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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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好农业合作社的夏收分配工作
吕建中
今年夏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工作非常复杂。这不仅因为各地的社比过去数量多了、分布面更广了;而且因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新建的社和扩大的社,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遗留问题和混乱现象。有些社的劳力土地分红比例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妥当,有些社对社员入社前种麦耗费的劳力畜力和投资没有妥善处理,有些社的劳力支配和评工计分不合理,有些社账目混乱、生产搞得不好。这些都使得农业合作社的收益分配问题复杂起来。
夏收季节日益迫近,农业合作社社员们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分配问题上来了。从河南省许多地区反映的情况来看,农业合作社社员们对自己究竟能分到多少粮食还是心中无数,很多人都耽心自己吃亏;他们普遍存着“干不干,麦后看”的想法。许昌专区有不少社管理工作很混乱,夏收分配还没有着落,已经影响到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有些新办的社,由于土地评产偏低,对青苗长得好的也不加以照顾,部分中农社员想在麦熟以后单独动手收割。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已经引起一些中农和贫农、一般社员和社内骨干分子之间的不和;坏分子乘机造谣破坏,制造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工作人员对这种情况并没有重视起来。有些工作人员对今年夏季分配工作的艰巨复杂性估计不足,竟然认为:有社章,有会计,到时候一算就行了。有些工作人员虽然感觉问题很多,但因缺乏经验,苦于没有办法。有些工作人员怕麻烦,企图挨到时候,稀里糊涂一分了事。
中共许昌地委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在五月中旬召开了夏季分配工作干部会议,指出农业合作社的夏季分配工作不仅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组织工作和技术工作,而且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要求各地切实坚持自愿互利原则,把做好夏季收获物的分配工作作为当前整顿巩固农业合作社的中心环节。他们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吸收大家的意见,制定了农业合作社夏季分配工作方案。方案中对于在哪种情况下采用“谁种谁收”的办法较好,在哪种情况下采用“青苗入社、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办法较好,采用不同的办法都应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遗留问题、克服混乱现象,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许昌地委还要求各个社制定本社的更具体的分配预借方案,做好麦收的准备工作,以保证随打随分,使社员对自己的收入心中有底,提高生产情绪。在会议上,还讨论了在夏季分配预借工作中要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和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保卫工作,批判了某些人的麻痹、消极和怕艰苦怕麻烦的思想。许昌地委这样做是很必要和及时的,其他地区应该加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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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扫除深入基层的思想障碍
燕凌
为了加强对农村工作的具体领导,为了提高自己和基层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领导农村工作的同志应该深入农村、深入基层。不少同志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调查和研究了基本情况,创造和推广了典型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面的工作,具体地帮助了基层工作人员,同时也使自己开始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工作的内行。可是,对另外一些同志说来,在到农村去、到基层去的道路上,仍有不少思想障碍。有些同志仍然没有了解到这样做的必要;有些同志虽然认识了必须这样做,但是仍然有顾虑;有些同志虽然已经下乡了,但是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唯一正确的领导方法。可是,有些同志只是满足于一般的号召,忽略了个别的具体的指导。有些同志从群众中总结了一两项典型经验,根据这些经验向更广大的群众作了一般号召,就认为事情已经完结了;至于执行的情形怎么样,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他们就不再过问了。广西容县县委书记李一民在一篇文章里说,在他们那里,有些领导工作人员的作风所以不深入,就是因为他们满足于开三级干部会议和办社干部训练班的成绩,以为会议开过,训练完了,问题就都解决了。结果,村里社里仍然不断出问题,大部分社的情况仍然很混乱。甘肃陇西县委副书记赵建基在他写给“甘肃日报”的信中说,他们去年就印发了老社的经验教训,还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请老社的工作人员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县委还指定专人在会议上作了一番论述;可是,因为缺少深入的具体的领导,新社在今年春耕生产中的混乱现象仍然是很严重的。开会,办训练班,印发文件,这些都是必要的。可是,这些都只能解决一般的问题,而不可能把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只能解决已经发生的和可以明显地看到的问题,而不可能把事物发展变化中不断发生的新问题都解决了。只靠会议上的一般号召而不深入到实际工作过程中去加强具体领导,是不可能很好地指导实际工作的。
