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提高警惕，揭露胡风
敌人在哪里
丁玲
读了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的舒芜所揭露的材料，胡风给他的一部分信件，我是怎样也无法继续我的日常工作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队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胡风原来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我们里面，口称“朋友”，实际包藏着那末阴暗的、那末仇视我们的、卑视我们的、恨不能把我们一脚踩死的恶毒的心情，进行着组织活动的阴谋野心家。
二十年来，胡风始终成为我们文艺工作者中的一个不容易团结，也不容易说服的人物。二十年来，党是帮助他的，党不断向他进行过批评，谈话。上自党的负责同志，下至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你是多么诚恳，希望他老老实实，坦坦白白，推心置腹的谈谈，不管是娓婉的启发，或直率的指出他的基本问题（他的思想同党是对立的这样的话老早就同他谈过）都没有效果。我们党耐心又耐心的期待着他，一年又一年，为什么世界上有这样难交的“朋友”？我们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样顽固的
“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有这样难谈、永远纠缠不清的人？简直比不通语言的人还困难？到底他要的是什么？他希望我们些什么？……现在，我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所有的话，什么为人民服务啦，什么知识分子改造啦，什么团结啦，立场啦，马克思主义啦，……这些都不是他喜欢听的，都是他反对的，都是他不要的，他只要一点，就是一切权力属于胡风。他仇恨着党，他自然要仇恨的，因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野心。他恨党员作家，特别是担任负责工作的，他恨批评过他的人，恨一切进步人士，连为民主运动而牺牲在美蒋特务血手下的闻一多也不放过，因为这些人是党员，是党的拥护者和追随者。现在我们弄清楚了，胡风的“私房话”始终见不得人，不肯拿出来谈的“私房话”就是这样的！
胡风决不只是思想问题。有人认为胡风还是跟着革命走的，只是思想有问题，只要谈思想；那末现在应该明白了：思想是要见诸行动的！胡风是一个极端的个人野心阴谋家，他是有“理论”，有纲领，有战略策略，有组织的。他的斗争的对象是什么，是共产党。他所施放的烟幕也可以搞清楚了：不是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对他有什么宗派主义，而是胡风从骨子里反对所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谁担任负责工作了，他骂谁，谁批评他了，他恨谁，谁有了成绩，对人民有点贡献了，他看不起谁。事情也不像胡风所表示的，他是拥护党的，党的负责人是好的，就是几个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搞坏了。完全不是这样，他对任何一个党的负责者都咒骂为“权贵”，“官方”。都是：“只就左右人士底说话中取平均数”的昏庸腐朽分子，他同样从心的深处反对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的。这难道只是思想问题吗？
胡风的讽刺，不怀好意，“用微笑包着侮蔑”的
“握手言欢”，我们都是领教过的，可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时刻都捉摸要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来打同他握手的人。这样血淋淋的心，这样凶狠毒辣地对待我们，只有阶级敌人才做得出来。胡风的卑劣，我们也不是完全无视的，可是在反人民的报纸上建立据点来对付我们，真太无耻了！他只要达到个人野心家的目的，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的！
我们的敌人在哪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特务在那儿放了定时炸弹。在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上，我们看到过藏在手套背面的手枪。现在，在我们的文艺队伍中也发现了。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胜利，我们祖国的前进而忽略了埋伏在我们左右的敌人。敌人是阴险毒辣无孔不入的，我们要倍加警惕，把这些人拉到群众面前来，让他们无处可逃，无地容身！
