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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合作社应当多方面寻找增产门路
仲夏
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集体经营，有许多互助组和个体农民所不能有的发展生产的优越条件，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些条件，它是不能发生什么作用的。例如，山东历城等县就有不少新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只在现有的几块土地上打主意，不找寻其它的增产门路，劳力畜力都有剩余，其他生产资料也不能充分发生作用。结果，有些社因“人多活少”而被迫“轮班”干活；有些社送一车粪要跟上很多人，每人都记一工；有些社活路太少，社的工作人员给贫农多派工，给中农少派工，引起中农不满，有些社怕妇女参加劳动分了工分，就限制女社员参加社内劳动；个别社社员怕得不到工分，让牛闲着，却用人力刨地。
发生这些现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对于能否增加收入发生怀疑，情绪动荡不安。他们说：干不了多少活，秋后分什么？社的工作人员苦于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中贫农的团结也受了一定的影响。
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社的领导人员没有根据合作以后发生的新情况，适当地安排生产，多方面找寻增产的方法和门路。其实，增产的门路是很多的。且不说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就是关于土地的基本建设，也有许多事情可做。例如，山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从改良土地、发展林牧业等方面来创造增产条件；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打井开渠、土地加工、精耕细作等方面来创造增产的条件。昌黎县犁湾河村黎明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人平均只有二亩多地，就在农活最紧张时，劳力也有剩余。后来社里组织一部分劳动力找肥源换坑土，劳动力由剩余变为不足，肥料增加了，社员得的工分也多了，情绪普遍高涨。
新建立的社开始由“小农户”变为“大农户”，安排集体的大生产，是有一定困难的。特别是在人多地少的地区，领导人员更要多花费些脑筋。但是，必须认识到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条件是充分存在的。许多老社在连年增产的基础上还能不断前进，新社的生产潜力和增产条件，更要丰富一些。看不见这些条件，采用老一套的领导方法，是一定会引起社员的不满和社的涣散的。农民入社就是为的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找寻增加生产的门路，让社员看到这些门路，确信增产是可能的，这是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的物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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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农业合作社处理耕畜问题的经验和教训
冯小风
耕畜是目前农业生产中除土地以外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员的耕畜怎样处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问题。处理办法规定得是不是妥善，直接关系贫农社员中农社员的团结和社的巩固，直接影响对耕畜的保护和繁殖，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甚至影响社外广大农民的生产情绪。
河北省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社员的耕畜所采取的各种处理办法和实行这些办法的结果，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经验和教训。
河北省十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百分之八十多的社对社员的耕畜采取了折价收买、集体所有和集中喂养的办法。其余近百分之二十的社，采用了耕畜私有公用的办法。对于统一使用的私有耕畜，有租用给租金的，有计“工”分红的，也有折价付息的；有归社员个人饲养的，也有集中到社里饲养的。
在目前条件下，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初办时的一般情况下：一、农业合作社在经济上还没站稳脚跟，在生产投资方面有一定的困难；二、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觉悟还赶不上集体生产的要求，特别是中农社员，在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基础上产生的顾虑，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三、领导骨干没有经营集体生产的经验，社员集体劳动的习惯尚待养成。因此，对耕畜的处理和使用，采取公有伙喂和私有私喂这两种办法，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
