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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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逐步地、分别地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薛暮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即将决定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制定的。宪法规定“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则是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初步基础,为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初步基础,为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基础,它是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大步骤。
过渡时期是有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存在的时期,即一方面存在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是两种互相对立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要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资本主义经济则要求自由竞争,盲目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同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性,显然是互相矛盾的。究竟让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来日益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性,还是让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性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这是在矛盾的发展中可能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因此在我们的面前便摆着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我们能不能把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纳入国家计划,以及如何把它们逐步地、分别地纳入国家计划,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妥善地来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问,究竟能不能把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纳入国家计划?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受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所支配的。小商品经济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因此不可能把它们纳入国家计划,它们只能盲目地受价值规律调节。我们认为:这种想法固然也有部分理由,但他们只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当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他们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但在人民民主国家,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政权,掌握着国家的重要经济命脉,因而已经出现了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下,他们这样的想法便显然是不完全的,因而是错误的。我国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在我国现存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增长,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已经日益受到限制,国家已有可能把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地、分别地纳入国家计划。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就确立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并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几年来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日益壮大,以及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日益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不但支配着社会主义经济,而且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其它各种经济成份。随着国家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所起的作用还会逐渐扩大,逐渐加强,这是我们国家得以用经济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的理论基础。
再就实际方面来讲,国民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如果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按照国家计划发展,而非社会主义经济则完全不受国家计划限制,仍旧可以盲目发展,其结果必然会把国家计划完全打乱。这就是为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全国劳动人民的利益,断送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前途,当然我们是不能允许的。为着建设社会主义,为着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性,几年来、国家已经逐步地掌握了重要的经济命脉,掌握了许多种重要物资(从原料到产品)的生产和市场流通过程,对各种经济成份进行统筹安排。私营工商业在国家管理、国营经济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下,它们的经济活动就不能不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国家计划的约束。
