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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怎样领导私营商业的改造工作
中共上海市老闸区委员会书记 蔡东园
老闸区是上海最集中的商业区之一。在不足一个平方公里的地区中，有私营商店五千多户，占全区工商户总数百分之八十四。私营商店的从业人员共有三万八千多人。一九五四年的纯商业营业额占全市比重百分之十三左右。这些商店分布在一百三十四个行业中，大小极为悬殊，大户从业人员多至千余人；小户不少是夫妻店。就经营的性质来说，不仅零售商多，批发商也不少，摊贩则尤多。过去这里私商的投机活动常常可能引起全市市场物价的波动。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这里所暴露的问题也多。例如，不少行业生意清淡，发生了困难，因行业困难又产生了劳资思想混乱，劳资关系不够正常等等问题。这样，改造私营商业工作就成为区委会经常性的中心工作。
为了根据区内的特点来贯彻党改造私营商业的政策，我们就各行业困难的程度、劳资的思想情况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我们利用区税局、统计科等部门的现成资料来掌握私营商业的基本情况（包括人数、户数、资金等），并定期了解各行业的进销货、利润、费用的材料，从所得到的材料中了解各行业的维持水平，困难的程度，以及改善经营管理的现有水平，由此再根据各行业各户营业好坏、资本多寡，进行排队分类，确定那些行业可以维持，那些稍有困难，那些严重困难，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全区有米店二十六户，分布尚符合目前需要，为了使他们维持下来，就必须适当地增加代销任务，解决他们的困难；而小百货店过多，无法全面维持，因此除了有重点地安排外，就根据不同条件，采取辅导转业、迁区、合并等各项措施；对实在无法维持的单位，同意其部分解雇或歇业，使行业基本上维持下来。在进行调查研究时，我们及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设法解决。如去年我们检查了米业代销量、利润、费用等方面的情况，发现部分商店安排代销量同维持水平尚不完全相称，以致这些米店长期有些亏损。同时，又发现安排代销量没有同促使企业内部改造相结合，使某些经营管理费用较高的米店长期没有得到合理的节约，而个别商店又有很多的盈余。这些都说明区内某些部门的工作存在着盲目性。检查劳资双方思想时，我们发现部分资方经营消极，也影响到部分职工的思想情绪；更发现在米业中政治教育同经济安排衔接不够，对企业的改造同对人的改造也没有很好结合起来；我们在开初做这些工作时，由于缺乏经验，也有些包办代替行政部门工作的缺点。但所有这些问题，由于及时发现及时进行处理，现在都获得了初步的解决。由此可见，调查研究工作是改进工作贯彻党的政策的重要前提。
其次，我们加强了对店员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店员是私营商店中的劳动者，他们不但熟悉业务并且了解店内的情况，他们是监督资本家改善经营管理并同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斗争的重要力量；也是贯彻党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主要依靠的力量。
为了做好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我们进行重点教育试验。例如，去年四月份，国营商业比重有了显著增长，区内部分私商已呈现困难，部分职工受资本家影响，也有埋怨情绪。这时，我们先选择了行业困难较显著、户数多并有代表性的小百货行业的店员进行教育工作。我们分别召开了由老年工人、青年工人、工会工作人员和困难严重单位职工参加的座谈会，启发他们漫谈企业困难的原因和店员应该采取的态度，根据他们暴露的思想进行教育，求得解决。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先对他们谈上海几年来生产增长的情况和劳动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情况，然后谈到全国总的生产增长的情况，使他们对市场经济情况有了初步的正确的认识，清除了消极情绪，扩大了眼界。接着就帮助他们分析私营企业困难的原因，使他们认识到私营商业有中间剥削，加上长时期来经营作风恶劣，信誉低落，是顾客不上门的主要原因。而国营企业、合作社则是人民的企业，他们没有中间剥削，货物价廉物美，顾客当然愿意到国营商店去购买。在扭转错误思想后，我们就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国营企业、合作社的发展，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店员的责任就是要加强对私营商业的监督，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帮助政府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的教育提高了店员的阶级觉悟，因而使他们能自觉地去贯彻政府的政策。我们总结了这次教育百货业店员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推广到其他行业中去，也提高了其他行业职工的阶级觉悟。
