独立设计了近四百个限额以上的工业项目。其中有双鸭山岭西竖井等机械化矿井，钢铁和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哈尔滨电机厂和重型机械厂，以及郑州、石家庄和西北等地新建的许多纺织厂等；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建设或将要建设的铁道、交通、邮电、水利和民用建筑等基本建设，全部是我国设计的；官厅、梅山、佛子岭等七个大型水库，也是我国设计人员设计的。此外，我国设计人员还帮助朝鲜、越南等兄弟国家和缅甸、柬埔寨等友好邻邦，设计了一部分铁路、纺织厂，以及其它轻工业企业。
在完成这些设计工作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设计中，绝大部分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设计起来的。现在，我国的设计人员，有些已开始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进行设计了。
设计人员们在提高设计思想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由于及时批判和扭转了不重视经济、适用，单纯追求美观等设计思想，降低了非生产性建设的设计标准。根据三千二百八十个较大的建设单位统计，去年节约资金达十亿多元。这些资金，相当于建设二十八个十万纱锭、三千五百台布机的纺织工厂的投资。设计人员所设计的工业和民用建筑，也更加符合于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因为及时地批判了不正确的设计思想，使近年来的设计工作，避免了在全国范围内犯严重的和原则性的错误。使用标准设计和重复利用图纸的数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今年上半年，工业设计中使用标准设计和重复利用图纸的数量，平均达到40％，民用建筑平均达到70％。这样就节省了六百万个工作日，相当于五万设计人员做五、六个月的工作。今年上半年工业设计中，采用两段设计的项目将近三分之二，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这些项目的设计时间。
我国设计人员虽然增加了很多，设计的速度和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设计部门仍然普遍感到技术人员不足。现有的设计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还不到一半；而这些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要赶上国家的需要，还得艰苦的努力和学习；许多大型的技术复杂的企业，我国还不能设计。能够设计的，设计的速度和质量也还不尽适应建设要求。到目前为止，全国仍有10％以上的施工图不能按期交出；设计返工的现象也还不是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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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先进经验在北京开花结果
苏联专家帮助汽车厂培养大批人才
据新华社5日讯 六个月以前苏联先进生产者传授的经验，在北京工人的培育下已经开花结果。
在北京的街道上，每天都能看到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带着拖车的大卡车来往行驶，这就是苏联先进生产者尼基金传授的经验——双轴四轮拖车。这个公司的司机、全国著名的先进生产者艾肇昌对记者说，感谢尼基金同志，他使我们的卡车载重量增加了三吨。现在全公司已经有六十多辆汽车带上了这种拖车，10月份全公司运量因此增加了5％，多运输了一万六千多吨建筑材料。
苏联机器制造工业先进生产者里昂诺夫的杆铣刀、片铣刀，沃伦佐夫的梅花顶尖，格里钦科的高速钻，罗克奇奥诺夫的机床调整方法，库尔金的导磁铁、磨燕尾槽方法等都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普遍推广。使用了杆铣刀和片铣刀的工人们，使生产效率提高了30％到50％。
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修理厂工人吕治国说，我们不仅使苏联先进生产者播下的种子在北京开花，还让它的花开遍全国。他们已经把阿达明克的冷焊法，教给了包头、西安、河北等地的汽车修理工人。柯瓦连科传授的锻压经验也已经由北京第一机床厂向全国同工种工人作了介绍。
新华社长春5日电 在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的苏联专家们已经帮助我国培养出大批汽车工业人才。
从1953年这个工厂开始建设到现在，先后在这个工厂工作过的苏联专家中，有苏联汽车制造总工程师、汽车生产中各行各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技术工人等汽车生产中的全套人员。他们在帮助建厂的同时，都挤出时间用讲课的方式，把苏联汽车工业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广泛地介绍给中国职工。
专家们并通过带徒弟的方式帮助我国培养汽车工业人材。
第一汽车厂先后有计划地共指定了两百多名职工系统地向苏联专家们学习汽车生产中的各种专业。这些职工中包括厂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等。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专家已经先后回国，他们所培养出的徒弟都已经初步能够独立担负起各个岗位的工作。
第一汽车厂有些车间主任或车间下面的工部主任，都缺乏组织和管理生产的经验。专家们就分别表演车间主任或工部主任，用亲身主持生产会议等方法，使车间主任、工部主任和其他管理人员学会了管理生产。
