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学习苏联共产党同暗害分子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
——介绍莫洛托夫一九三七年在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上的报告
熊复
“经济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七、八两期连续译载了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三七年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上的报告：“必须从托洛茨基法西斯走狗的暗害、破坏和间谍事件中吸取教训”。
我们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知道，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在领导苏联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曾不得不同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剧烈的斗争。他们由于肃清了进行暗害活动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而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用阶级斗争的实际知识，最充分地阐述了当时苏联共产党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的教训。这个报告，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和革命工作人员，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今天也正在为着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我们也必须从这个斗争中吸取最充分的教训。一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报告的第一部分，用托洛茨基分子暗害活动的许多事实，揭露了这个万恶的暗害匪帮的面目。
他首先指出，尽管当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已经接近胜利完成，仍然必须严重注意托洛茨基法西斯走狗所进行的暗害活动的后果。莫洛托夫同志说：“敌人是要在国民经济和国防方面选择最重要最要害的地方进行打击”。在那个时候，托洛茨基匪帮的暗害活动对于苏联的国民经济特别是重工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报告中谈到托洛茨基匪帮在重工业部门进行暗害活动的主要组织者皮达可夫的破坏活动。根据皮达可夫的供词，他受托洛茨基之命在社会主义经济最要害的地方组织了反革命活动。皮达可夫利用了他窃据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职位，搜罗和安置了大批暗害分子和间谍分子，包括成百持有党证的经济领导者和窃据要职的非党工程师和技师，进行了最卑鄙最凶恶的暗害活动。
莫洛托夫同志引证了托洛茨基分子的供词，证明重工业的各个部门，包括化学工业、采煤工业、冶金工业、有色金属工业，都有托洛茨基分子在其中进行暗害活动。他们进行暗害活动的花样是繁多的，手段是卑鄙无耻的，表现了他们对苏联人民和苏维埃政权抱着刻骨的仇恨。托洛茨基分子的暗害活动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的，从分散呆滞资金，有系统地打乱设计，想尽一切办法延缓新建工程和改建工程的进行，一直到组织生产事故，损坏生产设备，破坏劳动组织，制造爆炸事件，放火放毒，杀害先进生产者和阻碍斯达哈诺夫运动。莫洛托夫同志指出：“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罪行还仅是他们的准备工作，是检查一下自己的力量，以便今后向我们国家进行更大的更阴险的打击。按照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的部署，间谍破坏分子是准备在战争爆发时进行主力打击的。假如这一批日本德国托洛茨基走狗到那时仍不被揭破，那末，在战争初期，在完成军事任务和经济任务方面必将遭到重大困难。”
莫洛托夫同志还引证暗害分子的供词，证明暗害分子不仅在重工业部门，而且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如轻工业、交通运输业、森林工业、市政建设和居民食品供应等方面，都进行了猖狂的破坏活动。他指出，“所有这些事情，不仅发生在某些忠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工程师面前，而且也发生在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面前，这些人们和组织不是不懂我们面前发生的这些事实的意义，就是不善于同这些事实做斗争。”进而指出，“我们取得的教训似乎已经很多了，已足能使我们认识到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极力想在各经济部门和一切国家机关中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利用我们滋长着自满情绪的领导者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干他们的肮脏勾当。”
