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提高警惕,揭露胡风
  看穿了胡风的心
  老舍
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而已。
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胡风信札”,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褊狭,而是别具心肠。原来他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铁筋皮鞭”毒打党内作家和进步作家们,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看了那些信札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目空一切,而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他哪里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才真是他的思想与实践的基础!我看不懂他的文章;现在,由他的信札里却看懂了他的心,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怪不得他老说“自我扩张”,扩张自己好毒打别人啊!
这颗心要彻底洗干净,这就是胡风今天必须作的!放弃一切欺世盗名的骗术,不要再暗中要弄什么自欺欺人、避重就轻的策略与手段了,大家已不会再受欺骗! (原载光明日报)


第3版()
专栏:

  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
  侯外庐
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检查”和“附记”三套戏法,是从本年一月十一日、中经一月十六日、二月五日到三月二十六日这几个月的苦心编排涂抹起来的,他指望披挂了它们粉墨登台。正如他给舒芜的信所描画的策略,“这中间,得挤出一篇八股文。人生短促,这不晓得是命运开的什么玩笑。然而,只得‘忍受’。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道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在过去戏里的跳加官常是带上纸做的白发老翁的假面具出场的,最后却以小旦扮演的美女露出真面孔。既然“对手”“命运”要和胡风 “开”“玩笑”,他又要“站着不倒下”也只好带上假面具,权且赌博一番,欺弄一下看客们。
胡风雕琢的这篇八股文,从破题、起讲到末股,都尽其能事地描写了一个“革命”人物的“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的不平凡的曲折道路。逻辑是非常之好看的三部曲。
他的第一部曲是这样的:
我胡风虽然在“看法”上有些偏差或缺点,即在某些问题上认识不大明确,不大突出,但是我二十年来却是一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
我胡风虽然在“实践”问题上有些偏狭,有些缺欠政治性,但是从我的二十年的革命“战斗精神”看来,我还“是一个站在党底周围”受党领导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
我胡风虽然“情绪”上有时激动些,不健康些,但是从我的二十年对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界限分明的态度看来,我是一个对革命对人民对党“知无不言,毫无顾忌”的敢提意见的勇士。
接着胡风的“客观环境”论来了,这是他的第二部曲:
因为“忠于此时此地的实践……”,使我胡风的斗争受了些压迫,然而这是“具体环境”使然的呀!
谁能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受着客观条件和主观情况的限制”呢?我胡风不过因为“自己的处境”有时把“真诚”表现得过分了些而已。如果以为这是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有关,那也是革命队伍中大家彼此相同的普遍现象,你们批判我胡风,我胡风也可以批判你们。
解放以后,我胡风因受传统的“环境”影响,仍然有些“情绪”没有克服,在“情绪”热的时候,暴躁了一点而已。
因此,他又来了第三部曲:既然我的缺点的“膨胀”有可原谅的原因,那末你们就应该“从伟大的革命事业”中看到我二十年来的长期英雄工作和“符合党的政治纲领”的精神,以恭维我为原则,而不应从枝节小处和我开“玩笑”呀!
这那里是“自我批判”!这是十足的自我宣传!
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胡风滚开吧!在今天,不管你还要“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也不管你要用哭泣包着对抗和人民势不两立,你的反动的欺骗战术是瞒不了人们的。
胡风反革命的嘴脸和胡适反革命的嘴脸如果有区别,仅在于一条灰色蛇和一条白色蛇之差,灰色的“猛兽”还要混入革命的阵营里,在解放后的东北、天津从事于反革命的开辟工作,以进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内线活动,这危险性就更令人要提高警惕的。因为胡风是伪装革命以反对革命的大骗子!
