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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每个集体伙食单位都要节约粮食
中国人民大学是怎样节约粮食的
张崇山
自从三月间北京市开展节约粮食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曾对全校用粮情况进行了多次检查。在检查中发现在吃饭、做饭、管理三个方面，都有浪费粮食的现象。吃饭浪费粮食的现象很多。例如有些人随便往宿舍里带馒头，吃剩的馒头塞在抽屉里，日久即发霉变质。有的宿舍在抽屉里一次就捡到六、七个馒头。有的人吃饭时到处抛撒饭菜。有的人每遇到自己喜欢吃的饭食占了一大堆，吃剩后就糟蹋了。有的人吃带馅的食物，只吃馅，扔掉皮。有的人对不可口的食物咬一口就随便扔掉。所以，在节约粮食运动开始前，宿舍、饭厅、脏水桶、渗沟内时常发现有许多剩饭、剩馒头等。
做饭浪费粮食的现象表现在：淘米时不爱惜粮食，致使大米被冲入下水道内；面案上撒的面都丢掉了；剩下的饭菜常常因保管不善而发酵变质，不能食用；有时因为炊事员技术上有缺点，把丝糕蒸酸了，米饭里有沙子，等等。这些也造成了不少浪费。
在伙食管理方面，主要是掌握人数不太精确，做饭时只是一般的估计，因而饭做得非多即少。在仓库管理方面也有不少的浪费，如有的单位在仓库里存放的玉米面和小麦面长久未通风倒垛，致使部分面粉发霉变质。有的仓库里存的整包大米被老鼠盗入地下。这些现象各个单位都有。
为了消除浪费粮食现象，在学校党组织和行政方面的领导下，全校展开了节约粮食的宣传教育工作。
各伙食单位通过黑板报，对浪费粮食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有的黑板报上画了好多生动有趣的讽刺画，有的黑板报用诗歌、快板等形式，宣传反对浪费粮食，对群众起了很大教育作用。
各单位举办的二十七个小型反浪费展览会，在动员大家节约粮食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展览都是以各单位浪费粮食的实际事例为中心内容的。例如，有一个六百人的中灶，吃过一顿面条后，把掉在桌子上的面条收集起来，就够一斤干面做成的那么多面条。如果每周吃面条一次，全月就要浪费面粉四斤，全年就要浪费面粉四十八斤。这个事实使群众认识到：“涓涓之水，可以成河”；小浪费是大浪费的开端，不显著的分散的浪费，集中起来就成了惊人的浪费。这种展览由于有具体事实，又有分析说明，对群众教育作用很大。有浪费行为的人看到展览品后感到痛心，觉得自己对不起劳动人民，因而决心克服浪费。
大家的觉悟提高以后，便自觉地向浪费现象进行斗争。有的人把吃剩的饭偷偷地倒掉，在被发觉后，就受到了大家严厉的批评。大家对一些为浪费粮食找借口的说法，如“我花自己的钱买来的饭，浪费不浪费同你何干”，“浪费粮食是生活小节，不要吹毛求疵”，等等，也都给了有力的批驳。
吃饭方面浪费粮食的现象是减少了；但伙食管理工作中的缺点，还没有完全纠正。各伙食单位在购买粮食时还有盲目性，个别的管理人员甚至有意识地虚报冒领，宽打宽用。七月份，学校便抓紧了核实粮食用量这个主要环节。六月间，两位副校长在工作人员和学生的大会上所作的动员全面节约的报告中都曾强调了节约粮食的问题。从七月开始，学校领导人员对各单位用粮食计划都认真地进行审查。人民大学用粮人员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集体户口，集体入伙的人员，约有九千多人；一类为分散户口，分散起伙的人员，约有一千多人。因此核实用粮的工作也是分两方面进行的。
在制定集体户口用粮计划时，首先教育管理人员认识核实计划的重要性，要求他们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件工作；其次是核实各单位入伙人数。过去由于购粮制度不严，各个灶的入伙人数稽查不清，不管有无正式户口，交钱即可吃饭。核实供应制度要求按正式户口计算，因此必须清查户口，核实基本入伙人数，提出正确的用粮计划。人数查清以后，就核算每人每日用粮量。各灶的七月份用粮计划，在校内挨次经过了伙食科、行政事务部的审核，最后又经副校长审查。在层层审查中，发现十四个灶定的用粮计划不恰当。如有的灶全月用粮计划偏高，缺乏从小处着手、精打细算的节约精神。有的灶已往累积下来的存粮已够一个月的食用，但做购粮计划时仍要再购买一个月的用粮。在审查中，坚决制止了这种多购国家粮食的行为。经过仔细研究和精打细算，七月份全校每人平均用粮量为二九·一八斤，比六月份平均每人用量降低了一·四三斤，全校一个月就降低购粮量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多斤。学校领导方面今后还准备对各种类型的食堂的用粮计划加强控制，这样还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全校用粮数量。
