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5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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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拔苗助长”的恶果
——记中共南通大生第一棉纺织厂党委副书记陈晓阳“培养典型”失败的教训
越峩 孟卿
党经常教导我们要在各种工作中注意扶持先进,培养典型,以先进带动落后,典型带动一般。这是科学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但是,扶持先进和培养典型的目的是为了给一般群众树立榜样,为了帮助一般群众逐渐达到先进的水平,保证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因此,扶持先进和培养典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
可是,江苏省公私合营南通大生第一棉纺织厂前任党委副书记陈晓阳却完全违背了扶持先进和培养典型的原则,他采取了脱离群众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办法去“培养典型”,因而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今年年初,中共南通市委大张旗鼓地处理了这一事件,在南通市报上组织了讨论,向全市职工进行了一次有效的社会主义教育。今年四月和六月,中共江苏省委和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又先后发出通报,要求工厂企业各级党委吸取教训,改进领导工作。
大生一厂第二工场早班第一组过去出现过两个劳动模范,曾被该厂党委当做典型小组。一九五三年七月,陈晓阳同志被分工去掌握第二工场工作时,因此就很草率地决定了以这个小组作为先进小组的培养对象。正当领导方面决定培养这个小组时,有人揭发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朱连珍把自己的皮辊花偷塞到别的小组的花衣袋中,用损人利己的办法来骗取少出皮辊花的成绩;同时,这个小组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和不团结的现象。这些情况说明了,领导上首先应该帮助这个小组克服上述严重的缺点,而不是急于把它培养成先进小组。车间支部也反对把这样一个小组作为培养对象,还因此同陈晓阳发生了争论。但是,陈晓阳却片面地认为:“任何先进小组都是培养出来的,只要多加照顾和扶持就行!”好像一切的“先进”和“典型”并不是群众斗争本身产生出来的,而是领导上“照顾”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极端错误的认识,就产生了陈晓阳的一套极端错误的培养典型的作法。陈晓阳要其他小组牺牲自己来培养这个典型。结果,这个典型当然不能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反而成为大家的负担。下面就是事实。有一天,陈晓阳到这个小组里去,小组长李明珍告诉他:“最近组里请病假和产假的人增多,计划怎么能完成?”陈晓阳一面安慰她说:“没问题,我来想办法。”一面就通知车间干部给李明珍小组借人。可是,过了几天,人并没有增加,陈晓阳就大发脾气,跑到车间干部面前,拍着桌子说:“怎么搞的,这点小问题你们都推三阻四的。”车间干部没法,只好从别的小组里抽出人来,借给李明珍小组。
李明珍小组的机器比较旧,组里工人经常诉苦。陈晓阳就不惜破坏厂里的保全制度,命令保全工人丢了别组的平车计划,派两个工人分日夜两班随时替李明珍小组检修机器。
一九五四年的黄霉季节,细纱间工人都反映断头多,工作难做,而李明珍小组工人感到要做好清洁工作特别困难。陈晓阳就决定派两个工人专门为这个先进小组担任清洁工作。
由于这些特殊照顾和扶持,李明珍小组在生产上自然有了一些成绩。于是,陈晓阳认为评选“李明珍小组为优胜小组的条件已经成熟。”就将李明珍小组的“先进事迹”加以吹嘘,即发各小组讨论评选。当大部分小组还未讨论时,陈晓阳就指定一个同志给厂的评模委员会写了报告。这样,李明珍小组很快就被宣布为全厂“甲等优胜小组”了。李明珍小组也更加骄傲自满起来,连车间的领导也瞧不起了。车间干部说:“车间里共有十八个小组,我们只能领导十七个组。”工人们对李明珍小组的意见也越来越多。他们说:“不是先进小组推动大家,反而是大家来推动‘先进’小组”,“李明珍小组特殊照顾多,生产即使搞好也不稀奇”。这些意见,陈晓阳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他的头脑已被他所制造出来的“成绩”冲昏了。因此,他反而批评大家是:“不肯向先进小组学习”,“忌妒先进小组”。陈晓阳就没有想一想,向这样的先进小组学习什么呢?学习要求领导特殊照顾吗?学习骄傲自满吗?
