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翻译出版更多的外国优秀著作
怀梓
翻译工作对于交流国际文化、介绍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到我国来，就曾经在很大程度上赖于“五四”前后许多革命先辈，如瞿秋白同志等的翻译劳动。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对翻译工作都很重视。例如，恩格斯曾经翻译过沙尔利·傅立叶的作品。马克思曾经校对过“资本论”的法译本，恩格斯曾经校对过“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列宁也曾不仅在翻译工作上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而且非常严厉地批评那些歪曲了原文意思的译本，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低劣的俄译本。
全国解放以来，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我国的翻译出版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今年五月，我国翻译出版了三十多个国家的书籍，共计超过了一万种。其中苏联书籍约占百分之八十四，共计八千四百多种。而且，苏联书籍在全部翻译出版的书籍中所占的比重是逐年增长的，这充分反映了我国人民学习人类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热情。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在全部翻译书籍中占着首要的地位。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今年五月，共出版了二百零九种。
翻译书籍中，很大一部分是社会科学的著作。这些著作介绍了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苏联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这类书有二千多种，其中苏联书籍约有一千九百种。
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方面的书籍，共计翻译出版了三千四百多种，是全部翻译书籍中数量最大的一类。其中仅苏联书籍就有二千四百多种，而且这类书籍的翻译出版量逐年都在飞速增长。一九五一年为一百八十种，一九五三年增至五百二十八种，一九五四年更增至近千种。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对于充实我国的高等和专业学校的教学内容也起了显著的作用。另外，我们也翻译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名著。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已经重新翻译出版。
这几年，我们也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书籍，总数将近三千种。大批苏联文艺作品译本发行到十万册以上，个别译本，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已发行到百万册以上。人民民主国家的文艺作品也大为我国人民欢迎。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在我国被译成三种文字，印行七十多万册。这些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深深地教育了我国人民。在翻译的文艺书籍中，还有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作品。
但是，目前我们的翻译书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是远远地落后于我国读者的需要的。
举几个例子来说。
虽然我们翻译出版了很多苏联书籍，但是还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例如，许多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没有得到介绍，许多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著作和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通俗著作也没有得到翻译。
至于其他国家的书籍，我们就翻译出版得更不够了。有些在国际事务中同我国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如亚非两洲大部分国家，我们都还没有翻译出版过她们的书籍。印度、日本以及好些别的国家，有很多优秀的古典和现代的名著，我们也都还没有翻译出来。
很多受人民欢迎的外国作家的作品，我们翻译出版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例如，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幻想冒险小说家儒勒·维恩的作品在苏联已被大量翻译出版，但是我国除了有过一种几十年前出版的不大好的译本外，对于他的其他作品都还没有翻译出版。又如，吉洪诺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现代世界进步文学”中提到的世界进步作家中，有不少作家对于中国的读者说来，都是相当陌生的。