当然,我们也要反对另外一种错误的想法,即不承认价值规律在我国还发生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起的调节作用,因而把社会主义经济同非社会主义经济完全同样看待。应该认识,国家对国营经济的计划和对私营经济的计划,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对国营经济的计划是直接计划,要求所有的国营企业完全按照国家计划办事,保证完成国家计划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对私营经济的计划则是间接计划,国家不能直接为私营企业规定各项生产任务,必须善于利用价值规律,并通过价格、税收、信贷等各种政策,来影响私营经济,使它们在一定的程度上符合于国家计划的要求。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都要受价值规律支配,其中资本主义经济还要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因此正确掌握价格政策,通过价格政策来调节小商品生产者所取得的劳动报酬,调整资本家所取得的利润,从而指导他们朝着国家所要求的方向发展,这是计划工作人员在过渡时期中特别应该注意的问题。如果我们否认价值规律对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仍起调节作用,认为我们的国家计划可以不理会价值规律而无限制地支配这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这显然也是错误的。
总之,整个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斗争和取得胜利的过程。经过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所起的作用不断地扩大和加强,而价值规律特别是剩余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的范围则不断地缩小;最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价值规律仅仅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作用。否定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对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否定国家有可能利用价值规律并通过价值规律来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这就是向资本主义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反之,如果看不到价值规律对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仍起相当作用,看不到国家计划必须通过价值规律,才能控制并指导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那就会得出“左”倾冒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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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各种经济成份逐步地、分别地纳入国家计划,以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克服其盲目性,我们国家几年来曾采取了各种措施,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几年的经验证明,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如使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能把这些经济成份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同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原来是有矛盾的,国家计划对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只能给以一定程度的影响;只有当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已经逐步地被加入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时候,国家计划才能够对它们逐步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因此,我们对非社会主义经济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把这些经济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过程。目前,我们的国家计划虽然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始起调节和指导的作用,但是,这一作用还受着一定程度的限制;只有当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基本完成的时候,才可能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完全计划化。
回想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我们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加强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以外,还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如在工业方面,除对部分私营工业进行公私合营外,还广泛地开展了加工定货工作,私营工业中的一些重要行业,大部分已接受了国家的加工定货,国家可以通过加工定货计划,在一定的程度上控制和指导私营工业中某些重要行业的生产活动。在商业方面,国家已经管制对外贸易,掌握了国内批发贸易的主要部分,在零售贸易中,社会主义企业的零售额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并掌握着许多种重要商品的市场价格,因而使大部分私营商业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在农业方面,除已开始发展各种互助合作组织外,农村供销合作社也已广泛发展,国家已经掌握了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已经有可能通过合作社的组织,通过正确的价格政策来影响农业生产。