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
提高革命警惕,肃清反动集团
黎锦熙
看到“人民日报”揭发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两批材料和五月二十五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部分发言以后,我很明显地看清了胡风是二十多年来一贯地敌视和仇恨党的领导的,是对党的领导时时在阴谋钻空子进行攻击和破坏的,是时时在秘密地“联络人”“争取人”,在对他的集团“加强实力”“开辟工作”的,是有一套狡猾的隐蔽的手法和“组织原则”来“保证斗争”的。
自从全国解放以来,大家都已认定了毛主席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是文艺工作者一致努力的方向;我一直没想到像胡风这样在解放前号称进步作家、常常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言辞的人,竟是文艺队伍中反对这个文艺方针、反对革命的反动集团的头子!可见我们在任何岗位工作中,必须十分提高警惕。
胡风在“我的自我批判”中说他有“强烈的宗派情绪”,并且为狭隘的经验所限制,因此对现实的文艺情况作了错误的判断。但一看他的密信,他那种“自我扩张”的野心,对于党的领导的反抗和仇恨,他那种攻击党、污蔑党的手段,难道仅仅是宗派情绪或狭隘经验的问题吗?难道仅仅是对现在的文艺情况作了错误的判断的问题吗?不,这只是从进攻转为退却的一种遁词而已。
我赞成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决议,把长期一贯阴谋组织反动集团的胡风从文艺队伍里清除出去是完全正确的。
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
王光英
我看到了“人民日报”最近连续两次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感到无比的愤慨。过去很多人为胡风的假面具所蒙蔽,以为仅仅是思想上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胡风集团是有组织原则、有具体方针、有周密计划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胡风在他的信中,不仅诬蔑党和党的负责同志以及党的文艺方针,而且还指挥他的反党集团的一些分子,运用他一贯的两面派手法,欺骗党和人民,打入党内及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向党和革命事业进行猖狂的进攻。胡风反革命的阴谋活动的手段,是阴险、毒辣的。
工商界人士对文学艺术界的情况,是关怀不足的,可是当我们看到所揭露的材料以后,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原来在天津,在我们的身边,就有胡风反革命的据点,他们所进行的,已不是文艺活动,而是反革命的政治活动。反革命的政治活动在我们身边猖獗了这样久,我们还不自觉,还认为与我们无关,这实在是太麻痹了。
现在正是时候,是我们与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的时候。爱国的工商界人士应该以这件事引为教训,警惕我们周围的反革命阴谋家,警惕那些同胡风反革命分子一样期待着反革命政权复辟的隐藏着的破坏分子,把这些破坏分子揭发出来,清洗出去。
我拥护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决议,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把这个反革命阴谋家和罪魁清洗出去!(原载“大公报”)
披着人皮的豺狼
蔡楚生
“人民日报”先后披露出来的胡风那些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密信,激起了我的无限愤怒。如果不是证据昭彰,我真不会相信二十多年来混迹进步文坛、貌为进步文化工作者的胡风,在他背着天日的那些不可告人的活动中,以至在他为人处世的心术上,竟会是如此反动、阴险、狠毒、可耻!
解放后的某一年,我曾有机会在北京上海的法庭上旁听对各种各样的特务的审讯。那些特务的阴谋诡计,使我在对残酷而可耻的敌人的认识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这次在读胡风那些密信时,我不由得联想起那些情形。但是有些特务的恶毒可耻,比起胡风的行为来还是望尘莫及!
