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批判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
汤用彤 任继愈
“五四”前后，曾经出现了大批的封建复古主义的思想：学衡杂志反对白话文；康有为叫嚣以孔子为教主；从袁世凯到曹锟、段祺瑞都提倡祀孔和读经；胡适也在借口“整理国故”引诱青年钻入故纸堆；欧阳竟无以支那内院作为宣传佛教唯心论的基地。这种复古、守旧的邪风正如鲁迅先生所攻击的，非把中国变成一个丧失生命的大“古董”不止。这一反动的逆流，正是表示在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威力下，垂死的反动思想企图作最后的反扑。
如果把当时五四前后的这一股逆流放在当时全世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逆流中来考查，就更容易看清楚它的反动作用。
苏联的建立，鼓舞和支持了东方殖民地及附属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直接震撼了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面临着经济萧条和政治的危机，他们不敢向前看，只有妄想在中古封建主义、宗教迷信中找寻救命的药方。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流行的唯心主义学派都带有反理性主义的共同特色。像詹姆士和杜威的实验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柏格森和倭铿的生命主义、杜里舒的神秘莫测的“隐德来希”、罗素的“冲动”，加上上世纪的叔本华、尼采的盲目主观的意志学说，这些唯心主义的毒害思想形成了一股反理性主义的逆流。这些思想传播到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理论根据。梁漱溟的反动哲学就是在全世界反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逆流的影响下，配合了当时国内的复古主义的逆流，来宣扬“孔子精神”和“中国文化”的。
梁漱溟和当时那些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者抱着同样的目的，都企图用所谓“孔子精神”和“中国文化”来加强那腐朽欲断的束缚人民的“四大绳索”（参看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但正如毛主席所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梁漱溟既然为封建主义效忠，对马克思主义仇视，他势必匍匐在帝国主义的脚下，做他们的走卒。我们试检查一下梁漱溟的哲学，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梁漱溟所讲的“孔子精神”和“中国文化”一方面吸取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反理性主义的糟粕，一方面也大量吸取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杜里舒、罗素、倭铿、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反理性主义的毒素，其中柏格森更是主要的。
梁漱溟反动的政治观点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的。他认为：
“宇宙为一大生命；生物进化与人类社会之进
化同为此大生命之开展表现”。（“中国民族自
救运动的最后觉悟”，三六九页）这一神秘的“大生命”，梁漱溟认为也就是人类的“生活”：
“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
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宇宙实成
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东西文
化及其哲学”，四十八页）照梁漱溟看来，世界是“大生命”，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发展是由文化决定的，文化是由“意欲”决定的，而“意欲”却是这一个“大生命”的表现。这就是说，世界本身、社会本身、以及生物界，都不是客观存在，而只是由于有了“大生命”的存在，它们才存在。生命派认为世界不是物质的存在，世界的本质只是“大潜力或大要求或大意欲——没尽的意欲”。他们企图抹煞物质世界，把物质世界精神化、神秘化。离开人类大脑的活动，居然还有独立存在的“大要求”、“大意欲”，这对于一个正常的、相信科学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想像的。梁漱溟的世界观恰恰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可想像的、神秘的基础上。
生命主义者提出了没有物质基础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大意欲”，并且由此进一步狂妄地否认人所公认的常识。他们硬说，物质对世界发展起着妨害作用。他们经常说物质世界是产生一切“罪恶”“堕落”“停滞”的根源。梁漱溟说，物质世界本身就只能发生“向下的冲动”，为了避免物质世界引起人类的“向下的冲动”，只有让“盲目的意志冲动”“大意欲”尽量发展，用这种“向上的冲动”来抵制“向下的冲动”。生命主义者要用“精神”来克服“物质”，实际上就是用“生命”“精神”来代替物质。所以他把“生命”和“意欲”说成“‘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四十九页）。他所谓“现在的我”即是“心”或“精神”，所谓“前此的我”即物质。这一派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敌视唯物主义达到疯狂的程度。他们和从古以来的僧侣主义者一样：分明向饥寒的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取髓的剥削，却叫喊着要轻视物质；他们一刻也离不开贪婪和享乐、经常依附于豪门贵族，却叫喊什么“出世”。梁漱溟的“乡农学校”里，一间屋子里对农民非刑拷打，另一间屋子里向农民讲“万物一体”和“仁”的最高境界。
