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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奇怪的“贫农”
新华社
一九五○年初，四川省偏僻的南充县青居乡三村，来了两个陌生的男女。男的浓眉横眼，头戴台草帽，身穿呢衣；女的穿着红绒线衣、皮鞋，烫了发。
他们到村上第二天，就大排筵席请客。在席间，男的介绍他叫杨大发，是广安县人，自幼父母双亡，随叔父外出，在成都、重庆做了多年香烟、水果生意；他说，他料想解放后经商“无前途”，所以准备来这里佃田务农。接着，杨大发就佃了田，定居下来，并带着他的妻子到处找农民认干亲，认娘家。他们和农民滕明清的妻子认做娘家后，送了绒线衣、花布等礼物。
杨大发到青居乡三村不几天就改了装，穿上了土布衣服，“埋头”做庄稼。经常天不亮就下田做活。大雨大雪的日子，别人在家休息，他却下田。他田里的草经常铲得干干净净的，肥料积得最多，田地年年增产。这样，他就骗当了互助组长。在组里，他专找笨重活干，常帮助组员做活，向农民献殷勤。
杨大发在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中，“积极”参加斗争、看管地主，被评为“贫农”，还分得了土地。他把分得的粮食故意拿出一半来捐给农民协会。粮食统购中，他不但“踊跃”售粮，还把粮食晒干风净，专选烈日炎天送到政府仓库里。他还“带头”推广政府号召的包谷单株密植等先进耕作技术。
杨大发三天不讲两句话，讲时也是结结巴巴的。对人满“和气”，从不同人争执。看起来，他真是个和善、老实的“庄稼人”。有些人说他老实、肯干，他很得意。
尽管杨大发有这许多“好”表现，可是当他刚来到青居乡三村的时候，村上就有农民怀疑他，认为他来路不明：说是广安人，为什么不回广安？这对夫妻为什么穿得那样阔气？这个人来后为什么就同村上几个国民党分子处得火热？这些问题引起了农民的注意。和他同在一个互助组又是邻居的老农民胡德清，有一次发现这对“贫农”夫妇和几个国民党分子在屋里密谈，胡德清便悄悄地靠壁听他们讲些什么；只听到：“……依我过去脾气，早杀掉他妈几个……等着吧，将来还是我们的天下。”另一次，胡德清在隔壁注意听这一对夫妇吵架，只听女的说道：“政府要捉特务，那里去捉呀！你自己干些啥，敢到乡上坦白！”说到这里，男的不敢吭气。胡德清心想：难道这家伙是特务？
经常注意这个“贫农”行动的另一农民滕明忠，有一次和杨大发一起挑东西，路过一座险山，听到这个“贫农”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以后出啥意外，这里倒是个避难的好地方。”有一回，杨大发突然要到华蓥山进香，滕明忠想探听他去干啥，自愿给他带路。行到山麓，杨大发硬要滕明忠回去，而杨大发便独自上山，并在那里住了好几天。滕明忠觉得这事很可疑，便把这些情况一一报告了当地公安机关。
检举的人还有小学教员滕志远，工人雷开云等。滕志远家在青居乡，曾经参加过国民党。杨大发曾经拉拢过他，向他暴露自己曾在伪西南长官公署背过枪，在伪国防部第二厅干过重要工作。还向滕志远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国民党不久要重回大陆。”滕志远经过思想改造学习后，写信到公安机关检举了他。曾帮这个杨大发丈母干了多年活的雇工雷开云，今年探知杨大发在青居乡隐姓埋名潜伏后，立刻向公安机关报告了杨大发的真名和解放前他内穿西装，外罩便衣，身藏手枪、铁铐，到处捕人等情况。
五年多的时间匆匆地过去了。今年六月十七日，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杨大发面前，依法将他逮捕了。开始他还狡辩说：“你们是捉特务吧，我是个‘贫农’，别弄错了。”当公安人员宣布他的罪状，指明他就是杀害杨虎城将军、杀害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及许多革命工作人员的杨进兴时，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个万恶滔天的杀人刽子手，终于不得不低头认罪，供认自己确是罪大恶极的杨进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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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旧书废纸”吗
杨凡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间，山西省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太原市发现一个旧货商出卖的旧书废纸中，夹有一些国家的秘密文件。接着细查下去，竟一下查出并收回了多至四千余件、重达五百余斤的秘密文件和资料。追查来源，原来是山西行政干部学校在出卖旧书废纸的时候，把这些秘密文件一起卖出去的。
