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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穿梁漱溟的文化观点的买办性
任继愈
在表面上梁漱溟先生和胡适是不同的，他们也还有过一些争吵。胡适曾公开地表示“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梁漱溟先生几十年来总以“革命”自诩。胡适公开说亡了国不要紧，有“殷遗民”作榜样，梁漱溟先生却自称在寻求“民族自救”的道路。胡适要“全盘西化”，叫人一眼就看穿了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梁漱溟先生始终宣传他的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并以此同胡适派争辩。尽管有以上这些歧异，但是这些歧异不是主要的，胡适和梁漱溟先生之间的共同之点才是基本的。他们都坚决反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他们都否认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只是在如何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手法。
梁漱溟先生的反对革命不但有理论，也有行动，他的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些著作就是给他的反对革命的行动建立理论根据的。
梁漱溟先生抹煞了文化的阶级内容，故意笼统地提出所谓“西洋的”“中国的”“印度的”文化来。他承袭了西方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把西方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代表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化”。实质上，他把宗教迷信当作印度文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当作西洋文化，把封建宗法伦理制度当作中国文化。他利用这一模糊不清的“文化”的涵义，宣传他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这种荒谬的观点在旧中国的学术界及研究部门起着相当深刻的影响。旧中国的哲学、历史的研究机关和大学的教学中，一直是把“中国的”“印度的”“西洋的”三方面的文化作为三个整体来看的。当然这种看法并不自梁漱溟先生开始，而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影响，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今天，在旧知识分子中间也还不断地流露出对中国、印度、西洋的文化的笼统糊涂的观念。这种思想的残余影响就会严重地妨害了我们正确地展开科学研究。今天，经过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人们已认清胡适这个买办学者的反动面貌，但是也还有人认为梁漱溟先生是懂得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是爱国的，和胡适的思想不同。这些错误的看法若不及时澄清，将会妨害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妨害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梁漱溟先生是从什么立场来看中国文化的？他认为由于中国民族的“智慧早开”而产生了“中国文化五大病”：“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暧昧而不明爽”（“中国文化要义”，第三二二—三二六页）。他又说中国民族的品性有不良的十大特点：自私自利、吝啬、虚伪、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等。同“西人”相比，梁漱溟先生以为“西人所长吾人所短”的有四点：中国人缺少“公共观念”，缺少“纪律习惯”，缺少“组织能力”，缺少“法治精神”。
已经很清楚了，梁漱溟先生对于胡适的“五鬼”说基本上赞同，只是嫌他“立言未免稍笨”，他只是嫌“五鬼”说还不够充实，“太浅”，没有他自己所谓“五大病象”、“十大特征”、“四大缺点”这样“全面”而“深入”。梁漱溟先生自认为比胡适“深刻”的地方，就是胡适只简单地举出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缺点”，又不“全面”，而梁漱溟先生不但找“缺点”比胡适找得多，而且也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优点，并且着重指出了这是全世界文化最后的归宿——“孔子精神”，“儒家思想”。
是不是梁漱溟先生真正爱护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呢？不是的。恰恰相反，梁漱溟先生把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一笔抹煞。他眼中的中国的“三大特征”是：（一）“广土众民”，（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中国文化要义”第七页）。原来，中国只是地大、人多、多民族、历史长的一个团体，梁漱溟先生只是习惯地叫它做“中国文化”，而他实际上却非常同意帝国主义分子罗素对中国的诬蔑，他一再引用罗素的诽谤“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的谬说，并引为同道。
