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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胡风集团在新文艺出版社的反革命活动
本报记者 季音
新文艺出版社是一九五一年开始筹备、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上海组成的一个公私合营的文艺专业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在组成之后，就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所长期把持，胡风集团分子刘雪苇担任了社长兼主编，胡风集团分子、前私营海燕书店的资方代理人俞鸿模担任了副社长。另外还有梅林、罗洛、耿庸、张中晓、杭行等人分别占据了编辑部的实际职务。在出版社内的其他部门，如出版部门、财务部门等等，他们也依照“联络人”、“争取人”的策略，安插了一些人。这样，新文艺出版社就在事实上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个出版机构。这种严重情况，一直到一九五三年底雪苇调离了新文艺出版社，党开始加强了领导力量，才开始有了改变。
现在已有许多材料证明，这个潜伏在新文艺出版社内部的反革命集团，是胡风的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胡风的直接指挥、调遣之下，按照着“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有计划地派遣进来的。这些钻进新文艺出版社内的分子，又同社外的胡风集团分子路翎、亦门（即阿垅）、方然、鲁藜、芦甸、冀汸、绿原、贾植芳等人建立了广泛的密切的联系。
在三年多的时间中，这些胡风分子，以新文艺出版社为据点，密切配合着胡风的反革命活动，向华东地区的文艺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挖心战”，这些活动包括打击和阻挠进步作品的出版；出版各种反动的书籍，传播各种反革命的言论；挑拨破坏文艺界的内部团结，对党的和进步的作家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等。到去年十月间，胡风利用对“文艺报”错误的批评向党发起了疯狂进攻的时候，新文艺出版社内的胡风分子的活动也达到了最高潮。
仇视进步作家，砍杀进步作品
胡风分子在新文艺出版社的反革命活动，是严格按照着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行事的。他们攻击的目标，首先是那些按照着党的文艺方针进行创作的一些进步作家，特别是一些共产党员的作家。他们以各种卑劣的手段，阻挠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胡风污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棍子”统治，但事实却是这些流氓们才在新文艺出版社里实行着真正的棍子统治。
在上海解放后不久，当时华东文艺界领导上执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针，提倡作家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并且出版了一套“文艺创作丛书”，由冯雪峰、巴金、黄源、魏金枝等十多人组成了编辑委员会，主持其事。这套丛书曾先后出版了数十部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数是在解放区、解放军里受过一定锻炼的青年，有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虽然不够成熟，但是所反映的却都是工农兵生活。这些作品的出现，对于当时的华东文艺界应当说是极可喜的现象，其中不少作品得到了群众的欢迎。新文艺出版社成立后，华东人民出版社遵照上级关于出版分工的指示，把这批丛书移交给了新文艺出版社。但是胡风分子对这套书却大肆砍杀。华东人民出版社当时曾移交文艺作品一百三十三种（包括丛书及其他作品），胡风分子只接受六十五种，以后经再三责问，隔了数月才勉强又收了六部。而这些书被迫接过来后大部分就没有再版，事实上被判处了死刑。但混在其中的胡风分子的二、三本作品（如冀汸的“喜日”），却迅速得到再版。
胡风分子对于进步作家，特别是共产党员作家以及反映人民革命事业的作品最为切齿仇恨，他们先是竭力阻挠这些作品出版，阻挠不成，便加以恶毒的谩骂和讥嘲，力图削弱这些作品在群众中的影响。对进步作品的讽刺、讥笑，是他们日常言谈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知侠著的“铁道游击队”，他们最先是阻挠出版，阻挠未遂，便转而恶毒地加以污蔑诽谤：艺术上太拙劣啦，没有创造出成功的人物啦，
“新七侠五义”啦。他们甚至不准别人公开推荐。有一个同志写了一篇介绍“铁道游击队”的文章，胡风分子张中晓就跑去找他，非常恶毒地问他：
“你为什么不去向刘知侠借点钱来用？”
“我不认识刘知侠，为什么要向他借钱？”那位同志被问得莫名其妙。
“你不向他借钱，难道是为写介绍文章而写介绍文章的吗？”张中晓恶狠狠地说，活现出了一副卑劣的流氓面孔。
胡风分子对待一些来自工农兵、反映工农兵的新作家的作品，总是用概念化、公式化的帽子，一棍将其打死。许多稿子只大略翻一下，就草草退掉了。这里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有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寄来了十二首诗，大都在报上发表过，胡风分子罗洛刻薄地批道：“这些清脆的、银铃般的诗，好则好矣，只是较浮泛，较贫乏，较概念些，总之质量太低，不用。”部队里的一位作者毕革非写了一部反映部队生活的快板诗，寄来要求出版，胡风分子梅林拿到稿后就一丢：“这是什么诗！”随便写个意见就退掉。