这些成就,为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和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用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的各方面的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着进一步发挥国家计划对各种经济成份的调节和指导作用,国家正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继续推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国家除继续扩大加工定货和收购的范围外,并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实施了计划收购,和对粮食、棉布、食油实施了计划供应,进一步担负起重要原料的分配,和重要产品的市场安排的任务,这些措施,对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两年来,国家计划对工业生产的调节作用正在继续扩大,这不但由于国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所占比重不断扩大,而且由于加工定货的范围也在继续扩大。到一九五四年,国家对私营大型工业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和收购等产品的价值,已占私营大型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九。预计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私营工业的大部分将要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私营现代工业的大部分将要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公私合营工业。国家除应继续加强对国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的计划管理以外,还应当继续加强对私营工业的加工定货计划,根据统筹兼顾的政策,对各种经济成份的工业进行全面的安排,继续发挥私营工业的生产积极性,并限制其盲目性和破坏性。
国家计划对商品流通的影响也在继续加强,一九五四年,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已经掌握了纯商业批发额的百分之八十九,掌握了纯商业零售额的百分之六十七,有一部分私营商业(包括资本主义商业和小商贩)已经开始成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代销商和经销商。预计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大部分的私营批发商将要被国营商业所代替,而私营的零售商则将有半数以上接受代销、经销的任务,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或合作社性质的商业。国家除应继续加强对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计划管理以外,还应当继续加强对私营商业的批发计划,使私营商业能够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领导下,对城乡交流特别是人民日用品的供应继续起有益的作用,并限制其投机活动和破坏作用。
国家计划对农业生产也在扩大其影响,这不仅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两年来有显著的发展,更重要的由于国家实施了对粮食、棉花和油料等的计划收购政策,并继续扩大了对其它农产品的收购范围。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限制了农民的自发性,有效地把农业生产逐步纳入国家计划。当然,由于农业生产特别分散,并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我们还不能完全抗拒自然灾害的袭击,因此国家计划对于农业来讲,还只能是带有估算性的间接计划;国家必须继续推进农业的合作化,继续加强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工作,加强对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预购工作。在保证完成国家收购任务的条件下,还必须因地制宜,以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
国家对小商品生产的手工业也应当予以充分的注意,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在地方范围内进行统筹安排。对于外销的手工业品,和行销全国的手工业品,亦应当试作全国的平衡,把它们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用统一的国家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不但十分必要,而且是可能的。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迅速进展,不但要求我们把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逐步地、分别地纳入国家计划,而且已经为把这些经济成份逐步纳入国家计划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还比较落后,小农经济还占优势,资本主义经济也还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国家,要实行国民经济的全面计划管理也是有困难的,只能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开展而逐步前进。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还必须善于利用价值规律、正确执行我们党的各种政策,通过加工定货计划、批发计划、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等工作,以及其它各种措施,以逐步加强其计划性,克服其盲目性。计划工作人员还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加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学习。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把计划工作的水平逐步提高,进一步加强国家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调节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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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学习
——中苏友好协会访苏代表团报告
中苏友好协会访苏代表团团长 王昆仑

今年四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组织了访苏代表团,赴苏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到各地参观访问,并向苏联人民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代表团十二人,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妇女工作和文化工作等方面的代表。四月二十七日离京赴苏,六月十二日回到北京。
