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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
要追查胡风反革命活动的政治背景
安徽省合肥市车站文化馆徐浩来信：我看了揭露的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两批材料，对胡风二十多年来扛着革命招牌，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对他们用心之阴险，手段之卑鄙甚为震惊，这激起我的无比愤怒。我衷诚地拥护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的决议。我要求政府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同时，我还建议要进一步追究胡风反革命活动的政治背景，彻查一切追随胡风的分子，使他们真正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我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并不是偶然事件，这是证明党和革命领袖所一再告诫我们的话是正确的。当我国处在过渡时期，一切被打倒和将被推翻的阶级绝不会甘心死亡，必然在各个方面用尽一切阴谋和毒辣的手段，进行反抗和垂死挣扎。而外国帝国主义者也会支持和派遣一些间谍、暗害者打入我们革命内部进行破坏。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屡次出现过这样的事件，我国也曾不断在各地破获过反革命阴谋案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是我们革命的一大胜利。这个集团的被揭露，决不仅仅是文艺范围内的事情，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事情。我们应当由此引起警惕，警觉地注意反革命敌人可能利用种种伪装进行破坏活动，随时揭露他们，消灭他们，以保卫革命事业，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另一方面，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上，更证明了党的正确领导，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无往不利的武器。即使任何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伪装的反革命分子，也会被发现，被肃清的。我认为文艺界还应当进一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彻底肃清反动文艺思想的影响，牢固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文艺工作者的队伍应当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提高政治警觉性，坚持立场，使坏分子无隙可乘，为保证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健康前进确立可靠的基石。
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哲学系全体教师来信：“人民日报”两次刊布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让我们明确地看到胡风反动集团一贯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狰狞狡狯的面目和恶贯满盈的罪行。我们感到无比的憎恨和愤怒！
这是个有计划、有纲领、有党羽的反革命秘密组织，是我们全国六亿人民阴险而又顽强的政治死敌。他们戴着假面具，混在革命队伍里，处心积虑，窥伺机会，施展其鬼蜮伎俩，进行着无孔不入的破坏活动，致使我们的文艺以至文化教育工作遭受了损害。这是我们万万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从这次事实中接受经验教训，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千百倍地提高警惕。
二十年来披着“画皮”的恶鬼终被剥掉伪装，这是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上的一次大胜利。我们完全同意五月二十五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一致通过的五项决议，我们坚决要求给予胡风这个反革命头目及其集团以严厉的制裁和彻底的摧毁；胡风集团问题不全部水落石出，胡风分子不全部洗心革面，我们的斗争决不能罢休！
江苏省句容县下蜀铁矿工人刘孟奇、李同基来信：我们是江苏下蜀铁矿工人，当我们看到了“人民日报”所揭发的胡风集团的材料后，非常愤怒。这个狡猾无耻的家伙，竟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二十多年来，胡风反党集团一直把我们党当作死敌，一贯地痛恨党中伤党，一贯地痛恨革命。他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用尽了各种卑鄙毒辣的手段向我党猖狂进攻，他用了世界上最恶毒的字眼，污蔑人民最热爱的共产党。他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可是他们的“事业”和“未来”是什么呢？就是反革命。
