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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
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陈垣
我对胡风所写的东西,从没有看过。一九五一年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时,在土地改革工作团的总团部我第一次看见了他。总团部写总结时,执笔人里就有胡风。怪不得总结写得总不对头,后来经过大家提出意见,作了许多次的修改,原来就是因为胡风正在那里实行“自我扩张”,发挥他的“主观战斗精神”。
今年春天,我在北京医院见到他,他和我“握手言欢”,提起批判他的文艺思想的事情,他很
“诚恳”地和我说:“我正在写检讨,不久就可以发表”。我当时还以为他是文艺思想问题,可能已在大家批评教育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最近,胡风的所谓“我的自我批判”发表了,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次再一次的关于他的反革命罪状的揭发。看到这些材料,才彻底认清了他的丑恶面貌,这杀气腾腾的、凶狠毒辣的阴谋,不禁使人毛骨悚然。才知道这个同我“握手言欢”的就是我们的敌人。
胡风是一个处心积虑一贯的反党反人民的政治阴谋家。胡风集团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行动纲领、有战策战略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的党羽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和一些部门。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信里,他还说“到那学校,当大有收获”。原来他是在有计划地到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来“收集一些材料”以打击进步人士。
事实已经看得很清楚,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仅是文艺界的事情,也不仅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的事情,这同时也是我们全国人民的事情。
我们不能容忍,绝对不能容忍反革命分子继续猖獗,我拥护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撤销他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
他不是人民,他是人民的敌人,他不能代表人民,没有资格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规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胡风是反革命分子,他仇恨党、仇恨人民和我们的革命事业已达到疯狂程度,我们不能让他保存
“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我代表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全体教职员工学生请有关当局对反革命分子胡风依法惩处,加以严厉的制裁。
(原载“光明日报”)
  胡风——蛀墙脚的白蚁
  马思聪
看了“人民日报”所揭发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两批材料以后,我感到毛骨悚然,一条毒蛇伏在我们身边,已经二十多年,真是太危险了!
已发表的材料给我们剥露了胡风这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野心家的丑恶脸孔,使他原形毕露。二十多年来,他一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自称为“一个站在党的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和我们“微笑”着“握手言欢”,背地里却对我们进行着“挖心战”。胡风不但仇视党员作家,而且对一切进步作家都极尽污蔑之能事。过去我们觉得他的文章实在晦涩难懂,殊不知他之所以这样,是别有用心的。他不能说明白话,说了明白话,就有被拆穿的危险。同时他的文章里点缀着许多革命言词,那也是为了欺骗读者。正如他自己恬不知耻地招供的:“在下笔前先变成老爷们,再来和变成了老爷们的自己作战”。他之所以口口声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原来是为了在“‘字面’上要站稳‘立场’”。我们看了已经揭露的材料,就不得不问一句:胡风,你到底要革谁的命?很明显,你所企图推翻的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政权。我们中国人民的胜利使你胡风感到了“绝大的苦闷”,认为解放后的人民“等于带上了枷”。狠毒的胡风要我们“不安”,要“天下不容易‘太平’”,要我们“更气弱下去”,要“冲破”我们的“一些缺口”,到他“看准了的时候”,要用他的“头颅”把我们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铁壁击碎”。难道这还不是要挖我们人民江山的墙脚吗?难道这还不是反革命罪行的铁证吗?胡风集团使我们想起南方的白蚁,能把坚固的房屋从里面腐蚀掉,外表毫无损害痕迹,人们如不当心及早发觉消灭它,我们牢固的建筑就要变成废墟。
我是个非共产党员的艺术工作者。我像许多其他的革命知识分子一样,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正义事业,我们认定社会主义是我们美好的未来,并希望能更多地为革命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胡风这个两面人居然也敢说自己是什么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想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还耍个花样,要在
“洞中多待”些时日,“在忍受中求得重生”,把希望寄托在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这是我们每个真正有良心的艺术工作者所绝不能容忍的。
胡风是挖革命墙脚的白蚁,是人民的公敌。胡风的反革命阴谋的全部家底必须弄个水落石出,要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要保卫我们的创造性劳动,饶他不得!
我完全同意撤销胡风担任的一切公职,把他从革命队伍里清洗出去,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惩办!
