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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世界观基础
孙定国
胡风在他的文艺思想里所表现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属于哪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呢?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了解胡风思想的彻底反动性,就无法了解他为什么那样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只要看一下胡风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和日本厨川白村一类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理论家有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在胡风的文章里充满了“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艺术良心”、“真诚”、“战斗意志”、“战斗要求”等热狂的叫喊,充满了“原始的强力”、“个性的积极解放”、“生命力的自我扩张”、“血肉追求”、“相生相克的决死斗争”、“生命力的孤注一掷”、“凶猛地向过去搏斗,悲壮地向未来突进”一类的词句。这些东西,可以说没有一点是胡风的“创造”,而是从厨川白村那里抄袭来的。
在胡风的作品里到处可以遇见高尔基和鲁迅的名字,但是嗅不出一点高尔基和鲁迅的气息,而能够嗅到的却是厨川白村的臭味。因此研究一下厨川白村这类作家的文艺思想对于了解胡风是有益的。
厨川白村是以作家的“自我生命力”作为他的文艺理论的基础的。他说:“我们的生命,本是在天地万象间的普遍的生命。但如这生命的力含在或一个人中,经了其‘人’而显现的时候,这就成为个性而活跃了。在里面烧着的生命的力成为个性而发挥出来的时候,就是人们为内底要求所催促,想要表现自己的个性的时候,其间就有着真的创造创作的生活。所以也就可以说,自己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个性的表现,个性的表现,便是创造的生活了罢。”(“苦闷的象征”,载“鲁迅全集”第十三册,第二四页)厨川白村认为这个作家“内底要求”就是伏在作家的心的深处的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是蓄积着许多极痛烈而且极深刻的伤害的。当它向着人生的道路前进的时候,一方面经历着苦闷,一方面参与着悲惨的战斗,有时呻吟号泣,有时又欢乐赞美。而这种呻吟号泣、欢乐赞美的声音,就是文艺。据说这种文艺就是生命的进行曲,就是进军的喇叭。它这种响亮洪远的声音具有着贯天地、动百世的伟力!厨川白村认为:文艺创作乃是“蓄在作家的内心的东西的主观的向外面表现出去”。“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世界。”“文艺上的天才,是飞跃突进的‘精神底冒险者。’”因此厨川白村大胆地给艺术下了定义:“……以绝对的自由,作纯粹创造的唯一的生活就是艺术。”(以上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这就是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作家的生命力,作家的内心生活,作家所发出来的悲叹和欢乐的声音,作家的飞跃突进的冒险精神。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作家的绝对自由的创作。
为此,厨川白村说:“着重于永是求自由解放而不息的生命力,个性表现的欲望,……这倾向,是最近思想界的大势……是对于前世纪以来的唯物观决定论的反动。”(同上,第四十三页)厨川白村把这个“反动”肯定为他的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
显然,厨川白村的这一切就是胡风的一切。在胡风的文章里,不断地出现的什么“主观要求”、“艺术良心”等,也就是厨川白村所说的作家的“内心生活”。胡风所说的自己的“征服黑暗的心”“夺取光明的心”“血肉追求”等,也就是厨川白村所说的“作家生命力的表现”。胡风所说的“血肉地突进实际的内容”“血肉的搏斗”“主观的思想要求所执行的相生相克的搏斗”等,也就是厨川白村所说的文艺的天才的飞跃突进的冒险精神。而胡风所说的“自由是主观精神的彻底解放”,也正就是厨川白村所说的“以绝对的自由,作纯粹创造”。
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之所以反动,就在他否认了文艺是现实的客观的描写,文艺是社会的客观的现实生活在艺术上的反映;他否认了艺术和科学是一样,在其中起基本作用的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比较和研究,在本质上艺术和科学的认识都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所不同的是科学的思维是推理判断的思维形式,而艺术的思维则是形象的思维形式)。这也就是说,他否认了文艺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的唯物主义的原则,而把它归结为作家的主观生命力的表现。这是彻底唯心主义的原则,胡风就是宗奉这一点。这难道不是胡风把厨川白村一类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为他的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吗?这难道不是胡风彻头彻尾地接受了资产阶级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吗?