莫洛托夫同志引用这些暗害事实，揭露出托洛茨基分子是一群堕落成为不惜以一切手段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的万恶匪帮。他引证一九二八年—三○年的沙赫特事件，证明从沙赫特事件中工业党的破坏活动到托洛茨基匪帮的暗害活动，敌人已经有了变化。在沙赫特事件中被揭露的敌人，“是从资产阶级阵营里来的敌人，是从资产阶级专家那里来的敌人”，“他们并没有假装是我们的朋友”。而托洛茨基匪帮的暗害活动的特点则是：“持有党证者、我党出身者现在在暗害破坏组织中起积极的作用。现今的暗害破坏组织所以特别危险，就在于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和间谍是共产党员，是苏维埃政权的热烈拥护者，甚而往往是过去对党和苏维埃国家有过某些功绩的人。”“他们以共产党员做掩护，伪装是我们的朋友，潜伏在苏维埃国家和党组织的重要岗位上，以便易于进行万恶的破坏活动。”他指出，这群伪装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实际上已经变成为外国服务的在苏联执行法西斯侦探机关委托的暗害分子和杀人匪帮。不只是托洛茨基分子，所有的布哈林分子和李可夫分子也都是这样的暗害分子和杀人匪帮。
莫洛托夫同志从这些暗害事实得出结论说，“我们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弄懂这些事实，真正按布尔什维克方式开展同暗害活动和暗害分子的斗争。”这也就是说，要“弄清管理机关里的哪些缺点，我们工作中的哪些缺点便利了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暗害分子进行背叛活动，便利了外国间谍机关的这些间谍和其他间谍在我们的经济机关、企业、矿井、铁路、电站和我们的国家机关里进行破坏活动。”
不难了解，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所说的这一切，其意义也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在我们这里，也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他们的破坏活动也越来越卑鄙无耻，并且已经对我们的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害。他们的罪恶之手也伸进了我们国民经济和国家机关的一切部门，他们也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最要害的地方来打击我们，以便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的梦想。他们的特点也是用各种伪装来欺骗我们，钻进我们内部暗藏起来，进行隐蔽的和两面派的破坏活动。他们的破坏活动也是在所有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面前，在我们党组织、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面前发生的，而我们许多人却对这种事实熟视无睹，表现了政治上的麻木不仁和昏庸短视的可耻现象。所有已被揭发出来的反革命活动的事实，特别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和潘汉年反革命罪行事件，也都已足够使我们吸取应有的教训：擦亮我们的眼睛，提高我们的警惕，真正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来同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二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报告的第二部分，详尽地阐述了和论证了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暗害者、破坏者、间谍作斗争的任务。他指出必须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工作人员的选择和领导方法三个问题。
关于干部教育问题，莫洛托夫同志首先叙述了自从沙赫特事件以来，党在培养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技术干部方面的重大成就。从那时以来，布尔什维克的技术干部已有很大的成长，并且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业务，实现了“精通技术和生产”的口号。但是，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在执行掌握技术的任务中，产生了许多片面的，有害于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教育的情况”，即许多工作人员虽然掌握了技术，却在自己的政治发展上落后了，他们陷进了狭隘的事务主义、狭隘的经济观点、脱离党的政治任务以及由此一切而来的政治上近视等等圈子里，掉进了庸俗的太平观念和政治上麻痹的泥沼，陷入了由于热中于成绩而产生的那种同布尔什维克品质不相容的沾沾自喜和自满情绪之中。