自解放以来，从他给他的党徒们的密信里可清楚地看到，党给了他很多教育和温暖。但这个没有人味的家伙，对党更加敌对，更加仇恨，胡风所作所说的与美蒋特务间谍所作所说的完全一样。因此我们建议，审判这个万恶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野心家，并彻底审查其反党集团的每一喽啰，酌情处理。
河北省栾城县供销合作社原棉科张明超来信：我是个喜爱文艺的青年。我看完五月十三、二十四日“人民日报”揭露胡风反党集团的两批材料，真是不寒而栗，不禁大声疾呼：胡风，革命的敌人。我们一定要坚决粉碎这个阴谋集团！
革命的文艺作家，过去是，现在、将来都一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建设祖国美好的将来而斗争的。但胡风却是，“作家们……求救于马列，我们无此福分”。这里的“我们”显然不是革命的文艺作家，而是与我们相对峙的一小撮反党集团分子。这就不难理解：“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点滴斗争”“遵守组织原则”“爱惜力量”“保存力量”和“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等等，胡风反党反人民的集团是何等阴险，他和蒋贼堪称难兄难弟。
胡风的假面具毕竟被党和人民揭穿了。他要“在忍受中求得重生”，“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这个“事业”，这个“未来”无疑是反党集团的“事业”和“未来”。他是多么狡猾，多么阴毒！“批判了是什么，不能涉及的是什么”，不能涉及的当然是他的不可告人的“私房话”。但他的罪状到底是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了，任何反革命反党反人民的阴谋勾当，是必然要被人民发觉，要被人民肃清的。我们还必须继续深究胡风的罪恶活动。
我在业余学校语文课本读过胡风写的记战斗英雄郭俊卿的文章，题目是：“伟大的热情创造伟大的人”。单从题目就不难看出：“伟大的人”是由“伟大的热情”创造出来的，这正是胡风的“自我扩张”“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的翻版。
我要求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对这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家伙给以应得的惩处。
把人民的蟊贼清除出去
河南省新乡专区中医进修班主任柴干来信：“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后，我是越读越愤恨，实在不能再缄默了。我们中医人员，在过去反动统治时代，是不过问也不得过问国家大事的。自从来了共产党，把我们当成脑力劳动者看待，成立了进修班，叫我们学习，我提高了政治觉悟，眼睛明亮了，分清了是非黑白，认清了敌我。因此，我对胡风这样反动可恶的敌人，是十二万分痛恨的。他对党的进攻，他企图颠覆革命的罪恶活动，其手腕既刁诈、又毒辣。他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放松的。他善于在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艺理论的伪装下，施用他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伎俩。他会硬干，又会软干，他会“用冷静的沉着的心情”，并约同伴们“千万冷静”“忍受”，“在空气坏的洞中多待”，以便“保存力量”，但一面他又“不能随便退一步”。他又采用围困党的疲惫战术或“神经战”，所谓“为了累倒它，为了冲破它，就得缠住它”，来使党松懈麻痹起来，他再“用软刀子慢慢割”的办法，企图逐渐削弱党的力量。一旦他的屠刀磨快时机来到时，他就大肆猖獗地干起来。他又会“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作他的“挖心战”，想把革命从根底上推翻。这种恶毒的企图，实在是可恶极了！
二十年来，他是坚持反革命活动的死硬派。最近他一面打着白旗（假检讨）假投降，一面却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他对党对革命的仇恨是这么深，这和蒋介石死硬派有什么区别？
我们对于胡风这样的人民蟊贼，是非清除他不可的。我完全拥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决议，我并以一个中医工作者的身份，要求政府对死硬的反革命分子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中国花纱布公司河南省信阳分公司马达来信：我是一个国营商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文艺是个门外汉。但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我们的人民过幸福生活，我们的国家早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因此，我对于反革命的胡风是很愤恨的。
从揭发的胡风反党集团的两批材料看，胡风反党集团是同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胡风的所作所为是和在台湾的蒋介石遥相呼应的。我们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是不能容忍的。
解放后，胡风就派遣他的集团的骨干分子到东北、天津去夺取阵地，并向党作连续不断的进攻，企图把领导中国的共产党打垮，把反革命政权复辟，这是我们中国人民所万万不能容许的。
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一个国营商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我要求依法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并惩处胡风。