对分散户口制定用粮计划的工作，学校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学校曾组织了一个工作组，配合各区人民委员会，深入到分散在城内的教职员工的家里，对他们的家属进行了宣传动员。在学校工作组的帮助下，每户都制定了用粮计划，计划定得偏高的家庭，经过解释说服后，也自动降低了。这样，大部分家属都能按时而且比较切合实际地提出自己的用粮计划，这些计划都很快得到了政府的批准。
在伙食管理方面，人民大学的做法是：每餐按实有人数做饭菜；吃饭人员固定座位，以便于稽核人数；对中途需要退伙的人员单独编桌，到退伙时即不再给准备饭；流动人员交粮票吃饭，不交粮票不予开饭。管理人员注意掌握用饭的规律，例如假日回家或外出的人员多，应少做菜饭；吃带馅的主食，就不备菜；吃甜的主食，则不做咸味的副食。此外，也考虑到气候和季节的条件，按照一般人的规律，春秋季节食量上升就多做些饭，夏天食量下降就少做些饭。掌握了这些规律，也就避免了许多浪费。
根据炊事员已有的经验，还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节约粮食。倒淘米水时，放一铁丝罗，防止冲走大米。饭桶、饭槽内的饭粒，过去刷后就倒掉了，现在一律用清水刷下，下次食用。蒸馒头或丝糕时，在蒸笼的屉布上黏有好多剩余食物，过去洗后倒掉，现在炊事员都将它用清水刷下，合在发面内吃掉。抖净米袋，扫清面袋。每个空面袋至少可扫下半两面粉，全校全年约吃面粉三万零三百四十多袋，仅扫面袋，即可节约面粉九百四十多斤。教育吃饭的人不要多占饭，盛饭不超过容器。蒸馒头或丝糕时，个头有大有小，便于群众随量食用。这样就可以把剩饭降低到最低限度。学校要求各灶剩饭不超过实用粮数的百分之一，而且要很好保存，不使变质，以便下顿继续食用。
在仓库管理方面，要求各灶不积压粮食，库中存粮要经常通风倒垛，吃旧存新，以免损坏。
为贯彻节约粮食的精神，各单位建立了检查制度，要求领导人员经常到各灶督促检查，并组织各灶之间的互相检查，互相督促，互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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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每个集体伙食单位都要节约粮食
北京市第三商业局机关食堂开始改变了浪费粮食的现象
张重
北京市第三商业局机关食堂，最近几个月来，从管理制度、炊事、用饭等方面作了许多改进，消灭了许多浪费粮食的漏洞，为国家节约了粮食。
在过去，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的不少工作人员，对粮食是不珍惜的。走进这个机关的食堂，在饭桌上经常可以发现有剩饭、剩馒头和剩菜。有的碗里剩下的饭有二百多颗。办公室的桌子上、抽屉里，包子、饼都干得发硬或发了霉，最后被扔进垃圾箱里运走。
食堂内部，由于管理制度不严，炊事员缺乏精打细算的精神，也有很多浪费。那时，食堂的小仓库，经常存放几十袋面粉，以及大米、豆子之类。由于保管不善，面袋常被老鼠咬破，其他粮食有的也生了虫。去年夏天，有二十多斤小米面发了霉，十多斤小豆完全被虫蛀空。每天淘米都有米粒流入阴沟。和面的时候，面粉从高处倒下来，周围地上飞落一层。蒸笼的屉布上，盛放馒头、窝窝头的箥箩里，每顿饭都黏留下不少碎粮渣，被随手扔掉了。由于对用饭人数掌握不准确，稀粥常常剩下来，被倒进地沟。
就这样，许多珍贵的粮食被丢弃了。
