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们不能忘记这件事
易家祥
编者按：美帝国主义的间谍组织“第四十四海外观测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一九五一年七月）被我们破获的。这件事虽然隔了几年，但对于我们现在的斗争仍然有重要的意义。这里暴露出有些同志（如东北铁路总局厂务部部长等）政治上极端麻痹，对于国家的机密采取了极端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同时也暴露出我们的人事制度有极严重的漏洞，特别是负责干部随意介绍亲友、同学参加工作而不经周密审查的现象是十分危险的。在这次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必须彻底消灭一切类似的严重现象。
一、部长家里的座上客
事情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初期。
一个星期日，在哈尔滨市东北铁路总局厂务部部长的家里，晚饭后，一家人在谈论着朝鲜战争。部长的姐夫、东北铁路总局的职员于葆廉也和大家坐在一起。
“听说美国的空军很厉害，如果他们来空袭，我们可有什么办法防御吗？”于葆廉向部长问道。于葆廉近来到他的内弟家特别勤了，并且时常向他的内弟提出一些关于战争前途的问题。他显然十分关心当前的局势。
“怕什么，一点也不用怕。”部长听了于葆廉的话，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最新式的喷气式飞机，这种飞机的时速是××××公里。今后空军方面可以制胜，空袭不必怕。我们各地机场都有高度灵敏的探测设备，敌人的飞机还在××××公里以外就可以探知了。特别是××机场，设备很好，有了这种设备，敌人的飞机还没有到临，我们的飞机就可以起飞迎击，这有什么可怕的？”
“现在我们每天都有××××节车皮的物资去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那么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还打败了日本鬼子，今天爱好和平的人民大力支援朝鲜，物资这样雄厚，还怕打不胜美国鬼子么？”部长热烈地说。
这位部长毫无警惕地泄漏了国家的极为重要的军事机密，而他家近来的那位常客、他的姐夫于葆廉却正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间谍！但这位部长的罪过不是仅此而已，他把党内发的一些机要文件带到家里随便乱放，于葆廉乘机偷看了，就又获得了更多的情报。而于葆廉所以能够钻进人民铁路机构中来，不也是因为这位部长的麻痹大意么？这位部长和于葆廉从小是同学，后来又同到北京上大学，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爆发，两人的联系断绝了。部长参加了八路军。而于葆廉在同一时期，先是在北京某大学当讲师，后来却跑到天津当汉奸去了。他当过“天津市剿共委员会”的秘书、科长、总务处长以至秘书处长。解放后，一九五○年到北京开会，两人久别重逢。于葆廉隐瞒了他丑恶的历史，要这位部长给找个工作，这位部长慨然应诺。于是他的这位姐夫、美国间谍于葆廉就经他介绍到东北铁路总局某部充任科员。正好于葆廉的职务需要时常沿铁路到各地去了解情况、搜集材料，这对他的间谍活动太有利了！既有公开的身份，又能各地走动，利用这个条件，他极其方便地搜集了许多情报，特别是当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发后，按照美国间谍机关的指示，于葆廉的刺探情报的活动就更其加紧了。大量的极重要的情报，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某些部队的集结地点，部队番号、装备、人数、指挥人员，后勤基地所在和我国的空军基地所在、机场设施、民兵状况等等，都被他在出差到各地时搜集了去。而这些情报，有时候，不过两天就送达东京和汉城，摆到了美国侵略军将军们的案头。
二、在物理实验室127A里
傍晚，华灯初上的时候，北京的吉士林咖啡馆里宾客满座，笑语喧哗。
在西南角上的那个厢座里，面对面地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盛装的三十几岁的女人，另一个是穿着整洁的干部制服的文质彬彬的男子，两人在愉快地轻声谈着话，那女人在谈话时，微笑着而且两眼四面流盻。
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那男子从桌上的杯碟下边取出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条，迅速地放进上衣口袋里。
美国间谍李敏慧和王浚文之间的一次情报传递完成了。
