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阿垅的嘴脸
方纪
阿垅的反动军官身份，在一九五一年就暴露了。那时因为他看到时机有利（有芦甸、鲁藜做掩护）便想乘机混进党来。于是，他写了一份“自传”，申请入党。在这份自传里，他不但列举了他充任反动军官的履历，而且公然承认他“曾经”“狠仇视共产党”！这在他来说，用意大约和胡风的“上书言事”一样，是一种“挖心战术”，试试我们的“虚实”——共产党的警惕性和对他了解的程度。但是，第一个看到这份自传的一个共产党员——后来证明是胡风分子，却居然认为“仇视共产党”而又至于“狠”未免太触目了，便亲自动笔，把“狠”字勾去，好使他的面目更为隐蔽一点，以便帮他混进党来！果然，天津文联支部中，那个为胡风分子把持的党小组，举手通过了阿垅的入党！只是因为他的政治面目过于明显，经不起审查——如同胡风所曾为他担心的那样（见后），他的“挖心战术”也像胡风的“意见书”一样，终于被识破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们对于阿垅的历史开始发生了怀疑。
但是，在那时候，人们对于他的历史还只是感觉到奇怪而已。忽而是国民党，忽而是改组派；忽而是萎萎葸葸的小职员，忽而是显显赫赫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忽而到了延安，忽而又到了专门以封锁延安、搞特务工作为目的的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忽而被“通缉”，从成都逃出；忽而又“逃”到离成都并不算远的重庆，而且住进蒋介石的“山洞”，做起了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战术教官……诸如此类，各种不合规律的事竟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只要稍具社会常识的人，而且要是想一想的话，都不能不发生怀疑。
然而，那时所怀疑的，还只是他的历史；对于作为“作家”的他的现在，却没有联系起来想一想。因此，也就没有发现：像这样一个充满血腥历史的反动军官，如何竟成了一个“革命”的“作家”！
另外，从文字上——这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方式之一，阿垅到天津来不久，就露了马脚。大约是因为他们一时失算，或者过于性急，“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写成了他的“论倾向性”。并且也是采用“挖心战术”，把原稿拿给我看。这一回，我却上了当——因为那时我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搞创作的人只要不迷失方向，对一般的理论问题可以不去注意。但即使如此，我也还从直觉上嗅出了一点味道：感到他那里面既没有提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没有提大家公认的解放区的作品，而其本身又是一种用我所不熟悉的语言写成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了他。哪知他倒“虚心”，立刻加以“修改”，这就是发表出来时后面加上的那条好像是“光明的尾巴”。但是，这却蒙蔽了我，因此当陈涌同志批评了他时，我还一时辨不清是非。不过从此以后，大家都产生了一种印象：阿垅的理论是有错误的，应该提防。
尽管如此——一九五○年从文字上，一九五一年从历史上，知道了阿垅是“有问题的”，但对于这个“问题”，却没有及时地去认真加以解决。
到一九五一年底，问题就更加明显了。在文艺整风中，对阿垅的“论倾向性”、鲁藜的“生活”、芦甸的“女难”、余晓的“生活三题”，我们都提出了批评；并且因为这些现象的集中而且突出，使我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些人的思想和活动是同胡风集团有关的。因此，当时还指出了鲁藜曾经是“七月”派的“诗人”，应该警惕；芦甸、余晓等公开袒护阿垅，同情胡风，应做检查。当时还把这些意见向党做了报告，并曾发表在党刊上。
也许因为这一下碰着了他们的痛处吧，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他们也就凶相毕露了。原来在一九五○年三月间，我的一篇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受到了“人民日报”的批评，由于开始没有立即认识到自己作品中的错误，并且对批评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因此，当时在回答阿垅的一封带有挑拨性的来信时，竟向他发了自己的牢骚，实际上变成了是对他受批评的一种同情，丧失了作为一个党员作家的立场。那知就是这封信，等于把刀把交给了敌人，到一九五二年，这件事情我早已忘记，可是阿垅却没有忘记！在我批评他们之后，他拿出来这封信，在那些受批评的人中间加以挑拨，来转移对他们的批评，破坏整风运动，掩护他们自己。果然，那些被批评的人们——现在知道了他们原本就是胡风分子，受了批评，看了党刊，正在不满，因此，在阿垅的挑拨和指使下，以反对我个人为名，对那次的整风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有计划的破坏。