一九五四年第一季度,领导方面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准备在全厂工人中提高看台看锭能力。陈晓阳自然又想到了他“扶持”的“先进小组”,就用他的“先进小组”带动一般了。于是,就把这个小组的工人叫到党委会来开会,陈晓阳不是根据可能,而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强迫大家增加看锭数字。他要求大家从当时的四百四十锭增加到六百六十锭,个别工人要带头看八百八十锭。并且说:“这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带头完成。”当场就要大家自报数字。李明珍因为被陈晓阳事先找去“动员”过,不能报低,就勉强说:“我看八百八十锭吧!”其他工人都低头不作声,报高了,怕不能完成任务,报低了,怕挨批评。在这种情况下,陈晓阳仍然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要大家接受他的当时无法完成的任务。他说:“现在第一工场个别工人能看八百锭左右,有些先进工厂的工人还能看一千锭呢,我估计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于是任务就在陈晓阳的主观估计之下确定了。为了保持这个“先进小组”的荣誉,照例又是“多加照顾和扶持”。陈晓阳要车间给李明珍小组添了四个预备工。可是工人的技术水平不是一下子可以提高的,断头率显著增加,皮辊花计划不能完成。陈晓阳着急了,于是他亲自下到小组进行帮助。他召开紧急会议说:第一季度还剩五天了,能不能保持“先进小组”的荣誉,就要看你们皮辊花计划能不能完成。工人们都没信心,不敢保证。最后,李明珍硬着头皮保证:“在最后五天内完成计划。”
在陈晓阳的这种“照顾和扶持”之下,这个小组就采取了损人利己的手段来骗取荣誉。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大量偷塞皮辊花。五天后,皮辊花计划果然完成了。这时,陈晓阳仍不去了解这个小组的皮辊花计划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却忙于召开大小会议,吹嘘这个小组的“成绩”。这次根本没有经过会议讨论和评选,李明珍小组再一次被宣布为全厂唯一的“甲等优胜小组”了。以后,陈晓阳“扶持”的这个“先进小组”就一直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保持着他经常向人夸耀的荣誉。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见不得人的事,终于被人发现了。一九五四年八月,有一天,李明珍小组偷下来的八市斤多皮辊花装在一只麻袋里,放在车间小房门背后,被刚上班的乙班检查工姜兰英发现了。陈晓阳对自己运用完全不正当的手段“培养”出来的“先进小组”迷信到这种程度,连摆在他眼前的事实都不肯承认,他认为这是有人在打击他的“先进小组”。当市委工作组组长向他反映这情况时,他更错误地认为这是同他个人为难。后来经过中共南通市委工作组和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深入调查,才把真相全部揭露出来。陈晓阳这才无话可说了。
现在,当地党组织对陈晓阳和他培养的“优胜小组”,已经作了正确的处理。陈晓阳受到了当众警告的处分,李明珍小组的“全厂甲等优胜小组”的称号也被撤销了。可是,这件事情却告诉了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道理。这就是我们办任何一件事都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必须考虑到广大群众的利益,不能只想到局部的一个小单位的利益;必须仔细倾听群众的意见,不能一意孤行。任何好的典型都是在党的先进思想指导之下,由于群众自觉的劳动和斗争产生的,绝不能离开了这个基础由领导上去制造。谁要违反了这些根本原则,谁就要碰壁,陈晓阳就是因此而碰了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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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
——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艾思奇

在恩格斯逝世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想推荐一下他的未完成的伟大著作“自然辩证法”。这对于我们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第一,这本著作综合了恩格斯逝世以前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切重要成就,特别是十九世纪的三大发现——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互相转化的规律,从这一方面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奠立了不可动摇的科学基础。实用主义者胡适在诽谤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硬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进化论出现以前的旧思想。“自然辩证法”证明:这个在口头上标榜“尊重事实”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所使用的武器,恰恰就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可耻的谎言。第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里反复而详尽地论证了:自然科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愈来愈更迫切地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思想的武器,如何需要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的影响。目前中国的自然科学界,一般地说,对于这一点是还没有明确的理解的,应该从“自然辩证法”里来多多学习一下。如果我们再看看:最近揭露了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文艺家和一般知识界在思想上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那我们就更可以了解到恩格斯所阐明的上述原理的重要性,就更应该认真地学习“自然辩证法”。