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中国文字改革的道路
吴玉章
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是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下述方针的指导之下进行的。这就是说，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遵照这一个方针，一年来我们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汉字的简化和整理工作。1955年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颁发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草案经过了广泛的讨论和修订，于1955年10月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这个第一次的汉字简化方案，不久将提请国务院发布施行。
这个第一次的汉字简化方案，包含519个简化汉字和54个简化偏旁。一般通用的汉字里头，包含这54个偏旁的字在1，200个上下，因此实行这个方案，实际得到简化的汉字可以达到1，700多个。1955年5月起，大部分报纸期刊开始试用了两批共141个简化汉字，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还作出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已经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根据这个整理表，将有1，055个异体字被淘汰。这个整理表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给新闻出版印刷单位实施。
第二，汉字根本改革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5年7月，教育部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发出了关于举办小学语文教师普通话训练班的通知。很多省、市和内蒙自治区，都已经开始或者正在进行这一工作。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解决了什么是普通话这一个语言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一致同意“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民族共通语”这一个提法；并且决定了“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方针。大力推广普通话事实上也就是减少文字根本改革的障碍，为文字拼音化作准备。
其次是拟订汉语拼音方案。到1955年年底，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稿已经完成，不久将发表出来，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以便在最短期内修正后提请政府采用。
再次是提倡推广报纸期刊的横排。一年来，报纸期刊采用横排的逐渐增多。全国性的报纸，自1956年元旦起全部改为横排，大多数省报已经或者正在准备改为横排。根据1955年年底的统计，全国372种期刊中，横排的有298种，占80.1％。1956年起，全国性的期刊，除了一两种仍用直排外，已经全部改用横排。一年来，图书采用横排的亦在逐渐增多。
但是，过去一年的工作仅仅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开端。为了进一步推进汉字的改革，逐步实现文字的拼音化，今后还必须依照文字改革的既定方针，有步骤地进行以下各方面的工作。
关于汉字简化和整理工作。分批推行第一次的汉字简化方案，在1957年夏季以前将1，700多个简化汉字全部推行完毕。在小学教科书和扫除文盲课本上，已决定简化的字应该尽先使用简字。
继续汉字的简化工作。在一般日常应用的六、七千个汉字中，第一次的汉字简化方案已经简化了1，700多字，初步估计还有1，000多字，应该加以简化而还没有简化。我们要尽量搜集并公开征求新的简字，准备在一、二年内提出第二次的汉字简化方案。要在今后三年内使得在日常应用的六、七千个汉字中，有一半得到简化，这才算是汉字字形简化工作的完成。
拟订通用汉字表。把目前通用的字（包括常用字以及虽然不是常用，但是必要的字）同目前已经不通用的字划清界限，订出通用汉字表。然后在通用字的范围内淘汰异体字，使通用字尽量减少到一个合理的最低限度。
刻制汉字标准的铜模，使印刷体同手写体尽量一致，并且逐步统一铅字规格，以提高印刷质量。
研究改进汉字的检字法。把现有的各种检字法加以研究改进，或者重新拟制一种简便合理的汉字检字法，逐步消除目前汉字检字法中的分歧混乱现象。
关于普通话的推广工作。第一是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作为各地推动这个工作的领导机构。第二是训练师资。目前推广普通话的重点是学校。应该在一定时期内，使中小学校和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受到普通话的训练。第三是编印教材。应该大量编印教学普通话的各种教材、读物、词典和参考用书。编印指导各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灌制教学普通话的留声机片，和摄制教学普通话的电影片。第四是加强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工作。