反对思想改造也是胡风分子所时刻不忘的。作家柯岗在他的“风雪高原红花开”的小说后记中，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说：“如果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建筑人们灵魂的力量，那就首先要在深入生活的实践中，以英雄和群众的高贵灵魂，来改造或提高自己的灵魂，否则生活将成浪费，……深入生活原本是自我改造的另一面。而提高创作，又必须建筑在自我改造的基础上。”
按理说，这段话并无错处，但胡风分子罗洛、耿庸看后竟大发脾气，去信斥责作者：“这不仅是缺乏一个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谦虚和诚恳，而且对柯岗同志自己、对读者都没有什么好处。”坚决主张把这段话删去。后来这部小说因为未能为胡风分子所把持的第一编辑室通过，最后只好由新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室发排付印。
这些反革命分子也考虑到，上述这些破坏活动太露骨了，得要一些障眼法来遮盖一番，于是他们演出了一幕所谓“培养新生力量”的滑稽剧。有一位作者叫陈萍的写了一篇题为“生产待命”的小说，写一个复员军人回乡生产的故事。胡风分子罗洛为了表示自己“重视新生力量”，便反复加以改写。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部队的一个班长，共产党员，又是战斗模范，但罗洛却把他改写成了一个思想感情很不健康的人。这部作品出版后，读者在“解放军文艺”上给予严厉批评，认为它完全歪曲了解放军老战士的形象。另外，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还“培养”了一个叫郭永雁（笔名郭凌青）的作者，把它寄来的小说“永生”给予出版。从此胡风分子就经常拿这两件事来吹嘘炫耀，大作其总结报告，言下似乎只有胡风分子才是“重视培养新生力量”的。但后来事实查明，那个为胡风分子所“培养”赏识的郭永雁，竟是一个被部队开除军籍的、品质很不好的人，而他的那部“创作”，也是从中南区已出版的一部小说上抄袭来的。“培养新生力量”的把戏至此全部拆穿。
大量出版胡风集团的反动作品，向党作“挖心战”
在大刀阔斧地砍杀进步作品的同时，胡风分子们积极地把他们的同伙组织起来，大量出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各种反动书籍，同党的思想领导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胡风分子为着争取书籍的出版，用尽了各种手法，如事先把题目都约定好，先占领“选题计划”，常常一个人就占了四、五个题。别人送来书题了，就可以“选题已满”为借口挡回去。为了怕占题太多惹人注意，又换上各种不同的笔名。有时稿还未送来，就放出空气：“一部伟大的作品不久就要问世了！”稿子送来后，更是编发迅速，排得漂亮，校得仔细，而且纸质特别好，装璜精致大方。反革命集团头目胡风的书一律要印二十八开，据说是“便于将来出全集”。刘雪苇的书第一版印后感到排得不好看，就把纸型报废，马上重排。这些书印得也最多，尽管仓库里积压很多，还是一再重印。而书的稿费更比任何书籍优厚，胡风和雪苇的书拿的是最高的稿费。一切待遇同其他作者截然不同。
为了扩大这些书籍的反动影响，这些刽子手一下都变成了歌手，唱尽了一切肉麻的赞歌。一本显然有着错误的鲁藜的诗集“星的歌”，张中晓却赞道：“这些是朴素的花朵，每一朵都有它的香气和色彩，它是在作者战斗中产生的，有着时代最庄严的颂歌。……是优秀的诗。”罗洛也附和着说：“这些诗是异常纯洁而真诚的，作者真诚赞美着生命、战斗、人生，……在这些诗里饱满着情感，而这些情感又异常自然地流出，像透明的泉水在阳光下流着……”。同一作者的另一本诗“时间的歌”，罗洛赞道：“朴实的风格，气象万千，写的都是平凡的事物和话语，然而其中又包括着最高的真理。”这个所谓“最高的真理”，就是因为这些诗都贯穿了胡风关于抒情诗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其中有两首题为“献给风”、“献给F”的肉麻的“赞歌”，是献给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胡风的。
胡风分子路翎的短篇小说集“求爱”出版了。罗洛赞道：“作者善于从多方面表现出人民底强大和有力，无论生活是多么痛苦，多么污秽，而人，生活着，满怀着力量，满怀着爱。是优秀的小说集，可再版。”但是实际上这本书却是充满着对劳动人民的侮辱和挖苦，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歌颂。
胡风分子冀汸的小说“这里没有冬天”，他的同伙们誉为“在写农村的许多小说中，这部作品是比较优秀的，生动地写出了新区农村错综复杂的生活斗争，新型农民的进步，成长，以及他们的性格、品质、理想……”，把这部书捧上了天。但实际上这部书严重地歪曲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这部书的主角是一个解放前受尽地主剥削，解放后翻了身（分到了地，当了村长）的雇农，但作者却硬把它变成了一个忠心耿耿地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反革命分子，同党和政府势不两立，最后则以自杀而告终。
但是尽管胡风分子怎样故弄玄虚，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书籍出版后立即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对“这里没有冬天”一书，读者寄来了一百二十几封指责信。路翎的小说“求爱”一摆到书店，读者就向书店提出抗议，部队同志尖锐地指出“求爱”已不是单纯的文艺思想问题，而是散播反动言论的政治性质的问题，要求出版社严肃考虑。但读者这些正确意见，被胡风分子断然拒绝了，路翎甚至拒绝那怕是一个字的修改。盘踞在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并立即通报远在北京的胡风，胡风就向文艺界领导同志提出“抗议”，把读者正当的义愤，说成是对路翎“政治上的陷害”，真是气势汹汹。
以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掩护向党射击