在访苏期间,代表团先后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埃里温等四个城市(个别同志还应邀访问了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参加了红场的“五一”观礼,拜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访问了各城市的苏维埃,参观了七处工厂和水电站、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个集体农庄、六个科学研究机关和学校、七处文教卫生设施、二十六处包括革命历史性、科学技术性与文艺性的博物馆,游览了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和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并看了多次的歌舞戏剧等表演。在访苏期间,代表团还专访过工人和集体农民的家庭,与苏联社会各方面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此外,应苏联朋友的要求,代表们又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向苏联学术界、机关干部、工人、学生及妇女等作过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在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目前中国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情况”和“中国妇女参加祖国建设的情况”等专题报告共十五次,并与各地的作家举行过有关新中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在中国情况的座谈会。
我们的代表团在苏联各地参观访问共二十七天。访苏的日子虽很短促,可是由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妥善安排和苏联各地有关方面的具体协助,使我们代表团能依照预定的计划基本上完成了工作任务。在这短促的期间,我们亲眼看到了苏联人民沿着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胜利迈进,为了增产和节约而斗争;看到了苏联人民紧张而又愉快的卓越劳动,看到了他们日益提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看到了他们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所做的团结一致和坚强的斗争,我们更亲身体会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无比的亲切关怀和深厚伟大的友谊。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和苏联人民亲密的接触中,使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到兴奋、愉快,学习到宝贵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我们的收获是丰富的,苏联人民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我们一踏上辽阔广大的苏联国土,就感觉到自己是置身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生活境界中。这个雄伟繁荣的生活境界不断发展的中心目标,就是从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加紧脚步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当参加红场“五一”观礼时,我们听到了朱可夫元帅坚毅宏亮的语言:“苏联人民坚决贯彻我们党的决议,以全部力量致力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事业,在进一步发展工农业各部门和科学、文化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苏联人民一致支持共产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当时回答他这种号召的是一片热烈的欢呼,集中地显示出苏联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
今年是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最后的一年,有不少的部门已经提前在四年内完成了五年计划的生产任务。苏联工业每年都超过以往的成就;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认为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整个的国民经济,并使轻工业和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了使苏联的国民经济能够顺利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在已经达到的成功的基础上,纠正缺点,大踏步前进。今年五月中旬,苏联举行了全苏工业工作人员会议,肯定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号召提高工业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要争取“使全国没有一个落后的工业部门,没有一个落后的企业”,要在某几项工业部门,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全苏联各工业部门正在展开社会主义竞赛,为了尽速创制新的机器、产品、材料,创造先进工作方法,广泛推广先进经验,加强扩大工业自动化,改进生产组织,精简人员,厉行节约,减低成本和加强“专业分工和协同合作”而一致努力。
在莫斯科,我们参观了一个以出产“莫斯科人”小型汽车出名的汽车厂。它每天生产汽车一百六十辆,为了适应日益普遍的需要和改进产品质量,现已改制出新型的汽车,将马力增加到三十五匹。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出产拖拉机的工厂,也就是“联共党史”上所说到的用十一个月的工夫在斯大林格勒草原上建设完成了的工厂。一九三四年这个厂已能生产十万台拖拉机,完成了从前列宁要生产十万台拖拉机的伟大愿望。现在全厂职工正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而热烈地展开了劳动竞赛。我们在亚美尼亚共和国参观的色万湖水电站,建在湖面之下六十公尺的地方,它利用流入湖中的二十八条河的水力来大量发电。这是一个大力征服自然的自动化的工业建设,而在地下发电站里只有四、五个人值班,整个电站操纵却在六十公里以外的埃里温城里。在参观莫斯科多种工业技术博物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各种新型的机器,其中有半自动化的计算机和电动计算机,可以大大地节约人力的计算时间,而具有更高度效能的电子计算机是正在推行原子工业所必需的工具。博物馆馆长对我们说:“这个馆里所陈列的各部门的机器,是不断地用新的来代替旧的,今天所陈列的内容,你们再过一年来看,就要不同了。”苏联的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苏联的工业和科学部门是日新月异永不停息地在创造着新的成就。