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关于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哲学教学经验
——格列则尔曼同志寄来的一封信
编者按：这里我们发表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格列则尔曼同志给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原为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校长杨献珍同志的一封信。格列则尔曼同志在这封信里所谈到的“马克思列宁学院关于第二部第二、三、四、五班的哲学教学总结”和“马克思列宁学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的经验”这两份材料，曾分别在一九五五年第一期“学习”杂志和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本报上发表。
理论与实际联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曾历次强调过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我党整风学习的经验，具体地贯彻了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教学方针，在哲学教学中获得了好的成绩。格列则尔曼同志在这封信里强调指出了这一经验的重要性，同时介绍了苏联讲授哲学的经验，提出了苏联同志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对于中国的哲学教学工作是很重要的。敬爱的杨献珍同志：
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在教研室会议上讨论了你们寄来的材料：“马克思列宁学院关于第二部第二、三、四、五班的哲学教学总结”，“马克思列宁学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的经验”。
我们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你们的经验。自然，寄来的材料当中缺少教学大纲和讲课内容的详细说明，对这一经验，我们还没能获得完整的认识。尽管这样，单是依据已经说明的材料，就可以看出，你们的经验是大有教益的。
首先，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是你们反对学习当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经验主义倾向的尖锐性。教条主义倾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局限于死记和背诵概念和术语，而轻视与实践活动的联系。经验主义倾向则轻视学习理论的意义。
理论与实践联系是你们的经验的最宝贵的方面。这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同时这种方法能够以学员最容易了解的形式阐明理论原理，实际联系的结果，理论原理成为听讲者最容易领会的东西。
参加讨论会的教研室的同志还着重指出你们对学员进行深刻的具体研究的重大价值。许多同志，例如加克教授、科尔巴诺夫斯基教授、赫鲁斯托夫和沙里科夫副教授，一致指出，在你们的这一经验当中，有不少东西对我们，对苏联的哲学教师，同样是很有教益的。比方说：有一位同志在发言当中说道：“整个教学贯穿着一个指导思想——这就是在实际活动当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整个教学表明了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哲学教程的基本章节当中得出的理论结论，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这一章所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反对主观主义；从唯物辩证法所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反对在判断社会生活各个现象当中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最后，从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所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作用。”
我们还认为，你们在表明世界观和实际工作，党的和国家工作的作风之间的有机联系方面的努力，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使学员们了解到，他们所学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诸问题，同任何实际工作都有直接关系。他们应当利用这些东西，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
我们还认为，学习理论和实现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的有机联系，也是一项重要的宝贵的经验。研究了你们的材料，我们认识到马克思列宁学院的理论学习是这样组织的：听讲的同志们应当把他所学习的课程和改造自己的观点联系起来。他们应当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大胆揭发自己以往的错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检查自己的实际活动。毫无疑问，这种自觉的实际的自我批评，乃是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方法。
在讨论你们寄来的材料的时候，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的同志们也谈到苏联讲授哲学的经验。他们很高兴地指出，这些经验也在中国被运用着，而且，在他们看来，目前，这些经验也还保持着它的作用。
苏联研究和讲授哲学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第一，必须反对理论与实践脱离，这是当时苏联一部分孟什维克派唯心主义所固有的特点。第二，必须反对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解释。在三十年代初期，在我们党刊上曾展开过批评，批判了用一种给实际工作部门——例如渔业、钢铁工业——贴上辩证法范畴的标签的办法把辩证法直接附着到任何一个技术部门的企图。我们所讲的这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认识的危险性，在现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讲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