再次，统一区级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思想，使各部门有机地配合起来进行工作，这对领导私营商业改造工作有重大的作用。
我们抓住三条线进行思想领导。第一条线是贸易金融部门的工作人员。贸易系统在区内有各专业公司批发站或工作组，这些机构业务上受市专业公司领导，政治上受区委领导，我们对他们加强了政治思想领导，就做到了从货源分配上更好地发挥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又加强对银行的思想领导，以便在货源分配时，根据私商资金多寡，做好信贷工作。第二条线是区级政权部门，即税局、工商科、劳动科等。加强对这些部门的政治思想领导，并给予行政管理、税收政策方面正确的教育。这就能保证党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贯彻。第三条线则是工会和工商联、妇联等群众团体。通过这些部门，加强对职工、资本家及其家属的教育，来保证各项政策的实施。上述三条线是密切联系，相互呼应，放松任何一线都会使工作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又经常教育各部门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加强整体观念，在工作中取得各部门的有机联系，克服保守思想和本位主义。
对资本家，我们则采取了斗争同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去年全区米业户改为代销店后，由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作风受到了限制，引起了资本家的不满。今年二月份是全年营业最淡的月份，某些米店有了些亏损，资本家就乘机叫嚣，并借此拖延发薪，抽逃资金，制造困难，并出售生财杂物，散布紧张空气。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召开了有资本家参加的职工大会，会上由工会作米业代销情况的总结报告，用事实指明代销后商品平均利润是微升的，多数店户亏损不大，而亏损主要原因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和企业性质的改变不相适应，所谓“紧张”，是人为的，决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同时，正面揭发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并进行了检举。这样的会议不但打击了资本家的气焰，并且提高了职工的阶级觉悟。与此同时，我们有领导地通过工商联对资本家进行爱国守法教育，发挥工商界骨干的作用，使他们带动资本家进行自我检查，相互检查，批判资本家腐朽的反动的思想和行为。对其中恶劣分子则给予行政处分，达到教育一般的目的。另外，我们又通过妇联，对资本家的家属进行教育，并对一些安分守法尚有困难的店户加以照顾，使他们逐步做到有微利可图，以便更好地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
总的来讲，在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几年来我们在商业工作上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对私营商业改造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客观情况的掌握不够，工作上还有不少缺点。如包办行政部门工作，习惯于“一揽子”的领导，工作贯彻过程中政治教育和经济安排工作的密切衔接还不够，在调查研究工作中材料收集尚不够细致、系统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工作的深入。今后我们必须改进这些缺点，并在工作中加强政策钻研，摸索新的经验，才能更好地贯彻党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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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姆大叔的中国人质
美国政论作家 史·肯尼迪
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会谈使得全世界的视线又一次集中在数千名中国留学生的遭遇上。四年来，这些中国学生被强行阻留在美国，不被允许返回祖国。在这个期间中，这些学生们遭受到像犯人似的待遇。他们大批地接到通知，告诉他们不能延长他们在美国居留的签证，同时又告诉他们说，不允许他们返回中国。这在文明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居于“非法进入本国的外人”的境地，他们的唯一出路，或是放弃他们的中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或是同意在台湾或远东某地为山姆大叔工作。
