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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把粮食“三定”政策贯彻到户
做好粮食定产工作
李思恒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的规定，从一九五五年起，在农村粮食统购统销中，要在定产、定购、定销的基础上实行购销结合、划分余缺、统一安排、凭证管理的制度。这是改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重要措施。两年来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经验证明，要想把统购统销工作结合得好，余粮缺粮的界限划分得明确，就必须把粮食产量定得合理，必须按农民的实际产量定产而不要高估或低估产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粮食购销合理，从而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多地增产粮食，并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国家为计算余粮户交售任务和对缺粮户的粮食供应量而核定的粮食产量，跟农业税征收方面的常年应产量，是不同的。因为目前我国征收农业税所依据的常年应产量，还是一九五二年所查定下来的，三年以来，由于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这个常年应产量已比农田的实际产量要低很多，有的甚至相差五成到一倍。几年来国家所以要依据这个产量来征收农业税，是为了要在实际上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并鼓励农民更积极地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但是要依照三年前确定的农业税征收方面的常年应产量来进行粮食统购统销，可就不合适了。因此，国家才规定要在粮食统购统销中重新核定粮食的产量。这个产量要以一九五五年春耕前后国家初步分配到乡的粮食定产数字为基础，根据每户粮田的肥瘠程度和各种自然条件，结合每户农民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由乡人民委员会发动群众，反复酝酿，深入讨论，加以评定，然后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送县级人民委员会或其指定机关最后核定。经过这样评定的粮食定产数字，就成为国家在农村中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依据。
陈云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曾经指出：“要求各地方政府对于地亩的粮食产量必须估得确实，定产不准超过实际产量”，这就是粮食定产工作必须遵循的方针。因为只有粮食产量核定得确实，国家才能根据所核定的粮食产量，减去农户应该留下的用粮量，（包括口粮、种籽、饲料）和实缴公粮之后，分别其有余、不足和不余不缺等不同情况，来划分农村的余粮户、缺粮户和自足户，从而决定进行统购统销的对象和数量。产量如果定得偏高或偏低，都会影响到余粮户交售任务的轻重，也会影响到对缺粮户的合理供应。我们知道，如果余粮户的交售任务过重，就会使农民留的口粮、饲料过少；如果他们的交售任务过轻，又会使国家既定的统购计划落空，影响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粮食的供应。同时，如果对缺粮户的供应量过多，不仅会招致浪费，过多地消耗国家粮食资源，而且会使其他农户感到不合理、不公平；如果供应量过少，又会使真正缺粮户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因而影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总之，由于定产不实而导致的后果，都会损害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正确贯彻，都会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中关于定产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国家鼓励农民勤劳增产的政策精神。首先，它具体地确定了定产的标准，使核定的产量可以符合实际。办法规定，凡是今年收成正常的粮田，就应该按它的实际产量定产；凡是今年遇到丰收或灾歉年景的粮田，由于它的产量并不是正常年景下的收成，所以就不应该按照今年的实际产量定产，而必须按照这块粮田在正常年景下所能达到的产量来定产。凡是去年已经评过产量的地区，如果所评定的产量同今年的实际产量大致差不多，为了节省人力和时间，就不必重新定产，可以拿去年评定的产量作基础，适当调整它偏高偏低的部分，然后来核定粮食产量。根据这样实事求是的原则来核定的产量，就会使国家计算余粮户的交售任务和缺粮户的供应量，有比较切合实际的根据。其次，办法规定，今年核定的粮田单位面积常年产量三年不变，就是说，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国家把经过核定的粮田产量固定下来，同时把粮食统购数量也根据定产数字固定下来。