  必须严肃处理反革命分子胡风
  黄琪翔
人民日报公布胡风反党集团的两批材料和广大群众揭露胡风的反革命罪行之后,胡风的原形毕露了,他的狰狞的丑恶的嘴脸,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这些材料充分证明胡风坚决地站在反动立场,二十几年来,虚伪地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掩饰,进行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
胡风的问题不是什么思想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胡风的问题不仅只是文艺界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都应重视的问题。
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本月二十五日联席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胡风反动集团问题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这也代表了各界人民的共同要求,我完全同意并拥护这个决议。必须把胡风这个反革命分子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同时建议有关机关对于胡风集团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罪行严肃处理。
我们必须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暗藏的敌人常常是比公开的敌人更阴险更恶毒,更不容易防备。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随时揭发暗藏在各个部门的反革命分子,以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从这一事件中也使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极点,就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所以,民主党派的成员必须加强思想改造,认真地踊跃地参加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的学习,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原载“光明日报”)
  彻底揭露和清算胡风的反动罪行
  许德珩
看了五月十三日舒芜先生“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以后,使我万分愤慨!这个多年来打着革命的假招牌来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胡风丑恶而狰狞的面目,现在是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面前了。
在这以前,人们总还以为胡风的错误只是思想方面的,而未必就是政治方面的;人们只感到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私货,还不能肯定地说胡风的问题就是反对革命的问题。现在,问题是很清楚了。胡风二十年来以进步作家的面目出现,是为了欺骗党,欺骗人民,企图钻进革命队伍里来,破坏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
我不是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但也常常涉猎文艺方面的书籍。几年以来,在学习中阅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深地体会到党和毛主席所制定的文艺方针是万分正确的。在党和毛主席指导之下,新中国的文艺配合国家建设的进展,正表现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欣欣向荣的气象;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也热烈地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思想,为工农兵服务,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但长期以来,胡风对于党的文艺方针采取了强烈的仇视态度,抗拒党的领导,诬蔑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用尽了一切恶毒的字眼来咒骂和侮辱党的文艺工作者和团结在党周围的进步作家,称他们为“官方”、“马褂”、“老爷”,为“豪绅”、“市侩”、“蛆虫”。这些同志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受尽了特务匪帮的残酷迫害,在贫穷、艰苦的环境中出生入死,为着人民革命事业而携手奋斗。胡风在他给舒芜的密信中,竟称党为他“强大的敌人”,要和这样的“敌人”作战,就必须要有“准备”,要有“武器”,要有“必要的条件”,这就是要有自己的阵地,并且鼓动他的小集团的成员要“与阵地共存亡”。对待革命作家们,胡风说要“警戒他们,肯定他们,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甚至要用国民党特务对待革命志士的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来对待这些同志们,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直到一九五四年,胡风还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作为他向党的挑战书。在“材料”里,胡风正面地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反对民族形式;反对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主张解散文艺界统一组织,取消党的领导。总之,要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要用胡风反党集团来代替党的领导。这是彻头彻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
党对胡风一贯是采取爱护、帮助、教育的态度,期望他在学习和工作中改造自己。解放以后,胡风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现在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且在文艺部门担任了一定的工作。但胡风不老老实实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以党和人民为可欺,抗拒思想改造,继续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甚至在党和人民指出他的错误之后,还不坦白交代。在他最近发表的所谓“我的自我批判”里,用尽一切办法来掩盖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质,并且把这个错误仅仅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局限性,好像只是思想上的错误,以此来继续欺骗党、欺骗人民,企图蒙混过关。这是何等狡猾恶劣!
