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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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东四区是怎样发动居民定用粮计划的
李亚儒
北京市东四区于六月上旬在全区居民中开展了按户制定用粮计划和核实用粮计划的工作。至七月下旬基本结束,全区六万多户居民都已经定出较切实际的用粮计划。通过宣传和制定计划,使全区居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树立了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和服从国家计划的观念。在广大群众中,浪费粮食的现象已大大减少了。群众反映:“土筐里看不见剩饭和窝头啦!”“小孩也知道要节约粮食,吃饭的时候不乱撒乱扔了。”如铁道部宿舍,过去常有剩饭剩面倒在秽水池里,致水池经常堵塞。现在,那里的秽水池已畅通无阻。群众反映:“节约了粮食,卫生也搞好了。”虚报人口冒领粮食、投机套购粮食的现象已基本消除。通过定用粮计划,一方面全区居民合理的需要得到保证;另一方面,粮食销售量中不合理的部分已大大压缩。从六月份起,全区粮食销售量已逐渐下降。五月份全区粮食销售量为九百九十二万多斤,六月份为九百五十四万多斤,七月份为八百二十八万多斤,七月份较五月份降低了百分之十六点四八,比六月份降低了百分之十三点一三。
在广大城市居民中,过去向来没有定用粮计划的习惯。一听说要定计划,有的居民以为粮食要“紧”了,怕以后买不着粮食,产生了一些恐慌心理;许多居民对于自己每月需要吃多少粮食心中没底,怕计划定低了不够吃;有的还打算招待亲属和客人,都想把计划定高一些,“宽打备用”。有的居民错误地认为:“浪费在机关,捣卖在奸商,居民中没有什么可节约的”,认为定计划是“白添麻烦”,因而还不肯精打细算。有的只是根据“一人一天一斤粮”的习惯来定自己的计划。还有少数人听信谣言,抢购粮食。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大力展开了宣传工作,结合群众思想,揭露了外运和浪费粮食的实例,批判了“居民没浪费”等错误思想,强调了保证粮食供应,说明节约粮食、加强计划供应是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发“居民计划用粮申请书”的时候,又集中地批判了“宽打备用”的思想,提出“精打细算”的要求,并指出认真定好用粮计划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启发了群众的自觉性。经过宣传,各种思想疑虑开始消除,一部分居民开始实事求是地定好了自己的用粮计划。
但是,当工作进入到定计划阶段,许多人仍有思想顾虑。这些人中,一部分是一时弄不清自己究竟要吃多少粮食,可以节约多少,或缺乏定计划的具体办法;另一部分是考虑个人利益,想各种办法提高自己的计划用粮数字。如为了夸大自己家庭实际吃粮的数量,有的还隐瞒过去亲戚和客人来家吃饭的情况,多报过去的购粮数字,个别人还有涂改购粮证的。有些居民还故意把计划定高,以备“要价还价”。在这种复杂的情况面前,我们采取了典型示范的办法,选择有代表性的人,在群众会上介绍自己制定计划的具体经过和办法,以具体事例向群众进行生动的教育。通过典型事例的教育,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号召群众向已定计划的户学习。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在典型示范会上,我们还发动群众算细账,指出只有认真算好细账才能切合实际地定好计划。因此,“算细账”成了一句响亮的口号。广大群众都纷纷翻阅购粮证,计算自己今年一月至五月的购粮数量和实际吃粮数量,回忆一月至五月和目前的家庭人口变化等情况,计算六月份究竟要吃多少粮食。许多过去不知道自己一个月吃多少粮食的住户,通过算细账心中有底了,顺利地定下了用粮计划。在核批用粮计划的工作中,我们还掌握了“先易后难”的原则,分批核准计划,使先定的户影响和帮助后定的,迅速发动多数先进户,以带动和教育少数落后户。这样,才能使工作进展顺利,而不致被一些“难定户”缠住;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核批数以千计的居民用粮计划。
经过这些工作,粮食宝贵、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居民中已逐渐形成爱护粮食的风气。有的还创造了不少节约粮食的办法。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和职工家属,逐渐认识到核实用粮计划对国家和对自己的好处,对于定用粮计划都表示拥护。如文丞相胡同十号居民王忠,六、七月份定计划后,减少了浪费,节约了开支,过去做饭的家具不够,一直置不上,七月份以节约的费用置买了用具。王忠说:“定了计划,对国家有好处,我们家过日子也显得宽裕,用钱把准了。”