问题已很清楚，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认为有了“大生命”，有了“生活”，才有“宇宙”。显然“生命”、“生活”是第一性的，而宇宙的存在是第二性的。真正永恒存在的，不是物质，而是“生命”。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命”是物质的一种运动形式，它是物质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必然的产物；生活是生物维持它的生命的活动过程，就人类来说，生活就是社会实践，它包括在一定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研究等实践活动。而梁漱溟却把生物界的生命现象和人类社会的“生活”混同起来：“生命”也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生命。把一个莫名其妙的“大生命”神秘化，把它当作创造一切的力量。
梁漱溟不但抹煞了人同一般生物（动植物）的界限，甚至也抹煞了生物同无生物的区别，他把一切都给它加上神秘的“生命”或“生活”。他们把整个世界当作一个“大生命”，神秘的生命。他们所谓生命并不需要任何物质基础，相反地，物质的存在倒是要靠这一超自然的和推动自然发生发展的力量，宇宙以生命为基础，宇宙靠生命才存在。因此，他们所谓“生命”，乃是反常识、反科学的一种最后创造的力量。
这一派，把个人的心理状态中的感情作用，看作“大生命”的实质，这就是他们所谓“仁”。他们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看作永恒的关系，把这种封建道德叫做真正的“生活”。唯心主义的理学家常说“仁”是“天地之心”，梁漱溟也绝对拥护王阳明的“草木瓦石也有人的良知”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说。他们把浑沌的、神秘的、不可言说的“生命”作为世界的根源，这也就是用主观意识吞没客观世界。
像生命主义这样的反动学说，在中国陈腐的封建主义文化的垃圾堆中也可以找到不少。上古可以追溯到孟子。最明显的是北宋时期的程颢和他的门徒们。这一派，曾公开宣扬生命主义，并在中国哲学史上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毒害影响。
程颢和他的门徒，讲“仁”，曾提出一个新的（但是腐朽的）说法。他们说，“仁”就是桃仁、杏仁的“仁”，桃仁、杏仁是桃树、杏树的根本，有了桃仁才有桃树，有了杏仁才有杏树，因此桃仁和杏仁是桃树和杏树存在的前提。他们这一派根据桃树、杏树的“仁”，进而主观地给世界找寻根源，他们认为人类的“仁”，乃是天地间无所不包的生命力量。有了“仁”才有人类，才有世界。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伦理秩序，是体现了“仁”，甚至自然界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是体现了“仁”。这一种神秘伟大的力量是“天地的心”，是世界的根源，是事物生长、变化的最后的推动力量。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任何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要抬出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替自己撑腰。梁漱溟不仅是一个顽固的复古主义者，而且是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的买办学者。他把封建主义中宣扬“生命”的学说和帝国主义学者柏格森的生命派的学说混在一起。
梁漱溟转述柏格森的思想说：
“宇宙的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是‘生命’是
‘绵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七
十九页）梁漱溟的生命主义，也正是这些反动的生命学说的翻版。他说：
“这一个‘生’字是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
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他（指孔子——
作者）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
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
宙充满了生意春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二一页）这里的“生”，也就是梁漱溟在另外的地方讲的“仁”。梁漱溟和其他的封建主义的哲学家一样，认为“仁”是不但是社会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共同遵守的规律，也是自然界的规律。他把旧中国人压迫人不合理的秩序解释为普遍的秩序。