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值得向全世界推荐的就是孔子思想。梁漱溟先生曾装出一付宗教徒悲天悯人的心情，歌颂孔子的学说：
“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
“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到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他们吗！然而西洋人是无从寻得孔子，是不必论的；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第三—四页）这里且不说梁漱溟先生的对西方和中国历史的无知，且看梁漱溟先生所推崇的孔子是怎么一回事：“人类是何等难对付的东西！古代所谓‘圣贤英雄’莫不以愚蔽他为好的对付；孔子乃独去其障蔽，使他心思开明，而后对付他。这是何等的大胆！这其中又是何等手段！一般人之对付犹非难，聪明人之对付实难。……孔子乃独以老生常谈，浅近平庸的东西摆在你眼前，说在你耳边，仿佛都是让人看了不起劲，听了要睡觉的；而他却不怕你不要。……非有极高的眼光极深的见解，将人类是怎样一个东西，人类是怎样一回事，完全洞澈了然于胸，其何能如此！呜呼，圣矣！这真可以俯视一切！”（“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七四页）从以上这段话，可以充分看出梁漱溟先生是如何佩服孔子善于“对付”人民群众的手段的高明，如何善于对付聪明人。这种把孔子捧到天上，“呜呼，圣矣！”的复古主义的叫喊，正代表了当时在新文化运动的威力面前感到恐慌的顽固守旧分子的抵抗。鲁迅先生曾指出那些复古主义者是怎样得到帝国主义的青睐的：“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梁漱溟先生所崇拜的孔子思想，是有他的具体内容的。梁漱溟先生从什么角度来推崇孔子和儒家学说呢？他说：
“孔子的惟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这是儒家最显著与人不同的态度，直到后来不失，并且演成中国人的风尚，为中国文化之特异彩色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三一页）
原来梁漱溟先生认为孔子学说的真价值就在于他“不计较利害”，他认为这种态度是孔子的美德，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异彩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恰恰就是计较民族生存的利害，这样，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真理，在梁漱溟先生看来，就不符合孔子的圣哲的精神，不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
对我们宣传退让的“美德”的，给我们这些谦让的“美德”喝采的，除了梁漱溟先生以外，就是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军阀官僚一向是让人民退让的，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也是决不计较自己民族的利害，并且一贯奉行卖国投降政策的。梁先生的理论恰恰是帝国主义所欢迎的。
中国民族是爱好和平的，同时又是勤劳勇敢，富有反抗压迫的革命传统的，在汉族的历史上，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产生了很多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梁漱溟先生闭上眼不看这些事实，硬把所谓“不计较利害”的奴才式的容忍精神，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完全是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诬蔑。
梁漱溟先生这种错误思想也还有他的哲学基础，那就是梁先生的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梁先生企图一手遮天，抹煞阶级斗争这一真理，掩盖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根本抹煞广大劳动人民受饥寒、被凌辱的血淋淋的事实，却到处大喊大叫宣扬连敌人也包括在内的“不计较利害”的“仁”，这实际上就是为阶级敌人充当帮凶。梁先生口中的“仁”，实质上就是不仁。
梁漱溟先生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进而把“仁”的学说引导到神秘主义、直觉主义的泥坑，同帝国主义的许多反动哲学流派连成一气。梁漱溟先生把“仁”解释成为“直觉”、“冲动”：
