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必须重视专职理论教员的设置和培养
  程明
为了加强共产党员和非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设置和培养理论教员就成为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自一九五二年以来,全国各地先后选拔了许多干部担任兼职理论教员,也有些地方还设置了专职理论教员,建立了讲师团,举办了理论教员训练班。这些工作对干部理论教学工作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不过,总的说来,目前理论教员的队伍还很弱,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而且本身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全国现有兼职理论教员和参加中、初级组学习的人数是一与二百之比,按数量说是不少的。这一批兼职理论教员多半是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骨干,他们有比较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有一定的理论修养。他们讲课的长处是能注意联系实际,讲解理论原理比较深刻;缺点是由于工作负担重和备课的时间少,讲授的科学性、系统性不足。也有少数兼职理论教员感到“人家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人家早已知道”,讲课的信心不足。加上他们时常外出工作或到上级机关开会,不免耽误教学,影响学习进度。因此,光靠兼职理论教员进行教学,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干部理论学习的需要。
全国专职理论教员有一千三百多人(绝大多数是初级组的),其中大部分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这一批专职理论教员,在政治和理论准备上虽然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工作需要,但因为他们多半经过短期训练,把要讲授的课程学过一遍,又有较多时间进行备课,一般都还称职。由于有了这一批专职理论教员,在统一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保证讲课的经常性等方面开始有了改进的条件。经验证明:设置专职理论教员,是改善中、初级组教学现状的关键。
但是,目前专职理论教员的设置还不普遍。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八个省设置较多,有些省、市虽有设置的条件却还没有设置,或者设置过少。
在已设置专职理论教员的地区,对教员的培养工作重视不够,工作中缺点不少。有些专职理论教员没有被列入正式编制,他们的生活供给,往往上半月在这个机关领,下半月到那个机关领。并且享受不到应有的生活福利(如公费医疗等等)。“专职不专用”的情况也很普遍。地委、县委以下的专职理论教员不仅要管干部学习的行政组织工作,而且在其他干部下乡时要留下来管宣传部的行政事务;有些平时还兼管学校教育、文化卫生、统一战线、宗教事务等等工作。有的理论教员被当做“机动”干部,常常半年几个月被调去搞一些和理论教学毫不相干的工作。许多干部不了解理论教员要用一定时间来读书、备课、错误地认为“当教员倒安逸,除了读书就是吃饭”,给理论教员加上“闲人”、“自在王”的称号;有的县委宣传部长,碰到理论教员读书、备课,就说:“你又闲着啦,给你找点事”;有的工厂党委书记甚至公开吩咐教员:“备课只能占业余时间。”以这种态度对待理论教员,就不能不影响他们的教学积极性,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有些专职理论教员工作态度好,教学业务也不断有改进,而他们的物质待遇却长时期得不到调整。有些干部被调去当理论教员后,连必要的文件都看不上,一定的会议都不能参加了;个别的甚至连工薪都降低了。有些地区对专职理论教员的工作调动过于频繁。根据山西、四川省级直属机关党委和四个地委、市委的统计,原先配备的专职理论教员,现在只剩三分之一左右。根据河南省级直属机关党委和十个地委、市委的统计,去年九个月里就有百分之四十的理论教员被调去做其他工作。个别地区甚至把所有专职理论教员调得精光。由于领导工作上存在着上述缺点,加上有的理论教员本身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就造成了目前理论教学队伍极不稳定和一些专职理论教员不安心工作的状况。这种状况如不设法改变,要使党的理论教育工作在较短的时期内赶上现实的迫切要求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各地对专职理论教员的设置和培养工作如此不重视呢?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一些党组织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轻视理论教育工作的思想。