此外，还应该充分运用各地广播电台在社会上大力宣传和教学普通话。在高等学校、政府机关和工人来自各地的新建工厂和工地，应该在可能条件下提倡学习和使用普通话。
关于拼音化的准备工作。在中国实现文字拼音化必须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这是因为：（一）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一般人民缺乏拼音的习惯。（二）我们的方言十分复杂，普通话在今天还没有普及。（三）由于长期使用汉字的影响，汉语词汇中同音词比较多，有些词语用汉字写出来可以懂，说出来就不好懂。这三种情况决定了汉字的改革成为拼音文字，必然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好让我们有时间来克服这些困难，为拼音化作好准备。
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在汉语拼音方案拟定之后，应该首先用来给汉字注音，帮助教学汉字、小学教科书、扫除文盲用的课本、通俗读物、字典和词典上，都用这套为拼音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其次是在汉字中夹用。外国人名地名的译音，一部分科学名词，没有适当汉字可写的语词，可以就用拼音字母来拼写。儿童和工农作文，往往有些字写不出来，可以就写拼音，作为他们写作的辅助工具。第三是帮助推广普通话。拼音字母是教学普通话的最好的工具，必须运用这套字母来教学北京语音，大量出版用拼音字母编写的各种体裁的普通话读物（包括跟汉字对照的读物），以提高普通话的教学效率。
通过这些步骤，可以使得广大人民逐渐熟悉拼音字母，熟悉拼音方法，熟悉这套字母所依据的北京语音，为推行拼音文字作好准备。
其次，是拼音文字的试用和试验工作。首先可以在电报上应用，以拼音代替数字电码（“四码”）。拼音电报可以做到跟汉字电报一样一字不错，这个技术问题已有适当的解决办法。其次，应该在图书、档案编目、人名索引、字典分部、电话簿和电报簿的编排等等方面，推广这套字母的应用。
我们还可以用拼音字母来编印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用的汉语课本，以及各种读物和报刊。我们要用拼音字母来翻译各种程度和各种体裁的著作。在各级学校、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各方言区进行拼音文字的实地试教，并且选择一定地区进行有系统的、全面的、长期的重点试验工作。
再次，结合以上这些试用和试验，进行对于拼音化的研究工作，逐步改进这个拼音方案，使它更加完善，并且逐步解决作为一种拼音文字所必须解决的若干困难的复杂的问题，例如同音词问题，声调问题，一部分词语的写法问题，文言成分的处理问题，以及在方言区推行拼音文字应当作什么样的调整和适应的问题等等。
经历了上述一系列的考验，这个拼音方案就已经逐渐生长成为一种完善的文字，无论什么样的场合，它都可以适用，不致发生困难。那时候，它已具备足够的条件来代替现在的汉字，也只有到那个时候，实现文字拼音化的过渡时期才算终了。
这就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略图。一切热心和关心文字改革和群众教育的人们，必须积极工作，不断努力，争取我国文字拼音化的早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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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寸光阴一寸金
华罗庚
我原以为不是空着手来迎接1956年的，但是当我在1955年末听到各方面轰雷般的捷报声的时候，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做得还是太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想起解放前的苦难，想到今天党和政府的关怀，想起工业和农业战线上需要科学支援的万分迫切，真是无比兴奋。急起直追，正是时候。因此，在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愿根据“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古训，把科学工作者的时间利用问题提出来，和大家一起互相勉励。
回忆
这样美好的生活，那里是解放前所能梦想到的！这是全国六亿人民的心声。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体会得也极其深刻。我是在愁吃愁穿愁住中长大的；在昆明做了教授，获得了科学工作者的头衔之后，不但以上三愁未解，却又平添了愁无书可读（实际上岂但无书可读，而且还被迫出卖仅有的杂志和书籍以糊口），愁无工作助手；愁在油灯下辛苦钻研出来的成果无法出版。是的，那时节，真个是穷愁万种，数说不完。
解放了，穿吃不但不愁，还有余裕；书籍杂志源源而来，不愁无书可读，只愁读不了这么许多；研究心得不愁出版不了，只愁写不出来，或写不出好的来；研究助手也日益增多，不愁孤军作战，更不愁后继无人了。
在这样的显明对比下，任何一个爱国的科学家都会有无比热情，愿意发挥最高的劳动积极性，恨不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时间意味着什么