同志们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总是人们的世界观的缺陷造成的结果。当然，政治斗争当中的错误策略，是具有它的理论根源的。但是，如果我们想从一切实际性质的错误当中引申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个人主义等等的结论来，那末，我们就有走上某种程度的简单化道路的危险。
教研室的同志们还注意到，对修养较差的同志们，学习像恩格斯著“反杜林论”、列宁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原著，恐怕是有一定困难的。看来，这需要有某种辅助教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俗叙述，能够帮助听讲者领会。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我们认为最好开始时选读一些在阐述性质上最容易理解的著作。
有一些同志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可能，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从中国哲学史当中引用一些材料，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了解到，由于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这些问题研究得不够，这样做是有很大困难的。
你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跟对于你们的国家的历史发展的估价和分析结合起来，跟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们的看法，正是这条道路才能够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共产党的政策的有机联系开辟最宽广的可能性。
对你们写来的马克思列宁学院哲学教学经验，我们感到浓厚兴趣，因此，我们向“哲学问题”杂志提出建议，把这一经验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出来。今后苏联和中国的哲学家如果能建立一种经常交流经验的联系，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祝你们在从思想上武装党的干部的工作中获得成就！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主任
格列则尔曼教授
（签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
第3版()
专栏：
拉丁美洲人民在斗争
——访问拉丁美洲国家青年代表
本报记者
在北京的一个阳光灿烂的初秋的早晨，我们访问了在参加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后来我国访问的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青年代表。虽然辽阔的太平洋把我们的国家和拉丁美洲从地理上分隔开来，但是我们人民之间的相互关怀、彼此同情和诚挚的友谊却是隔不开的。这次短暂的访问和谈话，不仅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拉丁美洲人民的刚毅的形象，而且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拉丁美洲人民生活和斗争的生动的图景。
拉丁美洲是一块有着一亿六千万人民的丰饶而广大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地的代理人用尽种种残酷的手段来维持并扩大它们对这块土地及其人民的统治和掠夺；另一方面，一切愿意看到祖国独立和民主发展的各阶层人民，正广泛地团结起来，高举起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旗帜。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贯串在拉丁美洲国家生活的全部发展中。阿根廷代表雨果·拉米莱说：“在我们国家里有着美国的‘美孚油公司’，它垄断着我们的石油资源，这样的垄断对我们的独立非常不利。阿根廷和这个公司签订的协定是不平等的。阿根廷人民不同意这样做，因此正在进行坚强的斗争。全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和民族资本家，要求政府走符合民族利益的路。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也采取了一些同苏联、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措施，这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因此它竭力想在阿根廷搞一个‘危地马拉第二’，以便维护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从雨果·拉米莱分析的这个背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根廷不久前发生的武装叛乱和最近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的骚动的外国烙印。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另一大国巴西。巴西代表梅伊尔·卡米尼茨基谈到去年八月在美国策动下发生的政变。他说，虽然当时的总统瓦加斯并不是一个执行独立政策的人，但是他在人民的要求下，不得不采取一些符合民族利益的措施，例如他曾反对美国全部控制巴西的石油资源。但是就是这样一种微弱的独立的表现，就导致了瓦加斯的被迫辞职和自杀。
提起危地马拉，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怀着愤怒的心情追忆起去年美国策动和支持武装匪徒颠覆危地马拉民主政府的卑劣行径。我们注意地倾听危地马拉代表卡洛斯·龚德莱拉斯叙述了在美国庇护下的反动政府上台后的恐怖统治的情形。他说，民主组织已全部被取缔，大批的工会、农民运动的活动分子被逮捕、监禁和杀害，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过去的罢工委员会的委员全被残杀；工人失去了工会组织和法律的保护，农民失去了过去土地改革中所得到的土地。连教师也失去了保护教师权利的法律，在反动政府上台后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就有三千名教师被开除。反动政府取消了过去民主政府时期的宪法，现在危地马拉已经没有宪法了。相反地，现在成立了所谓“反对共产主义保卫委员会”，这个专事迫害民主力量的组织，它的权力比任何法庭都要大，它可以逮捕任何人。人民毫无安全可言。总之，“绿色魔鬼”又爬上了危地马拉人民的头上。