胡风的反党集团是有过多年经营的。他用了各式各样的欺骗，拉拢，吹嘘，培植，结成这样一个小集团，里面有他的忠实信徒，有追随者和同情者；他们有活动的地盘，刊物和出版社；他们在各地有情报网和“坐探”。胡风就利用这些来进行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的反党活动的。现在是这个小集团里面的人脱身站出来的时候了。是追随胡风反党到底呢？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改正错误，从新做人呢？十三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指出一条明路：“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除了这条路是无路可走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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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必须低头认罪
卢于道
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我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从事科学研究或科学教育工作，目标就是一个：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目标是和文艺界一致的，是和整个学术文化界一致的，也是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行动一致的。
正当我们在这个一致的目标之下，在党的领导下前进的时候，我们读到“人民日报”上胡风的
“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揭露的胡风二十年来反党反人民、阴谋破坏人民革命事业的罪恶行为的材料，感到无比的愤恨。
这几个月来，国内已展开了对胡风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那时，我们是把胡风问题作为思想问题来看待的。看了舒芜所揭发的胡风反党行为的材料之后，我感到这已经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二十年来，党及进步文艺界对胡风经常予以关心，对他的一贯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予以批评，帮他认清自己的错误；胡风非但不接受，反而含血喷人，把党的和非党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污蔑为“马褂”“市侩”“老爷”“钦差”“权贵”，这是什么意思？这分明是和党及进步文艺界为敌。
胡风不仅是自己同党及进步文艺界为敌，并且组织宗派，纠合集团，二十年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指向人民。他用各种阴谋诡计，坚决反动到底，如他所谓“加强实力”，“再接再厉”，“与阵地共存亡”，用“集束手榴弹”战术，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的凶恶手段，通过文字刊物，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向党的文艺路线进攻。他所进攻的不只是党的文艺路线，实际上是党所领导的革命。
胡风在解放以后，直至今天为止，他和他的集团，仍然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进攻，进攻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这就不只是文艺界的敌人，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敌人。
胡风在这样猖狂反党反人民的阴谋行动之下，作出了那样伪装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决不受这种欺骗。
我们坚决要胡风低下头来，彻底交代罪行。我们也有信心，能够将胡风及其集团的阴谋诡计彻底粉碎。
胡风的任何阴谋，决逃不过人民的巨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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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集团的恶行
魏金枝
这四五年来，我常常这样想：胡风的问题，决不只是什么文艺思想上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又说不上来。这次舒芜的揭发，使我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概念立刻明确起来了。
我和胡风认识，是在抗战以前；可是和他在思想上相接触，却在解放以后。解放后，上海文协在文汇报上办了一个“文学界”副刊。在这副刊上登了一首冀汸的诗。读者对这诗有意见，纷纷来信。读者既然有意见，编委会自然得表示态度。当时编委都提了意见，托雪峰去写。写好了，又交胡风去看一下。胡风不看犹可，一见“损害”了他的喽罗，便大发雷霆，拿起红笔，在文稿上打了十七八根大杠子，胡风为了维护他的集团利益，其横暴真比军阀统治还要厉害。
在批判“武训传”的时候，胡风集团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展开猛烈的进攻：一方面叫张禹接连在文艺报投稿，一再要求上海文艺工作党的领导同志作检讨；另一方面，其他的胡风分子就在上海鼓动反对文艺工作党的领导同志；他们竭力打算把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变为对文艺领导同志的人身攻击。