本来，这时已开始接触到了他们问题的本质，但由于我个人所犯的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被敌人当做小辫子抓在手里，加以那时天津文艺阵线的不统一，不坚强，我又没有及时地表示一种虚心检查自己的态度，以致使敌人的阴谋得逞，自己一含糊，敌人就放过了！这在我都是很深刻的教训！在第三批材料中，路翎给胡风信中所说的“关于芦兄的那消息……领导者转了点弯，他也含蓄了些，滑过去了”，指的就是当时在他们的反攻下，我身上有弱点，一时失去了锐气，没有守住阵脚，放过了敌人！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这封信后加的按语所指出：从这一类的信里，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不要让他们“滑过去了”。这按语，对于我个人来说，确是切肤之痛的教训！
事情过了一年，到一九五三年春天，总结这一段工作时，中共天津市委除了对我写信的错误给了批评外，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阿垅在这里所用的，实际是一种特务手法。由此可见，无论他们隐蔽的多么巧妙，真相还是会暴露出来，党还是会察觉的。后来，参加那个会议的胡风分子，把这句话告诉了阿垅和胡风；到一九五四年，胡风在北京关于
“文艺报”问题的会上，便为了攻击党和替阿垅打掩护，引证了有人怀疑阿垅是特务的话。那知他们又一次地弄巧成拙，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秘密。
现在，当大暴露之后，一切真相大白，回顾过去，想想阿垅那副嘴脸，“用微笑包着侮蔑”，装做“善良”的凶相，故作“诚恳”的狡诈，阴险的笑，恶毒的眼光……我就有一种不能抑制的生理上的憎恶！
（全文原载“文艺报”，本报转载的是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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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分子朱谷怀抗拒土地改革的罪恶活动
“南方日报”记者
离广东省兴宁县城不远的第一区古塘乡古塘村，有一所傲视四邻的堡垒式的新屋，这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朱谷怀的老家。这是一座三进三横一围的大屋，里面有七十多间房子。这所大屋原来叫做“宏德围”，现在已经分配给二十二户农民居住，改名为“农家乐”。光是这一变迁，就使反革命分子朱谷怀十分不舒服。
朱谷怀原名朱振先，他的家庭成份是工商业兼地主。根据土地改革划阶级的材料记载，他家除经营工商业外，还有田二十一亩二分，按他家庭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占有的土地已经超过当地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的两倍以上，而且他家所有的土地都是雇工耕种或出租给贫农，进行封建剥削的。
一九四八年冬，当我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时候，朱谷怀“临危受命”于他的主子胡风，离开胡风集团在杭州的大本营安徽中学，回到他的家乡。
他回到家乡后，就以“进步”的面目出现来欺骗群众；同时又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他的家庭分散资财。那时，他的父亲朱宏珍和他的大哥朱汉澄，本来还不以占有“宏德围”为满足的，正在准备再建一所横屋，而且横屋的地基已经打好，砖料、木料等等也都买好了。但是朱谷怀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势已去，便劝说他家立即停工，并对家里说：“现在时局不好，家里要早作打算，对人要和善一点，以免后来麻烦。”接着，他为了要家里向农民表示“和善”，便亲自布置家人对佃户说：他家出租的田地不收租。他又怕家里房屋太多，目标太大，于是又阴谋拉拢他店里的工人，分房子给他们住，以便保存他们的财产，又可挑拨工农的关系。朱谷怀家里的婢女朱玉珍揭发说：“自从朱谷怀回到家里后，家中资财就渐渐分散，地主家庭表面上也变得‘善良’起来了。”为了化整为零，在解放前夕，朱谷怀家又请了泥工建筑炉灶四座，朱谷怀兄弟四人实行“假分家”。
朱谷怀除了“劝导”家里分散资财、房屋、土地以外，他自己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同反革命大恶霸地主李建侯的孙女结了婚。在举行婚礼时，当地反动阶级的头子都被邀请参加，其中有蒋贼军军长、蒋贼中统特务等数十人。朱谷怀乘此机会拉拢周围群众，举凡同乡姓朱的每家都请一人，是亲房的就全家邀请，不惜大量挥霍他家从劳动人民身上剥削来的金钱，仅仅酒席就摆了一百多台。在举行婚礼那天，反动武装前来维护，如临大敌。蒋贼国民党兴宁县党部书记袁荫庭在婚礼上极力夸奖朱谷怀“博学多才”、“有才华”、“前途远大”等等。
一九四九年九月，兴宁县第三次解放后，朱谷怀更加猖狂地帮助他的大哥朱汉澄疏散店里资财。他的大哥就在这时带了自己的小老婆，托词到香港买货，带去了值二十一件洋纱的资金（每件洋纱现值八百一十二元）。至一九五零年夏天，朱汉澄空身回来了。人们问他钱哪里去了，他推托说在香港同人合伙走电船（走私）亏了本。这值二十一件洋纱的资金就是这样在朱谷怀教唆之下巧妙地被分散了。