用不着多说，强迫他们接受的避免遭受迫害和生存危险的唯一出路，就是不再做中国人而去当一个美国籍华人（这不是一个什么好命运），投靠蒋介石，或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的身份进入中国。
在被迫流亡的日子里，这些中国学生确实是受尽了折磨。他们的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有的被关在监牢里），他们赚取生计的机会被限制到使他们挣扎于饥饿线上，而且他们受到无情的监视和审讯，还被命令定期向当局报告，跟一个假释的犯人似的。应该指出，他们是一些被请到美国研究学术的人，他们在美国的行为，全都是很循规蹈矩的。在遭到百般的挑衅时，他们仍然保持自己作为一个模范客人的身份。
尽管这些事实都是人所共知的，美国移民局局长杰·麦·斯文（前美第六军中将军长）不久前还说：“没有意思给中国学生找麻烦。”纽约移民局局长爱德华·伊·萧奈西的一位发言人并且说：当局对任何中国留学生所遇到的麻烦“毫不知情”，对他们的返回中国的愿望“不成为问题”。
“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沙里斯柏利却有大不相同的报道。他报道说：“中国学生们自己不愿意谈，他们当中许多人要对方保证守秘密时才愿意谈。”在首先企图造成“许多人担心回到中国时可能出事”的印象后，沙里斯柏利不得不承认说，
“有的人”害怕在美国的蒋介石特务，而且有“不少人顾虑会受到他们所说的美国移民当局的强制对待。”他还报道说，不少“不愿让人知道是谁的”美国教育家关心着官方对中国学生的待遇。
这些中国青年在被拘留在美国的期间中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在离开美国前，我和他们当中不少人交上朋友，他们都是得博士学位的人，靠在纽约市的中国餐馆里当侍者的小账收入来维持生活。我发现他们还算是走运的人，他们已完成了当侍者的学徒阶段——洗碗碟和抹桌子。
在最近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所邀请的第一名美国客人）曾经同那些终于设法离开了美国回到他们自己祖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一个谈过话。
他名叫李恒德，在一九四六年和其他三十四个考取国民党教育部的留学生名额的中国学生一道到美国。他在匹兹堡的卡内基工学院念冶金学，并且在诺脱尔达摩大学读了一年。取得了博士学位以后，他在费城居住下来。在费城有两千名左右的中国人，他们都在竭力寻找生计。工程公司和工业公司全都异口同声地拒绝雇用他，尽管他对这些公司的工作是胜任的，因为这些公司除了生产商品以外，还接受了政府的“机密”订货。有一些雇主告诉李说，如果他取得美国公民籍的话，他们可以重新考虑他的申请。
“那末你如何挣得一口饭吃的呢？”我问李道。
“有时我替学校做手工赚一些钱，”他回答说。“有一次我曾经找到一个每小时一块半美元的绘图员的工作（还赶不上一个木匠的收入）——但是这个工作只做了一个月。”
一九五一年的八月，在知道母亲生病的消息之后，李决定回家。他到费城的英国领事馆去，请求发给他去香港的护照。他收到了护照，但是在他买到船票之前，有人来敲他的在蝗虫大街三七三七号的斗室之门。
“你被禁止离开美国！”一个美国移民局的官员粗暴地说，同时交给他一纸拘留令。
“为什么？”李问道。
“我们还没有接到详细的命令，但是大约两个星期内就可以收到的，”那个官员说。“也许你可以找出成百条溜出美国的方法，但是我劝你那一个方法也不要去试。”
十月二十二日，李被召唤到费城移民局，在那儿他被告诉说，他之所以不被允许离开美国，是由于“一九一八年法令和总统的宣言（指杜鲁门的侵朝宣言——译者）。”
“假若你企图离开，你将受到罚款五千元或五年徒刑的处分。”他们又说。
当李在移民局的办公室里的时候，他的房间被搜查了。
事实上，正如全世界所知道的，拘留中国学生的决定，乃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后采取的“报复性”措施。同时，这种行动是要不让新中国接触这些学生已获得的技术知识，相反，倒要强迫他们为蒋介石服务，或是为美国在远东的其他计划服务。
这对李和他的同伴们是再清楚不过了。在几个月之后，又一次敲门声，两个人闯进来，亮一亮证章。
“我们是从联邦调查局来的！”他们宣称。“我们要问你几个问题！”
在要求离开美国的申请书上，李曾经声称，他在美国找不到工作，他要回家省亲，并且跟早先在中国订婚的少女结婚（中国学生被明令禁止在美国居留时期中和任何中国人或美国人结婚）。
“假如在美国或台湾给你一个好差使，作同我们的国防有关的研究工作呢？”联邦调查局的来人先问道。
李回答说，为了他所提出的其他理由，他还是想要回家。
“也许你的父母已被杀害了呢？”他们直截了当地问他。
“我收到信说他们的身体很好，”李解释说。
“要是你已在这儿跟别人结了婚呢？”
李说，他只愿跟他的未婚妻成婚。
之后，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改换了题目。