莫洛托夫同志精辟地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应该掌握技术”这个口号。他说，“很明显，这里指的是布尔什维克掌握技术，是党号召经济工作人员要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掌握技术。”一方面掌握技术，一方面降低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这不是党的要求。党要求的是完整意义上的掌握技术，即是在掌握技术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根据这样的要求，莫洛托夫同志提出，第一要熟悉自己的业务。他说，“对我们领导干部的这种要求，是无论如何不能降低的。相反地，多次愚弄过我们经济领导人员的托洛茨基和外国走狗的暗害、破坏与间谍活动的教训，要求我们更加顽强地为掌握技术而奋斗。”为要真正掌握技术，就要学习，“不仅向朋友学习，而且还要向敌人学习”。“向一切可以学的人学习”。第二，要发扬自我批评精神。他说，不发扬真正的自我批评精神，“就不可能真正地推动我们的干部前进”，“就休想达到在技术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为要更快地掌握一切现代技术的成就，就决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要对成绩加以详细的检查和严格的批判，找出为什么在技术上和生产上还有许多地方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落后于他们已达到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落后于他们已达到的生产定额和工作质量的原因。而只要把熟悉业务和善于自我批评这两种品质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害分子，并保证达到所有的现代技术和生产的指标。第三，要对国家忠诚。他指出，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小资产阶级习惯还很顽强，还有盗窃国家财产、谎报工作成绩等现象的情况下，必须用对国家真正忠诚老实的精神来教育干部。他说，“为了求得更快的提拔，为了求得暂时的荣誉，有时候那些并不算太坏的经济工作人员也来装假，也来欺骗国家。而在这些野心家领导者的周围，则可以找到一伙谄媚者和奴仆，在这些人背后极便于隐藏各种暗害者坏蛋。”第四，要提高对敌人的警惕性。他说，“我们不能不估计到这样的事实，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正在采取新的、更狡猾、更隐蔽的斗争方法。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善于识破和揭露敌人的这种新伎俩。为此，必须扩大我们干部的政治眼界，培养他们对敌的警觉，使之能识破任何伪装的敌人。只有这样，只有具备这种布尔什维克品质，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才能称得起是真正的领导者。”
莫洛托夫同志总结这个问题时说，领导者必须注意对干部的政治教育，培养和加强干部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不这样做领导者就不成其为领导者，而是官僚主义分子，是官僚，总之，什么都可以是，但就不是重要岗位上的布尔什维克代表。”
关于干部选拔问题，莫洛托夫同志指出，鉴于暗害活动的教训，这个问题有无以复加的重大的意义。他说，认真地配备和选拔干部，这是领导者不能逃避的布尔什维克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应当熟悉自己的工作人员，应当监督他们的工作，检查他们的工作，应当批评落后的工作人员，撤换不称职和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工作人员，应当注意发现新生的工作人员，积极帮助把他们提拔起来。”莫洛托夫同志论证了选拔工作人员的标准。“选拔工作人员的标准只能是业务能力和政治品质，领导者应当熟悉干部的这两方面，而且不是靠听人传说或书面材料来熟悉，而是认真地根据工作中日常的观察，根据对他们工作的经常检查来熟悉。”他强调地说，“领导者必须对自己的干部负责。考查领导者，首先要考查他们是否善于使用工作人员，是否善于根据业务能力和政治品质两方面选拔干部。……如果我们的领导者不认识对这一工作所负的重大责任，那就是没有从揭露的托洛茨基匪帮的破坏、间谍、暗害勾当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关于领导方法问题，莫洛托夫同志首先指出，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分子和间谍分子曾多方面利用对于经济机关中一长制原则的官僚主义歪曲来进行罪恶的勾当。所谓对一长制的官僚主义歪曲，就是把领导者自己同其他工作人员对立起来，以为自己可以不受群众和普通经济工作人员的社会监督，脱离党和非党的积极分子，不把他们看做是自己的主要支柱。莫洛托夫同志论证了一长制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依靠党和非党的积极分子的帮助和支持来推进工作，揭露工作中的缺点，揭发和消灭一切暗害分子。他说，“经济领导工作已复杂到这种程度，经济领导者的职责范围已扩大到这种程度，以致没有积极分子的帮助和支持，领导工作就无法做好。”“生产与经济积极分子是领导者的最重要的支柱。”因此，“必须消除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歪曲，加强这个斗争，以布尔什维克精神把经济与生产积极分子组织起来。”