群众还揭露一九四九年秋征的时候，朱谷怀利用“新兴报”总编辑的职位，包庇家庭，为地主阶级叫嚣，破坏征粮工作。当时他家里按国家规定应该缴十五担谷左右的公粮。朱谷怀知道了，就到处叫重，并打电话，甚至亲自找城镇区长发脾气，说工作同志“不深入”、“有偏差”、“不了解情况”。他甚至亲自回家召开“父老会”（即地主、富农会议），纠集朱伯权、朱耀章等十多个地主阶级分子共同叫嚣，强迫区、乡工作人员减少公粮数目。不仅如此，朱谷怀还企图把自己家里应缴公粮数目转嫁到贫雇农身上。他极力歪曲事实，动员青年学生去向贫雇农“查黑挤黑”，一些青年学生并没有听他的话，他就亲自敲锣开会，要在群众中进行“查黑挤黑”，引起群众很大的不满。但是阴险的反革命分子朱谷怀却诬蔑说这是区、乡政府搞错的。他就这样使用阴谋手段，离间人民政府同群众的关系。当朱谷怀家里拖了又拖才无可奈何地交出十担稻谷时，朱谷怀还在背后大骂区、乡工作人员“违反政策”。
一九五零年冬天到一九五一年春天，兴宁县古塘乡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斗争。这就引起了已经离家远去的朱谷怀对他那个即将死亡的地主阶级家庭的“留恋”和“悲恸”。那时他的大哥朱汉澄抄了一份划阶级成份的表寄给他，要他作参谋。朱谷怀接到信后，一面写信给兴宁县领导方面，为其地主家庭辩护；一面立即回信给他的大哥，叫他伪报工商业成份，说他家在农村里有劳动没有剥削。果然，在划他家的阶级成份的时候，朱汉澄自报是工商业，并在会场上公开掏出朱谷怀的来信念起来竭力狡辩。划了阶级后，朱谷怀知道人民的力量不可侮，进攻失败了，便立即布置退却。于是便写信给朱汉澄叫他暂时向人民低头，说不这样“装死”一下，就会引起不良恶果。此后，朱谷怀家里再一次“和善”起来了。兴宁县土地改革结束后不久，朱谷怀的父亲朱宏珍使用金钱收买了当时古塘村的村长，在元宵节前后，邀集了分配到“宏德围”住的十三户贫雇农，同朱谷怀家里的人开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团结会”，说是土地改革结束了，封建尾巴割掉了，贫雇农和地主要彼此“和气”，“和平共处”了，他们以此来麻痹周围农民的斗争情绪。
过了不久，朱谷怀的家庭见风暴已经过去，就开始向农民反攻了。一九五一年夏天，朱谷怀的母亲王达娘利用农民有些麻痹大意的情绪，便疯狂地向农民反攻倒算，她拒绝把已分给农民的旱地交出来；还把已分的房子用铁锁锁住，不许农民进去居住；她的婢女朱玉珍已分到的一口大锅，她公然强夺回去；已分给农民用的厕所，她也强行把肥料担走；同时竟敢动手打农民的儿子；经常破口骂农民：“短命鬼，绝人种，赶你们出去！”这个不法地主王达娘，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古塘乡进行土地改革复查的时候，在农民一致要求下，人民政府依法把她逮捕了，判了十五年徒刑。农民并斗争了朱汉澄。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朱谷怀一家人都是“笑里藏刀”，面善心恶，毒辣狡猾的地主阶级分子。他们看见来头不对就退却，有机会就进攻。
由于朱谷怀曾经钻进了党内来，所以古塘乡农民也曾把朱谷怀当成“进步的大学生”、“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共产党员”。现在他的假面具被剥去了，农民都认清了朱谷怀原来是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反革命分子。广大农民一致要求：一定要彻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揭发他们的罪恶阴谋，并依法惩办朱谷怀。
（原载“南方日报”，本报略加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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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分子庄湧私设公堂逼死农民的血腥罪行
任怀友
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有一封反革命分子庄湧给胡风的信。庄湧是什么人？“人民日报”在注文中说：“〔庄湧〕地主反革命分子。当一九四六年解放军一度撤出他的本乡江苏省邳县时，他私设公堂拷打农民，实行倒算，逼死农民多人。”
最近，我访问了邳县胡圩乡后马庄，从受过庄湧残害的劳动人民的口中，具体地了解了庄湧的反革命罪行。
庄湧的家庭，是邳县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家庭。他的叔父庄雨久，是一个有名的恶霸地主，绰号叫“二县长”，曾逼死人命多条。
一九四六年夏历九月十九日，人民解放军撤出邳县之后，庄湧带领着一队反革命武装，手里抓着一支手枪，走进了邳县胡圩乡后马庄。那时，农民们虽然手无寸铁，但意志却无比坚强，他们事先商量好就是在最后一分钟里也要坚持斗争。狡猾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庄湧，先用恐吓、欺骗的手段对付农民，同时恶毒地污蔑共产党。可是，不管他施展什么手段，除了倒回租子银元一百多元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得到。
庄湧恼火了。第二天早晨，他就指使匪徒们把贫农尹士才、李怀秀、寇文楼、胡广文、毛文礼、韩胜英、尹士荣、韩运之、赵凤德、钱学松和江徐氏抓去吊在他家的梁头上，用手枪和木棒拷打这些善良的农民，逼迫他们承认是共产党员，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逼迫他们说出人民解放军转移的地点。农民们被这些恶狼拷打得死过去两次、三次、四次，从梁头上放下来，用冷水浇后，醒过来又吊上去，成为血肉模糊的人了，但是他们咬紧牙关，没有说出一句敌人需要他们说的话。