在耕畜折价归社、公有伙喂的社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评定耕畜的价格是不是合理？什么时候偿还耕畜主的价款？这两个问题，引起了贫农社员和中农社员很大的争执。在合作化运动的高涨时期，在贫农活动极为积极的情况下，河北省各地一九五四年秋冬两季新发展的社，对耕畜的折价多数是偏低的，偿还期大都规定得很长。因此，有耕畜的中农纷纷出卖耕畜或者以大换小、以好换坏，不爱护耕畜，使耕畜的价格普遍下跌。耕畜跌价后，大家就更不爱惜耕畜了。有一些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饲料供应失调，曾是耕畜价格下跌和损伤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还是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社员耕畜评价低、还期长。对于耕畜的评价，因为市场价格的季节性变动，要做到评定合理，是不很容易的。后来河北各地在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中，创造了以“三季的平均价格”作为合理评价的办法，大部分社对不合理的评价作了必要的修订，耕畜的评价问题算是大体上解决了。但是，
“偿还期长”这个最为中农关心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对于社员耕畜折价的偿还期，各地都作过一些规定，比如，要求在二、三年内偿还，并对牲口折价付予一定的利息。但是，许多社为经济条件所限，实际上要在二、三年内偿还所有的耕畜价款，有一定的困难。根据晋县一些社的调查，平均每家每年得从劳动所得中缴出一百斤甚至还要多的小米，偿还中农的耕畜折款。根据柏乡县方鲁村的调查，即使分五年还清耕畜、农具的折款，每户每年平均也得负担三百多斤米。这样，就削弱了社员对其它必需的生产投资的力量，特别使贫农难以应付。农业生产合作社即便增产了，一般社员特别是贫农社员却不能增加收入。这就是说，合作社初步显示的优越性被债务吞没了。另一方面，不少社内骨干和贫农社员有“既然走社会主义道路，还分什么你的我的”的思想。他们认为，把牲口折成价，订上一个还期，这不过是一笔虚账；有人想：“用得着真还吗？要是真还可还不起。”企图揩中农的油。因此，目前很多社实际规定的偿还期很长，有
“三、五年”“七、八年”等含糊其词的规定，有的规定“前三年做为生产垫本，三年至八年或十年还清”，甚至仅说是“逐年”还清。因为有上面所说的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所以这种偿还期的规定，实际上是难以兑现或者不打算兑现的。因此，引起社内社外中农的不安。他们认为：“牲口入了社算白搭了，一脚蹬了！”“账上有咱的钱，那不过是水里的月亮。”也有的说：“待十年就到了社会主义，就不用还了。”实际上是不满意的。所以他们在社里生产情绪不高，背后说怪话，有钱不投资。有的说：“看得见的东西（牲口、农具）你们拿去吧，钱是没有了。”
在采取耕畜公有伙喂的一般新社里，其次遇到的问题便是筹集草料的困难和没有适当的厩圈，没有伙喂耕畜的经验。除有基础的老社和一部分特别好的新社，牲口饲养得还好外，很多社的耕畜喂养不当。牲口白天作工，晚上挤在一起没有卧处，驴蹦、马咬、牛抵头，冬天受冻，夏天受热。因此，牲口瘦弱、闹病、伤亡的现象是严重的。有些社因为凑不起草料，干脆采取了卖牲口养牲口的办法。成安县南盘水社的一百一十一头牲口，卖了十四头换草料，死了一头，其余都消瘦了。据满城县顺民乡十一个社的调查，共有耕畜一百二十九头，因换草料卖了四十二头，因管理不善死亡七头，有三头已失去工作能力，有十头牲口得扶起扶卧。
上述情况在河北省是带有普遍性的。因此，耕畜问题便成为贫农社员和中农社员互利、团结的中心问题之一，成为贯彻自愿互利政策、巩固合作社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耕畜和土地、农具不同，它是活的，问题解决得不好，不但现有的牲口会大量损伤，而且影响今后的增殖，招致生产上长期的损失。
在实行耕畜私有公用的农业合作社，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在邢台县、河间县和张家口专区十个县的多数社，以及其他地方个别的社里，对耕畜是采用私有租用办法的。张家口专区五千九百四十四个社当中，采用私有租用办法的社达百分之六十七点五。邢台县的八百一十三个社，有六百四十七个社是私有临时租用，一百四十八个社是私有长期租用。采取这种办法的地方，社内开支少、麻烦少，社员负担少、收入多，牲口一般的都喂养得很好，社员和社外农民的生产情绪也比较好。邢台县一九五四年增加耕畜二千五百七十四头；有些社的社员，增加投资，把自己的小牲口换成大牲口，坏牲口换成好牲口，有些过去没有牲口的也买了牲口。耕畜增加了，生产也就发展了。
从过去实行公有伙喂和私有自喂两种办法的情况看来，目前，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采用后一种办法是比较有利的。采取这一种办法，能更好地把社的公共利益同社员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不仅使有耕畜的社员有利可图，而且能免除多数社员在最初几年内为收买耕畜而来的巨额负担，能更好地调节贫农和中农的利益，贯彻互利政策。目前中农对耕畜的私有观念还是相当浓厚的，社员对于集体饲养牲口是缺乏经验的；采取耕畜私有公用的办法，对于团结中农、吸引中农走合作化道路有重要作用，可以避免因实行耕畜公有而引起震动，可以避免因集体饲养的习惯、经验和物质条件的缺乏而发生的困难，既有利于社的巩固和发展，也有利于社内社外保护和增殖耕畜。