要深入,要使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重点。可是,有些同志对于设立重点和集中一定力量做好重点的工作还有顾虑。一九五四年秋天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黑龙江绥化县委的一些同志曾认为“先从重点作起,然后分批铺开”是“小手工业方式”,认为不适合“大发展”的需要,害怕顾了重点就放松了全面,还怕有了重点,县区工作人员就会犯包办代替的毛病。因此,他们主张“深入全面”。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浙江镇海县委曾指令各区区委副书记不要负责一个点或者一个乡的工作,以免“陷在一个乡里拔不出来,丢掉全区”。丢掉全面和包办代替,当然都是应当避免的。可是,如果把这个作为不要重点的理由,那就错了。无重点地“深入全面”,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包办代替和做好重点工作是两回事,做好重点工作而避免包办代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不从重点加强个别指导、取得具体经验,只是泛泛地
“领导全面”,要把各个社都办好,也是不可能的。
有些地方虽然已经确定了一些重点,但并没有认真地做好重点的工作。河南新安县设立了九个
“重点乡”。县委组织部部长七个月竟没有到他领导的重点乡去过一次。县长赵振明只是为了检查别的工作,才顺便到他负责的重点乡去过一趟。就这样,大部分“重点”成了“空点”。有些县虽然确定了一些重点,但是县委领导同志却很少去直接领导,只是派自己的助手和一般工作人员去,领导同志只是偶尔去一次,或者听听汇报。河南商水县委确定了两个乡作为县委的重点,可是连一个县委委员也不常到两个重点乡去。也有些同志把设重点看作是
“插大旗”;他们认为,只要大旗在那里插着不倒,就自然而然地会起重点的作用。因此,只要重点社不发生严重的问题,也就不对它进行具体领导。这样,虽然有了重点,却仍然没有深入。
再说,有些同志虽然下乡去了,但是却把自己的工作限于会议活动,只是在会上空谈一般的道理、发出一般的号召。这也不能算是深入。湖北应城县委三月间派到宗庙乡去的工作人员,进乡八天就召开了九个会,在其中一次会上就“布置”了十五项工作任务。至于群众有些什么要求,工作中间有些什么问题,他们却不了解。结果,误了春耕生产,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也没有做好,更说不上从这里取得工作经验了。在河南鲁山县余庄乡,也住着一些县区工作人员。他们虽然每天和群众在一起,对这个乡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具体情况却了解得很少,说起啥事都是一知半解。他们的工作是:听社的工作人员说一句,就向领导方面“反映”一声;领导方面布置一件工作,就向社的工作人员照转一件。这些同志表面上似乎“深入重点”了,但实际上和不下乡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些同志在下乡以后也确实很辛苦,一天东奔西跑,找社的工作人员和社员谈话,参加各种会议,有时也到生产队、生产小组里去,甚至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但是,却发现不了什么问题,对村里社里的工作没有什么帮助,也看不到在群众中间有什么值得吸取的经验。发生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是根本没有弄清楚深入基层的目的,是盲目地“为深入而深入”;可能是对农村各项工作、特别是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的基本政策、基本知识还了解得太少;也可能是只是形式上表面上同群众在一起,思想感情并没有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因之也还没有取得群众的信任。
有一种畏难情绪,也是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的一个大障碍。有些同志一下乡,碰到无数的新问题、新事情,千头万绪,真像“汪洋大海”,不知该从那里跳下水去。因此,就老是站在岸上,“望洋兴叹”。有些同志还害怕“丢人”,不敢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去。浙江丽水县碧湖区区长不敢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怕被社员“考住”。山西太谷县有一个同志到东庄去工作,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见到了他,说:“社里问题很多,帮我们解决一下吧!”他听了这话以后,找了一个机会就悄悄地背上行李走了。这实质上是个缺乏群众观点的问题。他们似乎认为:领导群众,就是站得高高地指手划脚地指挥一切;而不了解:要做群众的先生,先要做群众的学生。
自满情绪和急躁情绪更严重地妨碍深入。有的同志办过一两个社,就自认为“有了一套”,没有再深入的必要了;有的同志刚下去几天,就觉得
“体会不出什么新东西,还是那些老问题”,认为再停留下去是白费工夫。事物是不断在变化的,新事物是不断在产生的,“老问题”当中也会生长出新东西来,“老一套”并不是永远有用的。深入并不是一种“深山取宝”的工具,好像取到了“宝”之后就可以把它丢掉。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只要一中断,正确地认识事物和改造事物的能力就会立即失去。
成为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的思想障碍的还有这样一种:我是负责掌握政策的,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领导就可以了,用不着对具体情况了解得那么仔细;不然,岂不要使自己“陷入事务主义”?这样把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具体工作割裂开来,实际的结果只能是既埋葬了具体工作,也谈不上真正有效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政策是把群众的意见总结起来制定出来的。要正确地掌握政策、执行政策,就必须了解各个地区各个时期不同的具体情况。如果不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不深入了解群众和基层工作人员的不断变化着的思想,不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所谓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岂不就成了空话?