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认为除了强大的工业之外,还必须有全面发展的农业,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和原料,经常供应工业建设和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今年一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决定的方针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大力开垦荒地和发展畜牧业。谷物生产要在一九六○年达到全国总产量至少每年一百亿普特的水平(一普特等于一六·三八公斤);要在一九五六年把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播种面积从一九五五年的一千七百万公顷达到两千八百万至三千万公顷;要在最近几年内使畜牧业达到能够保证满足居民食品和工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水平;要大力提高畜牧农场的机械化水平和实施国营农场的电气化。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号召说:“党中央一月全体会议所提出的任务,将不是像预定的那样在六年中完成,而是在三—四年中完成。”
我们参观过曾经荣获列宁勋章的莫斯科近郊第二高尔克国营农场,可以作为努力增产的典型例证之一。这个农场的任务主要是饲养鸡和乳牛。一九五四年养有三万只鸡。鸡蛋产量一九五三年是六百七十万个,今年要增加到七百万个。到一九五八年养鸡要增加到五万只,鸡蛋要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个;并且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农场养母牛一百五十头。一九五四年平均每头牛的乳量是六千一百二十公斤,著名的个别的好牛像“瓦札”每年产乳量是一万六千六百八十四公斤。“瓦札”曾在去年苏联农业展览会中展览,经评定当选为全苏冠军。由于这个农场生产成绩卓越,苏联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发出布告,号召全国国营农场向它和其他三个国营农场学习。又如我们访问过的亚美尼亚“建设者”集体农庄,女庄员马加梁即因葡萄的收获量超过百分之一百四十,得到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
自从去年二、三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作了进一步扩大开垦荒地的决议之后,在全苏联展开了大规模的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开荒的运动。在苏联的各个交通线上常常可以看到由党、团员带头的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农学家、拖拉机手、集体农民、建筑工人、机关干部以及文化工作人员,或是年青力壮的单身男女,或是老幼都有的一家人,离开自己原有的岗位和家乡,满怀信心、不怕艰苦,为国家生产的需要,一批一批地走向面积广阔、没有人烟的辽远的地方去发掘雄厚的土地潜力。

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之下,苏联人民高度效能的卓越劳动和富有文化教养的幸福生活,成为全人类共同期望的光辉榜样。
全苏联劳动人民是一支有精密组织有自觉纪律的劳动大军,是一个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之下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建设事业的整体。我们接触着这个伟大整体的任何个别部分,都看到他们经常不懈的紧张而愉快的劳动姿容。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感觉到苏联人民普遍的热爱着自己的工作,并且都以自己参加的那一份事业而自豪。莫斯科小马力汽车制造厂的厂长指引我们看着新型的汽车的时候,色万湖水电站的工程师指着那广阔的湖水说明湖水被控制而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他们自己并没有丝毫的自满,可是却充满了对群众的创造和自己参加这种劳动的光荣感觉。
苏联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工作都有高度的责任感。人人都把创造新技术、新工作方法,提高生产数量和产品质量,节约国家财富当作自己最大的光荣,而把浪费财力和人力看成为自己的耻辱,并且也必然要受到批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的老工人别洛乌索夫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使拖拉机上的每一个曲形轴截短了一段,可以节省金属十公斤到十五公斤,每一季为国家节约十万卢布。过去每一班(八小时)只能锻成曲形轴一百二十个,现在可以达到三百五十个。这个荣获劳动红旗勋章和斯大林奖金的老英雄,还正在热心研究怎样制造出更轻便的、更耐用的拖拉机,并且更大量增加拖拉机的产量。
苏联每个建设部门,都是以利用旧基础来从事扩建和以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为原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内外还有不少的旧房子被保留和被利用着。曾经变成为废墟的斯大林格勒,战后几年来已经重建成为一个崭新辉煌的城市;为了经济和居住的方便,一般楼房的标准是四层到六层。工厂、学校、居民住宅都已兴建起来了,可是主管城市建筑的机关至今仍是一所带有战争创伤的旧房子,并没有给自己盖一所漂亮的大楼。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所有的建筑都是就地取材,使用本地出产的石头,几乎完全看不见木料,钢筋混凝土也减少到最低数量。房屋的建筑是结合民族形式的,但造价低廉,适用而又美观。在全市进行着改建的工程中,只有一千二百个建筑工人。我们在莫斯科所住旅馆的对面,正在建筑一座六层楼的儿童百货商店,经常只看见三、四个女工站在墙上指挥起重机,可是每过几天就看到增高了一层楼。苏联人民就是这样以高度效能的劳动来节约国家的财力和人力。
能够在劳动上多贡献,就会按照成就的优异得到物质和荣誉的奖励,过到富裕和幸福的生活;可是苏联劳动人民经常保持着他们俭朴的生活和节约的习惯。我们曾访问过列宁格勒斯大林透平机工厂钳工突击队队长列米索夫的家庭和亚美尼亚集体农民的家庭,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朴素而又美好的生活。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是苏联劳动人民生活的提高,不是表现在单纯物质富裕的追求上,而是建筑在保持勤劳朴素的高尚品质和高度的文化素养的基础上的。