“假如给你回到中国去的机会，你是否将愿意为美国在那边做些工作呢？”这是他们的第二个问题。
谈到这里，我打断李的谈话问他说：“你以为他们会要你做些什么呢？”
“无疑地，供给一些他们迫切想知道的情报，”他回答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曾经向一些中国学生抱怨说，自从革命胜利以后，连在中国的美国教会也未能送出过任何有意义的情报来。我的一个朋友被专门要求供给关于上海的自来水供应系统的情报。”
当李声明他不愿作背叛祖国的特务工作时候，他被问道：
“假如我们让你回去，而共产党政府要你供给他们关于美国的情报，你会答应吗？”
“我只是一个工程师，”李回答说。
“假若美国同中国或苏联交战，你将为那一方面打仗呢？”之后，他们想知道这一点。
“那是一个假想的问题，我还不曾怎么考虑到，”李说。“我是反对战争的。”
这促使联邦调查局的人周密地追问他对于世界和平运动的看法，以及类似的问题。不用说，他的答案未能满足联邦调查局的心意，于是他得不到离境护照。于是又渡过三年的找工作和勉强维持生活的时光。每三个月一次，费城移民局的检察官柏德力克·柯迈来视察他的住所。
美国报刊竭尽全力向公众掩盖中国学生的境况，而李的许多朋友——从街头的报贩到工业工程师，简直很难相信他们的政府竟会禁止别国的公民回到他们的祖国去。
比起有些人来，李的遭遇还算是好的。他的一个同学因为申请到香港的护照，不得不在艾利斯岛上的监狱里捱过五个月的光阴，在被释放的时候，他接到命令：
（一）不得离开纽约区。
（二）不得与任何被检察长列入“颠覆性”名单的组织来往。
（三）不得与任何属于列入这种名单的团体的人来往。
（四）每星期一来报告一次。
他的另一位朋友，显然想得很周到，申请到英国去的护照。国民党官员紧紧追问他的最终目的，他暗示他在看望过在英国的朋友以后，可能考虑到台湾去。
“别想愚弄我们了！”国民党人喊道。“没有那一个中国学生愿意到台湾去！”
他没有得到护照。
直到去年四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前夕，李突然被询问他是不是还要求回到中国。会议结束后不久，李和其他二十一人得到允许回国。
“假如你在中国遇到了什么麻烦，或是想回到美国来，我们将尽力帮助你。”一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对一个离境的学生说。
但是，不但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李现在已经和家人团聚了，快要和他的少女结婚了，并在北京的大学找到一个理想的教学工作。
“我在美国所学到的有许多都证明了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他对我说。“那都是书本上的知识，和实际生产中的问题毫不相干。有许多东西我不得不重头学起。”
今年四月，拘留中国学生的命令“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出了一道新的命令，那就是假如他们不离开美国的话，他们将被驱逐出境和逮捕。但是因为只有很少人有回国的路费，这个自由落了空，而且确实成为新的强制形式，其用意无疑是驱使他们投入蒋介石的怀抱。
李告诉我说，他收到了一位仍被拘留在美国的同学的来信，要求他去探望他的朋友在乡下的老父母。李找到了他们，父亲年已七十六岁，母亲六十七岁。每天，老父亲到车站上接火车，希望总有一天他的儿子会从车上下来。
李还告诉我，他访问过另一个被拘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一个年方七岁，另一个八岁了。他们问道：“我们的爸爸好吗？他为什么不能回家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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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幸福生活的开拓者
金同
新疆，是我们祖国富饶的边疆。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部队，六年来在这里开垦了一百几十万亩荒地，在天山南北建立了农场，兴修了水库渠道，种植了粮食和棉花。并且在这块土地上撒下了社会主义的种子。
向草原进军
一九五○年，这一支生产部队执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战斗。虽然那时生产情况很艰苦，生产工具非常缺乏，但是，困难没有难倒我们的战士，因为他们懂得“幸福是要靠艰苦的劳动换来的”。他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了幸福的明天。
为了扩大播种面积，战士们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抗美援朝开垦队”，扫清了横在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就在这一年，天山南北的屯垦战士，用坎土镘、“二牛抬杠”和为数不多的犁，开垦了八十三万五千亩处女地，在从未生长过庄稼的草原上，第一次播种了小麦、棉花、包谷、水稻和其他作物，收获了五千三百九十万斤的粮食，为以后扩大生产打下了基础。