可不是吗,胡风就是这样一条披着人皮的豺狼!他歪曲、割裂了许多经典著作的名言,用来遮蔽他那狰狞的面目和狠毒的用心,他是长期潜伏在我们革命阵营中的狡猾而恶毒的反革命头子,他和他那有组织、有纲领、有战略战术的集团中的分子,一直在耍着两面派的手法,进攻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他们这种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阴谋已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现在才明白胡风对人民电影事业所抱的深仇大恨,他是有表里互异的整套反动计划的。在胡风那个所谓“作为参考的建议”中,他对党所领导的、获得了显著成就的人民电影事业作着疯狂的攻击,什么“严重地受到了宗派主义底摧残,严重地被主观公式主义所毒害”,什么“使宗派主义的统治日益猖狂”,什么“保证了错误的和庸俗的作品占住了银幕……牺牲了这个能够向广泛的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品质教育的武器”,等等,都是含血喷人、恶毒无比的诬蔑。他在狂妄地提议要取消这个那个的同时,也提议要取消电影剧本创作所,而由“有领导影响的作家”来领导这一工作。——换一句话说就是让反革命的胡风来组织、领导电影创作以及监督制作工作。
他的“建议”诡秘而阴毒地指出:取消现有各种文艺刊物,建立七、八个所谓“群众刊物”,刊物是综合性的、其中有电影剧本,每一刊物每年提出两个电影剧本——领导这些刊物的主编是
“有领导影响的作家”——作品提出后,主编代表作家负责,在拍制过程中主编协助作家解决所遭遇的困难等等。而胡风是“有领导影响的作家”,这不是很明显地要使党和政府放弃它对人民电影创作工作的领导,而让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胡风来“领导”吗?
作这样的诠释,我想是合乎实际的,绝不过份的。因为如果他的诡计得售,他就能“把大旗抓到手里”,使他“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那末还有谁敢于起来和他抗衡?还不是要达到他那“以天下为己任”、“万物皆备于我”的目的吗?
这样,这个据他说是“向广泛的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品质教育的武器”的电影,将宣传什么样的“思想教育”呢?我们只要看他用尽了字典上所有最刻毒的字眼来咒诅党所领导的文化事业和党内外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就可以知道了。胡风侮辱大义凛然的民主烈士闻一多对蒋贼反动统治的抗争为“投机”,侮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经典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图腾”——这一切就可证实这披着人皮的豺狼所要宣传的百分之百是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思想教育”!
胡风说:“我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 ——这个党和人民的死敌,是表现得如何凶狠和顽固啊!他所提的向党和人民作猖狂进攻的二十多万字,应该就是他“看准了”的时候抛掷出来的“头颅”了;但这“老谋深算”的胡风,终究是太过
“乐观”了,他没有估计到在我们英明的党的烛照下,他一下子就暴露出它的反革命的本相!
我们决不能跟豺狼和平共处,因此我完全拥护文学艺术界对胡风和阿垅之流所采取的断然的措施!
在这里,还必须正告隐藏在电影工作部门中和其它部门中的胡风分子:胡风那“集束手榴弹”,他自己就明白指出是用集团中的分子来“爆炸”的。现在隐蔽了二十多年的胡风的阴谋被揭穿了,而且必然还有更多的真凭实据可以来证实胡风集团反革命的罪恶;因此曾做过这种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坏事的分子,要想隐瞒、躲避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增加他的罪谬的。如果不想自绝于党和人民,不想自绝于新社会和革命文艺阵地,就应该及时响应
“人民日报”的号召,和人面兽心的胡风划清界限,把问题彻底交代清楚,洗心革面,从此重新做个真正的人!
让我们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和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提高警惕,为保卫人民革命的政权,为保卫革命的文艺阵地,为彻底粉碎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集团而作坚决的斗争!
彻底查清胡风集团的罪行
张晓梅
胡风反动集团的罪恶活动,终于被揭穿了。这是我们党,我们革命事业的一个伟大胜利。广大人民,广大妇女,对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罪行,无不万分愤慨。
从报纸上揭露的材料来看,胡风二十多年来,一贯敌视中国共产党,敌视革命的文艺队伍,痛恨人民的胜利。对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十多年革命斗争、为全体人民所热爱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胡风用尽了一切恶毒的字眼,极尽污蔑之能事。对于那些为人民所永远追念的逝世了的文艺斗士和牺牲了的先烈们,胡风也无耻地加以咒骂。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解放和胜利,在胡风看来,竟成为“绝大的苦闷”和“带上了枷”。总之,人民所热爱、所欢迎的事情,在胡风看来,都是“灾难”,都是“脏臭”的,都是他要从根“动摇”的。这难道不正是极端顽固的反革命分子的恶行吗!