马克思列宁学院新闻班胡邦定等五十七人来信：破获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共产党领导的胜利，人民的胜利。这对保证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坚决拥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五月二十五日的五项决议，并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
解放后胡风反革命集团罪恶活动的日益猖狂，正反映了我国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胡风反革命集团玩弄两面派手段，说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的时代，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都更恶毒更卑鄙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某些骨干分子得以混入党内，利用报刊及出版机关进行罪恶活动的事实，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我们的思想，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的严重意义！
我们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是思想战线上的尖兵。我们保证努力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强党性锻炼，使我们善于识别敌人的一切伪装，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我们要在和敌人作不调和的斗争中学习党报的光荣传统，使我们的报刊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强大武器，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顺利进行！
胡风分子们假投降是不成的
武汉市水利工程公司第一工地青年堤工尹炳麟、彦梧等九人来信：
我们连续读了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使我们不能抑止我们的愤恨。现在我们终于看清了胡风这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阴险家伙。几年来，胡风给予我们青年的毒害是很大的，他对于人民，对于革命是仇恨万分的。但不管他的活动多么隐蔽，无论如何，他也逃不过全国人民的眼睛。我们终于把这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阴谋家的真面目揭露出来了。胡风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是我们的敌人。他向革命的进攻，正和美蒋“反攻大陆”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的企图是里外相合的。我们必须举起铁拳彻底粉碎这暗藏的敌堡。他想用假检讨继续欺骗人民，企图继续向革命进攻，那是他在做梦。过去他欺骗青年，现在我们青年再也不会受骗了。我们完全拥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决议，我们建议对胡风进行必要的法律制裁。
黑龙江省结核防治院黄晖猷来信：看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我抑压不住心头的怒火。这暴露了胡风是潜伏在文艺界的反动集团的祸首罪魁，暴露了他那副狰狞凶恶的面目，暴露了他张牙舞爪地向党和人民猛扑的丑恶面目。胡风要进行反动宣传，进行反革命活动，就准备着长期潜伏，伺机破坏；而他的手段又极其阴险，派遣他的心腹分子打进党内偷窃文件，探听情报，几乎无所不为。这种行径和蒋匪特务的行径又有什么区别呢？
人们很清楚地看出：胡风是被迫打着白旗假投降而却暗藏着武器不放的，待到有可乘之机，便再作更猖獗的进攻。但他终于骗不过人民的眼睛，他的阴谋被揭发出来了。胡风反党反人民的罪证已经摆在人们眼前了。胡风及其集团的分子们都要真诚改悔，任何假投降都骗不过人。让全国人民更提高警惕，让那些过去曾经同情过胡风的人的头脑清醒过来吧！
四川省云阳县云安镇供销合作社工作人员魏涿?来信：看到“人民日报”所载舒芜揭露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使我愤怒不止。从揭露的事实来看，胡风对党和党的文艺政策的进攻，完全是与国民党反动集团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的。
人们还会记得，仅仅几个月以前，胡风曾经是怎样气势汹汹地向“文艺报”发动进攻，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保卫者和艺术的党性原则的保卫者。胡风并认为凡指斥他的人都是颠倒、反对、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原则；脱离了政治，取消了党性。当批判胡风反党思想广泛展开以后，胡风就做了这样的“检讨”，半是辩解，半是诉苦，加上鼻涕和眼泪。
这是什么“检讨”呢？是回答批评者的“用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呢？还是“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用微笑包着侮蔑”同我们“握手言欢”呢？