胡风集团分子懂得，明目张胆地宣扬他们那套反革命言论的作品，在读者中的市场毕竟是很有限的，而且很容易为人们所识破。他们需要采取更隐蔽更阴险的方法来向党攻击。于是在新文艺出版社成立后不久，胡风、刘雪苇、王元化等发起出版一套“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由胡风分子罗洛、张中晓担任编辑，冠冕堂皇地宣布出版目的是介绍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眼中钉的胡风集团分子为什么突然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热心起来了呢？后来人们才发现，原来胡风分子在这里演了一个偷天换日的把戏，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枪靶，从另一个方向来向党的文艺事业射击。
胡风分子在这里采取了两个卑鄙的方法来攻击党的文艺事业，一个方法是在译文的后边加上一个“附记”，恶毒地歪曲原作的思想，贩卖胡风的私货。例如在“为了戏剧”一文中，胡风分子罗洛在附记中断章取义地摘下原文的一些字句，宣传什么“富于人性、能感动心灵”等论调，主张不要害怕写主角的缺点，从而为胡风派作品中侮辱劳动人民的描写制造理论根据。在另一篇“一切是为了人”的译文中，罗洛在附记中又宣扬所谓作品要描写什么“普通的、人的东西”，要表现什么“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要表现什么“无穷尽的情感”，否定作品应当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并攻击今天的进步作家是“医院里的刽子手”，文艺批评是所谓“棍子”统治。在又一篇“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美学”的译文中，原文曾提到一部主题有意义，但写得不好的坏作品，应予批评，但罗洛却断章取义、牛头不对马嘴地攻击道：“这对我们某些一看到‘这部作品的主题很重要’就立刻得出结论‘因而这部作品是不错的’的批评家们，也应该是当头的一声棒喝吧。”这种恶意的歪曲，目的就是为了反对作家要写有意义的、重要的题材的正确主张，宣扬胡风的关于文学创作不必为政治任务服务的反动论点。
胡风分子在小译丛中的另一个方法就是窜改原文，一篇加里宁“艺术工作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译文，有几段谈到契诃夫，同胡风分子过去的曲解截然不同，他们就把它删去了。有些译文正是击中了他们反动理论的要害的，他们干脆就拒绝出版。译者高叔眉曾寄去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苏维埃文学的迫切任务”一文，胡风分子罗洛一看不合意，就批道：“我们觉得这篇文章内容比较贫弱，所谈的问题虽多，但却只是一般地提到，并无什么独特的见解，共产党人的社论或专论，常常写成这样四平八稳的，如不加选择地介绍过来，则意义不大，”就退给了译者。而另一篇辛清（即胡风分子方然）译的“论文学与人民的血缘关系”，胡风分子罗洛认为可以加以歪曲，就批道：“原文很好，……针对目前的庸俗社会学的阶级公式对待作家与作品的粗暴态度，以及对待文学遗产的反人民性的观点，此文对我们是有益的。”
这就是胡风分子出版这套文艺理论小译丛的真正目的的说明。
造谣污蔑和挑拨离间
新文艺出版社内胡风分子的活动，不仅在文艺方面，他们还采取了为胡风集团所惯用的种种资产阶级的政治手段，在社内外展开了一系列政治性的破坏。
胡风分子攻击的目标首先是新文艺出版社内的共产党支部。新文艺出版社的党支部过去同他们的斗争是不够的，但对他们来说共产党组织毕竟是一个“心腹之患”。胡风分子张中晓、梅林、耿庸等在办公室经常公开辱骂支部的工作人员、冷嘲热讽，什么“领导低能”、“一本马列主义也没读过”，等等，并且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挑拨工作人员的团结，制造党内的不和。有一个同志因为犯了许多错误在党内会议上受到了批评，罗洛就来宽言安慰他，气愤地为他抱不平：“党内生活没有一点温暖，对待一个同志好像对待敌人一样，要是我，那真受不了。”
“联络人”、“争取人”、“从事开辟工作”的活动，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真是不遗余力地在进行，只要发现“此人对现状不满”，对领导不满，他们决不放过。有一个同志写了一篇小说，编辑室内其他同志提了意见，要他修改，耿庸就对他说：“我看你这篇小说比我们所出版的小说，水平只会高，不会低，本来就可以马上发排，为什么还要故意留难呢？”他们的这些活动不是没有效果的，有些工作人员，甚至党员，就这样被他们“争取”过去了。胡风分子就嗾使这些人，公开同党对抗，直到这次胡风反革命阴谋揭露后，这些同志才悔恨地觉悟过来，知道被敌人利用了。
党注意到了新文艺出版社被胡风分子把持的严重事实之后，在一九五三年冬天将刘雪苇调离新文艺出版社，另派了一个党员去担任社长。胡风分子立即就把攻击目标转向这个同志，在群众中诽谤新来的社长“不懂文艺”，“土包子”等等，并在工作中百般刁难，抗拒，企图逼使他就范。
已有许多材料证明：新文艺出版社内的胡风分子也是一个制造谣言的公司。他们经常散播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污蔑华东地区以至中央的文艺工作和其他部门的领导人。只要党有一项重要的措施，这里很快就会出现另一种相反的论调。譬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开除堕落分子孔厥的会籍，这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这里却有另一种说法：“孔厥被开除是因为得罪的人太多，又是小人物。”中央机关领导人员的工作有了调动，这里也立即有了反应：这是因为某人和某人争权夺位之类。只要谁批评了他们或他们的作品，一连串最刻薄下流的咒骂和诽谤就会降落在谁的头上。“文艺报”在批评了胡风疯狂攻击党的诗“时间开始了”以后，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张中晓、耿庸、罗洛等就化了几十个名字，写信到“文艺报”谩骂批评胡风的人为“蛆虫”，“低能的蚊子”，“泼妇”，“谁要再说昏话，我就要×他祖宗十八代”。他们还假造了一个几十个人的座谈会记录写给“文艺报”。