不难了解，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对于我们说来，同样也是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在我们这里，我们同一切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任务也就是这样：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教育，用精通业务、发扬自我批评精神、对党对国家抱忠诚老实态度和提高对敌人的警惕性来教育我们的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扩大他们的政治眼界，使他们成为既精通业务又有布尔什维克品质的干部；必须严肃认真地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即按照业务能力和政治品质的标准，来配备和选拔干部，注意在日常工作中监督和考查干部，大胆而坚决地把政治上经过考验的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生力量提拔到领导工作上来；必须改善我们的领导方法，从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工作人员中彻底铲除官僚主义的恶习，贯彻执行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推进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伟大的胜利。三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报告的总结部分，深刻地阐明了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当时苏联所处的阶级斗争形势。
他指出，党的叛徒——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已经转入了资产阶级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但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残渣。新的熟练的忠实于苏维埃政权的专家正在迅速地大量地成长起来，斯达哈诺夫运动的发展和斯达哈诺夫工作者队伍的扩大反映着苏联整个工人阶级的无比壮大。但是，他警告说，决不能骄傲自满，因为就当时来说，苏联还没有完成在技术上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而从工业和整个国家机关中清除暗害者、破坏者、间谍和其他肮脏东西正是加速完成这个任务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他指出，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一切同谋者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证明，他们的力量已削弱到无力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所以必须采取两面派的隐蔽活动的方式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公开进攻，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比他们的力量强大。“他们害怕光明，因此就玩弄两面派手法，假装忠顺甚至于假装忠实于苏维埃政权。”但是，莫洛托夫同志又警告说，决不能对暗害活动采取政治上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中间即使还有一个两面派暗害分子，就不应忘记这种危险性，就不应沾沾自喜，就不应以为群众跟着我们走而相安无事。”
他指出，日本德国托洛茨基走狗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的被揭露，还证明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的尖锐性和严重性。他说，敌人采取了一切斗争手段来反对社会主义，昔日的共产党员由于不坚定和动摇已经滚到最下流的境地——同法西斯勾结而进行有利于他们的暗害活动，不顾一切地叛变和出卖自己的祖国。“必须以打击来回答打击，消灭出现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来自法西斯主义阵营的这些奸细和破坏分子的队伍。”但是，莫洛托夫同志又强调地指出，斗争形势的尖锐化，说明敌人的事业已不可挽救，他们已陷入悲观失望，但这也说明，我们应该更加提高革命警惕性、社会主义的组织性和布尔什维克的党性。
他指出，昨天的同路人，有些投入了敌人阵营，变成了法西斯走狗，成了反革命匪帮，这是并不奇怪的。他说，苏联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苏联的建设成就越大，阶级敌人就越发仇恨它。他们能够找到不少方法使浸透着资产阶级偏见和不相信劳动人民革命力量的人们脱离革命阵营而去投靠敌人。“在苏联社会主义胜利的基础上新的巨大革命事件之日益迫近，鼓舞着各国争取解放的工人，但同时也使浸透资产阶级的偏见和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的人们陷于惊惶失措。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的投靠资产阶级阵营，变成暗害者、破坏者、杀人犯和间谍匪帮，正说明了这一点。”
莫洛托夫同志最后教导说，不要忘记苏联正在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竞赛，斗争的规模正在日益扩大，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采取准备新战争的措施，而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暗害匪帮就是积极进行这种准备的一支队伍。“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忘记了自己对人民、对劳动人民所负的首要义务。”这个义务就是争取在这个竞赛中取得胜利，为此就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来加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中把敌人清除出去。