我国社会不珍视时间的现象是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在农业国家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因为农业产量不会因为停工一、二小时而显著地减少。何况，在地主阶级压迫下，农民那来的生产积极性；而地主们却以不劳动为贵，更谈不上时间概念；士大夫们的十年寒窗是为了一举成名，成名之后谁还肯用功，清谈终日，言不及义者比比皆是。在解放前打打麻将以消永昼者也不乏人在。但是到了今日，这种不珍视时间的现象确成为进入社会主义的巨大障碍。
在工业化的国家里，时间的作用就显著了。停工一小时的意义是什么，任何一个工厂都会具体地告诉我们。在自动化的工厂里甚至于一个人一分钟停工的意义都能说得出来。因此，我们必须把珍惜时间的习惯建立起来。
必须更好地掌握时间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科学地掌握时间，这是古今中外科学工作者能有科学成就的一个先决条件。近代科学的特点之一在于它必须有很长久的学习时间，才能了解前人的成就，必须有长时间的思考探索，才能推陈出新，获得成就；更必须经常不断地学习，才能了解世界现况，不致于做了别人所已做过的工作，走了别人所已走过的弯路。因此，较有成就的近代的科学工作者，毫无例外地都是节用时间的能手，也都是决心在大量时间中投入大量劳动的人。
这一点在现中国更为重要。我国是一个科学基础薄弱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支柱之一是科学，三个五年计划所要完成的现代化的工业，如果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来支援那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作为一个爱国的科学工作者就不能不挤时间，利用时间，那怕是三分钟、五分钟，都要把它投进工作里去，只有加倍努力，才能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
对领导方面的希望
另一方面，社会活动多，兼职多，会议多。这使得一部分科学工作者陷于减产的境地。因此，领导方面应当考虑减少科学工作者非业务性的活动。还有一部分科学工作者，他们在解放前就已经脱离了研究工作的，领导方面对这样一些科学工作者似乎应当大大地减少他们的社会活动，使他们久停之车可以慢慢地开动起来。因为停了产就根本不能再称为科学家，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现象，必须要消灭这一现象才好。
在苏联，科学家们也都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而并不脱离研究工作，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同时，我们还应当学习苏联的珍视时间的社会风气。他们开会的时间是短的，他们的发言是扼要的。但我们开会却一开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有时还从上午开到下午一、二点，下午开到七、八点，晚上开会更是没有底。这种情况不但影响科学工作，而且也有害于健康。
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正在高涨。工业上的捷报，接二连三地传来；农业合作化运动胜利地展开，乡村中一片社会主义的新气象；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在迅速地推进着。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当我们想起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允许我们有丝毫的松懈，更不能浪费掉我们一点一滴的光阴。但我们也不必疑惧，我们有久经锻炼的共产党在领导着我们，我们的信心是无比坚定的。我们是一定会和工农弟兄们在一起，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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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社会主义的声音传遍田野
本报记者 傅冬
12月30日。
从一清早起，北京红星集体农庄办公室就没断过人。庄员们挤到那灰色的像个大衣柜子一样的五百瓦播音机跟前，东瞅瞅，西瞧瞧，不肯走开。
今天农庄有线广播站正式播音。庄员们早早地就赶来了，人人都想看看这怪东西怎么那样神通广大？怎么能够一说话几十里外都可以听到。
挤不到房里的庄员，在院里的会场上也在谈论广播的事。人们谈着：庄里的两个小丫头刘秀兰和张树敏怎样在四个钟头内学会了管理播音机。人们也谈着：庄里的20个青年庄员栽的电线杆子和工人栽的一模一样，有的人还用感激的口吻谈到了北京广播电台工人提前一个月把播音机装好的热情。
鞭炮声响了，农庄主席于潮凯宣布播音典礼开始。
“……从今天起，我们每天就可以从大喇叭里，听到全市、全国、全世界所发生的大事情。”于潮凯同志用兴奋的语调继续说：“我们可以直接听到各级首长给我们的指示，和全国各地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我们庄员里，能干的有成绩的人也可以通过大喇叭，向大家说说他是怎样干的！有什么经验。……这对于推动我们的生产提高我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有很大作用。”
