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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宽打”和“窄用”
孔桑
有些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在制定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总是把计划用钱数订得比实际需要的大；订原材料消耗计划时，总是把计划消耗量订得比实际消耗量高；订工时定额计划时，也是把计划工时订得比实际工时多。一句话，就是把计划订得很“宽”。
为什么要把计划订得“宽”些呢？据说这是为了“保险”。这样岂不浪费吗？他们会说：虽然“宽打”，但可以“窄用”，并不会浪费。可惜，实践并没有证明他们的“理论”的正确。
“宽打”之后往往并不能“窄用”。国营天津卷烟厂编制一九五四年成本计划时，把一九五三年成本完成的实绩多估计了一百八十万元，成本计划中各项消耗定额，尤其是烟叶的消耗定额，订得比实际用的都高。他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了
“降低成本”的计划。结果在生产中，很少有人想到应该“窄用”烟叶，降低消耗量，只是轻松愉快地维持着前一年的水平，就每月每季都容容易易地“超额完成”了降低成本计划。到九月末，已经完成了全年应降低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九五。可惜，好景不长，到了第四季，国家要求这个工厂以一九五三年实际成本为基数，再降低百分之五点零三。这样一算，一至九月只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八点零七，还有一半以上的任务要在第四季度内完成。计划这样打“紧”以后，全厂职工都紧张起来了：重新组织技术力量，标定烟支重量，严格控制烟丝水份，提高出丝率。最后，终于降低了烟叶和其它材料的消耗量，超额完成了降低成本任务。事后，这个厂的领导同志算了一笔账，发现如果全年都以第四季度的烟叶消耗量为标准，则前三个季度共浪费了烟叶三十二万五千公斤。用这些烟叶可以生产五千多箱卷烟，给国家增加收入一百多万元。
同样的职工，使用同样的设备和原料，生产同样规格的产品，只是因为计划“宽”和“紧”的不同，原料消耗量就如此悬殊。这就说明了“宽打”的结果，只是给浪费打开了方便之门。而只有先进的计划才能推动人们去节约，去发掘潜力。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伟大组织作用正在于此。
退一步说，即使像有些同志所说的：“宽打”以后并不“宽用”，而真是“窄用”，也是不对的。因为把原材料的消耗额打得宽了，或者把建设投资打得宽了，就要多占用国家的有用资金，计划打得愈“宽”，积压的资金就愈多，对国家的害处也就愈大！
因此，不论从哪一点来说，“宽打窄用”是要不得的；必须“紧打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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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先进生产者饶运富
本报记者 古维进
一九五二年冬季，湖北省谷城县举行了农业劳动模范大会。特等劳动模范蔡以田在会上报告了他学习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的小株密植先进经验，一亩水田收了一千二百五十斤稻子，超过常年产量百分之一百二十五。这段话引起了劳动模范饶运富的心事来。
饶运富是白果树乡人，现年四十多岁，过去放过九年牛，当过十多年长工。土地改革后，他分到了土地、房屋。因为生产积极，他当选为互助组长，现在又被乡里选为劳动模范。听了蔡以田的报告后，他就去找蔡以田，研究增产问题。他说：“我们白果树乡是旱地作物区，土质很好，主要产玉米，但是产量提不高，是不是旱田不能增产呢？”蔡以田说：“水旱田是一理；水田能增产，旱田也一定能增产，多多研究耕作技术就成了！”
蔡以田的话给了饶运富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回到乡里，细心揣摩玉米增产的窍门。他记起有一次在玉米定苗时，有几行苗子每窝有二、三棵，长的很整齐，舍不得锄掉，留了四行，后来每棵玉米都结了穗，每个穗约有四、五两。从这件事情，他想起玉米也一定能密植，如果每窝玉米由植单苗改为植双苗，实行双苗密植，不是可以增产吗。
一九五三年春天，饶运富在县互助训练班受训。当学习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算增产账时，饶运富把玉米双苗密植的事情同有耕作技术的人研究。大家认为这个方法可以增产，帮助他计划如何密植和算出了增产账：一亩地可以栽植一千八、九百窝双苗，产量可以达到八、九百斤，比过去栽植单苗玉米提高产量一倍多。
饶运富回到乡里，向群众宣传了玉米双苗密植的好处。但是许多人不相信，有的人说：“自古就是稀谷大穗，哪有双苗密植。”
饶运富考虑：群众不相信玉米双苗密植，就先在自己互助组里搞起来吧。