几年来我们的翻译出版工作还有一个重大的缺点，那就是很多重要的外国学术著作没有翻译出来，或者只有一些较旧较差的译本。例如，十七、八世纪很多西欧哲学家的杰出著作，如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洛克的“人类悟性论”、拉吉舍夫的“论人、论人的死和不死”、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以及今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孟德斯鸠的著作。
存在上述缺点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出版社对制定翻译选题计划的工作重视不够和经验不足。选题计划是出版社工作的基础。只有正确地制定翻译选题计划，才能保证翻译出版工作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才能有计划地约请译者、组织译稿。制定翻译选题计划时，不仅要照顾到国家和人民当前的需要，而且要照顾到今后相当长期内的需要。几年来，我国出版社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开始编制了选题计划。但是，他们对编制翻译选题计划还普遍缺乏经验，有些出版社对编制翻译选题计划仍然重视不足。主要的表现是，翻译选题计划还嫌混乱和贫乏，有的出版社甚至见到什么书就选什么书，见到译者提出什么书就选什么书，根本不作全面的仔细的研究。结果，造成出书的自发性和偶然性很大。该出的没出，不该出的倒反出了。因此，今后出版社在翻译出版工作中，必须进一步树立计划思想，并慎重地周密地制定翻译选题计划。
存在上述缺点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出版社对团结、组织、帮助和培养翻译工作者，特别是新生的翻译工作者的工作做得不够。目前，出版社间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看重老译者而看不起新译者、对帮助和培养新译者重视不够的缺点。并且，在对待老译者方面，对比较熟悉的译者信心较大，愿意约稿；对不甚熟悉的老译者也不放心。他们对不熟悉的译者和新译者，往往采取粗暴轻率的拒绝态度。例如，他们对不熟悉的译者的稿子，特别是缺乏翻译经验的译者的稿子，往往怀着不信任的心理（怕麻烦、怕出问题），因而对他们的书稿吹毛求疵，片面强调质量。有的编辑人员在发现了新译者的译稿中一些缺点后，就将译稿一摔，说：“这种人还想译书！”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是同出版社的团结、组织、帮助和培养译者的任务根本不相容的。此外，目前出版社在处理不熟悉的译者和新译者的来信上，还比较普遍地有拖拉作风，甚至
“推托”态度。例如，东北农学院某单位今年春天曾写信给财政经济出版社，联系十几本书的翻译出版事宜。过了很久，译者才接到复信。信中说其中三本书已另组稿，其他书“暂不拟约译”，要译者同科学出版社等单位联系。这样，译者就只得去信同别的出版社联系。但是，译者所得到的答复又是：这类书籍的出版任务，由财经出版社等单位担任。类似的情形，几年来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固然部分是由于各出版社之间翻译出版工作范围的划分尚欠明确，但是主要还是由于出版社在处理新译者的译稿时采取轻率和不够负责的态度。团结、组织、帮助和培养翻译工作者，特别是新生的翻译工作者，这不是一句空话。出版社必须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其重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注意。
各出版社之间、出版社同译者之间的联系不够，以致产生脱节和重复浪费的现象，这也是产生上述缺点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去年一年中，由于中央某部翻译室同出版社联系不够，以及他们接洽的出版社同别的出版社联系不够，所以这个翻译室译了十多部书稿（其中部分稿子未译完）都未能出版。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先同有关出版社联系，出版社之间也一定要有密切的联系和配合。
为了进一步开展翻译出版工作，还必须克服某些翻译工作者的名利思想，以及某些出版社的资产阶级经营思想。例如，有些翻译工作者光爱翻译读者较多的书籍，因为这样可以“传名”较远，可以拿到较多的稿费；有些出版社也光爱出版这类书籍，因为这样可以获得较多的利润。这也是造成目前外国学术著作译本严重缺乏的一个原因。此外，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翻译书已经很不少了，外国的书不完全适合我国的情况。这种片面的想法也是翻译出版工作进一步开展的障碍，必须加以克服。