当然，我们今天所处的阶级斗争的具体环境和苏联当时的环境是不同的，但是，必须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认识我们自己今天所处的阶级斗争的环境这一点，却是一样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对我们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便应当看到，我们还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他们对我们的建设事业决不会袖手旁观；同时，被推翻了的国民党反动派和被消灭了的地主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对我们的建设事业也决不会不进行破坏活动；还有将要被消灭的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也决不会不反抗社会主义的改造；而已被消灭的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还会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这也就是自从我们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以来，反革命破坏活动越来越猖狂的社会原因。同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已成为今天我国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我们全党的任务就是，不要用万事大吉的麻痹思想来解除了我们的武装，而是要用阶级斗争的实际知识来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警惕精神，加强全党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团结，同时加强全国人民在党的周围的团结，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在斗争中来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在斗争中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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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以任何借口浪费国家资金
——中共河南省第八次代表会议旁听记
张健虹
六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了第八次全省党代表会议。会上根据中央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要求，研究了今后如何在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为国家节约和积累资金的问题。
五年以来，河南省的工业建设有了蓬勃的发展。全省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一九五零年的百分之四点二一，递增到一九五四年的百分之十四点五七。五年来河南省的工矿企业共为国家制造了二百二十余种产品，适当地满足了城乡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对农业发展起了一定的支援作用。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后，河南省又新建和改建了许多厂矿、学校，并开始了新的城市建设。会议除了肯定成绩外，指出，由于我们过去对节约问题重视不够，不了解或不甚了解节约对于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意义，加之，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注意生产多，注意财务成本少，因而造成了目前工业建设和生产中的严重浪费。据此，会议对造成浪费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宽打窄用的思想在河南省的基本建设单位中是普遍存在的。有些单位在编造投资计划时高估多算，把结余款给本单位多兴建或多购置各种设备。河南省教育厅在郑州的工程处，一九五三年结余款占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六，一九五四年结余款又占总投资的百分之十五，结果就用这些结余款多盖教室，多购汽车。这个单位计划以外的工程在一九五三年占总投资面积的百分之十三。郑州师范一个教室楼计划造价高于实际支出百分之二十九点九八。第一高中用预算结余款多盖了一座楼房，称之为“节约楼”。他们还认为“反正没有超过预算”。在购置材料和设备时，有些单位不根据实际需要，盲目多购，以致造成严重积压现象。洛阳工程局储备的钢筋、水泥、钢管、机具、木材等，都超过了应有的储备量，仅去年冬季购买草席一项的积压浪费，即达二十三万二千四百三十八元。这个单位的领导同志认为多买了有用处，免得雪落大了措手不及。洛阳某建设单位，在做铁路专用线上的涧河大桥中，多购水泥一万五千吨。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有备无患”。新建的国营郑州第一棉纺织厂。按照国家规定的消耗定额和储备定额的标准来检查，仅机物料一项积压就值二十七万元，损失浪费占十分之一左右。他们储备了粗纱锭子一千根，每根寿命达七十年，再经修理后，还可用三十年，新机器有这样多的备料，显然是很大的浪费。