胡风的反革命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有纲领地进行的。胡风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动的文艺理论来敌对党的文艺方针,甚至嚣张到公开要求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把这个反动集团的骨干分子有计划地分配到各地去“开辟工作”、“联络人”、“争取人”,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安置坐探,盗窃党内文件,探听消息。这个反党集团的分子,用捏造匿名信,捏造假座谈会记录等等无耻方式,向党所领导的文艺刊物进行所谓“神经战”,企图“缠住它”、“累倒它”、“冲破它”来夺取
“阵地”。每当党展开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严肃斗争时,胡风就指挥、策动其喽啰“要准备起来”,打开“缺口”,企图把严肃的斗争转化成为对党的领导的攻击。这种处心积虑企图篡夺党的领导,破坏革命文艺事业的有组织的阴谋活动,能够不令人深恶痛绝吗!
胡风反动集团一贯以极其狡猾的两面派手腕来掩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多少年来胡风一贯以革命文艺作家的面貌出现。对于党的文艺方针,在“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它”,但却要“从理论上去做‘挖心战’”,企图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对于党和革命文艺队伍,在表面上,要“敷衍”,甚至“握手言欢”,但实质上却想用“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来和人民作对到底。当胡风反动集团的阴谋活动被揭露后,胡风立即指示他的党徒赶紧退却,要他们“在忍受中求得重生”,把希望寄托在“远大的未来”,以便保存力量,妄图死灰复燃。这种对待革命的两面派的态度不正是那些暗藏的最为狠毒的敌人所一贯采取的手法吗?不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的一套反革命战术的翻版吗!
我们坚决要求人民政府彻底查清胡风反动集团的全部罪行,并严加处理!
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底细
阮章竞
从五月十三日以来,报纸刊物所揭露的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材料,使我毛骨悚然。胡风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思想和理论问题,也不是什么一般的政治性的错误问题,也不仅仅是文艺界、思想界的思想斗争问题,而是一个阴谋集团所进行的反革命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前途的重要问题。
反党集团头子——胡风,他亲手所写下的杀气腾腾的墨迹,是洗也洗不掉了。胡风的狰狞嘴脸和恶毒心肠,是不能拿“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等等词句所能掩盖住的。这些天来,无数的人们都这样说:读这个坏家伙过去写的“文章”,谁都会莫名其妙地难懂。可是读了“人民日报”刊载的两批“材料”,才惊醒过来,原来在胡风的“文章”里找不到人说的话,是因为胡风包藏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罪恶企图。
现在,我们都明白了。但我禁不住还要问:胡风集团,到底是属于哪家牌号?
胡风,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以前和以后,在每一个时期都提出一套专同党和人民作对的主张、“理论”,像“苍蝇蚊子”一样,毫不疲倦地向马克思主义的党和进步作家嗡嗡地叫,乱咬?胡风为什么长期阻止无数的青年作家去同工农兵结合,叫他们不要去解放区,不要去参加火热的斗争?
中国人民的文学方向,由于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性的辉煌指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获得解决。而胡风反革命集团,胆敢污蔑“讲话”为“图腾”。胡风集团这些恶臭的声音,是从什么电台拿来传播的呢?我们要彻底追查!把胡风集团背后的总台查出来!