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继承并发扬了宋代理学的唯心论传统及明代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王阳明在他的“大学问”一篇文章中充分发挥了神秘的“万物一体”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梁漱溟到处发挥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与人为一体”“草木瓦石也有人的良知”的谬说。他认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大生命，离开了人的良知就没有客观世界。他要人不要分别彼此，“与人为一体”。
生命主义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在认识论方面，也必然否认认识的来源有客观物质基础。他们认为，我们不可能认识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只能反观自己的内心。因为照他看来，根本没有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梁漱溟先生所谓认识“本体”，就是认识“大生命”，而这一大生命是流动的、是“绵延”（他完全同意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这一种神秘的境界，“非感觉理智所能办，必方生活的直觉才行，直觉时即生活时，浑融为一个，没有主客观的，可以称绝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七十九页）这一神秘的大生命，人类不能通过科学的认识的道路去认识它，只有靠不可言说的“生活的直觉”才行。
这一派的哲学，既然否认认识的来源，必然也否认认识的可能。他们把认识看做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梁漱溟先生一再说认识要“无对”（没有客观对象的认识），要“反身而诚”“向内用力”。如果说梁漱溟先生也用认识这一词，那只是叫人认识“生活”。他的“生活”就是指的他所尊奉的与人民为敌的封建剥削制度秩序下的生活。
科学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生命主义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科学的规律就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而生命派却否认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科学和理性不可分，而生命主义公开反对理性，认为理性（梁称理性为理智）根本不能认识他们所谓“大生命”。梁漱溟先生以及一切直觉主义学派共同的特点，就在于它公开反对理性，反对科学，反对分析。他们认为说不出所以然的“道理”最有“道”，只要“心安”就“理得”，一件事情，只要主观上觉得非做不可，就去做，这种行为就是对的。宋代有一个直觉主义者杨简经常说“人心自明，人心自灵”。佛教禅宗的和尚常用一种神秘的比喻来宣扬他们的直觉主义的认识论，他们常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就是说，在认识上，真假、是非没有客观标准，如果硬要找寻标准，那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主观意识。这种直觉主义必然是神秘主义的。他们反对用科学方法获得真理的可能，他们不承认由感性到理性认识的唯一科学的认识过程。他们反对有客观真理。他们认为只要“问心无愧”，就不怕“伤天害理”，按照本能，不加理性思维的行动就是最“合理”的行动。
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反动的阶级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搬用了古代及中古时期那一套陈腐的名词，并且把它修整得更平滑，企图掩盖它的反科学、反理性的面貌。梁漱溟在这里抬出他的“理性”，来掩盖他的反理性的实质。他说：
二十七年前我亦还不认识理性，同意克鲁泡特
金道德出于本能之说，而不同意罗素本能、理
智、灵性之分法。及至有悟于理性，理智之必须
分开。而后恍然罗素之三分法为不易之论。——
罗素所云灵性相当于我所谓理性。（“中国文
化要义”三四八页）这就是说，在二十七年前他还不懂得利用“理性”这一名词来骗人。二十七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群众认清了科学、民主、理性的重要，直觉主义越来越骗不了人，于是梁漱溟就篡夺了进步群众所相信的“理性”这一有号召力的名词，给它注入直觉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内容。梁漱溟所谓“理性”是一种心理的状态，是一种感情，而不是经过科学的分析，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认识。他说：
“所谓理性者，要亦不外吾人平静通达底心理
而已。”（“中国文化要义”，一三五页）又说：
“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方面曰理性”。（“中
国文化要义”，一三八页）
“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
（“中国文化要义”，一四一页）
“理性之取舍不一，而要以无私底感情为中
心。（“中国文化要义”，一三八页）
按照梁漱溟的说法，这种“无私底感情”“平静通达底心理”所产生的神秘的力量是无法估计的。它不仅是“人类的特征”，它还是“推动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的唯一力量。（“中国文化要义”，三四八页）