这些秘密文件里面，有党内刊物，有保密笔记，有业务秘密资料，有工作指示、总结，更有中央和地方首长的重要报告。可以想像，这批秘密文件如果被敌人买去，敌人就能廉价得到他们所说的“重要情报”；就能毫不费力地了解和掌握我们一个方面、一个地区以至整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工作方针、决策、部署、措施；从而也就能够使敌人充分地“研究情况”，“窥测方向”，“决定对策”，针对我们的要害处，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这些秘密文件里面还有一批干部、学员的资历、鉴定、检讨、处分等档案材料。虽然是零碎不全的，但敌人仍然可以从中研究我们内部的思想状况和干部状况，寻找我们内部的薄弱环节和脆弱分子，然后，也就可以诬陷那些能够诬陷的，暗害那些能够暗害的，利用那些可能被利用的，甚至拉出那些可能拉出去的，以便在革命阵营内部找到他们的内应和助手。
在这批“旧书废纸”中，还夹卖了不少印署着机关衔名的信笺、证章、臂章、鉴定表、出门证和空白介绍信之类，而且，其中有些还分明地盖着学校和党总支的公章。让我们设想一下吧：这些现成的证件，或稍加伪造就可以利用的证件，一旦落到敌人的手里，他们就可以把自己扮成一个有来历、有身份的“革命干部”，十分方便地混进我们某些机关、学校、工厂，而走进走出，横冲直闯，任意进行各种罪恶的破坏勾当了。
不是有不少人认为“文教部门没有什么机密”，“保密只是机要人员的事”吗？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完全不对的。也有人认为这是无心的错误，应该原谅；但是大家不应该忘记，泄露军事和国家机密，就政治观点来说，不论有意无意，横竖都是一样。不管山西行政干部学校在主观上没有什么不好的动机，或者还有什么可以谅解的“理由”，但在客观上却无疑是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这和把国家机密和证件双手捧给敌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也许有人要说：“这已是去年的事，现在不会再有了。”但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夹杂在旧书废纸一起卖出秘密文件的事，信口随笔泄露内部消息的事，制度不严丢失大量图纸、资料的事，等等，现在不是没有，也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我们内部还有严重的麻痹现象，还有可供敌人利用的不少空隙。如不引起高度的警惕，将来我们会大吃苦头的。
问题的严重，不仅仅在于这个事情的本身，而特别是在于我们内部确有不少的人，有着严重的右倾麻痹思想。在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今天，有这样一种情绪，就是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因此我们必须把这种现象看做革命阵营内部的一种危险倾向，要用一切方法加以克服。
现在，应该是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清醒的时候了。让我们向他们大喊一声：严重的斗争正在前头，你们赶快醒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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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点工程必须厉行节约
——记中共吉林省代表会议讨论节约问题
本报记者 林里
六月十日到二十六日，中共吉林省委召开了第三次代表会议。会议期间，代表们学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文件，听取和讨论了中共吉林省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拥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报告和决议的决议；最后，选出了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监察委员会。
在解决上述重大问题的同时，来自基本建设岗位的代表，曾就中央发出的厉行全面节约、反对一切浪费的指示，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吉林省的重点工程进行了检查。
代表们指出，吉林省的重点工程，一般都处于建设阶段，距离开工生产还有一个相当时期。在建设阶段，一般都完成了各个时期的工程计划，并且可以在国家指定的时间内投入生产，成绩是显著的。但在完成计划的过程当中，有些单位没有贯彻艰苦朴素、厉行节约的原则，造成了严重的、甚至是惊人的浪费。