他是互助组长。在互助组的会议上，他向组员提出要怎样才能增产的问题。
“可是，每人平均七分地怎样增产呢？”有的组员不同意地说。
“找窍门。”饶运富接着说：“大家考虑，玉米双苗密植怎么样？”
没有人说话。组员的目光落在杨长寿身上。这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组里的生产能手。他慢吞吞地说：“种了一辈子玉米，单苗还不容易长好，双苗越发长不好了。我看这法子是给放牛娃做好事——到时出‘滑秆’（不结穗），他们可以吃甜玉米秆了。”
有人接着说：“不仅要出‘滑秆’，恐怕不到
‘放千’（出顶花）就会黄脚哩。”
饶运富给大家解释：“滑秆”是地整的不好，影响苗子高矮不齐，小苗扬不起花；“黄脚”是肥料不足，苗子没有劲头。末了他说：“只要讲究耕作技术，有决心，事情一定成功！”
“说的倒容易，还是不要冒这个险吧。”老年人最后还是不同意。
有些青年人同意试验玉米双苗密植。杨长寿的儿子就要求父亲划出一部分土地给他试验玉米双苗密植。但是，杨长寿说：“你要学这个新玩艺，我就把苗子拔掉！”
会议开了几次没有结果。“怎么办呢？”饶运富想，“有些组员不相信玉米双苗密植难道就不搞吗？不，一个人也要搞下去！只要做出样子，不怕大家不相信。”
四月，饶运富有一亩六分地实行了玉米双苗密植，一亩地计划产玉米八百斤。这时候，他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说：“王满才是‘二百五’。”
原来邻居王满才曾经和饶运富一块在互助训练班受训，他看见饶运富实行玉米双苗密植，也试种了一部分土地，计划一亩地产玉米二石五斗（合六百七十五斤）。乡里人却议论说：一亩地打一石五斗就是好的，要打二石五斗根本不可能，胡闹哩。于是人们送王满才一个绰号——“二百五”。饶运富听到了，不安地想：“王满才计划打二石五斗，人们就这样讽刺他，如果把自己计划产八百斤的数字公开了，人们不是更要讽刺我吗？再说，如果将来达不到八百斤产量，人们不知要笑话成什么样子哩。
饶运富心情很沉重。
他走到玉米地里。苗子开始出来了，出的整齐、茁壮，比旁人的苗子都好。他心里暗暗高兴。他想：“苗子长的好，是由于下种以前在技术上下过功夫，每块地上足了底肥，犁了一道，耙了三道，选用了‘露水白’良种，实行了温汤浸种……如果继续在技术上下功夫，将来一定能增产。”苗子长得很快，薅过第四遍草，已经四尺多高了。它同那些单苗玉米长得一样茂盛。互助组员对自己组长的玉米注意起来了。有的青年组员说：苗子长得这样好，双苗密植有希望。有的老年组员说：不见得吧，说不定光长叶子不扬花结穗呢。饶运富听了这话，没有说什么，但是，他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自从苗子出来后，他非常重视田间技术管理：定苗时，把双苗留得一般大，免得小苗赶不上大苗；实行分期施肥，并结合锄草；薅草的次数比过去多了一倍；为了防止倒伏，苗根培了一层土……现在苗子已长好了，今后随着苗子的生长，继续加强田间管理，玉米扬花结穗还有什么问题呢。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县政府王科长带着照相机来到饶运富的玉米地里。他说双苗玉米能长得这样好真是一件可喜的事，他要把这件事宣传出去。饶运富笑眯眯地看他给双苗玉米拍了几张照片。不久，区委甘同志也来参观饶运富的玉米。“根深叶茂，有希望！”他称赞不已。“要好好管理呵，双苗成不成，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全县增产的事情。”
玉米快要扬花时，天气亢旱，又发生了虫害，玉米叶心有的被虫咬坏。青年组员们热情地帮助饶运富捕虫。但是，谁都找不到虫子在什么地方。虫子咬坏叶心会影响扬花结穗，增产就会成问题。饶运富很焦急。夜里，他睡得不稳，心事重重。他想到王科长给玉米拍照片，区委甘同志的谈话，他还想到那些讽刺改进耕作技术的人……。夜深了，他昏昏睡去又醒来。“不成！”他自言自语地说：“一定要把虫子找到呵！”
饶运富同几个青年组员研究出捕虫的办法：过去捕虫是在太阳出来以后，现在把时间改到太阳出来以前，这时有露水，虫子可能出来喝露水。
第二天，天刚泛白，饶运富同青年组员到玉米地里捕虫。他们仔细检查每一棵玉米，叶子的露珠不断溅到他们的脸上。饶运富忽然看见一棵玉米叶心的上端有个明晃晃的东西在蠕动，他忙拭去眉间的露珠，只见一条半寸长的青虫爬在那里喝露水。他们再看旁的玉米，也有这种虫。太阳出来了，叶子上露水渐渐干掉，虫子便钻进叶心不见了。
组员帮饶运富捕掉虫子，又帮他担水浇地。
玉米成熟时，乡里人都到饶运富的地里参观。人们一致称赞玉米长得好：“双苗大穗，了不得！”
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参观特别细致：他时而计算玉米的行距，时而计算玉米的株距，他瞅了瞅玉米的穗子，就数起棵数来。原来这老头是饶运富互助组里的生产能手杨长寿，他曾经极力反对玉米双苗密植。现在他数完玉米的棵数，笑眯眯地对饶运富说：“我数了一下，足有四千多棵，能结四千多个穗，一定能收到你说的那个点子（即八百斤）。你真是说到做到了。”
玉米收割了。饶运富的玉米每亩平均产量是八百三十五斤，超过原计划产量三十五斤，超过旁人的产量一倍多。
