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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山蒂·巴丹创办的印度小巴蕾舞剧团
叶周 张璧华
印度文化代表团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们总看到在舞台旁边放着一张笑容可掬的中年人的半身照片。他就是献身于人民艺术、伟大的印度舞曲作家和舞蹈家、小巴蕾舞剧团的创办人山蒂·巴丹。
小巴蕾舞剧团创办于一九五二年。当年孟买省发生水灾，有五位年轻的艺术家想组织一个舞蹈团公开演出筹款救济灾民。他们找到了著名的热情的曼尼普利舞和梯拍拉舞派大师山蒂·巴丹做他们的指导。小巴蕾舞剧团就这样成立了。第二年六月剧团第一次演出由山蒂·巴丹编剧和导演的傀儡舞剧“罗摩衍”的故事。初次演出就轰动了印度舞坛，得到了观众的好评和重视。他们在印度各地巡回演出，前后为工人、妇女、学生及其他阶层演出了一百二十五场。在新德里演出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也亲自莅场观看。他很赞赏小巴蕾舞剧的表演并且介绍他们到印度各军区为印度的部队演出。
傀儡戏在印度已有很久的历史，在民间很流行，但是由舞蹈演员来模仿傀儡的动作，以巴蕾舞和傀儡戏相结合的形式来演出，在印度还是第一次。山蒂·巴丹的这一创造是很成功的。从这个傀儡舞剧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不同的印度古典舞派的舞姿，而且也可以看到许多印度民间的优美的舞蹈。这是他长期刻苦钻研印度古典舞和在印度各地所收集的传统的民间舞的结晶品。
小巴蕾舞剧团在演出时伴奏的音乐也包括古典和民间的音乐。剧团的乐队只有六人，可是他们却使用着五十种不同的乐器。“罗摩衍”的故事从北印开始逐渐发展到南印，因此他们所用的乐器和所伴奏的音乐也随着剧情的发展从北部音乐转为南部音乐。
演员们所用的面具，也是独创一格。一般的舞台面具是圆的，而他们用的却是方的。小巴蕾舞剧团团长、已故的小巴蕾舞剧团的团长山蒂·巴丹的夫人特别对记者介绍了这种方面具，她说，有一次他们偶然在一个庙宇里看到了方面形的菩萨塑像，由此得到了启发。采用方形的面具可使傀儡舞产生更好的效果。巴丹夫人还介绍了他们自己用麻袋布制成的服装，经济又美观、又不反光。如果她不说穿的话，在台下的观众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些色彩鲜艳夺目的服装是用粗麻布做的。
小巴蕾舞剧团所用的舞台布景也别有风格。用的道具很简单，一棵树，一所小茅屋，但是观众能够一目了然。布景是采用暗转换景，而且大都是由演员自己带上台来的。
小巴蕾舞剧团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要求演员们能演出不同的角色。剧团一共才二十二人，因此一般演员在一出戏中要演五、六个角色，有的甚至要演十一个角色。有时连乐队的人也要上场。因为他们人数少，所以自称为“小巴蕾舞剧团”。
剧团所演出的“罗摩衍”的故事是印度流行最广的、最悠久的史诗之一。它叙述善良的、勇敢的罗摩王子如何在见义勇为的猴王哈努曼的帮助下打败了魔王拉万，救出了他的新婚的妻子悉达。在印度，“罗摩衍”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在印度人民的心目中，罗摩王子是象征着善良、勇敢和一切美德的典型的人物，而魔王拉万象征着一切邪恶的东西。罗摩衍的故事在印度通过说唱、舞蹈、傀儡戏和其他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小巴蕾舞剧团用傀儡舞剧的形式来演出，是一种集印度的舞蹈、音乐和其他艺术的大成的综合形式的创造。
傀儡舞剧第一次在新德里演出后，印度时报的舞蹈评论家在第二天就发表评论，认为小巴蕾舞剧团所演出的傀儡舞是最吸引人的“罗摩衍”故事的一种表现形式。
不论是在新德里、孟买或其他印度各城市，小巴蕾舞剧团的演出总是成为当地报纸热烈讨论的对象。有一家孟买的报纸写道：“演员们演得如此逼真，观众感到好像真的有一个无形的巨人在幕后牵动着这些大傀儡似的。”另一家新德里的报纸认为小巴蕾舞剧团演出傀儡舞是印度舞坛的一件大事，对印度舞剧的未来将有积极的影响。
尼赫鲁总理看了这个傀儡舞剧的演出后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以前曾听到过很多人赞赏这个傀儡剧，我看了以后，觉得这种赞赏的确有道理，小巴蕾舞剧团的物质条件并不好，但竟能演出这么好的戏，真不寻常。我要向这次傀儡舞剧的演出者们庆贺，我认为他们是应当得到鼓励和支持的。”
小巴蕾舞剧团演出的另一个舞剧是“争取朋友”，这是根据印度人民所熟悉的“五卷书”的第二卷创作的。它描写三个朋友——乌鸦、老鼠和乌龟，如何互相帮助并且从猎人的陷阱里救出一只小鹿的故事，它的主题是友好、团结、和平。
“争取朋友”第一次演出，立即又轰动了印度的舞坛。许多评论家们不仅赞美它的编剧、主题、音乐和舞蹈，而且肯定地认为小巴蕾舞剧团是印度舞坛上一支朝气勃勃的新生力量。今年春天小巴蕾舞剧团特别为参加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的各国和平代表们演出了这个舞剧，博得了许多好评。