过去,人们总以为胡风比胡适好些,以为胡适早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头等战犯,而胡风却始终在革命队伍里,从事文艺工作。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胡适是公开的政治上的敌人,胡风是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敌人;胡适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宣传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哲学——实用主义,胡风则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假招牌来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疯狂进攻。
我们应该从胡风的事件中吸取教训,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不是削弱而是更加尖锐和复杂起来了。因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形式,而“消灭阶级是一件长期的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事情,这个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政权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并不会消失,……而只会变更自己的形式,在许多方面成为更加残酷的了。”(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因此,对于胡风或类似胡风这种冒称革命的伪装分子,我们应当提高警惕,不要让他们继续潜藏在革命队伍里,破坏我们的革命事业。九三学社的全体成员和文教科学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积极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以改造思想,做好工作,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光明日报”)
  认清了胡风的真面目
  陶孟和
我一向没有读过胡风的著作,对于胡风是一无所知的。读了一些批判胡风的文章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在文坛上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宣传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我所知道的胡风如此而已,对他的认识还不够清楚。
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的自我批判和舒芜先生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使我对于胡风得到一个清楚的了解。我开始读胡风的
“我的自我批判”时候,读不下去,总觉得他的行文结结巴巴,一点也不爽快。我对于这类文章是没有耐心的。然而等到我读舒芜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材料时,一气便读完了。读的时候真觉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等到读完,胡风恶毒、阴险的真实面貌也就勾划出来了。
这两篇文字是一个鲜明无比的对照。“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所暴露的是胡风的真我,而“我的自我批判”所提供的是胡风的假我。因为是真我,所以行文不用做作、装饰,将自己的真心话都倾吐出来。假我是乔装的,他所说的不是真心话,口欲言而嗫嚅,因此他的文章绝对不会流利。两篇文章把真正的胡风和伪装的胡风鲜明地摆在我们面前。
看到了胡风的真我,又看到了胡风的假我,不难认出胡风是一个极端阴险的两面分子。胡风在解放前后写给舒芜的这一批信,无可怀疑地证明了胡风一贯是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胡风在重庆,在国民党反动势力遏制一切进步思想使人们喘不了气的恶浊环境里,他并不仇视反动派,而是用尽力量,搬运一切策略,专门向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向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发出恶毒的诅咒和凶猛的进攻。这究竟是何居心?解放后胡风丝毫没有悔悟,一九五○年三月还在设法发展他的地盘和势力。在他给中央的意见书中公然要党放弃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又是什么居心?
胡风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点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苦心地装扮成一个革命者的样子,混进革命队伍内部阴谋活动。当我们掘出他的反动理论根子——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时,他企图用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没有得到改造”等谎言继续进行欺骗。但是我们从他写给舒芜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胡风多少年来所一贯进行的不但是宣传他的反动思想,还有有计划的政治性的反党、反人民的活动。胡风伪装革命长期混进了革命队伍中来。现在我们认识了他的真面目,不能再让他留在我们的队伍里。
胡风必须彻底悔改,把他二十年来的反人民活动交代清楚,来表明他愿意重新作人。
(原载“光明日报”)
  加强学习,提高警惕
  梅兰芳
胡风的文章,我看不懂。当我最初看了许多批判胡风的论著时,还以为只是文艺思想的问题;听过了杨献珍、孙定国诸同志的报告,才清楚地了解他的反党思想的本质。最近读了“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所揭露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我更感到以前的想法是太天真了。胡风不但在思想上反党反人民,并且长期地进行着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反党反人民,破坏党的事业。他对党抱着敌对的情绪,对党作疯狂的进攻。这决不只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五月二十四日我又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更说明胡风对党和党的领导、对革命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扩大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心腹打进党内,偷窃文件,探听情况;加紧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并于进攻失败后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这一切行动,都是胡风多少年以来直到全国解放五年多的今天所做所为的。
胡风的文章很难读,但在这两批材料一共一百多封信中的话都很容易懂。这正像杨献珍同志的报告中所说:心口如一的时候就容易明白,披着外衣,掩藏恶毒面孔,心口不一致,他的表面的话就必然不容易懂。这些信揭露了胡风的反党反人民的真面目。我们只要把这些信和胡风的“自我批判”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伪善的假面具和恶毒的真面目,是怎样地截然相反。胡风的检讨,乃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假检讨,这还有可以狡赖的地方吗?
在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中,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今后我们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警惕,澄清我们的麻痹思想,树立起正确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随时地对敌人以及伪装进步实际反动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原载“北京日报”)
  赶快从人民队伍中清除胡风
  林巧稚
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在革命队伍里隐藏了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胡风,被人民把他的反党、反人民的真实面貌揭穿了。胡风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从“人民日报”揭露的材料中,清楚地证明了胡风是一贯地坚决地和党、和革命势不两立的,是人民的阴险毒辣的敌人。他指挥他的集团有计划地采取秘密手段从文艺战线上向党和革命进行猖狂的进攻,他更要“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妄想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来实现他的反革命的罪恶阴谋。
胡风在革命队伍中长期伪装的潜伏活动,说明我们对敌人的警惕还是很不够的。他不但钻进了全国人民文艺团体的领导部门,而且竟然一时蒙混了人民,骗得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混入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是非常严重的。无疑地,通过胡风事件我们受到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更具体地体会到在过渡时期里的敌我斗争是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更加残酷的。我们一刻也不要放松,而且要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不让任何一个敌人来破坏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我完全拥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决议,要求立即把这个敌人从人民中清除出去,彻底粉碎胡风的反革命集团,来纯洁我们革命的队伍。
(原载“北京日报”)
  坚决镇压胡风
  常香玉
从人民日报五月二十四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我们透彻地看清了胡风一贯反党的思想,也具体地看清了胡风的反革命行动。我们完全认清了胡风的问题决不是思想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案件。
从这批材料中,完全证实了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政治集团。
它的首脑就是胡风。
胡风集团的反动文艺纲领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反对深入工农兵,反对思想改造,反对民族形式,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
胡风集团的政治目的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反革命的政权复辟,要人民政权垮台。
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是采取阴险恶毒的隐蔽方式和伪装进步的两面派手法,混进革命的队伍中进行反革命的活动!