梁漱溟用感情的直觉代替了理性的科学的分析。用主观的心理状态代替了判别是非的客观标准。用主观的直觉的好恶（喜欢或不喜欢）代替了检验真理的实践。他们说的“理性”实际上已变成“上帝”的代用品，因为只要凭借“无私的感情”“平静通达底心理”，居然能够“推动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它不是不可思议的万能的上帝是什么？
这一生命主义的反动传统，在清末汉奸头子曾国藩的手中也曾有所发挥。国民党匪帮的头子，蒋介石和陈立夫更进一步把这个反动传统同帝国主义的生命派哲学相结合，制造了反动透顶的“唯生论”。他们认为宇宙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是由一种神秘的、不可抗的生之力量在推动着。世界的发展是盲目的冲动所造成的，没有任何规律，只要诚心诚意地信仰这种反动的哲学，就会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蛮干的力量，就会产生他们所谓“革命”（应当说是反革命）的行动。这些法西斯的匪徒们认为只要盲目行动（他们所谓“力行”），就是实现了生命的原则，就是他们所谓“人生的意义”。法西斯匪徒们说“生命之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他们把人和动物完全等同起来，说“人本是争生存的动物”，“生来就有一种向上的冲动”。这种原始的动物性的“争生存”“向上的冲动”被看做世界发展的动力。
梁漱溟恰恰也唱着同样的调子。他说：“人的生活那里都是有意识的，他同动物一般也是出于本能，冲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七○页）又说，“欲望”“冲动”是“人类行为的源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七○页）“人类社会之进化，不外乎是沿着生物进化来底；二者同为宇宙大生命之表现，前者实为后者之继续。”（“中国文化要义”，四十三页）
从以上的例证，我们不难看出，北宋的二程、王阳明、曾国藩、到蒋介石、陈立夫，这一系列的生命主义的哲学，都自己号称继承了中国文化。如果叫它做“中国文化”，那就是中国文化中最反动的封建性的糟粕，而这一反动的生命主义哲学的传统，恰恰也就是梁漱溟先生奉为至宝，尊为“中国文化”的“要义”的。
梁漱溟的这些根本的观点，并不只是辞句上和蒋介石、陈立夫的“唯生”哲学的词句相同，而是精神实质上完全一致。胡适以他的实用主义为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服务，梁漱溟以他的生命主义哲学为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服务，这一点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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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巩固和发展着
苏新
为了商讨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就其他有关两国的问题交换意见，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政府代表团从九月十七日起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是今年七月间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柏林时即已开始的讨论的继续，它不仅将对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发生影响，而且也关系着整个德国以至欧洲局势的发展，因此它吸引着各国舆论的广泛注意。
德国东部从容克制度和军国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和波茨坦协定在德国东部的彻底实施，使德国人民得以在德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为整个德国的民主发展提供了榜样和基地，并且使得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从此永远不可能再把整个德国推上战争的道路来祸害欧洲各国人民了。因此，各国人民都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当作为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转折点。
在成立的六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在和平民主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巩固联盟已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反法西斯民主制度的牢不可破的基础。在民主德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之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所有的爱国人士，都团结在代表着民主德国最广泛的阶层的全国阵线周围，为建设新德国而奋斗。