例如,有这样一种论调:“随便那一件工作不招呼都要死人,一两年不学理论也死不了人。”这种论调当然是错误的。工作中犯错误,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有许多是由于工作人员不按党的政策办事,或者盲目地执行政策所造成的。为了避免犯错误,就必须认真地提高所有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上说过:“如果我们能把他们造成为十分成熟的马列主义者,使得他们能够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什么严重错误,那么我们就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十分之九都已经解决了。”要不是这样,工作人员的水平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展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工作中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结果使得各级领导机关整天忙于“扶起东来西又倒”,更是招呼不过来。到那地步,必然会有严重的灾难碰上鼻子来的。而且,思想阵地上并没有什么真空地带,那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个人主义必定去占领。
还有这样一种看法,“理论教员反正不能干一辈子”。这种看法表明这些党组织缺乏长期培养理论教员的打算。他们把干部配备到理论工作岗位上去只是为了“培养”这个干部,等他的理论水平稍有提高就调去做其他工作,这就是理论教员常被随便调动的原因之一。理论教学是一种繁重的思想劳动,做好这个工作不仅需要艰苦地学习理论,努力提高政治修养和增长科学知识,而且需要积累教学经验,因此培养理论教员需要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工作。只有当我们把设置和培养专职理论教员看成党在理论建设中重要的一环时,才能树立起长期培养的观念。
除了从思想上认识设置和培养专职理论教员的重要性外,还要做许多具体工作。根据各地经验,配备当理论教员的,必须是选择思想作风正派、文化水平较高、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和在理论工作上有培养前途的干部。配备后不轻易调动。兼职教员名额要固定在正式编制之内。理论教员的提升同样应以“才”、“德”作标准,凡是工作态度好、学习努力,并能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的,经过一定时间就应予提级,不能因为职位没有变动而不提。对专职理论教员的培养工作,基本上应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因此管理理论教育工作的部门必须经常注意对理论教员进行业务指导,组织经验交流,举办短期训练班,并指导他们自修理论。为了丰富理论教员的实际知识和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必须根据需要吸收他们参加有关会议,阅读有关文件,也可以组织他们参加一些调查研究工作。理论教员有了一定的教学经历,应该轮流抽调到中级以上党校受正规训练,使他们能在系统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进修专业课程。此外,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要保证专职理论教员有充足的时间备课和读书。
当然,理论教员本身也应该努力争取党组织对教学工作的重视,并且提高教学工作的责任心,防止和克服不安心工作的个人主义思想。
目前强调设置专职理论教员,绝不意味着可以对兼职理论教员有任何忽视。兼职理论教员在今后长时期内都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各级党的宣传教育部门,必须经常注意对他们的培养工作,并不断地吸收学习中的优秀分子来参加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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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孟德斯鸠逝世二百年纪念
  “我看见光明,不禁心旷神怡。”——孟德斯鸠
  罗大冈
法国文学史上,一向称十八世纪为“光明的世纪”,〔注〕也就是一般所谓启蒙运动的时代。在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和作家之中,孟德斯鸠无疑地是最早看见光明的人之一。