有着三个孩子的母亲李怀秀，是村妇女会长，被拷打得最厉害。庄湧用手枪和扁担、木棒，三番五次地拷打她，逼迫她说出人民解放军转移的方向。李怀秀一直就是这样慷慨激昂地回答说：“我是干部，要砍要杀随你们吧！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李怀秀在三天之内，被吊打死过去五次，最后只有一口气了，周身被鲜血染红。她的丈夫尹士才也同时被拷打死过去四次。当时，李怀秀和尹士才夫妻俩有着三个男孩，其中最小的小瑞林只有三个月，第二个孩子瑞祥也只三周岁，这两个孩子，由于离开了父母，无人照顾，活活的饿死了。当时，李怀秀他们的家属和亲友，想尽办法，把牲口、犁耙、磨、床和锅碗瓢盆等都变卖了，还借了高利债，把家庭埋藏的仅有的度命粮食拿出来，凑合了八百银元和五石多粮食送给庄湧，才暂时救回了李怀秀他们的生命。
李怀秀他们刚逃出庄湧私设的公堂，庄湧又想出更残酷的办法谋杀这些善良的劳动人民。他指使匪徒要把李怀秀、尹士才、胡广文和寇文楼等十名被拷打过的贫农积极分子统统活埋在后马庄前面的四义路口。李怀秀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便突破了国民党匪军的封锁线，连夜逃到运河东，分别跑到山东临沂和苏北洪泽湖边一带敌后根据地。庄湧没有达到杀害这些劳动人民的目的，又惨无人道地谋杀他们的家属。庄湧把李怀秀、胡广文的房屋毁掉了，把韩胜英的驴子杀掉了。胡广文八十一岁的父亲和七十六岁的母亲，由于年纪大没能逃走，被庄湧活活逼死，连尸体都不准庄邻们掩埋。庄湧还指使匪徒们把在庄湧家做过多年雇工的毛文礼吊到二梁上，不断地拷打，扁担打断了，用碗粗的木棒打，木棒打断了，准备活埋，最后毛文礼挣扎着逃了出来，跑到附近刘庄就吐血死去了。地主反革命分子庄湧，就是这样残害农民的。
这些受害的农民，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那时邳县已再度解放）才回到家乡。党和人民政府分给他们足够耕种的土地、农具和房屋，并给予救济，使他们重新安家。
当这些被庄湧逼害过的劳动人民看到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里有庄湧给胡风的信时，更清楚地认识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他们说：“原来地主反革命分子庄湧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分子，同胡风早就有勾结，这说明反动的地主阶级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家子。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向他们索还这一笔血债！”
（原载南京“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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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后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本报记者 柏生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记者访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李顺达和副社长申纪兰，请他们谈了一下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在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张来全和张扁则以后的情况。
李顺达首先对我说：这次事件使我们受到很深刻的教训。过去我到苏联参观时，也听到过苏联同志讲过，在集体化愈高度发展时，阶级斗争就会愈尖锐愈复杂。苏联搞集体化运动时，也曾不断发生富农破坏集体农庄的事件。因此我在思想上是知道反革命分子要破坏我们的合作化运动的。可是为什么在西沟乡我们社里却没有能够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呢？这主要是我们眼睛不亮，在实际斗争中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在政治上麻痹，失掉了应有的警惕。一九五一年冬天我们合作社刚成立时，反革命分子张来全和张扁则就假装积极进步，钻进了社里，并且先后骗取了劳动组长和会计的职务，取得了进行破坏活动的有利条件。当时我们虽然也知道这两个反革命分子历史上有过反革命的事实，但是总以为他们经过政府的宽大处理和教育，已经改过自新了。加上他们能写会算、能说会道，我就觉得他们对我们还有用，忽略了他们进行破坏的可能，结果就在斗争中吃了他们的亏。
李顺达和申纪兰都认为这一事件给予他们自己和全社社员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这事件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使大家深深地认识到，随着合作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农村的阶级斗争不是缓和了，而是日益复杂化和尖锐化了。那些已被消灭的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对于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破坏是必然要日益加剧的。我们任何微小的麻痹大意都会给敌人造成进行破坏的机会。