那时上海文联为了使全体文艺工作者能在这次批判中提高思想水平，动员进行学习。这就触怒了胡风反党集团，便有罗石等人出来反对。
“文学界”的执行编委梅林，便将这两篇反对学习的文章，登载在“文学界”上。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武训这个人，早由鲁迅先生作了定评，学习是多事。而且说，这是把编制者和审定者自己的责任硬套到大家的身上去。编委们对这事很不满意；梅林不但不接受批评，而且还打算将罗石的反批评文章再发表。要不是“文学界”停刊，这篇错误的文章就一定会发表了。
总之，凡是文化界展开一次思想批判，胡风集团就要大肆活动，抓住某些借口，夸大某些工作上的缺点，来达到攻击党，争取人的卑鄙目的。在批判“武训传”的时候如此，在这次检查文艺报工作中，胡风反党集团的阴谋也是如此。
“文学界”停刊后，文协常委会又提议出一个指导青年的文艺刊物，指定我主编，但仍请梅林做编委。可是他决然拒绝了。另有些人，感到这刊物不能让胡风派为所欲为，也表示怠工和抗拒。这个青年文艺刊物，到底因为胡风集团的破坏而流产了。胡风集团所需要的是能够发表其荒谬言论的刊物，即使像“时事新报”那样龉龊的副刊，他们也可以降格以求，但对于文协所办的刊物，可以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刊物，却不愿合作，而要多方拆台。从这里看出胡风的反党集团如何横行霸道，危害着新文艺的成长。他们作的恶还算少吗？
正当北京要进行文艺整风时，胡风跑到上海来了。据胡风自己说，他是来参加上海文艺整风的。可是天呀，他哪里是来参加文艺整风的，他一方面到上海来是避风，一方面却是到上海来整别人的。在那一次动员会上，我亲眼看见他悠闲地坐在会场的进出口边，一会儿给他的集团分子指手划脚指示一通，一会儿到走廊上去喝喝茶。
至于在小组会上，胡风面孔还要悠闲得多。碰上他来了兴，他就发挥他的“宏论”，就是那套自我扩张，也就是自我改造的老调；一方面是夸示自己，一方面用以教训教训别人。当时我们的警觉性实在太不高了，虽然感到这个人死样怪气，但没有看出来他正是借整风之名，在散布资产阶级的恶风！
在十多次小组会上，胡风这个独往独来的“显贵”只来了三次。
我是这个组的小组长，组里有这样一个吊儿郎当的组员，当然要去问问他为什么不来开会。据秘书说：胡风已经在写检讨，很忙。既然很忙，自然只好格外容情，让他要来则来，不来则罢。然而一天两天过去了，一星期两星期也过去了，既不见胡风的影子，也看不见胡风的检讨书。只是听说胡风的检查报告已经写了一万多字，还没有写完，于是自然只好再等。但胡风这个检查报告，实在写得太长了，以至于文艺整风宣告结束，甚至在文艺整风的总结大会上，还没见到他的检讨书的一个字。后来连胡风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原来所传胡风在写检讨书，不过是一个掩护，玩弄他的金蝉脱壳之计！
胡风上哪里去了，胡风上北京去了！
胡风虽然上了北京，胡风在上海的那批喽罗，在上海活动得更厉害。胡风在党内有他的代理人，由于这个代理人刘雪苇的大力组织，大批地吸收了胡风分子进入了新文艺出版社。这时，上海文艺界便流传着“头顶刘雪苇，脚踏新文艺”的口号。因为我说过鲁迅先生也赶过任务的话，胡风的喽罗张禹，就著文反对，以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因为雪峰把鲁迅先生的思想分为前后期，胡风在上海的骨干之一——耿庸，就无理取闹地硬说鲁迅先生一开头就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文艺月报”登载了别人批评的文章，胡风分子顾正南来信质问“文艺月报”，说“文艺月报”没有登载他的拥护耿庸的文章，还直接向中央宣传部告状。这就是为什么胡风在他的意见书附件中所以主张要把“文艺月报”一并取消的主要原因。
我们过去太麻痹，在事不关己的情况下，常常把某种颇为重要的东西忽略了。不但忽略过去，而且还找些毫无根据的理由，来掩护自己的疏忽。由于这次胡风问题的讨论，到底使我想起了好多胡风以前的恶行。现在择要附记在这里，以便作为讨论胡风问题的参考吧！
那是抗战以后，胡风回到上海的时候。胡风为了恢复他的“希望”曾经公开地招收过外股。这批招收来的外股，数目究竟是多少，我们外人不得而知，可是根据我们了解，自从“希望”停刊以后，胡风却不曾清理过。假使“希望”能真正为人民和革命服务，我不想提出这个问题来。但胡风的刊物既不为人民和革命，那就很有“市侩”们欺诈取财的性质，我就非得把它提出来不可。
比这更早一点的时候，那时胡风已回到上海，雪峰却还留在重庆。有一天我碰到许广平先生。许先生就和我说起雪峰的近况。说到雪峰好些不是的地方，说是胡风告诉她的。后来雪峰回到上海来，我看他还是从前的样子。而胡风也还是常到雪峰住的地方去，看样子还是有说有笑的。这不是胡风从中挑拨离间么？这样阴险的人，还有一点起码的道德吗？
我来回忆这样的许多往事，实在非常痛苦。作为一个人，一个文艺作家，他的重要的任务，是在于怎样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修养，能够更好地为革命为人民服务。但是胡风的处心积虑，却是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而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建立他的不可告人的集团，说来实在叫人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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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算胡风的罪行