关于胡风和厨川白村的思想上的深远的渊源关系,胡风自己也提出了有力的证据。这就是他在
“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中一段话:“在N城的两年多的生活里面,大学里的W君和比我低一级的同学Y君推着我更多地知道了,更关切地触到了社会。但同时对于文学的气息也更加敏感更加迷恋了。这时候我读了两本没头没脑地把我淹没了的书:托尔斯太底复活和厨川白村底苦闷的象征。恋爱和艺术,似乎是表现人生里面的什么至上的东西底两面,和我的社会行为渐渐地矛盾起来了。”(“文艺笔谈”,第三四四页)显然,胡风在他的青年时代已经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结成了不解之缘了。
显然,这就是为什么在胡风的作品里我们较多地遇见高尔基和鲁迅的名字而却嗅不出高尔基和鲁迅的气息;较少地遇见厨川白村的名字反而完全嗅得出厨川白村的臭味的真正原因。
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的厨川白村,目睹资本主义的接近崩溃和死亡,在他的文艺思想里,从他的阶级本性上反映出这种悲观没落的情调,认为“生命力受了压制而生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要求生命的“突进跳跃”和“冒险”,这是很自然的。而且应该特别指出,处在一九二四年的中国,还没有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鲁迅先生,希望有天马行空的大精神产生大艺术,来挽救中国的“萎靡锢蔽”,误认为厨川白村的思想有助于中国进步文艺思想的发展。这并没有影响鲁迅先生的伟大,因为鲁迅先生在后来曾经实现了从进化论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革命。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是早被他抛弃了的。而胡风却多年来捧为至宝,偷偷地出卖它,这就不能不是胡风的罪过了。
在我们揭露了这一点之后,还需要深入一步。我们正是从胡风和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的联系上,窥见了胡风文艺思想的世界观的基础。厨川白村下边的一段话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引线。
厨川白村写道:“将那闪电似的,奔流似的,蓦地,而且几乎是胡乱地突进不息的生命的力,看为人间生活的根本者,是许多近代的思想家所一致的。那以为变化流动即是现实,而说‘创造的进化’的柏格森的哲学不待言,就在勖本华尔(即叔本华)的意志说里,尼采的本能论超人说里,表现在培那特萧(即萧伯纳)的戏曲人与超人里的‘生力’里,嘉本特的承认了人间生命的永远不灭的创造性的‘宇宙底自我’说里,在近来,则如罗素在社会改造的根本义上所说的冲动说里,岂不是统可以窥见‘生命的力’的意义么?”(“苦闷的象征”,第二二页)
厨川白村明白地说出他的文艺思想和唯心主义的柏格森、意志主义的叔本华、超人哲学的尼采等人的直接渊源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世界观的基础,而这同样地也就是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世界观的基础。从这个基础上看来,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是近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的混合物,而胡风恰是也如此。
这就是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的一张底牌。揭开了它,胡风的“自我扩张”“主观战斗精神”等等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塑造起来的,也就可以一目了然。
现在我们应该分析一下这些反动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特别是柏格森哲学的基本思想。
柏格森是法国的哲学家,是近世纪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中的直觉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柏格森哲学的唯心主义的突出表现是在他以生命来“调停”物质与意识的矛盾,而诡辩地以生命来代替并融化物质这一反动观点上。柏格森在他的“生命与意识”一文中详尽地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意识和物质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存在,或两种互相反对的存在,因为物质是必然的,意识是自由的
(请读者注意,柏格森这“必然”和“自由”和我们讲“必然”和“自由”是完全两回事);但是生命却有一个方法来调停它们之间的互相反对。这就是生命能于物质的必然中插入意识的自由;利用物质的必然以谋意识的自由。柏格森认为:如果物质一点也不容“放弛”,那就决不能有生命。但是物质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略示退步”,“稍现弹力”,于是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就是意识这个
“自由”侵入物质这个“必然”的最好的机会。但是在这个侵入的“最初”,意识还要稍为表示“谦抑”一下,并不立即“突进”,但“一旦侵入”,
“他就要逐渐膨大,从侵入的那一点,逐渐扩充,不至战胜全体不止。”当意识战胜了物质全体的时候,它就得到了完全的“自由”。这就是生命的广大神通(“生命与意志”,载“哲学杂志”第八期,第十页)。