这种骗人的“自我批判”是胡风宣传他二十年的“我的奋斗”,这奋斗的对象原来是指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政治以至思想领导,即他说的“要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多花一点气力是必要的”。怎样花气力呢,首先是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以宣传唯心论,“论精神底高扬或升华,从这里理解意识形态底独立性,由此以见理想底力量和牺牲精神。……给市侩底唯物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胡风就是这样“以天下为己任”的“阔气的英雄主义”,来和胡适双双扮演着里应外合的反革命的丑角。
和胡适在文化上打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基础相似,胡风说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战”,不过是“且打滚且作战”的“一种生活方式或实践”,更重要的还在于同党的领导以及“官方”的负责同志、进步作家等,“与阵地共存亡”地斗争;因而他的组织工作就要“争取人”,“联络人”,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了。
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的假一套和胡风指示舒芜的战略战术的真一套对照一下吧!法西斯的败絮其中,革命的金玉其外,这是什么样的骗术?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件事,我得罪过胡风这位
“万物皆备于我”的英雄,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一九四五年春,我对于“论主观”做过一次有胡风在座的批评报告。真的如舒芜所揭露的函件,我提到
“论主观”在历史观点上是来源于布哈林的均衡论,然而这并不足以惹得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反噬我那次善意的劝告,问题是因为我在批评到人生观方面指出了“论主观”和意大利法西斯哲学家培利的野兽般的“行动哲学”完全相同。同时我也说到,“论主观”文中的“斯大林时代”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时代的伪装。这就使得胡风对舒芜说,
“哲学家们和官们属于前者(即指闷死舒芜)”。现在想来,我当时上当了,因为我在报告中最后说,“我指的是舒芜,至于胡风先生的思想也许和舒芜并不相同”。同时我的经验也证明了舒芜的揭露是真实的,那就是胡风说“我底回答是:要他们写出文章来”,胡风有两次和我逢面,都对我说“请你写出文章来”;胡风说“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他真的从我那次报告以后,见面总是微笑,总是握手。然而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包着”的东西是什么?舒芜的材料使我领会了不少道理!
我同意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一切愿意改悔的胡风分子站出来批判自己,揭露胡风,重新做人”。人民的等待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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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是个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
  张天翼
看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气得不行,而且又很吃一惊。我们没有估计到胡风集团是这样一个集团!对这帮人,我们的政治警觉的确太不够了。
我们的一些同志和朋友——凡是认得胡风的,或是曾和胡风打过交道的,都以为自己总多多少少知道了一些胡风之为人。我们谈起胡风问题时,认为我们如果光只批判胡风的那套“思想”“理论”,而不揭露胡风的极端自私、虚伪、阴险,不揭露他的极端个人主义,那还不能使群众真正认识胡风及其集团。胡风的那套“理论”只不过是他骗骗人的把戏,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难道胡风真的会以为他那套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么?——那太把他看扁了。最好把他这号个人主义野心家的脸嘴勾勒一下。这也是个典型。
可是现在,我们才发现我们过去对他认识得太不够了,并没有弄清他和他集团的真面目。我们也曾怀疑过。尤其在胡风集团愈来愈张牙舞爪的时候,我们更不得不怀疑:这个集团是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然而我们还一直把胡风当做友人,想挽救他,劝他,向他提意见,批评他。我们一直还把胡风问题当做统一战线内部的问题。而且还生怕批评得不公平不全面,总要说:不论胡风如何结帮口,如何伪装马克思主义者来欺骗青年,如何一向总是冷嘲热骂地攻击我们,仇视一切的党和党外的进步作家,而不仇视国民党反动派,可是胡风对革命文艺运动总还是有些功绩的,云云。
我们完全是受了他的骗!现在才开始明白了胡风集团的性质。这决不像我们所曾设想的那么简单,只是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流氓帮口,只是在“文坛”上打码头当恶霸而已。问题比这要严重得多。这明明是一个有组织,有它的战略和策略,有它的行动纲领,也就是有它阴谋计划的,是“妥协不来”的顽强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集团,——这,只要有一点点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就一望而知的。
胡风及其集团的问题决不只是什么思想问题,也不只是文艺界的问题。这是个严重的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注意、揭露、清除反革命暗藏分子,是每个拥护革命的人的责任。我们文艺工作者更不能站在这个斗争以外。
而且我们文艺工作者正应当把这次事件好好想一想。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也是痛心的教训。
我们文艺界政治空气应该加强,不能再容许自由主义了:否则,反革命暗藏分子是还会钻空子的。我们要团结,可是是有批评的团结:否则,反革命暗藏分子是还会钻空子的。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党性原则,不能脱离群众:否则,反革命暗藏分子是还会钻空子的。
我们正该记取这个教训。我们要在对胡风反革命暗藏分子的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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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及其集团要彻底坦白
  刘开渠
五月十三日早晨,我翻开“人民日报”就看到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但等我看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后,我实在愤慨得读不下他的所谓“我的自我批判”了。
胡风长期以来积极进行反党活动,但他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进步文学家的幌子欺骗人;胡风长期以来积极组织他的小集团,以图满足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最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阴谋,但他却无耻地宣扬自己的一套理论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从舒芜所揭露的、胡风自己写的那些信件中可以看出,胡风把党、党的同志和进步作家看成是和他势不两立的,这说明胡风及其集团所犯罪行,已不是单纯的一个照他所说的什么思想错误的问题了。对这样长久的、有策略的、坚决反党反人民的胡风及其集团,不是什么检讨检讨就了事的问题,而首先是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动罪行的问题。
胡风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反对统一战线,反对文艺的党的领导,总之要自成“王国”,做到“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以完成他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极端狂妄的企图。他的反动思想的根源,就是极端顽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个人主义。
我们人人应从胡风及其集团反党罪行的揭露中取得教训,彻底从各方面批判思想中可能残存的或多或少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以免走上歧途。我们人人应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巩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坚定不移地为工农兵服务,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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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阴谋家
  田间
在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以前,人们多少感觉到,胡风和他的集团是野心勃勃地把脚踏在人民的头上,和人民为敌,向党进攻。但是,胡风的反党活动已经是这么久,是这么坚决,像一条恶狼似的,混在革命阵营里,直到最近,他的面目才彻底暴露了。
这是多么危险的事!