这种浪费现象逐渐引起了第三商业局党组织和行政负责人的注意，也引起了许多工作人员的痛心和愤慨。今年四月，机关食堂伙食委员会举行了会议，揭发了各种各样的浪费粮食的现象，确定今后要堵塞各种漏洞，认真节约粮食。接着，行政负责人向全体工作人员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动员全体人员厉行节约粮食。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基层组织，也都开会作了检查和讨论。
五月到七月，第三商业局行政负责人根据北京市节约粮食的统一布置，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对工作人员又连续作了五、六次报告，进一步动员大家节约粮食。那些过去任意浪费粮食的人认识了节约粮食的严重的政治意义，开始清醒过来。第三商业局出现了珍惜粮食的气氛，食堂里逐渐消失了剩馒头、剩饭的现象。但仍有少数人，因为有着“吃饭我自己出钱，我浪费别人管不着”之类的想法，仍然继续浪费。机关工会出版的壁报揭发了这种可耻的行为。在连续五、六期壁报上，用文字和漫画对浪费粮食的人，作了辛辣的讽刺。
第三商业局机关食堂的管理员许光林和炊事员们，在这期间，想了许多办法节约用粮。他们努力作到既不浪费粮食，又要改善伙食，使同志们满意。管理员和炊事员们研究了过去发生浪费的一些原因。他们发现，过去剩馒头、窝窝头、米饭，有时是因为个儿太大量太多，同志们吃不了。于是他们把馒头、窝窝头改作成大小两种，规定米饭可以买半碗。菜，过去样数少，并且质量也不够好，有人不爱吃，就剩下许多，于是增加了菜的样数，同时还规定可以买半盘。他们发现有些食品（如包子等），同志们爱吃，吃完还买走些，准备下次吃，有些却被丢在抽屉里忘记了，结果发霉、变硬，浪费掉了。他们在食堂贴出了标语，要求每人“吃多少，买多少，不要带走”，杜绝了这种浪费。管理员和炊事员同志还研究了粮食保管以及其他节约粮食的办法。为了消除库存粮的浪费和避免积压粮食，现在食堂最多存粮五天。他们把鼠洞堵塞起来，并且买了四个鼠夹和一个捕鼠笼，捕捉可能出现的老鼠。淘米时接上细铁丝筛，挡住了随水流出的粮食。倒面和面时，炊事员把面袋放近盆底，减少了飞扬的面粉，并随手翻过面袋扫净上面遗留的面粉。炊事员徐贵找到木工，把面板的裂缝加上了木条，他还耐心地每天把屉布上、箥箩里的馒头皮、碎粮食揭下来、拣出来，然后泡软和在面里。六月间青菜大量上市的时候，管理员和炊事员还想法多用青菜代替粮食。六月份，食堂买下了六百多斤小白菜，晾干后，作成饱子馅或加米面作成菜团子。第三商业局浪费粮食的情况，从四月份开始扭转了。但在五月份制定用粮计划时，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局里的干部有时出外工作，所属单位的干部有时来局开会，流动性很大。吃饭人数如果掌握不住，做出的饭、菜就可能常常偏多，造成浪费，每月用粮数字也不能事先上报。伙食委员会研究的结果，要求局内每个工作人员作出每月在食堂吃多少顿饭的计划。为了更精确地统计用饭人数，食堂实行了吃饭登记办法：固定在食堂吃饭的人，每次吃饭拿一个红牌，临时吃饭的拿白牌。实行一个星期以后，就大体摸清了吃饭人的数字，并且掌握了规律。对于所属单位来局开会的人员，事先了解了人数，增作多少饭菜心里也有了数。根据五月份用粮情况作出的六月份用粮计划实行后，到月底统计，实际吃饭人数和用粮数字是和原计划接近的。两个月的情况，使食堂改进管理有了较为可靠的依据。他们根据每月全机关的人员在食堂用饭的总数字计算，每人每月平均吃三十四斤多粮食。就一般的情况来看，这个数字仍然有些大，其中很可能还有浪费。为了进一步节约粮食，第三商业局按照市的统一规定，六月下旬便在全体人员中布置制定七月份个人用粮计划。工作开始，少数人把计划用粮数定得过高。又经过教育动员，用粮计划经过各科室负责人审查签署，最后作到精确合理。把个人用粮计划加起来计算，平均每人每月需粮大约三十斤，比六月份又减少了许多。
第三商业局机关食堂几个月来在节约粮食方面有了不小的成绩，但管理工作人员并没有到此满足。总务科长黄利川同志几乎每天都到食堂检查卫生情况，并不断同管理员和炊事员研究节约粮食的办法。不久以前，在食堂里又发现了一个碗里有剩饭，第三商业局的领导方面正准备用这件事向大家再次进行教育，要把节约粮食变成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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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每个集体伙食单位都要节约粮食