严重浪费的突出表现，是非生产性的建筑过多、过早和过好。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汽车制造厂。
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房建筑任务还没有完成，正式生产汽车的时间也还没有最后确定，但他们却急急忙忙地建筑起了一座“汽车城”。在这座“城”里，单是一九五四年内，就盖起了二十多万平方公尺豪华的工人宿舍。这些宿舍说是为基本建设工人住吧？大部分基本建设工人没住上；说是为生产工人住宿吧？大部分生产工人还没有到厂。另方面，这些宿舍又过多地装饰了飞檐角楼，浮雕团花，以及古色古香的垂花雨篷，室内设备也过分讲究，每户都有淋浴等设备。这些建筑，一方面浪费了国家的大批财产，另方面又不适合于工人的当前需要。工人们指着宿舍叹息地说：“国家盖得起，我们住不起。”在建筑这些宿舍的同时，他们还建筑了富丽堂皇的干部招待所，……。这样一来，这座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就点缀成了宫殿庙堂。人们编了一首诗，说：“来到汽车厂，先拜龙王庙，后看文昌阁，再见土地堂。”就是对于复古主义的最尖锐讽刺。
像第一汽车制造厂这样不顾我国人民当前生活水平、不考虑国家积累资金的困难，盲目地追求豪华，被代表们斥为“阔少爷”作风。这种作风，在吉林省的其他重点建设中，也同样严重地存在着。吉林市有一个工厂，早在开工生产的一两年前，就盖起了一座比眼前实际需要大两倍的卫生所；并且购置了价值七万七千多元的大批高级医疗器材，这些医疗器材，有的积压至今不能安装，有的安装起来又没有人会使用。
严重浪费的另一个表现，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以及施工当中的大量窝工。承建第一汽车制造厂工程的建筑工程部直属工程公司，现有人员竟比实际需要多了五千多名。去年，这个公司支出的停工、窝工和加班加点费，就有四十五万元。今年第一季度，工人的实际在册人数，要比计划需要数多了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光是去年下半年内，安装系统就窝工三十三万五千多个工日，支出窝工费用六十七万元。然而直到现在，汽车厂的领导人员，谁也弄不清究竟多了多少人。他们只知道下面有一个千人以上的、五级机构的行政处，被人们叫做“天下第一处”。在这个处里，工作人员在办公时间看小说，打扑克成了极平常的事，还有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就干脆关门睡觉、闹思想问题，甚至出外捉兔子。像汽车厂这样人浮于事的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吉林市有一个本来只需要一千四百人的工厂，现在却有一千八百人之多。
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积压，比人力的浪费更为严重。吉林市有一个工厂，仅在去年一年内，就积压了价值三百七十多万元的材料和价值十三万元以上的机器设备。西安竖井购置的钢轨和钢材，也比实际需要多了二百多吨。第一汽车制造厂单是积压的机器设备，就足够开办一个几千人的机器厂。根据汽车厂的初步清点，他们先后积压了价值七百三十四万二千元的建筑器材，和价值七百四十多万元的机器设备（一千五百二十六台、件）。这些单位的领导工作人员对于这样严重的积压浪费，却并不痛心，反而制造出种种怪论，说什么“物质不灭”，“今年不用明年用”，“一厂不用二厂用”，“肉烂在锅里，将来总有用”。
代表们在揭发这些浪费现象的同时，也批判了某些基本建设领导工作人员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观点。代表们认为：基本建设人员当中最普遍、也最有害的思想，是所谓“处处大规模”、“样样近代化”和“万事不求人”。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就提出了所谓“工厂要大，机器要多，福利要好”的具体要求。还有这样一个工厂，他们为了“大规模”，为了“近代化”，为了使非生产性的建筑，跟苏联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新型企业“相适应”，就设计了一个“自动化”食堂。按照设计，可以把一楼做好的菜饭，用自动升降机送到二楼。自动化食堂虽因“怕领导批评”没有建成，但它却具体而深刻地暴露了某些企业领导人员的错误思想。在这种“大规模”“近代化”的思想支配下，这个工厂工地上土木建筑方面的领导人员，竟把会计人员和统计人员的算盘，一律换成计算尺。当人们提出计算尺比算盘价格要高好几倍的意见时，领导人员却不以为然地说提意见的人“思想落后”。