显然,这是柏格森在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论。他是要以生命的概念来取消物质的概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生命是客观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科学证明,宇宙间出现了生命现象,这是经历了不知多少万年的事情。而从柏格森的观点看来,却是有了一个超物质的生命,插入了必然的物质,而获得了意识的自由。在这里柏格森就用生命来取消物质,融化物质,而生命之所以能够这样,就是由于生命的逐渐扩大,逐渐膨胀以至于最后战胜物质全体。这就是柏格森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得出来的生命的自我扩张的“理论”。
关于这个生命自我扩张,柏格森又指出它自己的冲动力。他认为:生命的进化,从他的“发源”到人类,“好像一条意识的大河流,冲着物质流去,一意只想冲开一条地道,或左或右的试验,或多或少的冲进”,而且多半是冲在石头上,伤害了自己。但至少能在一个方向冲开他的道路,以到达光明,“进化到人类”。柏格森认为:一当生命冲到“光明”的人类的时候,这就“镕为个性,最终成为人格”,而这种人格叫做“创造的人格”,是“自己创造自己”的人格。而且这种人格就是在人死了以后,它还要继续存在。柏格森把它叫做“人格之保存”和“人格之扩张”。这就是柏格森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论所得出来由生命的自我扩张而达到的“人格论”和“创化论”的“理论”。
柏格森的“人格论”和“创化论”极度夸张地描写了生命的自我扩张的魔力。但是生命为什么能这样无限制地自我扩张呢?柏格森认为这是生命的
“本能”,而在人来说那就是由于人在最初的时候
“本能”和“智慧”是“混合在一处”,是“互相包含”着的。一有了人的生命,也就有一切。柏格森说:“我们只顺着自然的运行,无须有特别的修养”,“有时我们觉得所求的知识是无穷的远,谁知他就在我们的身旁,不过等着有了时机我们自能发见他。”(同上,第二十页)
为此,柏格森就坚决地反对人类的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的重大作用。柏格森主张人能够本能地直觉地认识到一切,而这一切统统都在他自己的身旁。这就是柏格森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论所得出来的“本能论”和“直觉论”的“理论”。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看来,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第一性的东西决定第二性的东西,而第二性的东西又能给第一性的东西以能动的反作用。而柏格森却否认这个,他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意识决定物质。
在这反动理论的基础上又构成了柏格森的反动的历史观。柏格森的“妙”论是:生命这个东西,在最初的时候就“先知先觉”地知道社会生活的必要性,就知道他的原始的重要的欲望,只能在社会上得到满足。因此,生命就“使个人意志加入于社会意志”。(同上,第八页)据柏格森看来,社会就是个人能力的集合体,社会的一切就是人们的自由意志的自由创造。这是柏格森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历史观而达到了“意志自由论”的“理论”。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的发展是有它自己的规律性的。人要真正达到自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从必然到自由,就要通过生产斗争的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认识这些规律,利用这些规律。为此,总结了生产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反映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科学理论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柏格森却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是生命本性的自我扩张,只是人们的意志的自由的创造。
就是这样,柏格森的哲学思想成了近世纪以来最反动的哲学流派之一,成了最有利于反动的统治阶级,凶暴地反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工具。
这就是我们对柏格森哲学思想几个基本要点的简单概括。
就在这些基本要点中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的世界观的基础主要的是什么东西了,从而也可以看到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世界观的基础主要的是什么东西了。厨川白村和胡风的世界观,包含着若干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混合物,但是他们在文艺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的东西,却可以使人十分明白地看出他们和柏格森哲学思想的联系。
虽然胡风从来也没有明白宣布过他是柏格森哲学思想的追随者,而且胡风还可以明白宣布他从来也没有学过柏格森哲学,甚至是柏格森哲学的反对者,但是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却好像一条灰色的线一样贯串在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之中。