交通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用粮计划为什么偏高
林钢
北京市节约粮食展览会上有一幅引人注意的漫画：一个工作人员，两手高擎着购粮计划，去请首长批核。计划上写着，这个单位平均每人每天吃馒头三十二个半，米饭十五碗。那位首长埋头于桌上的一纸公文，头也不抬，就“批准”了计划；他顺手把一枚大图章递给来人，让他自己去盖印。
不要以为这只不过是漫画家的夸张。目前还有不少这样漫不经心地“批准”了浪费国家粮食的计划的不负责任的“负责同志”。目前还有许多机关、企业的集体伙食单位的用粮计划定的偏高，原因之一就是那些单位的党组织和行政方面的负责人对节约粮食工作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交通部机关就是一个例子。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规定，全市各机关、企业等集体伙食单位从七月份起按正式户口供应粮食。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堵塞浪费粮食的漏洞，更好地遵守国家的粮食政策。北京市许多机关、企业在每个工作人员精打细算制定个人用粮计划的基础上，把本单位的用粮计划定得更切合实际了。可是，交通部工作人员（在机关食堂吃饭，由机关开具用粮计划证明信的七百七十三人）的七月份用粮计划数字，比实际用粮数字高出了四千二百七十七斤！这就是说，这个单位在七月初向国家浮报冒领了四千二百多斤粮食！
计划偏高的原因在那里呢？
节约粮食工作，是要动员全体人民来认真贯彻国家粮食政策的政治性、群众性的工作。因此，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让全体工作人员懂得国家粮食计划供应和节约粮食的政治意义，让每一个人懂得自己制定用粮计划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交通部机关党委在节约粮食工作中恰恰放松了思想工作。这个单位制定用粮计划的办法是：“个人自报，科室审核，领导批准”。从表面上看来，这个办法很完善。实际上，他们是把这个重大的工作当作一般事务工作来处理的。他们对于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关于节约粮食的规定，只是在一次讨论其他工作的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上附带“讲了一下”，以后又由办公厅主任在广播中作了三十分钟的动员；再以后，正如党委会工作人员张雪林所说：就把节约粮食工作推给“管吃饭的人”去做了。
工作人员在制定个人用粮计划的时候，不懂得它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自然不重视这件“小事”，不能定好计划了。我曾和八个科、室的将近二十名工作人员共同研究了他们的个人用粮计划定得偏高的原因。总括起来，不外两点：一是思想上不重视，制定计划的态度比较草率马虎。有些人连办公厅主任的广播动员报告都没有听清楚；有些人认为这是“麻烦事”，“多三斤二斤难免，那能那么准确”；有的人对于自己一月吃多少心中无数，也不弄清楚，就大概定了计划；有些科、室，有一个人定三十七斤，十来个人就都定三十七斤。另一个原因是对粮食政策不了解，有顾虑，怕不够吃，抱着“宁有余，勿不足”的态度，有意宽打窄用。许多工作人员计算食量时不是按平均数，而是按每顿用量的最高标准；有些同志星期日从来不在食堂吃饭，也按每月在食堂吃三十一天计算；有的个人用粮计划里竟然还有“机动粮”。
没有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就进行“个人自报”，报的结果就普遍偏高。七月份北京市各机关平均每人用粮数是二十九斤，交通部机关每人平均计划用粮数却是三十四斤半。食堂管理员作了一个统计，个人计划用粮三十斤到四十九斤的共有三百九十一人（其中，三十斤到三十四斤的有一百零九人，三十五斤到三十九斤的有一百七十三人，四十斤到四十九斤的有一百零九人），占在机关食堂吃饭人数的一半以上。
这些一眼就看得出来高得不合情理的个人用粮计划，都平安无事地通过了科、室负责同志的“审核”。