“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儒家完全要听凭直觉，所以唯一重要的就在直觉敏锐明利；而唯一怕的就在直觉迟钝麻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二六—一二七页）又说：只要有了这种直觉的“仁”，就可以过着像孔子那样“绝对乐的生活”。我们且不必瞎猜测孔子自己是否过着“绝对乐的生活”，姑且照梁漱溟先生的理解，孔子所以能“快乐”，由于孔子“他原不认定计算而致情志系于外，所以他毫无所谓得失的”。只要不使“情志系于外”，就能“天机活泼，无入而不自得，决没有那一刻是他心里不高兴的时候”。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三七页）。这不是十足的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什么？
梁漱溟先生故意把社会上阶级压迫制度给人造成的痛苦解释成为仅仅是人生态度问题，认识的问题，它同阶级压迫无关系，而是由人们对人生问题的态度所引起的。所以他叫人遵照他所谓孔子的学说，不要反抗外来的不合理的压迫，只要“反求诸己”，调整一下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就可以“天机活泼”，像孔子那样的“快乐”了。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既然没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也自然没有阶级压迫，而中国又多了一个孔子，这是最优越的条件。只要把每个人思想改一改，使他们不再“情志系于外”，“不计较利害”，就可以使人人“无入而不自得”，不必革命而可使人人得到革命所得不到的“幸福”。天下居然有这样的好事，而人们偏偏看不见，不相信，那就无怪梁漱溟先生“锲而不舍”地大声疾呼，宣扬孔子的“天机活泼”的人生态度了。
梁漱溟先生所讲的孔子和儒家完全是按照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要求来讲的，如果说他讲的有几分接近儒家，那就是他发挥了儒家思想的反动部分。梁漱溟先生和其他的一些帝国主义御用的哲学家一样，都是针对着追求科学真理、争取民主的革命势力放射毒箭的，都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提出形形色色的反动学说的。
为了建立一套反革命的理论根据，梁漱溟先生抬出了他的直觉主义、神秘主义，并且说这是中国文化对全世界文化的“贡献”。他说欧洲一些哲学家（愈按：应当说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和美国最反动的哲学家）“绕了一个周圈，不知不觉回转到里向来，像尼采，詹姆士，杜威，柏格森，倭铿……等人大致都是这样，而柏格森和倭铿尤其表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七六页）
梁漱溟先生赞扬德国宣传反动的生命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倭铿，说：
“他最反对向外逐物，很有‘反身而诚’和‘自得’的精神”（“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八○页）。
他推荐另一位英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时，说：“他的旨趣只是‘自由生长’一句话，而孔家要旨也只在不碍生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八一页）
“他见出人所以有不好的行动非出自本性而正由生机受了伤。如他说：‘如果自然的冲动不能得相当的发泄，所产生的结果，不是活气的缺乏，即是暴戾的戕生的新冲动。’……这完全与孔家的见解一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八二页）
此外，梁漱溟先生对于所有帝国主义御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像杜里舒、柏格森、杜威以及其他反动流派都发出了各式各样的歌颂。我们这里无需多作引证。只就以上这些举出的事实中，已不难看出这
一系列的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队伍的共同特色那就是他们的反理性主义、反革命、反科学、宣扬神秘主义，提倡本能冲动和盲目冒险。这种思想不是别的，正是帝国主义思想的特征。二十世纪以来，这些流派形成了为垂死的帝国主义效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梁漱溟先生的反动哲学就是在全世界反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逆流下，配合了当时国内的复古主义的逆流来宣扬“中国文化”的。梁漱溟先生细大不捐，搜集了许多反动的学说，用来充实、证明他的孔子和儒家的仁学，恰好说明梁漱溟先生的学说和那些反动学派的基本立场观点吻合
一致，所以才能这样融会贯通。
他对于帝国主义的哲学全盘接受，但他不像胡适只满足杜威实用主义一派，而是更能“全盘西化”的一个封建的和买办的学者。
帝国主义希望我们中国人民永远陷于贫困的境地，永世不得翻身，梁漱溟先生就鼓吹“自得”、“安分知足”，因而称扬中国文化的优点就在于“享受他眼前所有的那一点，而不作新的奢望”。照梁漱溟先生的办法，“西洋人”所受到的那些“苦痛”，“中国人就没有受着”。“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五一页）。