为了排演“争取朋友”，为了体验生活，观察动物的生活，小巴蕾舞剧团特别搬到离孟买不远的一个乡村去住。他们在山谷里置了一所房子，研究多种鸟兽的动作，创造新的舞步。音乐家们更访问了林间的居民，学习他们的舞蹈和音乐。剧团的演员们亲自动手染，画，缝制服装和制造各种布景和道具。他们利用天然的树林，搭成了一座能容五百观众的剧场，就在这里，他们为邻近的居民演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小巴蕾舞剧团这次到我国来，特别画了一幅这个天然剧场的图画作为礼物赠给中国艺术界。
“争取朋友”这个舞剧的编导也是山蒂·巴丹。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舞剧还没有公开演出，山蒂·巴丹就不幸逝世了，这是印度舞坛的巨大损失。印度各地报纸都以显著地位刊载这位献身于印度艺术的伟大艺术家逝世的不幸消息，并发表文章追悼纪念他。
山蒂·巴丹是著名的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印度舞剧“不朽的印度”和“印度的发现”的作者。早在一九四○年，他已享有盛名，被列为印度四大古典舞派别之一的曼尼普利舞派的大师。可是他并不满足于他的成绩，他仍然不断地刻苦钻研，他想进一步研究印度古典舞蹈和当前流行于民间的舞蹈的关系。辛苦的、紧张的工作使他染上了肺结核病。但是他仍然从一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寻找和研究民间的舞蹈。他扶病导演小巴蕾舞剧团演出的“罗摩衍”的故事。在排演“争取朋友”的时候，他已经不得不躺在床上以手姿来指导。山蒂·巴丹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逝世。为了纪念他们的创办人和导师，小巴蕾舞剧团在每次演出时一定把他的遗照放在舞台旁边并且拿观众所献的鲜花挂在他的照片上。
小巴蕾舞剧团在北京除了演出“罗摩衍”的故事和“争取朋友”这两个舞剧外还演出了二个民间舞——古吉拉特地方的一个叫作“鲁玛尔”（手帕舞）和南印海德拉巴山地吉普赛民族舞。这二个都是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节目。
小巴蕾舞剧团在北京的演出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的艺术上完美的古典舞蹈和充满着印度人民的热情和智慧的优美的民间舞蹈。我们一方面要感谢小巴蕾舞剧团演员们的热情演出，一方面要纪念小巴蕾舞剧团的创办人山蒂·巴丹，同时要学习他的为着人民艺术而工作的精神和刻苦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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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编者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就要开幕了。在这次会议以前，很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到各地进行了视察。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发表一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视察以后所写的文章。
我视察了浙江省宁波专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梁希
宋朝有个宰相，考验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问：你们天天吃米，知道米从什么地方来？小儿子说，从麻袋里来。大儿子说，从石臼里来。作为一个人民代表的我，想要在麻袋和石臼以外，了解些稻、麦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情形，生产关系，流通过程，流通状况，所以到了浙江，到了宁波专区，视察了三个县、九个乡，有了一种收获、五点观感、两点体会，遇到了三个问题。
一种收获
视察产生了政治意义：本来我们视察的目的，仅仅为了了解些农村情况，增加些感性知识。而同农民接触后，农民都指着我们说：“从毛主席那边来的”，大家非常兴奋、愉快、热烈，一致感谢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一致表示要努力生产来支援国家工业化，支援解放台湾，以答报毛主席。所以说，视察产生了政治意义。
五点观感