因为反革命派的思想毒化的阴谋,并不是把自然科学工作者除外而只限于对付文艺工作者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里,把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历史作了总结,指出近代自然科学是在与宗教神学的权威进行残酷斗争的过程中,是在突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重重障碍的过程中,才开辟了自己的进步发展的道路的。近代自然科学在它发展的初期(十六世纪),“它本身便是彻底革命的”(“自然辩证法”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版,六页),它必须在封建社会的精神压迫下“争取自己存在的权利”。为着“向教会在自然事物方面的权威挑战”,“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异端裁判所的牢狱。”(同上)经过这样的残酷斗争,然后它才“大踏步地前进,并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之平方成正比的。”(同上)
但是,对于自然科学的神学牢笼,并不是靠一次突击就能轻易粉碎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才踏出它的第一步,就进入了形而上学的时期。由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限制,自然科学界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又陷入了神学观念的圈套。恩格斯论到那时自然科学界的思想时说:
“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从外面寻找和觅得从自然界本身所不能说明的推动力来做最后的原因。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力被当作物质的根本的性质,那末首先造成行星轨道的未被说明的切线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植物和动物的无数的类别是如何产生的呢?而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着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常常以万物创造主对此负责来回答。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绝交书;而牛顿却以神的第一推动力的假定结束了这个时期。”(八页)
近代自然科学在它的十六世纪的初期曾冲决了教会权力的网罗,才为自己开辟了迅速发展的道路。到了十八世纪牛顿的时代,又必须冲决形而上学、神学的网罗,否则就很难前进。
如果有人不相信当时自然科学冲决形而上学和神学网罗是多么必要,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这些错误的思想方法和错误观念对于科学的前进是多么大的障碍,那就应该仔细想一想恩格斯所指出来的这些事实。在一七五五年,哲学家康德已经写了“一般自然历史和天体理论”,以相当于“星云说”的理论说明了太阳系的形成过程。不管这个理论的具体内容在后来的自然科学发展上证明有多少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管康德自己后来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总的来说是错误的二元论和唯心主义,但他的这部早期著作的基本思想却是包含着天才的、正确的因素,它打破了牛顿的把太阳系看做是自从接受了神的第一次推动力之后就永远不变地照样运动下去的形而上学观念,用辩证法的发展思想来代替这个“僵硬的自然观”(九页)。但是,虽然一个哲学家已把形而上学观念打破了一个缺口,而当时的自然科学家却还不能通过这个缺口把自己的思想解放出来,这就使自然科学的进步推迟了许多年。因为,如果自然科学在当时就能循着康德的著作里初步展开了的思想线索认真贯彻下去,那末,像进化论这样的伟大科学发现就不必等到十九世纪中叶才能完成了,其他许多类似的新的科学发现也可以更提早一些了。

为什么自然科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与教会权力,神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斗争,才能顺利地向前进步?为什么自然科学如果掌握了哲学上的正确方向,就可以避免因为在无穷的歧途中摸索而浪费无限的时间和劳动?这是因为,一切科学的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在内,不仅仅要依靠经验,并从经验开始,而且更需要理论,需要用理论来综合所有的经验;不仅仅需要搜集、校正和整理大量的实证知识材料,而且更需要从这些知识材料中找出它的内部联系和内部规律性。科学的主要任务,正是要通过经验知识的研究过程,以达到在理论的形式上来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性。要完成科学的研究的这个重要任务,要对于所研究的事物对象作出正确的理论说明即认识它的客观规律性,就必须有正确的哲学观点作为思想上的向导。恩格斯说:
“经验的自然科学收集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把它们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但是自然科学因之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能求助于理论的思惟。但理论的思惟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这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二十三页)