从全国来说，假定一九五七年粮食实际产量达到了五年计划规定的产量指标三千八百五十六亿斤，而今年的粮食实际产量，也达到了计划产量的三千六百零八亿斤，就是说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五年增产二百四十八亿斤，但一九五七年的粮食定产数字还是按照今年的产量来定，贯彻增产不增购。另外，为了鼓励农民垦荒，办法还规定，所垦荒地从开始收获那年起，三年内不计产量，国家也不规定统购任务。农民开荒而收获的粮食，全部归自己使用。这样，农民完成统购任务后归自己处理的余粮就会越来越多，同时农民也就能够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这样，广大农民必然会更积极更热情地增产粮食和出卖余粮给国家。
“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对于生产粮食的缺粮户的定产，也作了明确规定。随着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的发展，粮食产量将逐年有所增加，农村居民缺粮的数量必然会逐年减少，因此国家可以逐年减少对他们的供应量。为了适应缺粮户逐年减少的趋势，办法规定，对缺粮户的粮田产量每年评定一次。这就是以缺粮户的粮田常年产量为基数，加上每年计划增产指标，作为当年产量。例如某农户共有十亩粮田，常年产量核定为三千斤，一九五六年计划增产百分之五，则一九五六年的产量应为三千一百五十斤。办法还规定如果由于精耕细作、加工加肥，而使实际产量超过增产指标的，超过增产指标的这一部分，并不计入当年产量。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家对生产粮食的缺粮户的粮田定产的规定，是既体现了对缺粮户合理供应的原则，也体现了鼓励缺粮户增产的精神。缺粮农民应该勤劳耕作，逐年提高自己的粮田产量，争取由缺粮户变成自足户或余粮户。
国家为了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条件下，适当扩大技术作物的面积，满足工业原料的供应和出口的需要，还规定了按照国家计划种植技术作物的缺粮农户，他们的粮食产量核定后也三年不变。这就使种植技术作物的农户在粮食供应上得到更确切的保证，他们更加安心地提高技术作物的产量。
上面已经说过，定产是贯彻粮食“三定”办法的头一样重要的工作，定产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正确贯彻。因此，每个农民都应该正确地认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在进行“三定”工作时，协助政府把定产工作做好。每一个农业合作社、每一个农户都必须实事求是地实报自己的粮田产量，而不要隐瞒产量或故意压低产量。农村中的基层工作人员应该正确地执行国家的政策，同上级政府派来的工作组一道，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定产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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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把粮食“三定”政策贯彻到户
我们是怎样摸实一个乡的产量的
云呈 佑东
摸实产量，是做好定产工作的先决条件。只有产量摸实了，评产才能心中有数，定产才能定得确实，全部“三定”工作，也才能有可靠的基础。
陕西咸阳县六区帝王乡的定产过程是这样进行的：
一、继续向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虽然粮食“三定”政策经过第一阶段的宣传、教育，干部和群众对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人心安定了，生产情绪高涨了，对互助合作有了信心，但总还是关心产量的高低，关心个人的切身利益。他们反映说：“政策好极了，就看咋做呀！”“说好不算好，做好才算好。”普遍怕产量定得高，要多卖余粮，因之不少农民不讲实话，想隐瞒产量。一些基层工作人员也怕“说了实话群众骂”，便存着“低报产量，任务好完成”的想法。根据这一情况，这个乡就从教育干部、群众入手，一方面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反复全面地交代政策，一方面针对干部、群众的思想顾虑，具体、集中地讲解定产的作用和具体定法，说明道理，使得大家端正思想认识。同时对基层工作人员反复说明：今年实行
“三定”政策是第一年，定产、定购后，又要在三年内不变动，工作做好做坏，不单会影响今年粮食工作，而且关系到今后几年的工作。经过这样具体、反复的讲解，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消除了顾虑，端正了态度，很快地打开了局面。农民陈治元说：“产量一定要定得合理，定低了国家购不到粮食，国家作难，人民吃亏，富农、奸商囤积倒把，剥削农民，反革命分子也会趁机破坏。只有产量定合理了，对国家对人民才都有利。”所以一般的都能说实话，露真情，报实产量。帝王村副村长戚存德开始就怕群众骂，怕产量大了任务多，把同自己一起互助生产的戚树唐的产量，由一石二斗报成九斗，并说：“这是全村的最高产量”。经过教育后，自觉地检讨了先前的错误思想，纠正了原报产量。陈家台村群众，原先一致反映各等地的产量平均每亩产五、六斗，后来就纠正为八、九斗，基本上接近实际产量。