这使我回忆到,二十年前在上海的时候,由于自己的幼稚无知,和一条恶狼交了朋友,把他的“鼓励”当作是好意,而不知道这是别有用心。这几年来,他在几次会议上对我所下的攻击令,就可以说明。由于我没有把他的“鼓励”当成一个枷锁,永远套在身上,并且反对了他,因而引起他的愤怒。现在看来如果不是我较早地参加了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就有可能被这条恶狼拉走的。
阴谋家的手法之一,就是把自己对别人的“鼓励”当作进行阴谋活动的资本和一种特殊的手段。
现在,我必须说明,在胡风评论我的早期创作以前,我已经得到其他同志很多的鼓励,我已经参加了“左联”。真正引导我走上革命文学的道路的,始终是我们的党,共产党。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以内,我是把胡风当做朋友看待的。抗日战争中,由于他在大后方,我在敌后,这一个期间,他在后方的活动,我知道得很少,总以为他是做了一些进步的工作;因此,在全国解放以后,我才几次地劝告他,希望他靠近党,能为人民服务。一九四九年,我在张家口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信,劝告他注意加强文艺战友之间的团结,去掉那些在文艺论争中历史的隔膜。当时他给我来信说,这个“历史的隔膜”“恐怕要永远背下去的”。
在北京的这几年中,我知道,还有许多同志,都曾经耐心地劝告过他,说服过他,但是这一些,在他的内心看来,完全是对他的压力,始终抱着敌对的态度。在表面上,他总是扬言没有什么人理他。难道是采用他的主张,来改造我们,来改造党,才算是理了他?
有一个时期,他假装沉默,实际上,是在积极准备大举向人民文艺运动进攻,向党进攻。有的人也以为他真的是在沉默,现在,这个阴谋家的假面具是被揭穿了。
我们曾经把他当朋友看,当人看,然而他倒是以微笑包着侮蔑,来对付我们。我们是被侮蔑了,我们是被污辱了。
从此我们知道,什么劝告,对于阴谋家是无用的。对于使用“集束手榴弹”的人是无用的。我们当心吧,在手榴弹的前面,还有烟幕弹;在烟幕弹的后面,阴谋家的手上,还握着武器。
现在是阴谋家及其集团放下武器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他们放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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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暗的灵魂
  吴伯箫
舒芜剥了胡风一层皮,胡风原形毕露了。“文艺理论家”,“诗人”,招牌多么堂皇!一旦揭去假面,却是这样一副丑恶面貌。
文学家原应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照舒芜材料里所揭露的,那样的文学家是对“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称号的极大污辱。对人民呼为救星的共产党,对大家都感到亲热的党的同志,胡风是采取了敌对态度的。他用最恶毒的字眼来咒骂党,咒骂党的同志。胡风称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为“蛆虫”
“市侩”,他要“警戒他们……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他要用“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来“回敬”批评了“论主观”的人们,认为那是“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的“好方法”。他把端午节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说成“为诗人们跳加官”。他认为纪念鲁迅先生是“灾难”,是“与那些诸公合伙纪念死人,无聊之至”。
这就是胡风。
在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疯狂地侵略中国的时候,在国民党反动派正加紧反共反人民的时候,胡风斗争的矛头是针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的。他用“希望”那样的刊物作阵地,鼓动他小集团的成员“与阵地共存亡”。为了建立“配合的小据点”,不惜介绍别人在反动报纸上编副刊。为了布置小集团的势力,他要向各地(像东北、天津……)伸手。写杂文要每篇一名,说是可以“遍山旗帜”“布得成疑阵”。
这就是胡风。
“拿别人养活自己”,“以天下为己任”,“万物皆备于我”,“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
这是胡风。
我从前没读完过胡风的一篇诗文,因为看不懂,不知里边在说些什么。最近吃力地读了胡风提给党中央的“意见书”,知道了过去不懂的原因。原因是胡风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底下故弄玄虚。剥开外衣,就能隐隐约约,不,明明显显看出那里边的奥秘。譬如“五把刀子”,从反面看去就是明晃晃的。这次读了舒芜发表的材料,胡风的明枪暗箭就更清楚了,字里行间,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为是剥了皮的缘故,是毫无掩藏的“勿与外人道及”的“私房话”的缘故。摆在大家面前的是这样一个自私、虚伪、阴险、卑怯,极其黑暗的灵魂。
真希望胡风的“我们”提供更多的材料,把鬼画皮再剥得彻底些,连胡风新披上的“自我批判”的皮也给他剥掉,让他一丝不挂,把全部隐私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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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非会议的意义、成就和影响
  张奚若