（一）浙江农林事业发展了。首先，一路荒山起了变化，长出绿油油的幼林来，特别是西湖灵隐。据那里林场章主任说，过去二十几年每年雨季山洪暴发，街上就涨起水来，从去年起，没有这种现象；北高峰一带收到了封山育林的效果。其次，浙江全省油菜丰收，大麦和小麦的产量都比去年增加了。第三，蚕茧产量占浙江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的嘉兴专区，今年每张蚕种产量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十六。第四，占浙江棉花产量百分之五十三的慈溪县，德字棉已改为柯字棉，又改为岱字棉；因此，全县每亩平均皮棉产量逐年增加，一九五一到一九五四年这四年，每亩产量分别为三十五、四十三、四十四、五十三斤。而五洞闸集体农庄去年更提高到每亩产皮棉八十斤，且质量也有提高。第五，水稻耕作制度在逐年改良，单季稻改成双季稻，又改为连作稻。因此，单位产量也逐年增加。以绍兴为例，一九五○到一九五四年这五年，每年每亩平均产量，分别为四百、四百八十、五百三十、五百五十五、五百八十二斤。至于个别地方的单位产量，有的已发展到每亩七百至九百斤。总的说，宁波专区，过去米不够吃，现在有余粮。
（二）农民生活改善了：我们遇到各地农民纷纷提意见，说南方人吃不惯麦子，希望吃大米。这种要求，在粮食统购统销上是一个难题，而从农民生活看，则是好现象。解放前挨饿的贫雇农，现在对搭配麦子表示不满，这证明了生活改善。具体地说，绍兴全县有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上升或接近中农；尤其是山区，由于竹、木、土特产价格提高，销路打开，农民生活大大改进。
（三）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了：不论是贫雇农或中农，不论是单干户或合作社员，人人都说：从前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生产积极不来；现在是当家作主了，劳动劲头大了。有的农民还说：“现在我们不单是管理自家事，还要管理国家事”。
（四）农民文化程度提高了：在座谈会上，有许多农民的讲话是滔滔不绝，出口成章，新名词、旧名词说出来一大套。最特出的，鄞县宁锋乡一位二十九岁的农会主任，过去没有进过正式学校，向我们做了很流利的报告。慈溪淹浦乡一位支部书记俞仁康同志，只读过四个月书，却做了三点钟以上很有条理的报告。他们边工作，边学习，得到了这样的进步，是可佩的。
（五）党和政府的政策普遍地得到农民的拥护：他们都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绍兴新鉴乡农民指出的十二个好处和四个不利，可以概括我们在各地方所听到的群众反映。十二个好处是：支援工业好，支援解放台湾好，支援灾区人民好，物价稳定好，促进互助合作好，增加生产发展生产好，节约粮食减少浪费好，削弱资本主义好，银行优待储蓄好，改善生活好，合理供应好，节省工夫好。四个不利是：对地主和富农不利，对美蒋不利，对投机奸商不利，对老鼠不利。他们更拥护合作化政策，群众一致肯定：合作社比互助组好，互助组比单干户好。
两点体会
（一）群众路线：这次视察，再一次证实了群众路线是一切政治工作的成功关键。举例说，粮食
“三定”政策中，定产是非常复杂的，但只要群众路线走得好，偏差就会减少，群众就会拥护，工作就会成功。反过来，脱离群众，工作就会失败。例如鄞县福明乡定产时，群众路线走得好：乡村干部把土地按产量划成片，从各片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地来实割实秤，定出初步的单位产量，再召开老农座谈会，审查、修正，又经干部详细讨论，更由群众组织小组讨论评定，最后由乡人民代表大会一致决定每亩六百七十七斤。六百七十七斤是我们在鄞县视察到的三个乡中最高的一个定产量，其他两个乡都比它少。龙山乡每亩定产六百五十斤，宁锋乡五百斤，然而龙山和宁锋乡都有人对本乡定产提意见，而福明乡大家表示满意，这就是群众路线的效果。反之，绍兴贵山乡，是全县粮食统购统销最紧张的一个乡，一个老农当着县长和乡长面前向我们指出病源，说：“村干部起初把每亩产量定了六百斤，既顾到国家，又顾到农民。而乡干部不相信，说村干部做了群众的尾巴，硬是主观地增加到六百四十斤，毛病就出在这里。”这就是脱离群众所造成的偏差。
（二）团结中农：据我们观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大都发生在土地报酬太低，归公太早，耕牛、农具、林木和桑苗折价太低，概括地说，没有把中农团结好。中农既有牢骚，而又由于各种顾虑，不敢退社。这就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社里那得不发生问题？如果把中农团结得好，农业社就会巩固起来。绍兴五云乡罗家庄，有两个农业社贯彻了团结中农的政策，在土地分红上，在耕牛农具折价上，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这次整顿时，没有一户中农退社，他们说：“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打也打不出去了。”
三个问题
（一）乡村干部待遇问题：区乡干部都是能吃苦、耐劳、朴素、诚实、勇敢的，工作得到了一定的成绩的。以绍兴十三个区的统计为例，一百八十二个区干部中有一百七十三个积极，占百分之九十五，四百二十八个乡干部中有三百四十九个积极，占百分之八十一。另一方面，乡村干部，是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者和执行者，国家必须通过他们，把落后的散漫的小农经济改造成像苏联一样的先进的集体农庄。这样好的干部，担任了这样重大的使命，月薪却只有十四元几角到十六元几角，不能养活家小。当然，政府原意是要他们不脱离生产的；但事实上日夜办公，那里顾得到生产？我们虽然没有听到乡村干部本人发半点怨言，但我们已听到许多乡人民代表反映：要求上级提高乡村干部待遇。这是一个问题。