我们的战士都是劳动人民出身，要说种庄稼自然不算是“外行”，但是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就得从头学起了。为了提高作物的产量，从一九五二年起，战士们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学习苏联”的伟大号召，在部队中掀起了学习苏联农业科学技术的热潮，使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几年来，部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人员，通过生产的锻炼，都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本领。曾经创造了全国棉花最高纪录的刘学佛，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刘学佛是一个普通战士，最初连棉花间苗定苗也不懂，但是后来他积极学习了苏联的植棉经验，领导一个棉花丰产小组，终于在五十三亩棉花丰产地上，创造了每亩七百三十三斤的产量，其中有三亩达到了每亩一千一百八十四斤的高额产量。
粮棉大丰收
随着耕作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机械化生产的日益发展，生产部队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一年一年提高了。一九五○年一般小麦产量每亩平均不过八、九十斤，棉花每亩平均二、三十斤，到一九五二年，天山南北冬小麦产量超过了一九五○年的一倍到两倍，并出现了冬小麦每亩一千三百七十七斤的丰产纪录。拿玛纳斯河垦区某部“丰产模范连”来说，这个连队一九五三年一年生产的粮食，可供全连人吃整整十六年。
玛纳斯河流域是生产棉花的基地，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适合棉花生长，并有天山雪水，可使棉花在生长期间得到充足的灌溉。过去都说这里不能种植棉花，但从人民解放军农业生产部队到这里以后，不但种植了棉花，而且在苏联农学家提托夫的指导下，实行了密植和早间苗、早定苗，培垅沟灌以及中耕、除草、整枝、打尖等一系列的先进耕作方法，并给棉田大量施用了颗粒肥和磷肥，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在两万亩大面积的棉田上，创造了每亩四百零二斤的收成。今年三十二万多亩冬麦已获得丰收，十五万亩棉花也有丰收希望。这些丰收的事实说明了战士们用创造性的劳动征服自然的光辉成就。
各族农民的榜样
六年来，经过战士们的艰苦奋斗，这支部队已经在天山南北的草原上先后建立起来了几十个农场，播种面积达到一百一十多万亩，总收获量折合小麦近八亿八千万斤，机耕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四十五，在生产装备方面，目前已经拥有拖拉机（折合标准台）八百五十多台，联合收割机八十台，耕牛耕马一万八千多头。农场的建设在迅速向正规化的方向迈进。新疆草原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面貌。
这一支逐渐掌握了农业科学技术，并拥有雄厚机械装备的现代化的农业生产部队，给新疆各族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最好的榜样。部队驻地附近的各族农民，在部队集体化先进农业耕作技术的影响和帮助下，生产技术有了提高，各种作物产量也在不断提高，不少农民看到部队集体化、机械化生产的优越性，都纷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战士们在边疆进行的改造自然面貌的生产建设工作，也吸引和鼓舞着无数青年男女积极参加祖国经济建设工作。六年来，从祖国各地先后已有几千名青年男女来到新疆，参加了生产，这些青年绝大多数已经掌握了新的农业科学技术，成为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的重要人材。
这支农业生产部队，也是一所规模巨大的农业科学学校。它不仅自己培养了数千名具有一定农业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各种干部，每年还不断抽调大批干部帮助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生产工作。从去年到今年，光是到玛纳斯河垦区进行参观、实习和访问的农民代表，地方技术干部和工人、学生，先后就有六千人以上。凡来参观访问的人，对于战士们在草原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农场都非常赞许。
灿烂的远景