我曾长期在华北工作和生活。从一九五○年一月起,在天津,胡风通过它早已派遣来的暗藏分子——芦甸、鲁藜,把胡风集团的一根台柱——阿垅
(陈亦门、陈守梅),用诡诈的方式(把阿垅描写成为“革命理论家”)偷运到了天津,并窃取了文艺领导组织的一个相当位置。从这时候起,党的文艺方针,在天津一部分“作家”中行不通。而反马克思主义的“论倾向性”及其它宣传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所谓“理论”出来了。中央党报的善意和严正的批评,天津党的组织的干涉等等,在胡风分子中所引起的,不是改邪归正,而是肮脏的谩骂和各色各样的中伤。胡风分子在天津经常举办的什么“文艺沙龙”,什么“中国的斯坦尼”,什么“沙龙夫人”,这些叫人作呕的封号都出来了。在这里,所谓胡风集团的“诗人”的阴暗的、灰色的、神经失常的、语无伦次的“诗”,散发着腐臭气味。这就是胡风所谓的“在天津,是烧起了的”的“据点”。
一九五一年秋天,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芦甸,竟“代表”了天津文联参加华北文联,并窃取了常务委员的职位。读了第二批“材料”,使我更怵目惊心。芦甸,这个从来在党面前装扮得很“老实”,在任何会议上,从来是以一言不发为其特征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奴才,原来是一个通风报信的坐探,一个窃取秘密文件的贼儿。几年来,芦甸不断地向华北文联领导者,推荐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喽啰们到华北文联来埋伏(如冯大海、李离),并三番五次地采用各种伎俩,要把阿垅从天津转运来,幸得党的及时制止和大多数同志的竭力反对,没有中了他们的阴谋。现在知道,这个阴谋计划是曾在这个集团里策划好了的。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过怀疑,但由于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麻痹症,总以为这是思想问题。而芦甸——这个对胡风死心塌地的奴才,我们善意地批评过他的文艺思想,但他伪装得那样巧妙,表演得那样“逼真”,并曾屡次向党表白:他绝不是胡风分子,仅仅有数面之交,一般的“友谊”来往,连思想上是否有“不谋而合”,都拒绝承认,而且保证以后一定要按党的方针原则工作,等等。就在这个时候,芦甸正在不顾一切地积极参加胡风的起草数十万字的向中央的“报告书”。没料想到这个刚刚向党作了保证的家伙,就是“五把刀子”论的制造者。
胡风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勾当,我们必须要追问个水落石出,使它的底子露出来!
如果有人认为胡风集团只是想争夺文艺阵地的领导,那是太天真了。如果有人认为胡风的“自我批判”中写着:“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似乎还有点滴“诚意”,那就大错特错了!请看吧:去年,正是这个集团在起草所谓“报告书”的时候,胡风集团的一个分子结婚,第二天晚上,在地安门一家饭馆里举行宴会,京、津两地的胡风分子熙熙攘攘,挤围着一张圆桌,东道主、反党集团头子——胡风举杯高呼:“今天在这里才是我们的‘解放区’。”
胡风早就对它的党羽说过:“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文艺领域“并不能把它当作什么阵地”。现在,我们明白了。胡风集团是要夺得他们的“解放区”,而不是什么文艺领域。他们的所谓“解放区”是什么样的“解放区”呢?这就是我们要问到底的。
从“第二批材料”中看到,胡风把批评“文艺报”的错误,当作是他千载难逢的时机(“抓到的一个缺口”),他们早已磨好了剑,窥测好方向了,号召这个集团潜伏在各地的“大将军”、小喽啰们,兴风作浪:上意见书,写匿名信,变换投寄地点,假造读者意见,化名写文章,等等,“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法”,从明处,从暗处,从各个方面的角落里掷出来。这就是这个集团所谓的“遍山旗帜”。在去年十月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前夕,胡风集团已事前作好了战斗准备,检查了武器(研究发言提纲),号召采取一致行动,全面进攻。胡风的党羽之一徐放应声叫喊:“全军覆没,在所不惜!”