胡风用的是“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炸弹来攻击党,来攻击人民的心。
胡风的反动罪恶活动,是长期的、一贯的、死不悔改的,解放前是如此,解放后是如此,直到最近,他的罪恶活动更是猖狂。当去年十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检查“文艺报”的错误的时候,他发号施令给他的党羽张中晓说“缺口已打开了”,还要“全面展开”进攻。向谁打呢?向谁进攻呢?向党,向人民的文艺事业。当胡风在进攻失败以后,当全国展开批判胡风运动以后,他还布置他各地的党羽,如何退却,如何掩护自己,如何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胡风用“不要痛苦,千万冷静。……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等等来鼓励他的集团的分子,这便充分证明了他的反革命罪行是死不觉悟,死不悔改的。
为了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我完全拥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决议,把胡风从革命的队伍中清洗出去,撤销他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切职务,撤销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的资格的建议。同时要求政府,依法坚决镇压反党反人民的胡风。
从胡风反党集团的这一事件中,我们必须充分吸取经验教训,随时随地谨防敌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来引诱我们,来欺骗我们,来进攻我们。我们都应该作到像人民日报所说的:“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
  痛恨胡风集团的阴谋
  袁雪芬
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揭露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后,我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怒。事情已经非常明白,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去了伪装的羊皮之后,就是一群面目狰狞的大灰狼。二十多年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已发挥尽他们的“主观战斗精神”,对我们党,对我们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对我们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文艺方针下的文艺队伍,进行了长期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不及时喝住他们,不把他们镇压在人民的巨掌下面,那么这群发疯了的豺狼不知会给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
我是经受过胡风“橡皮包着钢丝”的皮鞭鞭打过的一人。就在一九五二年三月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中坚分子彭柏山篡夺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职位。他一来就宣布“华东一塌糊涂”,犯了路线错误,“旧剧压倒了话剧”,他和盘踞在华东文艺领导机构中的胡风集团另一中坚分子刘雪苇一起,根据胡风的反革命纲领改造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把“戏曲报”停刊,不经过领导的批准,狂妄地宣布撤销“华东戏曲研究院”,解散戏曲学校,用行政命令方式精简京剧团,使许多长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戏曲演员和一些优秀老艺人被抛出组织,处于流离失所的境地,同时把戏曲研究院的领导骨干调走,还阴谋调走长期从事戏曲导演和创作工作的干部,企图彻底瓦解国家戏曲事业机构。
他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从人民日报二十四日所揭发的材料中案情已经大白。彭柏山、刘雪苇的目的在于用“华东戏曲研究院”的一套干部去建设“华东人民艺术剧院”,请他们的主子来当院长,“帮弄华东”。虽然以后这一阴谋没有得逞,但是彭柏山他们已为我们的事业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在这期间,我们从事戏曲工作的同志遭受到多大的灾难呵!
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被破获了。从这一反革命案件中,我们得到了极大的教训。我们要警惕,敌人在利用一切机会,寻找一切空子破坏我们的革命事业。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强团结,彻底粉碎胡风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集团,保卫革命的文艺阵地,保卫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原载“中国青年报”)
  保持高度的革命警觉性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生 郭锷权、胡家华、林慕荆
看到了人民日报五月二十四日所揭露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后,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了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从解放以来一直到最近,胡风竟“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活动,唆使他的党羽打进我党,建立据点,刺探情报和盗窃党内文件和机密。当这条毒蛇遭到致命性的打击后,就伏地装死,伺机再起。胡风集团的反革命反党活动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和手腕的。他把他的党羽和同流通过亲朋戚友,无孔不入地钻进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北京、上海、汉口、杭州、天津等地满布着替胡风探听风声的坐探和奸细。胡风的党羽路翎打入了青年艺术剧院,彭柏山窃踞了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要职……。这种卑劣的手段是多么毒辣和阴险啊!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全部罪恶活动铁证如山,一针见血地刺穿了他们枉费心机的企图——夺取革命政权让资产阶级在中国复辟。试问:这和蒋介石集团的
“美梦”又有什么区别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应如何地警惕啊!