玉米的丰收，使饶运富的收入增加了一倍，他是多么高兴啊！但是，最使他高兴的，照他自己的话说来，就是“治好了保守病。”的确，自从他的玉米丰收后，乡里没有人反对玉米双苗密植了。去年，中共谷城县委在全县推广了饶运富的玉米双苗密植经验。全县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旱地作物区实行玉米双苗密植。去年的水灾是严重的，但是，实行玉米双苗密植的地区都保住了平常年景的产量。
今年，湖北省农业厅已肯定饶运富的玉米双苗密植为先进经验之一，要求在全省旱作地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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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扩大密植水稻的面积
何珊庆
几年来各地试验、示范和推广的结果证明：水稻在原来稀植的基础上适当密植，就能显著提高产量。据浙江省东阳县农场一九五四年密植水稻的试验，行、穴距六寸见方的，平均每亩产六九四点四斤，比七寸见方的增产百分之十一点三，比八寸见方的增产百分之二十点四，比一尺见方的增产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一九五四年湖南省湘乡县石江乡五十七个互助组带动全乡群众实行均匀密植，结果六千多亩中稻每亩平均产量在五百斤以上，比一九五三年增产百分之十点五。类似情况在广西、广东、浙江、江苏、四川等水稻产区都有。
由于密植对水稻增产效果显著，许多地区密植水稻的面积已逐渐扩大。一九五四年四川省实行适当密植的稻田，已占稻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浙江、福建两省各达百分之六十。仅据八个省的初步统计，在原来基础上，调整了穴、行距的稻田已达一亿亩以上。
目前在推广水稻密植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有些干部满足于现有推广水稻密植的成绩。有人认为，水稻密植面积已经很大，可以不用再积极推广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密植水稻面积虽然已经达到一亿多亩，但从整个水稻种植面积来看，还仅仅是一小部分；并且在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在水稻主要产区的大部省区，密植面积一般只达百分之十到三十。这种情况说明，水稻产区都应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密植水稻的面积，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
另一个主要缺点是密植水稻的插植密度不合理。一九五四年四川省密植的水稻，穴行距七寸见方的只是少数，九寸见方的只有半数多，其余的都是九寸以上。另外还有不少地区的密植水稻，插植的距离不均匀。如浙江省嘉兴地区晚粳稻的采用的
“对对稻”插秧法，就是把两穴的距离缩得很短，插成一对，而对和对之间的距离则较大；江苏省里下河地区的密植水稻虽然插植较密，但大都采用没有一定距离的“乱插棵”，东北采用插秧种植的水稻区，也有类似的现象。因为密植水稻每穴秧苗的距离宽窄不匀，接受阳光、通透空气、吸收肥料就都不均匀，因此生长不齐，成熟不一，影响产量。各水稻区在今年推广水稻密植工作中，必须纠正这些不合理的作法。经验证明，单位面积的穴数不变，而把穴、行距调整均匀，再加每穴插秧株数适当，就可增产。辽宁省新宾、桓仁、铁岭等地，穴数不变，把乱插秧改成均匀插秧，平均增产百分之十五以上。安徽省宣城县农场一九五三年试验，穴、行距同为六寸见方的，以每穴六苗的产量为最高。
一九五四年许多地区在推行水稻密植的同时，没有注意适期插秧和改进田间管理，因此影响密植效果的发挥，有的甚至造成减产，今年各水稻产区在推行密植中应该防止这些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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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春的友谊
新华社记者 格来
拉萨各生产、建设部门的汉族青年工人，把科学的生产知识和技术教给藏族青年工人。西藏军区铁木工厂二十三岁的藏族女钳工彩丹珠玛提起汉族青年钳工万柏梁时说：“万柏梁像我的亲哥哥一样好！”他们在一个厂房里面对面工作了三年。彩丹珠玛刚到工厂时什么都不会。万柏梁就早上班晚下班，教她掌握手摇车床。每教一次，他就作个样子给她看。现在彩丹珠玛已学会了制造十多种精细的零件，从开始每天生产七十个架桥用的螺丝钉，提高到每天生产四百二十多个。并被提升作藏族女工班的班长。