蔡美彪
舒芜所提供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有力地揭破了胡风的真面貌。胡风原来是个最卑鄙最阴险的反党分子。从胡风信上所嗅到的气味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臭味！胡风“争取人”建立小集团的目的，不仅是要从文艺思想上，而且也从政治上反对党，反对革命！
一切革命的人都应该向胡风的这种反动行为展开坚决的斗争！
胡风敌视党、敌视革命是一贯的、彻头彻尾的。他用了一切坏的字眼来诬蔑党、诬蔑革命、诬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他许多年来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向党“作战”，把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队伍看成他的仇敌。他向党和革命进攻的手段是恶毒的，他像法西斯特务一样“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这是他所认为的“好方法”。他向党的进攻是坚决的。他说他所办的反党的刊物“如果妥协，又何必出它呢！”他的态度是“再接再厉”、“且战且走”、“泄气不得！……松不得劲”，“一面流血一面走”，而且“非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可”。胡风反党反革命的行为，和垂死的反动阶级一样始终一贯，死不甘休！
胡风既然敌视党敌视革命，也就必然地敌视一切党或非党的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到，他甚至把纪念鲁迅看成是“灾难”“无聊之至”，把惨遭反动派杀害的闻一多的进步活动嘲笑为“投机”“投中了”。此外，他几乎对一切进步的拥护党的作家，都加上侮辱的名词，横加谩骂。去年他对“人民日报”大肆攻击，也正是这种反动行为的继续和发展。
但是，胡风向党向进步作家进攻的时候，却是把自己伪装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让我们看看胡风在密信中所说的真心话吧！他对党的态度是“敷衍总是要敷衍的”，“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以后得在下笔前先变成老爷们，再来和变成了老爷们的自己作战，一面妨（防）止他们不懂，一面妨（防）止他们构成罪案”。先把自己化装成“马克思主义者”，然后再向马克思主义进攻，这就是胡风一贯地掩护自己和欺骗别人的手法。胡风用这种手法骗了人，还自鸣得意地疯狂地喊道：“使我布得成疑阵，使他们看来遍山旗帜，不敢轻易来犯，快何如之。”
胡风还随时物色“对象”，组成他的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攻。这个集团以“望勿与外人道及”相约，秘密往来，秘密地商量着怎样使用
“集束手榴弹的战术”向党进攻，商量着怎样“联络人”，“争取人”和怎样利用“闷棍”“手榴弹”打击人，商量着怎样“加强实力”，“开辟工作”，
“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最后，竟公然喊出要取消党的领导。这还不清楚么？这难道还能说是只是思想方面的，而未必是政治方面的错误么？
和一切反动匪徒一样，胡风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不仅要在文艺界取消党的领导，加强他的集团的实力以篡夺党的领导，而且还说什么“万物皆备于我”，甚至要“以天下为己任”。胡风的个人野心，已经发展到这样骇人的地步！
舒芜所揭露的材料，虽然还只是胡风反党集团的一部分材料，但就是这些材料也完全说明了胡风的一贯反党反革命的阴险。为了实现这些企图，他是无孔不入的。我们知道，这次批判胡风，是从批判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开始的。在批判俞平伯的时候，胡风也还不放过机会，钻空子，借着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为名，而实际上是在攻击党，攻击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他的卑鄙的个人野心。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复杂化和尖锐化的反映。
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语所说：“像胡风或类似胡风的这种冒称革命的伪装分子当然是少数，但是为害却甚大，他们可以钻进我们的党内，军内，国家机关内，文化机关内，人民团体内和企业机关内，做出许多坏事来。”这就提醒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被一些口头上或字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所迷住，凡事都要认真想一想，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别有用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丧失了这种革命的警惕性，就难免要遭到反革命的欺骗。