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战斗已在全国各地势如暴风骤雨地展开了。暗藏在革命阵营内和党内的胡风
“地堡”将一个连着一个地被我们摧毁。我们希望青年同学们不要置身于这场阶级战斗之外,坚决地勇敢地参加这次战斗吧!
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深藏在革命队伍中施行着两面派手法的敌人是何等的毒恶阴险。他们隐藏在我们革命事业的各个队伍中,和香港台湾等各地派来的美蒋特务一样地危害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岗位上努力学习,提高政治嗅觉,和全国人民一道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把胡风反党集团和反革命分子从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不让他们破坏和扰乱我们的阵地,保卫我们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
(原载“光明日报”)
  把“加官脸子”摘下来
  李少春
假若一个人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行,而真地悔悟了,真地感到“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那么,他的检讨,一定会衷心地、诚恳地、老老实实地把他那反党、反人民的罪恶行动、事实,赤裸裸地写出来的。否则,那就是不真诚的,虚伪的,而且是别有阴谋的。
胡风所犯的错误,不,所犯的罪行,仅以他用肉搏战的姿态,向党的文艺政策进行猛攻猛打并端出了他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纲领而论,其罪恶已然是不可恕了。而再看到了他写给舒芜的一批密信之后,就更明了地看出他是多年来长期地、一贯地、用各种各样的阴谋,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革命了。但是,在他的“检讨”中,他交代了真实的罪恶行动了吗?没有;他交代了真实的罪恶事实了吗?没有;他真的说出来衷心的、诚恳的、向人民低头认罪的话来了吗?更没有。相反地,舒芜交出的那一批密信,倒替他赤裸裸地招供了。这是多么可憎可恨的一幕丑剧啊!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他的“检讨”,又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舒芜交出的那些材料,这还是他那套所谓“半头红萝菔”的作风(表皮是红的,心子是白的)。这是佯输诈败的战法,这是阴谋!
“跳加官”是要戴上微露笑容而实在是阴森煞白的“加官脸子”的;是要走起醉醺醺懒洋洋的台步的;是要向观众假恭维、假作揖、假鞠躬的……这一套形象和做工,都被胡风运用在他的假检讨里了。
我们不看这样的“跳加官”!我们要你摘下“加官脸子”,看你的真实面目!
(原载“北京日报”)


第5版()
专栏:

  揭露刘雪苇在上海文艺界中的反党活动
  柯蓝
胡风的追随者——刘雪苇是胡风反党集团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之一。刘雪苇在华东、上海的文艺领导工作中,树立、培养胡风集团的宗派组织,霸占新文艺出版社,削弱和抵制党的领导。同时利用职权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散布错误文艺思想。关于他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已有林默涵等同志加以揭露和批判。现在我把刘雪苇在华东、上海这几年的文艺领导工作中一些严重反党活动揭露如下:
其一,刘雪苇违反党的文艺政策,对于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体验生活、进行思想改造的基本方针,采取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在文艺整风前,上海文艺界在市文化局和文联的领导下,曾经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参加土地改革、参加治淮、参加工厂民主改革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文艺界许多同志都热烈响应了这一个号召,编成了三个大队,分别到安徽、淮河、上海工厂去深入生活。下去之前领导方面都作了思想动员,还作了一些专门报告,作为深入生活时的思想准备。如参加治淮大队的同志就请有关治淮的水利部门的同志来作过报告和介绍情况;并且下去之后,还定期有汇报和通信,和上海有关机构取得经常的联系与指示。这些同志们回来之后,不仅绝大多数对这一次深入生活,都感到有很大收获,思想上有一定的提高,而且在创作上也有很大的成绩。如曲艺方面的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参加治淮回来就集体创作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篇评弹,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各方面的重视;许多作家、音乐家、画家们也从此而创作了许多作品。仅从这样一件事看,我们对于长期和工农兵群众隔绝的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第一次表示了这么高的热情,要求思想改造,是应该欢迎的,对于他们下去体验生活的成绩也是应该肯定的,尽管他们还有不少缺点,但在基本上是成功的、有收获的。而且通过这一具体事例,也可以看出贯彻我们党的文艺政策——深入工农兵群众的方针是正确的、受到群众拥护的。但是当时身居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之职的刘雪苇,他是怎样来看这一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呢?他完全不顾事实地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用铅印印出来的),否认了这一次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意义,在报告中认为这样组织文艺工作者下了下工厂是“赶鸭子”。他一方面夸大了组织工作中的某些个别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解放初期,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思想改造工作,没有经验造成的,也只是属于工作方法上的。)另一方面故意强调了个别文艺工作者下去之后,生活上不能吃苦,很短时期又跑回上海,和在与群众接近中,发生某些轻视群众的事实,就得出结论说:这次思想改造完全失败了。这是什么居心呢?特别把这样一个自觉的思想改造运动污蔑为