下面我们将略加分析。
首先是关于生命或者说是生命力的问题。正如前述,柏格森以生命的概念取消物质概念,以主观的生命代替客观的物质世界,构成了柏格森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而在这一点上,胡风和柏格森完全达到一致的结论。在胡风小集团的文艺思想中,作家的“生命力”,是被规定为创作的第一源泉的。这就是说,它是属于第一性的东西,而客观的物质世界是属于第二性的东西(当然作家没有生命是不能从事创作的,但问题是在于作家如果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艺术创作的第一性的东西,那就不能不是奇谈怪论了)。在胡风小集团的文章里,主观和生命是异词同义的用语。按照他们的说法,“主观”的东西乃是自然生命力的变质;而客观的东西则又是通过主观才能赢得它的生命。前一说法就是舒芜所说的“人类带着本来的自然生命力……和社会因素有机的化合起来,变质而成‘主观’”(“论主观”,“希望”第一期第六十九页);后一说法就是胡风所说的“生活事件……通过他底主观的追求或主观的提高而取得更深广的内容,更有思想力的生命”
(“逆流的日子”第三页)。因此这个主观的生命或生命的主观就是胡风小集团的哲学思想、文艺思想的唯一基础。这就是我们所应得出来的第一个结论。
第二是关于“自我扩张”、“人格力量”、
“主观战斗精神”的问题。一当我们弄清了胡风的哲学思想、文艺思想的基础是柏格森的生命力论的时候,那末,这一系列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既然生命力是决定一切的基础,那末,胡风所说的作家的“自我扩张”就不能不是作家的生命力的自我扩张,胡风所说的作家的“人格力量”就不能不是作家的生命力的自我创造和升华。在这种扩张、创造和升华的基础之上就不能不产生出作家的“凶猛地向过去搏斗,悲壮地向未来突进”的“主观战斗精神”。显然,这一切又完全是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反刍。而在这里胡风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胡风在“逆流的日子”里写过:“创造过程上的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材料)的相生相克的斗争;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这就是现实主义底最基本的精神。”(“逆流的日子”,第一○五页)显然这个创造的主体,据胡风自己的注解就是作家本身,而作家的本身也就是作家自己的生命力。因此,这种叫做“主体和创造对象的相生相克的斗争”,在实质上只不过是以作家的主观的生命力突入了客观对象而又溶化了、摄取了客观对象的斗争并借此以加强作家生命力的“自我扩张”,昂扬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而已。简言之,以主体代替客体,以主观代替客观,这就是胡风小集团的“现实主义”的本质,这也就是胡风小集团的“自我扩张”、“人格力量”和“主观战斗精神”的强大的生命力的基础和源泉,这就是我们所应得出来的第二个结论。
现在让我们把这两个结论归纳在一起就可以明白看出胡风的哲学思想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而其基本特征也正和其他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一样最终地达到唯我主义的结论。而恰恰是在这个唯我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基础之上,构成了多年来和我们党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尖锐对立着的胡风小集团反动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这就是我们应得出来的第三个结论。
由此可见,在胡风小集团的作品里充满着轻视和诬蔑人民以至于反人民的气息决不是偶然的。他们把人民看作是虫豸和苍蝇,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蠢动着的生活形象,从唯我主义者——“超人”的文学家看来,那是非常恰当的。和柏格森哲学息息相通的尼采就清楚地说过:“人类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只是手段……人类不过是供实验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废品,一地的破片瓦砾。”
由此可见,在胡风小集团的文艺作品里充满着对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形象——例如被胡风称为生命跃动的人生实相的蒋纯祖(路翎:“财主的儿女们”)的人物等等——的热情欢呼也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像蒋纯祖那样的人物,正是按照胡风小集团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他本身所具备的“横可以通全体,直可以由过去通向未来的倾向”,正是胡风小集团的“自我扩张”和“主观战斗精神”。而与此相反,在胡风小集团笔下的疯子式的“工人”、疯子式的“农民”、疯子式的“战士”,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唯我主义者——“超人”的文学家看来,工人、农民、士兵就是他们所应该以作家的生命力去加以溶化,加以摄取的漆黑一团的感性对象。这些小百姓们,理应“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地听候他们的“主观战斗精神”加以恣情任性的摆弄,因为和柏格森哲学思想息息相通的叔本华也清楚地说过:“这个世界,就是我的观念”!