有些代表也顺便讲到了哥伦比亚政府迫害民主力量的情况：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政府用各种武器，包括燃烧弹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农民起义，国内建立起大规模的集中营，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已被宣布为“非法”。
但是，人民是不会沉默的。在整个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干涉、保卫和平的斗争日益高涨起来。就在血迹斑斑的危地马拉，斗争也没有停息过。危地马拉代表卡洛斯·龚德莱拉斯激动地说：“在今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武装干涉危地马拉一周年的时候，危地马拉首都人民举行了反对美国干涉和反对政府迫害的群众示威，游行者情绪高涨，高呼‘卖国者死亡！’、‘专制死亡！’的口号，一直冲到政府大厦门口。地下组织在发展中，人民在继续斗争中。”在哥伦比亚，农民武装起来保卫自己土地的全国性斗争至今还在进行。巴西代表综述了巴西人民的斗争情况：“最近二、三年来人民斗争日趋高涨。工人为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罢工运动由一个地区扩大到整个省。一九五三年四月圣保罗三十万工人举行了联合大罢工。一九五四年九月圣保罗劳动人民又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总罢工。农民和农业工人建立了‘巴西农民和农业工人联盟’，为争取实行土地改革而斗争；职员、文艺工作者、医生、工程师也都参加了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他继续谈到今年十月三日巴西的总统选举。他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巴西共产党号召巴西人民反对军事政变，保卫宪法和民主自由，争取通过选举使巴西发生有利于民主、和平、民族独立和进步的变化。目前，巴西人民正在响应巴西共产党的号召展开积极的斗争。阿根廷代表雨果·拉米莱也说：“独立民主是阿根廷人民最基本的问题。人民为独立民主而斗争的热情很高。因为民主是一切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这就促使观点不同的人共同起来反对外国势力的压迫。”听了拉丁美洲国家青年代表谈了他们国家人民斗争的情况之后，使人更加了解巴西诗人乔治·亚马多说过的话：“我们拉丁美洲的国家是在战斗着，即使奴役的锁链束缚着他们的手，也决不能使他们屈服，他们是不可战胜的”。
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拉丁美洲人民，把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危地马拉代表卡洛斯·龚德莱拉斯的话是深刻的，他说：“中国人民的胜利就是对危地马拉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支持。”我们从巴西和阿根廷代表的谈话中听到了一亿六千万拉丁美洲人民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的声音。巴西代表梅伊尔·卡米尼茨基热情地说：“巴西人民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他们认为台湾应该属于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他们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阿根廷代表雨果·拉米莱也说：“阿根廷人民，尤其是阿根廷青年十分了解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的必要性，我们完全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中，要求同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巴西代表梅伊尔·卡米尼茨基说：“巴西人民用签名和游行示威来表示他们同和平民主阵营各国建立关系的愿望，他们中间有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界人士、议员。目前，在巴西举行总统选举的前夕，甚至一些反动政党的候选人也把同苏联和中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这件事作为竞选的口号。”最后，他强调说：“当然，要实现这种愿望，巴西人民还要进行更大的努力。”阿根廷代表雨果·拉米莱也谈到了阿根廷人民同样的愿望，他说：“许多阿根廷工商界人士正在为发展国际贸易进行斗争。尽管他们的见解不同，但是他们都在争取同苏联、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我们的‘阿中友好协会’专门努力发展同中国的文化关系。阿根廷的许多体育团体也对建立同中国体育界的联系感到兴趣。”
虽然这些青年代表们刚到我们国家不久，可是
“新中国”已经给了他们强烈的印象。阿根廷代表保尔·安东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也就是巴西代表所说的：“旧中国死亡了，新中国的未来充满幸福。”阿根廷代表谈到他们对中国人民尊重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印象十分深刻。危地马拉代表说，他在同北京青年的联欢中再一次看到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友谊的愿望。
在记者结束对他们每一人的访问时，他们都要求转达他们和他们国家的人民和青年对中国人民和青年的友谊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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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好一亿二千万少年儿童读物的发行工作
左林