但是,胡风及其党羽们忘记了一句中国的古话:“玩火者自焚”。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立即向这个阴谋集团发起了猛烈的反击。三几个回合,胡风的尾巴露出来了。胡风看到兆头不妙了,一方面马上“收兵”写假检讨(“我的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指示党羽们积极参加批判会,写
“批判文章”来掩护退却。另从胡风复示他的一个暗藏在某编辑部里的党徒的话,就可以了解“检讨”是包藏着什么阴谋。胡风对这个党徒说:他们(某编辑部)叫你写批判我的文章,“你不写,炮火都引到你身上。但是,你要写得叫他们不能用!”这个反革命集团,对党、对人民是多么仇恨啊!它们是在“保存力量”,以便伺机再起!
现在,我们明白了不少事情。但是,我们还要问:胡风及其集团,到底在搞什么鬼?我们要一层层地追,一层层地查,把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底子追查出来!


第3版()
专栏: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报告(摘要)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二日进入第二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作了报告,叙述了当前我国科学工作的情况,并对今后科学工作提出了意见。
郭沫若说:我国正在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正以大力来提高工农业生产、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促进国防的现代化。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要充分地利用我国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要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因而也就一定要加紧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在文化建设和思想斗争中,也一定要进行一系列刻苦的科学研究工作,才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几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是关心着科学工作的发展的。在科学研究机构的调整和充实上,在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指导上,在科学工作者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上,党和政府都表示了无微不至的深切的关怀,并经常采取着必要的措施,使得科学工作能适应国家建设事业的迫切要求,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下,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自建国以来有了不少的改进。首先是科学研究机构获得了调整和充实。拿中国科学院来说,我们在工作的开始便曾经用很大的力量来改变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机构重叠、人力分散等现象,并逐步建立了必要的新的机构。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学院已有四十一个研究单位,政府各部门所属的研究单位已有六十多个;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学年初全国高等学校经过院系调整之后,科学研究工作已经初步展开了。
郭沫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了伟大的物质力量的结果。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中国科学家。中国人民、中国科学家以有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毛泽东主席的领导而感到骄傲。中国科学家接受了革命的教训,是衷心感谢并拥护党和政府的,是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的。解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
郭沫若指出: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意义,因而积极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在国外的科学家也有不少的爱国人士冒着生命的危险回到祖国的怀抱,把他们的学识贡献给祖国的建设。我们知道在目前还有好些人陷在美国和台湾,正以不能自由解脱而感到苦闷,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冲破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封锁,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