苏联专家们把帮助我国培养汽车工业人才当成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从建厂开始不久，专家们就不断提出了许多建议，帮助这个工厂逐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教育组织和技术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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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行苏联先进的顶推运输法
长江拖轮运货能力提高一倍
新华社武汉5日电 参加长江运输的拖驳船队的船员们积极推行苏联先进的顶推运输法。现在，逆水上航的船队，无论是在风大浪高的下游或滩多流急的川江，绝大多数都采用顶推法行进。下行船队采用顶推法的也在20％到30％以上。
顶推运输法的广泛推行，大大提高了长江拖轮的工作能力。以今年1月到9月份和没有推广顶推法前的1952年相比，在维持原有航速的情况下，长江拖轮每匹马力拖运的货物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同时，经过反复测定证明，拖轮采用顶推法航行以后，它的煤耗量也降低了4％左右。
顶推运输法是在1953年由苏联专家罗曼诺夫介绍给长江海员的。今年5月来自伏尔加河的苏联船员别尔米雅可夫又为长江海员表演了顶推法中最先进的队形——一列式顶推。这些先进经验受到长江海员的热烈欢迎。虽然长江航道、水流与苏联的不同，船型不一样，船上设备也简陋，船员们在开始推广时碰到过很多困难，但是他们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采取新方法编组的船队要过危险航道了，船上的驾驶人员就事先开“诸葛亮会”研究对策，然后，全体出动到船头、船旁、船尾去协力操纵。新式样的船队使驾驶人员站在原来拖轮的驾驶台上看不到前方了，他们就不避风雨烈日跑到船队最前面的驳子上去指挥。现在长江海员已经摸索出了一整套在长江航道上使用顶推运输法的经验，连最不好操纵的一列式顶推法也在长江中、下游试验成功。
新华社武汉5日电 航行在长江下游的大型货轮，最近正在推行梭形顶推法的苏联先进经验。
第一艘实行顶推法的大型货轮“人民九号”，采用这种方法逆水上航，比采用原来的绑带法多带了一只载重一千吨的驳船。船队的总载重量比过去提高了20％左右，航行速度加快了10％，燃料耗用量也有减少。
预计，这种先进方法在大型货轮中普遍推广以后，从上海运向汉口的物资每月可以增加一万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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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埃及加工冻牛羊肉
新华社海拉尔电 三节冷藏车厢装着三十八吨冻牛肉和冻羊肉，10月31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国营海拉尔肉类联合加工厂开出运往天津港口。这是这个工厂为埃及加工的首批冻牛肉和冻羊肉。其余已经加工出的二百多吨成品，将在近日陆续出厂。根据埃及这一批定货任务，这个厂还将在11月上旬加工出几百吨冻牛肉和冻羊肉。
根据埃及要求，这些牛、羊肉，都是按照伊斯兰教教规规定生产的。屠宰的时候，由海拉尔市清真寺的两位阿訇下刀。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们特别注意做到洁净。在装上车厢之前，按照阿訇提议，用热水刷洗了车厢，并铺上洁净的纸张。最后，由阿訇签字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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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河沟里也会翻船的
郝洁
办公楼、宿舍等民用建筑，结构和施工操作比起厂房结构要简单些，容易保证工程质量。但是，目前恰恰在这些工程上不断发生质量事故。
河北省峰峰市建筑公司为峰峰市人民委员会建造了一百零九间瓦房。今年雨季，这些瓦房全都漏了，办公室变成了蓄水池，根本无法办公。宿舍漏得更厉害，深夜里暴雨来了，人们只好打着伞、披着被子坐到天明。
北京煤炭洗煤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为北京煤矿研究所盖一批宿舍，把电线管子和上下水道安得太近了，水龙头、水管子都带电，有时甚至水里也带电，弄得住户都不敢用那里的水。
这样的例子几乎各个地方都可以找到。
为什么这些民用建筑的质量这样坏呢？
主要的是因为承建这些房屋的建筑单位有一种不正确的思想。他们认为，民用建筑不过是同砖、瓦、木、石打交道，“闭着眼睛也可以干”。特别是一些曾经搞过重要工程的单位，这种情绪更严重。他们说：“大江大河都走过来了，小河小沟里还能翻了船？”曾经建造过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筑工程部直属工程公司，前些时建造一批简易宿舍的时候，就认为：“盖个平房有啥技术，交给工段去搞就行了。”结果房子盖好了，一场大雨就淋倒了90％。
民用建筑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国家每年要在这方面花成亿元的钱。我们希望担负着民用建筑任务的建筑单位，时时刻刻都不要忘记：哪怕是小小的一点疏忽、轻率、自满，都会影响人民生活和给国家造成重大的损失。我们要学会在大江大河里顺利行驶的本领，但是也要保持在小河小沟里也不会翻船的谦虚谨慎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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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产品