由此可见,胡风坚决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对生产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也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从唯我主义者——“超人”的文学家看来,他们本身是具有“卓越”人格和绝对意志的,他们就是历史、社会的创造者。正为此,胡风才把舒芜“论主观”一文称之为“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因为舒芜的这篇文章露骨地反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而又高度地发扬了胡风的“主观”或者是“生命力”的“理论”的精神和实质——这个“主观”或者是“生命力”的发展,最后地“真正实现了大宇宙的本性——生生不已的天心”。这对胡风说来,是“实合孤意”的,因为胡风自己就明白地说过:“作家通过自己的精神能力,……创造出一个特异的精神世界”,“他要透过法则底世界去游历精神底世界”,从而可以使“大宇宙”“结晶”在“小宇宙”之中。(“人生、文艺、文艺批评”)
由此可见,胡风小集团之所以坚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构成它的理论基础的科学世界观,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唯我主义者——“超人”的文学家看来,只有柏格森、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只有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才是“热烘烘的”,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它的世界观对于他们来说就不能不是“冷冰冰的”或者是“刀子”和“棍子”!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胡风和我们党十多年来在文艺战线上所进行的持久斗争,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斗争。而胡风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今天,凶暴地突击地提出他的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正是在他的反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指示之下的资产阶级思想向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是向着全国人民的进攻!


第3版()
专栏:

  “建筑自由庙宇”的伟大诗人
  ——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
  冯至
今年五月九日,是德国诗人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纪念这个伟大的诗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把一九五五年全年都冠上席勒的名字,叫作“席勒年”。席勒在他不满四十六岁短短的一生内创作了十几部辉煌的剧本和一些不朽的诗篇,丰富了德国的和世界的文学宝库。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认识席勒是一个反抗暴政、反对战争、热爱祖国、对于人类将来抱有崇高理想的诗人。
席勒于一七五九年十一月十日生在威登堡公爵领域内叫作马尔巴赫的小城里。父亲是个外科医生,后来在公爵军队里做小军官,母亲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当时德国分裂为三百个封建小邦,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分割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组成一个民族统一的国家。这些封建小邦的统治者每个人都是一个暴君,对内无限制地吸饮人民的血汗,对外则毫无顾忌地出卖民族利益。关于这个情况,恩格斯有过一段极生动的叙述:“商业、工业和农业都凋零殆尽;农民、商人和工厂主都感到吸血政府和商业凋蔽的双重压迫;贵族和公侯们觉得他们的收入虽然榨尽他们的臣民还是随着日见增长的支出永无止境;一切都是颠倒的;全国怨声载道。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思想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市民意识,没有较为广大的对外贸易——只有琐屑和自私——一种琐屑的、卑屈的、可怜的小利经营支配着全体人民。……”在这样状态里,恩格斯继续写道,“国内的文学提供出唯一的改善希望。这个政治上、经济上可悲的世纪同时是德国文学的伟大的世纪。……这时代每个杰出的作品都呼吸着向当时存在的整个德国社会的挑战和反抗的精神。歌德写他的‘葛慈·封·白利星根’,是一部尊敬反抗者的戏剧。席勒写他的‘强盗’,是对于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胸怀磊落的青年的赞颂。……”