几年来，我们书店读物的供应工作，很有成绩，得到了人民的称赞。其中许多工作人员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是很使读者感动的，但是，读物供应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少年儿童读物的供应工作，缺点很多。
全国小朋友普遍反映，在书店里买不到他们需要的读物，许多好书常常脱销。连儿童读物供应工作做得比较好的上海市也有这种情形。上海市卫民小学要买十种书，结果只买到三种。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学的一个学生，要买“中队齐步前进”，登记了一个多月才买到。得奖的作品“罗文应的故事”、“小燕子万里飞行记”等，在北京、长沙、保定等城市经常买不到。城市如此，农村更差。除了县城和大镇还可以在书店买到书以外，农村儿童就无处买书。河北省几年来所出售的儿童读物，平均一千一百多人才有一册。农村高小的图书很少，藏书最多的也不过数百册。他们反映：买本书，比什么都难！
少年儿童读物供应工作做得不好的原因，是同书店工作人员经营思想和工作方法分不开的。首先是某些书店工作人员还有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他们喜欢销厚本书，认为这些书价钱大、利大、醒目、管理方便，而少年儿童读物则本薄、价低、利小、难找，销十本也抵不上销一本厚书。因而他们不去认真估计市场需要，不愿意大量定购少年儿童读物，甚至某些少年儿童读物在市场脱销时，也不愿继续进货。
其次，他们轻视少年儿童读物的供应工作。例如：关于少年儿童读物的发行工作，新华书店总店从来没有发过指示，只是在每年“六一”前发一个备货通知。许多书店甚至认为自己没有推销少年儿童读物的任务。大多数书店根本没有“儿童读物”类，把少年儿童读物和成人读物混在一起。儿童进了书店，好像到了书的海洋，很难找到要买的书。有些书店工作人员甚至厌恶少年儿童上门。在辽宁铁岭县，少年儿童到书店买书要求先看看内容，书店工作人员就说：拿钱来，再给你看！
发行工作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所有的书籍，都是通过书店发行到亿万人手中去的。没有这个桥梁，书就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个工作做得好不好，对人民的精神生活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如果发行工作人员只是想多卖钱，而不问是否服从了政治文化的需要，是否很好地为各种读者服务，那就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为了改进发行工作，特别是通俗读物和少年儿童读物的发行工作，有关方面应当对所有书店工作人员，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树立起对发行工作的正确认识，积极地为各种读者服务。
目前六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约近一亿二千万，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对数量这样众多的读者，是应该给以一个重要位置的。要知道，少年儿童读物是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供应少年儿童读物不但不是一件“小事”，而是
一件有关教育我国新一代的大事。所以书店工作人员对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工作必须重视。作为发行少年儿童读物总枢纽的新华书店总店，应当很快地建立管理少年儿童读物发行的机构，研究少年儿童读物的发行办法，务必使少年儿童读物能够深入学校，深入农村。
发行少年儿童读物和发行成人读物不一样，它应该针对少年儿童的特殊情况，采取特殊的方法，使少年儿童知道出了什么书和方便地买到书。为了使少年儿童能仔细选择自己喜爱的书，书店应该把少年儿童读物集中地摆出来，而不要放在书架的最高层或锁在柜子里。还应该经常张贴广告，告诉少年儿童有什么好书，新出了一些什么书。书店服务员应该像大姐姐大哥哥一样关心少年儿童，经常主动地了解小读者的需要，亲切、耐心地解答小读者的问题。为了避免少年儿童把书弄脏或翻乱，可以划出一定地方陈列样书，专供少年儿童翻阅。买书的手续也应特别简便。此外，这里还要提一提在所有综合书店出售少年儿童读物的问题。现在许多书店是不卖少年儿童读物的，这对小读者很不方便。例如：在哈尔滨市，只有一个门市部出售少年儿童读物。少年儿童买书常常要跑十来里路，如果坐车，车钱比书钱还多。小朋友对此很有意见。为了便利小读者，综合书店的图书分类应该有“儿童读物类”，大量出售少年儿童读物。对私营书店和书摊也要很好地利用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他们也很好地为小读者和各种读者服务。新华书店在城市中准备逐渐将公营和私营书店组成发行网的办法是很好的，这可以使读者能够方便地买到书。
深入学校，深入农村，面向少年儿童，这是大量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关键。因此，组织书籍下学校、下乡的工作极为重要。我国具有阅读能力的少年儿童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农村，如果少年儿童读物不能下乡，大量发行少年儿童读物是不可能的。现在，新华书店在农村的流动书籍供应人员约有五千人。他们爬山越岭，辛勤工作，很受农民的欢迎。但是对于全国广大农村来说，这数目太少了，因此，还需要采取各种办法，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力量，将书籍发行到农村去。比如：是否可以考虑大量发展过去行之有效的专业发行员呢（当然应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使他们不发生强迫命令的错误）？是否可以比较大量地请合作社或青年团的组织协助代售呢？在城市里，是否可以建立一个书店联系几个学校的制度，或者在人数较多的学校里设立业余的发行员，由书店供给书目，代售书籍呢？凡此种种，我认为有些可以试办，有些可以在加强领导的条件下放手使用。
青年团组织和教育部门，应该积极协助书店做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发行工作。经验证明，如果书店、教育部门、青年团组织能够密切联系配合，共同推荐少年儿童读物，效果是很大的。如天津市在一九五四年上半年，由于青年团组织、教育局、书店联合向少年儿童作了三次推荐工作，“韩梅梅”一书就销了二万多册，在此以前，一般是每种书只销五六百册。