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社会教育班的汉族青年教员经常向藏族学员介绍祖国地理、历史情况和祖国的经济建设。年轻的共产党员阎家懿和顾云娟，星期日还到藏族学员家里去补课，或是和她们的藏族朋友谈祖国各族青年在生产建设和保卫祖国中的英雄模范事迹。学员们也给她们讲述藏族的民间故事，向她们介绍藏族的风俗习惯。有的女学员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人，把自己的婚姻问题都来找她们商量。有一次藏族女学员索娜珠噶的母亲病了，阎家懿就去看望，像关怀自己的妈妈一样的关怀生病的老人。索娜珠噶感激地说：“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的藏族青年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文工团团员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藏族青年把西藏的戏剧、歌舞教给文工团团员，文工团团员也教他们演奏提琴、手风琴，帮助他们排练文娱节目。在联欢晚会上，他们互相结伴跳舞，联合演唱。许多文工团员都有他们的藏族好朋友。藏族姑娘格珍原是个不大出门的女孩子，自从和文工团的青年团员刘静菱结织以后，对一切新事物都有了浓厚的兴趣。她和刘静菱互相教话。去年，她参加了西藏歌舞团到北京去，临出发前把刘静菱请到自己家里谈心。格珍最近从内地寄给母亲的信里，还叫妈妈问候她的朋友，并要妈妈告诉刘静菱，她一定要学好本领回来建设新西藏。许多文工团员在巡回演出和下乡学习时，还和农村青年们结成了朋友。拉萨河对岸哲布村能歌善舞的藏族姑娘达娃芝玛和才蓉卓玛常到文工团来看望她们的朋友。昌都附近农村和亚东的藏族青年也常常捎来口信问候文工团员们。每当这些农村青年和文工团员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亲热地谈起来。临别时，藏族青年紧紧握着他们的手说：“不要忘记我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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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北京市设计院在建筑设计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错误的检讨
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 沈勃
北京市设计院是一九五二年成立的。两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全体设计人员的努力，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在工作上是有一定成绩的。设计质量逐步提高，一般建筑的造价也逐步降低。但我们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最主要的错误是严重地违犯了党和国家在建筑方面所明确规定的“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因而也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同我对市设计院的领导，同我的错误思想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主要表现在我们所作的某些建筑设计，特别是若干大型建筑物的设计，越来越脱离了党和国家所规定的方针，单纯地追求建筑物形象的“华美”，陷入了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泥坑。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只看过去、不看现在，一味抄袭古代宫殿和庙宇等建筑形式，可以说从屋顶、墙面、台基、内部装修、油漆粉刷，一直到门窗、灯盏，几乎无处不是仿古。因此，我们所设计的若干大型建筑物，不仅出现了琉璃瓦或筒瓦的宫殿式大屋顶，而且在建筑的内外装饰上，还出现了沥粉彩画、浮雕壁龛，以至虚设斗拱、大量贴金。其结果首先是大大地提高了建筑造价，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资金。仅就我们设计的十二项工程统计，光是由于盖了宫殿式大屋顶一项，就浪费了二百七十三万多元。其中仅西郊招待所主楼大屋顶就用了三十万件彩色的琉璃瓦，价值达二十余万元。甚至连西郊学生疗养院的厨房、洗衣房都加上了琉璃瓦大屋顶，因此这两座建筑每平方公尺造价高达三百元以上。摹仿故宫五凤楼屋顶而作的“四部一会”办公楼，甚至用钢筋混凝土作了四百多个大斗拱，每个重三百多斤，这样就有六十多吨重的斗拱悬挂在七层高楼的屋檐下，费了钱而又毫无用处。
