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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只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反革命分子就没处藏
国营上海第十棉纺织厂细纱车间工人 孙永江
还是一九五三年的一月份，那时候，细纱车间保全部平过的细纱车常常发生毛病，一会儿皮带发热，一会儿弹簧牙齿跳了，保全部的计划老完不成，也影响到细纱车间生产任务的完成。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思想上起了个疙瘩，疑心着：会不会有反革命分子在破坏呢？对支部书记一说，支部书记就说应该提高警惕，还叮嘱我以后多留心点，有什么事情，同保卫科联系。我就照着支部书记的话去做。
有一次，我们六个人平一台车，原规定下午四点半钟就要平好，到了四点半钟，我们五个人的工作都做完了，就只有老师傅陈阿四的工作没有做完，他直做到五点钟。这天下了班，我心里记挂着这台车。晚上九点钟，我就到车间去看开车的情况。走进车间一看，这台刚刚平好的细纱车又出了毛病，毛病就出在这个车的弹簧板手没有旋紧。这个工作就是陈阿四做的。当时我很怀疑：陈阿四技术比我高啊，为什么在这样普通的操作上还要出事故呢？
第二天，在小组会上，我们批评了陈阿四，当时他连连点头说：“是我大意了，我要检讨。”可是吃过午饭以后，同陈阿四一桌吃饭的王淮宝跑来对我说，陈阿四在吃饭的时候说：“检讨管检讨，检讨过了拉倒！”过了几天，刚平好的三十八号车又出了毛病。我就请劳动模范丁海林一同去检查，发现又是陈阿四在操作时把螺丝帽旋得太紧，所以出了毛病。
陈阿四这个人，在上海解放前是个流氓，还参加过“戡乱建国委员会”的反动组织，多少人吃过他的苦头。解放后，他还在背后煽动过工人拒绝推广一九五三年纺织机器保全工作法，还假冒小组的名义写信诬告过工人俞发华。可是，陈阿四在人面前装得很老实，特别在党员面前装得很积极，他还对我说：“老孙，你多帮助帮助我，我也要争取入党。”这更加引起了我的怀疑。所以这次，我除了在生产检查会议上揭发、批评了陈阿四以外，又把这些情况向保卫科作了汇报。以后，我就更注意陈阿四的行动。
记得有一天我们平十二号车。这天上午七点钟要开支部大会，我做了一会工作就去参加会议。我不放心，因为车间里只有陈阿四和几个人，陈阿四会不会捣鬼？我就跑回车间去看一看。嘿，车间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找到变线间保全室，陈阿四和几个人像在开会呢。陈阿四一见我去，就假痴假呆地说：“五分螺丝怎么找不到了！”一边说一边溜走。我立刻警惕到，陈阿四还在拉拢人呢！
可是以后，在厂里就再也看不到他们聚在一块开会了，但却看到他们有些人朝赵春山家里跑。有一天，我叫团员许伟富到赵家去探望，他看到他们几个人都在赵春山家里。以后细纱车间的事故还是不断地发生，而且出的毛病都不是一时能发现的。有个时候，还接到了几封无头信，信里都是骂细纱车间的党员、团员。我知道又是陈阿四这伙人干的事。
去年六月里的一天，同陈阿四接近的韦金生气呼呼地跑来对我说：“老孙，解放几年了，我还受人的压迫呢！”“谁压迫你呢？”“陈阿四呀！你想，他借了我的钱，却死不肯还。”以后我就注意多去接近韦金生，同他一起玩，聊聊天。韦金生解放以前生了肺病没有钱医，解放以后有了劳动保险，就把他的肺病治好了。我就拿这些事情来启发他的阶级觉悟；还告诉他反革命分子怎样来破坏我们，启发他提高革命警惕性。过了几个月，韦金生同我熟了，就告诉我很多关于陈阿四活动的材料。例如，陈阿四对他们说：“党员、团员常开会来对付我们，我们也要开会来对付他们。”陈阿四叫他们写无头信（匿名信），叫他们开会不要发言，或者一齐攻击党员、团员。陈阿四还有意在党员和工人中间挑拨离间，例如对韦金生说：“我们做得吃力煞，党员倒写意，躺在家里照样拿工钱。”陈阿四还对在“三反”时因贪污被斗争过的崔凤祥说：“三反时候，他们对你怎么样？现在不反攻，等到什么时候？”
去年八月有一天，我的平车活做完了，就去帮陈阿四拉油线带，谁知一拉，带盘轴就摇起来了。我正在奇怪，陈阿四却慌忙地抢过去把一根带盘轴的螺丝旋紧，嘴里说：“大意，大意。” 那里是“大意”，他分明是把带盘轴的螺丝不旋紧，一开车，好让带盘和滚筒发生磨擦发火，烧毁细纱车间。我赶紧把这件情况向保卫科作了汇报。这时保卫科也掌握了陈阿四很多反革命活动材料。
去年十二月份，人民政府终于依法把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审讯证实陈阿四就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前，他曾陷害过进步工人，解放后又干了许多反革命活动。现在，陈阿四已经被人民法院判了徒刑。 （陈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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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暗藏的特务分子被清查出来了
湖南医学院副院长 孟献国
不久以前，在湖南医学院清查出来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名叫何守诚，是经蒋贼在香港的特务机关训练后被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他外表上装成一个大学生的样子，暗地里却进行着搜集情报等反革命破坏活动。