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已于四月二十四日闭幕。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亚洲和非洲人召开的、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是结束了,但是它的深远的影响正在逐渐地深入到亚洲和非洲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角落。
亚非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在那里呢?周恩来总理在他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中已经指出:“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亚洲和非洲是世界上两个大洲。它们的人民是智慧的、勤劳的,在过去曾经发展过灿烂的文化。近代以来亚非人民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受尽了摧残和压迫,过着奴隶生活,遭受种族歧视和迫害,在政治上失去独立自主,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陷于贫穷落后。在殖民统治之下,我们的命运听人摆布,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呼声不受重视。世界大事取决于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亚非人民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地区的面貌起了巨大的变化。有些国家的人民已经站了起来,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另外有些国家的人民正在为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而进行英勇的斗争。欧洲人和美洲人主宰亚非人民的命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亚非人民已经觉醒,坚决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亚非会议反映了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
其次,亚非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提供了机会,使拥有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二十九个国家的代表能够聚集一堂,共同商讨相互有关的问题,增进了解和友谊,加强合作与团结。亚非人民由于经历过共同的历史经验,遭受过同样的帝国主义侵略,蒙受过同样的殖民地掠夺和压迫,因此具有互相了解的共同基础和共同愿望。尽管有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和破坏,亚非会议毕竟还是相当地实现了亚非人民对它的热切期望。
最后,亚非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证明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是可能的。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个国家社会制度不同,思想意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文字不同,但它们终能在许多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协议。这就证明:只要有关国家愿意遵守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不但在亚非国家间,就在世界其他国家间,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
亚非会议的这些历史性成就具体表现在它的最后公报中。只要想到时间只有短短的七天,只要想到与会国家数目之多、情形之复杂,只要想到国际局势中斗争之尖锐,以及帝国主义千方百计的破坏阴谋,那末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显然是有重大意义的。在公报中,亚非人民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战争、拥护和平、反对殖民统治、反对种族歧视、希望促进国际友好合作并通过彼此合作提高经济文化水平等真诚和热切的情绪,都得到了表达。会议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饱受殖民统治的祸害的亚非人民认为,殖民主义,无论是表现在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文化摧残或军事控制上,都是不能许可的,而必须予以根除。会议确认,各国人民受到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并且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因此要求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独立。会议具体地要求给予北非人民以自决权,支持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的要求以及也门对亚丁和也门南部地区的要求。会议谴责了种族歧视政策,并对南非境内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表示同情和支持。会议要求亚非人民在国际事务上有更多的发言权。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祸害最深的亚非人民,今后对于国际和平的维持,肯定地会发生良好的作用。公报还记载了亚非人民反对核子战争,要求裁减军备,禁止生产、试验和使用核子武器的迫切呼吁。他们要求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在公报的最后一部分中,会议提出了和平相处的十项原则,这是完全符合世界上若干国家所已经接受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