郭沫若谈到解放后几年来研究工作的成果时说:科学研究机构经过必要的调整和充实、科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有了显著的改进以后,几年来尽管用在科学研究工作本身上的时间并不充裕,然而在研究成绩上比较解放前的年代却有了更多的收获;有价值的科学论文不断地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在学术会议上宣读,都受到社会的重视;科学刊物和科学论著的出版,其种类和销售数量之多都是在解放前所不能梦想的;在自然科学方面,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领域都有新创见,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更有一部分研究成果在国家建设中已经发生了重要作用。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同样有飞跃的进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国家建设的领导思想,几年来全国各界都在进行着这项中心思想的学习,但在这里必须特别提到的是从去年十月开始的对胡适、胡风等反动思想批判的展开。对于这一思想斗争,半年多来,许多学术工作者发表了不少的论文,进行了不少次的讲演。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已经联合举办过多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学术讨论会。这一规模宏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目前正继续积极开展中,已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郭沫若同时指出:同国家建设的需要比较起来,科学工作的成就依然是有限的。许多重要的学科,我们还根本没有人研究;好些重要的问题,也根本没有人接触。
郭沫若指出中国科学院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多缺点,特别是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没有认真研究国家建设的需要,来制定科学发展计划,推进我国科学事业。其次,在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树立坚强的学术领导等方面也都做得不够。
郭沫若在报告中提出了对改进今后科学工作的意见。他说: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方面还存在着很不合理的现象,我们准备积极地在内地建立研究机构,使研究机构接近生产基地,促使内地科学文化事业得以更好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也准备逐渐设立科学研究机构;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加强苏联先进科学的学习并吸取世界科学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还必须珍视祖国科学遗产;关于这些问题,科学界至今还有些人存在很不妥当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没有什么用处,也有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成就应该根本抛弃;这些都是错误的见解,是应该加以改正的。祖国许多值得珍重和发扬的科学遗产更是长期被忽视,特别是几千年来对中国人民的健康有重大贡献的中国医药知识被一部分卫生工作人员视为
“封建医”,而蓄意加以消灭,这种十分恶劣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最近虽被揭发,但还没有展开充分的批判。我国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中极其丰富的经验直到今天也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的严重错误是急需克服的。我们认为,研究并整理祖国科学遗产应该是我国科学家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郭沫若并提出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科学研究工作的重点和地质等学科在最近几年内的发展重点。
郭沫若对科学工作的方针上提出了建议,要求大会讨论。郭沫若认为首先要加强科学工作的计划性、研究并制定我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国家大规模的建设事业是长远的,科学家的培养和科学成果的收获也都需要相当长远的时间,因此,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就尤其重要。只有有了远景计划,才能够正确地安排今天的工作;同时要充分发挥科学家力量,积极培养新生力量;建立学位制度、院士制度和学术奖励制度,以便确定学术标准,鼓励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加强国际间的科学合作以及加强学术领导。
郭沫若最后说:在国家建设中科学工作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党和政府根据人民的要求把领导学术工作这样崇高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有责任壮大我们的科学队伍,积极参加到国家建设事业的最前线。我们有责任把中国科学逐步提高到国际先进科学的水平。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报刊评介

吸引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报纸工作