在“万事不求人”的思想指导下，许多工厂不愿意和别的工厂协作，过多地要求建设辅助生产车间；许多工厂有了生产性的基本建设，还要非生产性的福利建设，有些工厂尽管他们离开工生产的时间还很远，正式的生产工人还没有到厂，可就早早地盖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医院、学校、托儿所、合作社等等。结果，就产生了“医院盖起无病员，托儿所盖起无儿托，汽车仓库盖起无车放”的不合理现象。代表们指出，所谓“万事不求人”的思想，实质上是想把自己的企业建设成为“独立王国”，这是极端错误的思想。
代表们在批判盲目地要求“大规模”和“近代化”的错误思想时指出，这种错误思想的来源，一方面是有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不顾国家当前的经济困难，看不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艰苦性；在学习苏联先进技术时，也要求福利设备方面和苏联的企业看齐，他们不懂得，苏联企业中的福利设备，是苏联三十多年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是有些同志受了高岗反党宗派散布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恶劣影响，他们模仿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追求资产阶级的所谓“生活乐趣”。他们企图在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建立起满足他们个人享受欲望的园地。因而他们又制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理论，说什么先进的生产设备，就一定要有先进的福利设施相适应；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就一定要有新型的生活环境来陪衬。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代表们指出，在今后的基本建设中，肃清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恶劣影响，是各级党委必须严加注意的问题之一。
通过对于错误思想的批判，各位代表的头脑清醒了，眼睛更亮了。他们在揭发浪费现象、批判错误思想的同时，更深刻地领会到中央指示的重要意义，因而在会议外的增产节约座谈会上，检查了本单位浪费情况并提出了本单位的节约办法和节约数字。据初步统计，全省重点工程、城市建设、地方工程，在今后的建设中就能为国家节省一亿元的投资。
从各单位所制定的节约办法和节约数字来看，基本建设投资的伸缩性很大，节约的范围和可能性很广。就是已经大部完工，或进入收尾阶段的工程，也有很大的潜力。吉林市有一个工厂，它的全部工程量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六十四以上，按经济指标来算，只剩下了一千一百几十万元的工作量，但经过了会议期间的酝酿讨论和代表们的初步计算，就可以节约三百二十多万元。第一汽车制造厂初步削减了办公大楼、百辆车仓库等二十几项非生产性建筑，就给国家节省了一千六百万元的投资。
在讨论节约办法时，代表们一致认为厂和厂之间的协作，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之间的协作，是节省国家投资的方法之一。某建筑工地上一连片有三个工厂，因为设计属于三个不同的单位，结果就有三个相似的机修车间。代表们建议削掉一个或二个。这样的削减是完全合理的，既给国家节省了投资，又不影响未来的生产。吉林地方国营工业中原有一个木工厂，生产设备大于市场需要。但某一个工厂设计中，却又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锯木车间。代表们认为削掉这个锯木车间，既可以减少国家投资，又可以发挥地方国营企业的潜在力量。
代表们在讨论节约办法的过程中，又一次体会到苏联设计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吉林市的代表们谈到，苏联的设计人员，在设计工厂之初，就充分注意了节约精神，特别是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全都遵循着“就地取材”的原则。他们那里的某项工程建设上，苏联专家在设计中规定要用钢管五千吨。但这种钢管一来很贵，二来又不好买。技术人员们想用铁管来代替，但又怕影响工程质量。后来，他们跟苏联专家商量，并询问原设计规定用钢管的原因。当苏联专家知道中国的铁管价格比钢管便宜的时候，立刻同意了中国技术人员的建议。苏联专家说，原设计上规定用钢管是因为苏联的钢管产量大比铁管还便宜。从这件事开始，他们就找到了一连串的节约办法，主动地找到了一些代用材料，来代替某些价格较贵的材料。