在苏联任何工厂、农村都有各种教育机构和文化设施。劳动人民的技术学习和文化教育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各城市都有职工会所领导的按区分布的文化宫,成为劳动人民进行业余学习和文化娱乐的群众大家庭。此外还有各种夜大学、夜校和函授学校,使得职工在业余之暇能有普遍进修的机会。列宁格勒全市就有六十个文化宫,作为三大文化宫之一的高尔基文化宫是市内某几个区之间的文化活动中心。这一座规模宏大的五层楼房,每天有男女青年和少年儿童五千人,假日有八千人走到这里来。在这一座分成几十个部门的文化宫里,同一时间内分别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活动和业余学习,这一层楼的大厅里欢天喜地跳着舞,另一层楼许多小阅览室里却有很多人寂静无声地坐在绿罩子的灯底下埋头看书。这就是苏联人民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文化的一角。
提高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苏联劳动人民思想教育中的主要部分,在社会各个部门里普遍地培养着爱祖国、爱劳动、爱护儿童、尊敬老人、重视高尚友谊和重视和睦家庭的精神。严厉地批判着浪费、懒惰、自私、不守纪律、以恶劣态度对待家庭、酗酒和流氓等等的行为。共青团、少先队经常进行着对少年儿童这些方面的教育工作。我们在全苏艺术展览会上看到一幅题名为“把女儿派到外地去工作”的画,尖锐地讽刺了不愿服从组织分配而要留在大城市里生活的大学毕业生和娇惯她的家庭。前面说到过的列宁格勒高尔基文化宫,最近正举行着一系列的报告会,有“什么是苏维埃的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巩固苏维埃家庭”、“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为什么比资本主义道德品质高尚?”等等讲题。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苏联人民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是在不断地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苏联人民对自己伟大的祖国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无比的热爱,他们不断地加强自己祖国的威力,绝不容许任何人来破坏他们和平幸福的生活,阻碍他们远大的前途。同时,苏联人民深切关怀着全世界任何国家的人民艰难的处境和争取和平的斗争,对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更具有兄弟般深切的热爱。经过三十七年从事英勇的建设劳动和保卫和平的坚决斗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已经深植在苏联人民的心灵里,成为牢不可破的自然情感,万众一心,形成了全世界坚强无比的和平堡垒。
我们所到的城市、工厂、农村、学校以及西伯利亚沿途,到处都看到“和平战胜战争”、“给世界以和平”的标语。我们代表团被邀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五届全苏保卫和平大会最后一次会议,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里坐满了来自苏联各地各民族各种职业的以及代表不同宗教的许多和平战士。在这个充满了为和平而战斗的热烈气氛的会场中,我们深切认识到苏联人民巩固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制止新的战争的坚强意志和伟大力量。
我们在苏联每时每刻都沉浸在苏联人民深厚的热情里。我们代表团路过之处,男女老幼都和我们招手,经常把我们包围起来,或一路跟着我们走;即使言语不通,热情的眼睛、有力的握手、亲切的拥抱都感动着我们的心。在“五一”节的红场上,一个名叫加丽娅的十二岁的小女孩走到我们面前来说:“我爱中国人,所以自己走来和你们谈话。”她在我们一位同志的小本子上写道:“五一节我到红场上来了,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我希望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更加巩固,这样就能帮助两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祝这种友谊更加巩固吧!”在埃里温临别的宴会上,一位很少出门的八十岁的老诗人伊萨阿克扬做了长篇的发言,叙述着亚美尼亚人民在两千年前就开始了和中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他一直和我们坐到半夜两点多钟,而且兴奋地起来和我们一起跳舞。在莫斯科临别的宴会上,卓娅的妈妈说,她几年来不断地接到中国青年和少先队员们给她的信。她说:“我已经再听不到自己的亲生的儿女呼唤我‘妈妈’的声音了,可是在这些来信的开头都叫我‘亲爱的妈妈’,末尾都写着‘你的一群黑头发黑眼珠的孩子们’,这些黑头发黑眼珠的孩子们成了我亲爱的儿女了。请你们为我向中国青年儿童们表示我赤诚的母亲的敬意吧!”我们一定要把她这位伟大的母亲的慈爱的声音传达给中国的每一个青年和小朋友。
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是说不尽的,特别是他们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爱和关怀。无论我们到哪里,都常有人专诚地来问毛主席的健康。每当提到“毛泽东”的名字,群众中就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或欢呼。苏联人民对于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和平的中国人民,怀抱着坚强的信心和无穷的热望。同时,苏联人民对于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正义斗争,是非常关心的;每当我们说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有力量击退侵略,他们就非常兴奋、欣慰。
在我们所到过的文化宫、图书馆以及有些医院、学校、工厂、农庄和飞机场的小阅览室里,都常看到中国出版的某些刊物和报纸,以及中国文艺作品的俄文译本。在亚美尼亚“建设者”集体农庄的阅览室里看到有亚美尼亚文译本的“毛泽东选集”。我们的代表团访问各地的作家们,他们都说出他们已经翻译和正要翻译中国某些古典文艺作品和现代作家的作品。我们的代表团向苏联人民作关于新中国情况的报告,受到他们热烈欢迎。他们提出了许多的具体问题,关心着中国人民在如何贯彻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如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如何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关心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妇女、儿童的生活等等。他们表示除我们向他们学习之外,他们也要向我们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使两国的文化更加丰富起来。这一切一切都说明苏联人民对中国普遍的关心,同时反映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正在更进一步地增进。