为了建筑方面的“美观”和内外装修的富丽，我们不仅大量地挥霍了国家建设的资金，甚至还不惜牺牲房屋内部使用上的便利。西郊学生疗养院的行政楼、文娱楼生硬地搬用中国旧建筑中房屋分间的方法，即把房间分成明间、次间、梢间、一间比一间小，结果使得该大的房间小了，该小的房间大了，很不适用。这座疗养院手术室采光的设计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照手术室的要求，应该只由北面采光，但在这里，由于设计人员单纯从建筑立面的对称美观出发，在东北两面都开了窗子，并且偏在一边，结果做起手术来很不方便。外表富丽堂皇的洗衣房和厨房，是这个疗养院全部工程造价最高的房间，但洗衣房的使用面积过小，烘干间每次只能烘十几件衣服，远远赶不上需要，房间的布置也极不适合于机器安装。西郊招待所南北辅楼中有四十多间房间，面积本来已经太小了，而我们的设计人员却不加思索地在房间里设计了四扇门（通向走道，阳台，卫生室和壁橱），而且位置很不恰当，结果弄得室内连床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同样地，由于追求建筑形式上的独特、多样，标新立异地采用许多虚伪的和繁琐的装饰，而许多装饰物和配件又只能用手工生产，因而造成了施工的困难和必不可免的浪费。我们设计的门窗的种类不是根据日益丰富的经验和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逐渐标准化，而是一年比一年繁多。甚至在一座楼里采用了六十几种不同样式的门窗。这样一来，就使得门窗难以利用机器设备大量生产，而只好以手工业的方法去个别制作。此外，在我们设计的不少建筑中还采用了斧刃砖铺砌墙面，而这种斧刃砖要用人工把砖的五面磨光，每人每天一般只能磨五、六十块，不仅费工费时，而且磨砖时砖末飞扬，还严重影响工人的健康。
尤其严重的是我们某些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设计人员，为了表现个人，显示自己，追逐个人主义的名誉，为自己树立“人工的纪念碑”，竟不惜糟蹋人民的血汗、国家的钱财，互相竞争比豪华，比气派，不断地提高建筑标准。在建筑形式上你摹仿明清，我就摹仿宋元，甚至上溯唐汉，总是越古越好。在建筑用材上，更是奢风日炽，例如一般墙面，从水泥抹面、水刷石发展到剁斧石、花岗石。铺装地面也从水磨石、美术水磨石发展到大理石、汉白玉。在装饰方面，乃至用精工雕刻，制成七层花边的大理石壁龛，用昂贵的紫檀木制作雕花的楼梯扶手，甚至不顾国家节约用铜的政策滥用铜五金，用铜料作宫灯、壁灯等装饰品。
这类繁琐堆砌、虚伪装饰、庸俗仿古的建筑，不仅完全脱离了实用和经济的原则，而且设计师片面追求美观的结果，实际上也并不美，有的甚至形象十分丑恶。人民群众批评某些“宫殿式”、“庙宇式”的新建筑是“现代古迹”、“现代大庙”，就足以说明我们千方百计所追求的“形式美”不但是落了空，而且实际上是人民大众所不欢迎、所唾弃的东西。
以上这种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恶劣倾向，到一九五四年已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这种只顾形式，不顾内容，盲目抄袭古代建筑形式的作法，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建筑方面的具体表现。它既违反了党和国家的建筑原则，又违背了尽可能集中财力物力首先进行工业建设的国家建设方针。因而我们所犯的这种错误，不仅是在经济上浪费了国家大量金钱，而且助长了鼓舞了资产阶级的错误设计思想的蔓延和发展，在政治上也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市设计院的实际领导者，我对上述错误的发生和发展是负有主要责任的。我还记得，一九五○年北京市公安局盖办公楼的时候，由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先生硬要他们加上一个大屋顶，浪费了很多的建筑费，结果使公安局因限于经费，少盖了一层楼，白白牺牲了四十二间房屋的使用面积。市长曾对这种作法给予严厉的批评，并且提起注意以后不要再这样办。市设计院成立以后，市委并曾以此为例，一再指示我不要盲目追求古建筑的形式，明确指出高楼戴上“道士帽”，不但费钱，而且难看，要我在工作中认真贯彻中央“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原则。可是我没有把党的这些主张加以认真研究，使之成为自己思想中有力的抗毒素。因此，当着建筑界某些“权威人士”到处写文章、作报告，一再提倡“建筑就是艺术”的荒谬理论，并在“发扬民族建筑形式”等漂亮口号掩饰下，大肆鼓吹其错误的、反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的时候，我就不能把党的和资产阶级的这两种互相对立的建筑原则在思想上加以是非分明的鉴别，致使这股有毒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逆流在市设计院的工作中泛滥猖狂起来。
这种情况，就清楚地说明了：我的政治觉悟是不高的，组织观念是不强的。面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逆流，我放弃了党所指示的原则，在思想上被解除了武装，实际上放弃了领导，没有坚决地依据党和国家在建筑事业方面的原则和指示，对它展开有力的批判和斗争，反而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同时，对于过去几年中某些比较好的，即基本上符合于党的建筑原则的设计，也没有加以支持和发扬，结果正气不张，邪气上升，在工作中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北京市设计院是国家的设计机构，我们的设计人员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在设计绘图中，