于潮凯好久以来就想办这件事。农庄的管理一天比一天复杂，土地由1952年的1，518亩增到29，000多亩，人口由1952年的63户扩大到1，360户，天天差不多都有事要和庄员们商量。可是庄里的道路却一天比一天长，从庄子的东头到西头足足要跑20里，从南头到北头虽然近一点，也得走个12里。于潮凯为这事伤透了脑筋。好多政策时事方面的报告，按理应向全体庄员讲，可是因为庄员住的太分散，不好召集，只能讲给大队长。遇着要开会的时候，主席、副主席、总支书记、生产主任四个人就都得出去通知。一些紧要的事有时就这样耽搁了。更糟的是，有时说好几点开会，临时发生 急事，要改期，可是来不及通知，有些住在十几里路以外的庄员老远地赶来扑个空，十月中就发生过这么一回事。特别糟糕的是前些天宣传“三定”政策的时候，讲得清清楚楚。可是过了没几天，一个叫阎景春的庄员对人说，按规定分给他家的粮食不够吃。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向阎传达的人只说了个全庄庄员的粮食平均数，没说具体怎样照顾。像这样的事实在太多太多了。
要是和工厂一样安一个大喇叭这些问题不都解决了吗？这样领导和群众不就可以直接说话，省得一道一道转话！而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这怎么不让于潮凯激动呢！
于潮凯在播音机前接着说：“从大喇叭里，我们还能听到各种戏剧和曲艺等文艺节目，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站在各个村里大喇叭下面听的庄员都笑了。可不是吗？这两天试播，大伙不是听了好多场戏吗？
王金花一家子因为娃娃多，没有到大喇叭筒下面去听。可是她坐在炕头上听得很清楚，一字一句就像在她耳边说的。她一面缝着棉鞋一面照护娃娃，她高兴地对人说：“你看我坐在不冷不热的炕上把活作了，把报告听了。这几天广播大戏，播得真好，就跟我去了一趟北京的大戏院子一样！”
77岁的白胡子老庄员白异珍和他的瞎了眼的老婆婆刘金奎也高兴得见人就说大喇叭的事：“老了老了，赶上这么好社会！一辈子没听过梅兰芳的戏，这一下也给听到了！”
北京广播电台的同志在会上送给农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
“让社会主义的声音传遍田野！”
是的，让所有的农村都安起这喇叭吧！让所有的农民坐在炕头上就听到全市、全国、全世界所发生的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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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运动员在1955年的新成就
中国运动员在1955年又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
据不完全统计，男、女田径、游泳、滑冰、自行车和男子举重运动员，在1955年共打破了384次全国最高纪录，其中仅在田径运动方面，打破全国最高纪录的次数就达到了76次，超过了解放前1936年到1948年的13年中改变田径纪录的总次数——七次将近十倍。
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涌现出许多有才能的运动员。大连造船公司的工人李凤琴打破了女子三千公尺自行车比赛的全国最高纪录。贫农出身的刘云富取得了轻重量级举重的全国冠军。
许多运动员由于认真学习，勤苦锻炼，运动成绩提高得很快。女运动员石宝珠4月间掷铁饼的成绩是37公尺87公分，12月就提高到45公尺92公分。轻量级举重运动员黄强辉3月间举重的总成绩只有285公斤，12月就提高到342.5公斤，游泳运动员林锦珠也两次打破我国成绩长久以来停留在一分钟以上的男子百公尺自由泳的全国最高纪录。
球类运动员1955年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第二届国际青年运动会上，获得男、女乒乓球单打前4名的运动员中，有一半是中国乒乓球选手。中国男、女篮球队和男子排球队在这次运动会上得到第五名，女子排球队得到第六名。
射击、摩托车和跳伞运动员1955年都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射击运动员11月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1955年国际友谊射击竞赛的时候，得到总分第四名。女射手李素萍在自选小口径步枪50公尺立射中，还得了第一名。摩托车运动员10月间参加了在罗马尼亚斯大林城举行的1955年国际友谊摩托车越野竞赛，结果男、女两队都得了第四名。男、女跳伞运动员8月间参加在保加利亚索非亚附近举行的1955年国际友谊跳伞比赛的时候，得了总分第七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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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青、少年举行舰船模型试航表演赛
在上海市黄浦游泳池举行了一场有趣的舰船模型试航表演赛。参加表演赛的有上海市青、少年自己制造的21艘拖轮、护航艇和雷击舰模型，它们都是以橡筋作为动力的。比赛航程是33公尺。
学生沈本蔚和张振华制造的护航艇首先以51秒5的时间驶完全部航程。接着，中学学生黄孝宁和储根宝所作的雷击舰又以43秒9创造了最高纪录。
表演赛结束以后，少年儿童们参观了在游泳池附近的舰船模型和图片展览会。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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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是冬天是春天