（二）治安问题：阶级敌人总是不让我们一帆风顺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何况后面还有美蒋在策动！浙江是一个沿海的省份，海边爬上来、天空降下来、陆地钻出来的间谍、特务、土匪、恶霸，彼此互相呼应，互相勾结，造谣，捣乱，挑拨离间，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许多农民反映：政府对待反革命分子太宽大，已定罪而漏网的罪犯，回来后仍旧逍遥法外，甚至有些反动分子，过去是“好汉”，现在还是“好汉”，农民不能容忍这些坏分子破坏农村生产。这又是一个问题。
（三）垦山问题：奉化、新昌、嵊县，特别是新昌的山，解放前未垦的，虽已开始在造林，在封山；但解放前已垦的，依然一层一层地垦到山顶，它积不起水，保不住土，因此，新昌江的中下游，江水之浊有点像黄河，沙洲之多有点像渭河。流到嵊县，同其他两江汇合而入曹娥江后，又造成曹娥江的无数沙洲和沙滩。嵊县当三江之冲，既容易发生大水，又容易发生大旱，用嵊县县长的话来说，“水利条件不好”，“是一个旱涝交差的地区”。一九五三年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减产，一九五四年又遭受了大水，春花产量大减。根据嵊县书面材料，全县旱地作物面积在扩大，水稻面积在减少，这说明了稻田日渐淹没，不得不向山上发展耕地，而山上开垦不休，反过来又毁坏山下的稻田。
在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面前，却听到浙江省正在筹备开垦山地增加粮食的消息。当然，国家人口在增加，人民生活在向上，粮食已发生问题；而粮食的根本问题，首先在发展生产，所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彭瑞林秘书长在杭州座谈会上说：浙江人多，地少，山区潜力大，开荒是解决人民生活的方法。然而，历史上留给我们的痛苦经验太多了：远的有黄河，陕县上游山地每年输出泥沙十三亿八千万吨，造成可怕的灾害；近的有曹娥江，奉化、新昌开垦了的山地每年送出大量黄沙，造成嵊县的“水涝交差”。浙江发动开垦山地，是为了增产粮食，用意是很好的；但问题不这么简单。第一，我们必须注意，开垦了山地，是否会损失水田？照顾了目前，是否会遗祸将来？第二，我们必须注意，山地坡度的缓急，土质的松紧，上方积水面积的多少，及其他有关水土保持的各种因子，在未垦前，应如何邀请各方面专家，积极到现场去调查、勘测、研究、试验，一一明白地规定下来。第三，我们必须注意，规定以后，应如何训练大批干部，如何掌握各种技术，保证开垦时不出偏差，不犯错误，不把灾害留给后一代。这又是一个问题。
以上三个问题，是横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难免的问题。
总而言之，浙江和整个中国一样，正在发展。一幅美丽的远景，恰好表现在西湖。像春分的笋，像谷雨的茶，似新秋的桂子，似初夏的荷花，在千态万状地变化，在欣欣向荣地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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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评介
要充分运用新闻通讯宣传国家粮食统销政策
铁衣
报纸对党和国家粮食统销政策的宣传，除了作必要的解释以外，还应该运用丰富有力的事实材料来说明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反映这一政策如何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报道贯彻政策中的情况和经验，以提高干部和群众对政策的认识，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这样，报纸除了发表必要的评论、文章外，就要充分运用大量的新闻和通讯，把当地贯彻粮食统销政策的具体情况生动地反映到报纸上来，使得新闻、通讯在政策宣传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广西日报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广西日报对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宣传，除发表阐释政策内容的评论、文章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新闻通讯，全面地报道了这一工作在当地开展的情况。以五月份为例，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报道，几乎天天不离报纸版面，全月共发表关于这一方面的报道五十五篇。广西日报在这些报道中，努力用生动的事实来证实国家这一政策的完全正确。报纸在一篇“‘缺粮’的故事”的通讯里，用一个余粮户农民冒购粮食的经过，说明了粮食紧张的原因。这个在统购中并没有卖足余粮的农民，因怕人向他借粮，又怕政府继续购买他的余粮，晚上连觉都睡不好。