从猖狂进攻到“退却”
新文艺出版社内胡风分子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反革命集团的首脑胡风的指挥下进行的，都是和胡风集团整个反革命活动相呼应的。
党在加强了对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并对其破坏行为展开斗争以后，胡风分子在表面上“退却”了，隐蔽了，但实际上活动却更加紧张。胡风在一九五四年春天开始起草三十万言的反党报告后，这里也忙碌起来。胡风不断指示张中晓、罗洛、耿庸等人搜集材料，报告新文艺出版社内部情况。当时出版社领导上邀请一些作家开了一次座谈会，作家们对胡风集团的一些错误作品展开批评（如“求爱”、“诗是什么”、“这里没有冬天”等），张中晓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胡风。胡风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要张伪装久未通信的口气，写一详细报告给他，以便给他作为向党攻击的资本。信写出后，胡风觉得信还写得“太善良”，就在国庆节时把张召到北京，当面详细汇报座谈会的情况，并重新按照胡风的指示伪造一封信，填上假日子。又把同样的一封信抄寄给毛主席。张中晓回沪时，胡风又布置了任务，并要他隐瞒去北京的活动。
去年十月底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检查“文艺报”的错误，胡风趁机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并通知新文艺出版社的喽罗们“问题要全面展开”。于是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便纷纷上阵，张中晓布置耿庸、冀汸等制造大批假信上书毛主席，“布成疑阵”。耿庸并以“‘阿Q正传’研究”为题攻击“文艺月报”对这本书的批评。此时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会也召开了扩大会议，胡风分子便每天在耿庸家里秘密聚会，向“文艺月报”和文艺工作的领导上进行攻击，和胡风遥相呼应。
胡风及其党羽的攻击没有成功，他们的阴谋被戳穿了。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在胡风的指使下迅速实行退却。胡风指示张中晓等“不要痛苦，千万冷静。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得忍受，并且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不得已时，也可以就一般问题写一短文，……千万不要被动。”于是，胡风分子们就如法泡制地“检讨”起来。罗洛首先动手写批评胡风的文章，写了一次，再写一次，但却是连篇假话，他们是忠实地按照胡风的指示执行的。
现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新文艺出版社的反革命活动已被揭穿了。新文艺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现在正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揭露。他们决心要把这个占据出版社三年之久的反革命集团彻底摧毁，把胡风分子留下的毒氛清除干净，把这个斗争胜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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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承瞿秋白同志的文艺理论遗产
陈涌
一
瞿秋白同志就义二十周年了。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瞿秋白同志在中国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瞿秋白同志的遗产中的最可宝贵的部分是什么呢？
瞿秋白同志的文艺理论遗产最可宝贵的部分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在于他在文艺领域内坚持工人阶级的观点，坚持党的方向；在于保卫马克思主义，和当时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瞿秋白同志在他全部文艺理论的活动中特别鲜明地表现出他的高度的党性，高度的原则精神。
瞿秋白同志开始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初期，在那时候，大多数革命文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准备都是十分薄弱的。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革命文艺运动是不可想像的。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对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便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瞿秋白同志是认真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哈诺夫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著作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个。