凡是已经受了胡风欺骗而跟着跑的人，赶快清醒过来，改邪归正，重新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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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是蒋介石的忠臣肖子
岷水
我是一个在西南长大的青年。读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后，我是无比愤慨的。我再一次理解到这次对胡风的清算决不仅仅是思想问题的争论，而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当看到这些充满蒋记新闻气味的，署着“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日期的密信的时候，我不禁回忆到那时候的重庆。就在胡风指党为“官方”，骂党的工作者及进步作家们为“官们”、“市侩”、“豪绅”和“敌人”的时候，在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里，真正的官方和官们正在用“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用老虎凳，用电刑，用辣椒水拷问着为真理、为革命而斗争的同志。然而，真正的官方、官们、豪绅、市侩不是胡风所要去反对的。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里，革命同志们的皮肉被撕裂了，而特务头子梅乐斯和毛人凤在狂笑……这一切并不使胡风对真正的官方、官们、豪绅、市侩有半点反感。蒋介石的杀人、放火、独裁、反民主等等，胡风不去反对，他所热心的是如何用“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用微笑包着侮蔑”，来对付党的工作人员和党外进步作家；他所致力不懈的事业是如何向革命势力夺取领导权！他眼里的对头只是五个大字：中国共产党！这难道不正是蒋介石的忠臣肖子吗？这到底属于哪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呢？
直到今天，胡风仍然在继续“战斗”，企图以退却来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但是，胡风毕竟又打错了算盘！应该警告胡风：在我们的土地上，在“这样的时代”里，是没有半寸可供你“退却”之地的！退却、欺骗，都是无济于事的。你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假招牌，并不能引起人们的错觉和同情，人们早就看穿了你！人们非常明白：如果胡风尚具有半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良心的话，不，只要还有半点真正中国人的良心的话，那是不至于把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看成“官方”的；那是不会把被有U·S·A标记的子弹杀害在昆明的民主人士闻一多先生诬为“投机”的！不难想像，今天盘踞在台湾的官方和官们在看到胡风的这些密信之后，是会大大地惋惜他的真相的被揭发的！
胡风的所谓“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站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应该读作是一个反共、反革命的组织者；胡风的所谓“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应该读作是“呵！该咀咒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所武装的队伍呀！要是你毁灭了，那我早就‘运行’着‘主观’，把‘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那我早已‘以天下为己任’，‘万物皆备于我’了，我，将在一切的一切之上了……”。然而，马克思主义及其所武装的队伍并没有毁灭，而是强大的，战无不胜的，所以使胡风不得不“一面流血一面走”……好话说尽，坏事做完！好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招摇撞骗的骗子手！
进攻也好，退却也好，欺骗也好，这一切，党都是看见过的。党已经不止一次战胜了比胡风更阴险恶毒的敌人。世界上没有一种比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强大的武器。胡风反党集团的每一个人只有一条唯一的出路：向党缴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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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算胡风的两面派手法
史靖
仅从舒芜所揭发的材料看，已完全可以断言，胡风是一个表面上参加革命而实际上反对革命、口头上拥护共产党而实际上仇恨共产党的个人主义野心家。