“赶鸭子”,把解放后的上海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形容为“鸭子”,把当时上海文化局和文联的组织工作者形容为手执长竿的“赶鸭者”,把自觉自愿的思想改造深痛恶绝地看成为“赶”,这种说法,像是一个党员说的吗?这不正是充满了胡风反党思想的气味吗?刘雪苇夸大和利用工作中某些非原则性的缺点,来进行其宗派活动,从基本上来否认和对抗党的文艺政策,并且进行了最大的污蔑。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吗?很明显,他是打着检查工作的招牌,打着向党做报告的招牌,来欺骗党,来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的。
其二、刘雪苇也用上述同一手法,对胡风小集团骨干分子耿庸、罗洛等进行包庇,来阻碍对电影
“武训传”批判的开展。事实是这样:当中央提出对错误电影“武训传”展开思想批判的时候,上海方面有关的负责同志都写了文章在报刊做了初步检讨和思想批判。但为了让这样一个思想运动能够在上海文艺界普遍展开,不只是停留在少数负责同志的思想检查上,而让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能够从这次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中获得教育,曾经号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参加到这一思想斗争中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当时“解放日报”虞荪同志针对这一情况,认为应该动员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来关心这一思想斗争,便写了一篇“人人有责”的短文。这篇短文在某些措词上有不够全面的缺点,但其用意是对的,其整个精神也是符合当时的运动方针的。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耿庸就利用这篇短文,大做其反面文章:为了阻挠对“武训传”批判运动的普遍展开,他便强词夺理地把“武训传”的问题,硬说成只是少数人的问题,把这样一场严肃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阶级斗争庸俗化,故意降低它的政治意义和思想教育作用;并从中利用它来作为对少数领导同志的人身攻击,以达到他们宗派活动的卑鄙目的。耿庸这种别有居心的文章在胡风小集团编辑的副刊“文学界”发表后,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反对和不满。当时上海文化局艺术处根据群众要求,准备召集一个座谈会,来对耿庸的错误观点进行一次批判,邀请上海各报刊编辑和作家(包括耿庸)来参加讨论,并且在通知上写明要请耿庸谈谈他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要召集这样一个会,在会上来展开批判讨论,来进行一番思想斗争,以便扫清妨碍“武训传”思想批判展开的障碍,这一做法是完全必要和适时的。而刘雪苇却抓住了这一通知的“措辞不当”,马上命令停止召集这个会议。会议通知也命令马上收回。结果,通知当然取消了,会议也停止召开了,而且也一直不召开了。耿庸的错误观点和阴谋活动当然就受不到批判。其结果,不仅“武训传”思想批判在上海无法深入、无法展开,使这一次的学习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造成在思想斗争中的失败,而且给了胡风反党分子以一个挑拨离间、造谣攻击的机会。这不是刘雪苇包庇胡风反动集团的证据吗?耿庸的错误连一个普通读者都可以发觉出来,难道刘雪苇看不到吗?退一万步说,即令这一通知错了,那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这种因方式不当而取消思想斗争的做法,刘雪苇难道不知道不对吗?不!他是知道的,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下面还有事实为证:事后另一胡风骨干分子张禹在文艺整风中给“文艺报”写文章,对上海文艺界领导同志进行攻击的时候,就把这么一件没有实现的事实,歪曲成为用行政命令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别有居心的阴谋活动,发展到如此猖狂的程度,是和刘雪苇的包庇和支持分不开的。这是有人通风报信的。这也是胡风小集团在党内找到了他们的应声虫的必然结果。
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材料,完全证明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胡风反动集团就在刘雪苇的主持和包庇之下,有计划地进行了一连串的反对党的文艺领导的罪恶活动。他们的阴险狡诈,几乎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单从上述这些事实看来,刘雪苇在华东和上海期间,给党的文艺事业带来的损失和危害是严重的。他实际上成为胡风在党内的代理人,利用职权进行宗派活动、树立小组织。上述这些事实我都是亲历的,感受更深,所以不能不予以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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