把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一切思想障碍都扫除掉吧!在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各项工作日益走上正轨,粮食工作进一步制度化了,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一定基础。这就是说,已经有更好的条件来加强对农村工作的具体领导了。再停留在一般化领导的状态,群众就不能原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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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

克服材料和工具的浪费
仲曲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去年曾超额百分之八完成了施工计划。但是材料、工具的积压、浪费现象也非常严重。根据上级的要求,今年这个公司的建筑成本要比去年国家颁布的预算定额降低百分之十。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最近公司结合反浪费运动,着重检查了材料、工具的浪费情况。
检查组和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说明,公司材料工具的浪费是严重而普遍的。由于乱拉乱用,管理混乱,去年一期工程完工时,铁锨少了五百多把,在十月份以前,机械用具、工具丢失了一百四十多件。二工地曾使用别的工地的预制楼板支混凝土平台模板,三工地曾截断整块的脚手板支化粪池模板。二期工程施工时,室内抹灰掉下的灰浆普遍有五、六公分厚,干后都当废土扔掉了。有不少瓦工砌砖时为了快,把挑到架子上的半头砖推下去,需用半头砖时又把整块的砖打碎。工人做完了活以后,剩余材料随便丢弃在场地上。一次,加工厂在做混凝土预制构件时,丢下七袋水泥,发现时,已变成石头似的硬块了。木工们经常把优材、整材、长料截断使用。去年光锯断的板子头、方楞、板皮等,就当劈材卖掉了一百二十八万四千多斤,职工说:
“我们简直成了劈材公司了。”
在工程完工以后,材料、工具回收和清产核资工作做得也是非常粗糙马虎的。去年第二期工程交工前,没有把现场零散材料清点码垛和退库,以致水暖工外线队在埋沟时和推土机平整现场时,把大量材料埋在地下。这次检查时,挖出纯沙三十三立方公尺,卵石五十立方公尺,脚手板六十多块,平板铁车一辆,钢筋、铁丝等三千余公斤,还有很多空心砖、蓝机砖、脊瓦、水暖铁活、管子、铁筋等。这些被丢弃、埋掉的材料工具共值一万三千余元。这还仅是发现的一部分。未被发现挖掘的材料工具估计还有很多。
材料工具的积压也是严重的。去年水电科购进试水胶堵一千二百五十二个,只用了五十个,积压的试水胶堵价值一万五千八百多元。去年雨季施工时,二工地提出要购买油布六千多尺,但实际上只领了九百余尺,其余都积压在仓库里。第三期工程开工时,需要防水粉两万公斤,工地自己买了,又通知公司采购,结果因买重了,积压资金八千九百六十七元。
造成材料工具的积压、浪费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各工地为了赶进度、抢工,盲目储备材料,盲目追加材料数额,常常买回来以后又不要了。本来材料工具是由公司集中管理的,但各工地为了自己方便,差不多都各自建立一个小仓库。
其次是多数工地缺乏经济核算思想,各种材料工具的管理制度不能贯彻,限额领料变成了形式,生产小组材料不够时,可以随时提领,余料也不退库。工程技术人员用材料时也缺乏核算,对材料的副产品(如豆碴石等),以及可以利用的废料,都不积极设法利用。
各工地对工人进行节约材料的教育也做得不够,有些工人为了赶进度,超额多拿钱,不按照材料管理制度领料,愿意多领一些或随手拈来就用,而工长也不过问,甚至认为小组生产还不错,糟蹋些材料没啥!