他再三打听其他有余粮的农民是否报了缺粮，当他知道本屯一个有余粮的农民报了缺粮，乡上没有调查就发给这个人购粮证后，也就去冒报缺粮，买回了三百斤粮食。报纸用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农民不了解粮食政策是引起有余粮的农民冒报缺粮冒购粮食的主要原因；也说明了对粮食统销工作进行整顿，并通过这个工作向农民群众进一步宣传国家的粮食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报纸在另一篇关于武鸣县六联乡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情况的通讯中，又用事实向群众证明压缩不合理的供应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合理的供应。这个乡只有四百零八户人家，但在政府发了四百一十五张购粮证以后，仍然有人说缺粮，而且也真的还有极个别的缺粮户。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原来喊缺粮最凶和买粮最多的人，大都是一些有余粮的人，而个别真正缺粮的人反倒没有买上粮食。经过整顿，实际销粮还不到原来群众要求量的三分之一，但却使所有缺粮的人都买到了粮食。这就说明目前粮食统销情况所以紧张，并不是因为国家销售的粮食少，而是因为大量的粮食被并不缺粮的人买去了，现在进行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正是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在新闻通讯中善于选择有典型意义的事实来进行宣传，都能加深干部和群众对政策精神的理解，消除他们的各种思想顾虑，增强他们贯彻政策的信心。
为了帮助干部正确有效地贯彻国家粮食政策，广西日报运用新闻和通讯广泛地传播了各地好的工作经验。报纸先后介绍过武鸣县两江乡由党内到党外，由骨干到群众，层层发动，按片包干做好整顿粮食统销和生产工作的经验；介绍过扶绥县蕾陇乡由党员骨干带头检查，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动互助组，发动群众做好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经验；介绍过灵山县梓崇乡如何深入群众算好粮食产、购、销三笔账以开展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经验；介绍过一些县开好支部党员大会澄清对粮食统销工作中的各种错误认识的经验，以及乡村工作人员怎样向群众进行个别宣传的经验等等。如果说政策讲解可以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发动群众的重要，认识到依靠党的支部的领导和发挥党员模范作用的重要，认识到消除基层骨干分子思想顾虑和干部以身作则的重要；那么，这种经验介绍就不只是可以使干部们从道理上认识这些问题的重要，而且可以从活生生的事例中学得做好这一工作的方法。广西日报报道这些工作经验的特点，是并不篇篇求全，也不是长篇大论，而是简明、具体、突出，有哪一点就介绍哪一点。这样既可及时，又可广泛；既适合于当前工作的迫切要求，又符合实际工作发展的状况。
广西日报在这方面曾进行了一些生动引人的宣传。例如五月十二日发表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退出不应购的粮食和一个片长退出购粮证的两篇当事人的自述，五月十四日发表的“支部书记蒙树村的转变”的通讯，就都是不只反映了这些人纠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行为，积极愉快地去进行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情况，而且反映了这些人作为共产党员，他们的责任感正在增长，他们正在努力克服着本身自私自利思想的种种情况。同样地，报纸在报道农民群众的活动时，除了反映他们拥护国家政策的实际行动以外，也注意宣扬他们社会主义意识的增长。例如一篇题为“这回我们可安心生产了”的通讯，在报道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弄通思想，退出了购粮证和多购的粮食时，就引用了这个社员自己的话来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缺粮和少缺粮的都购了粮和多购了粮，像锺庆珍这样的真正缺粮户反而受到影响，这怎么能够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呢？”另一篇报道也引用了一个曾经冒报缺粮的农民说过的话：“我们卖粮就是为了‘三大支援’，如果人人像我一样，不缺也报缺，不是把社会主义道路堵塞起来了吗？”这些话是可以打动那些渴望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暂时被人为的粮食紧张的虚假现象所蒙蔽了的广大农民的。此外，报纸还注意揭露坏分子破坏粮食统销工作的活动，来教育农民提高政治警惕性。
