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为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
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 许涤新
一
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我国人民在过渡时期必须实现的伟大历史任务之一。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我们必须在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过去曾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承认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并在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参加了爱国运动和经济恢复工作。经过国家和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不法行为进行多次的严重斗争以后，许多资本家认清了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中国原来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现代工业的产值在一九四九年只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而分散落后的小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之下，资本主义工商业一方面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一方面也还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国家需要尽可能地利用资本主义的这种积极作用，去扩大生产，积累资金，训练技术人材，维持社会就业，协助社会主义商业扩大商品流转，以供应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上述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采用没收资本家财产的办法去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妨碍着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相对立的。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的加强和提高，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显露，更加尖锐。因此，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之下，由于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日益巩固，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日益壮大并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我们就可以依靠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力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逐渐而慎重的过渡的办法，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达到社会主义的国有化。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是根据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下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具体条件下的结果。列宁曾经指明在工人阶级已经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是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界限的一种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门阶。在当时的俄国，由于资产阶级的工业、矿山和铁路等等已被苏维埃国家没收，而社会主义工业又迅速地发展起来，所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的苏联就没有获得什么发展。但在中国，由于上述的历史条件，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上述的特点，它还保有不小的生产基础，因此，我们有可能和必要，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企业逐渐地稳步地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之下，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形式，就可以为将来用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造成有利的条件。这样做，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的；是有利于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世界和平；有利于逐步削弱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抗，尽量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破坏，并利用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积极作用来推进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利用资产阶级分子的技能来为国家建设服务；也有利于国家从容地改造和安排为数众多的中小资本主义企业，而不致使国家一下子就“肩负起替千百万人为的新的失业者安排工作和保证生活的难以置信的重担”。（斯大林：论共产国际纲领）
二
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据不完全的统计，一九五三年从业人员有二百多万人，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七。在全部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中，一九五三年现代工业占百分之七十三，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二十七，但从企业的户数来看，则工场手工业占了绝对多数。在地区分布上也很不平衡，上海、天津两市的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即占了全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一半左右。
目前资本主义工业，就产值说，绝大部分已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中级形式。在解放初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主要是低级的，即国营企业收购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据上海、天津、北京等十二大城市的统计，从一九五○年起，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则逐年在发展。到了一九五四年，加工订货的产值已占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八大城市的私营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所有这些中级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主要地在企业外部，进行联系和合作，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基本上掌握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并通过加工订货的合同和工人群众的监督，使这些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它们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经过这些形式，国家限制了资本家的利润，限制了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并使某些加工包销的商品的一部分价值，以商业利润的形式归于国家，增加国家资金的积累。经过这些形式，资本主义工业就不仅为着利润而生产，而且为着国家计划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这就使工人群众对自己的劳动感到有兴趣，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经过这些形式，国营经济就能不断地扩大其对于成品和原料的控制，逐步地切断了资本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联系，从而割裂了资本主义的体系。这就使资本主义经济更进一步依赖国营经济；使接受加工、订货和包销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它的发展，决定于人民需要和国家计划。