还有一些介于私有自喂公用和公有公喂公用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一种过渡形式是私有伙喂，保本租用。在晋县，为解决耕畜归社公有而引起的困难，曾在北小吾村试行了这种办法，为社员们所接受。还有一种过渡形式是在一个社内有一部分耕畜公有公用，有一部分耕畜私有自喂租用。这种办法，在邢台县东川口社实行的结果，证明是很好的。它是根据社内经济条件逐步上升的情况，而逐步增加公有耕畜的。这些办法，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采用的。
为了正确贯彻自愿互利政策，解决许多农业合作社由于不顾条件实行耕畜公有而引起的在团结方面和管理方面的困难问题，进一步巩固农业合作社，中共河北省委已在最近再次指示各级党的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耕畜私有自喂、由社租用的办法。省委在指示中还具体规定了：凡因实行耕畜公有以致债务多、草料困难、耕畜瘦弱、社员有意见的社，应说服社内骨干分子和社员，改变成私有私喂租用或雇用；耕畜已有变动（如卖小换大、集体购买了耕畜）的社，可以根据社员意见和具体条件，实行一部分公有伙喂、一部分私有自喂租用或雇用的办法；采用私有伙喂保本租用的社，如果社员没有意见，一般可不再改变；条件较好的一般老社和某些新社，实行耕畜公有伙喂已有基础，社员又没有意见，也可以不再改变。实行上述各种办法，对租用的租金、公有折价的价格、还期和利息，以及耕畜病亡的治疗和赔偿，必须作合理的明确的规定，并且要守信用。为了把推行耕畜私有公用的工作做好，省委要求各县先选择三、五个社，进行重点试验，取得经验以后逐步推广，不可采取不顾条件又不和社员商量的一般化的简单做法。根据最近一些地方试行把耕畜公有公用改为私有公用的经验看来，关键在于帮助基层工作人员正确认识在耕畜问题上贯彻互利原则对于巩固农业合作社和保护、增殖耕畜的重要意义。同时，要用具体算账的办法，纠正某些基层工作人员、社内骨干分子和贫农社员认为由公有公用改为私有公用“对贫农不利”，是“助长中农资本主义趋势”等错误看法，要使他们认识到不可因眼前的小利而忘掉团结中农办好农业合作社、增殖耕畜、发展生产的大利。有些人担心实行私有公用办法以后耕畜主会卖掉耕畜，有些人顾虑社内公用和社员自用有矛盾。这些确实是应当注意的问题。只要对使用耕畜的报酬规定的合理，使有耕畜的社员有利可图，对使用办法经过协商作出必要的规定，并且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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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节约人力
温建新 汪圻
在建筑工程总造价中，人工成本一般要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仅次于材料和运输费。但是，许多建筑工程单位不重视这方面的节约，在劳动力的使用上不断发生令人难以容忍的浪费。一九五四年原华北直属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在半年多的时期中无工可做，年底统计了一下，窝工共达二十二万五千四百十七个工作日，加上以技工代壮工用了十五万六千三百七十三个工作日，仅工资一项就损失了五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多元。这样大的公司一年的盈余还不够抵补这笔窝工的费用。
其实这仅是一个单位的浪费，如果把所有单位在这几年的窝工浪费计算一下，是更惊人的。北京市劳动局曾根据北京市十三个建筑单位在一九五三年自报的窝工数字作了一个统计（实际窝工数字大大超过此数），共窝了一百三十六万四千多工。同年，北京市一年实际施工日期约二百日，这就等于六千八百多个工人一年无事可做。如果这些人投入生产，按当年北京市建筑工人日产值平均十五元计算，就会给国家创造二千零四十六万元的财富。另外，国家还要支出大量工资，以每工平均二元计算，又浪费了二百七十二万八千多元。如果用这笔钱盖成职工标准宿舍（每平方公尺造价最多八十元），可盖二十九万平方公尺，按每户平均二十平方公尺计算，可建筑一万四千五百户的住房，每户以四口人计算，可供五万八千人居住。如果用这笔款盖厂房并投入生产，能创造的价值就很难计算了。
一九五四年窝工现象依然存在。原华东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等三个单位在施工旺季的六月份内，就窝了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二个工。连调配工作最早、基础较好的东北区，在一九五四年第二季度也窝了四万一千多工。
一九五五年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好转，以建筑工程部华北太原工程局所属的几个公司为例，虽然早已呈现窝工的趋势，同时也早接到华北工程管理总局关于“立即加强劳动力的组织调配平衡工作，大力改变可能发生窝工的趋势”的紧急电报，但并未采取紧急措施。这个局所属的第一、二公司，在三月十三日前已窝着约二千名工人，当时木、铁加工厂正需要工人，但他们不借给。第二公司任务还未完全确定，已经窝着大批工人，还向劳动局要五百名壮工。
由于窝工浪费严重，有些建筑单位虽然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年终一算账却亏累不堪。
建筑单位所以会发生这种严重浪费劳动力的现象，主要原因是编制需工计划时，一般都采取
“留长发”的办法。就是把计划订得大些；完成任务习惯于使用过多的劳动力。某些建筑单位虽然窝着大批工人，但还认为：“窝点没啥，任务来了省得着急。”当需工单位向窝工单位借工时，窝工单位也不愿借，甚至说：“不借工是精打细算的具体表现，借了我们的工人，替别人完成任务，我们还要贴钱”（需工单位一般都是借低级工或壮工，窝工单位如窝着技工时，其工资差额由窝工单位自己负担）。这种“宁窝勿缺，窝也不借”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本位主义思想，是非常错误的。