理论思惟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于它能够综合既有的经验和实证知识材料,而且在于它能够依据由当前的经验和知识材料所作出的结论,来对事物进行进一步的逻辑推断。正确的理论思惟的逻辑推断,有可能提示目前的经验知识虽然还未充分证明,但却可以预期在将来一定能够获得充分证明的新原理。因而这样的推断就成为科学上的进一步研究的引导,并由此推动科学继续前进。许多科学上的假设,都有着这样的作用,这是一般自然科学家都能了解的。但是,自然科学家所常常不能了解到的是,哲学上的这种逻辑推断,往往比自然科学上的假设具有着更为广泛和更值得注意的意义。康德关于太阳系形成的学说就是一个例子。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里还举了另一个重要的例子:还在十七世纪末年,德国的哲学家笛卡儿就已经指出“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十一页),而在自然科学上,能量守恒定律是直到十九世纪才得到最后的证明,所以,恩格斯说:“几百年前在哲学中已经确定了的命题,在哲学中早已被废弃了的命题,却常常在理论的自然科学中出现为全新的智慧,并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二十四页)恩格斯指示我们必须重视理论思惟对于自然科学的这种推动和指导的作用,说:“在理论的自然科学中,我们往往不得不去计算不完全知道的数量,而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帮助还不充分的知识继续前进。现在,近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取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便不能继续存在。”(十八页)
正确的理论思惟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自然科学家在思想上需要从哲学的学习中取得的武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部伟大著作,从头到尾就只是要证明一件事:全部自然科学的成就表明自然中的一切都是辩证地运行着的,因此认识自然界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自然科学家如果能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可以大大地增进研究的成效,就可以推动科学加快地向前进步。
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常常有这样的偏见:科学工作者无须乎关心哲学;不学哲学,固然不懂辩证唯物主义,但也不至有唯心主义。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任何科学工作者,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只要一旦从事科学研究,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理论的思惟活动,而一旦进行理论的思惟活动时,就必然要——那怕是不自觉地应用这一种或那一种哲学的思惟方法。不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就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如果我们不能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一定要受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并且,就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自然科学家来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世界观对于他们的影响,总是比较强烈得多,而要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总是更困难得多,这是因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武装,在旧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有着长期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势力。由于科学家平常只注意自己专门业务的研究,不能够通过哲学研究来辨认这些统治思想的毒害,他们就必然要在思想上受到这些剥削阶级的思想和世界观的侵蚀。特别是在现代,日益走向灭亡的资产阶级及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地在各方面思想领域中散布最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影响,把这作为它们拚命挣扎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在这样的时候,进步的人们,包含自然科学界在内,就必须更加提高警惕,努力在哲学的学习中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清除这些腐朽思想的毒害。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吟味:——
“就应该知道,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若不拿出强有力的哲学上的论证,就抵挡不住资产阶级观念底攻击,也阻止不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底复辟。为要支持住这个斗争,为要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获得完全胜利,那末自然科学家就必须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马克思所代表的唯物主义底自觉信徒,即必须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不拿出强有力的哲学上的论证”,就“阻止不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底复辟”。这是思想战线上的铁的规律。这是警告我们:不能减弱思想斗争和放松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这个原则,愈到现代,就愈加重要。自然科学家因为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不能综合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因而滚落到唯心主义陷阱中。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曾批判某些科学家由于电子的发现而作出“物质消灭了”的结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列宁在四十多年前已经驳倒了这种谬论,但资本主义国家的物理学界还有人重复着它,而且对于中国的科学界也还有着影响,我们在最近还听到个别的科学家有这类的错误看法。