二、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依靠积极分子的力量，逐步深入，从各方面了解和掌握今年和历年各等各类作物的实际产量。经过前一阶段的工作，工作人员固然掌握了一些实际产量的情况，但为使产量掌握得全面、可靠，就得进一步具体深入了解。除应再了解一般历年各等土地的增产速度和各类作物的作务情况外，还应着重了解今年夏田的实产量，然后加上秋田的估产，确定出初步定产意见，最后再根据历年实产情况，对证初定产量是否合理、准确。如在交谈、访问中知道陈家台村副村长陈建熊今年四十亩夏田（旱地，二等的三十四亩，四等的六亩）共实产三十六石夏粮，每亩平均九斗；一九五三年夏田三十八亩（旱地、二等的三十二亩，四等的六亩）实产三十五石，每亩平均九斗二；一九五四年三十八亩（地等和一九五三年同）实产四十多石，每亩平均一石多。三年夏田面积和产量平均，仍是九斗（秋田产量同样用这个办法了解）。因此，证明按今年夏田实产加上秋田估产，定出的产量是能够代表一般正常年景的。根据这些材料，再教育基层工作人员，就很快地掌握了实产情况。
三、这个乡水地粮食作物面积中，一等地占百分之八十五点八，旱地粮食作物面积中，二等地占百分之六十一点五。因此在定产时先确定这两等土地的产量，再根据各等土地今年实产量，参照查田定产时各等产量的差额，以及历年各等土地实产、增产速度和潜力，确定出各等土地的产量。如三等水地几年来实产量已接近一等水地产量，有些还相等于一等的产量，因此在确定三等水地的产量时，减低了同一等地的差额。查田定产时，三等水地产量只占一等的百分之八十六，这次定产的产量已相当于一等的百分之八十九。又如占有三等旱地的农民一般都有好地，对三等地加工少，历年来增产速度慢，因此，这次定产比查田定产时仅加成百分之三十八；而占有四等旱地的农民由于一般好地少，对四等地加工多，历年来增产的速度快、产量高，因此定产比查田定产时加成百分之四十八。这样定出各等土地的产量，再结合实际情况，反复比较，各等土地所定产量，基本上切合实际。
四、在各等土地产量掌握后，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些产量的准确程度，还算了以下三笔账：
（1）算全乡定产的总数同实产总数（秋田面积仍按计划面积算）对比的账，看定产是否合理。全乡按各等土地初定产量，共定产为一百九十二万八千零八斤。如果按全乡夏秋田实产（秋田按计划面积产量估算）共可产二百零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九斤。定产占实产的百分之九十五多。因此，所定产量不超过实际产量。
（2）算定产同定购、定销控制指标关系的账。全乡定产为一百九十二万八千零八斤，除去公粮四十万斤，饲料、籽种二十二万一千零八十八斤，口粮一百零五万九千零九十斤，实有余粮二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斤。这不但可以保证完成国家购粮任务的二十万斤，而且还有剩余。在统销方面，区上分配全乡十一万斤，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统销六万斤左右就够了，因而在统销方面，不但不突破指标，而且还可减少国家销量五万斤。
（3）算征、购后给农民所留粮食的账。全乡夏田实产和按秋田计划面积估产，共产粮食二百零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九斤。但由于秋田实种面积大于计划面积，所以总产量实际可以达到二百一十八万六千五百四十五斤，照这样算来，全乡征、购任务只占这个实产数量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四。如果在实产内扣除国家征、购的粮食数量，全乡每人平均留粮数量就有六百三十八斤，如果再扣除饲料、籽种，每人平均净留口粮就有五百三十八斤。这个留粮数量不但够吃，而且还有很多剩余。
通过算上面三笔账，可以看出这个乡掌握的定产数字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它不但能够保证国家的需要，完成并超额完成国家征购粮食任务，而且能保障农民的利益，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巩固工农联盟。（原载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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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青年积极分子
热爱森林工作的人
林来
祖国东北大兴安岭的林区，常常下着鹅毛大雪，到处都是抬头看不见天的森林。冬天，尽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在这里，气温常是摄氏零下四十度，河里结着厚厚的冰。就在这样严寒的季节里，图里河森林工业局的检尺员王守海同志，奔走在山场、楞场和贮木场上，进行着紧张的劳动，他认真地按照国家颁布的木材规格的标准，对采伐造材后的木材进行检尺和品等区分，加盖号印，再根据检尺结果，计算材积。