这次工作的要求是:一方面要压缩粮食不合理的供应量,一方面要保证合理供应,因而掌握政策的关键就在于计划数字是否合适,防止偏高偏低现象。我们在工作中掌握了“节约”“够吃”的精神,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学习了审查用粮计划的方法,并组织专人重点检查各工作组核批用粮计划的工作质量。在开始制定七月份用粮计划时,又在全区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复查工作。纠正了一些计划数字偏高偏低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对核实供应工作的认识。如纳福胡同工作组调整一些偏高偏低户的计划后,原来计划合适、还想提高计划的杜老太太感动地说:“我过去太顽固了,老怕不够吃,总愿意富裕点。现在我也不要求多定了。”
按户制定用粮计划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的工作。从开始宣传到定好计划的整个工作过程中,包含激烈的新旧思想、习惯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明确了必须依靠有组织群众的原则。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中有组织的人员占区内居民很大的一部分,对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两个办法进行动员:一、按系统进行动员。我们曾召开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单位负责人会议,要求他们除定好本单位的用粮计划外,并教育本机关的工作人员认真帮助自己家庭、亲友、邻居定好计划。同时,我们又分头向工人、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各种宣传动员工作,许多单位指定专人协助我们做本单位的家属工作。中国人民大学还专门成立了检查组,具体帮助他们学校散居在各处的家属宿舍定用粮计划。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局发现有些家属定计划偏高的情况后,行政处处长亲自到宿舍进行了动员,对定用粮计划起了很大的作用。二、召集散居的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开会,说明目前工作情况和遇到的困难,要求他们协助解决,并起模范带头作用。这些人同群众的日常联系密切,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他们对节约粮食的意义和定用粮计划的方法也比较容易领会和接受。依靠他们,工作中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支援。东四区二十个工作组都召开了这样会议。
为了在短期内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发挥了居民委员会的作用。绝大多数居民委员的用粮计划在一般居民开始定计划以前就定好了,并已获得批准。他们一般都坚决拥护政府这一措施。在核批居民用粮计划的工作中,各个居民委员会在介绍情况、协助工作组审查计划、向居民进行解释动员及有重点地帮助算账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居民定用粮计划的最后阶段,有些居民委员会还专门召开会议,对少数不肯切实定好计划的户进行动员和评议。这样的评议会,教育了被评议的“难定户”,也教育了周围的居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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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吃青玉米和毛豆是浪费粮食的行为
曹瑞祥
在一些城市里,每逢夏秋之交,街上就出现一些摊贩或是推小车的,卖煮熟了的青玉米。有些菜店里也出现了毛豆。这些东西一般都是当作零食或副食吃的。这是一种浪费粮食的行为,应该加以改正。