“强盗”是席勒第一部成功的作品,席勒起始写这剧本时,才十八岁,正被迫在一个士官学校里读书。这学校是威登堡公爵制造奴仆的机关,学生没有自由,受着残酷的、非人道的训练和监督,年轻的席勒从一七七三到一七八○年在里边禁锢了八年之久。可是学校严格的规条遏止不住年轻人自由的要求和愿望,学校的铁门阻挡不住卢骚、莎士比亚、歌德和一些“狂飙突击”诗人的作品的传播,席勒热情地阅读它们,自己也从事于诗和剧本的写作。他毕业后,在公爵的军队里做军医,第二年,一七八一年,“强盗”出版了。这剧本的第一页很明显地写着希腊古代名医希波克拉特斯的名言:
“药不治者,铁治之;铁不治者,火治之。”它再版时作者又在封面上添上用拉丁文写的“反抗暴君们”的铭语。剧本里的主角卡尔·摩尔是一个纯洁、优良的青年,他周围社会的腐朽促使他成为强盗;他对于当时的封建社会,不合理的法律和虚伪的宗教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这种反抗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看不清将来的出路,因为在青年席勒的、以及当时一般不满现状的“狂飙突击”诗人的眼界前还不能呈现出更为广大的远景。但是这剧本却充分地发泄出当时一些人心里要说的话。
不久,“强盗”在不属于威登堡公爵领域的曼海木的剧院上演,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公爵因为席勒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便参加了演出,把他拘禁了两个星期,并且禁止他从事写作;席勒再也不能忍受公爵的种种压迫,在一七八二年九月偷偷地离开威登堡首都,逃亡到“外国”。从此他就往来于曼海木和莱茵河畔的佛朗克府一带,充作剧院的剧本作者。在这期间内他完成了两个剧本:“费斯科”和“阴谋与爱情”。“费斯科”叙述十六世纪意大利封建势力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阴谋与爱情”却是取材现代,明确地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阴谋无耻,并且在一个普通的音乐师和他的女儿身上创造出朴素、梗直、具有崇高理想的人物形象。恩格斯在给明娜·考斯基的信里说,这个剧本的“主要价值就是在于它是第一部德国的有政治倾向的戏剧”。当时的威登堡和恩格斯所写的德国情况完全一样,统治者过着淫乱的生活,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不惜采用种种无耻的阴谋,而在政治上则懦弱无能。公爵常常把成千上万的青年卖给法国和荷兰充当兵役,换回来钱做为他宫廷取乐、给情妇买宝石的费用。他派遣他的爪牙到处抓壮丁,被抓的人略有违抗,就遭到屠杀。这种罪行,席勒在“阴谋与爱情”里给以揭露,提供在广大观众的面前。作者让音乐师的女儿绿意斯大声疾呼,替人民控诉,并且说出对于人类将来的愿望:等级的限制都要倒塌,阶级的可恨的皮壳都要破裂,人都是人!
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爆发时,席勒已由歌德介绍在耶那大学担任没有工资的历史教授。他的主要工作于是集中在历史研究上边。“尼德兰脱离西班牙统治的历史”、“德国三十年战争史”都是在这时完成的。他研究的对象,都是历史上民族紧要关头的时期;他看出无论多么紊乱黑暗的时代,总有光明的一面,而且为正义斗争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法国大革命高涨的同时,席勒却有一个时期(一七九一——一七九五)躲入康德的唯心主义的世界。革命爆发时,许多德国的思想家和诗人都感到兴奋,表示欢迎,但是革命的急剧发展,雅各宾党人的执政,却使他们对于革命失却了理解力,从欢迎转为畏惧,这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无能和政治经济的落后决定的。火一般热情的席勒到这时却“逃向康德的理想”(恩格斯语),脱离现实,认为若是实现人类的自由,不应用革命手段,却要通过“美的假象的王国”。这时他写出一系列唯心主义美学的论文,这些论文和他在文学实践中的现实主义相对照,呈现出尖锐的矛盾。歌德有一次谈到席勒,说得非常中肯:“这是非常使人感到可悲的,当我们看到一个这样非常有才能的人怎样在那些无助于他的哲学思维上自寻苦恼。席勒一停止了哲学,他的风格就非常辉煌地起着作用”。这里所说的“哲学”,就是那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
但现实的苦难和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具体任务不容许他长期逗留在“美的假象的王国”里。德国的分裂状态没有改善,而英国工业的发展和法国革命后人民力量的膨胀都加强德国人民对于统一的渴望,拿破仑的逐渐得势和一七九七年莱茵河左岸被法国的占领更刺激德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这都足以使席勒克服他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停止了哲学”,从生动的历史里取材,写出他最后阶段的伟大的历史剧本:取材于三十年战争体现民族统一要求的“华伦斯太”(一七九九年)、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抵抗英军的“奥里昂女郎”(一八○一年)、十四世纪瑞士传说中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民族英雄“威廉·退尔”(一八○四年)。他在这些历史剧本里不只是表达了当前德国人民要求统一、抵制侵略的愿望,而且也用生动的形象和热情的语言鼓舞了德国的人民。