材料工具的浪费对施工的影响是很大的。去年雨季,第二工期南、北配楼主体工程正在紧张施工时,突然卵石供应不上了,眼看要停工待料,工地、公司的有关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为了不延误工期,经理亲自出马到器材公司等处交涉材料,但因雨季运转困难,远水不解近渴。正在这时,想不到工地却在大院内挖出了一百余立方公尺石子。
为了吸取过去的教训,扭转材料工具管理的混乱现象,克服和杜绝积压、浪费,节约资财,切实完成今年降低建筑成本指标,公司在这次反浪费运动中,决定要加强材料工具管理,把过去积压的材料、工具也作了处理。
具体做法是:积压的材料和工具,因为设计变更所造成的,由委托单位和公司共同解决;因为材料计划不周造成的,由公司负责向其他兄弟公司调拨,或通过建设银行向其他单位调拨。现在已将积压的蓝机砖向外调拨了二十七万块,白铁管等向外调拨处理了价值约五万余元,其他积压的材料工具也正在继续设法处理。
在加强材料工具管理方面,首先改编了材料工具的管理组织,对材料、工具管理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公司的料、具供应科增设了财务组,专门负责材料、工具的资金管理并开始实行材料、工具成本核算。目前正准备推行工程验收制度,以进一步控制工程用料。为了推动降低材料损耗率,妥善处理旧料、残料,在施工组织技术措施计划中确定在不影响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充分使用旧木料。与此同时,又全面推行了限额领料制度。各工地对沙、石等大堆露天存放的材料都实行了限额领料,沙、石等使用完时都做了清底工作。对木料采取了集中管理的办法,以便调剂使用,按照工程的具体需要配料。
为了贯彻以上措施,各工地分别召开了反浪费运动动员大会。各生产小组针对以往材料工具的浪费情况,展开了热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小组纷纷向领导方面提出节约材料的保证书,保证做完活以后,操作场地绝不拉掉材料。在不影响工程质量的条件下,采取一块新料一块旧料的办法拼凑使用,共利用了旧木料九百八十四立方公尺。在砌砖方面也有很大节省,第七、第八工地承建的职工宿舍楼,按设计预计定额,每一层楼需用砖六万四千四百块,实际只用了五万九千六百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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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竞赛中一同前进
清平
四月十五日黄昏,在昆明冶炼厂铜电解车间的办公室里,挤着几十个工人。他们是乙、丙两班,是劳动竞赛的对手,也是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亲近的同志和朋友。现在,他们坐在一起交流自己在劳动竞赛中的经验。
过去,丙班是比较落后的一个班,多次都没有全面完成国家指标。四月上旬,这个班的工人团结在共产党员们的周围,努力改进工作,终于成了全车间竞赛的优胜者。怎么让自己的经验最迅速地交流给乙班呢?这是丙班工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丙班值班主任张国民最清楚他们全班进步的原因。会前,他整理好了自己班上的经验,现在,他就第一个把全班的生产经验介绍出来。他说:“我们在四月上旬完成生产任务比较好,主要是依靠党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全班每个同志的责任感提高了。比如:过去规定要严格检验始极片,不允许有不合规定的。但是,负责检验始极片的同志不懂得用不合格的始极片生产究竟有什么坏处,总是马马虎虎地检验。因此三月份以前,电解铜外形质量差。后来,我们组织大家参观、实验,具体的事实使大家懂得要严格检验的道理。根据我们实验的经验进行生产,产品外形质量不及格的情况就减少得多了。”他谈到这里,又接连举出了很多事例证明控制技术条件的重要。接着,丙班洗槽工人也介绍了自己的经验。