这就说明中国的自然科学界很需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为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采取了这样一种狡猾的步骤:首先用经验主义的观点来曲解自然科学,力图使人相信科学研究仅仅是依靠经验方法,使科学工作的人因此放松了理论思惟的锻炼,削弱了思想斗争的能力,这样就可以轻轻巧巧地把他们引导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以至于神秘主义的歧途上去。从十九世纪以来,以所谓“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经验批判论”、“实用主义”等等名目为标榜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都是采用了这同一个骗人的手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举了一些最突出的例子,说明了经验主义对于科学思想的破坏性,他指出:在“那种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惟、实际上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的科学家中间,可以找到“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二十九页)经验主义者培根“曾经渴望应用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来首先达到延年益寿,某种程度上的返老还童,改容换貌,脱胎换骨,创造新种,呼风唤雨”。“牛顿在晚年也埋头于解释‘约翰启示录’”“和达尔文同时用自然选择建立物种进化论”(二九页)的华莱士,竟轻易盲从一个“平庸的江湖术士”霍尔的骗术。应该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所散布的经验主义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而这种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在我们中国的自然科学界也不缺乏受它的影响的人。唯心主义者说:“人除了经验以外并没有什么东西;人是达到他仅仅透过经验而达到的一切”(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我们的自然科学家中却有与这类似的不可知论的论调:“自然科学只研究经验,经验以外的东西则不能加以肯定”。实用主义者杜威把太阳、山河、大地都仅仅看做是经验的要素,否认物质是经验以外的客观存在。我们的自然科学家也有人用类似的唯心主义观点来看物质,说:“物质就是我看见的,我摸到的和我拿来实验的东西。这就是说,离开我的感觉,我的科学研究经验,就不成其为物质了。”所以,反对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我们的理论思惟能力,这对于我们中国的知识界,包括自然科学界,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现在已进入了自己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最近又通过了五年计划,这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科学计划。在改造自然即发展工业和农业方面,除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科学技术帮助外,我们还迫切地需要本国的自然科学界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我国的自然科学界人数很少,是国家的珍贵的财宝。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在旧社会曾经历过“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痛苦,现在逢到了这一个能够尽量施展自己的能力的时代,自然是非常兴奋鼓舞的。然而,要发挥自然科学界的最大力量,就必须要造成能使之发挥出来的种种条件,就要除去科学发展上的各种障碍。单靠热情和愿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正确思想,是帮助自然科学界发挥最大力量的重要条件之一,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必须除去的障碍。
我们的自然科学界中可能还有人认为自然科学与哲学无关,认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于自然科学不会有什么危害作用。那末,现在就请让我们把危害作用再一次明确地指出来:第一,恩格斯曾指出过去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曾经因为错误的世界观的障碍而推迟了多少年。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以过去时代不能比拟的加快的速度前进的,因此也要求为它服务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能适应于这样的速度,如果自然科学由于思想条件的障碍而迟迟不进,那就会使社会主义事业招致不能容忍的巨大损失。第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科学技术的具体实践中会发生很大的破坏作用。在基本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过程中,由于工程技术人员的主观主义和不负责任,曾经给国家造成许多惊人的浪费。对待中西医关系的错误的王斌思想,在医药卫生工作上的危害性,不是也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吗?第三,身为自然科学家,由于不能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武器,往往不自觉地(例如在讲堂上)做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义务宣传者,这难道也是无关重要的错误吗?此外,在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就很难完成学习任务,这不是很多人都亲身体验过的吗?