这些当然不是公报的全部内容,更不是会议的全部内容。周总理在会外及在大会闭幕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更增加了会议的和平气氛。这两次的声明彻底粉碎了美国企图利用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毒化会议气氛的阴谋。此外,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王国发表联合声明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两件事虽然不是会议本身的一部分,但它们大大有助于会议的融洽气氛,鼓舞了诚恳协商的正气,打击了分裂破坏的阴谋。这些事情无可置疑地证明:一切国际问题,只要有关方面具有和平愿望,是可以协商解决的。
会议对于各国之间的合作以及对世界和平的重大作用,无疑地为与会各国所深切认识。它们一致通过建议五个发起国在同与会国协商之下考虑召开亚非会议下届会议的问题。这一决定本身就是会议成功的最好证明。
当然,会议的这些丰硕果实并不是轻易得来的,它是经过许多斗争——对帝国主义,首先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赢得来的。
美国对万隆会议的破坏活动是各种各样的。美国反动报刊一开始就散布关于会议的各种谣言,制造与会国家间的“分歧”,散布悲观论调,挑拨各国间的不和。美国没有参加会议,但却派了七十个美国记者组成的“最大的代表团”到万隆去兴风作浪。在会议中,美国通过它的“朋友”进行阻挠。杜勒斯在会议期间发出的关于台湾的恫吓声明和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三十五亿三千万美元的“援助”计划都是破坏万隆会议的阴谋的一部分。关于这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得很清楚,它说美国在会议达到高潮时提出新的援外计划,“很难说完全是碰巧的或者是无意的。”除了这一切卑鄙的破坏活动以外,当然谁也不会忘记美国勾结蒋匪特务炸毁我国代表团人员座机、企图谋害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人员这一血腥罪行。
尽管美国使用了这许多卑鄙的破坏手段,但是亚非会议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亚非人民的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亚非人民是不能容许它失败的。美国宣传机器企图贬低会议的意义,是完全徒劳的。美国破坏阴谋的失败就是会议的成功,会议的成功就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的胜利。这个简单的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分析起来,会议成功的因素,首先要归之于亚洲和非洲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族独立平等的不可抑制的愿望。这是推动会议走向正确方向、排除一切困难、克服帝国主义阻挠的根本因素。其次,大多数出席会议的代表团能够反映人民的这些愿望,能够体会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能够为实现亚非人民的广大团结而努力,也是使会议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的必要条件。再其次,南亚各国总理的倡议精神,尤其作为东道主的印度尼西亚总理和使会议能够顺利进行的印度总理的努力,也是会议成功的重要因素。最后,谁也无法否认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对会议的重大贡献。中国代表团本着中国政府一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在万隆一面坚持立场,一面本着坚持求同存异的精神,倾听不同意见,用说理的态度来争取最大团结。这无疑地给了与会各国的代表以深刻的印象,并将会对今后的国际会议提供良好的榜样。
第一届亚非会议的结束仅仅是一个开端。在这良好的开端之后,亚非人民间的了解必定会日益加深,团结必定会日益巩固和扩大,这就会大大加强世界和平的力量,而使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阴谋难以得逞。
不过,帝国主义决不会坐视和平事业的发展,也不会看着亚非会议的影响扩大。因此,中国人民必须时时提高警惕,同亚非各国人民一道,为贯彻亚非会议的各项决议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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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职工群众过进步的生活
  裴达