在指导少年儿童阅读和推荐少年儿童读物方面，学校负有特殊的责任。克鲁普斯卡娅说得好：“书籍同样也能把学习质量提得很高。”如果我们把常常读书的少年儿童的学习成绩，跟除去课本以外没有拿过任何书籍的少年儿童的学习成绩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知识上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校长、教师、辅导员必须把指导少年儿童阅读看作自己的责任，而且应当经常向少年儿童推荐好书，组织少年儿童买书。学校图书馆尤其应当多买少年儿童读物，组织他们阅读，帮助他们解答问题，使书籍成为少年儿童最亲密的朋友。家长都是热爱孩子的，热爱孩子不但要给他们生活上的温暖，而且也应该给他们精神上的食粮。因此，经常地为孩子买书、关心孩子的阅读，是家长的重要责任。
我们相信，书店的工作同志，将打破一切困难，把少年儿童读物供应工作做得出色，使少年儿童源源不断地得到丰富的精神食粮。少年儿童也将衷心地感激一切为他们服务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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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农民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一个好办法
钟怀
目前各地都在积极进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中的重要一项，就是要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们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进行这种宣传，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和运用各方面的宣传力量。云南有些地区的党组织动员老社社员向社外群众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农业合作化的具体政策，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做法。
今年七月底，云南开远县开始了秋前发展一百四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为了推动建社工作，开远县委曾在基础较好的几个老社中，抽调了对农业合作化方针政策体会比较深刻的三十六个社员，组成互助合作报告团，到建社地区进行宣传。他们采取了大会报告、小会座谈、流动宣传、个别访问、解答问题等方式，向建社地区的群众宣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讲解了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正是因为他们是用亲身经历和具体事例来进行宣传，所以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使得那些有思想顾虑的人们打消了顾虑。像七区农民就反映：老社社员是亲身经历过的，他们说的我们就没有怀疑了。五区太平寨乡群众听过报告后，有一百二十户农民申请入社，有些农民在申请书上这样写道：听老社社员报告后，解开了思想疙瘩。
有的地区的党组织还组织老社社员向筹备建社的工作人员和群众进行了建社办法的宣传，帮助他们在建社中接受老社的经验教训，少走和不走弯路。楚雄县第五区黑邑乡党支部就曾组织过一些老社的工作人员进行过这种宣传。这个乡一个筹建中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社小组在审查入社社员的条件时，起初大家眼睛不亮，光看表面不看本质，如有人只看到一个曾经当过国民党宪兵的人现在“生产还是乖”，便认为他可以入社。这时一个老社的工作人员就以老社建立时吸收了一户富农，以后这个富农在社内如何进行剥削和破坏活动的事实，向大家敲起了警钟，使大家进一步体会到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纯洁的重要性，认真坚持了社员的条件。这个社的建社工作进入土地评产时，一部分群众要把产量压得很低，另一部分群众又要评高。老社又派了工作人员在群众会上以老社去年评产中的实例，讲清了产量评低就会伤害田多田好的人的生产积极性，而产量评高又会使田少劳动力多的人吃亏，其结果都会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的道理，教育大家进一步认清了目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半社会主义性质，从而正确地进行了评产工作。很明显，向筹备建社的农民群众宣传建社办法，实际上就是向他们宣传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而且是一种更为具体的宣传。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组织老社社员向社外群众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能够收到吸引社外群众积极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良好效果。而且这种做法对于老社社员本身也是一种教育——教育他们提高对社外群众的责任感，教育他们加深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这一群众自我教育的宣传方法和运用群众中的先进部分带动后进部分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是值得推广的。当然，我们在组织老社社员向社外群众进行宣传时，不但要求他们宣传合作化的好处，也应当要求他们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这样，我们才不只是能够鼓舞起广大农民办社的热情，同时也能够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来克服办社中的任何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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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举行党代表会议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八日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和列席代表共三百四十二人。
会议在认真学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文件的基础上，听取和讨论了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同志的报告。在大会讨论中发言的有一百三十位代表。