瞿秋白同志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直到今天还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瞿秋白同志力图把这个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力图用这个理论来指导当时中国的文艺运动。瞿秋白同志特别痛切地感到五四运动并没有根本解决文艺和群众结合的问题，特别痛切地感到新文艺和广大人民的隔离，因而认为有再发动一次“文学革命”的必要。他曾经这样说过当时中国新文艺的严重的缺点：“在言语文字方面造成了一种半文言（五四式的假白话），在体裁方面尽在追求着怪僻的摩登主义，在题材方面大半只在智识分子的‘心灵’里兜圈子。初期的无产文学运动也承受了这些资产阶级的遗产。因此，它很久的和广大的群众隔离着”（“欧化文艺”）。只有真正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才能够像瞿秋白同志这样深刻和尖锐地指出中国新文艺从形式到内容所存在着的严重的问题。
瞿秋白同志十分重视语言的大众化的工作，他在中国语文改革工作方面有重要的贡献。但他看到，文艺大众化的问题首先还不仅是表现形式的问题，而是作家和群众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文艺大众化在过去所以始终是空谈，原因就在于文学队伍内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我们’是谁？”）瞿秋白同志十分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有一种口称拥护
“大众化”，而实际上并不愿意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对群众始终保持着贵族态度的倾向，瞿秋白同志认为这是“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我们发现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我们’是谁？”旁点为原作者所加）。瞿秋白同志甚至这样尖锐地说：“现在的问题是：革命的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现在的作家，难道配讲要群众去高攀他吗？老实说是不配。”这在当时是一种深刻的天才的见解，和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瞿秋白同志在许多文章里都不倦地宣传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他甚至自己亲自动手写过许多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的便于普及的通俗的作品。二
瞿秋白同志关于鲁迅的有名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的文艺斗争实践结合的一个光辉的范例。瞿秋白同志在他的这篇辉煌的论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在中国第一次对鲁迅作出了全面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价，有力地打击了过去来自各方面的对鲁迅的唯心论的和机械论的错误的认识。对鲁迅的认识的问题，直接牵涉到对于中国文学斗争方向的认识的问题。只有既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认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中国文学斗争的方向，才可能对鲁迅达到像瞿秋白同志那样的认识。
瞿秋白同志在他的关于鲁迅的论文里深刻地揭示了鲁迅的文学活动的意义，确定了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上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的是，瞿秋白同志科学地分析了鲁迅的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是鲁迅思想发展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规律。瞿秋白同志对鲁迅的分析对于当时中国的文学生活有着巨大的实践意义。
大家知道，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如胡风本人及耿庸之流，是一贯恶意地歪曲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的，他们的秘密的任务，不但在于企图否认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鲁迅思想发展的决定的作用，而且还在于企图否认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决定的作用。瞿秋白同志关于鲁迅的论文至今仍然是摧毁胡风分子这类反革命思想的有力的武器。
瞿秋白同志关于鲁迅的论文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只有如列宁所说的“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唯物论的辩证法，才有可能真正地认识复杂的文艺的现象。过去许多站在唯心论或者机械论的立场的人所以不能够真正认识鲁迅，是因为唯心论和机械论是错误、片面而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瞿秋白同志关于鲁迅的论文至今还保持着它在文艺批评上的方法论的意义。三