青玉米和毛豆都是未成熟的粮食。据了解:两穗成熟的玉米,可以够成年人吃一顿饭,可是吃青玉米四穗也不能饱,浪费是相当大的。而且青玉米的籽粒还不成熟,仅仅是一张硬皮里面包着一个幼芽和一些尚未成为淀粉的水浆。皮和芽都很硬,吃了不易消化,尤其是小孩消化力弱,常常是整吃整拉,很容易引起胃肠疾病,对健康也有妨碍。毛豆在有些城市是菜农种下当菜卖的,但有些就是把农田里未成熟的豆子拿来当新鲜食品出卖的,这也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农民也有吃青玉米和毛豆的。有些是在青黄不接时当口粮,有些也是当零食吃。现在有些农民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浪费,自觉地少吃或不吃。城市人民和农民都应注意不吃未成熟的粮食,对节约粮食有很大作用。
现在正是蔬菜最多的季节,各个城市的市民和集体伙食单位可以买到各种各样蔬菜和副食品,完全没有必要来买未成熟的粮食作副食用。城市领导机关应教育市民群众改变这种浪费粮食的习惯,同时对卖青玉米和毛豆的商贩也应注意进行教育和适当的管理。不要以为这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小事情”,只有堵塞了一切浪费粮食的漏洞,我们才能节约一切应该节约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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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然油矿”的变化
本报记者 刘凡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有些人常常这样说:小部门、小工厂提倡节约没有什么油水!浙江杭州炼油厂从严重浪费到初步克服浪费的事实,驳斥了这个错误论调。
杭州炼油厂只有一百二十八个职工,四年中(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的平均产值只有四十七万元。过去,由于厂的领导工作人员认为厂小、设备差,油厂浪费一点油很难免,长期忽视厂里的浪费现象,结果从一九五一年建厂起至去年九月,浪费情况十分惊人。化学车间每天有大量的油流在地上,油浸湿了土、浸透了工人的鞋。这个车间的旁边有一个二亩见方、一丈二尺深的池塘,过去这池塘长着莲蓬、菱角、茭白,后来由车间流出去的油和倾倒的油脚,白土脚,硫酸脚等,使这个池塘成了油池,杀死了池里的一切生物。据计算,池塘内的白土脚、硫酸脚等最少有七百吨,可收回油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市斤;可回收淡酸五百八十八吨;可回收酸脚三百五十六吨。单是这一个池塘里可以计算的浪费数字就有八万六千零五十三元,占这个厂四年平均产值百分之十八点三。此外,像这样大小不等的池塘在厂的周围还有四个,而这四个池塘的水面也浮有很厚的机油、煤油、软麻油以至贵重的白油,这能说浪费是不大吗!
去年黄梅雨季节,从厂里漏出的油随雨水流入十里以外的杭州菜市桥,漂流在数百里长的杭宁(杭州至南京)运河上。由于油随水冲入周围的河塘、田庄、桑田、竹园,使庄稼和桑树枯死,竹子不出笋,鱼被毒死。当地居民为此事到处去控告炼油厂,拿着死鱼到厂长办公室要厂长赔偿。据统计厂里已支出赔偿费一百一十元。
当时,厂里厂外的群众对炼油厂的这种严重浪费极为不满,他们指着这些满地黄金的油地说,这是一个流不尽的“天然油矿”。可是厂的领导工作人员对这些浪费现象仍然熟视无睹。这个厂里有个四亩地大小的露天仓库,里面躺着数不清的油桶,经过常年累月的日晒雨打,铁桶生锈破烂,油徐徐地从破孔口流出。去年四月间的十四天中漏掉了十五桶油(每桶三百六十斤),八、九月间漏掉两桶软麻油。正因为厂长认为油厂浪费点油无所谓,所以有些工人也就在油桶的漏孔处不负责地抹上点肥皂就算了,仍然没有解决漏油的问题。去年六月间,杭州电气公司在这个厂露天仓库竹篱笆外边架电杆,挖了个电杆坑,等到第二天电线工人来树电杆时,电杆坑里已灌满了油。
工人们对炼油厂这种严重浪费的现象很不满,有的工人曾提出几次合理化建议。如工人张金水曾提出从硫酸脚里收回油的建议,而厂长对这个建议置之不理。去年八月,锅炉车间工人何其安提出试验用空气管自动放油,可以节约人力,又可堵塞浪费,厂长只说了一声同意,以后再无下文。工人们对厂里的领导工作人员不管这种严重浪费的现象很气愤,有的工人说:我们这口池塘内都是黄金,把这批油提出来,可以再建造一个炼油厂。有的工人挖苦地说:这样浪费亏得后台老板大(指国营的),否则老早倒灶了。
去年八月间杭州市工业局对炼油厂严重浪费的问题进行了处理,严格地批评了厂长王自谦官僚主义和忽视节约的思想。同时,用浪费的事实教育了全厂职工。这时,厂长才开始清醒。接着,上级党委派人去加强了厂里的政治工作。从去年十月一日起,这个厂的中共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工作人员采取了一系列反浪费的措施。党支部首先从党内到党外通过报告、座谈、漫谈的方式,用过去的事实进行了厉行节约的教育,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动全厂职工动手有步骤地克服各种浪费现象。