谈到这里，李顺达更进一步说：“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过程中，人越多、社越大，阶级的警惕性就越要提高，注意用阶级观点来观察和分析各种问题。在我们社这次发生的反革命分子破坏事件中，我就犯了阶级观点模糊的错误。过去我总以为经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农村已经中农化了，富农经济已经因为受到限制而衰落下来了。因此觉得农村里的阶级斗争好像是缓和了。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今后从我自己来说，首先就是要提高思想认识和革命警惕性，加强对农业社的政治领导，认真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这样才能在工作中不犯错误，使我们的合作化事业顺利发展。”
李顺达和申纪兰告诉我，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在揭露和清除了反革命分子张来全和张扁则以后，现在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好转。过去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一一解决了。这使社员们的心里感到非常痛快，干起活来也更加起劲了。例如过去反革命分子张来全利用会计职权，私吞了贫农社员路文全的工资米，又改了路文全分得粮食的账，致使路文全应得的粮食被克扣了六百斤。现在社里已经补给了路文全二百五十斤粮食，其余数目折钱补给了他。得到这样的处理，路文全非常满意而且感动。他说：“要不是共产党、人民政府眼睛亮，铲除了这些反革命分子，我全家都要叫他们给坑害了。现在反革命分子得了应得的下场，我这口气也出了，我一定要加紧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化。”
社员们最关心的账目，现在也挨家对清，公布出来了。这使社员们非常满意，过去许多社员对账目不清有意见，可是大家认不清是怎么回事，总以为人多账乱是免不了的，没有想到是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这回弄清了，大家也知道了是怎么吃的亏。社员们都说以后可不能再这样麻痹大意了，咱们社里的账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地，绝不让坏分子乘机破坏。
社里的公共财产也一一清理从新登记了。大家心里有了数，更加爱护这些公共财产了。
社里还召开了一次全社社员代表大会，把社里的各种制度从新作了明确规定，健全起来。例如财务制度，劳动制度，保卫制度等，都有了新的规定。过去保管钱、粮和农具，管理开支和收入都是一个人，现在分别各设一人来管理了。过去社里开支比较混乱，现在从新规定：开支五元以内的要经过社长批准，五元以上的由社员代表大会批准，使财务、保管制度都有了严格的规定。在劳动方面，也从新健全了社员的劳动纪律。对社内的治安保卫委员会，规定了保卫生产、保护公共财产的具体职责。
在加强生产的具体措施上，也根据山区发展多种经济作物的方针，作了全面发展农、林、牧生产的计划。今年还准备利用荒坡小地种蔬菜，可收四十万斤。养猪一百五十口。林业上，种植了能够增加社员收入的山桃山杏等树木。在全社耕地上，计划每亩地今年要比去年增产二十八斤。
现在，社员们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大家都认识了团结就是力量，都表示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把合作社办得更好。社员宋交梅说：“这回我可抬起头来了。我早就说张扁则不是个好东西，大家不信。以前张扁则欺侮我，你们还好意地替他解释。这回大家可看清了这罪犯的真面貌了吧。现在我这口气出了，我一定要好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工业建设。”社员张居财说：“这回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幸亏发现的早，如果发现晚了，不知道要把合作社搞成什么样子。我和张扁则在一个小组里劳动，他在小组里破坏团结，使生产受到损失，但那时大家的警惕性都不够，没认清他的反动面目，现在可把他看清了。以后一定得提高警惕，加强社员之间的团结。”社员宋金山说：“咱们自己要不团结，就会给敌人造成破坏的机会。”
申纪兰告诉我：这次社里许多妇女都站在最前面同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妇女韩春兰、周春莲、张印则都出来做证人，举出了反革命罪犯的破坏事实，就连平日不大说话的张富乔老大娘，在公审反革命分子时也赶来听审判。她说：“这回一定要听听，往后可不能再这样糊涂了。”
李顺达告诉我：现在社里不仅大家生产情绪很高，而且政治觉悟也提高了，警惕性也加强了，社员们对生产充满了信心。当他来北京开会时，社员们亲切地嘱托他，要把社里清除反革命分子以后的情形告诉大家。因为他们知道大家都很关心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成长。现在他们决心用加强团结，努力巩固和发展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争取农业生产的丰收，来回答大家的关怀和支援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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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痹和自由主义帮助了反革命分子