有些人以为自然科学不会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因为自然科学只研究自然,研究技术,和阶级与阶级斗争无关,和政治无关。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因为,脱离政治,把自然科学的研究看做完全超阶级的东西,不把科学的发展过程和工农业技术的应用过程看做严重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过程,这种观点的本身恰恰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要的表现。固然,自然科学的规律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指导着科学研究的理论思惟,在方法上推动科学前进的哲学世界观,是有阶级性的;科学技术的运用,改造自然的实际活动,是一定要通过阶级斗争的;科学的发展范围和运用方向,是决定于一定的阶级的需要的。目前中国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的过程,就必然是为着建设社会主义而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阴谋及资产阶级的反抗行为进行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力图否认这些真理,也就是力图抹煞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其作用就是要阻碍自然科学界很好地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要阻碍科学前进。
为着澄清上述种种不正确的观点,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向我们的自然科学界推荐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它能帮助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来武装自然科学,粉碎极端有害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使自然科学界能按照祖国的殷切期望为社会主义事业发挥它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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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仇恨为什么挺不起身
臧克家
你常把阶级斗争挂在嘴角上,
你也知道去恨阶级敌人,
一个具体的敌人站在你面前,
仇恨为什么却挺不起身?
胡风怎样仇恨党、仇恨革命?
仇恨像火焰,使他五脏燃烧,七窍生烟,
他的仇恨是那么尖锐,
比刚出鞘的尖刀更尖!
胡风怎样仇恨人民、怎样仇恨进步作家?
他恨得磨拳擦掌,切齿咬牙!
这种不共戴天的仇恨,
把他的眼光变成一条条毒蛇!
胡风把我们恨入骨髓,
你的仇恨却没有锋芒,
胡风对我们的仇恨像烈酒,
你对他的仇恨像葡萄酒浆。
恨是为了爱,能爱才能恨!
胡风热爱他“远大的未来”,
他才恨得要把头颅抛出来;
你为什么对敌人“恨不起来”?
这是对革命缺少了热爱!


第3版()
专栏:

“日本木刻展览会”观后
古元
正在北京美术展览馆举行的“日本木刻展览会”,展出了二百多幅日本木刻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最近由日本版画运动协会和日本各地的木刻家陆续寄赠给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木刻家们的。
当我每次看见日本木刻家寄到中国来的作品时,总是感到高兴和激动:我仿佛看见日本木刻家在困难的处境中努力创作的情景,仿佛看见那些富有战斗性的作品受到日本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情景,也仿佛看见日本人民在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下艰苦生活的情景,心里充满了关切和同情。
这次展览会上有许多很好的作品,如新居广治的“流弹”和“美国试验氢弹的灾害”,上野诚的“原子病害者的控诉”、“病残者”和“送渔船出海”。这些作品不仅深刻地表现出美国占领下的日本人民悲惨的生活,而且表达出日本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坚决斗争。铃木贤二的“在美军基地”,使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民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他们怒潮一样奋勇地冲进美国建立在日本国土上的“基地”,愤怒地拆毁那些铁丝网柱子和写着“不许日本人入内”的侮辱性标牌,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民坚强的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们不禁引起敬意,并祝盼他们获得胜利。小口一郎的“谈新中国”,描写日本人民谈论新中国的成就时那种欢欣鼓舞和向往的心情,表现了日本人民对于新中国的关切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不要忘记花冈”是新居广治和泷平二郎合作的一套连环木刻,五十六幅画面,十分感人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被虐杀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的一群中国战俘的惨痛故事,并描写了中、日、朝三国人民团结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的友谊,这套连环木刻的内容和结构都很好,刀法简练而富有表现力,是一个优秀的作品。