特务分子何守诚今年二十四岁，广东省南海县人，生在香港，在香港念完了中学。一九五二年秋，他回到大陆参加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后，被分配到湖南医学院公共卫生专科班学习。这年寒假他回家去，因不愿继续在专科班学习，便留在香港。这时候，他常同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往来。由于他过惯了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生活，在家里还感到不满足，后来就索性搬到一个“朋友”那里去住。这个“朋友”殷勤地款待他，每天给他两块钱的“面包费”。这个“朋友”的母亲对他也特别关怀，曾建议他找工作做。何守诚表示希望能继续念书。她立刻答应找“朋友”帮忙，让他到台湾去念书。不久，她给何守诚介绍了一个“新朋友”，一见面就很谈得来，很愿意资助他“念书”，但对他说：“你是从大陆来的，嫌疑很大，到台湾去念书我不敢担保；我看你还是回大陆的好，一切费用我完全负责，只是回去之前要受一种训练，以后做点搜集情报的工作。”何守诚知道这是叫他当特务，他表哥是当特务的，过去有过来往，他早就知道这一套，但是他羡慕当特务是个赚钱的职业，第二天便满口答应了。这些人除了给他钱以外，还警告他：“组织内（特务组织）有一种最厉害手段，就是假若发觉你不忠实于‘事业’，而有叛变的意思，就会把你暴露给共产党。”就这样，何守诚便决定死心塌地效忠于反革命“事业”了。经过一个多月的特务训练，特务头子替他把秘密通讯用的药粉巧妙地藏在皮箱里，一九五四年十月，他凭着学校寄去的复学通行证（他参加特务组织后来信申请复学）返回长沙。这个蒋贼“国防部第二厅驻长沙谍报员”何守诚就这样在我们学校里潜伏下来了。
特务分子何守诚钻进来以后，就开始以两面派手法进行反革命活动。他口里常说：“因为我热爱祖国，所以才决定回来复学。”回到学校不久，人事科的同志找他谈话，他感到学校里在怀疑他，必须把自己更好地隐蔽起来。这时候，他记起了特务头子的“指示”：要保持“比平常人更平常”的态度，便想办法找一些“群众”来掩护自己，平常出外逛街看电影时，总是找一些同学一起去；有些好吃爱玩爱贪小便宜的人，存在着自由主义的人，很快地便成了他的“好朋友”，不知不觉地做了特务分子的防空洞。何守诚和其他的学生一样享受着国家助学金的待遇，可是生活过得与众不同，经常有很多钱邀同学们一起到外边去吃喝。他为什么这么有钱？又为什么如此“慷慨”？这些学生是从来没有怀疑过的。敌人并不是没有弱点的，只是我们的人政治上太麻痹了，有的人甚至被一两次请客油迷了心窍。特务分子何守诚被捕后供称：“我因为经验（干特务的经验）少，所以起初很害怕，尤其是读报的时候，常常碰到特务被捕获被镇压的消息，我就沉不住气，感到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幸亏同学们总是东张西望，没有一个人直望着我。”可是谁也没有注意他，久而久之，特务分子何守诚就安下心来，并积极展开了他的特务活动。从被派遣进来以后到被捕前止，何守诚一共发出了十一次情报。他不放松任何一个空子，一次又一次地用秘密通讯的方法把搜集到的情报寄给香港特务机关。当他和同学们一道去参观某工厂时，便把工厂黑板报上的产品数量等汇集起来，写成了情报。他还常到收发室门口的收信栏去偷看从部队和厂矿寄来的信件。这些可疑的形迹，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仅这样，人们还给了他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时间和条件。何守诚有时假称有病，不上课，不上操，不参加读报，也不和同学们去玩；或者利用星期六晚上和其他文娱活动的时间，在同香港特务机关进行秘密通讯。这个特务分子显然已不再是“比平常人更平常”的样子了，而我们的人却依然熟视无睹，而且给了他从事特务活动的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更严重的是，何守诚曾毫无隐讳地把自己的特务身份告诉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并且还问他干不干。这个特务分子很有把握地相信，他和那个同学有深厚的“友情”，不会把他暴露出来。果然，这个“最要好的同学”为了忠于他们的“友情”，竟把何守诚这种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特务罪行包庇下来了。这样知情不举已经远远不是什么麻痹右倾、自由主义的问题了，这已经发展成为包庇反革命的罪行了。正是因为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些有自由主义毛病的人，贪图小恩小惠的人，甚至还混杂了某些私通敌人、为虎作伥的犯罪分子，所以特务分子何守诚才能在我们这里安下身来，而且他还订下了一个“长远的”计划，准备今年暑假仍旧回香港，再到台湾去受特务训练，以便更进一步地危害祖国，危害人民，干出更多更大的反革命罪行来。谁能料想到：祖国正在培养着的这个“大学生”，却在从事出卖祖国的勾当，而且还打算到台湾去“深造”！