这些经验立即吸引了乙班工人的注意。乙班值班主任赵家顺说:“劳动竞赛是通过先进带动落后来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我过去不虚心,只想自己搞出一套经验让人家学习,不愿学习别班创造的经验。这次交流经验教育了我,今后我们应该树立整体观念,互相学习。”
乙班工人们在这次会后,有些工人还不相信照着做会有好处。但是,值班主任和班里的积极分子懂得了学习丙班经验的重要。他们为了使每个工人都相信先进经验的好处,就组织全班工人实际参观,分析原因。值班主任在大家参观后说:“我们班的电解铜长疱疱,是因为放始极片到电解槽里的同志不小心,把始极片搞撬了,那个地方撬起,那里就会长疱疱。人家丙班要求严格,打平始极片的工人和放始极片的工人都保证不把片子搞撬,互相监督,所以他们班很少有长疱疱的电解铜。”乙班工人也觉得这种分析很合理,于是开始照着做。一点也不假,经过一个周期,把电解铜取出来看,证明丙班的经验是有效的。由于他们学习丙班的经验,电解铜的外形质量提高了,不合格品由上旬的九十七块减到中旬的七十五块。
自从丙班的经验到了乙班以后,控制电解液温度的工人们也有办法使电解液温度保持正常了。在没有交流经验以前,乙班量电压的工人发现电压太高,不合技术条件卡片的规定,但是没有办法使电压降低。现在,他们学习了丙班的办法,使电压保持了正常平稳。因此,乙班的生产在逐步好转着。
经验交流丰富了全车间劳动竞赛的内容,推动了生产向前发展。很多工人都体会到:先进带动落后是劳动竞赛中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 (原载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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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字整理和汉字简化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委员 叶恭绰
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公布后,全国各地各方人士热烈讨论,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现已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陆续整理。讨论的结果显示全国绝大多数人士对汉字简化的总方针是表示同意的(尤其是担任教课、编撰、记录、抄校、印刷和工农兵方面文化工作的,几乎是一致欢迎),但对个别的字如何简化则有些意见,并提出不少宝贵的建议。这无疑对草案的修正工作有很好的帮助。
的确,我们对于有关汉字整理的各方面都应该考虑清楚,才能把简化工作做好。当然简化还是整理的初步工作。
今天汉字需要整理的理由,报刊上已经说得很多,那些理由现在不必重复。现在想说的,第一点是,顺应汉字本身的发展趋势,必须进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汉字的本身,经无数次的演化,虽然为了区别字义,也有繁化的趋势,但主要的一面可说是循着简化的方向前进的。这种简化是由于社会发展和民众要求所促成的必然趋势。不过历代统治阶级不知道顺应这种趋势来整理文字,只知道规定某种场合必须用某种字体(如楷书),而且在一定的场合有一定的笔画(如奏疏考试等所用的字体),称为正体,不然便称为别体、破体、俗体,差一点点,便算违法。其实当时不论何种阶级的人,对这样的功令都是深以为苦的。我们看见不少有名的人的手写字,其中就有不少别体、破体、俗体,或竟臆造一种写法。至于民间新造的写法,更不知凡几,都是向简化这一条路走的。可知简化这一趋向是不可抑制的。我们试看几千年前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篆书,大体上都已经无形中受这种趋向的支配。许慎说李斯等作小篆,“皆取史籕大篆,或颇省改”,省改就显然是简化。再拿隶书章草和小篆比较,更可看出结构或笔画的简化迹象,推之草书和行楷的演变,也是如此。之后,五代和北宋,开始用楷体刻印书籍,但书籍中同时即产生了简体字,由宋、元、明、清,即便辽金,也无不如此。尽管统治者不承认简化字的合法地位,而民间依然使用。而且因社会发展的需要,简化字日益加增,因此统治者和民众,知识分子和文化水准低的人们,几乎各干各的。到了今天,因为社会的发展更加快速,文化教育的工具更求便利,而原有的文字不完全适用,于是有不少临时创造的新字一拥而出(当然有造得很好的),这并不是偶然的。所以怎样了解这种需要,而给人民一种较好的文字工具,实在是国家的一项责任。虽然这种新工具不是容易做得出来的,但是必须做的。而没有做出这种新工具以前,不能不有一种暂时应急的办法,这就是整理汉字,尤其是先简化一部分汉字。