内河航运规划委员会有四个练习生，他们的个人用粮计划显然是高了。请看：张宗康、袁世良各四十六斤，王佩珺（女）四十一斤，杜美玲（女）三十七斤。他们十六日刚从汉口出差回来，七月份实际在机关食堂只吃半个月饭，定的却都是全月的用粮计划。但这些计划都由办公室主任冯闻智亲笔签字批准了。后经调查，原来是冯主任先把名字签在白纸上，然后由练习生们填了计划送给食堂的。这是什么样的“审核”呢？这不是和漫画上的那位首长用的是同样的工作方法吗？（这四个人的计划后来被食堂压低了。）
机要处有七个女同志，个人计划用粮数都是三十二斤、三十三斤。难道这些女同志就是吃得特别多吗？东四区节约粮食委员会的检查组作了调查。原来她们自己定的本来都是二十四斤到二十六斤。她们都是南方人，计划中需要大米的数量多，面粉少（一般情况下吃大米要比吃面粉的斤数少）。把这些计划拿给处长去批的是译电组长朱启程。他看见计划上面粉数字不足北京市规定供应给机关工作人员的数字，便冒冒失失地都给增加了八、九斤不等。但是，这些凭空提高到三十多斤的计划也都由机要处长、党的支部书记刘铁军批准了。这些女同志实在吃不了这么多，不到月底，纷纷向食堂退回粮票，有退十斤的，有退八、九斤的。
人事司工作人员的个人用粮计划普遍偏高，原因也要从领导方面找。请看副司长李兴昌的计划是怎样制定和被批准的。一天，司里的办事员单崇杰去找他，说：“司长，七月份每人要做用粮计划。”李副司长说：“你给我做吧。”办事员说：“我怎么知道你吃多少？”李副司长说：“我也说不出我吃多少。你们吃多少，就给我写多少吧。”单崇杰是个小伙子，一月吃三十五斤，就给李兴昌也写下了这么多。这份别人代定的用粮计划送给科长也顺利地
“审核”批准了。
科、室领导工作人员不重视节约粮食工作，
“科室审核”就成了一句空话。
最后，所谓“领导批准”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行政处长把他的图章放在食堂管理员那里，由管理员全权审核在机关食堂吃饭的工作人员的用粮计划，盖章签发证明信。不用说行政处长把自己的图章交给管理员的作法是根本错误的。“个人自报”“科室审核”这两个关键性的工作没有做好，要靠管理员来纠正偏高现象是难以想像的。有些看来偏高的计划，科、室负责同志都“审核”签了字，管理员也不好意思“打回去”。所以，除了那些高得实在不合情理的以外，一般都照准了。交通部机关工作人员七月份计划就是这样制定出来的。
国家机关应当成为节约粮食的榜样。交通部机关在七月份却向国家浮报冒领了四千二百多斤粮食。这是北京市东四区浮报数字最高的一个机关。这种不严格遵守国家粮食政策的行为的严重性是不消多说的。现在，交通部机关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方面已经重视并正在采取措施纠正这个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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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批准”
中央美术学院漫画组集体创作
有些单位的负责人，认为核实粮食供应量的工作是“小事情”，嫌麻烦，因而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北京市节约粮食展览会上展出的这幅漫画讽刺了这种现象。（刊登在这里的画，本报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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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伙食单位节约粮食的一些方法
掌握用饭规律，改进管理制度
△上海复旦大学煮饭时注意掌握用饭人数，登记星期六晚餐、星期日和节日不在校吃饭的人数，另外还参照气候、米的涨性、菜蔬等情况考虑每顿要煮多少米。据初步估计：光是减少剩饭和对剩饭作适当处理，一个月就可以少浪费四百斤米。
△汉口茶厂食堂为了正确掌握吃饭的人数和需要饭菜的数量，实行了“预售制”。每天上午八时，统计人员就把餐票带到车间和各部门预售第二天的饭菜，食堂根据预售的数字做饭，基本上消灭了剩饭剩馍的现象。