去年十一月,这个厂有二十九个青年工人组织了一个青年节约队,他们的口号是:随时随地反浪费,那里有浪费就到那里去!青年节约队成立以来,利用中午、晚间的休息时间和假日,出动过三十六次。他们从池塘中捞回油五万二千四百六十八市斤;在近二百只硫酸坛子中倒出抛掉的硫酸一千七百八十市斤;在油桶里倒出抛掉的油二千七百四十八市斤;把过去抛掉的一百二十个破油桶修理好;收回废铜废铁四百八十市斤;在露天仓库的油地上挖起五千斤油泥,供锅炉房作炼油燃料,节约了五千斤煤。仅这六项,青年节约队就为国家节约一万一千四百零八元。
青年节约队的活动,影响了全厂工人,厂里有九个中年工人也参加了青年节约队。后来青年节约队无论是拾废铜废铁或是去池塘捞油,厂里的中年和老年工人都跟着一起做。青年节约队在反浪费斗争中把全厂的职工带动起来了,他们成了炼油厂节约运动中的号角。
不仅如此,厂里的工人在节约工作中还努力找窍门,挖掘节约潜力。锅炉车间工人朱炳云和技术人员蔡宝山为了挽回白土脚、硫酸脚等倒入池塘去的损失,曾日夜钻研了从白土脚回收油,从硫酸脚回收淡酸和接触剂用的酸脚成功。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单从白土脚和水脚中回收油就有四万一千三百五十五市斤,价值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五元。今年六月份,仅回收淡酸和回收接触剂用的酸脚两项,价值一万三千六百元。今年全年全厂可回收废酸脚四十六万市斤,淡酸九万六千市斤,能为国家节约资金十三万九千二百元。锅炉车间工人何其安也在去年十二月创造自动放油的空气管,变过去长期来用人力灌油为空气放油,既节省人力,又杜绝了过去因人力灌油每天有十二斤油的损耗。
杭州炼油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工作还在继续开展,六月上旬,全厂职工举行了一次增产节约会议,会议上找出了节约运动中的薄弱环节,修订了今年全年的节约指标,全体职工信心百倍地在为实现这个指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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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三月十三日本报发表了“揭开沈阳低压开关厂‘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秘密”一文,批评沈阳低压开关厂产品质量低劣,弄虚作假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现在,厂长周伯洲已来信检讨。沈阳低压开关厂并已从第二季度起,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保证产品合乎苏联标准。
五月二十三日本报发表了“明目张胆的犯罪者”一文,批评峰峰市建筑公司承包的建筑工程中高估造价,工程质量低劣,非法牟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现在,峰峰市建筑公司已来信检讨,并提出了改正错误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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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连钢厂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法的恶果
周作新 杨会义
重工业部大连钢厂几年来在执行国家计划中,采取严重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大连钢厂领导工作人员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只顾片面地完成产量任务,不顾品种计划,在同各兄弟厂矿、建设单位的配合中缺乏协作精神。该厂对待兄弟工厂的订货,常是以高估工料、推拖交货日期等办法,变相地拒绝订货。去年,某厂要求该厂试制一种新产品,并要求继续供应,但是他们一味强调技术困难,说是“只管试制、不管供应”,几经中共旅大市委批评,才纠正了错误的做法。某些单位要求他们在制造特殊钢材方面给以帮助,他们虽然答应,但总要在价钱方面多打点主意。旅大交通公司在该厂铸造两根高锰钢道岔子,他们要的价钱竟比一般高锰钢贵十倍。