胡风的伪装，我们必须揭穿！胡风的欺骗，我们决不能忍受！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同志们，我们决不能让胡风反党的阴谋得逞。（附图片）
两个面孔，一个结局 方成 锺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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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行整编工作必须认真发动群众
本报评论员
中央一级机关的整编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目前已有二十多个机关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这次整编工作的方针、政策，并正发动群众进行讨论，揭发机构、编制和工作上存在的不合理的现象，提出作好整编工作、改善领导、改进工作的合理化建议，以彻底进行整编，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进一步改进国家机关工作。少数进展较好的机关，如内务部、农业部等，经领导和群众结合讨论后，已初步确定了新的编制定员方案。
从这一段工作开展的情况看，作得比较好的机关，在作法上主要有两种：一种由领导同志经过切实研究首先制定出整编方案的草案，然后交给群众讨论，最后修改定案。一种是先发动群众展开讨论，然后领导上综合研究，确定方案。农业部就是由于领导同志认真贯彻了中央整编精神，先打通中层领导同志的思想，并充分发动了群众，自下而上提出整编方案，结果可以抽调出来的工作人员超过了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五十。内务部同样由于领导同志有决心，经过反复研究后，先提出了可以抽调出工作人员百分之五十的方案，又经群众充分讨论而迅速定案的。重工业部建筑局基建处原有四十余人，领导同志第一次研究定员为四十一人，第二次研究定为三十二人；但经群众讨论，一致认为减至二十一人还可把工作做好。事实证明，无论采取那一种作法，整编工作都必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都必须认真发动群众。因为广大工作人员散布在机关每个部门、每个岗位上，他们对机构、编制和工作中的优点、缺点和问题，是最熟习、最了解的，只有发动他们揭发缺点和提出问题，讨论和研究改进的办法，才能制定出切实合理的新的编制方案，才能切实按照中央方针进行整编工作。
但是，至今还有不少机关（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仍然没有向群众传达中央整编精神，仍然没有发动群众参加讨论，使整编工作停留在司、局长以上领导工作人员中，使整编工作实际上陷于迟滞不前的状态。
这些机关不发动群众参加整编工作的一个理由是，领导方面还没提出方案，把群众发动起来，怕事情不好办了。前面已经说过，领导同志先提出整编方案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领导同志对自己机关的各方面情况还不很了解，还不能提出切实的整编方案，而又迟迟不发动群众，怕群众起来“不好办事”，这正说明这些领导同志对整编工作还没有决心。如果真正发动了群众，群众就会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和促进领导同志下定决心和增强信心。高等教育部、粮食部就是先发动群众讨论，群众为领导方面制定合理的整编方案提供了有力的依据的。
这些机关不发动群众参加整编工作的另一个理由是：怕群众知道早了，思想波动，产生不必要的个人顾虑。其实国家机关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整编，中央早有指示，人民日报早就发表社论，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各个机关的领导同志的责任就是如何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针对着本机关的具体情况，透彻地向群众讲清政策，发动群众来共同参加这次整编工作。只有使群众彻底了解了整编的精神，才能稳定群众情绪，才能消除不必要的个人顾虑。如果迟迟不发动群众，只能说明这个机关关于执行中央方针的不坚决，只能说明他们十分不相信群众、缺乏群众观点和群众作风。
不能再犹豫踌躇了！一切整编工作进展迟缓的机关，领导上都要及早下决心，充分发动群众，赶快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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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不懂，还是明知故犯？
黎言
有这样几个例子：
广播事业局工务处传音科支部，从去年八月到今年二月的半年之内，没有开过一次党员大会。
水利部曾经有这样一个支部委员，他在器材处工作时，是器材处支部的支部委员，调水文局工作后，就成了水文局支部的支部委员，调到了办公厅，又成了办公厅支部的支部委员了。怎么回事呢？全是水利部总支指定的。
中央机关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机关的党支部，凡是党员大会制定的决议，都要经过支部委员会审查批准，为什么呢？他们的理由是：因为这个支部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十三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比一般党员具有更高的水平。
从这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某些党的基层组织中民主生活是很缺乏的。