当天深夜，北京定阜大街前辅仁大学内，人们都已熟睡了，幽暗的校园内一片寂静。黑暗中有一个人在校园内鬼鬼祟祟地穿行。他踮着脚走着，一边注意听着四外有没有响动，他走到物理系地下实验室127A门前，极度小心地用钥匙缓慢地打开了门，轻轻地走进实验室，随即又把门锁上。
美国间谍、前辅仁大学物理系讲师王浚文溜进了他的专用实验室，立刻从仪器橱内取出一部美式特工收发报机，这部收发报机是美国特务机关发给的，为了掩人耳目，王浚文把它混在学校的无线电讯仪器里，并在上边贴上了学校仪器的标签。王浚文取出收发报机放到桌上，马上插上电插肖，戴上耳机，用食指按着电键开始拍发呼叫讯号：L·E·H，L·E·H，……两分钟以后，美国间谍机关电台的回答来了，王浚文于是开始发报。发报的内容是：“?中共空军现已有时速××××公里之喷气式飞机、东北……机场停有×××架左右。?东北各机场皆有××××设备，可探知××××公里内之敌方飞机，以××机场者效率最佳。?中共每日均有……物资共××××车皮运韩。本次情报搜集人于平（笔者注：即于葆廉的间谍代号），发报人杰克·王，一九五○·十一·三。”发报完毕，又开始收报。收报的内容是：“?速探报东北境内重要铁路机厂位置，以经纬度及附近地点注明，以便遣机轰炸。?东北工作亟需加强，长春有无建立组织之可能？如有，请即积极进行，由你组拨给电台一部，争取新年与港通报。?三近三月来你台所报情报均极有价值，兹决定除本年度经费一万二千美元外，另发奖金二千七百美元，可随时来港领取。”
收完报以后，王浚文又把电台放到仪器橱里，然后回到他的住室睡觉。
第二天，当王浚文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待人诚恳”、“态度谦和”的青年教师。讲师、物理学硕士王浚文一向是以伪装进步来掩饰他的特务活动的。他教书“认真”，对同学们的学习很“关心”。他“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他赞叹地说：“这分析多么精辟，道理多么正确呀！”学校团组织由于对他缺乏严格认真的审查，他们被王浚文骗过了，把他当成了进步教师，而在一九五○年年底，正当王浚文的间谍活动随着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军事冒险而加紧的时候，王浚文竟被吸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了团友（在混进青年团以前，他还曾通过秘密电台向美国间谍机关请示过，得到了“批准”）。此后，王浚文的间谍活动更加猖狂起来，同美国间谍机关通报的次数增加了，更多的重要情报更迅速地报给了美帝国主义间谍机关。
三、一根线的两端
王浚文、于葆廉、李敏慧这几个卑劣的灵魂是怎样勾联起来的？这根黑线通向何处去？
王浚文、于葆廉、李敏慧同属于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潜伏间谍组，这个组共有间谍五人：组长丛克中，自兼译电员，是老牌美国间谍，特工代号麦迪逊（Madison）。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充当美国间谍。从外表上看，他是个“药物化学家”，解放前曾在沈阳医学院教书。报务员是王浚文，情报员是于葆廉和陈祖汉。陈祖汉的公开职业是“西药行商”，家住北京东单新开路，专跑东北各地“作生意”。在这种“作生意”的旅行中，他刺探情报，并且把于葆廉的情报带到北京拍发。交通联络员李敏慧，是陈祖汉的妻子，外表上是一个浮华的家庭妇女。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前，为了加强间谍活动，丛克中离开北京到香港，在美国间谍机关指示下从事训练间谍、往大陆大量派遣的工作。丛克中临走前，曾召集陈祖汉、李敏慧、王浚文到颐和园昆明湖上泛舟密谈，研究他走后的间谍工作问题。依照丛克中的布置，他走后由陈祖汉继任了潜伏组组长，兼任情报员、译电员。
黑线的另一端在香港，那就是美帝国主义的海外间谍破坏活动机构——“第四十四海外观测队”（External Survey Detachment44）的驻港机关。从香港，黑线联到日本东京的“盟总大楼”；从东京，黑线联到太平洋彼岸玻多玛克河畔的城市——华盛顿，那就是黑线的尽头。
潜伏间谍组的每一项活动，都是同华盛顿的侵略政策紧密结合的。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并进而侵略我国的阴谋原是蓄谋已久，这在潜伏间谍组的活动中有着鲜明的反映。间谍组设在北京，早在一九四九年，香港的美国间谍机关就指令间谍组要全力刺探关于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情报。一九五○年四月，距离朝鲜战争爆发还有两个月，间谍陈祖汉第三次到香港汇报工作并领取间谍经费和电报密码时，直接指挥这个间谍组的老牌美国间谍罗纳德·麦兹中校（Lt．Col．Ronald Metz），更指示陈祖汉在东北发展“地下武装”，准备进行“敌后军事活动”。陈祖汉潜返大陆后，就积极物色曾任国民党军官的反动分子，准备把他们收罗到间谍组织中，筹组“地下武装”。朝鲜战争爆发后，间谍组的活动达到了顶点。美国间谍机关不仅指令间谍组利用一切手段，加紧刺探东北的各项情报，首先是军事情报，而且屡次要求间谍组在长春建立间谍组织，同香港美国间谍机关通报，进一步扩大进行间谍破坏活动，以配合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军事行动。