帝国主义希望我们永远保持封建制度，以便于他们通过封建地主阶级来控制广大中国的农民。而梁漱溟先生便竭力宣传“孔子的伦理，实寓有他所谓洁矩之道在内，父慈，子孝……并不是专压迫一方面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五二页）。他替封建制度创立理论根据，这完全是符合帝国主义的需要的。梁漱溟先生的“村治”就是用组织、用行动，用暴力来推行这种反革命的“伦理制度”的。它不只保护了封建主义，也维护了帝国主义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对中国文化任意诬蔑，说“中国百事不如人”，像胡适就无耻地说中国“百事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这种奴才思想早已遭到彻底的批判。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诬蔑和胡适完全一致，只是态度比较含蓄，不像胡适那样露骨地买办化。他谈到中国文化的问题时说，“宗教……殊无西洋宗教那种伟大尚爱的精神；文学如诗歌词赋戏曲，虽多聪明精巧之处，总觉也少伟大的气概，深厚的思想和真情；艺术如音乐绘画，我不甚懂，私臆以为或有非常可贵之处，然似只为偶然一现之文明而非普遍流行之文化。知识一边的科学，简直没有；哲学亦少所讲求……社会一般所有，只是些糊涂浅拙的思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五三页）
事实表明，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我们有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发明和创造。我们的汉唐时代曾达到了当时全世界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这里梁漱溟先生把中国文化对全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采取了极粗暴的一笔抹煞的态度，和胡适完全相同。但梁漱溟先生比胡适“深刻”的地方，就在于他还举出了中国文化的“优点”和特点：
“只有孔子的那种精神生活，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与西洋晚近生命派的哲学有些相似”。（“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五三页）。
这就是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全部评价。
这里不难看出，凡是帝国主义希望我们保存的腐朽的东西，像封建制度，像落后的物质生活，梁漱溟先生丝毫不敢碰伤它，并按照帝国主义的意志来歌颂封建制度的“优越性”，称它为“伦理本位”。梁漱溟先生说，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中，人不压迫人，只感到“融洽”，并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帝国主义力图销毁我们民族自信心，诬蔑我们的文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的优良传统，梁漱溟先生也同样丝毫不敢触犯帝国主义的意志，从而搜求“证据”，对中国文化进行诬蔑。
胡适贩运实用主义时，曾把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改装成为他所喜欢的“实用主义”者，梁漱溟先生也不甘示弱，他抬出了孔子和儒家精神作为欧美资产阶级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梁漱溟先生的孔子和儒家精神，根据以上的分析，完全是按照帝国主义要求的规格制造出来的货色。
因此，我们说梁漱溟先生提倡孔子和儒家的精神是在“爱国”“救国”的幌子下为帝国主义服务，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诬蔑中国文化的一种反动行为，他和胡适所走的道路正是殊途同归。
只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族文化，和对于文化遗产的处理的态度是正确的。我们既反对顽固守旧的国粹主义，也反对奴颜婢膝的买办思想、民族投降主义、虚无主义。我们对于过去的文化，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从孔子到孙中山都要总结，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像梁漱溟先生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尽管我们今天对于孔子的思想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辩，但是我们反对像梁漱溟先生那样，采用帝国主义御用学者罗素、杜威、倭铿、柏格森、克鲁泡特金的标准，先把孔子改装成为神秘主义、直觉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然后再把这样的神秘主义、直觉主义说成“中国文化”的“要义”。梁漱溟先生把他自己的腐朽透顶的哲学说成“孔子”哲学，并宣称这种反动的哲学思想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中国文化要义”，第一页）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每一个爱护祖国文化的科学工作者所决不能容忍，而必须给以粉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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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兵役法的若干问题答读者问