对于节约问题的讨论，是这次吉林省党的代表会议的成绩之一。但是这个成绩的取得，是经过了一番斗争的。在代表会议开会以前，吉林省委的负责同志，曾到各个重点工程去检查工作和研究问题。特别是在节约问题上，开始，企业领导人员的思想抵触很大。比如，当有些检查工作的人员到某工厂同厂长谈节约问题时，某厂长首先反问说：“同志，你懂不懂技术？过去是学什么的？”接着又说：“节约？有什么可节约的呢？”当检查人员具体指出他们的宿舍盖的过多和过好的时候，厂长依然回答说：“这不是我的过错，盖房子是市委批准的。”吉林省委并没有同这种抗拒情绪妥协，省委检查组曾经亲自去这个厂检查工作，发动群众，说明节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结果，这个工厂就提出了许多节约的办法。还有一个工厂，开始讨论节约问题时，厂长始终是说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没有什么大“油水”，直到最后，才勉强定了个节约三十八万元的数字。但是经过党的代表会议启发教育，厂长收回了他那三十八万元的节约数字，提出了节约三百二十万元的数字，他还一再声明，这个数字只是几个代表研究出来的，回厂发动群众以后，加上土木建筑工程方面的节约，一定会比三百二十万元的数字要大。吉林省各基本建设单位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他们在节约问题上的庄严保证，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能够作出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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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主恶霸的“孝子贤孙”
周军 叶守平
方然是奉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派遣而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他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其他骨干分子一样，早就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着密切的联系。远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方然就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复兴社”，而且以后一直同国民党大特务头子陈雪屏等保持联系。
方然，又名朱声、柏寒，原名朱传勤，原籍安徽怀宁县月山区河湖乡。方然的家庭是一个大恶霸地主，他的祖父和他的母亲都是大恶霸。方然的祖父朱稚亭，在一九二五年前后当了反动的“团防局长”以后，积极反共，还向农民勒索枪支费、服装费、办公费等种种苛捐杂税，把从农民身上抢劫来的钱再放高利贷给农民。许多农民被他弄得家破人亡，至今还恨之切骨。如农民朱三凤，曾向他家借过五十元，利息是过年加半，到了第二年就不得不把最后的一小块田，拿去抵了这笔债，全家五口人，两手空空地逃荒逃到徽州去。农民叶家超，祖传的一块宅基，因靠近朱家，朱稚亭就一直垂涎这块地，有一天，叶家失火烧了屋子，把这块宅基的田契也烧毁了。朱稚亭就乘机把这块地夺了过去，还无耻地说这地本来就是他家的，并且把叶家全部赶走。他家还有一种剥削农民的方法，便是年年有“婚丧喜事”，要农民出钱去送“贺礼”、“吊仪”，有个佃户刚从他家借了五元高利贷，马上就花了两元给他家“祝寿”。这样，周围许多农民就被剥削得几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了。从朱稚亭当了“团防局长”以后，周围农民因被剥削得无法生活，逃荒逃到徽州去的就有十三户之多。反革命分子方然家里的财产，就是这样从农民身上抽出来的血汗，一滴一滴凝结起来的。据农民揭发，在朱稚亭当“团防局长”时，曾强迫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替他当“马夫”，有一次过河时，硬要这个孩子牵马过河，结果马头向后一缩，把这个孩子弄到河里去了。但他却一直坐在马上，眼看着这个小孩子淹死。就是这个朱稚亭——方然的祖父死了的时候，方然感到万分伤心，从千里外的四川连夜远道赶回，披麻执杖，痛哭不已。
在这个万恶的地主家庭里，向农民伸出另一只魔爪的就是方然的生母，农民们称之为“白毛”的一个女光棍。农民们对她所以切齿痛恨，不仅因为她每一年要向农民榨取重租，同时也是由于她对农民那种野蛮到令人难以相信的污辱和残酷的拷打所引起的。她曾养了十几条恶狗，替每条狗取了一个当地的农民的名字，如“胡六”“三黑子”“大包子”等等，就都是当地农民的真实姓名。据一个老年农民回忆说：“狗仗人势”，最少有二十个农民被这群恶狗咬伤，其中有的被咬得终身残废。被狗咬死的猪不下五十只，但不管咬伤或咬死了人和牲口，人们都不敢说一句话，否则，她轻则不准你再从她的门前过，重则把你吊打一顿。有个叫叶消昌的农民，就因为他家的猪被咬死了，跑去说了一两句话，结果就被她吊打了一夜，最后还是请人取保才出来。