王守海是一九五二年冬天到林区的。初来的时候，看到这样茂密的大森林，这样大的风雪；晚上睡的又是透风漏雪的工铺，有时被褥和墙冻在一起；早上，天一亮就跟着工人上山，直到太阳落山才回来，因此，王守海思想上是有过波动的，他曾感到这个工作太困难了。林区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同志在了解了他的思想情况以后，及时地对他和其他的检尺员进行了教育，使他认清了在林区工作的前途，懂得了检尺工作的重要性：只要检尺员的检尺工作跟不上，就会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只要检尺员在检尺时，错把一等材料打成了二等材，就会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这样，增强了他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金昌林工队的工地是经过“拔大毛”〔注〕的四等七级林场，林场的木头分散，检尺时要跑很远的路。而且去这个林场时，还得穿过横在路上的倒木和沿路的“大头香”小树。这种“大头香”小树的枝叶很厉害，时常划破他的手和衣服。可是，王守海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每天天一亮就跟着工人一起上场。工作忙，就在场上吃点冷饭；口渴，就吃点雪。回到宿舍，他还得算账，对账，结束一天的工作。
初到林区时，王守海和其他新来的同志一样，不知道怎样打号锤、记账；但是他抱着不会就学的决心，向老检尺员学习。虽然他的宿舍离老检尺员钟长胜住的地方有一里多地，但是不论刮风下雪，都没有挡住他去那里学习。因为他懂得：只有学习好，才能工作得好。经过学习，他可以工作了，但是工作效率不高，每天只能检尺三十多立方公尺的木材，一点点账也得算到深夜。当他看见钟长胜不看
“材积表”，很快就把检尺野账毫无差错地算出来时，就要求钟长胜教他。钟长胜告诉他：“把材积数字记在脑子里，天长日久就会了。”回来后，他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很快学会钟长胜的本领。以后他只要有空，就背“材积表”，有时躺在床上还要背；他还经常同别的检尺员一起研究如何做好工作。经过一年的苦心学习，他熟练地掌握了检尺技术，每天检尺木材的数量达到了一百多立方公尺，并且一样可以不看“材积表”，就能算出材积数字来。因此，别的检尺员都叫他“活材积”。在他的影响下，他所在的车间有六名检尺员也成了“活材积”。
检尺员的号锤可以决定木材的命运。每个检尺员每年平均要检尺三万多立方公尺的木材，一立方公尺的一等材如果被打成了二等材，国家就得损失四十元。这样，就要求检尺员有高度的责任心。相反的，如果检尺员稍有疏忽大意，乱打号锤，错定了木材的等级，就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检尺工作是关系到能否按材种规格，全面均衡地完成国家计划的重要任务。在检尺员当中也普遍地流行着“号锤一响，黄金万两”的口号。王守海对这些道理是理解得很深刻的，所以他每到一个工队工作，首先就要了解山场造材的情况，教育工人合理造材。在他拿起号锤往木头上打号印时，他要好好地看看这棵木材的活结、死结有多少，是否有弯度或其他毛病，然后再打上号印。因此，他的工作一直是好的。
王守海还牢牢地记着这样一句话：“一个青年团员不但要把自己担负的工作做好，并且要带动群众，共同搞好生产。”因此，他非常注意工人的思想情况和生产情况，经常协助工队队长向工人宣传国家的林业生产方针、国内外大事以及防火、保安和卫生工作等。他还利用空闲时间给工人读报，帮助记账员算账，并且积极地向领导上提出改进工作的合理化建议。他在同工人同志接触的时候，总是事事以理服人，态度和蔼，因而大家都很愿意同他接近。刘绍武工队刚成立时，很多新工人不懂生产技术，连绳扣也不会结，他就建议把九名老工人分配到各组担任技术指导工作。他发现在这九名老工人中，有人有“不挣钱，白操心”的错误思想，就协助工队长进行了教育，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担负起这个工作。结果新工人在老工人的指导下，很快就学会了生产技术，在生产中很少发生事故。但是以后他又发现，有的工人以为挣的是固定工资，生产任务完不成，也不会扣工资，因而便在工作时马马虎虎，一个牛车应该拉四分木材，只拉二分，别人问他们时就说：“咱们工队反正是老牛破车疙疸套，拉点就行呗！”影响了集材达不到定额。王守海除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工队队长以外，还积极地向工人宣传完成任务的重要性；同时，用各种方法去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使这个队由每天进材六、七十立方公尺提高到一百多立方公尺，月月超额完成了任务，被评为全森林工业局的模范工队。在上级发出增产节约号召以后，他看见这个工队的饲养工喂草有糟蹋现象，就同工队长研究，加强了对饲养工的教育，结果每天每头牛的草料由三十斤减到二十三斤，四个月就为国家节约了四千九百六十多元。
对于违反党和国家政策或违反劳动纪律的人，王守海是进行坚决斗争的。有一次王守海到一个工队去支援，在检查山场时，发现有个检尺员马马虎虎地把废材打成了合格材，把合格材反而打成了废材，他就提出意见，工队又开会对这个检尺员进行了批评。但是这个检尺员不接受批评。会后王守海就找他个别谈话，向他说明了检尺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和他一起确定木材的规格，帮助他转变了工作作风。另一个工人，把已检尺的木头说成是自己才拉来的，要求检尺。王守海立即揭发了这种欺骗行为，并且用它来教育其他工人。