然而，无论敌人隐蔽得如何巧妙，最后总逃不脱人民布下的天罗地网。因为我们有强大的革命力量，而反革命分子进行活动总是存在着困难的。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本来面目隐蔽得十分彻底。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何守诚终于在这次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被清查出来。这件事实说明我们只要警惕起来，行动起来，任何敌人和敌人的任何阴谋都必将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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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革命分子芦甸的一段罪恶历史
赵显 王坚
最近，我们以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反革命分子芦甸的家乡，就芦甸反动的历史进行了初步了解。在调查了解过程中，我们同当地工作人员和群众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们揭穿了芦甸的出身、经历以及他在家乡的反革命活动等事实，芦甸的反革命的狰狞面目更进一步暴露出来了。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期，江西省贵溪县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之一。贵溪县塘湾区附近即为革命根据地的游击区和边沿地区。当时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距塘湾只十多里地的岭西一带坚持革命斗争，建立了苏区和游击区。此后，附近地区蓬勃地展开了游击活动，反革命势力对革命也愈加恶毒地进行反扑，在这种情况和环境下，芦甸深深地怀恨着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因而走上了反革命的罪恶道路。
芦甸，原名刘贵焙（佩），学名刘振声（兴），江西省贵溪县塘湾区芦甸乡刘家村人。一九二六年，在他十二岁的时候，曾由他伯父刘庆山（大恶霸地主，已镇压）介绍到溪南（当时的游击区，即现在的上祝乡）同顺和杂货店当学徒，三年满师以后，继续在该地同顺和、方隆茂两店当店员四年。当时，工农红军游击队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不断予国民党匪军和反动势力以打击，而国民党匪军也经常集中兵力，企图扑灭我游击队伍。而我们的游击队活动得很巧妙，使国民党匪军屡遭袭击，国民党匪军老羞成怒，在普通人民身上泄忿，一把火烧毁了溪南街许多房屋，阴谋根绝我游击队的活动基础。芦甸对店铺的被烧毁，不仅不认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反而极度仇恨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他由溪南回家到白区以后，便大肆污蔑我工农红军，说：“要不是‘土匪’（指工农红军，下同），店不烧，我在那里不是很好吗！这下等‘土匪’弄得我失业，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芦甸十九岁时，进入了贵溪县第二区伪食盐公卖处当一名走卒。当时封锁苏区物资供应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对人民实行最毒辣的扼杀手段之一，这个伪食盐公卖处就是进行食盐封锁的一个专卖机构。他们规定每人每天五钱盐，日买日吃，控制非常严格。芦甸日出夜归，不辞辛苦为反动派效忠。他善于吹拍，逐渐同当地反动派的上层人物接近。但是，芦甸和他的主子的这种阴险手段并未得逞。苏区人民节省自己口盐，支援了坚持在山里的游击队，使反革命的这种阴谋完全破产。
从此，芦甸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便愈来愈猖獗了。一九三三年冬，他仍旧凭着善于吹牛拍马的惯技，爬进了国民党举办的贵溪县伪干部人员养成所。他在这时已是伪江西省保安副司令、贵溪县伪县长周匪忠恂的得意门生。他受训六个月以后，回乡积极组织和训练“铲共义勇队”。芦甸经常为周匪忠恂吹嘘：“周忠恂是个顶‘杀夹’（即凶恶、毒辣的意思）的人，‘剿匪’勇敢，‘功劳’很大。”又说：“北乡‘土匪’（指苏区红军和游击队）给办得很苦……。”第二年，由于芦甸反共训练有“功”，被提升为“铲共义勇队”督练员。一九三五年，又由于“功绩卓越”，被提升为伪贵溪县第二区第一联保办事处联保主任兼第十二保保长。
芦甸作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工作是非常卖力的。在训练“铲共义勇队”时，他无数次地贩卖蒋贼“安内攘外”的反动无耻谰言，极力鼓吹“反共”论调。他把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大敌人的斗争说成是“假借共产骗农工”，他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污蔑为“祸国败民害祖宗”。他还气焰嚣张地表示：“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从这里可以看到，芦甸对党对革命的仇恨早就如此之深。
芦甸不仅积极进行“反共”宣传，并对受“训”群众采取了肆意打骂、欺辱诈骗的手段，向反动派“献功”和表示“忠实”。在训练“铲共义勇队”的期间，他对迟到、因事不来或不守“队规”的队员，施用马鞭毒打、罚“五谷神”（即两手伸平立正）、跑步、罚跪、罚站、具结以及罚以物资等恶毒手段，有时还直接以“拘押法办”来威胁群众。