△上海私营中孚呢绒厂伙食委员会实行一种简便的吃饭登记法：职工要不在厂里吃饭时，就在自己的工号上挂一块“中饭不吃”、“夜饭不吃”或“全日不吃”的竹签，炊事员根据每餐实吃的人数来烧饭。这样每餐饭总是不多不少，减少了很多浪费。
△天津市消费合作社职工食堂吃饭的人有供销社的，有附近各分社的，还有郊区联村社的，人数忽多忽少。食堂为了掌握吃饭人数，采取经常同有关单位联系的办法，预先知道联村社什么时候来开会，就多预备一些饭菜；知道消费合作社晚上要开会或要看电影时，也多预备些；每逢星期六晚上，同志们回家的多，就少预备些。避免了剩饭或不够的现象。
△天津市税务局从七月份起实行按月计划用饭登记制度，分别发给入伙的人全伙用饭证、半伙用饭证（吃一顿）、早点证，所有入伙的人都凭证用饭，这样就保证入伙的人能吃到饭，用粮又不超过计划。过去馒头是三分钱一个，米饭是五分一碗和一角一碗两种，因为数量多，有的人吃不了，造成浪费；现在馒头改为二分、三分两种，米饭改为二分、四分、八分三种，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买。他们有时用马铃薯掺在面粉里做大饼，还准备在馒头、馅糕、枣糕、烧饼中掺马铃薯，或以马铃薯代红小豆做馅，这样预计一个月可以节省主粮二百三十斤。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炊事员们不仅在自己的操作过程中注意节约粮食，还积极研究学生、职工们的吃饭规律，每天做饭的时候，首先考虑到天气冷热、人们吃得多或少，然后决定煮多少饭。因此，六、七百人吃饭的大灶，每顿饭最多剩下一盆，有时根本不剩饭，糟蹋剩饭的现象减少了。
△广州铁路局职工食堂吃饭的人流动性很大，时多时少，又不能预先知道。炊事员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每天都按平时平均的供应量煮饭，做好饭以后，又烧出一锅开水，准备好米，一发现吃饭的人数增多，马上再煮。三月初有一天开晚饭时，突然新增加四、五十人吃饭，炊事员看到这个情况，马上洗米下锅，先煮的饭卖完时，后煮的刚好接上供应。有一次食堂的饭煮好了，职工们又都到东山的铁路管理局开会了。食堂主任想：会如果散得迟，职工们以为食堂过时没饭吃，不回来吃饭，那准备好的饭菜岂不要糟蹋了吗？于是他就赶到会场，告诉大家：食堂准备了饭菜，过时也供应，希望大家回食堂吃饭。由于他们平时密切注意吃饭人的变动情况，虽然每天约有两千人吃饭，但剩饭很少。
△杭州市六、七月份有四百六十八个单位将包饭制改为卖饭制，平均每人每天的粮食消费量比四、五两月的平均消费量降低了三两五钱，总计每月可为国家节约四十万斤粮食。杭州市建设局基建第二中队工人平均每人每天的粮食消费量比实行卖饭制前降低了四两半左右，杭州茶厂降低了六两。
改进炊事技术，防止抛撒粮食
△北京南郊农场新华奶牛工作站的炊事员做饭时尽量做到不剩饭，万一剩下了，也能积极利用。他们把剩的窝窝头整烤或切片烤好，留着第二天当早点；或是用水泡开，掺到玉米面里再蒸。剩下的稀饭，用笊篱把米粒捞出来，再掺到白面里做馒头。如果馒头、窝窝头剩得比较多，他们下一顿就少做干的，另做一锅热面汤，配搭着吃。
△西宁市公安局中灶炊事员，把剩下的米饭和锅巴揉到面里蒸馒头；在剩面条里放些小块马铃薯、再加些菜调和；把做面条剩下的稠面汤加些油和葱花做成拌汤，味道又好吃，又不浪费一点粮食。
△天津市棉纺二厂把剩下的馒头烤干轧碎，代替面包渣做菜。起重机械厂把剩馒头弄碎同新面掺在一起蒸馒头或烙饼，剩下的饼又做烩饼，职工们都很爱吃。
△昆明市税务局把上一餐饭出的锅巴用开水泡开，拌在下一餐饭中重焖，这样，煮出来的饭又好吃，又节省了烧柴。
△合肥市某医院提出“五光”“四要”，要求做到饭碗光、桌子光、地上光、饭桶光、面袋米袋光；对病员要多问、要勤添、要少盛、要不送错；同时把大馒头改为小馒头。这样平均每人每月的用粮量就比以前减少了六斤多。
△天津纺织机械厂等工厂的炊事员在淘米的水池上安装铁丝网或竹筛子，常州民丰纱厂在淘米缸上加装莲蓬头，防止淘米时米粒被水冲走。
△为了防止盛饭时抛撒饭粒，昆明第一中学在打饭的桌上垫了白布，天津毛织厂在饭桶底下铺了白布，饭粒掉在布上还可以吃。
△天津大学炊事员在面案周围安装了白布兜，使合面时面粉不致撒落地上。天津棉纺四厂的炊事员三个月扫空面粉袋就节省了一百多斤面粉。
△大连工学院在学生中开展了“三不”运动，要求做到地下不掉粮食、桌上不掉粮食、碗里不剩饭菜。同学之间互相监督，大家保证不浪费一粒粮食，有的饭桌上每次吃完饭后，都由值班洗碗的同学检查有无剩饭。开展“三不”运动以来，整个饭厅基本上消除了浪费饭菜的现象。