一笔一划，都应该考虑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应该贯注着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政治责任感，可是我们没有很好地以这种精神来教育设计人员。在设计实践中，只听凭建设单位（即业主）叫怎样设计就怎样设计，当某些建设单位存在着铺张浪费思想，在建筑标准的要求上，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追求豪华排场的时候，我们的设计人员就只是对业主负责，而不对国家负责了，有的甚至推波助澜，要业主向国家要求追加预算，毫不动心地共同挥霍国家的资金，有时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某些工作人员无组织无纪律地按照他们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观点，对某些建筑设计提出错误的、不合理的要求，设计人员也不据理力争，相反，为了迎合他们的爱好，甚至故意给建筑物加上一个大屋顶，以求在所谓“建筑权威”面前顺利“过关”，这些都说明我们没有自觉地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建设事业。
对于上述错误，去年十月我院在检查总结工作时已有所察觉，但思想上仍然认识得不深刻，检查也很不彻底。去年十一月间市委召集前中央设计院、北京市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单位从事建筑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共产党员，又给了系统的指示，对建筑方面的反人民的、反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即资产阶级思想，作了严厉的批评。接着又学习了赫鲁晓夫同志在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和我国建筑工程部设计与施工工作会议的有关文件，思想上才醒悟过来，深深感到错误的严重。为了切实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同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偏向，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加强党性锻炼，提高思想觉悟水平，并领导全院工作人员进一步检查工作、检查思想，展开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下，经过我们主观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纠正错误，改进工作。
（原载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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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蒋刺刀下的台湾同胞
——“解放台湾展览会”参观记之二
本报记者 金凤
在“解放台湾展览会”的一张从今年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上放大的照片上，臭名远扬的战争贩子杜勒斯正站在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面前。他那多毛的手指着台湾，贪婪的眼睛注视着中国大陆。随着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战争魔棍的挥动，美国的第七舰队出现在台湾海面上；美国的潜水艇开到海南岛附近巡逻，美国的星条旗飘在台湾的陆地、海洋和天空。蒋贼军十足成为美国的雇佣军，可怜的士兵在一批批前来台湾视察的美国将军和美国参议员的逼视下缩瑟着。蒋介石卖国集团彻底把台湾出卖给美国，美国的独占资本控制了台湾所有的经济命脉。那高大的炼油炉，船坞、一片片的盐田，一堆堆的铝锭，一捆捆的蔗糖，一包包的大米……都在变成一批批的美金流向华尔街去。
侵略的矛头从台湾伸向中国大陆。几年来，美国军用飞机八千四百八十八批侵入我国领土侦察、轰炸和扫射。蒋贼军的飞机在美国指使下也一次次地屠杀和平居民，欠下人民的血债。在一张照片上，福州市工人翁天福的妻子儿女四个人被炸烧成焦炭，翁天福疯狂地看着自己亲人变成的焦炭痛哭流泪。那扫射的子弹，轰炸的弹片，儿童的血衣……每一样都是和平生活被破坏被毁灭的罪证。那被害儿童的血衣，那花格布的小袄是母亲带着幸福的心情一针针缝起来的，现在染满了最纯洁的鲜血！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些鲜血，不会饶恕这些杀人凶手的。