新式磨床
从长春运来的解放牌汽车的曲轴，昨天在上海机床厂试制的仿苏式“三四二一”型曲轴磨床上结束了加工试验。试验的结果证明，用这种国产的新型磨床加工的汽车曲轴，精密度可以达到不差一公丝，质量完全符合要求。
“三四二一”型曲轴磨床是上海机床厂提前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二十二种新产品以后，超额试制的第一种新产品。它的操作是半自动化的，每二十分钟就可以加工一根汽车曲轴。在年产三万辆载重汽车的汽车厂里，两台这样的磨床就可以满足全部曲轴磨削的需要。
上海机床厂的职工还正在试制另外一种曲轴磨床和一种外圆磨床。他们争取在今年年底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新品种计划多出产三种新磨床。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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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产品
九尺大钢琴
我国自制的第一架最大的钢琴——九尺的三角大钢琴，10月29日作了最后一次校音。
这架钢琴是由公私合营上海琴行积有二、三十年经验的老工人制造的。它的音量很大，适合在大规模的演奏会上使用。
上海琴行在1923年开始制造钢琴，是国内制造钢琴历史最久的琴行之一，产品曾远销国外。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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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产品
新型的采煤机械
鸡西矿山机械厂最近制造出一种新型的煤矿采掘机械——钻孔机。这种钻孔机在八小时内能在煤层里开凿出直径二尺半、六丈六尺深的孔道。在采煤的时候可以用来开凿通风、溜煤、排水和排煤气等孔道，对提高采煤效率和保证煤矿工人的安全都有很大作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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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企业适当的自治权
章世鸿
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上级国家机关应该改变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的现象，这种现象已经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事实完全符合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情况。目前，要求给企业适当的自治权已经成为各企业负责干部愈来愈普遍、愈来愈迫切的要求。
在上海，一些国营工厂和公私合营工厂的负责人经常这样说，由于上级国家机关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管得过多、过死，许多事他们做不了，管不了，只能起“算盘珠子”的作用。管不了，但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又非管不可，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棘手。
目前一般国营工厂厂长在财务方面大概只有二百元到五百元的机动权（视厂的大小、性质不同）；公私合营企业就更少，有的新合营企业根本没有财权，连买一块肥皂都要由上级专业公司来批。一个工厂总难免有些预算以外的支出，而许多支出总得超过五百元或二百元，一旦超过这个数字，数不尽的麻烦就接踵而来。例如今年夏天上海高热，国务院指示南方工厂各高温车间应有降温设备。有许多公私合营工厂没有降温设备，而要装置降温设备，就得花钱，而且总得超过二百元。于是就向上级专业公司打报告，公文往返拖延，耽搁日子这且不说，奇怪的是许多专业公司对这样火烧眉毛的事仍然按“老规矩”办事。例如，有的专业公司劳保科同意工厂购置降温设备，但财务科不批准，说根据“制度”，这笔钱在第三季度计划中没有，要工厂造了预算，第四季度才拨给。上海公私合营洁晶玻璃厂行政和工会为了解决降温设备问题同所属专业公司先后打了十一次交道，直到报纸对这件事提出了批评，才得到解决。可是这时候天气已凉快了。对财务管理控制过死，也妨碍企业及时改进生产技术。有些企业在接受某项订货任务后，工人们为了保证完成或提前完成任务，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合理化建议，但试行和实现这些建议就得花钱，厂内不能作主。对工厂来说，几百元钱是件重要的事，一到上级机关，就不一定被人重视，往往一个月两个月才得到同意开支，这时候，订货任务也快完成了，合理化建议的意义就不大。类似上面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挫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财务上是这样，职工调配、干部管理上也是这样。工厂没有调动劳动力的机动权，同在一个市区内，这个工厂劳动力过剩，那个工厂劳动力不足，他们不能自行调动一个人。在人事管理上，有些国营工厂调动一个科长级干部，不但要呈报市级机关批，更要送到中央机关批，使厂内在干部调动方面陷于极大的被动。
上级机关大事要管，甚至一些完全可以不管的小事也要管。厂内开一个天窗，开一个太平门，修造一个厕所都得呈报批准，往往几番周折，结果还是不准。公私合营上海立兴热水瓶厂为了修造一个简单的厕所，和所属公司打了一年多交道，最后还是由工厂党组织向市委、区委、轻工业局等发了呼吁后才得以解决。