在从事城市建设的同志中有着片面的建筑大城市的思想。郑州和洛阳是河南省正在兴建中的两个近代化城市。建设这两个城市的指导思想，最初是很不明确的。在规划和设计方面，都是一味追求过高的标准，而没有顾惜国家的资金。郑州市在建设中，没有充分利用原有的城市条件，没有认真地考虑地形和既有建筑物的分布，因而使城市规划脱离了实际，过多地拆迁房屋，增加了建设投资；加上片面地追求大城市气魄，以致形成了规划的不合理和惊人的浪费，而且规划多次变更，影响许多建筑单位迟迟不能开工，甚至连设计也要跟着修改。郑州市在规划城市时，很少从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要求考虑问题，把工业区和市中心指定在地下水位高、土壤负荷低、风沙特别大的地方，后来不得不改变原来规划的方案，把工业和市中心——也放在京汉路以西，陇海路以南。结果就使得正在建筑中的省级领导机关远离市中心和工业区，偏处于旧市区东北一隅。目前位置在北郊的“文化区”，也是过去规划错误造成的，像郑州这样的中等城市，根本不应该单独形成一个区域。城市规划上的这种严重的错误，给各方面造成的浪费是不可估量的。洛阳的城市建设，原有的设计也是很不经济很不适用的（如雨水管是按历年最高雨量设计的，管子的直径达三公尺，管道里面宽畅得可以跑过吉普车。据说苏联的各个大城市，也少有这样的雨水管）。
代表们还揭发了某些企业单位在日常工作和生活设备上的过分奢侈。郑州砂轮厂买绘图铅笔，嫌一角一支的本国货不好，要买二元一支的进口货。洛阳工程局局本部的临时性宿舍、办公室都铺了漂亮的木地板，用三夹板隔墙；在用具方面，有木床不用，要买棕床，嫌本地椅子不好，要买上海的。某厂在筹办费用的开支中，买来用不着或不会用的高等医药器材就价值两千元。
会议指出，上述各项积压浪费现象是严重的。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大家必须切实从中吸取教训。但是有的同志对于这类事实却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他们认为我们没有从事大规模建设的经验，因而浪费是不可避免的；或是把浪费现象一件件地孤立起来看，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因而对许多浪费现象放松了必要的监督和检查，客观上对浪费起了纵容的作用。会议批判了这种错误的态度和看法。指出已经发生的重大积压浪费事件，其主要原因都不是由于没有经验，而是领导思想有毛病。这些浪费更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而是损耗了国家的大量资金。会议认为，兴建大规模的工程，我们业务生疏没有经验，的确容易发生浪费；但是，我们应该努力设法来避免和减少浪费，而不应该因为有浪费的可能就不去防止浪费。经验证明：有过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建设单位和工程单位，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浪费、积压现象。洛阳市各基本建设单位对于这一点的体会是很深刻的。
会议认为：上述错误指导思想的根源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这些同志不是全面地从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情况等来考虑今天的建设问题，不是根据当前的需要和可能出发来使用国家资金，而是盲目地要求大规模，强调百年大计，过早地追求“社会主义标准”。同时，在基本建设单位中对党中央、省委一再提出的厉行节约的原则，贯彻得不够坚决。而这些和当前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想是分不开的。很多同志对许多造成严重浪费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不够坚决，在建设事业中，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追求豪华，放松了对浪费的警惕。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对浪费现象是由心痛到习惯，最后熟视无睹”。
会议指出，最近两月来，全省各地遵循中央的指示，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已取得初步成绩，浪费现象已有所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开始受到了批判而有所转变。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检查的多改进的少，发动群众不够。因此，今后的重要任务是：根据中央指示，根据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紧密结合河南省的实际情况，在基本建设和工业战线上进一步开展全面节约运动，改进企业管理，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为此，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形成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强大的监督力量和舆论力量，批判并彻底纠正各种各样的错误想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和克勤克俭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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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贞不屈的人们
——看朝鲜影片“游击队的姑娘”
冯明编剧：金承久 导演：尹龙奎 朝鲜国立电影制片厂出品 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