一九五一年六月，间谍陈祖汉第五次到香港和美国间谍机关联系、会见麦兹后，麦兹曾强调地告诉他：“回大陆去要好好工作，把工作重心完全放在韩国战事上。”麦兹在被调到冲绳间谍机关前，又叮嘱陈祖汉说：“今后要加强联系。为使每次通报都更为顺利，你们发报均由香港、冲绳、东京三地共同收听，这样当可使每次通报都准确无误。”
然而，不久以后，人民惩办陈祖汉等几个背叛祖国、罪该万死的特务间谍的日子到来了。
四、难逃法网
一九五一年七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从北京开往长春方面的一次特快列车鸣着尖锐的汽笛驶进了京山铁路的唐山车站。在来来往往的旅客群中，有四个穿着黄色制服的公安人员急促地走向一节软席客车。他们分为两人一组，从客车的两头登车进入了车箱。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他们走到一个身穿绸衫正在不停地挥着扇子的旅客的面前。
“举起手来！现在你已经被捕了！”公安人员厉声说，同时出示了逮捕证。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呀？”那旅客遵从地站了起来，举起两手。公安人员搜查了他的全身。搜查的时候，那旅客看看公安人员手中的手枪，狡诈地说道：“同志：这恐怕是出于什么误会吧，你们应当……”
“住口！为什么逮捕你，你自己知道！”公安人员严厉地喝住他。
这个旅客就是陈祖汉。
同一天，美国间谍于葆廉在沈阳被捕，王浚文、李敏慧在北京就擒。
这几个万恶的匪徒，甚至在预审法庭上，还企图狡赖自己的罪行。
但是，当确凿的罪证：两部电台、十几本电码、密写药物、密写纸、大量间谍活动经费等等被提出来的时候，这几个间谍不得不低头认罪了。
没有一个反革命罪犯能够逃过人民的制裁。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判处了这个潜伏间谍组织的四名特务间谍以死刑，结束了他们的罪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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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做了青年团员应该做的事情
陈鹤翔
在河南省泌阳、方城、唐河三县交界的地方，隐藏着一小撮反革命的会道门分子。解放前，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恶霸相勾结，用封建迷信的手段，榨取群众钱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一九五三年人民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他们曾伪装“悔过”，“登记自新”。事后他们却更加隐蔽、更加积极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夜聚明散，发展道徒，散布谣言，破坏人民政府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他们在泌阳县羊册镇进行了多次密谋，决定组织反革命暴乱。他们用威胁利诱的方法，分头在唐河、方城、泌阳等地进行串连活动。串连的对象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中思想落后的分子，以及立场模糊、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今年春天，这些反革命分子自己觉得串连的人数差不多了，就确定这个反革命暴乱的组织为“救民军”。匪首李炳照为“总帅”，张太亮为“参谋长”，另外还委任了一些骨干分子为“团长”、“队长”。一切安排停当之后，他们计划在农历二月初十动手。先打羊册区人民政府，抢合作社、银行营业所、仓库，再攻打泌阳、舞阳、方城、南阳等县城，“成功”以后，以方城为“京城”，国号“大佛国”。初十夜里下大雨，人未聚齐，阴谋未成。于是李匪等又计划在农历三月十六日（即公历四月八日）在羊册镇举行暴乱。
但是，就在他们发动阴谋暴乱的当天，由于青年团员张桂芳的检举，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全部落入了法网。
张桂芳检举反革命阴谋的事实，表现了革命青年应有的高度政治警惕性，以及在同社会主义敌人进行斗争中的机智和勇敢。这个事实也说明，当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斗争时，反革命分子的任何阴谋都是要失败的。