下面的事实发生在芦甸亲自训练“铲共义勇队”的芦甸乡乌墩村：在一九三四年农历七月的一个早晨，“铲共义勇队”照例在芦甸指挥下整理队形，在点名报数的时候，四十五岁的农民邓阜西由于年纪大些，曾经接连报错了三次。芦甸便把邓阜西拖出来，扬起竹棍抽打，并且扬言要送伪区公所“拘留法办”。当时，经过大家解释劝说才放了手。最后农民邓阜西还是在太阳底下被“罚”站了一小时，芦甸还要邓阜西具结，诈取几十斤饼作为“陪礼”。此外，贫农邓振兴、陈庆保等也因“无故迟到”或“操法不好”挨过芦甸的打骂和罚作过“五谷神”。
国民党匪军在我游击队英勇的打击下，驻守在塘湾镇，他们修理在塘湾镇附近地主所建造的碉堡，又在环镇周围挖壕沟筑木城，以监视和抵制我游击队的袭击活动。这时，芦甸以伪联保主任的身份，在挖壕沟筑木城的活动中，竭力同驻镇国民党匪军主动配合，讨好匪军军官，强硬派工，唯命是从。有一次，在砍伐筑木城所用木材时，由于派工群众过分疲乏，工作得“不好”，激怒了国民党匪军，于是很快地发出一个“紧急指示”：每个民工在当天晚上一定要上山砍伐一百根树木。芦甸积极执行匪军“指令”，强迫群众摸黑上山砍树直到深夜。曾经被迫派过工的农民、现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刘建谱，回忆起当时被迫挖壕沟筑木城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做得不“顺心”就是皮鞭子、“五谷神”、罚跪。芦甸还曾同国民党匪军军官到现场“监工”。
一九三四年农历七月间，反动派为了对苏区人民和游击队示威，鼓励匪军和“铲共义勇队”的“士气”，在大塘乡李家村广场举行了一个全区性近二千多人的检阅大会。芦甸率领“铲共义勇队”参加了这次大会，周匪忠恂在这个会上作了反革命的训话。检阅时，芦甸穿着国民党军装，威风凛凛，趾高气扬。检阅后，大会上还杀害了我们一个年轻的革命同志。同年农历九月间，芦甸带领“铲共义勇队”配合国民党匪军“围剿”革命根据地，连续骚扰我岭西一带，在一次“清乡围剿”中，芦甸同国民党匪军勾结，采取恶毒的手段，强迫群众走在队伍前面，向岭西进犯。当时我游击队早已得知这一消息，就及时组织苏区人民暂时上山。当匪军和“铲共义勇队”侵入游击区后，到处搜查扑空，便兽性发作，大肆抢劫苏区人民的财物。
芦甸一九三五年开始离开家乡。他投入了匪魁桂永清主持的伪南京中央教导总队军事营受训。在这期间，芦甸依靠上司和同乡关系，很快地取得桂匪永清的“重视”。作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
解放后，芦甸在恢复了他同家乡的联系，为了冲淡人们对他过去罪恶历史的印象，便采取了两面派的欺骗手段。他给乡里来信时以“革命者”自夸，他说自己是“革命军人”，骗取当地群众和政府的信任，达到以“军属”优待他的家属（母亲）的目的，群众替他代耕田地整四年之久。一九五三年，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后，芦甸执行胡风的“命令”迅速联络上海、杭州等胡风集团分子、策划向党进攻的阴谋活动时，他回到了家乡。他在群众面前打官腔，装作是“共产党员作家”了。他不止一次地说，多年来他离开家乡后，一直在作“革命”工作，他说自己在国民党军队里搞地下宣传工作，在解放区又做过指导员、区长、县长。伪称在国民党部队里是：“日间是国民党，夜间是共产党。”“吃国民党的饭，做共产党的事。”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正如该乡农会主席刘勋朗所说：“实际上芦甸是吃共产党的饭，做国民党的事。”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日，就在“人民日报”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七天以后，芦甸忽然给贵溪县塘湾区芦甸乡刘家村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听说合作社在我房子里办公和堆些农具，我非常高兴，我的房子这才算真正找到了好主顾，安排了一个恰当的用场……。”很明显，反革命分子芦甸是在使用两面派的欺骗手段，其目的在于：欺瞒迷惑群众，企图不致揭穿他的反革命真面目，从而长期潜伏在党和革命队伍内部，进行更恶毒的反革命破坏阴谋。但他的阴谋并未得逞。
胡风集团分子芦甸的罪行被揭发出来了，曾经挨过芦甸打骂敲诈的农民邓阜西，现在已六十四岁了，他回想起十九年以前的情况后说：“刘振声（即芦甸）当训练员、督练员、联保主任的时候，不晓得有几坏几可恶，反革命分子终有这样的下场。”这句话道出了人们对反革命分子的愤恨！
（原载“江西日报”，本报略加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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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湖的夏天
太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之一，也是著名的风景区。它的面积有三百多万亩，周围有五百多里，盛产各种淡水鱼类。滨湖地区土壤肥沃，农业很发达，并出产各种水果，所以有“鱼米之乡”之称。