在经济方面，民主改革为顺利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开辟了宽广的道路。由于民主德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已把工业生产量增加了一倍，在发展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使由于德国的分裂所产生的经济困难得到逐步的克服。农业也有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目已从一九五二年的一千八百多个增加到现在的五千多个。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牲畜头数已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基础正在日益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中的比重已占到百分之八十六左右，在农业中占到百分之三十。
随着经济的高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也不断提高。从一九五○年以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实行了为数达十六次的减低物价，而工资水平则不断提高。一九五四年工人和职员的收入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住宅的大规模兴建也说明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劳动人民福利的巨大关怀，住宅建筑费用的支出已达到七亿三千多万马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文化艺术正在蓬勃地发展着。那些宣扬法西斯主义、散布民族仇恨、鼓吹侵略扩张的作品在民主德国早已被清除了。代替它们的是以和平、民主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为指针的新的文艺作品，它们鼓舞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更加努力地去建设新的生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几年内已建立了许多学校、剧院、俱乐部、文化宫和其他文化设施。它们日益满足着劳动人民的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获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是统一社会党和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忘我劳动的结果，又是同苏联的无私援助分不开的。得到了解放的民主德国的劳动人民深刻地相信，他们所选择的制度是优越的，是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来沿着选定的道路迅速发展自己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为保卫自己国家和建设自己新生活的努力得到苏联始终如一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所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粉碎各种破坏性阴谋而不断巩固发展。
按照德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贯坚持不渝地为争取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而努力。为了促进东西德人民的互相谅解和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国家的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议院曾经向西德当局提出过数十次建议，主张由东西德双方代表坐到一张桌子旁来共商恢复国家统一的问题。这些建议得到了德国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
自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一起积极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增进国际合作而努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同和平民主阵营各兄弟国家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发展着兄弟般的真诚合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关系。现在它和近一百个国家进行贸易，并和其中二十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长期的贸易协定。
由于奉行了和平政策和积极参与了国际事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几年来不断增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作新的德国的未来，当作他们争取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可靠朋友。