会议认为：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给予江苏省的光荣任务，必须在农村中进一步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加强领导，全面规划，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有计划地、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今冬明春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今年六月前的三万五千七百多个发展到十万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一九五七年发展到二十万个社，连老社的扩大在内，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并做好整顿巩固工作。同时，采取各项适合当地农业增产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把棉花的产量提高到超过战前最高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四；粮食产量提高到超过战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一五。以保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全省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二三的任务。
会议指出：必须在全省范围内认真贯彻中央的决定，开展全面节约运动。在工业生产中必须加强党对厂矿企业的领导和监督，加强技术领导，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在城乡居民中改进粮食供应工作，节约粮食，在全体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反复进行教育，养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新风气。
会议要求全党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高岗、饶漱石事件，潘汉年事件、胡风事件教育全体干部和人民群众，提高革命警惕，克服太平麻痹思想，纯洁革命队伍，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代表们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吸取教训，深入地检查和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提高革命热情和阶级警惕性，保持共产党人乐观主义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和右倾麻痹思想，严格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实行严格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严肃党纪，保证党的纯洁和统一，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以团结全省人民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给予江苏省的光荣任务。
会议最后选举了以邱一涵为书记的中共江苏省监察委员会。还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本报驻南京记者）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次代表会议九月二日到十四日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代表们学习和讨论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文件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听取并讨论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的报告：“加强党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吸取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的教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为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而斗争”。代表们一致拥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同意党委的两个报告，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会议宣布了业经国家批准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认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的具体情况，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牧业生产，同时也要加强对重点工程和工业生产的领导，坚决地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会议检查了两年半来执行计划的情况，并且指出今年上半年各项计划完成得不好。会议号召各级党委加强领导，提高领导水平，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和加强民族团结，展开全面性的增产节约运动，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努力学习，克服困难，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而奋斗。