这个女恶霸还有一批和恶狗一样吃人肉喝人血的干儿子——土匪、特务、流氓。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匪特的活动，大都在她的指挥下进行的，抢夺来的财物，也是在她家坐地分赃的。其中有一个名叫陈凤翱的家伙，曾当过汉奸，后来又干国民党的特务，在一九四四年曾带领国民党匪军一次杀死我新四军战士五名，抓去我军一个女政工人员（这个匪徒在解放后已被人民政府镇压）。她的养女朱晓春和一个匪团参谋长魏雄结婚时，为了向人民显威风，她下令要当地派出民夫若干名，替她的女儿挑送嫁妆，又通过匪营长，派了反动军队“护送”。走到半途，有个民夫挑不动要求换人，就被当场打死了。
这个女恶霸，在抢劫农民财产的方法上，除继承了方然祖父的那些剥削农民的毒辣手段外，她还有个直接了当的方法，农民何东元揭发说：“她想吃那家鸡、鸭或鲜瓜鲜菜，她就对你说：哎呀，你家的鸡真肥呀！这时，你就要放漂亮些，马上把鸡送去，否则，你是佃户，她就要收你的田，不是佃户她也想办法搞你。有个佃户叫吕忠义，头一回没懂她这话的意思，没送鸡去。她立刻派人来要收回田，吕忠义一打听，原来她想吃鸡，就忙把家里最肥的鸡送了去，又赔了礼，才算了事。”她对那些男女雇工更是残酷地拷打和辱骂，有个服侍她的小姑娘，因为打破了一只小碟子，她就烧红了一根铁钉子，想刺进这个女孩子的膀子里去。据当地农民揭发：他们还亲见方然家有步枪四支、短枪二支。一九四七年时，当地农民积极分子，曾向人民解放军告发此事，人民解放军也曾命令方然母亲把武器交出，她始终拒不交出，而后，又把一部分枪交给了她的女婿——匪团参谋长。但是还有几支，就在方然回到他的“故乡”以后就不见了。究竟那里去了呢？现在总算有了点下文了。方然在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曾把暗藏的枪支偷偷地投到了河里。
方然一直包庇他的反革命家庭和他那欠有血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的母亲。早在土地改革以前，方然就要她尽快隐藏一切可以盗走的财物。当这个女恶霸在搬运财物，遭到农民拦阻时，她还向农民吹嘘：她的儿子是“共产党员”，现在是“首长”，以此来威吓和欺骗群众。等到她把所有财物全部盗走以后，方然也就把这个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弄到杭州去侍奉了。
当地许多农民在知道了方然（即朱声）是一个反革命特务分子以后，都咬牙切齿地说：这一家世世代代，都是作恶作霸，跟人民作对的！他们一致要求把喝饱农民血汗的“白毛”——方然所包庇的反革命分子，抓回原籍，依法惩办，并一致要求严厉惩办方然这个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
（原载“安徽日报”，本报略加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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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造工厂的工厂——乌拉尔纪行之七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何
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工厂的巨型轧钢机上，在“第二巴库”油田的巨型钻井机上，以及以前在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工地的巨型挖土机上，在乌克兰札坡罗什的巨型高炉上，都遇见“Y3TM”字样，这是“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的缩写。在苏联各地，特别是在乌拉尔一带，看到这些强大的机器的时候，不能不想慕这个工厂。我幸运到这个工厂接连看了三天，虽然对于这样一个大工厂，三天只能作最肤浅的巡礼。
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斯维德洛夫斯克近郊，拓辟荒林建设起来，到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投入了生产。二十多年来，苏联用这个工厂制造的机器不知建立了多少工业企业。这个“制造工厂的工厂”是公认的苏联机器制造业中最壮的支柱之一。