夏天，这里不仅是农忙的季节，而且又是捕鱼的季节。暑期前后，还有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到这里来实习。在无锡鼋头渚和小箕山等地的许多疗养院也接待着来自祖国各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本报王志渊摄）
在太湖的洞庭东山，出产著名的白沙枇杷。 （俞创硕摄 解放日报稿）
在华东工人疗养院疗养的工人划着小船在太湖上游览。
太湖湖滨吴县光福区永安乡永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采用方形密植法插秧。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一年级学生在湖边采集水生生物标本。
组织起来的渔民驾着渔船在广阔的湖面上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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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使用原子弹和氢弹的暴行不许重演
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梅汝璈
从六日起，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在日本广岛开始举行。这个大会的召开，是日本人民以及全世界善良人民一致反对原子战争和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坚决意志和普遍愿望的集中表现。它对团结世界和平力量和维护国际法律秩序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世界大会的召开都会感到欢欣鼓舞。
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由日本人民发起和筹备，并首先在广岛举行，那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因为，日本是唯一遭受过三次原子弹和氢弹祸害的国家，而广岛又是最初被原子弹炸毁过的一个城市。
十年以前的今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市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三天以后（八月九日）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这两颗原子弹对日本那两个城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杀伤了许多的和平居民。这个行为不但严重地违反着人道主义的基本准则，而且粗暴地破坏了一切国际间所公认的作战法规。
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间，距第一颗原子弹投下大约半年的时光，我曾有机会亲自到广岛去视察一次。虽然那次视察的时间十分短促，但是广岛被炸后的景象，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筋里，不能磨灭。最使我难忘的，是那许多遭受原子创伤将死未死的男女老幼。据说，他们大多数后来陆续死掉了。那些幸而没有死掉的，其中有些比较年轻的被日本前吉田政府赠给美国占领军转运到美国陆军部去做“豚鼠”般的试验品了。对这些不幸人们的悲惨命运，我几乎无法用语言来表示我的同情和关切！在十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他们之中是否还有几个活在人间！
从我亲眼看到广岛被原子弹炸后的景象时起，我对使用那种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原子武器去破坏日本后方城市和大规模屠杀日本无辜平民的暴行便发生了极大的反感。
诚然，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在世界上犯下过滔天罪行。他们的侵略行为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拿中国来讲，从中日甲午之战起，我们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欺凌掠夺达五十年之久，损失浩大。仅自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起，到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为止，我们在八年对日抗战中所牺牲的生命便在一千万人以上，财产损失价值达数百亿美元。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应该被彻底肃清，那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美国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把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其中大部分是老幼妇孺）加以极端野蛮的屠杀，说成是一种战时正当报复行动，显然是没有丝毫道理的。这种举动是世界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残暴行为，无怪乎它引起了全世界稍具正义感和人道观念的人们的惊异和憎恶。