△安徽合肥市第二中学全校人员都投入了节约粮食工作，总务主任每天都到厨房进行检查，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每次吃过饭都把剩饭和抛撒的米粒、饭粒收集起来展览，并通过校内广播组向全校广播。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全校一千二百多人每天要节约一百三十多斤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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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食堂实行了“生米蒸饭法”
崔豪
我是上海澄衷中学的事务员。三月底，我们听说常州师范学校学习重庆四川大学的“生米蒸饭法”做饭，能够节约很多粮食，便在学校党组织和行政领导方面的支持下，于四月上旬，派伙食团的同志前往常州实地参观学习，回校后就试验推行。
我们在试验以前，曾预先对同学们进行了宣传，说明要试行一种既节约粮食又好吃的蒸饭法，可是因为没有经验，可能蒸出夹生饭来，也可能叫大家吃烂饭。同时，向炊事员同志反复进行说服，使他们认识到多节约一粒米，就是为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支援解放台湾增加一份力量；并介绍了先进经验，分析了我们学校的条件，批评了不正确的看法。由于大家对节约粮食有了一定的认识，许多同学和炊事员都表示支持这个工作。于是，我们便在学生大食堂开始试验了。过了三天，有些同学问我们：既然蒸饭可以节约粮食，为什么不吃蒸饭呢？其实他们已经吃了三天蒸饭还不知道。这说明我们的试验是成功了。我们就在五月七日在全校推行了“生米蒸饭法”。
“生米蒸饭法”，大致可分三个步骤：
一、将预先淘好的米，放到木蒸桶内上锅蒸，约蒸三十分钟（也可以按蒸汽上来后十五分钟计算，时间的长短要看米的多少来决定，这里是以一百五十斤米为标准计算的）。这一步骤主要是把生米蒸热，使米裂开，便于在第二个步骤中充分吸水。这样蒸过的米，因吸收了蒸汽和淘米时的一部分水分，重量约比原来的生米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左右。
二、把蒸好的米，倒在木焖桶里加开水（必须要正在开的水，而且动作要快，以防热量发散），水加入后，用铲刀搅一次，盖上木盖，焖上十五至二十分钟。桶内压力小，水分可以吸得足，米能充分膨胀。经过这样焖后，米已初步形成饭。饭的软硬完全决定于加水多少。一般加水标准：一斤籼米可加一斤十二两到二斤；粳米一斤可加一斤半到一斤十两左右。如一百斤籼米蒸后成为一百十五斤，再加一百八十五斤水来焖，焖出来的饭便不软不硬。
三、焖桶里的饭虽然基本上烧好，但是桶的四周及桶的上下还有些夹生米；当中的饭虽然已熟，但还没完全吸水。因此，要把焖桶里的饭再放到蒸桶内去回蒸一次。这次一般蒸到上汽后五分钟左右，即成软硬均匀的饭。整个一锅饭的全部操作过程，约需要八十分钟至九十分钟。
根据我校试行结果，旧法煮饭每斤籼米可煮二斤六两饭左右，粳米可煮二斤三两左右；改用“生米蒸饭法”后，每斤籼米可蒸二斤十四两至三斤左右，胀性最好的籼米可蒸到三斤六两以上，粳米每斤可蒸二斤十两左右。新法比旧法做的饭在重量上约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一，体积也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节约了百分之十五的粮食。根据全校用粮情况，用旧法煮饭每天需用米五百五十斤左右，改用蒸饭后，每天只用米四百七十斤，每天能节约粮食八十多斤；一个月以二十六天计算（星期日不开伙），能节约二千多斤粮食。
这种蒸饭法的设备也很简单，完全可以利用原有的设备，不论那种式样或烧那种燃料的炉灶，都可利用，只须添置木蒸桶、焖桶、白铁垫各一只。