在朝鲜，炮声已经停息了两年多。朝鲜人民正在废墟上重建房屋，栽种树木，致力于和平建设。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在炮火下度过的那些严峻的日子，没有忘记在战斗中英勇不屈的人们。他们要用那些日子里的艰苦斗争和那些英雄们的光辉榜样，来激厉自己和教育后代。
朝鲜国立电影制片厂从残垣断壁中恢复起来以后所拍制的影片“游击队的姑娘”，就是纪念那些牺牲了的坚贞不屈的英雄们的颂歌，也是激厉人们保卫已经争得的胜利，继续为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斗争的进行曲。
“游击队的姑娘”所描写的是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最艰苦时期的斗争。一九五○年九月，美国侵略者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向北进犯。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朝鲜人民军不得不实行暂时的战略退却。年青的共和国的大片土地被敌人浸在血泊里。人们都还记得麦克阿瑟的疯狂的叫嚣：圣诞节以前打到鸭绿江边和图们江边。历史早已给这次“圣诞节攻势”作出了结论，但是当时朝鲜人民所面对的考验，却是无比残酷的。影片一开始就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敌机轰轰然掠过天空，炸弹的火光，燃烧着的房屋。敌人侵占了一个小城镇，他们马上开始了对革命者的大搜捕。他们把捉来的人绑到柱子上，在大风雪中向受难者身上浇冷水；他们开枪射击天真的孩子……。他们妄想用屠杀和酷刑吓住人民，在这人民曾经掌握过政权的地方建立起殖民者的刺刀秩序。但是，人民回答他们的却是闪露着刻骨仇恨的眼光。人们坚信，曾经领导他们建立起了民主政权的劳动党不会离开他们，会来领导他们进行斗争。
党是没有离开人民群众的。通往前线的大桥被炸毁了。那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告诉了人们：劳动党领导的游击队就在他们的近旁。接着，党又从游击队里派了一位年青的姑娘到敌占区去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我们在这个年青姑娘、女游击队员金英淑的身上，看到了分担着朝鲜人民一切苦难和考验的朝鲜妇女的英雄形象。她属于劳动党教养出来的年青幸福的一代。如果不是侵略者发动了战争，她将和千百万人一道，在党的指引下，全心全意地投入新生活的建设。然而，战争破坏了他们建设起来的新的生活，敌人的炸弹夺去了她的母亲。她的遭遇，是千百万朝鲜人民的共同遭遇，她所说的“悲痛的时候，更应当坚强”，也是代表了千百万朝鲜人民的意志的。
影片多方面地描写了她的活动，表现了她的英勇、坚定、忠贞的英雄品质。她只身潜入敌人侵占下的城镇，看到被绑在木桩上受难的同胞，看到被枪杀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燃烧着的仇恨。她举起石头砸向那个抢劫孩子的围巾的美国强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仇恨所凝成的力量。但是她在敌人中间的活动，却不是光凭个人的英勇和力量的孤军奋战。她的力量是在群众斗争的力量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她依靠群众，联系群众，鼓舞他们的斗志，组织他们起来斗争。通过组织群众破坏和拖延修复桥梁，以阻碍敌人运输军火的那些活动，通过在敌人的搜捕中，在群众的掩护下得以安全脱险的那些感人的场面，通过对于金英淑的这些活动的描写，影片深刻地显示了党、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曾经获得民主权利，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起新生活的人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幸福。敌人的残暴，只能激起他们的愤恨，而不会使他们屈服。不屈的人民，养育了不屈的英雄儿女。千百万反抗侵略的英勇不屈的人民结成了不可摧毁的铜墙铁壁。
影片中的女英雄是和人民群众命运与共、息息相关的，我们在金英淑的周围，看到了许多爱国者的形象。从那些舍命掩护她的人们，那些帮助她贴传单、传消息的人们，那些帮助她组织群众、鼓舞群众斗争的人们身上，我们具体地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崔万寿，那个忍受着群众的误解、表面上为敌人工作、而实际上却是用他的勇敢和机智帮助游击队活动的老人，当他和游击队的联系被发觉以后，被带到拷问室里和金英淑会面，那个场面是感动人的。敌人狡黠而又残忍。他们要他鞭打他所敬重的金英淑，以证明他和游击队没有联系。他接过了鞭子，平静地说：“用这个东西，打在身上也不疼，换一个吧！”他抄起粗大的木棒，猛然朝旁边的美国强盗砸下去。枪声响了。崔万寿倒下去了。然而他举起木棒猛然一击的动作里所蕴含的憎恨的力量，给了观众多么深刻的印象呵！
影片所描写的金英淑负伤被捕后的凛然不屈的形象，也是富有激厉人们的力量的。她面对敌人拷问的那些场面，是勇敢和残暴、人性和兽性的搏斗。皮鞭、烧红的烙铁以至在水里通上电流的“科学”方法，都不能使这个坚强的姑娘屈服。敌人在她面前焦躁，暴跳。对于金英淑的坚强不屈的力量的泉源，对于她所怀抱的信念和对真正幸福自由的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强盗们是不会理解的。他们枉费心机地用什么“保证你的生命和美满的将来”的鬼话来诱降。但是他们得到的回答却是：“把你们消灭干净后，我们就能过真正幸福的日子！”是的，人民的真正的幸福和自由，是和侵略者的“枪杆和皮鞭”势不两立的。