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人仍然想抹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就，甚至否认它的存在。这是可笑和徒然的，正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所指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在一年年增长。关于‘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言论并不能阻挡这一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所以存在和成功地发展，是因为这个国家在整个历史中和德国人民生活中有深厚的根基。我们确信，不管某些人喜欢或是不喜欢，今后它仍将日益巩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并且得到了苏联、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有效地管理着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事务，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因此，在处理德国问题的时候，不考虑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意见和利益的任何解决方法都一定是行不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维护着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代表着德国的未来，任何想要否认它的存在，不承认它的地位和权利的政策都必然要遭到可耻的破产。
莫斯科举行的会谈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同时，它也将更增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力量和地位，从而有助于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解决德国问题，恢复德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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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光辉的少年的形象
——读李克斯坦诺夫的“小家伙”
蓝翎
李克斯坦诺夫的“小家伙”是苏联少年儿童文学中的一部优秀作品。它反映了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大后方的工人如何为了保卫自由，保卫祖国的幸福，保卫自己的将来而进行的神圣的劳动和斗争，创造出了在劳动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活泼光辉的形象柯斯嘉·马雷歇夫。
小家伙马雷歇夫的道路体现了一个孩子成长为先进的劳动者和斗争者所经历的过程。在他还没有进入工厂同现实的劳动生活接触以前，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迷恋于大自然，对大自然有着很多幻想。他想去远征大森林，欣赏蓝色的雾层，到湖底铺满金子的神圣湖里去找金子，听天蓝色的鱼唱歌。在对于幻想的追求中，这个小家伙已经显示出了他对于祖国大自然的热爱和顽强的不怕困难的精神。他曾经到大森林去淘金，别的孩子们认为淘金是白白浪费时间，都跑去游泳了，但是柯斯嘉却不断地搜寻，终于找到了一块天然的金子“金猪头”。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深深体会到，凡是困难的事情，都应该坚持到底，谁坚持到底，幸运就属于谁。
如果不把在孩子们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幻想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坚强精神引导到现实的劳动和斗争中来，不把它提升到崇高的劳动热情和爱国主义上面来，那末，由于他对社会的无知和缺乏理解，即使参加到实际的工作中来，这种幻想对他的诱惑力和他为了实现这种幻想所采取的固执的作法也不可能马上完全消失，因而也可能使他产生错误。决定性的关键在于强有力的苏联道德教育和影响。柯斯嘉第一次犯了错误之后，他就想回到大森林去淘金，向国家捐献。他以为到大森林里去淘金，会比在工厂里劳动给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他的好朋友共青团员米沙纠正了他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米沙责备他说，“这是叛国行为，你明白吗？”（八八页）“现在我们更宝贵的是另一种金子”，“这最宝贵的金子，就是我们的手。它们的义务是给前线造枪炮……你自己想吧，如果工人都从工厂跑掉，那会怎么样。这跟在前线开小差没有两样。工人的手，如果它们是老老实实干活，那就比什么黄金都宝贵。”（八九页）米沙的真诚的友谊和高度的原则性影响了他，使他正确地认识了劳动的意义，认识了他们的工作对于保卫祖国的战争的重要性，使他在劳动斗争的生活中向前突进了。他获得了“敲钉神枪手”的光荣称号，又进一步实现了当车工的理想。当他车出了第一道切屑时，他的心情是多么高兴而骄傲啊，“会切削钢铁的人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做呢！就是山吧——他会把它们铲平，河吧——他会把它们堵住，大森林吧——他能够在它里面开辟宽阔的林间道路和建筑起城市来，现在德国人在他的国土上进行战争——他就会烧死法西斯，歼灭法西斯，因为他是金属的主人翁，是制造‘喀秋沙’的能手！”（一四五页）现实的劳动和斗争，使整个广大的世界展开在柯斯嘉的眼前，“这样，世界就变得亲切、可爱了。”（同上）