这种错误思想不仅浪费了国家资财，糟塌了宝贵的劳动力，也促使整个建筑队伍盲目地发展扩大。尤其是普通工人中的瓦、木工种发展更快，超过了国家建设需要的速度。根据建筑工程部华北工程管理总局的统计，以一九五四年完成的任务和所有的工种计算，瓦工超出实际需要百分之五十以上，但在水暖、电气、卫生工种中实有人数仅占需要数的百分之四十八。
窝工还影响工人的收入，尤其是瓦、木工由于超过需要经常窝工或背工（技工当壮工），直接影响收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一个瓦工如果每年窝工一个月，虽然可领到原标准工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津贴，但全年合计要少收入百分之二点五至三点四。
窝工问题是否可以解决呢？根据各地的经验证明，由于建筑业任务变动大，设计赶不上施工，工种分布不合理，完全避免窝工是有一定困难的，但如果克服本位主义思想，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可以少窝工或不窝工的。如原华北直属第四工程公司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份以前基本未开工，但积极向各开工单位联系，借出工人共达四千二百八十七人，折合十一万七千四百一十四个工作日，虽然贴补了些工资差额，但还给国家节约了二十四万多元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支持了国家基本建设，按一九五四年这个公司一般混合结构每立方公尺需工五个左右计算，借出的这批工人共给国家多盖了二万四千立方公尺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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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浮于“活”
英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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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梁山县樊庄村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前后
李树真
山东省梁山县孔坊乡自从四月中旬整顿了统销工作以后，粮食供应的情况逐步稳定。粮食日销数量已从整顿前的二万二千斤降低到五千斤，而且一直稳定在国家供应计划指标的范围以内。
五月中旬，我曾访问了这个乡的樊庄村。我发现这里粮食统销工作的改善，不仅为国家节省下了可以节省的粮食，而且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变化。
樊庄村有一百零四户居民，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前的一个时期，曾经有八十九户居民自报缺粮，要求国家供应。不少农民为了找村长要购粮证和排队买粮而耽误了生产。一个农业合作社的社长王保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越是余粮户，喊叫缺粮越凶。”有一个叫樊太会的农民，本来是余粮户，却指使他的老婆和儿子向村长要购粮证。可是，谁都知道他不缺粮，村长也就没有发给他购粮证。他儿子回家很爽直地说：“俺本不缺粮，人家就给俺了吗？”但樊太会说：“还得要！你不要，人家会说我有余粮的。”余粮户樊平本、侯兆祥等也都要求国家供应。
怎么才能满足农民购粮的要求呢？家住在樊庄的孔坊乡乡长樊平环，原来认为增加了供应量，情况就能够缓和；但在乡、村工作人员的要求下供应量一度增加之后，要求供应的人反而多起来了。后来，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中查明，原来要求供应的八十九户中，有三十八户是余粮户和粮食自给户。事实证明，只要按照国家的政策进行供应，做到一切必须供应的都保证供应，一切可以少供应或不供应的部分都力求缩减做到合理，农民就会消除对粮食统销政策的误解。樊庄村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结果是：从四月到麦收前，真正需要供应的只有五十一户，供应计划也由三万二千六百四十斤降低到一千七百一十四斤。这样，缺粮户的粮食需要得到了保证；余粮户和自给户也认为合理了。
这一变化，是经过发动群众、认真贯彻统销政策的艰苦努力而得来的。在开始整顿统销工作的时候，乡的党组织和工作人员首先广泛、深入地宣传了国家的粮食政策和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的道理，打破了某些农民的顾虑，提高了农民的觉悟。在全村的群众大会上，许多人自动按实际情况报实了要求供应的数字。原来要求国家供应粮食的余粮户侯兆祥在大会上说：“以前我看人家都要粮，我也就要。即便现在吃不着，留着以后用也好。现在一想，自从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不光没让俺饿着，就是缺粮户也不吃贵粮了。俺不该钻空子夺人家缺粮户的饭碗，打乱国家供应粮食的计划。”他当场就退还了多买的二百五十斤粮食。余粮户张得银，听了讲解政策以后，不仅退回了购粮证，还卖出了一百二十七斤余粮。很多得到供应的真正缺粮的农民认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很合理。缺粮农民樊怀中说：“谁缺谁买，啥时候要啥时候买，也没有人混在一块嚷着说粮食不够了，这多合理！”