接受了订货之后,他们也常常是只顾去完成自己的产量数字,把订货抛到一边,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日期交货。该厂承受的青岛纺织厂的订货,一拖就是三百五十三天;第一汽车厂、量具刃具厂订购的扁钢,商定在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交货,但直到六月还没交齐。不按期交货,给各兄弟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失。鸡西矿山机械厂制造“顿巴斯一型”联合采煤机时,由于在大连钢厂订的镍铬钢不到,某些部件不得不用粗料代替,影响了机器的质量。另一个工厂在抗议信中写道:“由于你厂不按期交货……致使我厂生产停工……已成为我厂能否完成今年生产任务的关键。”由于大连钢厂不按期交货,已破坏了许多厂矿的生产计划。
是不是有些技术问题不能解决,使他们不能按期交货呢?不是的。该厂接受的订货,也编到作业计划里去,但从来没有一个月认真按作业计划进行生产,甚至有意不完成订货计划。炼钢车间在炼钢时,发现炭高了也不脱炭,就改为“高炭钢”,发现炭低了就改为“低炭钢”。这个车间在去年十一月,任意改了二十二次钢种。厂内的生产竟混乱到这种程度,车间也可以随便拒绝生产计划。去年十月,有一批弹簧钢的订货,技术条件要求较高,轧钢车间主任马成功就命令工人停止生产,并对生产科说:“以后不要接受这样难干的活!”类似这样“自由”生产的情形,在该厂已经习以为常。特别一到月末,一看距离完成计划尚远,车间就随意乱干,什么好干干什么,只要吨数超过就行。去年七月,应当生产的某种钢材缺了五千公斤,而不需要生产的却超额生产了十一万一千六百公斤。于是一方面大量欠交,一方面又大量地积压。该厂从去年一月到现在,已经接到两千多份抗议信,抗议他们不按期交货。但是大连钢厂的领导工作人员对待这些抗议,避不做正面答复,总是文不对题地说些什么“人力不可抗拒”“技术条件所限”等千篇一律的理由,甚至事先印刷了大批延期交货理由的公函,企图逃避对方罚款。
大连钢厂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只顾完成产量任务,不惜大量浪费国家资金。
该厂去年成本超支达一百六十多万元,今年第一季又超过计划八十八万元。由于浪费资金现象严重,去年一年由银行贷款六百四十万元,仅利息就付了四十三万元。
去年,厂长袁执中提出“大力支援炼钢”的口号,要其他部门无条件地、不惜血本地为炼钢部门服务,谁若是服务不力,谁就要受到厂长的批评。于是本来就很混乱的供应部门更加混乱,大量购入和大量积压材料。钢丝车间要用重柴油,车间请领三十吨,供应科一下子就订购了一百五十吨,实际只用了七吨。炼钢车间在炼钢时,发现炭低了,就随便到供应科的铸铁堆里拿来一些投入炉里。供应科看见不仅不制止,反而将铸铁运到车间门口,请他们随便拿用。结果炼钢车间每一炉钢都比定额多放一百公斤甚至一吨的钢料,仅今年第一季度就多用了一千吨左右的废钢。全厂的用具钢一年约需二百五十吨,本来应该用一般炭钢,但他们也用优质钢来代替,这一项就浪费了九万元。
大连钢厂追求产量,似乎只是为了有个数字上报,对生产出来的成品,就没有人注意了。一次,生产了九百六十公斤钢材,用户前来提货,竟不知下落,只好承担罚款;后来找到这批钢材时,已全部生锈,变成了废品。许多不同规格、种类的钢材混放在一起,底下垫得不平,上边盖得不严,大部生锈变质。去年一次盘库时,光是成品就盘亏四十九万元。
追求产量,也就不顾质量。去年一年,该厂的废品、次品多达三千五百五十八吨。生产次品、废品,在这个工厂似乎已成为“合法”的行为。去年,炼钢车间共发生了一百三十九次质量事故,违反操作规程两千多次,工厂领导工作人员从不注意追究事故责任,改进产品质量。轧钢车间生产的盘条因不合需要,大量积压,决定改变规格。为此,需要改变轧钢机的孔型。在设计孔型时,有一个方案可以保证质量,但效率低些,另一个方案生产效率高,但不能保证质量,他们竟采用了效率高的那一方案,结果生产出来的盘条质量低劣,又造成大量积压。钢丝车间生产了一千多吨铁丝原料,其中有三百多吨不合格,不得不重新加工,但车间工人却得到了“超额奖励”。由于产品低劣,厂里常收到使用单位的抗议信,去年达三百六十七件,今年一至四月即达二百零一件。
大连钢厂所以有这些问题,厂长袁执中应负主要责任。袁执中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一九五二年来到大连钢厂,本来对大连钢厂的具体情况和业务都不十分了解,但他自恃当过纺织厂长和原东北工业部办公室副主任,即主观主义地对钢厂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结果按照他的意图“改革”后的工厂,反而更加混乱。该厂质量低劣,是尽人皆知的,但别人一提出时,他即纠正说:“不是质量低劣,而是质量波动。”一次,中共旅大市委工业部一位负责同志和他谈话,指出“大连钢厂几年来没有多大进步”,他立即辩解说:“不是没有多大进步,而是进步较慢。”