在旧社会里,工人生活堕落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根本的原因,是政权和企业都掌握在反动统治者手里,工人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精神上受着极大的摧残。许多工人看不到光明,找不到出路,甚至连结婚都不可能,所以只好用酗酒来消愁解闷,用赌博来寻找意外的财源。解放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作了国家的主人翁,国家的利益和工人自身的利益完全融成一体,所以广大职工不仅在生产中忘我地劳动,为国家创造财富,而且在生活上也焕然一新——物质生活逐步提高,文化生活日益得到满足。他们充满着进取精神,朝气勃勃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但是,现在在某些职工的集体宿舍里,仍然可以看到旧社会的颓废堕落生活的残余。有些工人仍然习惯于“发薪三天乐”,胡乱花钱,大吃大喝。如沈阳机床一厂有的工人在发薪以后很快把钱花光,没有钱的时候就把新买来的东西低价卖掉。沈阳自行车厂有的工人喝醉了酒,大吵大闹。也有些工人一有空就看黄色小说,凑在一起谈女人,甚至做出一些流氓行为。还有些工人打麻将、推牌九,起初是赌一点糖果、花生,以后就赌烟卷、饭票,最后是赌钱。据沈阳十一个工厂宿舍的调查,其中有十个宿舍发生赌博现象。个别工人甚至有偷盗的行为。这种不好的现象,在天津、上海等地某些职工宿舍里也是有的。
为什么在新中国还会发生这种不好的现象呢?从客观上说,今天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不能不对一部分职工发生不同程度的腐蚀作用。从主观上说,则是我们没有注意去组织职工群众的生活。据沈阳市工会劳保部和铁路工会北京区委员会的调查,有些职工集体宿舍无人管理,秩序混乱,特别是没有很好地组织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有的宿舍甚至连报纸都没有订。工人想学习,连桌凳都找不到。这样的集体宿舍自然就成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温床,使得一部分工人能够把他们在旧社会沾染的恶习保留下来,另一部分意志薄弱的青年工人也受到了影响和毒害。
这种不良现象的存在,是企业职工教育工作中的一个漏洞。这个漏洞的发生有着思想的根源:某些企业领导干部认为工人生活荒唐是“私生活问题,不好过问”。他们只在车间里和会议上做工作,认为职工一出了工厂大门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他们的态度是“只管生产,不管其他”。
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教导我们说:“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的企业工作干部应该理解:组织生产虽然是首要的工作,但这只是工作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把职工的生活组织起来。因为职工的生产和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只有生活正常、精神饱满的人,才能做好工作。许多生产中的事故,正是由那些生活荒唐的人干出来的。所以从发展生产上来看,组织职工过进步的生活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还应该理解,我们工人阶级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先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职工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精神生活也必须逐步提高和充实。这样,我们就必须要担负起组织职工生活的责任。当然,我们要组织职工的生活,并不是要过多地干涉职工的私生活,像有些工作人员那样,连人家烫头发、穿花衣服和一般的男女社交、跳舞、恋爱等正当行为也反对。这种对职工群众私生活的任意干涉,是一种完全非政治的倾向,同时也反映出某些人的残余的封建思想意识。如果任其发展,就会使许多人变成谨小慎微,不注意政治的庸人,职工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进取精神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进行这种消极的干涉。我们应该做的,是积极地组织和指导职工的正常文化娱乐活动,使广大职工生产以外的时间不要被堕落的生活方式侵夺了去。
反动的统治者和剥削阶级,是没有兴趣也没有可能来组织广大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的;而且他们还利用各种恶毒的手段,腐蚀和迫使工人过堕落的生活,以便于他们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我们则完全相反:我们有组织职工群众为社会主义创造经济基础的义务,同时也有组织职工群众过进步生活、在职工群众中树立共产主义道德观念的责任。这是光荣的,同时也是完全可能的。企业中的党组织、工会和青年团组织,都应该密切注意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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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西双版纳
  本报记者 刘时平
西双版纳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有的人把那里的热带风光,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画得淋漓尽致,引人入胜。实际也确实如此。