六年来，这支站在新疆农业生产建设前哨的生产部队，在草原上建立起了新的幸福生活，给祖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为了加速实现正规化的国营农场，生产更多更好的农产品，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部队所经营的耕地面积将发展到三百一十多万亩，棉花种植面积要扩大到八倍以上（其中长绒棉有五万亩），机耕面积将发展到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了一九五七年，在广阔的草原上，将要出现更多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现在，战士们正为实现这个巨大的计划而英勇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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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
萧渡
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终年积雪的天山高峰。伊犁河两岸，到处笼罩着绿树的浓荫。钻天杨长得更高了。果树园子也越发苍翠茂密。在这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我来到了祖国边疆的伊宁城。
三区民族革命的摇篮
伊宁位于伊犁河谷平原的中心，紧靠着苏联的边境。这是一个拥有九万多人口的多民族的城市。新疆的十三个民族这里都有它的居民。
伊宁是一个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的城市。它曾经是著名的新疆三区民族革命的摇篮。一九四四年，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各族人民由于不堪忍受国民党匪帮的残酷压迫和血腥统治，终于发动了英勇的武装革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这支武装力量就全部消灭了驻在这里的国民党匪帮拥有优势装备的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匪帮在伊犁地区的反动政权。当时的三区革命司令部就设在这里。现在，它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居住在伊宁城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各族人民，几乎是彼此“老死不相往来”的，不仅平日很少交往，就是逢年过节也不往来。有一个塔塔尔族的妇女说：“解放前我在伊宁住了九年，连一个维族人的房子也没进去过。”这是对旧的伊宁城各民族关系的生动说明。
但在今天的伊宁，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情景：各族人民共同在各个工厂里劳动、在各个机关里工作，以至共同组织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他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互助友爱，融洽无间。就如在伊宁市人民政府，我们看到有十三个民族的干部；在伊宁人民发电厂有包括着九个民族的工人。伊宁市最早成立的一个“胜利”靴鞋生产合作社，是由七个民族的手工业者参加组成的。现在，各族人民日常亲密地交往，逢年过节互相拜贺，已经是最普通、寻常的现象了。各族劳动人民多少年来在一起共同缔造了这个城市，如今他们正越来越亲密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共同建设和改造着这个城市。
绿色的城
远方的客人来到伊宁，他得到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树多。站在高处?瞰全城，你的眼底简直是一片绿色的树海。市区内许多街道和水渠两旁，都成排地密密地栽着白杨、榆、柳和槐树，到处是浓荫，给人一种清凉、舒畅的感觉。
一条宽阔的、白杨参天的林荫马路，把初来的客人，一直引向繁华的市中心区。林荫路上，川流不息的街车—“六根棍”（一种简单轻便的四轮马车），响着叮当的铃声来往奔驰。不时可以见着一些骑马的哈萨克人穿过街头，匆匆地向郊外走去；马背上捎着刚从城里买来的大包的日用品。虽然是夏天，他们还习惯地穿着过冬的黑色棉“袷袢”和皮裤子。他们的装束和走过身旁的维吾尔、俄罗斯族姑娘们的飘拂的纱裾，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的确，伊宁城的风光是很别致的。市区内，绿树丛中的俄罗斯风格的房屋建筑、伊斯兰教礼拜寺伞盖形的绿色的楼顶、街头行人各色各样的、鲜艳的民族服装，以及沿街摆着的瓜果摊和发散着香味的烤羊肉……，这里的许多机关、商店门上的牌子，都同时写着汉文和维吾尔、俄罗斯或哈萨克等两三种民族文字。一般居民住宅内，都有绿荫荫的果园和葡萄架；果园里栽着各种果树和花草。
伊宁城的范围很大，纵横都有约十公里长。整个城市大致可分为旧城区和新城区。旧城区主要是商业区，街道比较窄狭，也不规则；房屋建筑一般都比较矮小、古旧；商店大部分只有一间小铺面，维吾尔族商人们隔着当门的矮柜台同顾客进行交易。