同时必须提出，目前的翻译书籍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质量不高的缺点。好些翻译书籍中，还有文句不流畅、不通顺的情形，错译、漏译的情形也还不少。部分出版社，特别是部分私营出版社仍然有抢译早出的作风，部分译者也仍然有粗制滥造的作风。这些不良的作风也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目前，我们面临着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由于我们的文化还很落后，我们迫切地需要学习，——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的理论和经验中学习，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化中学习。毛泽东同志早就教导我们：“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新民主主义论”）因此，出版社必须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翻译力量，更广泛地更细心地培养和帮助翻译工作者，翻译出版更多的外国优秀作品，来满足我国人民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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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方面地改进企业党组织的工作
宋琤
厂矿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内容是丰富的，方法和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密切人民群众同党的联系，为了贯彻党的政策和实现上级组织的决议并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基层组织要多方面地关心企业的经济活动，动员全体党员全体职工的力量，领导工会和青年团，切实有效地对生产进行保证和监督；要不断地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要加强对党员的管理教育，组织党员学习，提高党员的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要做好宣传工作，领导报告员和宣传员时时刻刻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要在群众中经常地进行个别工作；要运用各种会议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还要编辑出版报纸、向群众做报告、讲课、读报等。这些工作都是为着共同的目的，并且是互相关联互相推动的。因此，要想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战斗的堡垒，就必须使党的各方面的工作都能不断健康地向前发展，就必须善于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方式来完成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当然，在一定的时间内，比较集中力量去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改进某一方面的工作，这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长期地片面地抓住某一方面的工作，或者只孤立地运用某一工作方法，因为这样做不可能真正加强基层组织的工作。
但是，有不少工矿企业中的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对于这一点往往注意不够。目前，有许多厂矿党组织的党员大会所以开得不好，对于改进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就因为这些厂矿的党组织长时期只孤立地抓住开好党员大会这一个环节，而没有注意从多方面去改进党组织的工作。有些企业党组织甚至把开好党员大会，当成了基层组织的全部工作，以为开好了党员大会就是做好了党的工作，就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工作中的一切问题。因此支部委员会，每月就是准备党员大会、召开党员大会、检查党员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而对于党组织的日常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工作则不很注意，甚至根本没有注意。
党员大会是党的基层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开好党员大会对于发扬民主，发挥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加强基层组织对生产的保证监督有重大的作用。因此，厂矿中的党组织拿出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如何开好党员大会，这完全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像有些厂矿党组织那样孤立地召开党员大会，就很难有显著的成效。而且，只有党组织的经常工作是深入具体的，党内的民主生活是比较充分的，支委会才有可能提出富有思想性的议题在党员大会上讨论，党员们才能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党员大会才会真正对党的各方面的工作起推动作用。相反地，如果支委会不注意从多方面来改进党的工作，甚至放松党的日常工作，那末党员大会也是开不好的。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党的工矿基层组织的情况正是这样。