王仲方
最近报纸上连续登载了各地破获反革命案件的消息，从已揭露的事实来看，都证明了我们的人麻痹和自由主义，是反革命分子得以进行破坏活动的便利条件。
七月五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广东省人民法院最近审判了一个混入机关内部进行反革命破坏的蒋贼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华南工作委员会粤穗区工作站情报组”的案件。主犯王砥中是这个“情报组”的组长。他用欺骗的手段，混进了广东省建筑工程局设计公司，当了一级技术员。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了许多破坏活动。其中重要的破坏活动是先后搜集了我们的军事、政治、工程等各方面的情报共二十多件，秘密送给香港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特务机关。特务王砥中所取得的二十多件情报，除了少数情报是利用本身职务，从他自己经办的几种工程设计情况中得来的以外，大多数都是利用我们的人麻痹和自由主义取得的。
反革命分子王砥中向香港蒋介石卖国集团特务机关报告的情报中，牵涉到我们某些重要的有国防意义的工程设计情况，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这些工程的设计，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是麻痹和自由主义帮的忙。因为这个设计公司所承办的设计工程的设计图样，没有专人负责，也没有保密的制度，大家都可以随便看。公司的人们包括负责干部在内是这样想的：设计图纸大家看看有什么要紧？我们这里又没有反革命分子，怕什么？事实恰恰相反，那些重要工程的秘密就这样给敌人拿走了。
反革命分子王砥中不仅知道他所在的设计公司的许多机密，而且在向特务机关的报告中，还牵涉到外地，以至中南、华北等地某些重要工程的秘密，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又是麻痹和自由主义在帮助他。因为这个设计公司为了全国工程需要，经常有人员调动，在严重的麻痹和自由主义空气里，这些调动都是随便乱说的，根本没有保密。例如一个技术人员要被调到某地某项重要的甚至是很机密的工程上去了，于是大家都知道了。无心的人，只是知道某某人要调到哪里去工作就算了；有意的反革命分子，就从此获得了某地正在建筑某项重要工程的情报。事情比这还要糟糕的，是这些上调的麻痹和自由主义的人们，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还要写信报告情况，在信中表示了过多的热情，以至把国家的机密都毫不吝惜地写在信上。无心的人看了，对祖国的伟大建设感到兴奋；有意的反革命分子看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反革命分子王砥中，就利用了这个方法，取得了不止一件重要情报。
设计公司也有从外地调进来的技术人员，也是反革命分子不能放过的。海南岛是国防前哨，这个地区的情况自然更为特务机关所需要。反革命分子王砥中向一个海口市建筑公司调来的技术员进行拉拢，于是这个麻痹和自由主义的人，就供给了反革命分子不少有价值的机密，例如在哪里建筑了什么工程啦，建筑得怎么样啦！什么地方又建筑了海军营房啦！以及关于国防的其他机密等等。
从反革命分子王砥中给特务机关的情报中，还可以看到特务机关是如何重视我们的展览会和报纸书刊，例如反革命分子王砥中从一九五四年汉口“中南设计展览会”上，就了解了不少重要情况，在参观以后，准备向特务机关报告关于长江铁桥，造船厂等的情报有八项之多，只是在他还没有来得及送出之前，就被人民公安机关逮捕了。我们的某些展览会和报纸书刊，确实还有不重视保守国家机密的现象，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反革命分子王砥中从武汉回广州，在火车上碰到三个志愿军工作人员。经过王砥中的假作“亲热”，谈话进行得相当热烈，其中包括以下一段对话：“你们从那里来？”有一个志愿军回答：“从朝鲜回来”，“你们到那里去？”有一个志愿军回答：“到××去，我们的大队已经到了××了，我们是后勤人员”，“你们的大队是不是都在××？”“不，不都在××，也有在××和××的”。读者不难了解，这样的谈话，对于一个蓄意探取我军情报的反革命分子，有什么意义。反革命分子王砥中到某地“工作”，看到一些军舰，王砥中想刺探这里海军是那个部分的。不久他就获得了这个情况。是当地土产公司的一个干部告诉他的。这个土产公司的干部是反革命分子吗？不，不是的，甚至还可以说是个大大的好人。原来王砥中在我海军机关门口走来走去，向人打听，土产公司某干部就关心地告诉了他，这里是“××部”。以上这三位志愿军的工作人员和这位土产公司的干部也许会说：
“谁知道这问话的是反革命分子呢？”可是我们也可以说：难道军队的行动和军事机关的番号是可以随便告诉人的吗？
反革命分子王砥中还取得了一本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秘密文件寄往香港特务机关。这份文件是一个党员干部保存的，怎么会到了反革命分子手上呢？原来这个党员干部有着严重的麻痹和自由主义的毛病，把秘密文件放在宿舍里也不好好保存，就给反革命分子偷走了。对于这种事实，你要说是犯了麻痹和自由主义的人把秘密文件送给了反革命分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现在反革命分子王砥中已经被广东省法院判处死刑，人民已经把他消灭了。可是像王砥中这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不少没有肃清，还在各个角落进行着各种破坏活动。