十分显然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所走过的路程并不是平静的，敌对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不但不会自动解除武装，而且它从未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进攻，不过有时是采取比较隐蔽、有时是采取比较公开的形式。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间，当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运动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便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运动，这就是胡秋原和苏汶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艺思想。
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为了中国文艺运动的向前发展，共产主义者不能不同这种敌对的思想进行斗争。
从来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时候，都一致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的党性的原则，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思想基础。这理由是很明白的，因为正是文艺的党性的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确切地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它和一切反动思想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也就因为这样，作家的世界观同创作的关系的问题，文艺同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动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问题。我们共产主义者总是要求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对于文艺的指导作用，加强政治同文艺的联系；而各种反动思想代表者则相反，他们坚决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坚决地要求文艺离开革命的政治。他们通常的“论据”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政治性、党派性、倾向性等等，是同艺术性、真实性等等不相容的。前者只会“妨碍”以至“破坏”后者。以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人”和以苏汶为代表的“第三种人”在本质上也是这样的。胡秋原用文艺的所谓
“高尚情思”同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相对抗，认为“没有高尚情思的文艺，根本伤于思想之虚伪的文艺，是很少存在的价值的”。他要求文艺的“自由”，提出“勿侵略文艺”的口号。苏汶甚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种种的污蔑和歪曲，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要革命，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他把革命同真理、革命的政治目的同艺术的真实，政治的正确性同艺术的真实性完全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是只要求达到革命的政治目的，只要求政治的正确而抛弃艺术的真实。胡秋原和苏汶这种完全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当时便受到瞿秋白同志以及其他党的和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的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胡秋原和苏汶，都把自己装扮得仿佛是真理和文艺的最忠实的保卫者，仿佛他们对于革命也还是抱着“同情”和“赞助”的态度，只是在艺术上主张自由和无党派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自己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胡秋原甚至还把自己伪装为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他采用的“方法是唯物史观”，在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里大量引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言论，甚至在文章的前面也打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这样的旗子。如果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国便已经有了虽然比较笨拙，但也算是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像胡秋原这样的人出现，那么，后来的反革命的胡风分子更加巧妙地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便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瞿秋白同志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时候特别表现出他的高度的党性，高度的原则精神和政治尖锐性，这正是今天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瞿秋白同志在敌人的所谓无党派性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外表下，锐利地无情地揭穿了它的反动的性质。