他们只是企图通过学习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党组织开好党员大会的经验来改变党的工作薄弱的状况，而不去注意改进和加强党的各方面的工作。结果，时间虽然过去了很久，而党的工作薄弱的状况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支部委员会就很难提出重大的富有思想性的议题交大会讨论，党员大会就弄得内容贫乏，议题缺乏思想性，每次照例讨论当月生产的关键或技术组织措施，照例就此做出决议。而大会的决议往往并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即使执行了，对改进党的工作的作用也不太大，因为这些决议并没有接触到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厂锅炉车间支部几年来所走的道路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支部在一九五一年就把力量都用在开好党员大会上，支部书记感到只有开党员大会才有工作，除了党员大会，就再没有别的工作。可是，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支部工作中一直有很多问题，对生产的保证监督始终是无力的，车间的生产计划经常完成得不好，支部的领导工作人员作风不够民主，支部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支部委员会中常常是按支部书记个人的意见办事。党内生活不够活跃，发展新党员、对新党员的教育工作都有不少缺点，有些党员经常闹待遇、不服从领导。工会、青年团的工作中问题也很多，在生产方面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一天忙于琐碎事务。支部把力量都用在党员大会上，可是党员大会也并没有开好，会议的内容一般化，讨论的问题和行政会议重复，党员们不感兴趣，大会的效果也不够显著，支委会也感到苦闷。一九五三年六月支部委员会改选时，检查了支部工作，揭发了以上许多严重问题，提出了改进支部工作的办法。支委会确定要发挥支部委员会的组织作用，制定了支部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和职权范围；加强对工会青年团的领导，明确了工会、青年团的主要任务，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领导工会搞好劳动竞赛，领导青年团教育青工提高技术，搞好师徒关系，加强对宣传网的领导等等，同时还学习了五三工厂的经验。从此，支部的工作逐渐有了比较全面的发展，支部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比过去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中的问题也引起了支委会的注意，并经常在党员大会上讨论，工会和青年团也都开始面向生产。支部对生产的保证监督作用显著地加强了，加上行政工作的加强，这个车间一九五四年被评为旅大市的先进车间。支部工作得到全面发展以后，党员大会的情况也改变了。党的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工会青年团的工作逐步加强后，自然就会提出许多比较重要的问题要求在党员大会上讨论。在一九五三年下半年以后，在党员大会上就先后讨论过：党的小组活动、新党员的教育问题、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遵守纪律问题、党员如何做宣传工作以及宣传网的问题，并多次讨论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工会的工作加强了，生产会议开得比较好了，党员大会在讨论生产问题时，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研究具体的技术问题管理问题，而较多地注意了政策方针和思想作风问题。锅炉车间支部的工作虽然还有不少缺点，但是他们改进支部工作的办法是值得注意的。
五三工厂二车间支部的情况也说明了只有注意加强党组织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发挥党组织的战斗作用，也才能开好党员大会。五三工厂二车间支部原来的工作基础就比较好，特别是在进行细致的深入的思想工作方面有很好的经验。在这一工作基础上，他们的党员大会就开得比较好。他们常常是由于支部进行了细致的深入的思想工作，从这里感觉到有某些重大问题需要提交全体党员讨论时，才有目的地召开党员大会。比如，今年五月间，车间的中心工作是贯彻经济核算制。支部从参加行政工作会议和对工长的个别谈话中发现，从工长到工人，对贯彻经济核算制普遍有“怕困难”“怕麻烦”和“与我无关”的看法。支部委员会随即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一谈对经济核算的看法。从这个会上支部委员会发现“怕困难”的情绪是没有根据的。比如，有的工长说自己年纪大了，文化低，搞不了这一套；但也有年老的工长却搞得很好，可见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支部委员会发现了问题，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材料，就广泛地开展宣传工作，同时支部委员们分工继续深入有重点地做个别的动员教育工作。支委会感到仅只这些还是不够的，贯彻经济核算应该成为全支部的行动纲领，便决定以“怎样克服贯彻经济核算制中的思想障碍，怎样使经济核算成为群众的行动纲领”为题举行了党员大会。这次党员大会基本上消除了贯彻经济核算中的思想障碍。五三工厂二车间支部这一次以及其他许多次的党员大会都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从这里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党员大会和党组织的经常工作之间的正确关系是什么。