其次,汉字简化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除汉字难认难写的困难。汉字笔画一般是繁复的,大多数字在十二笔以上,多的到二、三十笔。但不论多少笔,都得挤在一个同样大小的方格里面,像“鑿籲鬱釁”一类的字,孩子们连辨认它们的结构和笔画都不容易,要把它们写在一个小方格内,怎么可能呢?为下一辈着想,简化是必要的。有位教师说,小学课本第一课“开学了”,原来只有一个“了”字好认好写,现在简化了,“开学”两字也好认好写了,这是孩子们的幸福。
繁体字对于一般人写字也是不方便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各部门都不能不使用文字,写繁体字,要浪费多少时间,一简化就能把这种浪费免除,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有了繁体字还要叫人学简化字,是不是两重负担呢?原来的现象的确是两重负担,因为读书的时候要学繁体字,到社会上和人家交际,又不能不学社会上流行的简体字。这就因为以前不承认简体字的合法地位的原故,因为群众写字的习惯总是避难趋易的。我们现在要从印刷上根本简化,废繁存简,这就使印刷上手写上容易统一,可以解除两重负担的麻烦了。
再则汉字简化还有厘定汉字字形、笔画和精简字数的一面。在过去一般人所谓正体的汉字中间,字形的结构和笔画的安排还是混乱的。比方“毘”又作“毗”、“驗”又作“騐”之类,究竟是一是二,很难区别。教员也得给学生教几种写法。还有印刷上老宋体和楷体字不一样;楷体字和手写楷体又不同,比方印刷体“遠”“近”,比楷体“遠”“近”偏旁多出一点,这种差别往往使得初学文化的人无所适从,不知道应照哪一种来写,有时候还以为是两个不同的字。异体字的存在造成使用上的混乱,往往一篇稿子,前后写的不一致,使得校对工作者为了统一字体平添多少麻烦。
因此简化汉字不但是要简化它的字形,而且要简化字数,特别要删除那些同音同义骈枝异体的字,只选定一个来通用。
就精简字数说,又不只是淘汰异体字,将来整理全部通用字的时候,还要明白宣布在日常生活中停止使用已死的古字,减少不必要的分化字,扩大一部分字的通借。就是第一批简化字中,也已经采用了同音代替的办法。这种办法,一方面简化字形,另方面就是精简字数。不过“草案”中个别同音代替的字还须考虑删改罢了。
精简字数的好处很多,主要是可以减轻儿童和文盲识字的负担,使他们较快地获得阅读的能力。其次,对于排字、打字、编电码等,有了确定的字汇,无论在器材的节约上,在技术的掌握上,都可以增加许多的方便。编通用字典,也免得浪费篇幅。
为了消除汉字繁杂混乱的现象,为了减轻学习汉字和使用汉字的麻烦,为了顺应汉字发展的趋势和现代文化的要求,汉字简化是必要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考虑汉字简化会有什么疑难之处。这些疑难处,归纳起来,约有这么几点:
第一,简字破坏了汉字的传统。比方“铁”字,康熙字典上说,是“紩”字的古文,音秩,意思是“缝”或“纳”,俗用为“鐵”字,是错的。“体”字在古时候读如“笨”,就是“笨”字,俗用为“體”字,也是错的。还有些字,如“勸”从“雚”声,“鷄”从“奚”声,“漢”从“?”声,简字改为“劝、鸡、汉”等,声符都没有了。这不都是打乱了汉字传统吗?汉字本来是按照六书的规律造成的,简化以后,六书的规律就破坏了,原来的象形字不象形了,谐声字不谐声了。