今年春天，青年团员张桂芳发觉有个叫张文卿的人常来找自己的丈夫傅广成。开始她不怎么在意，因为他们同在一个铁业生产合作社里，张文卿还教过傅广成手艺。可是，张文卿同她丈夫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了，有时鬼鬼祟祟地一天来找几次。她丈夫往常说什么话都不背着她，现在他们俩总背着她在一起咕叽咕叽；更奇怪的是，有时张文卿还特地把广成叫出去说话。他们到底说些什么事呢？张桂芳心里好纳闷。她曾几次问过广成，广成总支吾不说。她又想起，张文卿虽说是个铁匠，但也并不是好人，解放以前他不干正事，时常侮辱妇女；解放以后受到群众几次斗争，但他并不认真改悔，平常不断说怪话，破坏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想到这里，张桂芳警惕起来：张文卿一定是在勾引广成干坏事！
四月七日，张文卿又把广成喊走了，半天才回来。广成一回家，就悄悄地同娘说：“娘，你明天可别出门去！”桂芳听到这话以后，越发疑心了，她就追问广成；他们俩到底成天咕叽啥事。广成还是支支吾吾。但桂芳这一次纠缠住不依，非要他说明白不可。广成缠她不过，就把张文卿串连他，企图组织暴乱的阴谋，告诉了妻子，并说，明天就要动手啦。桂芳听了，大吃一惊，又是气又是恨。她想立刻去报告人民政府。但转而一想，还没有弄清楚带头的是那些人，于是又追问傅广成。正在这时，张文卿又来了。
原来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张文卿是庙道会的道徒，因为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已被李匪炳照封为所谓“救民军”的“总指挥”。他这次来的目的，一是串连傅广成夫妇，一是想通过张桂芳收买她娘家的表哥李德善。因为李德善当乡民兵中队长，可以从他那里取得枪枝。张文卿一进门，见到他俩正说着话，就笑着问：“知道了吧，桂芳？”桂芳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问：“啥事？”这个反革命分子猖狂地说：“现在事快成了，就告诉你吧，就是你去报告也不怕了！”他就把举行暴乱的计划说了一遍，并威胁桂芳说：“广成你俩都是青年团员，要是你不参加，那我可不敢保险会出什么事……。”
桂芳为了弄清真象，就将计就计答应下来。马上，她又故意装作害怕，怕万一成不了事。她又追问张文卿一共有多少人，怎样组织起来的。张文卿话到嘴边又留了半句，桂芳见他迟迟疑疑不敢说，就紧接着假声明一句：“你只管说吧，我保险跑不了风，说了我也好参加呀！”张文卿只当桂芳真的决心参加了，就将“庙道会”、“救民军”的组织、头目，一一说了出来。最后并要她去收买李德善，说：“现在要亲帮亲，邻帮邻，你表哥是个干部，不参加就保不了险；他要参加，你要他到时候带了民兵和枪枝来……”桂芳也都答应了。
这一晚上，张文卿一直到大半夜才走。张文卿走后，桂芳就向广成说：“你是上了敌人的当了！”她说：“他们起来暴动，是要推翻新社会，让地主恶霸再来统治咱们。你想想，解放以前，咱家没一亩地，没一间房，在寨壕里搭个茅棚住，爹要饭，娘卖茶，那时过的啥生活！解放以后，分了房子分了地，生活一天比一天强，你倒忘了本，想跟着反革命分子起来反对解放咱们的共产党、毛主席，你想想，你成了啥人了啊……”经过张桂芳反复地说服教育，傅广成终于醒悟了。他向妻子表示一定不跟反革命分子一起干。但他又不叫桂芳去报告，因为匪首们曾说过：“谁有三心二意，走漏了风声，就杀死谁。”桂芳听他一说，也犹豫了一下。但她想到，如果不报告，敌人明天就要杀害干部和党员，国家的粮食和财产就要受到重大损失。以后她又想到，人民政府的力量是强大的，一定可以把反革命分子全部肃清。她想起了在敌人铡刀下英勇不屈的刘胡兰的英雄形象，也给了她力量和勇气。她决心不顾反革命分子的任何威胁，做一个青年团员应该做的事。
过了一会儿，天就亮了。桂芳决定立即上区人民政府报告。她刚抱了孩子想出门，又想到，如果被张文卿他们发现，岂不反而坏了事？怎么办呢？她想起了，张文卿不是要他去串连李德善吗？李德善这个人她是了解的，平常工作积极，办事立场坚定，就决心去找他。要是碰到敌人，就说是去串连。刚走出街不远，恰巧她娘家妹子赶集来了，桂芳就叫她妹子找来李德善。李德善听完桂芳反映的情况以后，立刻就悄悄地到区上报告了。
区人民政府原先已经知道这伙反革命分子准备举行暴乱，听到李德善的报告，就派人向张桂芳了解敌人活动的具体情况和部署。同时组织武装力量，把羊册镇包围起来。敌人原准备在这天晚上暴乱，白天，匪首和骨干分子装作赶集，都已聚集在镇上。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他们的阴谋未逞之前，就被人民政府一网打尽了。土枪、大刀、斧头等武器也全被缴获。
现在，这一小撮反革命罪犯已经受到他们应得的国法制裁。人民法院根据他们的罪恶轻重分别判处了他们死刑或徒刑。