新城区就是著名的风景、住宅区。街道大都是“井”字形的，比较整齐、宽直。住宅建筑大部分是具有俄罗斯风格的平房。粉白的墙壁、淡蓝和蔚蓝色油漆的门窗，配着挑花的窗帘和窗台上的盆景，掩映在绿树丛中，看起来非常雅致和悦目。
把新城区和旧城区连结起来的，是一条很长的大街—斯大林街。这是全城的一条主要街道。环绕着斯大林街的周围一带，就是热闹繁华的市中心区。
繁荣的新面貌
伊宁市这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变化，它和祖国内地许多城市一样，无论城市建筑和各项生产建设，都在一年比一年繁荣和发展着。
在市区内，新的建筑物一座接着一座在绿树丛中耸立起来。还出现了一些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小型的土、特产加工工厂。新的学校建筑也越来越多。五年来，全市新建和整修的房屋建筑面积已经增加了约两万五千平方公尺。虽然现在伊宁市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但是人们已经看到了它未来发展的远景。
在斯大林街中段一个十字街口的一大片空地上，有一座三层大楼正在积极赶修，今年年底可以落成。这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未来的办公大楼。一个了解建筑意图的同志告诉我：将来这里计划修建一个市中心广场，这一带的街道也要扩展。
如果说目前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主要是农牧业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集中反映，那末，这一点在伊宁城是看得特别明显的。现在正是富饶的伊犁河两岸农牧业产品的收获季节，伊宁城更显得热闹和繁荣了。每天，在伊犁河渡口，在通往市区的公路上和村道上，满载着羊毛、皮张、粮食和其他农牧业土特产品的汽车、马车，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生意特别兴隆，现在全城门市部已经发展到六十六个了。在斯大林街一带市中心区的百货、布匹门市部里，更是整天挤满了顾客。许多哈萨克、维吾尔族人民就是买一尺半尺布，也宁愿跑很远的路到门市部去挤半天。他们说，国家商店里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到那里买东西我们放心。
伊宁是全疆手工业最发达的城市。现在伊宁市的手工业共有三十一种行业，手工业户已发展到二千四百多户。主要的行业有铁工、木工、套具、纺绳、砖窑、皮革、靴鞋、缝纫、榨油、洋铁、毡筒、毡子、莫合烟等等。这里的手工业者正在走着组织起来的道路，去年以来全市已建立了三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二十四个生产小组。过去伊宁市维吾尔族手工业者经营的最大的私营利群公司，已经在去年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个公司的机器皮革厂出产的
“胡入木”（一种细皮），是全疆最好的产品。这个厂所产的油牛皮和油马皮也很著名。这两种皮子制成的油皮靴可以防水、防腐，深受各族人民喜爱，销售很多。
学校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伊宁市日益繁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这里的哈萨克、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蒙古、汉、回等族，现在都已分别有了一所自己的中学了。
幸福的人民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过得幸福美好起来。
这个边疆城市的居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白天，人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进行着紧张的生产、工作和学习；一到黄昏，全城电灯通明，人们开始享受着一天紧张劳动之后的休息的愉快。在人民公园、在幽静的住宅区西沙河子一带宽坦的林荫路上、在精致的俄罗斯式的住宅的果园里、在“依斯哈克拜克俱乐部”的露天舞场……，处处是欢笑的人群，还有断断续续的歌声和手风琴、“弹波儿”的轻快、悠扬的调子。俱乐部、电影院门前更是挤满了人。现在全市共有九家电影院，看电影是人们经常的主要娱乐。
如果是星期天，伊宁市的人常常爱到郊外去野游、打猎，或者到伊犁河畔去钓鱼。在假日还可以走得远一点，到风景区果子沟、赛里木湖一带山里牧区去避暑、喝马奶子，在那幽静的山谷、广阔的草原、碧绿的湖水、苍翠的松林以及雪山、羊群和哈萨克牧民的蒙古包的旁边，沐浴在阳光底下，享受大自然的美丽的湖光山色。
当我在伊宁逗留了一个时期以后，我深深留恋起这个城市来了。它的欢乐、蓬勃的青春生活的气氛，是这样强烈地感染着我，激动着我。我每天在这个城市里走着，看到这里兄弟民族人民的每一张兴奋的脸和微笑的眼光，都好像在告诉我并让我向祖国各地的人民转告一句话：我们正在和祖国一起前进！（附图片）
伊宁市的一角 白炎井岩摄（新疆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