二十年来，这位个人主义野心家一贯地披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外衣，混在进步的阵营中。为了把自己伪装得好，解放前胡风的确参加过一些进步的民主的活动。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一切原来都是两面派的手法！胡风把许多党的和进步的民主人士一概称为“市侩”“蛆虫”，却又要“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胡风把在反动统治地区的各种具有斗争意义的纪念会和进步活动，认为“无聊之至”，比做商人的“嫖赌”，却又
“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胡风在解放前和国民党反动派和平相处，却对党那样攻击。胡风的两面派手法是使每一个新中国有正义感的人都愤慨的。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关于闻一多先生的事来。
一九四四年前后，就我所知，闻一多先生在党的号召、教育之下，不仅在政治上积极参加了昆明的民主斗争，而且在思想上也开始在自觉地进行着改造，坚决地从象牙塔里走出来。他已经在试着否定自己所出身的剥削阶级、自己早期所受的奴化教育，并忘我地为自己所找到的真理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
但是，胡风却把这位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民主斗争的战士说成是“投机”，而且“他投中了，只好奉承他”。
然而可耻的还不在这里。在于胡风一贯地善于用“死人”来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大家知道，尽管胡风把纪念鲁迅先生认为“无聊之至”，但他却长期利用鲁迅先生的声誉来标榜他自己的进步。当闻一多先生被反动派谋杀了之后，全国悲愤，党和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当时还致电吊唁。胡风在当时一面公开发表文章追悼闻一多，一面暗中辱骂他，这是多么无耻啊！
从对一个正直的学者到对整个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胡风长期地在玩弄着两面派的把戏。胡风自己是最喜欢强调所谓“艺术良心”的，人们要问问，这些两面派的活动难道有一点“良心”的表现吗？
现在，是彻底清算胡风两面派手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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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念我最亲爱的人——严斐德
王务安
十二号的清晨，正当我用完早点，愉快地提着小包打算到办公室去的时候，忽然电话铃响了，是外交部记者联络处来的电话，他们说有事要我立即去面谈。我几乎窒息了似地静听着记者联络处的同志沉重而缓慢地向我转达：“……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所包乘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专机，在香港飞往雅加达的途中突然爆炸起火，严斐德……”
恶耗像电流一样，迅速地严重地袭击了我，使我突然陷入麻痹，我觉得时间也好像停顿了一样。斐德亲切的容貌呈现在我的眼前，他那锐敏的眼光，他那宽阔的肩膀，结实的胳膊，和他那幽默而锋利的谈论……一切还是那末清楚地环绕在我的脑际。只不过十天以前，他还在我的周围，谈论着他对于亚非会议的报道计划及亚非会议以后的工作计划。确实，我们常常感到自己生活的目标是那末伟大而清楚，生活内容是那末丰富而有趣，而我们这个小家庭又是多么幸福美满呵。
自从恶耗传来后，我不分昼夜地守候在无线电和电话机旁，我总不甘心放弃即使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但最后的消息终于证实，斐德和其他同志由于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特务集团预先布置的阴谋而全体牺牲了。斐德被敌人谋杀了。
一九二九年，当斐德在维也纳荣获医学博士学位的那一天，他也光荣地参加了奥地利共产党，从此他把他年青的生命献给了谋人类解放的革命事业。他懂得一个进步的医生，虽然可以以他的技术去帮助劳动人民，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才能彻底消除劳动人民的痛苦，所以他不仅在医院和病人之间回转，他也出入于监狱和战场，为人类美好的事业而奋斗。作为一个医生和谋人类解放事业的战士，一九三六年，他投入了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战场。一九三九年又辗转来到中国的抗日战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怀着战士重归家园的心情，回到他离别十多年的家乡——维也纳。但是没有一个医院敢轻易接受他——一个久离家乡的反法西斯的战士。这样，他勇敢地拿起了另一个他所热爱的武器——笔杆，向欧洲发出了第一炮——写出了中国的胜利一书。以后，他就参加了新闻工作的行列，忠实地为人民报道，大胆地揭露帝国主义和他的代理人的欺骗阴谋。
一九五三年他又以“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记者的身分来到了中国。最近两年来，他曾去过朝鲜、越南、日内瓦以及最近解放的大陈岛等地。
对待革命工作的事业，斐德一向是认真负责的，胜任愉快的。