我很喜爱前川千帆的“柴”、“街”、“风景”等作品,也喜爱中山正的“农村雪景”、恩地孝四郎的“桥”、守洞春的“螳螂”、关野准一郎的“桥”等等作品,这些套色木刻都富有日本民族艺术的风格,非常可爱。还有一些优美的贺年片和藏书票,我也很喜欢。
展览会上还有一些日本的工艺木版画,刻工和印刷都有高度的成就,浓厚地表现了日本的民族特色,并体现着日本劳动人民的艺术天才和智慧。这些作品,类似北京荣宝斋的水印木版画,可以看出日本艺术同中国艺术之间有着深长的渊源关系。不幸的是:目前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日本民族文化横遭破坏和摧残,日本的工艺木版画也在逐渐地衰退和凋落,这是使我们感到非常惋惜的。
通过这次木刻展览会,我们能更多地了解日本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并加深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日本的木刻运动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大步前进着,日本的木刻家正在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服务于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让我们中、日两国的木刻工作者更加亲近起来,更加紧密地携手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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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中日木刻艺术的交流
李桦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日本木刻展览会”开幕了。
日本木刻有着自己优良的传统。在十九世纪德川文化高潮时期,就产生了描写世态人情、人民生活的有名的“浮世绘”版画。今天的日本木刻就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成为真实地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广泛地发挥社会教育作用的一种艺术。从这次展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日本人民在美国军事占领下的悲惨生活,看到日本人民的痛苦、斗争和希望,听到日本人民的呼声,看到日本人民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丑恶嘴脸,同时也看到日本木刻在日本当前的进步美术中,突出地走在前头,在争取独立、民主、自由、解放,以及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革命斗争中发挥着积极的战斗作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次展出的作品:
日本是身受原子弹灾害的国家。上野诚的“原子病害者的控诉”,不仅是某一原子病患者的控诉,而是生活在原子弹威胁下的所有日本人民的控诉。这些善良的日本人民,在身受的灾难中体验到:要保障人类的幸福必须反对战争,要求世界人民以日本人民所受的灾难为鉴戒,积极起来保卫和平。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
但在第一个原子弹落在广岛后的九年,即一九五四年的三月,美国又在太平洋上试验氢弹了,直接受难的又是日本人民。渔船第五福龙丸被氢弹的放射线所损害,渔民久保山牺牲了,这一连串的灾难,激起了日本人民普遍的愤怒。上野诚的“第五福龙丸”、“送渔船出海”,新居广治的“送爸爸出海打渔”、“美国试验氢弹的灾害”和村上芳夫的“冷落的鱼滩”、“一九五四年五一节所见”等画幅,充分地表现了日本人民痛恨美国侵略者和反对原子武器的心情。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听到了日本人民雄壮的正义呼声。
在美国帝国主义到处建立军事基地的情况下,日本人民所受到的灾难是深重的。新居广治的“流弹”,真实地描写出一幅惨无人道的悲剧。住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的农民的生命是得不到保障的,美国兵的实弹射击可以用每个日本人做肉靶子。请看,两个四、五岁的孩子被流弹打死和打伤了。天真纯洁的孩子,竟做了侵略者的牺牲品。我们看到艺术家刻划出来的人物,那眼晴里、嘴角上所流露的悲愤痛恨的感情,是多么动人。铃木贤二的“在美军基地”,描写了行动起来的日本人民如何愤怒地拔去“不许日本人入内”的牌子和铁丝网的柱子。小溪住久的“反对在内滩建立军事基地”,描写了日本人民坚韧而顽强地向美国占领军进行“坐地”斗争。这些作品,不仅清楚地表现了敌人的嘴脸,而且鲜明地表现了日本人民爱国的英勇的行动。