争取民族统一,反抗异族的侵略与统治是和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分不开的。席勒在“华伦斯太”里,尤其是在它的第一部“华伦斯太之阵营”里,深刻地描画出战争凄惨的景象。奥里昂的女郎约翰娜也向英国的侵略者发出辞严义正的申斥:“你使我想起,这国土有多少母亲失却儿童,多少幼弱的儿童失却父亲,多少未婚妻成为孀妇,这都是由于你们!如今英国的母亲也要尝一尝这绝望的痛苦,认识法国悲凉的妻子们哭出的眼泪。”这是对于战争的控诉。
席勒在这些剧本里也说出来人民力量的伟大。百年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深入法国内地,法国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军队无法抵御,国土失却一半,等到一个牧羊女约翰娜放下了牧杖,拿起武器,团结人民,向侵略者反攻时,敌人就节节后退,望风披靡。在“威廉·退尔”里我们在更多的地方读到对于人民的歌颂,这里出现的都是劳动人民,他们诉说他们是怎样开辟山林,勤于耕种,而他们劳动的果实却被外来的统治者掠去,他们的生命财产,被人任意宰割,同时他们认识到,只要团结起来,“暴君脚底下的地便空了”。
这剧本完成后的次年,一八○五年五月九日,席勒便在魏玛逝世了。他死后不久,拿破仑便向德国民族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席勒的作品立即对于德国青年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唤起他们爱国主义精神,去积极地参加反拿破仑的自由战争。他的“反抗暴君”的口号,正像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在
“德国历史”里所指出来的,在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永久得到回响,德国工人把这口号当作自己的口号。现在,在席勒的祖国,已经有一部分地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席勒的梦想,永久削除了暴君统治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但是在西德却完全是两样,还和席勒的时代相似,在阿登纳反动政府的统治下,一切都听从美帝国主义的指使,恢复军国主义,使法西斯主义复活,迫令青年充当炮灰,阻碍德国统一,破坏国际和平,当年席勒所攻击,所控诉的,不但还没消逝,而且面貌更为狞恶了。现在德国人民大规模地纪念席勒,正因为席勒的著作对于当前的德国有极丰富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海涅曾经说过,“席勒为革命的伟大理想而写作;他摧毁精神的巴士梯尔监狱,他建筑自由庙宇,他建筑那个把各民族团结为一个唯一的兄弟集体的伟大的庙宇”。现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进步人类共同纪念席勒,正是因为他所爱的正是我们所爱的,他憎恨的也是我们所憎恨的,他对于这伟大的
“自由庙宇”的建筑和我们现在为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所进行的斗争是一致的。(附图片)
  席勒像


第3版()
专栏:

  积极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
  孙明
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是对我国人民,首先是对青年进行全面体育教育的有效手段。劳卫制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的锻炼目的和具体的循序渐进的锻炼目标以及全面的科学锻炼要求。它根据人们的不同性别、不同年龄规定了几种必测的和选测的项目,以全面地训练人的力量、速度、灵敏和耐久力。
一年来,在中等以上学校推行劳卫制预备级及试行劳卫制的效果是良好的。它对学校体育教学的改进、学生身体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培养,以及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都有着显著的作用。过去,许多体育教师往往采取不负责任的“放羊式”教学方式,会什么教什么,爱什么教什么;试行劳卫制后,体育教师改变了过去的一套做法,树立了新的观点,努力使学生身体得到全面锻炼。各地参加劳卫制锻炼的学生,普遍感到提高了健康水平从而增进了学习效率。北京市二百多个十五岁至十九岁的学生中,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不常参加锻炼的平均体重多一公斤以上、胸围宽一公分以上,右手握力多二公斤以上。唐山市开滦煤矿职工子弟中学有四百零八人参加了劳卫制锻炼,不到一年,已有一百一十八人达到劳卫制一级标准,还有七十八人差一项就可达到标准。在劳卫制锻炼中,还培养了学生的集体主义和爱护公共财产的优良品德。
事实证明:推行劳卫制对于增强我国人民体质,是有巨大的作用的。目前的任务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普遍推行这种制度,中等以上学校则应该积极推行劳卫制,至于厂矿、企业、机关,应继续巩固发展广播体操,根据群众的不同爱好和要求,组织锻炼小组和推行劳卫制预备级,为将来推行劳卫制准备条件。应该批判在推行劳卫制工作中的保守观点,也应防止盲目冒进的现象。