党员大会是支部的最高领导机关，支部委员会应该由党员大会来选举；支部委员会应该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向全体党员报告自己的工作，这是党内民主的基础。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在刘少奇同志的“论党”一书中，不是规定得和论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为什么在我们高级领导机关的党支部中还会发生直接违背党章的现象呢？有可能个别的支部工作者没有认真地阅读过党章和“论党”一书，对党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懂得很少，但并不是所有不遵守党章规定的支部工作者都是如此。难道广播事业局工务处传音科支部委员会的同志们就根本不懂半年都不开一次党员大会是不应该的吗？难道水利部总支委员会的同志们就真的不明白支部委员应该由党员大会选举而不该像转党的关系一样，工作调到那里就把支部委员的职务也带到那里吗？难道那些由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组成的支部委员会就的确不知道支部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员大会吗？根本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同志不相信党组织之所以有力量全在于全体党员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因此，他们不愿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在他们看来，半年不开一次党员大会也好，不是选举而是指定支部委员也好，让支部委员会凌驾于党员大会之上也好，这都没有什么不对，有些甚至是理所应当！
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支部工作者，如果确实不懂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就应该认真地学习；如果并不是不懂，那就应该认真地遵守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不能再这样明知故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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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孩子们在幸福中成长
——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幼儿园 本报记者 柏生
“六一”儿童节前，我有机会访问了首都和平门外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幼儿园。这是一个普通的幼儿园，同时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的一个实习场所。这个幼儿园是在一九四九年建立起来的，当时只有二十多个儿童，现在已经发展到一百一十三个了。这些孩子大部都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员工的子女，最大的七岁，小的三岁，按年龄分为五个班。
当我迎着五月的朝阳走进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一群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正在两个大院子里做早操。在一进园门的一个长着柏树、梧桐和花草的大院子里，一个女教养员敲着铃鼓，领着一群三四岁的孩子，绕着圆圈，有节奏地走着。孩子们快活地开始了新的一天的生活。
两位年轻的女教养员领我参观了孩子们的各种作业和活动。这个幼儿园每班都有一间活动室和一间卧室。有的班还有一间盥洗室，有的是盥洗室和活动室在一起。每间活动室里，按照不同年龄儿童的需要，设置了各种教学用具和儿童玩具。这里有一架钢琴或风琴，有成套的儿童桌椅，有各种大型和小型的积木，有各种洋娃娃和娃娃用的小床、小椅子、小桌子。每个活动室里都布置有一个“自然角”，这里有玻璃的小鱼池，里面养着小金鱼、小蝌蚪和各种各样好看的贝壳；有一两只浅蓝色、黄色或绿色的虎皮鹦鹉。这是一种美丽的小鸟，孩子们亲自喂养它们；这里还有着孩子们亲自照料着的开着一团团小红花朵的洋绣球、四季常青的天冬草等花草。
当我参观中班和大班孩子的活动室的时候，刚好两班孩子都正坐在一排排的小木桌旁边练习绘画作业。中班孩子在画他们最熟悉的小鹦鹉。教养员在黑板上首先示范地画出一只，然后孩子们便在一张白纸上模仿着画。大多数孩子画的小鹦鹉都很可爱。有几个孩子大概由于日常对小鹦鹉作过仔细的观察，还画出了黑板上没有的小鹦鹉栖息的树枝和喂食的小碗。大班的孩子画的是人物画——一个少年先锋队员。孩子们画的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挺神气。男孩画的多是男队员，女孩画的都是穿花裙子的女队员。
上完作业课以后，孩子们便由教养员带领着在院里进行各种游戏，有的玩滑梯，有的爬攀登架，也有的玩“火车”游戏：他们用各种积木搭成火车头、车厢和铁轨，还有车站。几个扮演司机、铁路工人和剪票员的小朋友正在忙着做他们扮演的工作，还有的小朋友扮演抱着娃娃，提着东西，正忙着准备上火车的旅客。
在另一个院里，孩子们喂养着小鸽，小白兔，芦花鸡，大白鹅。孩子们都非常喜爱这些动物。有些孩子每天大清早来到幼儿园，首先就跑去看这些动物。有时爱吵闹的大白鹅下了蛋，孩子们就赶紧把它拾起来，蹦着跳着跑去告诉教养员：“老师，大白鹅又下蛋啦！你看，多白呀！多大呀！”靠着墙角，隔着一道用高粱秸搭起来的矮篱笆，在一片狭长的土地上，孩子们种着小白菜、小萝卜和扁豆。扁豆已经开花，小白菜、小萝卜长得一片葱绿。这是孩子们自己开辟的一个小小菜园。