但是，尽管这样，他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幻想的诱惑力。当他再次在谢伐和柯尔卡的欺骗下搞坏了车床而受到群众更严厉的批评时，他并不了解这错误“耽误了我们在前线击退敌人的进攻。也可能，有人因此在前线阵亡了”（一八五页），只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屈辱，因此又想逃到大森林里去。他这种想法受到了党组长谢尔盖依严厉的教训，“良心会把你抓住！”“你要相信呀！你将一辈子忘不掉，在艰苦的年头里你是怎么样支援前方战士的……”“要知道，敌人正竭力想利用我们每一个人的错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该犯错误的原因。”（一八六—一八七页）党对马雷歇夫的严格教育和热情的关怀，是使他彻底地摆脱幼稚的幻想的干扰而牢牢地把脚步踏到现实的劳动和斗争中来的决定力量。
在党和群众的教育影响下成了完全自觉的人以后的马雷歇夫，在工作中发挥了无限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他克服了一个困难又克服了一个困难，从生活的一个顶峰又爬上一个更高的顶峰，他的生活一页比一页更光辉灿烂。马雷歇夫由青工车间“最弱的一环”变成了最强的一环，由辅助工变成可以独立管理一部车床直至两部三部车床的先进工人。但令我们感到惊喜和激动的还不是他的技术的熟练和生产数字的增长，而是他的新的精神品质的飞速发展。他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同神圣的卫国战争联系在一起。当他得到哥哥米特黎依牺牲的消息时，“他的眼睛充满了火烧一般的、看不见的火焰。他凝视着，凝视着黑暗，他仿佛看见那边站着一个黑色的、凶恶的而且令人痛恨的人——使他的心痛恨得像铅一样沉重。他知道这是谁！这就是那个用坦克压毁谢伐房子的法西斯，这就是那个使青工车间里柯斯嘉的许多同志丧失了父母的法西斯，这就是打死米特黎依的法西斯，这就是给富饶和幸福的国土带来了无数灾难的法西斯。”（二一二页）热爱化成仇恨，仇恨化成力量。这是从马雷歇夫的心灵中射出的比“喀秋沙”的爆炸力更强烈的意志的精神的力量。
他使不团结的四个小家伙变成一条心的第一个战地工作队。马雷歇夫以谢尔盖依和米沙对待他那样的同志的爱和热情去帮助去关心他们队里的同志。卡嘉生病的时候，他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金猪头”给卡嘉买来很多的营养品，换来了卡嘉的健康，换来了活跃的生活，因此也有了战地工作队的荣誉。他热情地帮助“吊儿浪荡布尔金”（谢伐的绰号）从远征大森林的迷梦中投到现实的劳动和斗争中来，使他也从“最弱的一环”变成了自觉的劳动者和战斗者。他亲身体验到，在最紧张的年代里，做一个不被人信任的“最弱的一环”是最痛苦的，也就是说在自己的生活中缺乏战斗的劳动的光彩是一种耻辱。这时的马雷歇夫，已经在现实的锻炼和锤击之下，使幼稚的幻想像铁屑一样从他的身上飞迸出去，剩下的是完全精粹的钢。
马雷歇夫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他认识现实的过程。不仅他自己这样，“吊儿浪荡布尔金”和柯耳卡也是这样。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一样的。作者在塑造这些形象的时候，紧紧地把握住了他们“转变”过程的特征（更准确一点说是抓住了他们性格发展过程的特征），也就是一个孩子成长时丢掉幼稚幻想的过程。他们所克服的缺点，是幼稚的幻想，同实际生活的不合拍，他们所获得的是更切合实际的教育和知识。这个过程也就是认识现实的过程。这个生活规律性和特征的准确把握和描写，决定了“小家伙”的真实性，因而作者所创造的孩子的形象才是真正活泼可爱的。它并不像有些所谓写儿童“转变”的作品那样，只是按照空洞的原则和概念让人物来一个“转变”，一个人物只是一种概念的傀儡，至于个性、性格是看不到的。因此，无论人物怎样地“转”过来和“变”过去，都只是概念的本身，而不是生活规律的体现，不是人物性格的必然发展的体现。这样缺少甚至没有真实性的作品也就不可能感染、教育儿童。因为，“儿童文学一定要有教训，可是这教训应该和作品本身水乳交融，和它的人物形象血肉相连，应该用合适的辞汇来表现，而不要浮在上面，就像拙劣或者偷懒的主妇所煮的汤，上面漂着一滴一滴的油那样。”（“苏联人民的文学”二一○页）这也就是说，只有真实，只有真实地描写出孩子们身上所能够产生的美好的东西，这形象才能放射出真正的光辉，并进而达到感染教育读者的目的。李克斯坦诺夫所以能创造出马雷歇夫这样一个活泼光辉的孩子的形象，正是因为他真实地写出了人物的成长过程。作者通过马雷歇夫的形象和他的成长过程，巧妙地把一股强大的思想的道德的洪流，自然而然地灌输到读者，灌输到孩子们的心田中去。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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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南人民热爱中国艺术团
河内观众最普遍的一种反映是：中国的艺术和越南人民是这样的接近，以至有许多节目不加以说明也能看懂。观众们不仅对艺术团用越南话唱的越南歌曲“歌颂越南劳动党”、“歌颂胡志明”、“忘我为人民”、“奠边府大捷”、北宁民歌“白鹤”等，感到特别亲切；同时对艺术团表演的中国歌舞节目，也表示由衷地欢迎。几乎每一次演出会，“荷花舞”都是在观众的坚持邀请下表演两次以上，越南的艺术家非常愿意和中国“荷花舞”的演员们聚首，询问这个优美的舞蹈的创作经过以及表演的方法。越南的艺术家们说，越南人民也和中国人民一样地喜爱荷花，并且编了许多歌谣来歌颂荷花的纯洁、高尚：“蕊黄、花白、叶青，倚污泥而不染腥味”、“同塔梅最美丽的是荷花，越南最美丽的名字是胡志明。”每当报幕报到“荷花舞”三个字的时候，全场就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工会工作者光兴说：越、中两国人民的心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我们的人民共同热爱荷花、热爱和平、热爱幸福的生活，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我们并肩在一条斗争的道路上前进。