编者按：本报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修正草案）”以后，陆续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表示坚决拥护实行义务兵役制。也有一部分读者对兵役法的若干规定提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兵役法已经正式公布施行，我们特将这些问题汇集答复如下。
问：兵役法没有规定女性公民的一般兵役义务，这是不是男女不平等？
答：不是的。根据我国宪法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的规定，我国妇女同男子在权利上是平等的。服兵役，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但不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履行这一义务，有些公民因为年龄和身体条件的限制，不能履行这种义务。兵役法所以不规定女性公民的一般兵役义务，就是因为女性公民的身体条件和生理上的特点，不适合现代化军队的要求。这是国家对女性公民的必要的照顾，丝毫不影响女性公民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只是女性公民，就是在男性公民中，也会有一些人，因为身体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履行服兵役的义务，这也同样不影响他们在权利上的平等地位。至于受过医务、兽医和其他专门技术训练的女性公民，根据兵役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国防部有权对她们进行预备役登记，必要时可以组织她们参加集训，在战时可以征集她们到军队中服役，对没有受过上述专门技术训练而条件适合的女性公民，也可以进行专门技术训练。这样的规定，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
问：在党政部门、人民团体、公私企业和学校中工作的人员，是不是都要服兵役？
答：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完全一致的。任何人不会是只尽义务，不享受权利；任何人也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兵役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按照这一规定，党政部门、人民团体、公私企业和学校中的工作人员，从年满十八岁到年满退役年龄时为止，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现在的工作，是公民的社会职业，不能因此而免除他们服兵役的义务。至于是否征集他们服现役，那要根据国家需要和具体情况来确定。
问：为什么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得服兵役？
答：我们的军队是属于人民的武装力量，是人民利益的保卫者，为了保持我们军队的纯洁，绝不能让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钻到我们的军队中来。同时，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是没有资格承担这一光荣义务的。
问：征集年龄规定为年满十八岁，是不是每年定期征集时只征集十八岁的男性公民？
答：是在每年定期征集时只征集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入伍服现役。但在我国刚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时，已经超过十八岁的男性公民还没有被编入第二类预备役，根据兵役法的规定，他们仍有服兵役的义务，所以在实施兵役法的头几年内，如果国家需要，还可能征集几个年龄的男性公民入伍服现役。至于需要征集几个年龄的人和征集多少人，将由国务院根据国家需要和各地情况作出规定。
问：军士和兵的服现役期限，为什么有三年、四年和五年的区别？
答：这是根据各军种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所需要的训练时间规定的，兵役法规定服现役的期限为三、四、五年是适合我国目前情况的。如果现役时间规定长了，就会影响我国预备役兵员的积累进度，对于国防建设不利；如果规定的短了，不仅不能达到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的要求，而且每年征集和退伍的数量就会加大，新兵的比重加大，就会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对国防建设也是不利的。