学校行政领导同志应当认真地领导学生进行劳卫制锻炼,应当向他们说明劳卫制的意义、作用和目的,同时要加强对他们的指导工作。体育课的教材中应当适当包括劳卫制的运动项目,使学生懂得锻炼方法和技术。并应运用丰富多样的教材,使学生在劳卫制锻炼中能适当地进行多种多样的运动游戏和竞赛,提高锻炼的兴趣。那种把进行劳卫制和体育正课对立起来的态度是不对的。学校中推行劳卫制的指导工作,主要应由体育教师担任。因此,体育教师必须学习和熟悉劳卫制。
在推行劳卫制的过程中,各地各单位应该结合季节和体育课的进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分批、分期进行经常的测验。并尽量利用竞赛的方式,以鼓舞大家的热情,提高运动成绩。成绩合格的应该授予劳卫制证章、证书。


第3版()
专栏:

  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推行劳卫制有成绩
  体育运动委员会通告颁发劳卫制证章、证书
自去年五月四日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公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的暂行条例和暂行项目标准以后,到去年年底为止,全国除热河、青海、新疆、西康四省和内蒙古、西藏两地外,已有一百八十七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十二万七千四百多名学生参加了劳卫制一级的锻炼;有二千三百六十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一百十五万九千多名学生参加了劳卫制预备级的锻炼。
推行劳卫制以后,学生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进。参加劳卫制锻炼的学生普遍反映:体重增加,疾病减少,学习效率也有了提高。各地学校中已涌现出不少能做到“三好”的学生。
推行劳卫制以后,学生的运动技术水平也提高得很快。郑州电力学校的四百多名学生参加了劳卫制锻炼,不到半年就有半数学生达到了劳卫制一级的锻炼标准。在各地举行的运动会上,推行了劳卫制的学校成绩都比较突出。
劳卫制的推行也促进了学校中的体育教学改革。许多学校都以劳卫制为基础,编制了新的教材,改变了过去旧的单元制教学和单纯培养少数运动员的错误观点和方法,初步解决了体育课同劳卫制相结合的问题,丰富了体育课和课外活动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于五月四日发布关于颁发“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证章、证书的通告。
通告中说:为了表扬劳卫制测验合格者在体育锻炼上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励他们更好地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而坚持锻炼,特根据劳卫制暂行条例第十九条颁发劳卫制一级证章、证书。通告并指出:获得劳卫制一级证章、证书,说明已经受到较全面的体育教育,为劳动与卫国准备了一定的身体条件。并应继续坚持锻炼,争取达到二级标准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通告规定:劳卫制证章、证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统一颁发。各地不得依照式样自行制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参加劳卫制测验达到标准者,由体育运动委员会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证章、证书。劳卫制一级证章、证书只发给经直辖市和省辖市的体育运动委员会或县文教科批准实行劳卫制的单位中,参加劳卫制一级锻炼测验及格者。(附图片)
  劳卫制一级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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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保排球队同我国排球队在京举行表演赛
五月二日,应邀来我国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央之家男子排球队和保加利亚国家男、女排球混合队分别和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男子排球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男、女排球队在首都举行了三场友谊比赛。这天,首都七千多观众怀着兴奋的心情观看了来自布拉格和索非亚的世界优秀排球队的精彩表演。首先进行的是女子队的比赛——保女子队对“八一”女子队。这场比赛进行了两个钟头。结果“八一”女子排球队以三比二胜保加利亚国家女子排球混合队。比赛结束后,观众曾以长时间的鼓掌和欢呼来感谢两队的出色演出。第二场比赛是捷男子队对体育学院男子队。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央之家男子排球队在我国进行的最后一场表演比赛。这场比赛,体育学院队一直处于被动,捷男子队很容易地以三比零取胜。
最后一场是保男子队对“八一”男子队的比赛。结果保男子队以三比二获胜。(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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