“荷花舞”使越南人民时刻记得荷花盛开的美丽的南方同塔梅水草平原，增强越南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在独立和民主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统一自己祖国的决心和信心。中国艺术团表演的“采茶扑蝶舞”、“藏民骑兵舞”和“旗”等小型舞剧，也受到了河内观众热烈的喝采。对于富有强烈的民族色彩的笛子和锁呐独奏、女声独唱河南梆子“花木兰”、“红娘”，以及“狮子舞”和“三岔口”、“闹龙宫”等中国古典歌舞剧，河内观众更称赞不绝。越南著名的历史学家明增说：“看了中国艺术团丰富多采的表演，使人突然引起了许多珍贵的回忆”。他说：越南人民对于“西厢记”、“水浒传”、“西游记”等是很熟悉的，他自己和许多朋友小时候就十分喜爱这些美丽的故事和神话，并深受那里面的英雄人物的感染，这对于他们后来积极参加民族民主运动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过去不仅中国的封建买办反动统治者那样憎恨这些故事和神话，越南的封建卖国贼和帝国主义殖民者也很害怕这些故事和神话，它们曾阴谋采取种种手段来封锁禁绝，但是始终没有达到目的。这些由中国人民天才塑造成而受到越南人民热爱的艺术的形象以及丰富的传说，一直在越南人民中间传播着。越南人民非常喜爱孙悟空，通常都称呼它作“齐天大圣”。这次通过中国艺术团的表演，越南人民又能看这位可爱的“齐天大圣”在闹龙宫，感到特别兴奋和亲切。
河内文化艺术界人士很高兴看到中国艺术团的演出。越南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老作家阮洵说：“越南文艺工作者通过中国艺术团所表演的、可以用‘伟大、年轻、快乐’六个字概括起来的节目中，具体学习如何掌握毛泽东主席的文艺思想，并遵循胡志明主席的指示，大力开拓和发展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他认为中国艺术团这次访问演出，是越南人民文化艺术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著名作家兼历史学者武玉璠说：“越、中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虽然很早就已经开始，而且后来一直延续着，但是像这次中国派遣一百七十人的艺术团和越南派遣五十八人的歌舞团，互相访问演出，这还是两国人民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他相信这种直接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今后还要增多。这对于进一步巩固越、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以及促进两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将会有极大的作用。
越南人民十分热爱中国艺术团，他们把艺术团当作中国人民文化使者和代表。中国艺术团在河内演出期间，有许多青年人静静地骑着自行车围绕艺术团的住所行走，他们和她们非常想看到艺术团的每一个人，但是又害怕把“中国的哥哥和姊姊”们吵醒了。在演出会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有许多人非常想多鼓掌，但是他们和她们又互相督促着少鼓掌，因为怕演员们谢幕和重演的次数多了太累。河内嘉林郡有一位几十年来吃槟榔成瘾的老太太，为了要在献花的时候吻中国艺术团女团员，她宁可一整天不吃槟榔。许多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互相约定：要以中国艺术团在演出中刻苦、认真、负责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标榜，加紧工作和努力学习。河内市阮寨中学学生陈维康在给中国艺术团的信里说，他保证努力学习，好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奠边中等专科学校学生乔辉伦在信里说，为了不辜负“哥哥和姊姊们”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他决心要坚决响应胡主席爱祖国、爱劳动、爱学习、爱科学、爱道德的“五爱”号召。越南的青年们像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一样，向中国艺术团提出保证或宣誓。河内青年、妇女、老人、儿童一遇见了中国艺术团人员，总是忘不了要请他们代向毛伯伯和中国人民问好。
中国艺术团现在非常幸福地生活在越南人民的热爱之中，他们互相勉励，决心继续把访问演出工作做好，并虚心学习越南人民优秀的文化艺术，以回答越南人民的热爱和关怀，并完成祖国人民的托付，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繁荣而努力。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中国艺术团离河内到海防访问和演出
中国艺术团在十九日中午离开河内去海防访问和演出。
中国艺术团自从十二日在河东市演出后，继续在河内为越南国民大会代表、越南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河内市区的工人和郊区的农民演出了两场。
十七日下午，中国艺术团为河内市的青年举行了音乐演奏会，当天晚上又同河内的青年举行了联欢。
在这期间，中国艺术团还访问了河内市安埠发电厂的工人和在医院休养的越南南方来的干部，为他们作了小规模的演出。
十八日上午，中国艺术团的部分团员，去民歌流传最多的北宁省的几个村庄访问，听当地的农民们演唱民歌。当天晚上，艺术团在北宁市为北宁省各阶层人民二万人进行了演出。
到目前为止，越南已有十万多人看到了中国艺术团演出。（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