但不管袁执中的看法如何,工厂完不成国家计划是铁的事实,于是袁执中便想走捷径,弄虚做假。在国家迫切需要钢材的时候,他有意编制保守计划,对工作人员说:“不要把计划编高了,我们完不成,上级要打‘屁股’!”一九五四年的计划就是根据一九五三年一至八月的落后定额编的。但这样计划也难于完成,于是就走上了片面追逐产量的“捷径”。前述那些错误的做法,都是在袁执中许可甚至鼓励下发生的,有的甚至在袁执中亲自参与下进行。以前,大连机车车辆厂在该厂订购过弹簧钢,合同规定都是“较高精确度”,有一次合同上漏掉了这个规定,于是车间就趁机按“普通精确度”生产,生产到十四吨时,被技术监督科发现,提议用电话同货主联系一下,袁执中说:“不用联系,一联系什么麻烦事都来了!”技术监督科说:“人家不要怎办?”袁执中说:“有合同替咱们说话!”结果生产了四百吨,给对方造成很大麻烦。去年十一月,大连钢厂屡经上级机关批评,曾不得不控制一下“自由生产”,袁执中亲手批下命令:“不符合当月作业计划者,一律不得入库。”但到今年三月,他又下令:“车间生产的东西,一律入库。”结果,四月份推销科推销了四十吨积压钢材,当月却入库了七十吨计划外的产品,这自然无法彻底处理积压。
袁执中在工作中缺乏依靠党、依靠群众的观念,片面地强调一长制,忽视党的监督和民主管理。决定工厂的重大问题时,他总是独断专行,不在党委会上讨论。去年编制计划时,未提交党委会讨论就上报,有人提出意见,他还说:“你们不懂,讨论也提不出什么意见。”由于袁执中轻视党在企业中的作用,在工作人员中曾有过这样的错误论调:“支部关一天门不要紧,行政关一天门就完不成计划。”这就是说,已有不少人认为企业中党的组织是可有可无的了!
自然,大连钢厂有许多工作人员不同意袁执中的做法,曾提议要扭转错误的经营方法,但袁执中拒绝了同志们的批评和意见。今年二月,在袁执中去北京的时候,工厂里开过一次会,研究为什么不能按品种完成计划。当时,有关人员都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做了检讨,大家都准备改进工作,并且信心很大。但是袁执中回厂听过汇报后,大为恼怒,认为太“左”了,还说:“过去检查、批判过多少次了,问题、毛病还不是照旧存在吗!”于是大家的满腔热情,又被袁执中给压下去了。
大连钢厂已被错误的领导思想拖住无法前进了!最近,袁执中在中国共产党旅大市代表会议上作了检讨,尽管检讨得还不深刻,但总算初步表现出了改进错误的意愿。希望袁执中切实地在实际行动来表现出自己的决心;同时,也希望重工业部加强对大连钢厂的具体领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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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柴达木盆地石油勘查工作获得成果
在柴达木盆地寻找石油的地质人员那里,不断地传出找到新的储油构造的捷报。在去年已经发现储油构造的地区,露在地面上的油苗和地腊等露头也比去年发现得更多了。地质人员们正在对这批储油构造的形状和地下情况进行细致的探测。此外,勘探工作和工作人员生活所需的煤和水等也不断发现,为进一步勘查柴达木盆地的地下资源创造了条件。
柴达木盆地越来越大的储油希望,鼓舞着每个地质人员的劳动热忱。他们每天从清晨到天黑,忘我地劳动。他们迷失了归队的方向,就在深沟戈壁上露宿,第二天继续工作。为了寻找储油构造,路线概查队曾英勇地通过长达三百公里的无水戈壁滩,穿过了横亘盆地中部的沼泽地带,日日夜夜地行进。重磁力普查队每天要在几十公里长的路线上进行工作,在汽车开不过的地方,除靠毛驴运输外,他们也抬着重达几十公斤的仪器步行。四零四队第十一地形测量组由于新手较多,在开工初期老不能完成定额,他们就在女组长汤梦霞的认真带动下天天总结经验,一个月以后,不但保证了定额的完成,有时还能超过。钻井队在工作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创造了快速安装和快速安全钻进的新纪录,岩芯采取率也有提高。
为了在这些初步获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加速勘探,最近又有一批地质人员来到柴达木盆地。青海石油勘探局还组织一批力量开辟了新的工作地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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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犁河谷扩种五千亩东北大豆
新疆省伊犁河谷今年扩种了东北“满仓金”大豆约五千亩,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三十五。目前,播种已全部结束。各族农民正在进行水利灌溉和其他田间管理工作,争取丰收。
新疆省伊犁河谷日照长、气温高、湿度小,无显著病虫害,适合于大豆生长。一九五三年伊犁河试验农场曾进行了试种,一九五四年又有国营农场和部分农民试种了一千二百亩,都获得了丰收。经过种植一年的大豆种子,品质也有了改进。