在战争中，许多坚贞不屈的人们英勇地牺牲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死，他们活着，活在人民的心里。影片“游击队的姑娘”所创造的金英淑、崔万寿等人的光辉形象，就是那些为人民的幸福献出了生命的坚贞不屈的人们的共同的塑像。人们记着他们。他们的英勇榜样将永远激厉鼓舞人们去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英勇地斗争，辛勤地劳动。
我们，曾经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打击侵略者的中国人民，深刻地理解朝鲜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也深刻地理解那些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的坚贞不屈的人们对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对我国的安全所作的贡献的意义。对于影片里所描写的那些坚贞不屈的朝鲜的英雄儿女，我们同样引为骄傲。从他们身上，我们同样得到了很大的激厉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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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手脑并用的少年儿童科学工艺学习运动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机械学组委员 恽震
看了全国少年儿童科学技术和工艺作品展览会，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希望。这是我们新中国后一代科学研究和技术实践的根基和萌芽。要知道这是才只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所创作或仿制的，我们可以想像到他们的学习是如何勤奋，他们手脑并用，表现了集体的智慧。这里又可以看出小学和初中的教师们是如何苦心教导，循循善诱，联系实际，跟解放以前的教育方法根本不同。
这一个展览会的展出品，是从各地区的小展览会中精选出来的，有许多作品表现了特出的天才。我们希望这种由学生亲自动手、采集制作、摹仿或创造出各种科学工艺模型的习惯，要由国家、学校、家庭大力提倡，养成全国规模的风气。这样才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宽广而深厚的基础。我希望各地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们，在推广实践的时候，要认清这是为了学习科学理论，为了研究具体事物，为了培养手脑并用的习惯，不是为了争奇斗胜，不是为了表演个别的学校或学生，不是仅仅为了开展览会。认清了目标，端正了态度，避免了偏差，这一运动开展后就能成为长期性的，普遍性的，和有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至于天才的特出表现，和展览中的荣誉，就是自然而然的副产品，会随着这个运动的开展而俱来。
少年同志们在进行这种有趣味的工作时，必须在每一个命题上，把学习的原理和试制品好好联系起来；因为动手做，就更要把内容分析清楚，道理弄明白，多和同学商量，多向老师或辅导员请教。亲自动手，就能深入了解，就能找出困难和解决困难的方法。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浪费材料，应该尽量利用废料和零星小料。比如这次展览会中，有不少好作品是利用废料的。那一座降落伞塔的模型，制作虽很精美，但意义不大，用的材料也是特加裁剪的新料，不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在工具、材料、工作室三个问题上，我想必须由教育机关设法予以大力的协助。儿童用的小工具，市上一般很难买到。飞机模型和无线电收音机的零星材料，现在也还没有正常的供应。小金工小木工的工作室，不但家庭中没有，在学校里也很少，在“少年之家”和“少年宫”里又往往缺少指导的人。我想工具和材料可以由教育机关和地方工业部门协商，根据逐步发展的需要，及时地配备供应。学校里如有工作室，应由教员辅导。市区少年宫的工作室，可以约请工厂里青年技工作辅导。既要求工作活跃而普及，又要求节约材料。祖国期待这一科学运动健康地发展，让我们大家努力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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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自本报三月二十七日揭露和批判中共杭县县委强迫农民拔掉荸荠苗改种连作早稻的事件后，中共浙江省委即进行检查处理。检查结果，证明本报所揭露批判的事实完全属实，省委即对杭县县委给以“指责”的处分，对原杭县县委书记张树森同志给以当众警告的处分，并令张树森同志作了检讨。省委又派出负责干部会同杭县县委到有关地区向受害农民进行公开检讨，对于生产生活上有困难的农民，给予必要的救济和扶持，对一般农民则领导他们搞好生产。
浙江省委并进行了自我批评，说明省委对这一事件负有一定责任，省委在强调增产的同时，没有注意加强具体领导和设法防止下级工作中可能产生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省委办公厅曾盲目地表扬杭县县委的所谓“决心”。浙江日报因用过头条新闻和社论来推广杭县县委这种错误的“工作经验”，也作了公开的检讨。对此事应负有一定责任的其他单位，省委已指示必须在一定会议上进行检讨。
浙江省委为了使全省接受这一教训，在浙江日报上公布了这一事件，报纸并发表了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