但在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之下，企业仍为资本家所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基本上仍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去进行，因此，公私矛盾、劳资矛盾和其他许多矛盾，都不能获得有效的处理。在公私关系上，虽然有一部分资本家能够服从国家的利益，按量、按质、按时完成国家委托的任务：但还有不少资本家采取唯利是图的态度，他们有的抗拒国家的加工订货的任务；有的不按量、按质、按时完成任务；有的进行偷工减料、以坏顶好、虚报成本等违法活动。这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生很大的危害。在劳资关系上，资本主义的腐败的经营管理和一些资本家腐蚀工人的恶劣行为，使工资制度发生了混乱状态。这种情况，不但增加成本、增加国营经济和人民的负担，而且阻碍了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和生产革新精神的提高，影响了国营企业的工资制度和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上述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成为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也成为对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进行教育改造的障碍。这样，便需要将这些工业由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逐步推向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企业是由国家投资并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合营的企业。当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之后，企业的生产关系就发生下列变化：（一）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并居于领导地位。因之，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就逐步向国营企业看齐，逐步以国家计划的要求为指导方针。在这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就在公私合营企业内起主导作用。当然，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改变。在公私合营企业内部，经常要发生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社会主义经营思想的斗争。只有经过严肃的斗争，只有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教育改造，才能在合营企业内克服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才能使社会主义基本规律在发挥其作用时，不受到障碍。（二）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和职工群众结合一起居于领导地位。很多优秀的工人，被提拔到企业的各种领导岗位上来。因此，职工群众对待企业采取了主人翁的态度，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就大大提高。由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公私合营企业，比较在私营时期，更能积累资金，更能改善生产设备，更能扩大生产规模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并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三）企业的公私合营，改变了资本家在私营时期支配企业的地位。他们现在不是处在企业的支配地位，而是处在被领导的地位。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受到公方直接经常的领导和教育，得到职工群众的监督，因而有可能在实践中学习新事物和新思想，逐步改造他们自己。（四）剩余价值的剥削在公私合营企业内虽未消灭，但占不重要的地位。资本家在分配企业的盈余时，只能在股息红利中，按照公私股份的比重，取得一定的份额。这种事实说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剩余价值规律是失去了支配作用的。
上述的这些变化，使公私合营企业成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使公私合营企业成为便利于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并使两者结合起来的形式。社会主义成分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将不断地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好地贯彻国家计划，发展生产，保证供应，不断地提高职工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断地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从容地妥善地为将来国有化准备条件。因此，国家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主要将经过公私合营来进行。
几年来，资本主义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的已有相当数量。到一九五三年，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共一、○三六户，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点七。国家从一九五四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这一年约有八百户的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这么一来，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就达到百分之十二；在全国资本主义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占了三分之一左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大部分将转变为公私合营工业；但同时有一部分规模较小的私营中小工业，亦将在按业改造、以大带小的条件下，转变为公私合营工业。
过去几年的工作经验证明：要顺利地扩展公私合营，必须将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和国家的产供销计划相结合。这就要贯彻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的统筹兼顾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之下，采取逐行逐业并在原行业中采取全面安排的办法，进行对于私营工业的改造。对于有条件实行合营的就进行公私合营；对于需要准备条件的就辅导其改善生产经营，改善生产技术并进行生产改组，以便进一步进行公私合营；对于需要而可能迁移的就协助其迁移，并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合营；对于没有改造条件的，就应有步骤地淘汰其企业安排其人员。按行业统一地进行生产安排和改造，是一件复杂而繁重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坚持稳步前进的方针。