二十二岁的青年团员张桂芳，不久以前光荣地参加了河南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她在对暗藏敌人进行斗争中的机智和勇敢，激励了每个到会的青年。青年们懂得了：百倍地提高警惕，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是祖国青年一代的神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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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老传说的现实性
苏联作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阿·莫罗卓夫
我关于中国戏剧艺术的概念，长时期限于中国古老的传统戏剧的范围。并且，这些概念主要是从讲演中或是博物馆中得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剧团的演出将使我永志不忘的不仅是我同我们友好的新中国艺术界第一次相识的欢欣，而且是由于一切看到和听到的真正的艺术感受所引起的极度兴奋。戏剧的演出达到了巨大而非凡的技巧，做到了容易了解，同时艺术语言又是独特和富有表现力的。
越剧团的全体人员给我们展示了中国古老的诗篇——崇高的情感、思想和愿望的诗篇——的新世界。人民永远梦想美好的、崇高的和自由的生活，并且把自己的梦想编成歌曲和故事。优美的歌曲和故事号召人们前进，激起人们对社会的不公道、邪恶和压迫的愤怒。真正人民的诗篇永远在走着不同历史发展道路的各国人民心中得到共鸣。
正因为这一点，在民间传说基础上创作的歌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才使苏联的观众入迷和感动。
凝结在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中的事实的高度真实性，生动地并直接地感动着我们。这种经过长期锤炼成的、对于我们是生疏的表现方法，不仅不因为它的奇异而妨碍我们领会，反而更加强了美感印象的效果。这同“外国情调”，同欣赏不习惯的艺术毫无共同之处。
由另一个民族所揭示和创造的艺术规律性的成就，给我们展现了这个民族独有的民族的和历史的特征。历史的现实是取之不尽的，而它的实际反映形式也是非常丰富的。因此，保留民族特征，继承有时是来自往昔的古老艺术传统，是真正的、高度的现实主义艺术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现实不是毫无声色地摹拟，而是在真实的、诗意的形象中表现它。越剧团的演员们正是创造了这种形象！
梁山伯和祝英台是人民的光明希望的化身。他们冲破了限制他们的社会环境。对于知识的热爱，对于书籍和教育的尊重，都强调表现出他们的思想和意愿的高尚的人道主义，使他们成为人类完全解放的新思想的预言者。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不单纯是两个情人的故事，也不仅是关于爱情和忠实的诗篇。这一对情人是具有伟大生命力的人。但是，这种生命力的表现不仅在于肯定了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的权利，当然，这种肯定本身就是对封建社会结构的一种大胆的挑战。充满着崇高的情感和痛苦的歌剧主角，号召走向更好的未来，并预示着这个未来。因此，他们的死本身就是一种凯旋和胜利，就是一种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幸福充满信心的源泉。他们使我们的智慧和心灵开朗起来。
女演员范瑞娟创造了梁山伯这样一个温柔的、富于理想的青年的卓越形象，他正直而勇敢，聪明而天真，无论对人对己都是真诚的。在祝英台（女演员傅全香扮演）的美丽的机智里，包含着第一次承认爱情时的温柔，她竭力想用暗示和双关语向梁山伯吐露自己的秘密。
描述旅途的整个第四景，充满了异乎寻常的抒情的魔力。在一个小小舞台上体现出十八里长的旅途，可以看作是真正的戏剧现实主义的高度成就。梁山伯和祝英台在静止的舞台布景前行走，而观众却当真觉得风景时时在变化着，觉得在他们所经过的途中出现了群山和陡峭的上下坡，觉得道路是在沿着绿色的小丘蜿蜒。于是，我们面前的潺潺的小河上有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拱桥。这个青年和少女显然是走过了这座桥。在小桥旁边，祝英台说了关于牛郎和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寓言。
情感和演技的真实性，是永远比任何舞台道具都更有说服力的。如果在舞台上出现了小桥和小河的舞台布景，难道就能在这种真实性上添加些什么吗？这座小桥无论是用怎样的艺术风格建立起来的，也不管它本身是怎样轻巧而优美，它也未必能给形象的艺术真实性添加什么。我们知道，所谓真正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单纯摹拟生活中所直接看到的东西，而是要发掘全部现实的真正的和深刻的内容，其中包括从思想和道德上对现实所作的评价。