怀着沉重的心情，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出动四万八千名海、空军，三千架飞机，一百三十多艘舰艇帮助蒋贼军劫运大陈等岛两万多名居民的照片。在码头上，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在监视劫运。一个年轻妇女背着孩子，提着篮子，满眼噙着悲愤的眼泪，恋恋不舍地望着家乡。许多蒋贼军拥挤在大陈岛狭窄的街道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两只瘦弱的筋骨毕露的手无力地倚在拐棍上，两眼失神地望着前方。美国海军野蛮地用起重机像装运泥土一样劫运着居民。在那悬空的起重机里，母亲紧紧搂着孩子，老太婆双手紧拉着绳，下面甲板上是一张张惶惶不安的脸。来不及带走和毁灭的劫运计划、手册，都在这里展览着，还有一面被丢弃在大陈的美国国旗，是所有这些罪行的见证。
这面由白色的星和红白横条缀成的旗帜，现在在美国在全世界建立的九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上飘扬着，散布着破坏和死亡，威胁着全世界的和平和每一家的安宁。从台湾伸出的美国帝国主义毒蛇的头正在向亚洲各国喷射着毒焰。在缅甸，美国支持蒋贼军残匪侵扰缅甸国境，在被击毙的蒋贼军中“发现三名白种人的尸体”。在老挝，美国又指使蒋贼军残匪在抢劫居民。在印度尼西亚，美国指使蒋贼特务进行颠覆活动，企图建立一个顺从美国意志的政府。这些，都强烈地激起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现在，展览会上陈列着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控诉蒋贼残匪侵略暴行的报告书，印度尼西亚揭露和谴责美蒋特务活动的各种报道。
美帝国主义企图用卑鄙的谋杀手段来阻挡世界人民的前进。为了破坏亚非会议，美蒋特务破坏了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的飞机。我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有十一人牺牲。他们的照片现在在墙上向人们默默凝视着，刺痛着人们的心。
展览品告诉人们：台湾八百万同胞在美国的刺刀和大皮靴下痛苦地呻吟着，蒋介石卖国集团依靠美国刺刀的庇护，把台湾建成了一个大监狱。正如印度时报的记者格·克·雷迪所写的：“这个监狱是由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亲自指挥下的可怕的秘密警察管理的。……台湾笼罩着森严的恐怖气氛。几乎每天晚上有整个整个的地区封锁起来，然后，秘密警察就出来搜查房屋并检查人民身份证”。展览会上陈列的台湾报纸，也充满了这些杀气腾腾的报道：“两次大戒严，四个人被捕”，“军警特务深夜破门搜捕”，“台省住户店铺实行三户联保”……警察特务布满台湾。据蒋贼前内政部长王德溥承认：台湾有九十多种警察。蒋贼“中央日报”还 报道：台湾和附近岛屿上设立的许多监狱和集中营“近年人犯拥塞。”在美国的援助下，蒋贼又新建一座刑事实验大楼，里面有仿照美国特务机关“联邦调查局”设立的陈列室、指纹室、电气室、化学室、暗室等残害人民的美式设备和刑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著名的火烧岛集中营的照片，周围布满铁丝网和岗哨，五千六百多名爱国同胞在这里受尽折磨。在另一张拘禁一千多人的内湖集中营的照片上，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几十个男子一起坐在泥地上，老人的白发飘散着，人们两眼流露出无穷的愁苦。我军缴获的蒋贼残害爱国志士所用毒刑的照片是特别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的。在标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蒋介石图像前，一个妇女手指间被挟紧子弹，痛得昏迷过去。一根根削尖的竹签，直插进指甲缝去；烧红的烙铁，烫着胸部和背部；火油纸烧着两胁和乳房；纱布贴着伤口，干了连皮带肉撕去；反吊起来，用皮鞭抽打，上老虎凳，烧香，别筋骨……一切中世纪的野蛮非刑，加上美帝国主义“科学的”“发明创造”，横加在这些受难同胞的身上。他们一个个咬牙散发，受刑的脸浮肿着，歪扭着。他们的眼睛燃烧着极度的愤怒和痛苦。我们的心不由得随着收缩起来，燃烧起来。
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统治下的台湾，已经变成一个大贫民窟。台湾报刊透露，最近台湾各地举行了一次赤贫人口的调查，初步统计，在台湾将近八百万人口中，赤贫人口达到一百万人的惊人数目。这庞大的赤贫队伍是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一手造成的。从展览会展出的材料我们看到台湾的捐税一年比一年重，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台湾税收增加了四十倍以上。台湾的“自由中国”杂志说：“在台湾除了日光空气以外，都是有税的。”伪台币的发行量增加二十多倍。中、小工商业纷纷倒闭。单是去年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一个月内，台湾商店倒闭的就有一千多家。