问：为什么有延长现役期限的规定？又为什么规定延长不得超过四个月？
答：军士和兵的现役期限是不能任意改变的。但有时因为军队正在执行某种任务不能按时退伍，或因某种情况的需要，有时不得不延长现役期限。兵役法规定延长军士和兵的现役期限不得超过四个月，是因为四个月的期限就可以适应军队的一般情况了。
问：超期服现役为什么规定至少一年？
答：因为每年只有一次定期的征集和退伍，超期服现役必须和这个时间相一致，以便统一退伍和统一补充。如果不到一年而中途退伍，就会使军队缺额，影响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问：军士和兵服预备役的期限，兵役法规定到年满四十岁为止，是不是还可以延长或者缩短？
答：延长或者缩短，都是不妥当的。因为规定得短些（如规定为三十五岁），就会使服预备役的人数减少，如果规定得长些（如规定为四十五岁），根据我国人民身体的一般情况是不适合的，同时根据我国人口情况也是不必要的。
问：征集服兵役的时间为什么要有定期，又为什么规定在每年十一月一日到下一年二月底的时间内进行？
答：所以要有定期的征集时间，是为了建立军队的定期补充和定期退伍制度，建立军队正规的训练制度。否则，不但影响军队正规制度的建立，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地方工作的安排。所以要规定在这个时间内进行，是由于在这个时间，我国各地一般正是农闲季节，不致因征集工作而影响到农业生产。所以要规定有四个月的征集时间，是因为我国国土广大，各地进入农闲时间也先后不一，征集时间规定得长一些，就便于各地根据当地情况来选择适当时间进行。实际上在一个县或一个省来说，征集工作大约有一个月或一个月多一些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的。
问：应征公民需要改变征集区时，为什么要在征集年度的七月三十一日以前办妥转移登记手续？
答：因为在这个时间以后，已经接近了征集时间，如果应征公民随便改变征集区，不仅会使征集计划无法拟定，影响整个征集工作，而且会使他新移居地区的兵役机关，难于了解他的情况和确定他是否应征服现役。所以改变征集区，有一个时间和条件的限制是必要的。
问：缓征和平时免服现役有什么不同呢？
答：缓征并不是不征，而是暂时不征，缓到下次征集时再征。例如兵役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应征公民因病暂时不能服现役时，可以缓征，就是说病好了，下次征集时再报到应征。又如兵役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正在高等学校就学的学生缓征，就是说在他们就学期间不征。平时免服现役，就是平时不到军队中服现役而编入第二类预备役。例如兵役法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应征公民如果是维持他的家庭生活的唯一劳动力或者是独子，在征集时经当地兵役委员会审查批准，平时可以免服现役。
缓征和平时免服现役的规定，虽然是为了照顾应征公民的某些特殊情况，但也是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的。例如对高等学校学生的缓征，不但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学业，而且对于国家培养各种专门人材也是有利的；规定维持家庭生活的唯一劳动力平时可以免服现役，不但是为了照顾他的家庭生活，而且也不致因此增加群众代耕和国家救济等负担。关于独子平时可以免服现役的规定，则是为了照顾我国社会的习惯，从目前我国人民对家庭的认识和关系上来看，这样规定还是比较适当的。
问：什么是预备役？预备役为什么要分类分等？
答：预备役是区别于现役的一种兵役义务。在军队中服兵役的叫现役军人，编入预备役的人叫预备役军人。预备役军人在服预备役期间都应当根据国防部的命令参加一定时间的预备役集训，在国家发布动员令后，都应当准备应征服现役。按照兵役法第三章各条的规定，军士和兵的预备役按军事素养分为两类，第一类预备役军人是在军队服过现役的，第二类预备役军人是没有在军队服过现役的。又按年龄各分为两等，即三十岁以下为第一等，四十岁以下为第二等。分类分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全面地了解预备役军人的军事素养和年龄，以便进行不同内容的训练，并为战时的征集作好准备。所以凡是编入预备役的预备役军人，一方面要根据国防部的命令，积极参加预备役集训；另一方面要时刻准备着，一旦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时，就要坚决响应国家的征召，去打击敌人。
问：第一类预备役军人在军队中服过现役，是不是也要参加预备役集训？
答：第一类预备役军人为了熟练已经学会的技术或者为适应技术上新的发展的要求，也需要参加一定时间的训练。
问：国家对预备役军人在集训期间的生活有什么照顾？
答：参加集训是预备役军人应尽的义务。他们在集训期间的生活费用和往返路费由国家供给。预备役军人如果是工人或职员，在参加集训期间，原工作单位仍保留他们的原工作职位，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因为工人和职员完全依靠工资维持其家庭生活，给予这种照顾是应当的。至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者在参加预备役集训时的生活照顾问题，将由国务院规定处理办法。关于预备役军官在参加集训期间的生活照顾问题，兵役法第四十四条已有规定，他们可以按照国防部规定的标准领取补助金。