关于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富于诗意的传说，给我们揭示了旧中国社会关系中的异常真实的历史现实，这种社会关系是在具体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越剧团的演员们把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最纯洁和最富人情的东西抽取出来，并把它们体现在独特的艺术形式中，这样就在我们眼前揭示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崇高的心灵。为了这件事是应当多多感谢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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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阿尔巴尼亚的音乐艺术学习
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 张文纲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反抗侵略者、压迫者的斗争中，阿尔巴尼亚曾经出现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阿尔巴尼亚人民崇敬他们，热爱他们，歌唱他们。来我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合唱队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英雄阿西姆·赛乃列的形象。他在一九四三年反抗意大利法西斯军队的激烈战斗中壮烈地牺牲了，但他使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付出了伤亡数百人的代价。歌曲作者穆斯塔法·克兰其亚用两个非常富于民族色彩的音乐主题，极其朴素地而又十分突出地描绘了这位英雄的形象以及人民对他的崇敬。在一段相当长的前奏里，作者先用从第一个主题发展出来的乐句使人们沉入对英雄无限痛爱的情感里，然后用从第二个主题发展出来的“快板”的乐段，表现了展开的一场激烈的战斗。最后，在下属调出现了开始的乐句，并从主调主音小三和弦转回大三和弦，慢慢地引出男中音独唱及合唱队鼻音伴唱的第一个主题。就在这前奏的最后几个小节中，作者把人们紧张、沉痛的感情带回到充满着希望的境界里。第一个主题就对我们诉说了一位同人民血肉相关的英雄的死，仿佛一颗巨星殒落在人们的心上，这沉重的殒石压在每个人的心上，从殒石底下流出了炽热的泪水。突然，泪水燃烧起来，像千百支火把燃烧起来，人们对英雄发出了雄伟的誓言，人们漫山遍野地在前进着，高举着英雄的旗帜前进着。这是由合唱队响亮地唱出的第二个主题。这是英雄阿西姆·赛乃列的气概，也是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雄气概。
由这样的英雄人民所组成的战斗队伍是所向无敌的。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中，人民武装从三千人的一支游击队发展成为七万多人的人民军。他们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残酷的斗争，终于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完全解放了自己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曾创作过许多歌颂战斗部队的歌曲。多拉·列卡所作的“第一师进行曲”就是许多杰出的部队歌曲中的一个。作者完全掌握住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战斗传统，掌握住了在劳动党领导下的充满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新的人民武装的气质，以千军万马排山倒海的气概写出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进行过史无前例的战斗的人民军第一师。它的副歌只有短短的八个小节（反复）这是多么豪迈雄壮的声音！它是号召人们参加战斗的号角，是鼓舞人们奋勇向前的战鼓。我们任何人都会从这里得到力量，而敌人听到它，就一定会胆战心惊、闻风披靡。