孟德斯鸠生于一六八九年,死于一七五五年。他的代表著作,一般公认为下列三种:“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考”、“法意”。在这三种名著中,“波斯人信札”和“法意”尤其重要。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的翻译家严复,已经把“法意”全文,从英文转译过来,成为中国人民最早接触到的西洋名著之一。在严复的译本出版后约莫三十年光景,“法意”在我国又出现了另一种完整译本,名为“万法精理”。至于“波斯人信札”,在我国也早有林纾的译本,(题为“鱼雁抉微”,连载于一九一六年的“东方杂志”),所以,对于中国人民,孟德斯鸠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
孟德斯鸠的故乡在法国西南部,有名的商港波尔多附近。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孟德斯鸠的父亲是军人,而他本人,却当过法官和法院院长。在一七一六年开始的院长职位上,他起初工作很认真,但不久即感到当时法律充满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繁琐不合理的地方,缺少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必须加以改革。因此他初步发生了研究古今各国法律,政制,寻求革新之道的意愿。但是年轻的孟德斯鸠,对于自然科学更感到浓厚兴趣。他参加了波尔多科学院,提出几篇关于回声、重量、以及物体透明性等物理学论文。
他在年轻时钻研自然科学的经验,对于他毕生的思想与著作,起了深刻作用。他习惯于用观察自然现象方式,来分析和理解周围的形形色色,发现老朽腐化的封建社会中,存在着许多黑暗和不合理的事物。发表于一七二一年的“波斯人信札”,就是这种观察中所积累的感想。
“波斯人信札”获致极大成功以后,孟德斯鸠索性放弃法院职务,专心一意地从事著述;不但博览书籍,并且游历英国等地,搜辑活的资料;积二十余年的辛勤,终于完成“法意”这部巨著。
当孟德斯鸠埋头著作时,法国的政治气氛,令人有“雷雨将至,闷热不堪”之感。这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赫尔岑的名言。这句话确乎很生动地描绘出当时历史背景。漫长的路易十四王朝,是法国封建社会由盛入衰的转折点。封建王朝的穷兵黩武,苛税重役,使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也使有若干基础的法国新兴资本主义受到严重阻碍,它和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向老朽的封建主义,越来越明显地表示不恭顺。所谓“雷雨将至”,也就是说巨大的社会变革势在不免。
孟德斯鸠是最早地、最深切地预感到这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的人之一。这一场激烈的变革,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孟德斯鸠毕生的著作,都在这一伟大的预感——伟大的远景启示之下完成的。他用全部著作,来回答这个问题:如何迎接即将到来的巨大变革,采取什么态度去对付它?他的答案不是简单的,仅仅“法意”一书,译成中文已经七八十万字。
总起来说,孟德斯鸠对于革命采取了积极推动的态度,他主张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且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为了防止绝对主义的复活,他建议三权分立。可是,由于他的出身是封建贵族,思想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对于若干问题,他的看法是保守的。例如对于政府制度——政权形式——他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法意”第十一卷中,作者着重提出君主立宪的各种优点。年轻时,他曾经倾向于民主共和,游历英国以后,他肯定君主立宪最合乎他的理想,因此在第十一卷中,他兴奋地介绍了英国政府制度。当然,身为封建贵族的孟德斯鸠,是不会希望封建阶级彻底、干净地退出政治舞台的。
但是“法意”还是宣传了许多进步思想,例如第十二卷论公民的政治自由,第十五卷反对奴隶制度等。同样重要的是“法意”处理问题的新态度和新方法。“法意”书名原文直译应当是“论法律的精神”,副标题是:“法律同政府制度、风俗、气候、宗教、商业等应有的关系。”直到那时,西方的学者都用玄学或神学的观点谈论法律问题,而孟德斯鸠却从人类实际生活出发,从政治和社会生活,甚至从气候、地形等物质条件出发;并且不是将法律作为孤立现象去研究。他在第一卷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人类社会的法律,等于自然界万物的规律;因此法律决不是“盲目的命运”所产生的,而是决定于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系。孟德斯鸠的研究方法,显然和传统的主观与唯心的方法有所区别。他在序文中说:“我没有从我的成见中寻绎出任何原则,一切都根据事物本质。”