从种种斗争的经验中,日本人民深知要获得自由和幸福,首先要消灭战争,争取持久和平,因此和平运动在日本社会各阶层普遍地展开了。油井正次的“和平签名下乡”、村上芳夫的“在街头宣传的妇女”,表现了不论在农村或城市,热情的青年男女都在为和平运动活跃着,成为支持战斗的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然而在美国军事占领下争取和平的事业是艰苦的,和平运动处处受到迫害。村上芳夫的“受伤的和平鸽”,描写张翅起飞的鸽子的翅膀有一道渗出鲜血的伤痕,这给日本人民指出:要怎样加意爱护这只受伤的和平鸽子,这意义是深刻的。
经历着万般苦难的日本人民,用希望的眼睛看着新中国,他们特别感到解放后的新中国的可爱。新中国已成为他们的理想,在精神上给他们极大的安慰和鼓舞。这种纯真的心情表现在小口一郎的“谈新中国”和小林喜已子的“五一节的幻想”上,后者描写孩子们在五一节欢乐舞蹈的场面,像新中国那样,孩子们能够欢度五一节的幸福生活,勾起了日本人民许多甜蜜的幻想。试把铃木贤二的“游行队伍占领了人民广场”那幅画同这一幅对照起来看,日本人民这种向往新中国的心情便不难理解了。
新居广治、泷平二郎合作的长篇连环木刻“不要忘记花冈”,是具有现实性和斗争性的创作。这套连环木刻,用非常有力的五十六个画面,动人地表达了中国、朝鲜和日本人民在一起反对军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在战斗中的友谊。每个画面都黑白清晰而简洁,人物的生动和感情的真切,使人看过后留着深刻的印象。这是一套在艺术上很成功的作品,对于世界进步人类团结起来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事业,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这次展出的作品中,还有不少套色的风景和装饰木刻,如前川千帆的“工厂地带”和“风景”,色调和谐,色块穿插巧妙,具有单纯质朴的特色。平冢运一的“月夜”,以大块深蓝色的天空,和近处白屋对比,表现出寂静深沉的夜的情调,很有诗意。关野准一郎的“桥”,套色灿烂可爱。畦地梅太郎的“斗牛”,是一幅简练有力的套色木刻。前田政雄的“赤门”,很洗炼地用沉着的色块表现了
一座古色古香的民族建筑,富有日本色彩。恩地孝四郎的“街头”,是一幅生活气息很浓厚的风俗画。尾崎清次的“马”和“秋”,都极富情趣。此外,山口进、武田武雄等的装饰木刻,套色雅致,都十分精美。旭正秀的“山茶花”和守洞春的“螳螂”,也是令人喜爱的作品。日本民间艺人根据画家的原作精心刻制的美术复制品,即所谓“工艺木版画”,表现了日本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的天才和智慧。所有这些日本木刻的套色技巧都是很高明的,他们继承了“浮世绘”的套印技术,而在色彩的运用上加以发挥,这点是值得推崇的。
日本木刻在木刻艺术的表现方法上有一个普遍特点,就是朴素、简练、粗豪、有力。同古代木刻那种精刻细镂不同,现代的日本木刻,无论一刀一线,作者都考虑到木刻的特性。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千变万化的刀法,造成一种非笔画可以达到的表现效果。日本木刻家不像西洋木刻家那样运用尖锐的三棱刀刻出复杂的平行线,却喜用粗大的圆口刀刻出很多自由奔放的线条,表现成为黑白对比的色块。同西洋木刻的阴刻基调相反,日本木刻的基调是阳刻的,这种表现法同中国木刻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画面明朗,形象突出,而接近东方艺术的传统。如上野诚和新居广治合作的“水”和上野诚的“病残者”,背景完全省略,只用大块黑白来表现,主体形象格外表现得洗炼而有力。日本木刻家更喜欢用浅刀削木,使印出来黑白变化显得柔软,免除用尖刀刻硬木常会产生的干枯生涩的毛病。另外浅调子的地方,又喜用刮木的方法,使被刮破的纤维印出不规则的破碎的斑痕。这些表现方法是日本木刻所特有的。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又注意到日本木刻家对于人物刻划方面的成就。新居广治的“流弹”,那受难的父母们脸部的愤怒表情是细致入微的。上野诚的“原子病害者的控诉”中的人物是充满同情心的,铃木贤二的“游行队伍占领了人民广场”中的战斗者都生龙活虎似地活跃在纸上。这些作品上人物刻划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作者深刻地了解生活,不是从概念去虚构人物,所以能细腻地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没有装腔作势的毛病,能深深地感染每个观众。
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文化的迅速提高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有效手段。我们希望今后中日两国木刻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和广泛,这对于两国人民的友谊的增长和两国木刻艺术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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