国家对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要投入必需的资金，但这只是为了利用原有的人员和设备，去改造资本主义企业，而不是以收买股票的方法，用国家资金去代替私人资本。因为社会主义成分在合营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以及这种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的不断加强，不是取决于国家投资数量，而是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取决于企业中公方代表同职工群众的结合和他们对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教育改造工作，取决于这种领导能够确实地推动企业向前进步。因此，那种希望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投下大量资金，或者用国家资金去代替私人资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过渡形式。资本主义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以后，将来还要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但这不是今天的任务。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在于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地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并在公私合营中进行改造企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知道，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斗争，要做好企业改造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从公私合营到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其所需的时间，并不是短促的。如果有人把实行公私合营和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混为一谈，认为实行公私合营就是废除资本家所有制，这种看法分明是错误的。
三
我国私营商业在一九五三年全国批发商的从业人员将近二十万人，零售商的从业人员有二百万人左右，小商小贩还有几百万人。私营商业的特点是户数多、人数多、资金少、规模小，城市零售商中不雇佣店员的家庭商户和摊贩的数量很大；在农村私商中，商业资本家只占百分之二弱；其余大都是没有资金或资金极少、不雇佣店员的小商小贩。
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以来，由于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新建的许多工业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更多地增加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产量，农业中还存在着相当大量的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因此，就出现了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的新趋势。而自由市场的存在和投机商人的捣乱，给予保证供应以极大的困难，又加深了这一矛盾的严重性。为着保证人民的需要，消灭投机，稳定市场物价，国家对粮食，食用油脂以及棉布、棉花，先后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同时，并对资本主义工业扩大了加工、订货和包销，进一步地掌握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货源和商品流转中的批发环节，至此，社会主义商业就成为全国商业活动各方面的领导力量。私营批发商的营业额在全国国内批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就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下降到一九五四年的百分之十左右。私营商业同农民小生产者，同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经济联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割断了。这是我们在商品市场上所进行的“谁战胜谁”的斗争中的一个大胜利。但是，由于批发业务和经营品种的骤然大增，国营商业批发业务的机构和经营能力还不能适应工作的要求，以致在某些次要商品上，发生了此处积压彼处脱销的现象。为要解决这些被代替的私营批发商的从业人员的生活问题，为要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技术和业务关系以改进国营商业的批发业务，国家对那些被社会主义商业所代替的私营批发商的从业人员（包括店员和资本家），采用由国营商业按行、按业地分别加以吸收，变为国营商业批发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办法。对经营次要商品的小批发商和城乡小商贩，则在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和社会主义商业的领导监督之下，让他们继续经营那些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还不经营或不可能经营的商品。对目前还能继续经营的小部分批发商，则在一定时期中，让其继续经营，或将他们改变为替国营商业代理批发业务。
我们对私营零售商业不可能像对私营批发商那样采取排除和代替的方法。要代替全国城乡的私营零售商，就要负担起替将近一千万从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解决职业和生活问题的重担。这是不可设想的。对城市的私营零售商，主要地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逐步加以改造。在粮食、食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后，这三个行业的私营零售商，已在全国范围内，整个行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在其他行业的零售商中，国家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发展。经验表明：只有将整个行业而不是将个别商店，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才不致造成少数商店营业增加，多数商店因而停业关门的现象。
由于商业情况复杂，国家对商品的掌握程度不一，商业方面的国家资本主义需要有多种形式来适应不同的情况，其中，比较发展了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经销（批购零销亦属于这一类）、代销（代批、代购亦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公私合营”（主要是对带有加工性质的商业）“公私联营”及“公私联购”等形式，但实际上它们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私营商业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后，它们的资本主义盲目性，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并在不同程度上，协助社会主义商业，分担社会商品的分配和供应。他们销售多少、销售什么、价格多高、利润多大，都要由社会主义国营商业来决定。这种特点，在代销商店中特别显著。在代销商店中，因为商品是国家所有，私商的大部分资金已作为保证金存入国家银行，代销店中的经营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商品的价格和销售计划完全受社会主义商业控制，私商的盲目经营和商业利润也就受到了限制；职工在企业内部的地位也改变了，职工的劳动主要地已经不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是为完成国家销售计划，为供应居民的需要服务；代销店中不仅职工的监督作用逐步增强，而且受到消费者的经常和广泛的监督。国家资本主义代销店经过长时期教育、改造工作后，就有利于将代销商店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销售机构，将私商从业人员改变为国营商业的工作人员。