问：在兵役法公布前已经复员或者转业的人民解放军军人，是否可以编入第一类预备役？
答：可以的。国家可以根据国防的需要，按照兵役法的规定，把他们中间仍适合服兵役的，编入第一类预备役。
问：军官服现役和预备役的最高年龄，各种级别和兵种都不相同，这种规定的根据是什么？
答：这种规定是根据各种军官的不同衔级和不同职务的要求来确定的。一般说来，军衔较低的军官所担负的职务，需要强壮的身体，如果年龄过大，是不能胜任的，所以他们服现役和预备役的最高年龄就较低；军衔较高的军官所担任的职务，需要更丰富的经验和军事学术的知识，同时取得较高军衔也需要更多的服役年限，所以他们服现役和预备役的最高年龄就较高。海军军官服现役和预备役的最高年龄所以比陆军和空军军官高，主要是因为海军技术复杂，军官的学习时间也需要长一些，同时，海军军官的体力消耗也不像空军那样大，服役年龄高一些是可以的。
问：过去已经转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是不是可以编入军官预备役？
答：可以的。因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教育下，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们转业离开军队，是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所以国家可以而且也需要把他们中间仍适合担任军官职务的人，编入军官预备役。
问：在非军事部门中服务的人员，能否担任预备役军官？
答：能够的。在非军事部门中服务的人员，如果适合担任军官职务，并被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后，就可以编入军官预备役担任预备役军官。
问：对高级中学学生和高等学校学生进行的军事训练有什么区别？这种训练是不是会影响学生的学业？
答：对高级中学和高等学校学生的军事训练，其意义和目的是不相同的。对高级中学学生的军事训练，是征集前的军事训练，目的是使他们懂得一般军事知识。对高等学校学生的军事训练，则是为了培养预备役军官，以便在必要时使他们能够响应国家的征召，担任军官职务。高级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的军事训练，是作为一门课程由学校编制内的军事教员在学校内逐步进行的，不会影响学生的其他学业。
问：高级中学以上学校的女学生，是不是也要参加军事训练？
答：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的学生受军事训练是征集前的军事训练。女学生因为一般地没有服现役的义务，因此不规定她们受军事训练。但她们也可以学习军事常识，参加军事体育活动，如防空、防毒、救护等。在高等学校内学习和军事有关的专门技术（如医务、电讯等）的女学生，也可以参加军事训练；训练后经考试合格的，也可以取得预备役尉官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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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就是苏联的少年
——介绍苏联儿童影片“游击队员之子”
金近
编剧：格·卡尔突诺夫 总导演：勒·果鲁布诺·费古洛夫斯基
翻译：孔晓光 李玉华 配音导演：崔隐
苏联白俄罗斯电影制片厂出品 长春电影制片厂配音复制
从最近放映过的几部苏联儿童影片来看，它们所接触的题材更广泛了。它们不仅仅表现了少年儿童在学校和家庭里的生活，而且也突出地表现了少年儿童的社会生活的一面。这种现实生活是少年儿童所熟悉的。通过这种生活描写，这些影片表现了少年儿童的优秀品质和生龙活虎般的性格，使广大的少年儿童从中得到了深刻而又具体的教育。
苏联儿童影片“游击队员之子”，在这方面有了更显著的进展，它告诉我们，苏联少年儿童今天所想的、所做的，是和祖国的共产主义建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故事里写一个老游击队员雅库布的家庭，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在卫国战争中都英勇地牺牲了，留下两个孩子，女孩叫欧列霞，男孩叫米海茜。米海茜是苏沃洛夫陆军学校的幼年生，在暑假里回到家里来了，他和姐姐一道听了老奶奶讲述的一段故事，知道了自己的爸爸妈妈是怎样为保卫祖国而光荣牺牲的。他们听了老爷爷拉着手风琴唱起游击队员所熟悉的歌，想像着当时游击队和敌人艰苦作战的情景，同时也引起了对敌人的深切的仇恨。影片就从这里开始把我们带进了孩子们的天地。
米海茜和他的姐姐欧列霞，能够成为勇敢坚强的苏维埃少年，是因为爸爸妈妈们的优秀品质教育了他们，他们也真正继承了爸爸妈妈们的英勇爱国的精神，这种现实教育给予孩子们的非凡影响，在苏联是有很多例子的。影片成功地刻划了这两个孩子的英勇形象，米海茜常常很严肃而又有趣地以一个战士的职责来要求自己，他要爷爷带他到危险的瓦洛霍夫地区去。他介绍自己说，他经过锻炼，还很灵巧，他以为这样就会得到爷爷的同意，可是爷爷仍然没有同意。欧列霞也很勇敢活泼，她乐于照顾弟弟，认为自己知道得比米海茜要多，事实上米海茜知道得也并不比她少，例如她把自己小心保藏着的一枝枪给米海茜看，说是能打敌人坦克的手枪，米海茜却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信号枪。他们常常为这样的事引起争执，但从这里更显出他们姊弟之间的友爱感情。