党的报纸在报道党和国家政策贯彻的过程中，还应该着重地反映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广西日报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报道中就注意了这一点。例如报纸在关于桂西僮族自治区直属县的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报道中，就报道了横县四、九两区的党员，有百分之九十在工作中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群众反映说：共产党员确能做到大公无私。除了在一般的报道中反映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以外，报纸还特别在党的生活栏里集中地报道了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在这一工作中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在五月十四日的党的生活栏内就报道了党员淡周宗以身作则做好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事例；在五月十八日的党的生活栏内又报道了来宾县三区召开党员大会解决了粮食统销工作中的问题。
广西日报的这些报道再一次证明了：有政治方向的、战斗性的、多方面的新闻通讯，在宣传党的伟大的思想和政策方面，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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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六月二日，本报评论员在“进行整编工作必须认真发动群众”一文中，曾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整编工作进行迟缓的情况提出了批评。最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信认为报纸的这一批评是正确的。来信中提到，总行的整编工作原来在三月份已开始准备，但由于召开了别的会议，所以直到五月二十一日才正式召开整编委员会会议。起初，领导思想上片面地认为过早地发动群众讨论整编工作，会引起群众思想波动，因此，只是在领导上和党内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初步方案。其实当时群众早已知道中央级机关在进行整编，思想上已有了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早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结合本机关的具体情况，向群众讲清政策，发动群众一齐来讨论，是可以早一步进行这一工作的。该行来信说：报纸批评以后，总行陈副行长已在六月十四日向全体员工作了动员报告，并发动大家进行讨论。目前各单位已提出了整编方案，整编委员会正在进行研究，准备送交行务会议和党组审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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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日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
冯子平
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是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成立三周年纪念日。这个位于五指山支脉的边疆地区，在解放后，经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面貌焕然一新。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是美丽而富庶的地方。这里地处热带，面向海洋，一年四季，草木常青。土地肥沃，终年都可耕作，如有水源，一年可种三造。在广大的土地上，生长着橡胶、椰子树、剑麻、槟榔、咖啡、菠萝、香蕉、芒果、木瓜等国内稀有的经济作物。地下蕴藏着各种质量优良的丰富矿产。在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上，有茂盛的原始大森林。森林面积有九十万亩以上，一般树龄八十年到三百年。仅尖峰岭和吊罗山两个地方就有热带特有的珍贵林木一百多种。自治区沿海地区有取之不尽的水产资源。华南著名的地方国营榆亚盐场也设在自治区的崖县，每年产盐五十多万担。五指山区还出产鹿茸、熊胆、猴子膏、獭皮等珍贵物产和各种药材。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正式成立。选举了王国兴（黎族）为主席，陈斯德（苗族）为副主席。各县也先后实行选举，建立新的政权机构。