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有七十三位代表，他们对全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工作以及自己负责范围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民族主义，以及农牧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阶级斗争中的右倾麻痹思想等，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议最后通过了决议，并选出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本报驻呼和浩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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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球类竞赛揭幕
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球类竞赛昨日（十六日）揭幕。揭幕式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举行。参加揭幕式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朱学范、书记处书记刘子久，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章泽，以及全国十七个产业单位的运动员。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体育运动部部长阿·维·华西里耶夫为首的苏联工会体育代表团也参加了揭幕式。
揭幕式由赖若愚同志主持，朱学范、李德全、章泽相继讲话。他们在讲话中一致指出：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工人体育运动的第一次大检阅，希望通过这次体育运动大会，把职工群众的体育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各运动员应该带动职工更多地参加体育活动，增强体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苏联工会体育代表团团长华西里耶夫也在会上讲了话，他预祝各运动员在生产中，在学习中，在体育锻炼中获得新的成就。
从昨天上午八时半起，这次体育运动大会的球类竞赛已经开始，因天雨，男、女篮、排球比赛改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体育馆举行。全日上午、下午和晚间共进行了三十场紧张比赛。足球比赛则延期举行。
参加这次体育运动大会各项球类比赛的共有全国十七个产业单位的男、女篮、排球队六十六队和足球队十三队，共有男女运动员一千零十人。他们在预赛期间共将进行一百七十二场比赛，选出优胜队再进行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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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美术画库”开始出版
“群众美术画库”已由朝花美术出版社开始出版。
现已出版的有：“齐白石的画”、“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地画选”、“华君武的政治讽刺画”、“泥人张”、“皮影戏”和“西北剪纸”等。即将出版的新的画册有：“徐悲鸿的彩墨画”、“古元木刻”、“新年画”、“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油画选集”、“库克雷尼克塞的政治讽刺画”、“民间雕塑艺术”和“古代雕塑”等。
画库采取丛书形式，精选一向被群众所喜爱的作品出版。每册画都有序文，对作品的主题思想、作家的生平和创作过程等，作了扼要的介绍，每幅作品也有简单的说明，帮助读者欣赏这些作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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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札西拉姆”
——记青年团员、女医生黄欣的模范事迹
新华社记者 吕南新
“札西拉姆”（吉祥神女）是昌都地区三岩宗藏族人民送给当地卫生所女所长、青年团员黄欣的名字。
这个名字的来由是这样的：阿尼村有一个名叫泽仁卓玛的女人害重痢疾已躺了一个多月，混身长满了褥疮。黄欣知道这件事后，马上跑去给她看病，亲手缝一床棉花垫子给病人铺上，还把她浑身上下擦洗干净。在黄欣日夜看守下，半个月后，泽仁卓玛的病就好了，她一家人都感激地说：“札西拉姆”是我们的“吉祥神女”，你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就叫你“札西拉姆”吧！当黄欣和卫生员离开她家时，泽仁卓玛一家人都舍不得让她走，黄欣和卫生员已经爬上一个山坡了，她们还站在门前大声地喊：“札西拉姆，回来吧！”“札西拉姆”的名字就从此传开了。
黄欣是一九五二年随卫生部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来到康藏高原的，她那时才从广西医学院毕业。一九五三年夏天，她随一个医疗小组深入到昌都东南金沙江西岸群山里一个叫三岩的偏僻地方治病。三岩宗藏族人民长时期和境外隔绝，从没有见过医生，因此，医疗组刚到时，很少有藏民来找他们。黄欣和医疗组的同志，每天爬山越岭，主动找寻病人，有时候，一边帮助藏民收青稞，一边就在田坎上给藏民治病。两个多月以后，藏民把医疗组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一九五四年春天，昌都地区各宗普遍建立卫生机构时，黄欣就自动向民族卫生工作大队要求派她到三岩宗建立卫生所。
三岩卫生所成立后，每天都有六、七十个藏民来看病。但是隔着一座高山的下三岩还没有人来过。有一天，下三岩头人次翁旺丸的妹妹贝珍，害了产褥热，派人来请她们出诊。下三岩离卫生所很远，第二天天刚刚亮，黄欣就和宗里一个藏族干部上路了。她们翻过一座拔海五千多公尺的大山，又穿过一片原始森林，当天傍晚赶到下三岩。病人发烧已经到了四十度以上，已经昏迷五天了。黄欣来不及休息，马上就动手给病人打针吃药，用酒精擦身退烧。当时挤在门口看的藏民，见到病人逐渐清醒，都惊喜得啧啧称赞。三天后，贝珍的病就好了。她拉着黄欣的手说：过去村里不知有多少没妈妈的孩子，现在毛主席派来医生，救活孩子们的妈妈了。从此，下三岩也经常有病人来找卫生所了。
一年多以来，黄欣和她的伙伴们已经学会了用藏话问诊。她们背着药包，成年累月地翻越拔海四千公尺以上的雪山，走遍了上下三岩几十个小村和牧场，看了一万多次病，给四千多人种了牛痘，救活了许多人。有一次，黄欣和她的同伴，在一个大风雪的夜里出诊，走到一座山上，雪已经把路埋了，没法再走，于是就在山腰露宿。第二天一早，她们才发现自己睡在雪堆里面。工作和生活虽然这样艰苦，但藏族人民却给她们无限的温暖，使她们感到幸福。现在，三岩宗的老人们把黄欣看成自己的女儿，青年们把她当成自己的姊妹，人们见了她，老远就亲切地喊：“札西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