我们代表团这次到苏联参观访问,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感受,我们深深感谢苏联人民对我们的热情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以及苏联各有关方面的帮助和款待。现在我们离开了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回到自己亲爱的祖国来了。在我们日益强大日益进步的祖国,正在进行着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正在展开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运动,正在展开与爱好和平的国家人民团结友好的工作,正在展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潜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就更使我们深切感到必须善于密切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地向苏联学习。
我们要学习苏联人民高度效能的卓越劳动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工作方法,特别是他们一贯的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以提高我们的生产,创造和积累国家财富,节约人力物力,并以加倍的努力来提前完成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我们要学习苏联人民勤劳朴素、艰苦奋斗的高尚品质。
我们要学习苏联人民从来团结一致拥护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反对国内敌人的斗争的精神,坚决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严厉镇压反革命,彻底消灭内部的敌人。
我们要学习苏联人民热爱祖国、保卫世界和平无比的决心,坚决解放我们的领土台湾,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以保卫亚洲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
我们更要进一步地加强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最伟大最深厚的友谊。我们中苏友好协会以及各有关方面,还要根据苏联在各方面发展的新情况和这次代表团学习所得,努力向全国人民作宣传和介绍;并且,以后应当把中国的建设情况从各个不同的部门更有系统地向苏联人民介绍,力求适应苏联人民对我们具体了解的要求,回答苏联人民对我们的热望,以促进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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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市公安机关根据群众的检举
依法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罪犯
青岛市在六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集中地逮捕、惩处了一批流氓盗匪分子之后,全市人民更加积极地检举流氓盗匪等刑事犯罪分子和残余的反革命分子。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经过调查证实,已依法把这批罪犯逮捕。
被逮捕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大都是罪恶多端、民愤极大的罪犯。如汉奸杨圣山,曾当过日伪特务股长、日寇宪兵队翻译,是日伪时期青岛市台东区著名恶霸“三大山”之一,曾勾结日寇残害人民和抗日爱国人士,并依仗日寇势力,敲诈、霸占民财,奸污妇女。罪犯孙秉贤一九四一年当蒋贼专区保安司令时,曾派蒋贼军杀害菏泽县芝房村抗缴苛捐杂税的农民,烧毁农民的房屋,并多次指挥蒋贼军,残害我革命同志多人;一九四六年孙犯在青岛任蒋贼警察局局长时,积极配合蒋贼“警备司令部”进行反革命活动,迫害革命人员和进步人士。罪犯祝占俊,曾任日伪张宗援部的参议、日寇“睦陆关部队剿共联络专员”及蒋贼“剿共副司令”等反动职务,在山东平度、昌邑、寿光、广饶一带大肆进行所谓“中日亲善”等卖国和反共、反人民的宣传。一九四七年蒋贼军进攻我胶东解放区时,祝犯又积极募款购买军火,组织“还乡团”。
在逮捕的这批反革命分子中,有些是怙恶不悛的反动道会门头子。这些罪犯在政府明令取缔反动道会门组织后,不但拒不登记或进行假登记,并经常散布“变天”思想,造谣惑众,妄图复辟。如罪犯王集山,是反动道门后天九宫道的“开法师”,他不但进行假登记欺骗人民政府,而且阻止其弟王集林(反动道首)向人民政府登记自新,并资助其他道首外逃潜伏,妄想待机再起。拒不登记的后天九宫道“开法师”李继尧,同其他道首订立同盟,隐蔽组织,毁灭罪证,并经常造谣,散布“变天”思想。
被逮捕的刑事罪犯,都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惯盗、惯窃、骗子手及流氓恶棍等,有的是正在做案时当场被群众捕获的现行犯。如罪犯许英杰,是混进公私合营永裕盐业公司的惯窃,六月二十日,正当青岛市人民愤怒声讨刑事犯罪分子之际,许犯竟又盗窃该公司搬运车间互助金二百四十元,当场被职工扭送公安机关。
(本报集体通讯员青岛日报编辑部)


第3版()
专栏:

哈尔滨市特等防奸治安模范任福寿
哈尔滨市特等防奸治安模范、地方国营哈尔滨刨花板厂工人任福寿,两年来检举了五十一件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材料。现在,他的模范事迹被画成连环画,在最近举行的哈尔滨市刑事犯罪案件展览会上进行展览。
早在一九五三年哈尔滨市举行首届防奸治安模范代表会议的时候,任福寿就因为同本街居民一起检举反革命分子而获得了一等防奸治安模范的称号。以后,他被选为哈尔滨市顾乡区的人民代表,又担任了街道治安保卫委员会副主任,他对群众治安保卫工作就更加重视起来。他经常向居民进行革命警惕性的教育,居民们遇到可疑的情况也都随时向他反映。
一九五四年端午节的时候,任福寿听一个山东省同乡说,不久前在一个织布工厂里看见一个在山东老家当过国民党“还乡团”团长的人。根据这一线索,他便废寝忘食地连夜出去调查这个人的下落,了解这个人过去的行为。后来终于从一个同乡那里了解到这个人原来是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并且已潜逃到牡丹江市去开杂货铺了。于是,他立刻向公安机关报告,并说服了他的同乡协助公安机关到牡丹江市逮捕了这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
有一次,任福寿的邻居家来了“客人”,据说是“手工织布匠”。这个“客人”成天不出门,见人总是躲躲闪闪的。这个情况又引起了任福寿的注意,他便随时到这个邻居家去串门,观察这个人的行动。有一天,这家邻居委托任福寿帮助“客人”上户口,任福寿就趁机会盘问了他的来历。任福寿用心牢牢地记住这个人的每一句话,然后又和其他一些邻居们对证,结果发现这个人先后说的许多话都不一致。任福寿便把这个人的一切可疑行动详细地报告给公安派出所。经过公安机关严密侦察后,证实这个人是从山东省化名潜逃来的反革命的“还乡团”首要分子,曾杀害过我农村干部和土地改革斗争中的农民积极分子。一九五四年十月间,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这个反革命罪犯。
任福寿就是这样以高度的警惕性密切注视着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在今年春天举行的哈尔滨市第二届防奸治安模范代表会议上,他曾经光荣地被选为全市的特等防奸治安模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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