瞿秋白同志不仅用他的明确的理论分析，而且用了像高尔基和绥拉菲摩维支这样的无可辩驳的例子，来证明艺术和“煽动”，文学家和宣传家，是完全可以统一的。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底价值全在于这个理论‘根本上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瞿秋白同志正是按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兼有着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特点的瞿秋白同志，在他的理论活动中特别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瞿秋白同志和那些脱离革命实践的教条主义的“理论家”、书呆子是完全不同的。
瞿秋白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在这期间，瞿秋白同志曾竭尽他毕生的热情和精力为之而奋斗的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文艺同广大群众开始有了真正的结合。但斗争并没有停止，而且比过去是更深刻和更复杂了。现在摆在我们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便是继续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继承瞿秋白同志的文艺理论遗产，和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敌人进行坚决不调和的斗争，使我们的文艺工作更好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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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执行今年高等学校“保证质量，照顾数量”的招生工作方针
张健
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方针是“保证质量，照顾数量”，具体说，就是要求录取政治上可靠、文化科学知识够格、身体能够坚持学习的新生。和往年一样，今年高等学校应该大力吸收工农青年干部和工农子女入学，允许机关青年干部投考，但入学的条件却不能降低。
为什么今年高等学校要强调适当地提高招收新生的质量呢？
过去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保证新生的一定质量，高等学校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培养建设人材的任务。例如根据高等学校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学年末报表的统计，在这一年内学生因病、因跟不上班或其他原因而出校的（包括休学、退学等）共有七千四百七十八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百分之三点五三。其中患病休养的三千七百五十五人，占流动总数百分之五十点二。按一个学生一年要花费国家开支的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计算（包括基本建设的费用），由于这些学生流动出校，就会给国家造成七百四十七万元到一千一百二十一万元的损失。虽然任何国家的高等学校学生都不可免地有或多或少的流动率，不能招收一百人就培养成一百个干部，但这样的流动率显然是太大了，这说明我们过去对于新生质量其中尤其是体格检查注意不够。另外，各高等学校学生因为文化科学知识水平过低而发生流动现象的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例如根据清华大学关于学生流动情况的分析统计，一九五二年由于新生学科考试成绩录取标准较低，结果当年录取的八百七十二名新生，到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学年时，流动了（包括降级）二百四十九人，占一九五二年入学新生总人数百分之二十九。部分高等学校的材料说明，过去招收的政治质量较差的学生，有些人平日就不好好学习，即使勉强学完也很难于分配工作，个别的则因道德品质十分恶劣屡教不改而被开除学籍。根据上述情况，今后高等学校必须适当地提高新生质量，才能培养合乎国家建设要求的高级建设人材。
现在我们也初步具备了适当地提高新生质量的条件。要提高新生质量，首先要扩大学生来源。由于高中的发展落后于高等学校的招生需要，过去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仅能达到高等学校招生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因而提高新生质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今年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全国高中毕业生将要达到高等学校招生数百分之一百；再加上不少小学教师、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机关团体青年在职干部、转业军人和社会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预计今年高等学校的学生来源可能比建国以来的任何一年都要多一些，这就有了较多的选择余地。