樊庄村的粮食统销工作就是这样开始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在总结整顿统销工作和布置生产的大会开过的第二天，全村就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两个互助组发动了四十五人，去挖几十年来没有人挖的可以用做肥料的湾泥，今年全村平均每亩地能够比往年多上两车肥。全村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两个互助组，都积极展开了打井浇地、补苗等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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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长期被禁闭的机器
黎稚萍
汉口煤矿基本建设局（原焦作矿务局基本建设公司）今年一月在焦作矿区安装了一部压砖机，但直到今天这部新机器还躺在新建的厂房里面没有运转过。工人们说：压砖机坐监牢了。
这部机器远在一九五三年初就由焦作矿务局买来了。从表面来看，添置这部压砖机对于焦作煤矿和附近地区的煤矿工业建设是有好处的，而且可以使焦作矿务局所属砖瓦厂的生产走向机械化。但是，按照去年的工程任务计算，这个局一年所需要的用砖数量仅及这部压砖机设备能力的六分之一。今年需要的砖仅及压砖机设备能力的十二分之一。这就是说，这部压砖机投入生产后，大部分能力将不能发挥。
这座工厂的厂址选择在邻近焦作矿务局医院的地方，制砖的土可供八、九年使用。但是这个地点已为当地政府规划为建筑区域，压砖机投入生产后，或者是改变城市规划，或者是迁移厂址，再不然就是到远地去取土。而土是制砖的最主要原料，如果到较远的地方去取土，产品成本必然要增高。
这座工厂的厂房是按临时性建筑修建的，寿命只有两、三年，但压砖机的底座却是按永久性建筑，用混凝土做的。本来只要用枕木做底座就行了，因为砖瓦厂所在地区的土不是常年累月取不完的，土取完后，工厂就要搬家，而混凝土结构的机器底座是搬不动的。
这部压砖机买来两年了，在买的时候检查不仔细，安装的时候才发现缺少部分零件。再加上设备能力不能发挥，成本高，因而装好后长期不能运转，积压了国家资金八万一千九百多元。如果要使它投入生产，还得增加一套电溜子，轻便铁道，防雨设备等来配合。除此以外，按每天开动八小时计算，还得新建二十个砖窟，配备八十名工人。也就是说，国家还要拿出三万至五万元的资金，才能使这部机器转动起来。因为国家没有必要为一个不能发挥设备能力的机器花费更多的钱，这部压砖机只好长期坐监牢了。
奇怪的是，汉口煤矿基本建设局计划处的负责人员竟醉心于这种盲目的建设。在编制今年计划的时候，他又兴致勃勃地提出：“再买一部压瓦机吧！”幸而这个计划被人们制止了；不然，蹲在监牢里的压砖机又可增加一个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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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科学工作的远大前途
——记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
本报记者 柏生 金凤
一、科学家的大团结
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的大厅中，聚集着几百位来自全国各地、各科学研究机关、各产业部门、各工厂、各学校的科学家。这里有来自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赵忠尧，来自植物研究所的老植物学家钱崇澍，来自冶金陶瓷研究所的冶金学家周仁，来自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抗生素研究专家汪猷，数学家陈建功和苏步青来自大学的讲坛，优良的小麦品种碧蚂一号的培育者赵洪璋来自肥美的关中平原，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和外科专家黄家驷来自医院，工程师邵象华来自新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历史、语言学家鲍尔汉是从新疆来的，力学家周培源刚从莫斯科参加了莫斯科大学二百周年校庆纪念会赶回来。历史学家陈伯达、范文澜，哲学家杨献珍、胡绳，文学家茅盾和周扬也来到会场。……优秀的科学家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这在中国的科学界是空前的。
在老一辈的科学家之间，也坐着年轻一代的科学工作者。他们是被邀请列席这个会议的。二十七岁的张存浩是一九五○年到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工作的。几年来，在老一代的科学家的指导和帮助之下，他已经能够独立从事一个科学问题的研究。在这次大会上宣读的许多篇学术论文，都是老一辈的科学家和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成果。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艰辛的道路上，年老的同年轻的科学家们在互相扶持着前进。
科学界的这种全国规模的团结和合作，在解放以前是不能设想的。长须飘拂的历史学家陈垣老先生在大会上充满感慨地叙述：
“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今年七十多岁了。以往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都是在旧社会，所作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困苦艰难的情况下过来的。