上级机关把权力过分集中，事无巨细一概包揽，能否管好呢？事实证明，不但管不好，而且也管不了。订得过死、过多的制度，不但妨碍了企业的主动性和机动性，而且也束缚了上级机关自己的手足。有些事企业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上级机关明知是好的，但不支持，而自己又拿不出办法，结果领导竟成为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一种阻力。请看下面的事实：今年夏天高热时，上海有许多公私合营工厂买不到降温设备的材料（如马达、风扇、鼓风器等），他们向所属专业公司提出，专业公司也没有办法。但当时长宁区人民委员会工业科作了一次摸底后，即发现区内另一些公私合营工厂有一些多余不用的马达和风扇，显然，如果全区各厂相互调拨一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不行。区人民委员会没有这样的权利，于是他们向各专业公司请示，要求专业公司允许区内各厂相互调拨。但按制度规定，各专业公司的物资只能在本公司所属工厂内部调拨，因此各专业公司都不能作主。于是他们又请示这些公司的领导机关市轻工业局、重工业局，但这些局的答复是：虽然这个办法是好的，但办不到，因为不同局的工厂之间不能有调拨关系。于是他们又找局的领导机关市人民委员会第三、第四办公室，办公室也以同样的理由说“不行”。一方面公司和局无力解决所属工厂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各工厂要求自行调拨解决又不同意，这不是矛盾的现象吗？的确是矛盾的，但这正是现实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在国家统一的政策、计划下，给工厂以一定的机动权力和自治权力，使他们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解决他们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使各工厂之间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协作关系。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目前的情况是上级机关为了应付许多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弄得机构臃肿庞大，出现了上面肥，下面瘦，头重脚轻的现象。管得过多、过死，领导部门就不能不陷于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忙乱中，不能真正深入企业，及时地具体地解决企业中各种重大的问题，结果是放松了真正的领导，使该管的事反而管得不好。由此可见，给企业适当的自治权力，不但是改进企业本身所迫切需要的，也是改进企业领导部门的工作所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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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专家在长江大桥工地
新华社记者 方堤
要把在武汉长江大桥帮助工作的二十多位苏联专家的事迹作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以这样说，整个工程中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和他们的忘我工作和创造性的劳动分不开的。这里谈到的只是他们工作中的一些片断。
创造性地对待工作
长江大桥工程局的职工们对苏联专家们优越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都有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正如工程局局长彭敏说的那样：人们认为专家们身上更为宝贵的东西，是他们用创造性的精神来对待工作，而不受陈规的限制和约束。因此，许多看来好像是无法解决的难题。都能在他们的不断研究中获得解决。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1954年当长江大桥刚开始进行技术设计的时候，由于长江水文地质情况特别复杂，用流行了一百多年的“压气沉箱法”来解决桥墩基础施工问题，有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而更好的方法又找不到，因此，当时曾使技术设计陷于停滞。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们反复研究了这一情况。他们根据苏联在地质工作中用大型钻机钻探和在桥梁工程中用“高椿承台”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用
“大型管柱钻孔法”代替“压气沉箱法”的大胆倡议。现在，长江大桥桥墩基础工程进行的情况证明，“大型管柱钻孔法”无论是从好、快、省、安全各个方面看，都比“压气沉箱法”优越得多。专家们就这样出色地、创造性地解决了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长江大桥桥墩基础施工问题。
人们还记得专家们创造性地进行工作的另一个例子。长江大桥采用的是三联九孔的钢梁，全长一一四○公尺，看来就像一座巨大的钢铁长虹。杆件和铆钉的粗大，在国际桥梁工程中都是少见的。因此，在桥梁建筑中架设钢梁时经常采用的“拖拉法”和“浮运法”，在这里都难于适用。根据这个情况，中苏桥梁建设者决定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伸臂拼装法”来解决架设问题。但是，这种新方法所要求的精确度是很高的，如果铆合质量不合要求，架设工作就不能继续进行。这样，正确地解决铆合质量问题，就成了整个架梁工程中的一个关键。