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店员不断涌进失业的和赤贫的队伍。台湾人民悲惨地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在展出的蒋贼“中央日报”上，我们触目惊心地看到许多“割爱”的广告。初生的婴儿，三岁、五岁的男孩、上学的儿童，从产院、从家庭、从学校被亲生的父母出卖着。“割爱”出让幼儿，“割爱”出让女婴，“只因家庭贫困，忍痛割爱将亲生男孩三岁出让”……“割爱”，“割爱”，黑色的字仿佛是用鲜血染成。还有更多的人在报纸上登不起广告，徘徊在街头出卖亲生骨肉。台湾同胞那些悲惨的眼神、那婴儿一根根突出的瘦骨和集中营里老人那下垂的白发，受刑的志士那颤动的肌肉，都在期待着祖国人民去拯救他们！
他们也并不白白在等待着。有着反抗外国侵略者、反抗强暴统治者著名的斗争传统的台湾人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斗争。“二·二八”斗争是给蒋介石罪恶统治集团一次沉重的打击。那被捣毁的蒋贼专卖公司和蒋贼官员的汽车，都在显示着台湾人民的仇恨。现在，从展览会的一些台湾报纸上不断地透露着零星的消息：“催役男应征，被乱拳打伤”，“打伤兵役课长”，“围殴税务员”，“砍断村长腿”……。可以看到：台湾人民的反抗的火正在燃烧着。总有一天，这些地下的火焰会和大陆上的熔岩一起爆发起来，把玷污了台湾的星条旗和青天白日旗一起烧光。
第2版()
专栏：
水利部要求各地努力完成水利工程计划
水利部在四月十二日召开的一次部务会议上检查了第一季度全国水利工程计划执行情况，认为各地工程进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九五五年的春工任务很大，仅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和有关省的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及复堤工程，计划在汛前完成的土方量，就有四亿余公方
（其中复堤工程占三亿二千四百二十万公方）。据不完全的统计，截至三月底，已完成土方三亿零二百七十三万方。如以第一季度完成计划投资额的情况来检查，在基本建设工程方面，预计至三月底，只完成第一季度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二，占年计划的百分之二十点五，比去年同季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三还要小。未完成投资部分，以淮河所占比重为最大，占全部未完成投资部分的百分之八十一。复堤工程，在长江方面，由于准备工作做得较好，工程进度较快，预计到三月底，可完成土方二亿七千零九十九万公方，为去冬今春总任务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七。淮河方面，开工日期大都较原计划拖后二十余天，现大部分工效也只达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加以二、三月份雨雪较多，有些工程开工后又被迫停工，因此工程完成程度最差，估计至三月底连同去冬所完成的累计只占去冬今春总任务的百分之二十点六。
目前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已先后进入春耕季节，而且离汛期都已不远，如何使这些地区进度后拖的工程赶上计划要求，同时又不和春耕生产发生严重的矛盾，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会议认为第一季度水利工程未完成计划的主要原因：不少工程是由于设计赶不上施工；有的是由于开工前缺乏充分准备，开工以后施工组织不好，效率不高；有的是因施工力量不足，或因春雨较多。为了扭转目前工程进展缓慢的现象，会议决定即由水利部派检查组分赴完成计划较差地区协同当地领导机关进行检查，并研究具体措施，设法完成计划。会后，水利部并发出通报，要求第一季度工程计划已经完成或完成较好的地区，应再接再厉，保证全面或超额完成第二季度计划。第一季度工程严重后拖的地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重新计算和布置力量，加强施工管理，争取全面完成工程计划。有些工程如估计全面完成确有困难，则应按工程性质进行排队，首先大力保证完成带有关键性的工程。春耕生产正忙，同时又必须保持相当数量的民工继续施工的地区，应通过地方政府依靠互助合作组织，协助解决民工的家庭生产问题，以安定民工情绪，保证顺利施工。还没有开工的工程，应积极做好施工准备，争取早日开工。不论那项工程，在工程进行中都要加强对质量的检查和控制，以保证工程的质量标准；都要进一步关怀民工生活，作好工地安全卫生工作，保证安全施工。各级水利部门应即抽调大批干部，加强工地的施工领导和技术指导，并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组，深入问题较多的工地，切实帮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