三年多来，由于他这样热爱自己的检尺工作，一丝不苟地对待国家的财富，同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他在工作上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党和群众给了他应得的荣誉：七次评选他为积极工作者，两次选他为图里河森林工业局的劳动模范。图里河森林工业局青年团委和青年团内蒙古第二次代表大会也都对他进行了奖励。
〔注〕拔大毛，即光采伐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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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把粮食“三定”政策贯彻到户
不能让落后单位长期落后
贾玉江
山西阳泉矿务局第三矿的领导人员只满足于全矿生产水平的总平均数，长期不重视发掘落后单位的潜在力量，使得落后单位和先进单位之间的差额很大，直接影响生产的均衡性。上半年第三矿共超产原煤一千三百三十四吨，回采却比定额少产了一万九千九百三十一吨。七月份有四个采煤队超产了二千一百一十八吨，而另外五个队却比定额少产了四千七百九十五吨。六个掘进组，七月份除一个组完成任务，超产了二百四十八吨外，其他五个掘进组比定额少产了五百九十八吨。先进单位和落后单位的主要材料消耗量也相差很大。七月份，大部分采煤队和掘进组降低了坑木消耗，节约了一百一十六立方公尺坑木，但另一部分采煤队和掘进组却超过定额，浪费了一百二十立方公尺。如果这些采煤队和掘进组也能完成国家规定的指标，那末三矿七月份每吨煤炭的成本仅由于坑木消耗减少就可以降低零点二四八元。有些工作面因为生产长期落后，已严重影响整个生产任务的完成。如丈八煤坑的三一四工作面，今年一至七月份连续少产九千四百八十五吨煤，以致整个丈八煤坑七个月不能完成计划。根据初步的材料计算，第三矿所有采煤队和掘进组如果连续两个月都能完成生产任务，并达到平均先进的生产水平，就可以节约四十万元。
第三矿的领导人员不是耐心地组织落后的采煤队、组，赶上先进的采煤队、组；而是那里生产落后就抛开不管，那里生产任务完成得好，就到那里去。去年六月，丈八煤坑的领导工作人员看到三○九工作面的各项指标都完成得很好，就组织工作组到三○九工作面去帮助工作。但没过一个月，工作组的人员觉得：“三○九工作面的工人太不团结，当月的各项指标都没有完成。”七月份就抛开三○九工作面，到三一二工作面去了。他们说：“三一二工作面是试验金属网假顶采煤铺双网的工作面，很典型。”但这个典型的工作面，不久就遇上了恶劣的自然条件，经常不能正规循环，于是工作组又急急忙忙搬到当时工作较好的三○七工作面去。这样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工作组就搬了三次家，每一次都留下一堆难以解决的问题。
问题不能解决，工作组又走了。采煤队长和工人看见自己工作发生了问题，领导上就抛开不管，便产生了消极情绪，工作自然就更难搞好了。第二采煤队原来指标完成得不错，也曾是领导上帮助的重点；但去年九月发生了一些问题，帮助工作的人就走了，工人们看见领导上不管了，生产情绪也就低沉下来，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月能够完成任务。任务越完不成，领导人员越觉得他们落后，就越不过问了。今年五月初有一天，第二采煤队因顶板变化，压力太大，有发生冒顶事故的危险。队长随即向坑口调度站汇报，但调度站只一般地指示“加强管理”，没有给任何具体的帮助。第二采煤队和第一采煤队是一个青年团支部，有一个脱离生产的支部书记。这个支部书记也因为二队落后，很少到二队来。
领导人员对先进的单位在工作条件上给以种种方便和照顾，对落后的单位则不加理睬。如七尺煤坑的南七○四工作面，任务完成得好，材料消耗也有降低，领导人员就给以许多优裕的条件，尽管采长只有六十七公尺，顶板也好，每月还都给补充很多的新坑木。七○五工作面长期完不成任务，领导人员就很少照顾，工作面长达九十五公尺，顶板有严重的破碎现象，也不给补充足够的新坑木。掘进五组创造过新纪录，领导人员不仅经常派工作人员在组里帮助，还让这个组得到最好的工具配备和运输条件；甚至在仅有二度的坡度，也拨了骡子来帮助运输。掘进二组被领导人员认为是个落后组，就得不到任何帮助，八度的坡度，仍然是人力推车。因此落后一点的采煤队和掘进组都很气愤，他们说：“一样工人，两样待遇，还有什么劲头干活呀！”
第三矿的领导人员虽然注意做先进单位的工作，但对先进的经验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推广。矿工会副主席梁三牛说：“有些经验也总结过，都是往上一报，就算完事。”事实上也确是这样。去年十二月，矿上总结了掘进一组“底拉槽，八眼一茬齐”的打眼经验，只往上级工会送了一份报告，再没有做任何工作。三零九工作面使用回柱绞车机回全长，也取得不少经验，但没有总结。先进经验没有很好地总结、推广，加上人们对落后环节又持有错误的态度，就使得落后单位长期不能转变。
对于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巨大差额，第三矿的领导人员现在虽已开始注意，但只是把全矿的主要指标分析了一下；至于落后单位为什么长期赶不上先进，还没有从根本上找寻原因，更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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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公路劳动模范艾肇昌等