“那时候，读书研究，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方向，只凭自己的兴趣，作埋头的钻研。解放前大多数科学研究工作者都是‘单干户’，各人搞各人的，谈不到什么集体。彼此之间很少有联系，更难得有合作。结果常常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为学术而学术’，‘脱离实际’。对国家和人民不可能有多少贡献。而且反动统治者根本不重视科学。就是我们有一些创造和发明，也得不到应用和推广。
“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陈垣老先生慨叹着。
“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声音提高起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政府，我们可以按照人民的迫切需要、国家当前的任务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了。我们科学家受到党和政府、受到毛主席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我们在政治上有了地位，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有了保障，得到人民充分的支持和重视。”
是的，新中国的人民懂得充分珍视每一种科学成果，也懂得珍视科学家们今天的大团结。陈毅副总理在大会开幕时要求科学界组织起来，更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他认为这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有重大意义。这代表了我国人民对科学家的共同要求和估价。科学家们可以源源不绝地从人民那儿汲取力量，并且取得各方面的支援。
支援的手还来自辽远的莫斯科和华沙。最近来中国访问的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团长、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院士在大会上向中国科学家们说：
“请中国科学家们——我们的朋友相信，苏联科学家随时准备向中国科学家们贡献出自己的经验。我们愿意永远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享受科学工作的成果。”
访问中国的波兰科学院副院长维日比茨基院士热情地祝贺大会的成就。他说：“我们是由共同的理想——为人民创造美好的未来、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团结在一起的”。
是的，在九万万人口的辽阔的土地上，科学家们打破了国家的界限，为实现共同的伟大理想——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亲密地结成一体。
二、科学界的一件大事
当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隆重地宣布了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成立的时候，整个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四个学部的成立，是中国科学院加强学术领导的一项具体措施，是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同时也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更好地准备了条件。
多少年来，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由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制和摧残，没有得到发展。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对科学事业给予极大的关怀和支持。许多新的科学研究机构建立起来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旧的科学研究机构获得了充实和调整。一九五○年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还只有十七个，现在增加到四十一个了。政府各部门所属的研究单位，也已经有了约六十多个。这些研究单位在解放后几年中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也有了不少的收获。全国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三万八千多人，他们也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支大军。
现在，“二百三十三位学部委员，中国优秀的科学家，要更有组织地参加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工作了。”郭沫若兴奋地在学部成立大会上这样说。