由于我是一个研究国际法的人，我对于这种肆无忌惮地破坏国际法上关于武器使用及作战方法的一切规定和原则的暴行，特别感到愤慨。
现代国际法虽然还没有能够发展到绝对禁止战争的地步，然而它在规定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斥责侵略战争等方面却曾作过许多的努力；特别是在关于限制交战国的武器使用和作战方法这些方面，它在近百年来已经建立了许多的规定和原则。
这些规定和原则的主要部分已经包含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历次参加签订的庄严文件里面。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是一八六八年的圣彼德堡宣言，一八九九年及一九○七年的第四海牙公约和陆战规则，一九二三年的海牙空战规则，一九二五年的禁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九四八年的防止及惩罚屠杀人群罪行公约，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保护平民公约，等等。这些文件大部分都曾经世界上极大多数国家所郑重批准，其中虽有个别的（如海牙空战规则）未经批准，却也被认为是战争基本法则的引申应用，具有宣示国际习惯法的性质，因而同样构成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定和原则的一部分。这些规定和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着世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并且是一般国家所公认和应该共同遵守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借口拒绝批准某个文件而自认为有权“置身法外”。
对广岛、长崎所使用过的盲目屠杀的原子弹，以及现在有人叫嚣着要使用的破坏力更大的氢弹，是完全违反着这些国际文件的精神和内容的。倘使这种空前残酷的武器使用被认为合法，那么，百年来国际法上关于限制武器使用和作战方法的一切规定和原则，都将被破坏无遗而变为毫无意义的了。
必须指出：原子武器的使用虽遭到善良人类的普遍谴责，而国际局势目前在某些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和缓，但是原子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着，并未消除。某些国家不但没有放弃原子战争的意图，而且正在加紧准备着原子战争，把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定为常规武器；拨出巨大款项用于这种武器的制造，继续进行着原子战争的宣传，并孜孜不息地在那里计划原子战争。因此，对于国际局势中这黑暗一面的发展，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另一方面，令人兴奋的是原子武器正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愈来愈大的反对；各国人民投入反对原子武器运动中的愈来愈多。在反对原子武器的斗争中，日本人民有着特别卓越的表现，博得全世界人民的敬佩。记得在一九五○年，日本人民虽处于美国占领军和吉田反动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他们还有约七百万人勇敢地在斯德哥尔摩反对原子弹的宣言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世界各地今年春天开始举行的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签名运动中，日本人民迄今为止参加签名的已超过三千万人。这个运动现在仍在世界各地热烈地展开，获得各国亿万人民的广泛支持。毫无疑问，这种来自全世界每个国度、每个地区、每个角落的呼吁，正最清晰地表示着全世界人民对于禁止原子战争的普遍愿望和强烈要求。
现在在日本举行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是世界人民这种愿望和要求更进一步的有力表现。它无疑地将使全世界人民反对原子战争的力量更加团结起来，并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向前推进一步。同时，对于日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军事基地的斗争，它也将给以强有力的支持。
只要全世界人民反对原子战争的力量更加紧密地和迅速地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够有效地事先制止原子狂人的胡作非为，使人道主义的基本准则和国际间的法律秩序不再遭受破坏，并且使这个人类天才的宝贵发明——原子能得以全部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类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