四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和深刻的“谁战胜谁”的阶级斗争。正如列宁所说，国家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另一形式底继续，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论粮食税）
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在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以后，仍采用各种办法来对抗社会主义改造，具体表现是：在经销代销中，私商有掺杂掺假、抬价跌价、盗用国家物资、挪用国家资金等违法活动；在加工订货中，资本家有偷工减料、腐蚀工人和提高工资等损害国家利益的作法；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有些资本家采取拉拢、收买高级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办法，或者采取挑拨工人群众同国家在企业中的代表的关系，挑拨干部相互间的关系的办法，有的甚至采取腐蚀国家派遣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及企业中的党、团、工会干部的办法，企图篡夺企业领导权，阻挠企业改革，设法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服从于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方针。针对着资本家这种抗拒行为和破坏行为，我们必须依靠工人，在贯彻改造企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中，进行着深刻而尖锐的斗争。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个斗争和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即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改造，是一件严重的政治工作。这一工作和企业改造的工作，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进行企业改造，只有在企业改造的实践中，才能使资产阶级分子明确地认清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的经营思想的反动本质，才能使资产阶级分子在思想意识上逐渐发生变化；同时，只有做好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教育，只有做好对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才能使他们积极地接受企业改造，才能使我们在推动企业改造的时候，才能使我们在将来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时候，获得助力，减少阻力。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工作，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要求的。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必须普遍地深入地宣传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必须贯彻国家对资产阶级合法权益的政策；必须使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在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之下，有职有权、守职尽责；必须对那些继续进行五毒行为和对抗国家领导、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破坏企业生产经营的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并给以应得的处分。对于这些不法资本家，如果不进行斗争，如果不给予应得的处分，那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受到障碍而不能顺利地前进。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由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由于个体经济不断地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由于工人群众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日益增强和提高，由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援，又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断分化，发挥着带头作用和桥梁作用的进步分子日益增加，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被动态度的中间分子，将有更多的人趋向积极，而坚决抗拒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动分子将日益孤立，——这一切，说明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这一切，说明资产阶级分子的大多数，是可能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
为了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为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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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科学家的宝贵建议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竺可桢
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院士为首的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访问我国，是我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次访问推进了中苏两国科学界的友谊和创造性的合作，促进了我国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在访问我国的短短两个月中，曾分往全国各地，除了参观有关研究单位以外，还访问了各地高等学校和有关的工矿企业部门，为我国科学工作者作了数十次的学术报告，举行了大小近百次的座谈会，同我国科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代表团中我个人接触较多的是地学部门的团员，其中有岩石学和矿床学权威别捷赫金院士、著名的地理学与土壤学家格拉西莫夫院士以及大地构造与普通地质学家别洛乌索夫通讯院士。他们曾经访问了东北、华北、中南几个新的钢铁基地和矿区，到黄河中游陕西、甘肃二省看了大地构造和水土流失的情形，并在重庆、昆明、柳州、广州和南京等地进行了野外的考察。由于他们的高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精深的科学造诣，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于我国各门科学研究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了具体和全面的了解，对于我国的自然环境，例如地质、矿床、土壤、地形、气候等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因而，能够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提出了在发展国民经济中所必须解决的一些关键性的科学问题；为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长远计划和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同时，对科学工作中的组织领导问题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无疑地，代表团的这些建议，将会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第一，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必须解决的一些关键性的科学问题。