也许有些人以为，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党组织在开好党员大会方面已经有了一套经验，党组织的其他方面的工作则经验不多，因此，一时很难多方面地去改进党组织的工作。实际上，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党组织的经验并不能解决开好党员大会的所有的问题，要开好党员大会还必须各地党组织继续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企业党组织系统的工作经验目前虽然不多，但这并不等于就不能从多方面改进党的工作。只要企业党组织以及党的省、市领导机关能够多方面地关心企业党组织的工作，能够真正深入实际生活中去，不断地把萌芽的点滴的经验总结起来集中起来，并及时地传播出去，不断地从失败和缺点错误中吸取教训，党组织的工作是完全能够逐步地得到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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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原上的卫生模范巴嘎
本报记者 林沫
在内蒙古草原上采访的时候，许多牧民向我描述他们过去的生活：住的是污黑破烂的蒙古包，炉灶没有烟囱，包里经常弥漫着呛人的烟雾；睡的是在潮湿的地下铺上块破皮子或烂毡子；穿的是一身油腻的羊皮袄。那时根本谈不到什么清洁卫生，几乎每家都有病人，草原上常常听到巫医跳大神狂敲乱打的鼓声；牲畜和婴儿死了到处乱扔……这就是旧社会牧民生活的悲惨景象。
这样的事情，已成为历史陈迹了。如今，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过几年的时间，已经生活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在陈巴尔虎旗的哈顿胡硕巴嘎〔注〕，有一次我到牧民索伦巴特尔家里。这是一个陈设整齐、爱好清洁、生活快乐的新家庭。主人领着我走进蒙古包，一个小男孩就跑上来同我握手问好。这个对人亲热、懂得礼貌的孩子刚满四岁，健康活泼，脸又红又胖，穿着半新的绿布花袍子，脚上的小羊皮靴还绣着花边。
我仔细看了这个家庭的陈设。蒙古包里四周围着花布幔；三面放着三张床，床上铺着毛毯子、花单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中间放着安有烟囱的铁炉子；正面挂着毛主席、朱副主席和苏联领袖像。四岁的小达德尔舍能够一一说出中、苏两国人民领袖的名字。阳光由天窗上射进来，包里亮堂堂的，女主人安详地坐在床上做活计。
一个用白布罩着的食具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经主人允许撩起那洁白的布罩子，见上面一层放着一排细瓷碗，下面放着几个盛茶、打水、挤奶用的薄铁桶和一个白色搪瓷桶。这些东西都擦洗得明光发亮，饭碗都倒扣着，免得落进灰尘。主人告诉我，按旧社会的老规矩，饭碗是不洗的；人们说，洗碗会把“口福”洗掉。而这些老规矩已被新规矩代替了。主人指给我看，他们的菜刀、捍面杖、案板，每样都做有一个布套子，用后就把它装起来。这办法很适合于他们的游牧生活。我用手指在食具架里外到处摸了，也不见染有灰尘。那放碗的木板，由于经常洗刷，显露出光滑的丝纹，就像用砂纸打磨过一样。在床前地下铺的几块活动地板，也洗刷得同样干净。显然，这家的主人已经养成了爱好清洁的习惯。
起初，我以为这不过是个别家庭的突出事例，当我走过很多地方，我才了解到这里牧民已普遍地讲卫生了。
改变人们千百年以来所养成的旧习惯，是需要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的。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派了一个名叫宝音达来的蒙族医生，到陈巴尔虎旗的哈顿胡硕巴嘎给牧民治病。这是一九四九年的事了。当时他统计，在一个居民组的四十一个人中，就有二十九个病人。他知道，如果只把眼前的这些病人治好，而不想法改进卫生工作，消除疾病的根源，牧民的痛苦是永远无法解除的。他就一面治病，一面向牧民讲解卫生知识。经过几个月的工作，许多牧民亲身体会到他是给自己办好事的。牧民索伦巴特尔、斯德布等深深相信了他的话，他们首先动员自己家里的人实行改进卫生的办法，并到处向群众宣传。
索伦巴特尔同斯德布向群众宣传讲卫生，开始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有的老年人说：“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我们活了一辈子了，有什么不好？”有的说：“衣服常洗要费布，你们这么干，要作孽造罪呀！”