我参观了孩子们进午餐。他们进餐就在活动室里。那天刚好吃包子，孩子们都很高兴。在中班里，两个小值日生一面帮着教养员把餐具和包子摆好，一面请小朋友们洗手进餐。在饭桌上，孩子们都很规矩，安静，没有一个挑食的。餐后，每个孩子吃半个苹果。孩子们每天在园中进食三次，每天的膳食都是按照一定的营养需要来调配的。
孩子们午睡起来以后，我和女教养员走进了孩子们的卧室。这里布置得十分整洁，空气也很通畅。一排排式样相同的小床上，都铺着洁白的小床单。大班和中班的孩子们都是自己叠被子，小班孩子是由教养员帮着整理床铺。在临近卧室的旁边，是孩子们洗手洗脸的屋子。在这里，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放置着他们的毛巾、肥皂等物。小班和中班的孩子因为不认识自己的名字，在他们固定的位置上都贴着汽车、飞机、小猫和小狗等图片，做为他们的标志。
这个幼儿园有苏联的幼儿教育专家在指导，在教育上采取着“全面发展”“全面培养”的方针。实现这个方针的办法是：在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体操、游戏、认识环境、讲故事、图画、手工、音乐、计算等作业和活动，获得体育、德育、智育、美育等各方面的发展。
教养员时常有计划地带领孩子们到附近公园去游玩，培养孩子们认识自然环境和观察季节变化的能力，增进孩子们的知识。春天，柳树吐出了绿芽，桃花开了，孩子们在河边看到了小鱼，听见了鸟儿在树上的叫声，他们就会高兴地喊着：“春天来了！”有时教养员也领孩子们去参观邮局、车站、合作社……使孩子们了解人们在怎样生活，怎样工作和劳动。
幼儿园很注意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人民的习惯。孩子们在游戏中经常要搬运玩具，他们很希望有一辆小车。一天，老师给孩子们请来了一位木匠叔叔，这位木匠叔叔给孩子们带来了一辆就要做好的小车，还带来了刨子、锯子、锤子、钉子和粗木板。这辆小车要怎样才能完全做好呢？孩子们仔细地看着木匠叔叔把粗木板刨光、锯短，又把这块木板钉到小车上。当漂亮的小车做成的时候，孩子们多么高兴呵！他们热爱这辆小车，也热爱木匠叔叔，他们从这里了解到要做一辆小车需要用些什么工具，需要怎样的劳动。
幼儿园经常指导孩子们进行各种各样有创造性、有教育意义的游戏，使孩子们在游戏中充分发挥智慧，发挥互助友爱精神，增强体力、养成热爱集体、遵守纪律的习惯和敏捷的动作，勇敢的性格。
幼儿园非常注意对儿童的个别教育，特别是对那些不习惯集体生活、个性孤僻、或生活能力和体力比较弱的孩子，格外注意培养和教育。有一个五岁的脾气非常怪的男孩，从小因为父母离婚，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和爱抚，后来母亲把他送到姥姥家去抚养，但姥姥也并不太喜欢他，因此他在三岁多进入幼儿园时，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对任何大人和小孩都没有感情，总是想毁坏各种东西，甚至骂教养员。为了改变这个孩子，教养员特别关怀他，爱护他，同时和他的家长取得联系，让家庭也来关怀他，注意对他进行教育。当他稍稍有了一些转变和进步时，就不断鼓励他。慢慢地，他对人不那么反感了，感情显得正常多了，他开始乐意参加幼儿园的各种作业和活动了。现在他已经非常习惯和热爱幼儿园的集体生活。在幸福的环境里，他成长着，一天比一天活泼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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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体育学院田径队创造九项全国新纪录
五月二十九日，中央体育学院田径队参加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直属机关体育大会。在会上创造了九项全国田径新成绩。
在女子田赛方面：一个多月以前，在“一九五五年全国田径测验”时曾以一点五一公尺的成绩创造女子跳高全国最高纪录的傅雪雁，这天又创造了一点六一公尺的全国新成绩。女运动员石宝珠在掷铁饼中，也以四十一点一九公尺的成绩突破了她在
“一九五五年全国田径测验”时创造的三十七点八七公尺的全国最高纪录。女运动员冼少梅掷铁饼的成绩也达到了三十八点零九公尺。杨玉敏创造的女子跳远全国新成绩是五点一六公尺。这个成绩已把女子田径项目中只剩下的一项解放前创造的全国最高纪录——五点零六公尺打破了；这个纪录曾保持了近二十年。
在女子径赛方面：姜玉民和郑玉如分别以十二秒一和十二秒二的成绩突破了女子一百公尺十二秒五的全国最高纪录。姜玉民、杨玉敏、文蕴珍、郑玉如四人的四百公尺接力的总成绩达到了四十九秒二，比全国最高纪录缩短了零点二秒。文蕴珍在女子八十公尺低栏的比赛中，以十一秒九的成绩打破了她自己保持的十二秒一的全国最高纪录。
男运动员的三项全国新成绩是：李琦的八百公尺，成绩是一分五十七秒六，比全国最高纪录快零点一秒。郑仁强推铅球（七点二五七公斤）的成绩是十三点三八公尺，打破了保持了十九年的十三点二六公尺的全国最高纪录。于金安掷标枪的成绩达到了五十九点四零公尺，超过了五十七点五二公尺的全国最高纪录。（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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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摄影艺术展览会闭幕