孟德斯鸠在他的文学代表作“波斯人信札”里,表现了冷静地观察和分析和广泛地探索和了解实际生活的精神。他那时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充满着对当前现状不满的情绪,忧国忧民的热情泛滥在他心中。“波斯人信札”不但用尖刻而微妙的讽刺,尽情戳穿封建社会的黑幕,并且随时提出正面的、建设性的意见。正和书中人物郁斯贝克一样,孟德斯鸠老早有此习惯:凡白天所闻、所见、有所感触的一切,晚间都记下来。从经年累月的日记中,产生了一鸣惊人的名著“波斯人信札”。
为了避免文字枯燥,争取广大读众,作者故意不用杂感、随笔、或论文的形式,而使他的严肃的思想,通过海外通信的有趣的形式,吸引读者。书中郁斯贝克就是作者的代言人,通过他,孟德斯鸠发表较有系统和深入的意见,谈论一些严肃的问题;因而这一游历巴黎的波斯人,俨然成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缩影。作者生怕郁斯贝克道貌岸然的议论引起读者厌烦,于是创造了黎伽这一人物;在黎伽的书信中,集中表现了孟德斯鸠轻松微妙的讽嘲的文笔,对于郁斯贝克正襟危坐的态度,起着恰到好处的调剂作用。但是,这些长短不齐的信札,究系杂感式的短文改写而成,相互之间,缺少联系和一贯性。作者显然担心读者未必能从头至尾一气读完,于是每隔若干封有关一般问题的信,插入一封或数封叙述波斯后宫秘况的信,牵引住读者的好奇心。但是,这一部分信札,决不是如资产阶级文学史家们所说,仅仅是无聊的点缀,轻薄的游戏文章。在这些信札里,孟德斯鸠通过对后宫妇女和宦官的悲惨命运的描述,有力地控诉了封建主义的野蛮和残酷:一人的欢乐,以万人的血泪为代价。“波斯人信札”的最后几封信,透露了惊人的消息,那就是在后宫妇女之间,爆发了公开的“叛变”。妇女不愿再忍受非人的待遇,她们不顾一切,举起了反抗的大旗。这难道还不够说明作者对于封建社会的黑暗事物,怀着多么沉痛的憎恨么?
苏联的评论家认为“波斯人信札”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最使今日的读者感到兴趣(见今年二月份“苏联文学”法文版第一九八页)。我们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当然“波斯人信札”使我们感兴趣,不仅因为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讽刺文学杰作,不仅因为孟德斯鸠潇洒的文笔,而主要地决定于思想内容。作者举起平等、自由的大旗,反对腐朽的事物,促使它们死亡;在这战斗中,作者提出许多积极的意见,不但代表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利益,也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利益。比如对于非正义战争,
“波斯人信札”的作者表示了不留余地的谴责。他说:“只有两类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一类是为了抗拒敌人侵袭而进行的战争;另一类,为了援救被侵袭的同盟者。君主由于个人的争吵而进行的战争,毫无正义之可言。”(信九十五)又说:“征服这行动,本身并不给予征服者任何权利……征服乃是暴政的纪念碑。”(同上)在我们今天,世界上有一小撮人正在做以金元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征服全地球的狂梦,孟德斯鸠的正义言论,并未因为经过了二百多年而失效。
“波斯人信札”的作者甚至预见了人类发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但同时他也预料到人民的力量,一定能粉碎杀人犯的阴谋。通过磊迭——在威尼斯游历的年轻波斯人——的口说:“炸弹的发明,全欧人民因此丧失自由……自从火药发明以来,就没有不可攻取的要塞,这就是说,郁斯贝克,世上没有任何抵御非正义与暴力的藏身处了。我一直在发抖,怕有人终于发见某种秘密,因而达到残害人民,毁灭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捷径。”(信一○五)
磊迭是个年轻学生,博学深思的郁斯贝克是他敬仰的老师。作者往往让磊迭提出一些天真的问题,引发郁斯贝克—也就是孟德斯鸠的贤明议论。他说:“你说你(指磊迭)怕人们发明一种比目前应用的方法更其残酷的毁灭方法。不。假如出现了这种极端严重的发明,它立刻会被人们的权利所禁止,在各国人民同意之下,这种发明会被埋葬。”
(信一○六)
表达广大人民的意愿和情感的篇章,无疑地是孟德斯鸠作品中不朽的部分。“波斯人信札”和“法意”在当时得到空前畅销,广泛传播,绝不是偶然的。
孟德斯鸠以及稍后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曾经高举过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正如斯大林所说,已经被疯狂地准备再一次侵略战争,再一次大屠杀的人们所抛在一边了。孟德斯鸠所提倡的平等和自由等原则,也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所践踏了。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今年在各国各地纪念两百年前逝世的、法国伟大思想家孟德斯鸠,也就是决心扛起独立自由的大旗,在争取持久和平的道上前进的一种示威。