他们知道对敌人要提高警惕，但孩子终究是孩子，他们还不能像成年人那样有丰富的经验来鉴别好人和坏人。特别是对那些隐蔽的敌人，他们更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因此，当他们在以前游击队用过的战斗掩蔽部里找到一卷胶片，发现里面有秘密的时候，他们看到格鲁士柯和假摄影记者这两个敌人，却自动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们了，他们万万想不到敌人正因为丢失了这卷胶片在发愁呢。后来叛徒格鲁士柯引诱他们到泥塘里去，米海茜脱去湿透了的裤子，裤袋里明明藏着这卷胶片，他却很信任地把裤子交给了叛徒格鲁士柯。等米海茜和欧列霞发现格鲁士柯是个可恶的坏蛋的时候，他们已陷入危险的境地了。但是孩子们就是这样，一旦认清了是非好坏，他们的态度也表现得非常明确和坚决，他们把格鲁士柯恨得入骨，把他看成比狗还不如，欧列霞相信自己的狗安洽尔在危险之中是不会离开他们的。她对米海茜说：“你不了解安洽尔，他决不能走，他不像格鲁士柯。”米海茜怀着无比的仇恨，用小刀子在树林里的好多棵树上刻着“格鲁士柯是叛徒”这些字，使得叛徒格鲁士柯见了害怕，他费了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完全消灭这些字迹，结果他竟毒辣地放起火来要烧掉整个树林。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两个孩子是多么痛恨那个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他们还很警惕地联想起，出卖游击队的就是这个叛徒格鲁士柯。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把那卷胶片夺回来，有责任要揭露这个叛徒。因为除了他们，现在还没有谁知道格鲁士柯的真面目。
在最困难的时候，米海茜和欧列霞变得更勇敢更坚强了。不论是在迷失了方向的森林里，不论是在枭啼狼嗥的黑夜，他们始终是勇敢、乐观，有信心的。晚上在森林里过夜，他们也感到害怕，饿着肚子他们也觉得难受，但他们没有作过绝望的想法，也没有哭。他们在危急之中，时时刻刻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如何想办法让大家知道格鲁士柯是叛徒，是敌人，如何不让那卷秘密胶片被敌人拿去利用。这时候，他们那只心爱的狗安洽尔，做了他们最得力的帮手，特别是欧列霞，有它在一起，胆子也大多了。可是，他们为了要揭穿叛徒格鲁士柯的真面目，不得不叫安洽尔去报信。于是米海茜在一张桦树皮上写信，信里只写到格鲁士柯如何骗了他们，偷走了秘密胶片，是个叛徒，却没有写到如何救救他们。就从这个细节的描写上，我们可以看出孩子们的高贵的政治品质，他们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为了保卫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也要为祖国贡献出他们的力量，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他们充分表现出了他们的勇敢和机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是和自己的生命完全融和在一起的。欧列霞在这样危险的时候，离开了心爱的狗安洽尔而感到害怕，可是，当面对面地碰到敌人的时候，她却毫不胆怯地起来保护她的弟弟了。这种勇敢是发自对敌人的憎恨的。像米海茜这样淘气的孩子，甚至还想像着这场冒险会使别的孩子羡慕他们，他反而觉得高兴，这正是孩子们的天真的想法，是他们的真实的思想感情。事实上他们的确执行着一个光荣的任务，帮助公安机关抓住两个敌人。他们非常希望在生活中碰到冒险的事，认为碰到这样的机会来考验自己是光荣的，并不觉得这样受苦是冤枉的、倒霉的。
从这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是怎样利用内部的敌人来破坏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地质勘察队的领队人索保列夫，虽已意识到格鲁士柯不是个好人，但对他没有引起高度的警惕。那个好心肠的绘图员欧丽，是有警惕性的，可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她绘制的那张秘密地图，已经被摄进敌人的照相机里了，可见得做保密工作连一点疏忽都不行，即使帐篷上一个小小的窗口没有关严，也会给敌人钻空子的。
作为一部出色的儿童影片，“游击队员之子”对少年儿童生活的描写是很真实很生动的，米海茜和欧列霞，两个性格不同的孩子，给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令人觉得他们是那么可爱。不论在平时，或者在危急的时候，两个孩子都表现了对生活的严肃态度，这种严肃在成年人看来是很有趣的，完全符合这两个少先队员的独特性格。比如，爷爷不让米海茜到瓦洛霍夫地区去，米海茜责怪欧列霞为什么不帮忙，欧列霞却装得很正经地说：“你还不知道爷爷的脾气吗，和我一样，说不行，就是不行。”总的说来，这部影片是很成功的，他反映出今天苏联少年儿童社会生活的极重要的一面，是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在儿童电影的题材处理和艺术表现方面，这部影片都值得我国电影工作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