有一小部分简字,的确破坏了原来汉字的系统,但是这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在汉字演变的历史上早就如此。如“射”字在甲骨文金文中是画着一支箭搭在弓上,有一只手引弓待发的样子,小篆把它改成从“身”从“矢”,隶书楷书再改成从“身”从“寸”,不但不象形,连一点射箭的意思都看不出来了,所以说笑话的人说它原来是个“矮”字——一寸长的身体当然是矮——被人家用错了。隶书楷书把篆书的圆形笔画都变成方形,于是“日”“月”完全不象太阳月亮的形,“车”的轮子也不象轮子了。又如“贼”字,在篆书里是“从戈、则声”的形声字,到了隶书,变成了从贝从戎,显然破坏了传统。可见破坏汉字传统,早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是事实上简化汉字对于繁体楷书的改变并不大,多数还保存原有的规律。如喬简从乔,则“橋”“僑”的右旁,统改成乔,仍是形声字。情形也正是这样。用“体”代“體”,用“铁”代“鐵”,也是六书中假借规律的新发展。好像楷书中的“我”字一样,在古代原是代表一种武器的象形字,后来却借作第一人称代词用了。“体”和“铁”的原义已经不通行,借作“體”和“鐵”的简字,有何不可!(这是替讲究文字学的人来说的,事实上创造简字的人不一定知道过去还有“铁”字“体”字,比方“体”字是“體”字的另一简字“躰”变来的,原是会意字。)至于某些简字破坏了形声字的声符,当然是事实,但许多形声字的声符早已不能作为读音的根据了,读半边字常常要闹笑话的,这样破坏不破坏,就没有什么分别。这就是说,原来的六书规律,在实用上往往失去了价值。但简体字是能使人们获得学习和使用上的方便的,是能使人们节省时间和劳动的。为了这些方便而牺牲了那些作用不大的六书规律,这总不能说是失算。
第二,有些人以为简字不美观,不庄严。比方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華”字简化成“华”字,就不庄严。把庄严的“嚴”字去掉那个“敢”字,就不美观,好像站不住脚,要倒的样子。可是据我们看来,好看不好看,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完全是习惯问题。过去一般人取别号,往往用个“厂”字,不觉得不美观,反而觉得古雅。靴鞋的“靴”字原是从“鞾”字简化而来,也没有人说不庄严。就说国名吧,“太平天国”的“國”字用了简字“国”,如果他们认为不庄严,就不会用了。平常人们写字,写惯了简字,不觉得简字不美观、不庄严,可是没有看惯印刷物的简字,就觉得印刷物的简字不美观、不庄严。如果印刷物上普遍用了简字,看了一些时候,看惯了,也就不会起反感了。
第三,有人认为简化太多,不容易认识,本来识字的都要因此变成文盲了。或者说刚刚识字读书的人,因为新添了简字,又要增加学习负担了。从某一角度看来,这些话好像是对的,可是我们还得全面考察一下。因为简字向来主要在手写方面流行,普及的程度往往有差别。有些简字,年纪大的人很熟悉(例如?),而年青一辈觉得很生疏。“儒家”的
“儒”字,南方一般写“訏”,北方一般写“?”,可是这两个字,南北互相不认识。因此在这两个字中,无论规定用哪一个,都会有一部分人不认识。不过这类的字并不多。还有,像“遼宁”的“遼”字作“辽”,是在东北通行的,“療养”的“療”字作“疗”,是在医院里通行的,在这些范围之外的人看起来也许不习惯。可是这类的字用在词儿里,也是一看就懂的。其余大多数的简字都是大家常用的,那就无所谓不认识的问题了。至于已经识字的人还要再学简字,这倒不是新鲜的事情,向来识字的人除了读书以外,还得看人家手写的东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接触简字,这就使得他迟早要学简字了。所以不能说公布了简字就会增加人们学习上的负担。简字推行以后,繁字可以不学,反而要减轻负担了。
以上是对于简化汉字疑难的解答。从整个简化字的情况看来,虽然进行中不是全无困难,但并不是很严重的。另外有一些看法,是原则上承认简化汉字的必要,但对公布的这批简字有些不满意。其中重要的有下面几种:
一种意见是认为简化得太少,不彻底。这的确是事实。但汉字简化工作事实上不能一次完成,因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条件都有限制。物质上的困难是印刷用的铅字铜模不容易同时改制。目前刻制模坯还没有机械化,要用手工,但熟练工人很少,一时也培养不出来。每改一个字,各体各号铜模至少要刻二十几副。这样改的字多,印刷上准备的时间就要长。精神上的困难就是阅读的新习惯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慢慢养成,如果一次改得太多,人们觉得有很多字看起来不习惯,看起来吃力,就会对简化字发生反感。简化得不彻底,如某些偏旁没有简化,也和这一点有关,因为往往一个偏旁的改动,要牵动很多的字。这样我们就只好把这种偏旁的简化留待第二步去陆续解决了。