  注:所谓“光明的世纪”,指那时有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作家,开始在封建文化的黑夜里,点起了火炬。(附图片)
  孟德斯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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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平顺县农村报刊发行工作的经验
  王栋 丘云
山西平顺县邮电局发行的报纸份数,从一九五四年开始一直是稳步上升,特别是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报纸在农村发行方面更为深入;现在全县已基本上做到乡乡有社,社社有报,有百分之六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小组和百分之八十八的互助组都订上了山西农民报,一部分有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订了山西日报。
平顺县在发行报刊方面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首先是因为县邮电局对发行工作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做到有计划地发展,贯彻了“在自愿基础上满足读者需要”的原则。一九五四年县邮电局在制定发行计划时,曾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系统和详细的调查,找到了发行报纸的潜在能力;于是订出计划,要求报刊发行份数在一九五三年的基础上提高百分之二十。计划经上级审查批准后,就把任务分配到各个发行小组,经过小组讨论,确定了小组和每个人的具体任务。在积极扩大报纸发行数量的同时,县邮电局还注意到防止盲目追求数字的摊派现象,规定乡邮员每发展一份中央级报纸和山西日报,必须向局长汇报;发展山西农民报和其他小型报刊时,也应向发行员说明发展对象。每个包线小组在订季度计划时,要订出发展报刊的数字。在收订当中,各小组如果发现某些乡的发行份数突然增加或突然减少,要及时报告局长,调查和研究突然增加或减少的原因,如发现有偏向,就及时纠正。这样做的结果,就加强了计划性,克服了盲目发展的偏向,既满足了群众的需要,也发挥了每份报纸的作用。如一九五四年收订第二季度报纸时,乡邮员张丙成和石会乡青年团支部书记研究决定让每个团员订一份山西青年报,张丙成向县邮电局汇报了这个情况。县邮电局即进行调查,发现在订阅中有强制的现象。后来根据自愿原则发动订报,每个团小组订了一份山西青年报,既纠正了偏差,也满足了读者需要。
做好报刊收订工作,只是做好了发行工作的一部分,要想使发行工作巩固起来,还必须做好报纸的投递转送工作。为了保证做好这项工作,平顺县邮电局除对全体职工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外,还特别加强了对乡收发站和收发员的领导。他们规定局长每季要深入乡邮线路和偏僻村庄了解报刊转送情况,并检查和帮助乡邮员和收发站的工作。还规定各包线小组长每月换班检查一次,每个乡邮员都有责任帮助乡收发站和收发员进行报纸转送工作。这样做的结果,使报刊投递转送工作有很大改进。如苇池凹乡过去订了二十多份报纸,因不能按时看到报纸和经常丢失报纸,后来一份也不订了。乡长李玉明说:“群众出上钱,看不到报,光跟我找麻烦。”乡邮员王水拴向他保证以后一定按期如数送到,李玉明就说:“如果能保证全部送到,我们先订上两份试试看。”报纸一来,王水拴就亲自把报纸送到。后来,这个乡就订了十三份农民报。秦光乡农民王文章说:“去年我订了一份报,每月都能按时按数收到,我在组里经常给组员们读报,组员们听的有了兴趣,都说少抽两根烟也要订份报。”在转送工作中如果发现有问题,就及时改进。如石城区小组长牛吉庆在检查收发站工作中,发现遮峪乡收发站转送牛岭村的报纸有积压现象,他就跟乡长和收发站研究改进办法。乡长愿意把牛岭村的报纸按时捎到村里。
中共平顺县委宣传部对发行工作很重视,指定了专人来指导报刊发行工作。县邮电局也规定负责报刊发行工作的副局长要定期向县委汇报发行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使党委及时了解情况,以便于领导和帮助。一九五四年第四季度在收订一九五五年第一季度报纸时,邮电局发现有许多互助组因为转社不订报了,他们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县委后,县委就给各支部发出指示,号召互助组带报转社。这样一九五五年第一季度的报纸不但没有减少,还有所增加。具体做发行工作的同志,也和党的基层组织取得密切联系,争取党支部的帮助。如北社代办所跟乡党支部取得联系后,党支部就指定宣传委员负责搞读报发行工作,使发行工作顺利开展了。