(本报集体通讯员新疆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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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农民欢迎“碧蚂一号”麦种
山东省部分地区种植的“碧蚂一号”和“碧蚂四号”优良品种小麦,普遍丰收。临沂、菏泽、莱阳、泰安、德州等地区一般都比当地品种小麦增产二成以上,比以往推广的“徐州四三八”等品种小麦也多收一成五左右。菏泽县东方红农业生产合作社种植的十三亩“碧蚂四号”,平均每亩产四百五十斤,其中有三亩每亩平均达六百二十斤的高额产量。各地农民一致反映“碧蚂一号”和“碧蚂四号”的产量高而稳定、性耐疸、少落粒。纷纷要求在今年秋种时扩大种植面积。为了满足群众的迫切要求,菏泽、胶州、泰安、文登等六个专区及淄博市计划收购“碧蚂一号”和“碧蚂四号”小麦六十多万斤,以供调剂推广。省农业厅除在省内储备了十五万多斤外,并向陕西省收购“碧蚂一号”二十万斤,在临沂专区集中繁殖推广。(朱京生、张邦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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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综合农业试验站试用寄生蜂消灭害虫
湖南省综合农业试验站,先后在洞口,常宁等县一些历年虫害严重的地区,进行了寄生蜂的放播试验。
寄生蜂是一种小虫。它发育快,繁殖力强,每隔六、七天就能繁殖一代,专门寻找螟虫、稻包虫、尺蠖等害虫的卵块寄生,以吃食这类害虫卵粒。在田里放播了寄生蜂,就能防治虫害,不需进行药械防治。
放播寄生蜂,是学习苏联利用生物防治虫害的先进经验。这次在常宁县农场和常宁一区的大片面积上放播日本赤眼蜂和松毛虫赤眼蜂时,附近广大农民都跑来参观,放播的工作人员向他们讲解了放播寄生蜂的道理,并把装在玻璃管内正在孵化的寄生蜂,用放大镜放大给他们看,他们看了都感到十分新奇和有趣。 (本报驻长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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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各地国营商业部门配合夏季收购加强物资供应
山东省各地国营商业部门采取积极措施,配合夏季收购工作加强农村的物资供应。全省国营商业部门已经初步制定的物资供应计划,商品供应量比一九五四年同时期增加百分之十四以上。各城市采购供应单位加强和改进了物资调运工作,坚决贯彻了为农村需要的日用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的原则。青岛、济南、烟台等五个采购供应站六月底库存量占全省库存量的比重,已由五月份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六八压缩为百分之三十二点八,比一九五四年同时期库存量减少百分之十四点二。
各地国营商业部门在财委的统一领导下同供销合作社举行了物资供应会议,衔接双方计划,签订供应合同。如中国百货公司山东省公司潍县分公司在六月下旬同昌潍专区各县供销合作社签订了第三季度供应合同共二百八十九万元。中国百货公司山东省公司济宁分公司举行“工业品巡回展览供应会”,仅在鱼台县第五区便销售了二万多元的货物,其中供应基层供销合作社的商品值一万八千多元,供应商贩的商品值二千多元。此外,各地国营商业部门还同供销合作社一起,并组织私商参加,利用集市、购粮点、庙会等场合,召开了一些小型物资交流会,供应给农民大量工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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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各农具修配站秋收前为农民检修新式农具
黑龙江省各地的六十六个农具修配站的修配工人,正在秋收前为农民检查和修理新式农具。
这些农具修配站是今年五月间由省工业厅、农业厅、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管理局、手工业生产联社筹备委员会五个单位联合决定成立的。
这几年来,黑龙江省农村推广了八万多件新式畜力农具。这些农具需要建立专门的修配站负责加以定期检查和修理。过去因为没有这样的修配站,有的农民为了要修配一个零件,就得从二百里外,坐火车到城里去修配。农具修配站建立以后,各地农民只须把破损的或丢失部件的农具送到附近的修配站,就能及时修理好。