为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必须大力纠正麻痹和自由主义，对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壁清野”的工作，使他们无空子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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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人不应当害怕整风
钟怀
从已经揭露的许多材料可以看出，胡风集团分子是坚决反对和十分害怕整风的。他们除了诬蔑思想改造是放在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中的一把，是“军事统治”或“军阀统治”外，还采取种种办法来抗拒整风。办法之一是逃避。例如一九五二年天津文艺界开始整风时，阿垅就躲在湖南；吕荧在山东大学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时，也从山东逃到上海，用他们的话说，这样“即可避免一些无谓的纠缠”。逃避不成，就转移目标，或者如胡风指示绿原那样，“在整风中，主要的一条是谈领导”；或者如鲁藜那样，在整风中制造人事纠纷，好达到“混水摸鱼”的目的。既不能逃避，又无法转移目标，那就只好敷衍应付，想办法“滑过去”，像芦甸在华北文联整风时所做的那样。
当然，反对和害怕整风的绝不止是胡风集团分子；一切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都是这样。反革命分子所以反对和害怕整风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整风是我们党用来进行党内斗争和思想改造的一种久经考验的重要方法。我们党采用这种方法有效地克服着党内工人阶级思想和非工人阶级思想的矛盾，使党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达到统一和巩固。我们党也采用这种方法在广大非党工作人员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使得他们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我们要用整风的方法在党内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思想上的纯洁，在党外扩大工人阶级思想的阵地，这同反革命分子的利益完全相反，自然是反革命分子所极不喜欢的。同时经过整风，大家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转变了作风，增强了识别和抵制敌对思想的能力，也就容易使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孤立起来终至于暴露出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正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几次整风中逐步暴露出来的。胡风集团分子和别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疯狂地诬蔑思想改造和千方百计地抗拒整风，岂不是十分自然的事么？
既然整风对于纯洁和巩固革命队伍有重大的作用，站在革命立场的我们的人显然应当欢迎整风和积极地参加整风。可是在我们革命队伍甚至共产党员中间，也有一部分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人，对整风和思想改造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有些人说什么“个人主义，人皆有之”，“有一点自由主义没有什么”，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骄傲情绪等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表示容忍。当这种错误的论调受到批判时，有人甚至借口“存在决定意识”，认为既然在我们周围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那末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也就无法克服。这些同志只看到了事情的一方面，而没有看到另一方面。不错，我们现在还处在有阶级的社会，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各个战线也在思想战线上展开着，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和影响我们。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已经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占居优势而且不断扩大着这种优势，这种“存在”也就决定了工人阶级的思想必然会在思想领域内占居优势，而且在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斗争中，不断扩大这种优势。因而只能说资产阶级的思想对革命队伍的影响是不可免的，但是并不是“无法克服”的，而是一定能够克服的。我们正是要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改造我们自己，也要通过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来推动对社会的改造。