平顺县邮电局虽然在发行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须继续努力,使发行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目前不仅要着重巩固现有的订户,同时要在薄弱地区有计划地发展。还要使报刊收订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并进一步使投递工作做到准确、及时,不积压、不丢失。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对于报刊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原载山西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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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注意小品文的特点
  何浩如
报纸上的小品文渐渐多起来了,读者是欢迎的。小品文是进行批评的有力武器,正确地、有效地使用这一武器,正是新中国报纸应有的特色之一。
在各报发表的小品文中,有许多还缺乏小品文应有的鲜明特点,主要是缺乏有力的讽刺,尽管有些俏皮话。
讽刺是制造不出来的。讽刺必须从现实生活中发掘出来。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正面力量、进步现象同反面力量、落后现象的矛盾和冲突,是产生讽刺的社会泉源。在反对官僚主义的社会环境中,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是可耻的;在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环境中,铺张浪费的现象是可耻的。而通过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揭露和讽刺反面的人和事,正是小品文的任务。
可是有些小品文的内容仅仅是对某些坏现象的单纯揭露,没有表现出这种现象同正面的社会环境的冲突,没有表现出实际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结果使读者不能充分看见新社会的主导力量,不能充分看见应该否定的事物的可笑的处境,因此感觉不出辛辣的讽刺力量。没有对比和冲突,就不能出现有巨大教育力量的讽刺的火花。
事实上,同新社会的主潮不相容的坏现象,不能不引起周围进步力量的反感,不能不引起用各种方式(明显的、隐藏的、正面的、侧面的……)表露出来的“笑”。而被“笑”者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不可能完全通行无阻,心安理得,却常常会感到矛盾,窘迫,表现出口是心非、大言不惭或面红耳赤的可笑状态。从这些地方着眼,下笔,就可能写出有耀眼的讽刺锋芒的小品文。
小品文的作者在搜集、调查、研究材料的过程中不但要注意事实的真实性,而且一定要注意在事实的发展中反面力量同正面力量的冲突,那怕是细微曲折的冲突。抓住从这种冲突中喷射出来的火花,便抓住了讽刺的本质。文字的精练、朴素、生动,是完全必要的,但只有在上述的基础上讲究表现方法,才有实际的意义。
我们大家都缺乏写小品文的经验,很难一下子写出理想的小品文,但只要把握住小品文的特点,就能够在不断的写作实践过程中逐渐提高小品文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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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最大的一座天文台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是我国最大的一座天文台,也是我国天文科学的研究中心。
  天文台拥有六十公分返光望远镜和一百公厘中星仪、坐标测量仪、光劈光度计、测微光度计,以及比较仪等精密仪器。天文台还陈列有浑仪、简仪等我国著名的古代天文仪。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天文台设立了天体物理、方位天文、实用天文和天文仪器等四个研究组,并开展了天文科学的普及工作。
          (本报记者 王志渊摄)
  上图:用望远镜拍摄的仙女座大星云。
  左图:天文台的科学工作者运用六十公分返光望远镜可以观察和拍摄遥远的星球。
  群众参观我国古代天文仪——简仪。
  副研究员同研究实习员正在光谱投射器旁观察太阳光谱线。
  助理研究员同技术员用坐标仪决定恒星在天空的位置。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外景。
  月地运行仪的创造者张俊德已在天文台天文仪器组工作。这是他给前来参观的小学生们讲解月地运行仪创造过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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