为了保证检修质量,省工业厅还成立了一个技术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在七月份曾抽调了各修配站的技术工人,来学习收割机的检修技术。今后也将按各个季节中使用不同农具的情况,分别训练各修理站的技术工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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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煤矿用红黏土配制混凝土
开滦煤矿土木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在混凝土中掺用红黏土,节省了水泥。他们在实验室试验成功以后,最近在赵各庄第五工地用这种混凝土砌了四个厕所的房顶。由于混凝土中掺用了红黏土,共节省水泥三百三十六斤。这个公司计划在下半年全面推广这一经验,预计可以节省水泥二十一万多公斤。
这种混凝土按照每百斤水泥内掺十五斤红黏土配成。实验证明,它的耐压力和“抗冻性”都合乎质量要求。 (陈世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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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盐场订出下半年节约计划
早在六月上旬完成了国家全年生产任务的淮北盐场职工,在争取今年多生产五百八十万担食盐的增产运动中,又订出了下半年节约七十七万多元的计划。
这个节约计划是经过职工充分讨论,揭发了浪费现象,从生产管理、处理呆滞物资、加速资金周转、淘汰废品盐、利用废物等方面找出节约办法以后确定的。目前,全场职工正满怀信心地进行劳动竞赛。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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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住水土流失的邓家堡村
新华社记者 马玉平
甘肃省武山县渭河南岸的邓家堡村,是黄土高原地区的一个山村。三年多以前,村里每年收成都很坏,全村二十五户农民就有二十三户农民粮食不够吃。那时旱灾、水灾经常袭击这个村庄,夏季需要雨的时候,偏偏不下雨,庄稼干死在地里;到了秋季,却常常下暴雨。在下暴雨的时候,有时地上被雨水冲成“三光”(土光、粪光、苗光),同时雨水夹带泥沙从高原奔腾而下倾泻到渭河。田地愈冲刷就愈陡愈瘦,村庄两旁的几条沟壑也就愈宽愈深,而渭河的积沙就愈来愈多。
但在三年多的过程中,村里农民制止了自然灾害的袭击,邓家堡村已经变样了。农民们在田边筑起地埂,全村二千多亩耕地已形成一块一块整齐的梯田。为了巩固梯田、控制水土不致流失,横亘在村庄两侧的四条大沟壑中,不但种植了树木和牧草,从沟底到沟顶,逐段筑成三百多个阶梯形的拦洪土坝,阻止山洪下泻。在村庄周围低洼的地方,挖了许多连环涝池和水堰,积蓄雨水。同时在梯田左右的沟壑和山坡上,又栽植了十一万多株洋槐、杏、椿、核桃和苹果等树木,山坡上还种了草木樨等牧草。现在不少树木已长到二公尺多高,牧草油绿,从村里远远望去,山坡已不是过去那样光秃,而是一片葱绿。
邓家堡村农民告诉我说,从一九五二年起,他们是依靠互助组织带动农民做好这一水土保持工作的。那时,互助组组长经常带领组员们上山培地埂,修梯田,到沟底筑坝和修水堰。以后村里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们同自然作斗争的劲头更大了。经过一系列的斗争,这个村的农作物产量逐年提高。七十一岁的农民邓麻豆,有一块地多年不种麦子了,一九五三年培起地埂,去年种上小麦,每亩竟收获两石,比当地一般小麦产量高出四倍。全村农作物每亩平均产量,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三十斤,一九五四年又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三十斤。今年这一带小麦虽然普遍遭受虫害,但邓家堡村平均产量还比三年前的产量高出百分之四十一。邓家堡村的二十五户农民,去年有二十户达到丰衣足食,预计今年秋收后将有三分之二的户都有余粮。
当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的消息传到了邓家堡村以后,农民们个个欢欣鼓舞。他们表示,今年秋天要争取提前完成八百亩田间工程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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