海南岛上的黎、苗族人民完全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自治区管辖白沙、乐东、保亭、琼中、东方、崖县、陵水等七个县，全区有五十六万七千多人，其中黎族三十五万八千多人，苗族一万二千多人，回族一千六百多人。几年来，当地党和政府采取了各项措施，培养了少数民族干部一千二百多人。现在，乡一级政权，除个别文书外，全部是少数民族干部。区一级政权，少数民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白沙、乐东、保亭、琼中、东方五个县正副县长都是黎族或苗族干部。崖县、陵水两个民族杂居县的领导机关也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干部。此外，自治区人民政府还抽调二百多个黎、苗族干部到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学习。
在一向交通不便的五指山区，出现了几百华里长的新修的公路，自治区和外地的联系密切了，它给城乡经济带来了繁荣。自治区已经建设了三十一个小型工厂，包括地方国营发电厂、石灰厂、砖瓦厂和合作社营的红、白藤及农具加工厂。全区还架设了四百多公里的长途电话线。各县、区及人口较集中的乡村普遍建立了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用合理的价格大量供应各族人民工业日用品、生产资料和收购土特产。过去一包火柴换一只鸡的私商高利剥削和买不到吃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是农业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以农业为生。这里虽然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土地调整，但由于历代反动阶级的长期罪恶统治，农民生产工具缺乏，广大地区耕作粗放，部分山区仍有“刀耕火种”现象，因此在解放初期每亩田只收一百多斤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连年来拨大批救济款和低息贷款，帮助各族人民发展生产。仅一九五四年，上级人民政府就发一百零五万元专款，购买七百多头耕牛和十一万三千多件各种铁质农具，无偿地发给各族农民使用，初步解决了各族人民生产资料的困难。另外，国家曾先后拨款一百八十多万元，帮助自治区兴办山塘、水库、水坝等大小水利工程一百多项，灌溉面积有十多万亩，其中七万多亩每年种一造的旱地改变为种双造的水田。当地人民政府还建立了四个国营示范农场和成立了技术指导站，经常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深入农村，指导黎、苗族人民深耕细作、积肥施肥、中耕除草和选种，并教数以千百计的黎、苗族妇女学会犁田。同时，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还稳步慎重地领导各族农民组织了一百三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万多个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农民已占总农户百分之六十左右。今年全区春耕面积比一九五三年扩大了八万多亩。现在，保亭县每亩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已从解放前的一百五十斤左右，提高到二百三十多斤。这个历史上一向缺粮的县份，现在粮食已经自给。一九五四年冬天，保亭县黎、苗族农民还将二千三百多斤余粮卖给国家。
黎族人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解放前，黎族乡村只有几间供富有人家子弟念书的小学。解放后，党和上级政府先后从外地派了九百多名汉族教师，到山区兴办学校。现在，五指山区已经办了三百六十八所民族小学，一所初级师范学校。连汉族居住地区在内，自治区共有四所中学、一所初级师范学校、五百零五所小学，各族学生共有五万五千六百多人。现在，全区每个乡都设有小学，平均十个人中有一个学生，黎、苗族子女一律免费上学。自治区还有三百九十四所夜校识字班，有学生一万二千三百多人。此外，各县都设有文化馆、收音站。自治区还有五个电影放映队和一个民族歌舞团。
自治区各县都建立了县卫生院和区的卫生所，自治区首府通什设立了一所有七十张病床的医院。黎族人民有病可以免费得到治疗。在农村中，已经建立二百多个接生站，二千八百多个经过训练的黎、苗族接生员，广泛地推行了新法接生，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一九五二年，据白沙县调查，用旧法接生的五百五十六个小孩，只活二百三十二个，死亡率达千分之五百八十。一九五四年，东方县用新法接生的八百零六个小孩，死亡率仅千分之七。