我们在宣传“生米蒸饭法”时，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思想障碍。有的人感到：“我们的剩饭、剩粥、锅巴都已作了适当的处理，没有什么可节约了，同学吃饭时的浪费也减少了，老法煮饭并没有什么不好呀，又何必要翻什么新花样呢。”也有人说：“一粒米总归还是一粒米，并没有什么两样，要是说蒸饭可以节约粮食，除非人家不爱吃，不然的话一天能节约这样多粮食，绝对不可能的，不要‘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而造成浪费。”在试行中，每斤米比旧法煮饭多了半斤水，有人知道后就认为：这一锅饭，恐怕要变成稀饭了，这么多的水，什么时候才能吸干？但当同志们看到焖桶里都是又白又松的饭的时候，以上的怀疑和顾虑便都打消了。试验中我们并深入了解蒸的饭是不是好吃，吃下去是否容易饿等情况。结果证明，“生米蒸饭法”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普遍欢迎。
在中共上海市委、提篮桥区委等领导机关的支持下，我们已把这种蒸饭法向全区六百八十多单位作了介绍；其他各区约一百多个单位的伙食团也派人来参观过。听说中共普陀区委、新光内衣厂等单位试行这种蒸饭方法，都已收到了实际效果。这都说明“生米蒸饭法”对节约粮食是有很大作用的。
（原载“解放日报”）
第2版()
专栏：每个集体伙食单位都要节约粮食
党委可以“不管粮食”吗
罗乃文
武汉市粮食检查组在六月二十九日到了武昌第一纱厂，检查粮食按户核实计划供应工作。他们首先到党委办公室去，希望得到党委对检查工作的支持和协助。党委办公室的一个同志看了一下介绍信，便把检查组的同志们引到行政秘书室，口里还嘀咕：“什么事情都找党委！”第二天下午市粮食局汪世来同志打电话到武昌第一纱厂党委办公室去询问检查组现在何处，接电话的人直截了当地说：“不知道。”并且说：“我们党委不管粮食！”
虽然这只是该厂党委办公室个别工作人员的错误言论，但是在党委办公室里居然还有人这样不屑理会粮食计划供应工作，这是同该厂党委的负责同志不重视这个工作分不开的。该厂党委虽然曾经有两次研究过粮食工作，但是，经过讨论，把这个工作交给行政方面去做以后，并没有进行监督、保证。负责行政工作的副经理王品端说：“党委只对我简单地交代过两条：一是用粮不要超过纱厂一类的标准，一是不要违反粮食政策，别的就没有说什么了，也没有说要向职工传达中共武汉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关于集体伙食单位粮食计划供应分类按单位定量的指示。”王副经理还说：关于粮食按户核实计划供应的宣传资料他长期没有看到，后来还是向党委宣传部借来看的，宣传部又限期两天要还，所以看得也不够仔细。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副经理怎么能领导好粮食工作呢？武汉市委原来规定各单位必须在六月二十日前向群众传达动员，而武昌第一纱厂却一直到六月三十日，经过检查组的督促，才由王副经理简单地向各场和各科室的有关负责人员作了一次动员报告。到七月九日，该厂北场和科室部门还没有向群众传达，南场和布场是在传达工会代表大会精神时捎带把粮食问题提了一下。宣传资料呢？下面的工作人员到七月二十日以后还没有看到。王副经理在审核伙食团的购粮申请表时，只把表上的人数和粮数一看，认为每人每月所需粮食已低于分类粮食供应标准，便放心大胆地盖了章，至于表上的人数和粮数对不对，就没有管了。实际上，该厂伙食团五月份浮报人口六百四十九名，六月份浮报人口一百二十名。虽然实际购粮数并没有按申报人数购齐，但也大大超过实际起伙人数需要量。六月份每人平均为四十斤十一两粮食（存粮在内）。到月底，积压了八千五百八十五斤粮食，可供该厂食堂十一天之用。该厂保健食堂六月份开伙的九十四人中，就有八十九人的购粮关系没有转到厂里来。这样严重的违反粮食政策的情况，党委的负责同志也不知道。至于食堂里抛撒饭粒、丢馍馍，部分职工发牢骚、说怪话等等不正常的情况，更没有及时得到纠正。
当然，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武昌第一纱厂的行政领导方面应该直接负责；但这个工厂的党委决不能说是没有责任的。粮食的计划供应，是国家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项重大政策，各级党组织虽然不直接管理粮食工作，但决不能推卸保证监督粮食政策的贯彻的责任。
（原载“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