工厂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作用是显著的。在战前七个年头中，工厂的产品增长了十三点四倍；仅仅高炉一项，工厂就为全苏联各地配备了十八座，其中有几座容积一千三百立方公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工厂在支援前线、保证胜利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战后，工厂大力帮助了西南地区的复兴和全国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它出产了二百多种机器，它出产着从采矿到轧钢一系列的钢铁工厂的设备。工厂仅仅在战后制造的轧钢板机和钢管机所产的钢材的数量，就约等于一九三○年全苏联所产的钢材的总和。
厂长格列波夫斯基说：“工厂在机器设计方面和在机器生产方面力求技术的进步。最近时期，工厂出产许多高产率的新式机器。产品的总量和作为商品的产品，一九五四年为一九四六年的两倍半。现在生产量超过了最初预计的工厂生产能力几倍。”
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为什么拥有这样强大的生产能力呢？你进到那怕几个车间，看到那怕几座巨型的制造机器的机器和几件新式的技术，便会自然找到答案。
在铸造车间，工作是普遍机械化的。我看到一座这个工厂自制的翻砂设备。砂从高处管子自动泻到半个房间大小的设备当中。工人开动电门，这座举重四十吨的设备自动从平地升起又跌落，跌落的时候，土地随着震动一下，几起几落，砂型已经筑成。
在压造车间，我被一座一万吨的高大水压机吸引住了。这座凯旋门似的水压机，正用铁链吊起比大树干还粗的初轧机的轧辊钢坯。火红的轧辊钢坯直径一点一公尺，重几十吨，但像吊灯草般被吊到空中，被送到水压机的切刀上，像切豆腐般被切掉钢坯的余头，然后，钢坯随着铁链转动，水压机像压面般把它压圆。这座水压机只用六个人操纵：一个组长指挥全盘工作，三个工人照管被加工的零件，一个工人照管水压机，一个工人照管吊车。
在机械加工车间，有一台刨床大到上面可以接连停几辆卡车。我捡起一小节这个车床上切削下来的刨屑，有两三公斤重。虽然车间内有许多大车床，但是加工的零件有时太大了，搬动起来不方便。所以这个车间的职工们想出了既方便又提高几倍生产率的方法：让零件不动，把几个车床移到它的周围，同时进行加工。在工具车间，有自动化的制造模压的车床，它按照和零件并列的型样准确地对零件加工，就像用放大尺绘制地图一样。
一般机器制造厂都有热处理部门，它的工作就是把零件在炉里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急剧地冷却，增加零件的硬度。在这个工厂有用高频率的电流使零件局部硬化的车间。方法很简单；工人开动电流，使零件需要硬化的部分加热到一定高温，电流自动停止，冷水随着浇到零件上。以前要八十小时才能硬化的零件，现在只要两分钟。经过高频率硬化的零件，耐用得多。
要是说机器制造业是工业的心脏，那末锻造车间是机器制造厂的决定性环节。这个工厂的锻造车间的进步技术，是全苏联都闻名的。这里在苏联第一个创造了和使用着锻造操作机。这个机器把在锤砧上操持和翻转大块火热的钢锭的沉重工作也机械化了。我目不转睛地看了这个把铁匠工作全盘机械化的情形。
锻工组长奥黎尼科夫做手势指挥着。坐在操作机里的女司机，他的妻子亚历山大娜，准确和迅速地执行着组长的指令。吉普车大小的操作机顺着通到汽锤机前面的铁轨进退。操作机的前头伸张一只大钳似的“铁手”。有几个发动机分管“铁手”的伸缩，翻转和上下左右的摇动。“铁手”从加热炉夹着一块两吨重的火红钢棒，把它伸到五吨汽锤的锤砧上翻来转去地锻锤。
站在我旁边的车间主任列万多夫斯基，就是这个聪明的机器的发明者。他在这里当过锻工，所以亲切地感觉到把这个沉重的劳动机械化的必要。他想出了：用更可靠的水力传动代替气力传动来张合大钳似的“铁手”；用韧性的钢索来减少在锻锤时操作机机身所受的猛烈震动。经过几年的钻研，在工厂行政和党的领导方面和职工支持下，他终于制成这个机器。工厂后来又制造了两台。
显然，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的生产能力所以那样强大，也因为它拥有雄厚的熟练干部和设计队伍。
在压造车间，百分之五、六十的工人已经在这个工厂工作了十年到十五年。在锻造车间，熟练的工人创造了许多出色的劳动功绩。拿锻工组长奥黎尼科夫来说吧。他在卫国战争以前到这个工厂当锻工，开始不脱离生产地学习，学习到五年级又被战争打断了，战后念完工长训练班，一九五四年念完七年级。他的才能在勤勉工作和学习中成熟了，他在一九五一年和汽力机器制造厂的技师波兹捷也夫等发起了在每个工作位置上全盘总结先进操作的创举，把只总结先进工人工作的郭瓦廖夫方法推进了一步。奥黎尼科夫在分析操作的时候，把最合理的操作画成操作规程图解，传授给锻工们，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半倍以上。不久前，奥黎尼科夫在全苏工业工作人员会议上建议广泛地采用锻造操作机的发言，受到了会议的欢迎。
这个工厂原来是不生产石油钻井机的，接到新任务后，派了二十个设计师乘专机到巴库。他们在巴库认识了油井和钻井的工作，回来后设计了钻井机图样。钻井机的生产开始了。这个工厂出产的钻井机每年钻凿的油井，比全苏联所有其他工厂出产的钻井机钻凿的油井多几倍。它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年中出产的钻井机的能力，为一九四○年全苏联所有钻井机的能力的五倍。现在工厂制造着巨型的柴油钻井机和电力钻井机，他们能够钻凿深度三千到五千公尺的油井。