这些新中国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在学术研究上或科学组织工作上都曾作出不少的贡献，他们有的是中国科学院和其他重要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员和有特殊成就的高级研究人员，有的是高等学校的著名教授，有的是生产部门的主要工程师和高级技术干部。今天他们都团结在中国科学院各学部里来了。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纲要和改进中国科学院工作以推动全国科学事业的问题。会议认为大体说来，今后中国科学院主要的应该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的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主要的应当解决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问题，高等学校的研究部门可根据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的科学理论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根据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力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准备以下列研究项目作为科学院的重点工作：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配合新钢铁基地的建设的研究；石油的研究；地震的研究；配合流域规划和开发的调查研究；华南热带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研究；抗生素的研究；我国过渡时期国家建设中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我国近代、现代史和近代、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这些重点工作大部分已经在进行当中。
科学家们对培养新生力量、建立学位制度、院士制度和学术奖励制度，以及加强国际间的科学合作，开展学术研究工作的讨论和批判等问题，都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并且提出不少珍贵的意见。
会议上，科学家们宣读了三十九篇科学研究论文。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到几年来科学家们在各门科学领域中所作的努力和贡献。科学家们对于这些学术论文，进行了自由讨论，这进一步树立了学术研究的新风气。
中国科学院的学部成立了。从此，二百三十多位具有丰富的专门知识的中国优秀的科学家，站到中国科学事业领导工作的岗位上来了。这就使得中国科学院有可能对全国科学工作更有组织、更有计划地加强学术领导。正如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亲切地向着二百三十三位学部委员指示的，他们将联系着成千上万的研究室、工厂、学校、农村中的科学工作者，推动整个的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将在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来回答六万万人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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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任命一批国家机关、驻外使馆和高等学校的工作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五月三十一日发布命令，任命了一批国家机关、驻外使馆和高等学校的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刘杰为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
张执一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
刘景范为地质部副部长，刘伟为地质部部长助理；
马辉之为交通部副部长；
刘芝明为文化部副部长；
薛春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商务参赞；
叶景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商务参赞；
杜毓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大使馆商务参赞；
张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大使馆商务参赞；
毕可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大使馆商务参赞；
杨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商务参赞；
张云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商务参赞；
高尚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商务参赞；
谢寿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处商务参赞；
朴奎灿为延边大学副校长；
王曼硕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李子康为山西农学院院长；
郑文卿为华东政法学院院长，赵野民为副院长；
吴绍骙为河南农学院副院长；
陈永龄、罗雄才为华南工学院副院长；
李沛文为华南农学院副院长；
孙仲逸为广西农学院院长，杨德华、陈清源为副院长。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