他们感到光这样一般宣传不行，于是就作了几个“卫生模范”牌子，发现那家有一点改进，就把模范牌子给挂在门口，并发动大家去参观。他们懂得，牧民的荣誉心都很强，如果大家说他好，他就一定要做得更好。参观的人到斯德布家。斯德布的母亲说，用火剪子从锅里夹肉吃，实在不好，说着，她就拿出一双木筷子给大家看。人们说：做这东西不费事，可比用火剪子干净多了。大家到色音虎家，见他家的碗都洗得干干净净，口朝下放在一块木板上，上面还用布盖着，不像别家那样把碗放在地下，碗里边落一层灰土。但色音虎的母亲说，她家做得还不够好，譬如水桶、茶壶都放在地下，底子上沾一层灰土，拿起来就插到水缸里盛水，怎么不脏呢？要弄个什么架架，把这东西放在上边才好。这话一下提醒了索伦巴特尔。索伦巴特尔原是个木匠，他就根据大家的意见，制作出了一种活动的食具架。这东西只需几根木头和几块板。牧民要搬家时，可以把它拆开放在车上；到地方就在蒙古包里安装起来，外边套上个布罩子，把锅碗瓢勺放在里边。落不了灰土，也飞不进苍蝇。这种木架现已在全旗的牧民中到处推广起来了。
当时，他们就这样一边示范推广，一边吸收群众的意见，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研究出了七十多条改进卫生工作的办法。后来，巴嘎里又选了卫生委员，成立了卫生委员会。卫生委员根据大家研究规定出七十多条办法，经常到各家宣传、督促和检查。
起初，有些人对讲卫生还抱着应付的态度。那时，连索伦巴特尔的妻子燕彩也是这样。她为了得到卫生模范的光荣，在检查卫生时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但等检查过后就马虎了。时间长了，她就想：自己清洁不清洁，同检查的人有什么关系呢？讲卫生，一家老小不生病，是对自己有好处呵！以后，不论检查不检查，她都照样注意卫生，天长日久，就慢慢养成了习惯。家里整齐清洁了，心里就舒舒展展的，要看到什么地方不干净，坐下来做活心里都不安然。
一家家就这么慢慢养成了爱好清洁的习惯，不两年功夫，全巴嘎的卫生情况就有了显著改进。附近的人到这里串亲戚，一走进蒙古包，就见大变了样：床上被褥叠得整整齐齐，锅碗瓢勺擦洗得明光发亮，不论大人小孩，手脸都洗得干干净净，个个显得特别有精神，病人也大为减少了。有个叫皮列玛的妇女，到这里走娘家，就把哈顿胡硕巴嘎开展卫生工作的办法带回去推广。后来她们那里也成了全旗的卫生模范巴嘎之一。
这几年，哈顿胡硕巴嘎的卫生模范事迹，年年受到上级人民政府的表扬，巴嘎里的人们爱清洁、讲卫生的风气，已在草原上传播开了。
〔注〕巴嘎——相当于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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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牧区的一个帐篷医疗室
燕树桂
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南部牧区的一个山头——松木坛，七月上旬出现了一簇五个帐篷。这就是甘肃省民族医防队第二队的帐篷医疗室。
民族医防队的医务人员，过去给牧民看病是流动性的。他们在一个地方住一些日子，又重新搬到另一个地方，这样治疗慢性病有很多困难。因此就决定选择一些适中的地方，把医防队的地点固定下来。松木坛的帐篷医疗室便是其中之一。当这件事传到牧民部落里的时候，牧民们非常高兴。医务人员刚一到，他们便来帮忙，打扫地方，搬东西，搭帐篷。有些人还送来木柴、牛奶、羊肉和青菜，欢迎来到牧区工作的医务人员。
在松木坛工作的医务人员有七个人，他们同在别的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一样，想出许多办法克服摆在自己面前的困难。办公没有写字台，便把药箱翻过来，用树枝支上，当桌子用；诊疗室没有病床，就在地上铺上地毯，作为病床；烧饭没有木柴，工余时间就到山里去捡，煮饭没有水，自己到河里担；吃不到青菜，就托人到城里买一些咸菜来。一到工作时间，大家都投入紧张而严肃的劳动中。工作过后，医务人员有时间便访问附近的牧民，问他们在治疗后有什么反应？效果如何？对医务人员有什么意见？然后根据访问结果改进自己的工作。前些时候，牧民正在忙着剪羊毛，没有时间来就诊，医务人员就分别到牧民的帐篷里给牧民治病。
附近许多患轻微病症的牧民由于得到及时的治疗，很快地恢复了健康；一些慢性病患者得到不断治疗，症状也在开始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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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操队在北京的表演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操队八月二十八日晚在北京北海体育场举行首次访问表演。图为在表演会上的中、德体操运动员。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健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平衡木冠军维拉·埃瓦德表演平衡木。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
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在表演会上致欢迎词。
本报记者 高粮摄
北京市学生代表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操队运动员献花。
本报记者 高粮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健将亨斯·奥托·维尔纳表演鞍马。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奥林匹克女子体操八项”全国比赛冠军、自由体操冠军、跳马冠军英格里特·米哈埃利克表演高低杠。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