阿尔巴尼亚的作曲家们，不仅运用他们高度的技术，写下了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全国人民现实生活中最重大的主题，同时还写了许多表现人民生活各方面的作品。例如著名的作曲家克里斯托·考诺写过“第二突击团”、“女受难者波洛娃”、“献给斯大林的礼物”、“莫斯科颂”、“恩维尔颂”、“五年计划”、“德莱诺夫枞树林”等，还写过歌剧，也写过管弦乐作品；同时他也写了一些短小的关于爱情的抒情歌曲。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中的阿尔巴尼亚国立音乐院演员玛丽亚·克拉娅经常演唱的“姑娘和月亮”就是很优美的一首。这首短歌有着非常鲜明的音乐形象，一开始，旋律就把一位对着月亮发问“月亮！我心爱的人儿真的爱我吗？”的少女的不安和焦虑以及问话式的语气生动地写了出来：是肯定的：“小伙子是不会欺骗你的。”旋律立刻转入了关系大调，并且充满了同情和安慰，在歌声的最后三小节，我们甚至听到连月亮也沉缅在爱情的喜悦里了。
阿尔巴尼亚人民有丰富多采的民歌及民间音乐。人民军歌舞团的艺术指导兼指挥加乔·阿夫拉齐说“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歌唱的民族”，是一点也不夸张的。由于阿尔巴尼亚地形的复杂，从北到南约三百公里长的地区内，几乎每十公里地区内的音乐都存在着差别。它们的节奏非常多样复杂，常见的是5/8、7/8、（一个小节4/8，一个小节5/8）、等，再加上那种特有的音的进行习惯，某些特有的滑音和乐器的组合，就构成了它们非常鲜明的民族风格。它们有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表现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演出的合唱、独唱、重唱节目及舞蹈的伴奏音乐，给我们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各地区的许多主要的民歌和民间音乐。其中有些是经过加工改编的。阿尔巴尼亚的音乐家们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不仅在和声及对位的应用、乐曲的组织形式、乐器的组合等各方面，都充分地保持了民歌和民间音乐的原有特点，并且应用这些新的技术来使它们原有的思想内容更为突出，原有的优美性更为显著。例如卡乔·乌齐为合唱队改编的“说吧！说吧！”和尼古拉·查拉齐改编的“这里的泉井有没有水”，前者在歌曲后半段极其优美的旋律下，生动地加上了用“啦”来唱的短音；后者在歌曲开头两句及最后一句的末尾，都用第三声部唱出一个非常有特性的旋律；他们都真正做到了“锦上添花”。
我们还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倾听着久尼·阿达纳斯和阿夫尼·穆利亚演唱的莫霍达·节地古所创作的新民歌。他十分熟练地运用着完全是民歌的音调来创作出描写今天人民新生活的作品。他写过不少这样动人的新民歌，如果没有说明是创作的话，我们几乎以为那原来就是民间的成品。“当你进工厂的时候”，在节奏上、音调上都充分保持着民歌的特色，内容是这样地新鲜，情调又是那样地亲切。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合唱队在指挥加乔·阿夫拉齐的指导下，显示了惊人的成就。他们在唱充满着战斗气魄的歌曲时，是那样地宏伟、有力，在唱民歌的时候，又表现得` 样细致。他们不仅善于唱现代的歌曲，也能卓越地表演古典歌曲。这是我们听过的最好的合唱队中的一个。独唱演员们都是有素养的。在“英雄阿西姆·赛乃列之歌”中领唱的阿格姆·托莫里是那样深刻地刻划了英雄的形象。女高音玛丽亚·克拉娅和男中音阿夫尼·穆利亚不仅极为动人地演唱了阿尔巴尼亚民歌，而且也非常出色地演唱了莫扎尔特、柴可夫斯基、斯特劳斯等人的古典歌曲，并熟练地用中国语言演唱了中国歌曲。
阿尔巴尼亚作曲家、音乐家们，用他们高度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在音乐艺术的田野上培植出如此辉煌灿烂的果实，这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骄傲，我们应该好好地向他们学习。（附图片）
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团员久尼·阿达纳斯（左）、玛丽亚·克拉娅（中）和阿夫尼·穆利亚（右）演唱阿尔巴尼亚民歌。
本报 王志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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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见一面 苗地作
“工作积极”
“学习努力”
“对人和气”
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