有些人对整风和思想改造有一种厌倦的情绪。他们就像斯大林谈到那些“涂了漆的”共产党员时所说的一样：“他们时常咕噜着，挥开自我批评：嘿，又是这该死的自我批评，又是揭露我们的缺点——可不可以让我安静地活下去呢？”这些同志不了解我们需要经常地整顿思想作风，就如同需要经常地洗脸和打扫房间一样。只有经常地整顿思想作风，才能做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对我们的侵蚀。一部分曾经在延安参加过文艺整风的文艺工作者，在进入大城市以后，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之下，对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又发生了怀疑和动摇，经过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的再一次文艺整风后，才回到党所确定的文艺方向上来，这个事实也说明了经常地进行整风的必要性。
也有一些人害怕思想斗争过程中的痛苦，对整风抱着过“关”态度。他们对待自己身上的坏思想坏作风不是深恶痛绝，穷追猛打，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也不是热烈欢迎，而是唯恐尖锐。是的，新事物要战胜旧事物，新思想要战胜旧思想，是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的。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我们还没有充分自觉的情况下是会有痛苦的。但是“不破不立”，我们既然决心要树立新思想，就必须对旧思想展开坚决的斗争，因而也就必须勇敢地克服思想斗争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痛苦。对于共产党员来说，问题更加明白，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教导我们的：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
在革命队伍中，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错误因而对待整风和思想改造采取了不正确态度的人，并不都是坏人，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好人。但是他们在拒绝整风、害怕整风这个问题上却同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有了共同之点。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要知道在整风运动中，对那些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犯有某些错误但是愿意改正错误的人，我们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就是替他们洗澡，为他们治病，使他们能够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清洁和健康，因而对于他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整风只是对于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不利；我们也正是要经过整风来孤立和暴露他们，剥去他们的伪装，挖出他们的反革命根子。如果我们的人也拒绝整风和害怕整风，那就不只是可以使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鱼目混珠”，给了反革命分子很大的方便，而且也会因为我们身上保留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等各种各样的“缺口”，便于反革命分子的进攻。胡风分子发现有思想毛病和政治错误的人，不是如获至宝，要去“一试”么？这也就教育我们革命队伍的每个成员要积极地参加整风，经常地进行思想改造，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不使反革命分子有任何可乘之隙。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毛泽东同志要我们“千万不可忘记”的一条“政治原则”。在对待整风的问题上，我们同样应当运用这条原则。既然敌人拚命反对和抗拒整风，我们就一定要坚持整风，坚持经常运用整风的方法来纯洁和巩固我们的革命队伍，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并且不让任何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