摄影艺术展览会于五月三十一日结束了在北京的展出。这一展览会是由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人民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从五月二日开幕以来，北京各界人士和在京国际友人纷纷前去参观。全国主要报刊的摄影记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摄影工作者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闻专业全体学生都专门参观了展览会。
观众对展览会有很好的评论。许多观众来信要求把作品印刷发行。苏联“星火”画报摄影记者巴利捷尔曼茨看了展览会后向中国的摄影工作者祝贺，并希望他们获得更大的成就。
展览会全部作品即将运往西安、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地展出。（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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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儿童的悲惨生活
新华社记者 古凡
根据台湾归来的人的控诉和台湾报纸透露的消息，广大的台湾儿童正在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摧残下，过着悲惨的生活。
台湾的父母们由于无法生活而被迫卖儿卖女的惨事愈来愈多。仅据蒋贼妇女机关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底的统计，当时全台湾被卖作“养女”的已有十二万五千多人。这些“养女”的生活是非常辛酸的。台湾的娼妓在十人中有七人是被迫进火坑的“养女”。“养女”拒绝充当娼妓以致被人贩子和“养父母”打死打伤，是台湾常常发生的惨事。台湾南投县农民钟清水因无法生活，在今年一月把十一岁的女儿锺月美卖给人家作“养女”，几个月来，锺月美被“养父母”强迫从事粗重操作，以致常常因体力不支而昏倒，并多次被施用吊打、火烙等酷刑，以致满身伤痕。新竹县女童陈月娇在今年一月间被“养母”打死。屏东县十三岁的女童曾金雀，因不堪终日操作苦役、遭受拳打脚踢和捱饥忍饿，在今年四月四日投水自杀。蒋介石卖国集团对这些虐待“养女”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不但不加过问，反而制定了一些“法律”条文来维护罪恶的“养女”制度。
台湾还有几万名无依无靠的孤儿，到处飘泊流浪和行乞。在台北、基隆、高雄、台中和台南等地的大街小巷的垃圾堆旁，每天都拥挤着很多孤儿和贫苦儿童，在翻找西瓜皮、香蕉皮和骨头等充当食物。有些孤儿被饿死在街头。
未沦为“养女”和“孤儿”的台湾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他们的生活的悲惨也令人触目惊心。这些儿童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许多人从七、八岁起就要自己“谋生”和帮助父母生活。台湾各市镇充满了做小贩的儿童，卖香烟糖果的，卖油条的，卖报纸的，卖奖券的，擦皮鞋的，收买破烂的，……从清晨到深夜，各市镇的街巷常常散布着各种凄惨的叫卖声。一首叫卖的歌谣“收酒干（瓶）”说：“我是十六岁的小儿童，从小父母就很穷；为了生活不敢偷懒，每天出去收酒干。有酒干卖吗？有破铜烂铁废纸卖吗？”
家庭的贫困使许多台湾儿童无法入学，成为文盲。仅据蒋贼教育机关发表的数字，台湾儿童失学的有三十七万四千多人。据台中县外浦乡的调查，当地学龄儿童失学的占了百分之六十八。台湾各地的校舍大都年久失修，破破烂烂，较好的课室又多被蒋贼军和蒋贼机关占用。宜兰县有一万四千多名小学生没有课室而露天上课。
台湾少年儿童在学校中受尽蒋介石卖国集团的荼毒，他们被迫阅读蒋贼规定“必读”的各种反动小册子。蒋贼还强令台湾的中学生参加由特务头子蒋经国控制的组织，小学生也被迫参加“童子军”。台湾少年儿童除了被迫接受军事训练外，蒋贼军甚至胁迫一些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充当炮灰。台湾学生并且被迫从事各种募捐和“慰劳”蒋贼军等活动，使正式课业都被迫丢荒。曾经有几个学生家长向一家台湾杂志投书说，眼看自己子女接受这样的教育，等于“受着苦刑”，因而“不胜痛切忧虑”。
美帝国主义每年还向台湾输入四百多部什么
“铁臂煞星”“地狱门”“罪恶之园”“风月宝鉴”等宣传凶杀、抢劫、强奸、神怪以及各种各样腐朽堕落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电影，和大量倾销美国黄色的画报、小说和小人书等，使许多台湾儿童受到腐蚀而走上犯罪的途径。
反动的统治者还常常直接杀害台湾少年儿童。被囚禁在蒋贼火烧岛集中营的台湾爱国者中，有些是才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在受着蒋贼酷刑的折磨。在台北市，一个蒋贼军官用手枪把一名擦鞋儿童打死，只是因为擦鞋后这个儿童向他要钱。基隆市一个儿童被美军借醉行凶，抛进海里淹死。还有很多台湾儿童牺牲在横冲直撞的美军和蒋贼军的军车轮下。最近，在草山，美军上校戴维生驾车辗死了年仅六岁的小孩何政宪后不顾而去，激起当地居民的愤慨。
台湾少年儿童痛恨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在一九四七年台湾同胞举行反美反蒋的“二·二八”起义时，许多台湾少年英勇地参加了斗争的行列。在今年四月间，台北市一少年愤怒地咬断了强拆他家的房屋的一名蒋贼警察的手指。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少年儿童，渴望着赶走美国侵略者、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日子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