院士们一致指出，科学院的主要研究工作应该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问题，科学工作必须走在生产建设工作的前面为生产建设服务。因此，凡是他们所接触所考虑到的问题，都离不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中的要求这一原则的。例如格拉西莫夫院士在了解了我国目前综合考察工作及西北地区的自然经济情况后，很强调地指出组织西北综合调查队的重要意义。他说，西北各省在最近将来是我国新的巨大经济开拓对象，目前这里正在建造新的铁路线，勘查新的矿物产地和筹划建设巨大的工业基地，最迅速地开拓这一地区是具有很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的。然而这一地区在自然资源方面的研究却很差，关于这些地区的主要报道只有零星的著作，因此，组织一个巨大的西北综合调查队，对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如地貌、地质结构和矿产、土壤、水文、植物、经济等进行全面研究，并为中央各部门拟制综合发展这一地区生产力的总计划提供科学基础是很必要的。别捷赫金院士对于地质研究所不做铁矿研究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是重工业，而黑色金属又是重工业的基础，所以必须大力开展铁矿床的研究以指导普查。而在普查中则必须注意应用地球物理的方法，没有这一方面的研究，遇到深处找矿的问题将会有很大的困难。别捷赫金院士在参观了我国钢都——鞍山之后，认为鞍山钢铁公司可能因为有大量的贫矿作为保证，而对富矿形成规律的研究和对富矿的寻找工作都做得不够，他提醒说，提炼贫矿是极不经济的。别洛乌索夫通讯院士不仅是普通地质和大地构造学家，而且对于地震和石油地质也有高深的造诣。他几次提出，我国目前普查石油的工作做得不多，而正像世界各国的经验所指出的，一个国家普查石油的成就直接同工作量的大小有关，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寻找出丰富的石油储藏，因此，普查工作量必须大力扩展。但普查工作又必须有大地构造研究的指导，才不至于无的放矢。根据现有材料看来，他个人认为西北和西南都是很有希望的地区。由以上所举出的例子可以看出，代表团员们所提出的意见都很尖锐地接触到我国工业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即是地面和地下资源的勘探和利用问题的，对这些意见的认真研究和贯彻，将使我国科学工作者对国家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贡献。
第二，关于科学院有关各所的长远计划和发展方向问题。院士们认为，目前我国有些研究所和学科由于缺乏正确的科学理论指导，而没有很好的长远计划和研究方向，工作常处于盲目被动的地位，阻碍了科学的健康而迅速的发展。例如对于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过去因为没有坚强的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处于盲目摸索阶段。这次，格拉西莫夫院士到甘肃西峰镇地带对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进行了调查之后，认为它主要是属于沟蚀而不是面蚀现象，因此，土壤侵蚀的研究应以地形、水文为主，土壤、农业方面只能起辅助作用。具有主要意义的是对侵蚀过程的研究，如黄土地区的雏谷侵蚀及其防止办法，这不但具有理论性质，而且具有实践意义。与此类似，我们许多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例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区划，华南热带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等，也都存在着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方向不清的缺点。过去我国土壤分类学者由于受到美国潘德顿和梭颇的影响，缺乏可靠的科学基础，不能根据发生学的原理来进行分类，产生了土壤命名中的混乱现象，制出来的土壤图不能很好适应农业生产的要求。这次，格拉西莫夫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通讯院士到全国各地调查后，在我国土壤学者合作下，根据发生学和地理分布的原理很迅速地编制出一幅中国土壤图。这幅土壤图虽然还必须经过补充和修改，但就其基本理论基础来说，对我国土壤分类法将起着根本的革命作用，对如何发展我国土壤学也得到了教益。在地质矿物学方面，别捷赫金院士认为，在进行矿床普查和勘探工作中，矿石成分的研究和矿物原料质量的评价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但我们过去由于认识不足，这方面恰巧存在着落后现象。从以上这些例子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加强研究基本理论、学习苏联先进学说的重要意义。但也正如别捷赫金院士所一再指出的，在学习和应用苏联先进理论时，必须充分注意到中国的特点。他指出，中国地质工作者应当创造性地找出中国矿床分布规律及解决一些有关成矿作用的问题，这样，中国矿床学的研究不但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完全可以丰富整个矿床学的理论。教条式的学习是必须反对的。
第三，关于科学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院士们不只一次地指出，完善的科学组织领导是胜利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保证。他们认为，科学院应该成为全国科学工作的领导中心，而目前科学院还没有能够很好地把全国的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科学院有些研究单位（如土壤、地理等）同专门学会的联系还不够密切，没有给以足够的支持和帮助，同时，科学院内部还有很多科学研究的潜力没有发挥。代表团员们几乎一致称赞我们的仪器设备和房屋建筑，格拉西莫夫院士认为我院土壤研究所的物质条件并不比苏联的土壤研究所差，在房屋设备方面甚至还要好得多。他们一致赞扬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大力支持，科学研究事业已具备了优良的物质条件，鼓励我们应很好地组织和发挥一切潜在力量，积极培养青年干部，进行坚持不懈的科学工作。此外，院士们还指出科学院内所与所之间的工作没有取得很好的配合，其中植物所和土壤所，地理所各所之间以及地质所和古生物所间配合得还差。格拉西莫夫院士特别提出，在组织和进行巨大的综合研究工作时，经验及具有高度要求水平的领导工作人员却嫌不足，因而影响到综合性工作的取得。例如，在自然区划方面，各研究所和专家们的工作方法和结果不够协调，各单位所进行的巨大而有价值的工作未能完全总结出来和进行到底；中华地理志的编写过程中计划和方法都有改变，并且有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以致工作速度延缓下来；在科学院所组织的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调查队中，水文学和水力工程学家几乎没有参加。因此，全力地巩固和加强对已进行的综合性工作的科学组织和领导，就有着重要意义。
以上所举出的仅是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地学方面的团员们所提出的建议的一小部分。从这些例子以及个人同苏联科学家接触的过程中，对于先进的苏联科学和苏联科学家有以下几点肤浅的体会：
首先，苏联科学家的高度科学水平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密切结合。他们在分析自然界的现象时，总是把自然界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认识的。例如，格拉西莫夫院士和柯夫达通讯院士在进行野外调查或参观农场时，从不孤立地去观察土壤，而是很密切地注意到周围的自然环境，植物群落、地质、气候、地形以及耕作的情况和历史过程等。对于盐垦区农场的排水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把水排至附近农民的田地里而不事先免除它的恶果，那就是以邻为壑，是一桩犯法的事情。由此可见，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是如何地为全面设想的。更因为他们从各种自然条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整体观念出发来观察事物，就必然能够从事物的发展中和运动中来把握并提示方向。