如同所有重大的技术问题一样，解决铆合质量问题的重要环节，是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操作规程。但是，由于这里用的钢梁不是普通的钢梁，在中国无法找到一个现成的适用的规程。后来，专家们从苏联要来了一个伏尔加河上的著名桥梁——斯维特尔斯克大桥的钢梁铆合规程。这个在苏联算是完善的规程经过试验后，证明它在长江大桥上也不能完全适用。但是，这个难题并没有难倒苏联专家们。经过几个月的钻研，专家们和中国工程人员一起，终于在利用斯维特尔斯克大桥规程的适用部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和中国工人宋大振等人的经验，创造性地制作出了一套新的规程，解决了铆合质量问题。
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
这里的职工们都一致赞扬苏联专家们在长江大桥工程中始终一贯的忘我工作精神。人们说：专家们把在这里工作看成是为他们自己工作一样；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毫不计较环境的艰苦。
苏联专家西林和波良轲夫身体都不好，波良轲夫还患着严重的心脏病。可是，他们为了长江大桥的建设，总是不分昼夜地工作着。西林是负责帮助局长和总工程师进行全面领导工作的，按照规定，每天下午到五点半钟后就可以下班了，但他却经常工作到七、八点钟；有时在夜间也到工地上去了解情况。星期天他也常常只休息半天，另外半天他就乘小艇到风大浪急的长江上检查各项工作进行的情况，发现问题就立即帮助解决。有时，为了解决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他不辞辛苦地往返奔走于武汉—北京—莫斯科之间，和中国、苏联的桥梁专家们交换意见。
波良轲夫是帮助进行钢梁的制造和架设工作的，他更是日日夜夜地生活在工地上和车间里。常常是这样：他在工地上或车间里工作到夜间十一、二点后才去休息；可是第二天清晨四、五点钟时，人们又看到他出现在工地或车间里。有时，他由于劳动过度昏倒了。但当他刚好些后，就又不顾人们的劝阻回到了工地或车间。人们曾多次劝他医好了病再工作，可是他总是说：“不要紧，把桥建好了再住医院是一样的！”
在工地上，职工们还经常谈起专家戈罗托夫、轲斯金和切尔特轲夫忘我工作的情形。有一次，在还十分寒冷的2月天里，戈罗托夫和轲斯金等正在桥墩上指导工人下沉管柱时，突然，江上乌云密盖，一次少见的暴风雨袭来了。狂风掀起翻腾的巨浪，猛烈地冲击着桥墩工作台，寒风、冷雨吹打在人们身上。转眼之间，专家和工人们的衣服都被淋湿了，雨水顺着帽沿、衣袖、裤管直淌。工人们怕专家受凉，劝他们回到岸上去，但专家们都不肯回去。就在最近，切尔特轲夫为了研究工人的经验，解决钢梁铆合质量问题，曾在钢梁拼铆工地上接连工作了五个夜晚。这样的事情，在长江大桥工地上是很多很多的。
把经验传授给中国兄弟
长江大桥工程局的中国职工们从铁道部接到的任务是：“建成、学会”。就是说，不但要把大桥建成，而且还要在建设过程中，学会全套建桥的本领。苏联专家们把帮助中国职工完成这个任务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在各项工作中，他们总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中国兄弟。
专家们通常帮助中国职工提高技术的方法是上技术课。西林、卡尔宾斯基、戈罗托夫、吉洪洛夫和其他专家们，都曾经用这个方法向职工们系统地讲授过有关设计和施工方面的重大技术问题。这样，就使得大家能够全面地掌握建桥技术。
可是，仅仅是讲授有时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必须辅以具体的指导。专家们进行具体指导的主要方法是亲自示范和在工作中带徒弟。例如，关于传授苏联先进经验“生产会议”的问题，虽然作了详细的讲解，但在实际运用时却往往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主要的问题是：会议牵涉的问题过多，因而开的时间过长，而问题却解决不透。后来，西林和卡尔宾斯基就召集全体专家开生产会议进行示范，让大家亲自看看怎样才能使会议开得短而又能解决问题。这样，职工们很快就学会如何开生产会议了。以后，工程中有许多问题都是通过生产会议的形式得到解决的。
机械专家普罗哈洛夫和基础施工专家轲斯金，都是善于在工作中带徒弟而深受职工欢迎和喜爱的人。普罗哈洛夫每天到现场工作时，总要抽出时间去帮助工地上的青年技术员和绘图员修改设计图纸，并且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作。有时，青年技工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经过讲解后还不能解决时，他就穿上工作服亲自动手边作边教，直到大家完全学会为止。在轲斯金的具体帮助下，青年工程师肖传仁和钻工丘桢祥曾多次改进了钻头的结构，对提高钻孔效率和节约材料都有很大的作用。
由于专家们的耐心帮助，长江大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二、三年来进步得很快。数以千计的青年徒工在这个时期中变成了建桥能手；原来的技工则一般都已经因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担任了技术员、领工员或队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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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中的流溪河水电站
在广州市北部流溪河的上游，正兴建一个水力发电站。这个水电站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勘测设计的。它的装机容量在四万瓩以上。图为流溪河水电站工地的一角。
陈福北摄（南方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