他平常的工作很集中，精力很充沛，他常常伏在书桌上，一工作就是十二小时，很少活动和休息的机会。他能服从工作需要，埋头苦干。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他有很好的业务才能和组织才能。在西班牙和中国的反法西斯的战场上，他从不辞艰难困苦，争取多做工作和做好工作。每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总是深入火线，指挥和抢救伤病员。每当轰炸扫射最猛烈的时候，他都要亲自掌握手术，镇静其他医务人员和伤病战士。在物质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他总是努力地有信心地去完成任务。他还能利用空隙去写他的诗篇，歌颂那些他所接触到的战士们的英勇事迹。我们从维也纳到北京，从北京到维也纳，常常碰到无数同志，向他伸出亲切的手，他们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和安慰。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斐德是非常谦虚和忠于职责的。他这次动身去香港的前夕，还和一个年青的记者说：“在新闻工作者的队伍里，我还很年轻，需要你们的帮助，我要向你们学习……”现在这些话还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他在工作中十分专心体会党的意图，常常努力使自己的工作符合党的要求。在他报道或写作的过程中，每当同志们提出意见时，他总是很虚心地考虑，仔细修改补充，力求符合党的政策。
斐德对待同志，是诚恳而忠实的。特别当人们需要他的帮助时，他总是热诚地忘我地去帮助人。但如当他发现对方的立场或方法上有错误时，他就会十分尖锐地提出批评。他非常熟悉工农兄弟的生活和工作，懂得他们的爱好和厌恶。他善于用最浅显的语言向工农同志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善于学习工农同志的优点，所以和他接触的群众都很喜欢他。
斐德是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他是一个能坚持党的原则和立场的好同志。在二十五年的战斗生活中，他曾在困难的环境中同党内外的敌人、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迫害作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参加西班牙革命战争的年月里，曾坚决英勇地同叛徒的各种暗害活动进行顽强的斗争，一点也不沮丧。他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永远是正确的。他终于得到了最大的荣誉——嘉奖和勋章。
今天斐德和中国同志们的鲜血流在一起，决不是偶然的事。斐德爱中国正像爱他自己的祖国一样，他把中国人民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他把中国人民的胜利，作为可以灌输给自己国家劳动人民新生的一种力量。因此，他把中国人民争取美好远景的事业，分担在自己的肩上。特别是近年来，无论在欧洲和亚洲，他把笔杆当作号角，到处为新中国的建设，铺满花朵的道路，吹起感召人们的歌声。斐德把自己贡献给中国人民，也努力把中国人民新生的活力用来丰富自己，通过自己把它流传到欧洲人民中去。他二十多年来的工作和生活是同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他具有无比的阶级友爱和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以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所必备的基本条件来衡量斐德的一生，可以说他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优秀儿子。自从他跨进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第一天起，二十五年来如一日，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任何牺牲，坚决勇敢，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生活的第一位。从他一生的道路和方向来看，他把自己最后的
一滴血为人类争取和平幸福的事业而流出，是完全符合他入党宣誓时的最初意志的。他在争取人类解放的事业中发出了他应有的光芒，他是革命队伍中的光辉范例。
今天我像在梦幻中一样，伏在我最亲爱的人所用惯的书桌上，来写哀悼他的文章。敌人这次重重打伤了我。我的泪还未干，血还在流，但是我有最大的决心，必须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继承他为人类解放事业所作的努力。我知道，在今后的年月里，可怕的孤独和寂寞是会常常打扰我的，但是它们不能丝毫损害我要求偿还血债的意志。我深深地感觉到党和同志们给予我的力量。我体验到全世界正直人们在这次事件中所给予我们受难家属的伟大支持。我也知道人类的真正幸福不是从天下降，而是要依靠斗争和鲜血去换来的。多少烈士们为着他们伟大的理想，为着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前仆后继地倒下。我应为斐德列入这一伟大的英雄行列而感到光荣和骄傲，我应该使自己为更勇敢、坚决地踏上革命的道路下更大的决心。