一定的学生来源，只是提高新生质量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保证新生质量，还必须积极地改进招生办法，从现在起，各地有关部门就应当根据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保证完成一九五四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的决定”精神，努力动员今年暑假高级中学应届毕业生、部分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和小学教师以及具有高中毕业程度或同等学力的机关团体在职干部去报考各类高等学校，合乎条件的社会知识青年也要让他们报考，以便从各个方面来增加高等学校的学生来源。这里要着重说明一下：各机关团体的在职青年干部和转业军人，凡是年在三十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的，应尽可能地让他们去报考高等学校，并予以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让这些青年干部报考高等学校，既可以积极改变高等学校的学生成份，又可以使这些干部有入学深造的机会，还可以紧缩机关人员编制。各机关团体的领导方面应当主动地帮助他们解决复习和补习功课的时间以及其他困难，给他们以投考高等学校的便利。
其次，要组织考生根据高等教育部编订的“一九五五年暑期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大纲”，复习和补习功课。“考试大纲”中计有十门课程，因时间仓促并为了减轻考生的学习负担，高等教育部已经决定暂不考俄语和英语。各类专业报考的科目一般地也都不超过五门。这样，就使考生能够集中精力复习同自己报考直接有关的课程。为着指导考生对有关课程的复习，各单位应尽可能地请当地高中教师、机关团体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厂矿企业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根据“考试大纲”内容，提纲挈领地向考生进行系统的简单明了的讲解。对于考生复习“考试大纲”所需要的学习时间，应给予适当的照顾。要指导和帮助考生适当地安排学习和文化娱乐活动，尽力做到既能复习功课，又能保证身体健康；要防止紧张突击和开夜车等有损于身体健康的做法。
各地医疗卫生部门要认真、严格地对考生进行体格检查，对身体有病不能报考的人必须加以阻止；对于身体健康但有某种生理缺陷只能报考某些专业的人必须在体格检查表上详细注明。高等学校各类专业的学习，都是紧张而复杂的，身体有病或体力太弱的人，无法坚持长期学习。如果因身体不好而中途退学、休学，对国家会造成浪费，对个人也很不利。因此，考生对于自己的体格检查，也应该抱着对国家对自己严肃负责的态度。
在评定考生的成绩时，录取标准要适当地提高，使新生都合乎文化科学知识够格、能够跟班上课的要求。这样，各类专业直接有关的学科成绩就必须达到一定标准。如理工类新生的数学、物理、化学的考试成绩就须要达到一定标准，农林医药新生的生物、物理、化学的考试成绩就须要达到一定标准，文史、政法、财经等类新生的语文、政治常识、历史的考试成绩就须要达到一定标准。为着贯彻“保证质量，照顾数量”的方针，除了录取完全合乎提高质量要求的正式新生外，还要录取一定数量的基本上能够跟班上课的试读生。就是说，对于政治、健康条件合格，考试成绩稍低于录取标准的考生，遇有缺额，学校可录取为试读生。试读期限为一个学期或一学年，试读期间不能跟班上课的，取消试读资格；试读期满，经学期考试及格，转为正式生。对于工农干部、工农子女、产业工人报考入学的录取标准也不能降低（事实证明，人为地降低标准的作法，无法保证质量），基本上实行同等条件而优先录取的办法。
考试结束，对新生进行计划分配时，必须贯彻在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全面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照顾个人志愿的原则。首先要求考生全面地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培养一定的高级建设人材，要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来选择升学志愿。另一方面，国家在进行计划分配时，要尽可能地照顾个人的升学志愿。关于今年高等学校新生如何填写志愿的问题，准备采取这样的办法：一、以填写专业志愿为主，在专业志愿确定以后，可以适当选择设有这种专业的学校。二、在不能按志愿录取时，要实行计划分配。分配时，招生机构要结合学生的条件，考虑其入学后学习的可能性。学生则应当自觉地服从分配。
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不少有利条件，如报考人数较多，有过去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统一招生工作经验等等；但也有不少困难，如要求提高新生质量，招生工作的时间比较紧迫，在大行政区撤销以后，组织准备工作作得不够充分等等。这些困难都是必须克服的。由于大行政区撤销，今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主要地要依靠有关省、市招生委员会和高等学校全面负责，即按照统一的规定，具体负责做好考生的体格检查、政治审查、升学思想教育、招考工作和对于录取新生的计划分配工作。负责招生工作的工作人员都要明确地认识贯彻“保证质量，照顾数量”的方针，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保证国家建设需要的重要步骤。在对考生进行升学思想教育时，应当着重说明提高新生质量的必要性，教育他们树立为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需要的升学思想，自觉地服从国家的计划分配。同时要说明今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时，一方面要尽可能地让考生就地升学，以便为高等学校学生实行走读逐步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西北、华北、东北部分高等学校仍要向华东、中南、西南地区招收一定数量的新生，以保证计划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