今日生活在五指山区的黎、苗族人民，从活生生的现实中，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正确伟大，共产党是自己最可靠的带路人和幸福生活的保证。因此，各族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愈来愈多的人要求加入共产党和青年团。几年来，已有一千八百多黎族、苗族先进分子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半数以上的乡村建立了中共支部；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民族乡建立了青年团支部，全区共有各族团员七千一百多人。
第3版()
专栏：
天津市公安局最近破获一起美蒋间谍案
天津市公安局不久以前破获了美蒋特务机关 “中美联合办公处”（简称“联公处”）派遣的间谍特务案件一起，依法先后逮捕了“联公处”派遣到天津和主犯进行联络的“秘密交通员”叶世祥、“联公处”派遣潜伏天津市的主犯——毛班侯、赵淑贤及负责掩护主犯的傅鸣琴等四人。当场搜获间谍活动的罪证有“联公处”给主犯毛班侯的密写指示函件一件、美制特工电机一部以及电讯联络卡片一份、密底码胶卷两卷。
天津市公安局在对这一案各犯进行侦讯中证实：主犯毛班侯及其妻赵淑贤曾分别在日本、台湾受过美国情报机关的“全能情报”训练。他们在赵母傅鸣琴参加掩护下，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情报小组，在一九五○年受领了美蒋特务机关“中美联合办公处”的派遣任务，潜入天津从事建立电台、搜集我军政情报的罪恶活动。叶犯世祥则是担任“联公处”的指挥机关同毛犯班侯联络的“秘密交通员”。
主犯毛班侯在“联公处”的英文代号是HUGH，中文代名是毛敬诚，现用公开化名毛承远，现年三十一岁，山东即墨人，住天津市六区福建路二十九号。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就两度在当时蒋贼统治区受过美蒋间谍特务机关的情报训练。日本投降后，毛犯被派到蒋贼青岛警察局任职，进行公开的反人民活动。一九四九年二月青岛解放前，毛犯同其妻赵淑贤（现用化名赵枫，年二十六岁，山东烟台人，住址同前）、岳母傅鸣琴（六十二岁，山东烟台人，住址同前）等逃往台湾。
据主犯毛班侯和赵淑贤的口供证实：远在一九四九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和蒋贼的“国防部保密局”重新成立了新的联合情报机构，开始了对新中国的间谍破坏活动。毛、赵二犯在一九四九年底相继被这个间谍特务机构选中并受到了新的技术训练。主犯毛班侯供认：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台湾省台北市有一自称“麦琪”（Mage）的美国特务在“保密局”协助下，选派上尉级以上的特工人员到日本受“全能情报”训练，然后派回大陆潜伏活动，毛犯是中选的一个。毛犯等一行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飞抵日本横须贺，入了美国特务机关主办的横须贺“全能情报员训练班”，九月六日开始接受训练，到一九五○年六月六日受训期满。这个“训练班”是极端秘密的，班内所有的教官和工作人员都是美国人或美籍人，训练的内容包括“情报学”、“电讯学”等，其目的在于训练一批中级的“全能情报员”，即自己能够进行情报活动，也能进行电讯联络的情报员。在这个训练班里执教的美国特务有
“麦琪”等八人，他们大都在我国进行过长期的间谍活动。赵犯淑贤供认：在毛犯受训同时，她被选调到“台湾内湖特训班”受训，这是一个由美国特务支持而由蒋贼“国防部保密局”负责组织的大型的“全能情报员”训练班，教官均由“保密局”的高级特务担任，训练内容也包括“情报学”、“电讯学”等课目，培养的是初等“全能情报”的骨干特务。
毛、赵二犯受训结束后，即由前述的美国特务“麦琪”和另一自称“兰”（Lan）的美国特务在
“保密局”的协助下进行了分发派遣。美国特务“麦琪”指令毛犯等以经商为掩护，潜入大陆并长期潜伏天津，建立秘密电台，搜集我方情报，尤其着重搜集我方的军事情报，以为美蒋日后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作准备。毛犯等在受领任务同时，领到一九五○年度活动经费三千五百美元，美制特工电机一部，密底码胶卷二卷和联络卡片一张，并规定以后每月薪金为八十元美金。接受任务后，毛、赵二犯便同负责掩护他们的傅鸣琴一起，在一九五○年七月由台湾抵达香港，同年十一月潜入天津。
毛犯等到天津后，按照美国特务的布置，几年来，主要进行了“身份的掩护”，以求长期潜伏下来。一九五二年，“联公处”把给毛犯的特工电机伪装在货箱里秘密运到天津，交给毛犯。一九五四年“联公处”又派“秘密交通员”叶世祥（又名叶三毛，男，四十二岁，浙江宁波人，住上海天主教街一三一弄五号，被捕前充“湖北轮”船员）借经常往来香港、天津之便，同毛犯建立了秘密联络，指令毛犯开展情报活动和架台通报。这时，毛犯等自以为经过了长期的伪装，足以瞒过人民的耳目，便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开始和“联公处”架台通报，报告了他们的活动情况，并发出了重要的情报。不久以前，“联公处”再度派遣叶犯世祥携带指示毛犯加强情报活动的密写函件到天津时，被我公安局侦悉破获。
现在，天津市公安局对该案的侦讯工作已告结束，即将依法将该案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并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