另一种意见是认为简化的字本身不成体系,这个字这样简,那个字那样简。比方把“鷄”字简写成“鸡”,“溪”字却不能写成“汉”;把“勸”字“歡”字写成“劝”“欢”,“灌”字却不能写成“汉”;把“難”字“漢”字写成“难”“汉”,“歎”字却不能写成“欢”;把“時”字写成“时”,“詩”字“侍”字却不能写成“讨”“付”。这就是没有系统。依照有系统的简化方法来做,凡是原来相同的偏旁,都应该用相同的简化形式来代替。例如“講、溝、購、構”的“冓”都得用“井”代替,如果在“講”用“井”,而在“溝、購、構”用“勾”,那就要算打乱了系统。提出这种意见的人自然有他的道理,可是汉字的系统原来已经混乱,提意见的人只是怕简化以后,人们不容易再学繁体字了,所以要求简化字和繁体字有系统地联系起来。他没有考虑到将来除少数专门研究旧文献的人外,一般人是不需要学习繁体字的;他更没有考虑到,形声字的偏旁对于今天的汉语来说,并不完全管用,有些读音不符的在简化时是可以酌量改变一下的。
也有人承认汉字的旧系统在今天已经不能完全管用,而且相当混乱,因而主张彻底改造,把全部形声字的形旁声旁都改得合理而有系统。这个理想很好,可是没法儿行通。原因是现有汉字原来的系统既然是复杂紊乱的,那末如果要就它的旧材料整理出一套完全合理的新系统来,它内部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使新系统的建立受到阻碍。例如“涼”字从“京”声不好,把它改为从“良”声,就成了“波浪”的“浪”字;如果叫“波浪”的“浪”不从“良”声,而改用一个更能符合“浪”字的声音的偏旁,又怎么样呢?我们翻开“国音常用字汇”一看,ㄌ尢音下的单字如“狼郎蜋琅朗莨踉稂嫏……”没有一个字不是从“良”得声的,要给ㄌ尢音另找一个简单合理的声旁是很困难的。就形旁来说,假如认为“骄傲”的“骄”现在是讲人的事,不是讲马的高傲(原义是六尺高的马),要把“马”旁换成“人”旁,那就和“华侨”的“侨”字没有分别。所以彻底改造形声字,困难是很多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的简化字还不简单,手写体和印刷体不一致,希望把每个字简成几笔,写和印的形式一样。这个意见在理论上也不错。可是事实上行不通。因为通用的汉字有几千个之多,如果每个字都只有简单的几笔,就会有许多字形式相像,不容易分辨。而且要达到这一点,只好用草书、行书。草书是更难认难写的艺术品,当然无法大量采用;行书没有一定的笔画,在一般出版物上也是不能应用的,因为使用这种分不清笔画的字,字典和电码一类的东西就没法排次序,初学的人也无从学起。(当然,将一部分行草书加以楷化,作为简字,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就汉字简化的内容作了一些分析。总起来看,简化这件事,大体应该是可行的需要的。同时我们的主观努力,要是对于简化的方式和步骤能运用恰当,就可以把可能发生的缺点减少到最小限度,而把好的一面相应地扩大。当然,根据各方面意见,把草案中个别简化字加以修订增删,消灭草案中的错误和矛盾,是首先应该做到的。但这不过是工作的开端。我们还得在搞好这几百个简字和一部分异体字的工作以后,整理现代通用的全部汉字,把其中应删而没有删的加以删除,应简化而没有简化的加以简化,不让它们漏网。这样整理过的字,必须符合“精”和“简”的原则。而且我们要给它每字的笔画定型,从而改造全部铅字铜模。还要给每个字规定标准音等。这是汉字规范化的工作,这个工作的完成对于汉字的学习和使用将要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困难,增加了它的方便。我们决心这样来完成整理汉字的任务。希望各方面的人士多提意见,指导我们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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