其次，苏联科学家是使科学密切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苏联科学家们在百忙中能够到我国来，就他们本身的学科和兴趣来说，当然有必要作一些较学术性的研究，但他们总是首先满足我国科学界和企业部门的要求，把绝大部分时间放在参观矿区、农场、试验站、研究所及作学术报告和举行座谈会上。在重庆，因时间关系别洛乌索夫通讯院士曾在一天中乘了十四小时的汽车去隆昌油田作为时只数小时的考察；在山东，柯夫达通讯院士也曾放弃了较学术性的黄河口考察而去详细参观一个农场，解决土壤盐渍化问题。因之，他们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其业务范围接触到许多国民经济的重要问题，并提出重要建议，例如石油的探勘、新钢铁基地的建设、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土壤的改良和利用等。同时，他们对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所必需的基本资料也很重视，他们不但建议我们应该迅速地完成测量和绘制全国适当缩尺的地形图、地质图、土壤图，以及地震烈度区划图、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区划等等，而且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地形图的编制的历史、方法和原则，并建议为了更好地开展和领导测量和绘制中国地形图工作，应在国务院下设立一个全国测量总局。他们认为这些基本资料之不能及早掌握，目前已感觉到落后于工农业建设的要求，五年十年之后将会延误我国工农业的发展速度。这种理论密切同实践结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再次，苏联科学家们很重视劳动人民的经验。柯夫达通讯院士常说，科学家应该向农民学习，他在河北时沿途观察了农民沟洫水位和地面堆土高度的差别，结合苏联经验迅速地确定柏各庄农场一带土壤盐渍化的临界深度为一点五公尺左右，解决了柏各庄农场想要解决的难题，为农场排水沟深度的设计提供了科学根据。又如格拉西莫夫院士和柯夫达通讯院士在参观了甘肃西峰镇群众的水土保持措施后，认为修建梯田是坡地上保持水土很好的方法，但对于地边坎、涝池等措施则指出必须进一步提高，各种田间工程应同农林保持水土的措施结合进行。这就使我们体会到学习和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经验，是自然科学家研究大自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最后，我们不能不对苏联科学家们的热诚帮助表示深切的感谢。不论在北京，在旅途中，在风尘飞扬的陇东或在气候炎热的两广，他们总是尽量利用每一分钟进行工作，甚至有的还抱病坚持工作，凡是他们所发现的问题和工作的心得，都毫无保留地很谦虚地向我们提出，热心地教导我们并同我们一起讨论；当他们发现我国目前某些重要科学部门缺乏坚强的科学领导时，就表示愿意帮助我们，推荐了许多苏联权威的学者可以来中国帮助工作，并希望我们多派年青科学工作者到苏联深造；同时，他们还诚恳地欢迎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论文送往苏联登载，以互相交流科学成果。现在，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已经返国了，苏联科学院院士们教授们所留给我们的丰富而宝贵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及各研究单位正在进行总结并研究贯彻。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每一项建议，定出步骤，分别贯彻，使每一项建议都有交代、有下落。我们深信，认真地贯彻苏联科学家的建议以及中苏科学院合作办法，将使中国科学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苏联科学家在这次访问中所播下的友谊的种子将得到丰硕的果实。
第3版()
专栏：
侨胞们要积极支持祖国的建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官文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要讨论的最主要的议案，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任务是在一九五二年全国经济恢复后的基础上，从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五七年这五年之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换言之，就是要把我国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国。这是完全符合于中国人民和后代子子孙孙的长远利益和最高利益的一件伟大的事。我作为一个老华侨，能够参加这样一件大事的讨论，是感到无限光荣的。在很兴奋的心情中，似乎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少年。
要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是一百年来所有一切有志之士的共同理想。特别是旅居海外的华侨，由于切身的体验，更具有这种热烈的愿望。然而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层层剥削和阻碍之下，中国是绝对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建设而成为工业国家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在一九四九年完成了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在三年的经济恢复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
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是要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我国的重工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知道，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轻工业，更不能建设机械化的集体农业。所以，有些人以为可以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轻工业或农业，都是十分错误的。还有的人因为我国许多地区都有丰富的资源，所以就认为应该同时都进行工业建设，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把地区的利益来服从整体的利益。总之，我们一切要从长远利益着眼，近视是要不得的。
这个五年计划草案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之下编制完成的，而且还是在已经进行了二年半的建设之后才编制完成的。它的内容是建筑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有完全的理由相信它可以按期完成，并且有可能争取超额完成。但是，我们并不以这样的成就为满足。李富春副总理在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中很客观地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我们的生产还落后于美国和英国甚至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但中国人民六年来前进的速度是远远大过这些国家的。并且确定地说，我们要赶上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两百年或一百年的成就，只要几十年。我们完全同意李副总理的分析，并且相信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是能不断胜利的。当然，要实现五年计划，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困难。首先是蒋介石卖国集团在美国帝国主义和它的追随者们的协助之下所要进行的对我们的破坏和捣乱，其次是如何积累我们的建设资金问题，最后是我国技术上的落后问题。我们必须使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为解放台湾和克服资金问题和技术问题上的困难而努力，才能实现我们的美好将来。因此，我完全拥护李富春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号召。
侨胞们，我们大家过去热烈希望的富强的祖国，已经在望了，而且它是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的祖国。希望你们从物质上精神上来支持祖国的伟大号召，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