向汽车运输工人提出节约汽车用油的倡议
全国公路劳动模范、北京市汽车运输工人艾肇昌、杨茂林，北京市工业劳动模范、汽车运输工人葛正中，在九月七日联名向全国汽车运输工人提出了节约汽车用油的倡议。
倡议中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汽车运输工人的任务，是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运输计划，厉行节约，降低运输成本。在厉行节约中，节约汽车用油（汽油、柴油）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汽油、柴油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物资，同时，汽油、柴油在运输成本中也占很大比重，节约汽车用油，不但能降低运输成本，并且可以节约更多的汽油和柴油用到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用途上去。
艾肇昌等在倡议中向全国汽车运输工人提出了五点建议：（一）努力提高驾驶技术，经常保持行车的经济速度，严格掌握发动机正常温度和轮胎的正常气压，并加强保养，使车辆技术状况经常良好，从而达到在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汽油、柴油的消耗。（二）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和中国的节约汽油、柴油先进经验，减少汽车用油。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帮助完不成定额的同志熟练操作，提高技术，达到定额标准。（三）坚决执行调度计划，减少车辆跑空，推行汽车拖载运输，从提高运输效率着手，做到用少量的汽油和柴油完成更多的运输任务。（四）积极拥护和推行用煤、木炭、木柴等代用品作为汽车燃料的正确措施，主动学习和提高使用代燃车的经验，以节约汽车用油。（五）严格地遵守油料领发、保管和使用等制度，不用汽油洗手、洗工具等，减少非生产用油，不浪费点滴汽油和柴油。
在倡议中他们还订出了自己的节约计划。艾肇昌保证今年节约汽油一千七百九十八公升；杨茂林节约柴油七百三十一公升；葛正中节约煤炭六千一百九十八公斤。
交通部公路总局、中国公路运输工会全国委员会，已在十日联合发出了关于节约汽车用油、切实推广节油经验的指示，号召全国汽车运输工人响应艾肇昌等的倡议。指示并要求各级行政、工会组织发动全体运输工人在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基础上，提高驾驶技术，加强车辆保养，节约汽车用油。（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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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运输局抽调司机等去西藏
湖南省运输局先后抽调二十多名技术员、汽车司机支援西藏建设。这些技术员和汽车司机都是政治觉悟较高的生产能手和劳动模范，过去都能按月完成国家计划，有的还是安全行车十万公里的先进生产者。
这些技术员和司机出发以前，所在单位都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第一批到西藏去的十八名汽车司机已经到达工作岗位。最近，他们写信给湖南省运输局，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坚决完成运输任务。第二批到西藏去的技术员和汽车司机，最近即将从长沙出发。（本报驻长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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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战线上的一支青年突击队
山东省招远县第八区孙家乡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在今年三月建立后，队员们充分发挥了劳动热情，全队五十一名男女队员积极学习并采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战胜各种自然灾害，争取秋季作物全面增产。原一萍摄（大众日报社稿）
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抓紧花生盛花期积极进行花生压蔓，要求每亩地超额增产三十斤花生。
突击队的队员们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就消灭了七十亩玉米地里的钻心虫。这是他们一个小队正在用药水灌钻心虫。
青年突击队是新的农业技术的积极学习者和推行者。这是队长姜国俊正在进行玉米人工辅助授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