设法吸引更多的工人、农民群众来参加报纸工作,对加强报纸的群众性,进一步密切报纸同群众的联系,是有很大帮助的。贵州省各厂矿工人对新黔日报“工厂黑板报”专栏的欢迎,可以说明这一点。
新黔日报的“工厂黑板报”专栏,开始是由“工厂黑板报”上挑选来的稿件组成的。这一专栏的出现,不仅能把许多工厂黑板报吸收为自己的集体通讯员,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人群众直接给报纸写稿的热情。工人们不断把生产中的新成就和新的经验,把批评和建议写给报社。报纸依靠这种支持,每隔二三天便能刊出一次这样的专栏,内容也比较好。截至五月一日止在已出的十七次专栏中,报纸共采用了将近一百个工人的稿件。贵阳化学工厂工会写给编辑部的信里描述工人写稿热情时说:“原先工人们总觉得报纸上登的都是大文章,自己文化水平低不敢写稿;看到‘工厂黑板报’专栏里登的稿子都是短小易懂的以后,工人便觉得比较容易找到材料又比较容易写,因而大家写稿的热情很高”。这封信还提到由于这种影响的结果,使那个工厂的黑板报的来稿数量,也一天天地增加了。编辑部收到的许多来信中,还表达了工人们对这一专栏的欢迎和拥护:“我们大家都喜欢读它”。“对我们很有帮助”。“希望它是长期性的”。“我们一定积极支持它”,等等。
工人们的热情也大大鼓舞了编辑部。新黔日报编辑委员会决定要设法吸引更多的工农群众来参加报纸工作。报纸一面继续改进“工厂黑板报”专栏,使它更加充实和通俗;同时准备在报纸上为农民也开辟一个园地,来广泛地发表农民群众的文章。
在吸引工农通讯员来增强报纸的群众性,密切报纸同群众的联系方面,还有一些报纸都作了各种不同的努力。如有的报纸的地方新闻专栏、职工生活专栏和农村互助合作专栏,以及出现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报纸上的那些民族报道的专栏,同样都是吸引工人、农民和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参加报纸工作的良好形式。
在目前工农群众文化水平一般较低的情况下,报纸吸引工农群众参加报纸工作的方法,除了已为人们所熟知的读者来信专栏以外,除了在各种报道和评论中注意使用工农群众提供的材料以外,在报纸上辟设一定的“园地”来发表他们的稿件,就不只是能够逐渐地培养工农通讯员的写作能力,而且还会使报纸更加充实和活泼,更加有力地推动各项建设事业。 (延顺)


第3版()
专栏: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本报一月四日转载了“辽宁日报”发表的小品文“铜臭染污了灵魂”。这篇文章揭发了辽宁省文联创作组工作人员里扬、韩彤虐待母亲(岳母)的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行为。辽宁省文联请示中共辽宁省委员会宣传部和辽宁省人民委员会监察机关后,已于五月十七日作出关于里扬、韩彤所犯错误的决定,决定给里扬以开除处分,给韩彤以撤职处分,并建议由人民法院裁决他们对他们的母亲(岳母)的抚养义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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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八日本报在“把反对流氓盗匪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中,曾批评江西省公安机关对打击流氓盗匪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没有组织必要的力量去领导反对流氓盗匪的斗争。江西省公安厅在看到这一社论以后,当天就进行了检查,认为本报的批评符合实际情况,表示完全接受,并决定组织全省公安干部学习这一社论,批判麻痹思想,检查和改进工作,进一步加强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


第3版()
专栏:

谈幼儿们的精神食粮
——介绍“幼儿画片”和“幼儿园图画故事”
丁景唐
最近一、二年来儿童读物的种类增多了,质量也有提高。从事儿童文学和撰写儿童科学知识书籍以及创作儿童图画故事和书籍插画的队伍也不断地有了扩大。但在目前有一类给儿童的精神食粮却生产得特别稀少,即使生产了成品之后也缺乏热情的关怀和注意推广介绍。这一类精神食粮就是供给学龄前幼年儿童阅览的图画故事和画册。因此,在这缺乏有心人耕耘和播种的园地上,上海儿童读物出版社自一九五四年第四季度以来出版的八本幼儿园图画故事和“我们爱小动物”、“劳动带来幸福”、
“欢乐的节日”、“季节的变化”四组十六张彩色大幅的幼儿画片,从它们的现有的成绩来看,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了。
幼儿园图画故事和幼儿画片根据学龄前幼儿的特点,通过幼儿们日常生活所接触的和喜爱的事物,以彩色画面向幼儿们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当然,在进行教育中是需要爸爸、妈妈、大哥哥、大姊姊和保育院、幼儿园的教养员向幼儿们进行辅导讲解,才能帮助幼儿们更好地了解图画故事的和画片的内容,取得更好的效果。
中国儿童文学的热情的保姆——鲁迅先生在好几篇文章和书简中表达了对幼儿读物的深切的关怀。例如,在“看图识字”(“且介亭杂文”)中,他就对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看图识字”提出严肃的批评,认为出版者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把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九○八年)的古籍重印,是一种“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的恶劣行为。商务印书馆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书店,而所出的儿童图画书竟是:“色彩就多么恶浊”、“图画又多么死板”,而更坏的是画中事物和现实生活中事物不同。鲁迅先生认为给幼年儿童看的图画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是非得要“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是“决难胜任的”。