陶钝
从汽车窗里往外看，公路两边的杨树叶都凋零了。在往年，这季节正是禾净场光，农民们蹲在热炕头上，守着老婆孩子，喝着热糊糊，他们正等待过了春节，田里解冻后才下地春耕。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公路两边的田野里到处都有人在干活：十吋步犁、双轮双铧犁在忙着冬耕；鸳鸯礶、大拨齿水车、解放式水车在忙着浇麦子；打好的土坯像一列城墙似地垒起来晒着，这是农业合作社为了盖房屋准备的；男男女女都在田野里劳动。这景象，使旅客们觉得这不是冬天，倒像是春天。
这是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下达以后，在山东泰莱公路两边出现的新气象。合作社的社员们为了响应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发出的每亩地增产万斤地瓜、千斤粮食、千斤花生、百斤棉花的号召，积极地行动起来，把冬闲变为冬忙。
我一下车就到王家方下村。这个村就在公路的北边，离莱芜城十五里，在大汶河的北岸。
这里的确变得使我不认识了。解放以前，这是个穷村子。用这村的农业社社长王登福的话说，村子里有七多：讨饭的多，逃荒的多，欠债的多，当雇工的多，推脚的多，卖饭的多，光棍汉多。1952年这村办了社，经过三年多，出现了新七多：收入多，牲畜多，盖瓦屋的多，穿新衣的多，上学的多，手电筒多，球鞋多，娶媳妇的多。1952年办社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缺粮村，有七户人家还靠政府救济。1953年，全村除一户管制分子没有入社以外，都入社了。这一年，社里得到了增产，他们的社成为莱芜县的旗帜。他们的小麦丰产地，吸引了全县各区的人们，都来参观。1955年，除了卖给国家12，500斤粮食外，每人平均分粮450斤（地瓜还不算在内），还可以分到五百斤菜、30斤线麻、11斤籽棉，一个缺粮村变成余粮村了。王义功的娘一件三斤重（补了又补）的单褂子，已经成为历史性的记忆了；三年前村子里只有一座教堂是瓦房，许多破旧的草屋东倒西歪，现在五、六处瓦房盖起来了，草屋翻新了。支部委员潘德美家从来没有垣墙，现在不但修起了垣墙，还盖了一座大门楼。当我看到村外另一列瓦房问是谁家的时候，支部委员王德弟调皮地说：“那是老朱家。”马上就有一位社员解释说那是一列猪栏，养着肥猪，母猪，还有苏联种的白猪。
我到这个村子的第二天，是王德弟的父亲70寿辰，五个儿子，一个闺女都忙着给他做寿。男女分成两桌，每桌摆上六碗菜，有鸡，有肉，有细粉条，还有两瓶酒。老人家端起酒杯来，看了看满堂儿女，喜欢得话说不完了。他说：“十年前我60岁，那时只有这一排屋，还住不安稳。被鬼子汉奸逼得东躲西藏。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那里会有今天！这杯酒应当敬毛主席。”他望着正面挂的毛主席像点了点头，把酒喝下去。老人家三杯酒落到肚里，谈兴更高了：“前年办社，德弟在我那块地里搞丰产试验，要打四百斤小麦。那块地我种了30年，我摸底。下去一尺土全是白沙，那里能打四百斤！谁知浇了几水，锄了几遍，打了415斤。真是奇！合作社是有办法。”在吃饭的时候，几个儿媳妇都端着馍馍让老人吃一个，把老人喜欢得合不拢嘴。
但是，人们并不满足。1955年春天，社员们就酝酿着转高级社，他们讨论了三晚上，全体一致要求转高级社。他们把这要求报到乡政府，乡转到区，区转到县，县转到专署，没有得到回答。当毛主席报告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地委刘书记、县委杨书记亲自到王家方下村来了解情况。这个社除了三户劳动力弱的，取消了地股有困难以外，其余的48户都没有问题，如果注意把轻活调整给劳力弱的来干，问题就能解决。上级批准了王家方下农业合作社转入高级社。这消息传到村里以后，社员们的情绪高涨得很，用技术指导站高同志的话来说：“差点把房子冲破。”
在讨论办高级社的时候，有的社员说：“不要光讲我们上级的保守思想了，也检查检查我们自己的保守思想吧！”他们检查了社里的水利工作：“去年我们就决定消灭旱田，消灭了没有？西南坡还有八亩地不能浇水，这是不是保守思想？”有的社员检查了社里的养猪、积肥的情况：“我们现在只有70多口猪，1956年计划上订的是养102口；我明白，这是按户算的，咱村51户，每户合两口。社长不是传达了阳谷宋长生合作社养猪的成绩吗？人家是每人一口猪，不是每户两口。”在小麦产量上也存在着保守思想。社员们把1952年高产415斤，1953年创造千斤纪录遭了黑疸病没有成功、每亩还收550斤的数字讲出来，证明土地潜力还很大，还没有全挖掘出来，引起了大家对地力的研究。有的社员举出了实例：“1953年咱深耕六至八寸，今年种麦还是六至八寸，一点也没有深耕下去，人家有的深耕到一尺了。”
社员们在转为高级社以前，对生产作了全面规划。村子南边大汶河的堰外有一片沙滩，三年前靠水沿栽过一列树，护住了沙滩，长满了杂草。他们计划着在大堰以外再筑一道堰挡住水，把沙滩的荒开出来栽上果子树。树没长起来以前，先种花生和地瓜，使这村子增加将近一百亩地。他们的祖坟，只是一些小土堆堆，长满了乱草，他们也铲了乱草栽上了苹果树。社员们说：“让我们的祖先春天看花，秋天看果，也过一过社会主义生活吧！”
全村的土地已经连成一片了，夹杂着的外村的土地正在进行调整。广阔的田野里，高地铲平了，低地填起了。田间的小道，不需要的就耕种上庄稼，要走的路加宽了，可以走胶皮轮大车和汽车了。道路的弯伸直了，节省了搬运庄稼的时间和路程。现在社员们正在运土，预备养牲畜垫栏，同时也在运坯，开春，社要建造办公室和牲畜栏。小车子一辆接一辆，人像欢虎似地干着活。他们冬天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好，迎接1956年的大增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