在新塔吉尔钢铁工厂，我看到了产率极高的轧制钢梁钢轨机。这个在技术上超过美国的巨型联动机，是由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在两年短促时间内，设计和制造出来的。领导设计的是在这个工厂成长的工程师喜米茨。设计师们先在一个工厂研究了由德国工厂制造的轧钢梁钢轨机的工作。他们觉得应当设计比这更简单、自动化程度和产率更高的机器。一般轧机的支架只能一根接一根地轧钢条。喜米茨改进了拨动钢轨的关键的设计，使得在每个支架中可以同时轧两根钢条，因而轧上四根钢轨便缩短四十五秒钟。一年当中节省的时间可以多产一大段铁路的钢轨。其次，喜米茨和苏联科学工作者商量之后，决定了用楔栓代替螺栓来接合机盖和机座。原来用螺栓的轧机，在辗轧钢条的时候，轧辊之间不免出现线缝。如果线缝有一两公厘宽，那末要多费成千吨的钢。用楔栓接合比较牢固，免除了这个缺点。再次，喜米茨和他的助手克拉乌则想出了：在轧机旁边安放装好轧辊的后备的支架，到轧机上的轧辊需要更换的时候，用吊车把整个支架都更换过来。这样，既简单可靠又快当，使轧机每天可以多工作一个半小时。楔栓的采用和整个支架的更换，每年可以节省几百万卢布的材料和增加许多产品。另外，设计师克里沃诺日金设计了新颖的切截钢轨的圆锯。圆锯利用钢轨的重量本身调节着发动机的快慢，遇到粗钢轨会放慢动作，遇到细钢轨会加快动作，不需要人来操纵。此外，喜米茨和设计师安托诺夫设计了对钢轨最后修整的、自动化的连续生产装置，它包括铣床、钻床和高频率电流硬化箱等等四十台车床。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制造的轧制钢梁钢轨比美国机器产率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服务的人员少七十个，而且更加精密并节省材料。新塔吉尔钢铁工厂使用的这座伸展半公里以上的一万五千吨重的轧制钢梁钢轨机，只有很少的人在操纵室里管理着。
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的生产迅速增长的保证，除了强大的设备和先进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熟练程度以外，当然还有职工群众的高度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了争取提前完成五年计划，锻工安德烈夫、工长马洛佐夫和技师凯达洛夫发起了在每个工作位置上更好地发挥生产潜力的创举。截至一九五四年年底，有四千五百工人、技师和工程师参加了这个竞赛。还在一九五四年，这个工厂已经有六千多工人完成了五年计划任务。齿刮工贝新在一九五四年完成了三十个月定额，已经完成十年定额。
职工们平均每三个人中有一个是合理化建议者，平均每天提出十几个建议。由于采纳这些建议到生产中去，工厂一年节约近四千万卢布。
工厂在一九五四年全年和一九五五年第一季一直保持着苏联部长会议颁发的竞赛优胜流动红旗。
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的职工们，依靠强大的设备和先进的技术，在继续制造新式的巨大机器。
在机械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对一种新式的初轧机的轧辊进行加工。这种初轧机能轧十五吨重的钢锭，而旧式的初轧机只能轧七吨重的钢锭。工厂制造着高度自动化的冷轧钢管机，它每年轧出的大钢管，可以从莫斯科铺到北京。工厂制造着新式的轧马口铁机，它将以特别快车的速度轧出薄薄的马口铁。
在电铲车间，工人们正在大量制造掘斗能铲土六立方公尺的电铲。以前电铲的掘斗容积是三立方公尺。这样一台电铲加上十五辆五吨卡车，能代替一千五百到二千挖土工人。
在挖土机车间，工人们正在装配一座巨型挖土机的台座。人们都知道，这个工厂曾经在二十个月中设计和制造了第一座掘斗容积十四立方公尺和活动臂长六十五公尺的巨型自动行走的挖土机。它在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工地上，大显过身手。它每班只要五个人管理，代替七千到一万个挖土工人。工厂后来又设计和制造了掘斗容积二十立方公尺和活动臂长六十五公尺的挖土机。它的生产率比前者提高百分之四十，在一分钟内能在三十到三十五公尺深处挖掘起的矿石，要两个半铁路敞车才载得了。工厂还在准备制造掘斗容积二十五立方公尺和活动臂长一百公尺的空前巨大的挖土机！
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和我们中国结有深厚的友谊。这个工厂为我国培养着许多机器制造业的实习生。这个工厂为我国制造了新式的轧薄板机、轧钢管机、轧钢梁钢轨机，正为我国制造着其他强大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