今天,不少儿童文学作者和美术作者正在以创造性的劳动合作从事这个“必须十分慎重”、“十分烦难”的工程。他们的努力是有收获的。
我们可以从“滑滑梯”、“小英剪贴”、“和弟弟一起玩”等图画故事中看到:作者在画面上告诉孩子在游戏时要遵守集体的纪律,滑滑梯要按着先后次序排队,不要抢先;在游戏中要相互合作,要帮助妈妈照顾弟弟,不要只管自己和小朋友玩而忘掉照顾小弟弟一起玩。“勇敢的燕子妈妈”说明女孩珍珍对受伤的小燕子的同情,燕子妈妈勇敢地保护了小燕子不受老花猫的欺侮,教育幼儿热爱小动物。“在果树园里”、“兔子搬家”、“过河”是三本富有兴趣的图画故事。“在果树园里”的小花兔、小猴子、小熊、大象共同劳动,它们拔草、浇水、松土、剪枝,用自己的手使果树园里开满了鲜花,桃树结满了桃子,它们围着桃树,快乐地跳舞歌唱,庆贺它们劳动得来的果实。“过河”里的四个朋友——青蛙、麻雀、蚂蚁、小兔子一同去找好朋友公鸡;它们在半路碰到一条河,青蛙和麻雀帮助小兔子和蚂蚁一起想办法“过河”,它们一点也不自私自利。“兔子搬家”描写小兔子们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在雨中搬家。
四组画片,正如每组题目所标明了的,“我们爱小动物”、“季节的变化”选用生动的形象告诉孩子们热爱动物和辨别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欢乐的节日”的画面充满了节日的愉快气氛和孩子们的欢乐情绪。孩子们唱歌、跳舞、举起毛主席的画像、红色的五角星和飞翔的和平鸽行进。祖国的未来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和他们的父兄、母亲和姊姊——今天的祖国建设者和保卫者一起庆祝了国庆、元旦、“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六一”国际儿童节。
出现在画面上的儿童形象都是强壮、活泼、清洁、可爱,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儿童的动物伴侣也都是可亲可爱,容易使儿童们和它们做朋友。特别是严个凡的绘图,充分显示了作者擅长描绘各种儿童们心爱的动物;他是儿童们喜爱的美术作家之一。“在果树园里”、“过河”、“兔子搬家”、“勇敢的燕子妈妈”和画片“我们爱小动物”等都画得认真。严个凡画笔下的动物赋与拟人的形象,富有表情和动作,背景也色彩和谐。例如“过河”图二:四个朋友——青蛙、麻雀、蚂蚁、小兔子高高兴兴地一同去找好朋友公鸡,走到半路,碰到一条河,兔子坐着,用手(前腿)掌托着面腮在“思索”,蚂蚁在河边望着河水呆住了,青蛙坐在河滩边,半条腿伸在水中,双手(前脚)抱着肚子,鼓起了二支大眼在“动脑筋”,麻雀也侧转了头在“想办法”。淡蓝色的河水有些涟漪,河面上飘着四片浮萍。由严个凡的许多绘画看来,作者在儿童图画读物中已创造了自己的特有风格。幼儿图画故事和幼儿画片的其他几位作者李天心、严折西、赵白山、陈清之也是各有成就的,不一一评述。
幼儿图画故事的印刷、纸张、色彩、装订也是儿童读物中较为精美的。每本十六开、道林纸、彩色精印,用彩色丝线装订。书的本身就是一件美术品。可惜这些书因为没有做好推广工作,发行的数字远远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使这二套画册和画片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这一事情中也反映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虽因大规模地向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宣传教育而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对幼年儿童的教育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缺少具体的办法。有的父母(这里主要是指有文化教养的家长),认为幼儿的教育不必管,等他们长大起来再说,宁愿让他们拖着鼻涕在街头巷尾玩肮脏的游戏,或在他们吵闹时塞给几分钱打发开去去买不卫生的零食,而不愿或不懂为孩子们购买些有益的图画故事和画片,进行讲解教育。
培养具有共产主义高贵道德品质的战士,是需要从幼年时代起就开始的。十分注意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萌芽底栽培是未来丰收的可靠的保证。因此把我们的愿望变成实际的行动,把儿童读物的某一方面的特殊落后现象予以消除,是我们的光荣责任。目前已经出版的“幼儿图画故事”和“幼儿画片”数量不多,有些图画还存在一些缺点(如内容不够丰富,少数儿童的形象还太老成,有些成人的形象也嫌粗糙,有些劳动动作显得笨拙等),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努力开垦的园地。我们希望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读物出版社适当扩大幼儿精神食粮的选题计划,同时期待更多的作者、美术工作者、教师们和家长们关心这个工作,如同我们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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