这里，我愿向北京、维也纳、柏林和其他各地同志们和斐德生前友好的同志和读者们，在这次事件中所给予我的慰问和关怀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从我桌上堆满的信件和电文中，我感觉到一双双亲切的友谊的手伸向着我，他们要帮助我渡过困难的时日，也将永远推动着我前进。我愿向关心我的同志们保证，我将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着斐德的事业，为争取人类的幸福贡献出最后的一滴血。
第3版()
专栏：
介绍纪录影片“一定要解放台湾”
赵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影片“一定要解放台湾”，是一篇有力的形象化的政论。作为我国神圣国土一部分的台湾的地理和历史，台湾的锦绣山河和丰富物产，台湾的勤劳勇敢的人民及其对外国侵略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不屈斗争，都在这里得到光辉的表现。新中国的任何爱国公民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激动和愤慨，不能不感到自己对解放台湾的光荣革命任务的神圣责任。
在银幕上，我们看到台湾的自然和社会的真实面貌，接触到台湾爱国人民的纯朴的心。我们看到绵延起伏的秀丽的山峦，看到夹杂着参天古木的密麻麻的森林，看到每年可收两次水稻的肥沃的田地，看到一年四季盛产各种热带水果的美丽的果园。地上有远近闻名的樟木、甘蔗、乌龙茶和红茶等丰饶物产，地下有金、煤、石油、铜和硫黄等八十多种丰富的矿藏。在八百万居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从福建和广东迁移去的汉族，他们用出色的劳动和智慧，同高山族等兄弟民族一起开发了这片神圣的国土。远在哥仑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他们就把这个荒岛开辟成富饶美丽的国土，可是它却被外国侵略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所糟蹋了。
影片告诉我们：居住在这片国土上的同胞们不但勤于劳动，而且勇于战斗，惯于进行反侵略、反迫害的斗争。出现在银幕上的荷兰侵略军的投降文件，使我们想起一六六一年民族英雄郑成功同台湾人民一起赶走了统治台湾三十多年的荷兰侵略者的光辉史实。在日本帝国主义从腐朽的满清政府夺去台湾、统治台湾的悠长时期，台湾爱国人民又前仆后继地同日本强盗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银幕上的台湾人民抗日图和抗日时期的高山族武装等镜头，给予我们强烈的印象。而关于有名的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起义的许多镜头，则是台湾人民同蒋介石卖国集团英勇搏斗的真实写照，台北专卖局门前的血尸，使我们想起蒋贼帮屠杀三万多台湾同胞的血海深仇，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这笔血债！
影片告诉我们：自从蒋贼逃亡到台湾以后，台湾人民的苦难更深重了。在重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商店倒闭、居民失业，沿街乞讨的现象，到处可见。到处是饥饿，到处是死亡，到处是监狱，到处是刑场！美国资本控制了台湾的电气工业，控制了台湾全岛的发电中心——日月潭水力发电站。美国工程公司控制了台湾的交通和建筑工业。北部的基隆和南部的高雄等重要港口，都成了美帝国主义的海军基地。美国军事顾问团训练着蒋贼军，美国特务机关训练着蒋贼帮的特务。美帝国主义公然要把我国的台湾作为侵略我国大陆的最近军事基地！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贼军不断向我东南沿海进行扰乱，轰炸我沿海城市和海岛上的和平居民。在银幕上，我们看到被炸毁的房屋、被洗劫的渔村、被炸死了儿子的寡母、被炸死了新婚丈夫的少妇、被抓去了父亲的无法生活的孤儿。我们看到被蒋贼劫去的渔船和渔民、被蒋贼劫去的同我国通商的各国商船。这种无耻的盗匪行为是对全中国、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恶毒挑衅！
伟大的中国人民不能忍受，“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已成为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我们在银幕上看到工人、农民、学生、少数民族和陆军、海军、空军宣誓的庄严场面；看到我军轰击金门岛蒋贼军、击沉蒋贼军主力舰“太平号”、猛炸大陈岛蒋贼军、解放一江山岛、大陈岛、南麂山岛的场面。这就是我国人民对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滔天罪行的回答！
影片通过一个个纪录事实的镜头，不但加强了我们对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同仇敌忾，而且给了我们有力的鼓舞。尽管解放台湾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斗争，但解放台湾的目的一定要实现。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六万万爱国人民解放自己的国土吗？光是这部影片所纪录的事实也尽够回答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