西双版纳全区面积有二万五千平方公里,平坝地区多为冲积平原,土地非常肥沃,黑油油的十分诱人。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榨、剥削下,一般农民的耕作习惯是不施肥,不除草,稻谷的单位面积产量只有二百多斤。几年来,在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推动下,农民已开始积肥、除草,学习深耕细作。一九五四年稻谷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已达三百九十多斤,有的提高到六百八十多斤。
这里素有“滇南粮仓”之称,按照气候条件,可以种双季稻。因为人口少,过去只种一季,出产的稻谷吃不完。一九五四年,在少数坝子里试种双季稻,生长良好。如果今后全区普遍推行种双季稻,再把荒地开垦出来,扩大种植经济作物和热带水果,对支援祖国的工业建设和供应人民的生活需要,将会起更大的作用。
这里的森林也很丰富,有许多名贵的和有经济价值的树木。竹林更是满山遍野,粗的如同椽子。傣族人民的住房,大半是用竹子盖的。这里还出产各种美味的热带水果。山区的牧草,四季常青,还可以发展畜牧业。
黎明的城
允景洪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的首府。它的意思是黎明城。
这个地方的人民,过去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刚解放的时候,到处野草丛生,一片荒凉。
五年来,允景洪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它不但是自治区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成了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景德工厂建立起来了。从工厂里发出来的灿烂的电灯光,照耀着这个新兴的城市。
允景洪在澜沧江边。澜沧江沿着云岭的横断山脉的峡谷,流经西双版纳。允景洪的地形低洼,海拔已降到八百多公尺,终年的气候都很湿热,即使十冬腊月,中午的气候,也和北方的初夏差不多。因此,各种植物生长茂盛,四季常青。
美丽的橄榄坝
从允景洪坐木船,顺澜沧江急流而下,就到橄榄坝。橄榄坝的地形,比允景洪还低,所以在峡谷陡壁间经过水流湍急的险滩时,小船荡漾江心,顺着水纹,躲过岩石,如孩子们坐滑梯一样,一滑而下。远看上去,只有一个人身宽的小船,在波涛汹涌的澜沧江里,如射箭一般飞下,可是坐在船上,江水四溅,有时虽溅得衣襟湿透,反不觉得有何危险。
橄榄坝已经到了国境线上,它同缅甸相邻,是一个生产热带水果的地方。这里有椰子、香蕉、芭蕉、菠萝、柚子、橘子、荔枝、木瓜等等。还可以种植橡胶、咖啡、柠檬、金鸡纳霜、槟榔等热带植物。还有工业原料紫胶,它是一种野生植物,当地傣族人民叫做“紫梗”,可作油漆、留声机唱片、石印油墨、电工器材上的绝缘体、器皿、玩具、钮扣等的原料,还可做造船工业的粘补原料。过去人们不知道它的用途,弃之树上。从一九五四年起贸易公司开始收购,已经引起当地人民的重视。
我在橄榄坝生产椰子的二村住了三天。那里的菩提树、榕树、贝叶树等热带树木,遮天蔽日,如入森林地带。新鲜的椰子清凉香甜,每个椰子只卖二角五分。全村三十五家人,有椰子树七十多棵。今年这里的椰子树品种将被引育到允景洪等地扩大栽种。
同二村隔江相望的一村,香蕉成林。香蕉比内地的粗大而香甜,一角钱可买六个。因为运不出去,天气又热,农民们为了防止腐烂,就把它晒成香蕉干。
我在这个村子遇到一位种香蕉的老人曾培安,他今年五十九岁,鬓发已经斑白。他说:解放以前,人们都不愿意种香蕉,因为香蕉还没熟,就被国民党匪帮们抢吃光了,不给一文钱,而种香蕉的人还要上捐纳税。解放以后的情况完全变了,本来他只有二十棵香蕉,现在已经有二百棵了。
边疆的商埠——勐海
勐海离允景洪五十三公里,海拔比允景洪高,一般在一千二、三百公尺以上,在西双版纳,它是比较凉爽的地方。这里出产闻名全国的普洱茶,还出产樟脑,是西双版纳的一个商业中心。
在勐海的坝子里,聚居着傣族;在山地的南糯山和苏湖聚居着哈尼族。西双版纳共有二十五万多人口,其中傣族有十二万多人,人数比较多的第二个少数民族就是哈尼族,有三万多人。解放以后,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互助互让,傣族人民和哈尼族人民已经团结在一个自治区的大家庭里,共同发展生产,为自己明天的更幸福生活勤奋地劳动着。
云南茶叶中的大叶种是驰名国内外的。这里就是它的原产地。近年来,全国各地的茶园和试验场,纷纷到这里引种。茶叶试验场和技术推广站又帮助茶农改进了种植技术。这里产的茶叶除供应西藏的兄弟民族外,还可以外销,将来发展前途很大。
从昆明到勐海有七百八十六公里。过去从昆明寄包裹到允景洪,经常要半年才收到;寄报刊、书籍最快也得十二、三天,有时要十七、八天。昆洛公路通车后,最多只要七、八天了。
修昆洛公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曾经空喊了二十多年,结果是劳民伤财而没有修成。沿线的兄弟民族都说:过去盼公路如同盼公鸡下蛋一样,连个影子都没有盼到。解放以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一九五一年九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只用了三年左右时间,汽车就从昆明通到了勐海。
住在国境线上的兄弟民族,看见百货公司从昆洛公路运来又多又好的货物,高兴地说:“过去我们都认为这样好的东西,我们国家不会制造,现在亲眼看到、买到了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又便宜又好的东西;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也见到啦,上海制造的缝衣机也买到啦。”
在我所接触的青年当中,不管是傣族或者是哈尼族,都有一个共同愿望:他们要永远团结在祖国的大家庭里,把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建设起来,同其它兄弟民族一起,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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