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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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在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文在五月十三日本报发表以前,很多人都被胡风所欺骗,认为他和他那一派人的错误似乎只是思想方面的,而未必是政治方面的。人们感到了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也有些人感到了他们的向党进攻,但是没有感到或者没有深刻地感到他们是否反对革命的问题。胡风和他的一派,除了那些真正被欺骗、因而盲目地跟着他跑的人们以外,其余的人,究竟是革命队伍里犯有错误的一些人呢?还是钻进革命队伍、打着革命的假招牌、而以破坏革命为目的的一群别有用心和别有来历的人呢?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弄不清楚的。舒芜“材料”一文的发表,唤醒了一切革命的读者。的确,只要是真正拥护革命的人,读了这文没有不表示愤慨的。本报收到了许多文章和信件,从今天起将择要陆续发表。胡风欺骗我们二十多年了,事情已到可以弄清的时候了。胡风集团中的人有几种情况,有骨干分子,有一般分子。骨干分子中,有坚决跟胡风跑的,也有愿意改悔的。我们号召一切愿意改悔的胡风分子站出来批判自己,揭露胡风,重新做人。我们希望一切读者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像胡风和胡风分子这样一种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伪装拥护人民而实际反对人民,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人,我们应当提高警惕,不要被他们永远欺骗下去。像胡风或类似胡风的这种冒称革命的伪装分子当然是少数,但是为害却甚大,他们可以钻进我们的党内,军内,国家机关内,文化机关内,人民团体内和企业机关内,做出许多坏事来。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不把他们的问题弄清楚,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而让他们继续不断地“联络人”、“争取人”、“从事开辟工作”、“大大地加强实力”,即是说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和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他们的“集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的损害。
  应当彻底清算胡风的反党行为
  欧阳予倩
胡风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反对民族形式;反对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主张解散文艺界统一组织,取消党的领导。像他这样,说他不是反党是没有谁能相信的。
胡风有他所组织的小集团,并且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起进步的旗帜,以种种方法,运用他那小集团,一贯地、有计划地同党的文艺思想、党的文艺政策、党对文艺界的组织领导作对;非但如此,他既搞出一套他的文艺纲领,又订出一套战略战术,指示他的小集团成员采取坚决猛烈的行动来反对革命的文艺事业,这还能说不是有意识的反党!
胡风的反党不仅是一般的坚持思想错误,并且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作为他“主观战斗”的对象,而进行恶劣的破坏。可是他在“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中,还要轻描淡写地说他的错误根源只是:
“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这不仍然是欺骗吗?胡风还想用一套断章取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辩护,作战略的退却,这是不行的!请看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吧!胡风简直就把党在文艺工作方面的领导同志和团结在党的周围的许多进步作家当成仇敌,任意加以恶毒的咒诅和谩骂;他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术”来对付革命文艺战线,对进步作家放出了无数阴狠的毒箭,肆意中伤;甚至于想用日本特务对待小林多喜二和国民党匪特对待革命分子的橡皮鞭子来对付他们,认为“如果对他们发生了一丝的希望,那就是自己污辱了自己”,所以只能“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从所发表的许多封信来看,显然他是一贯地把中国共产党当成敌人,他甚至说,对他的敌人“……也只有迎上去,而且非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可”。
极端疯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极端顽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胡风的思想基础,但是胡风的一切行动,已经超过了思想问题的范围,它的危害性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是很大的,不仅是在文艺界。对胡风的反党思想和行动非彻底加以清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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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是胡风的“敌、友、我”
  曹禺
读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刊载在后面的舒芜先生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后,我觉得对胡风,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因为事实摆得这样清楚,“表”和“里”对照得这样明白,可以说用不着任何注解,已经活脱脱地画出胡风的面貌。但是我又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我要斥责这个伪善者,我要说话。
谁都知道,对一个人的评价,是要看他实际卖的是什么货色,而不看他嘴上是怎么样地花言巧语。
如果没有读舒芜揭露的胡风的密信的话,胡风的“自我批判”显得是多么诚恳老实,光明磊落!一会儿说他主张要有“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一会儿又是要有“对于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态度”,一会儿又坚持要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一会儿又强调他一直宣传着的“仁爱的胸怀”“真诚的思想要求”。从进攻转变为退却的胡风混身披挂着金光耀眼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他的错误据说仅仅是混淆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同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区别。而且你看,对党的领导,他是多么感激涕零!对他所犯的错误,又感到多么沉痛悔恨!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什么“一些牺牲了的先烈们和一直忠贞战斗着的同志们引导过我,教导过我,有些同志长期以来规劝过我,期待着我”,什么“我个人的一点微小的工作是从伟大的革命事业而来”,什么“我沉痛地感到辜负了人民,辜负了党和阶级事业,辜负了伟大的时代”。在他的自我批判里,一切都说明了他是一个一直在追求着真理的高尚而正直的斗士。尽管他在认识上有些错误,然而这不过是出身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难以避免的挫折,从动机和本意来讲,他对党和人民一直是忠实而真诚的。
然而事实被揭露了,假面具被揭穿了。在胡风
“阴暗”的心的角落里,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什么一个地位呢?原来他提起来就感激涕零的党是“官方”,对它“妥协不来”的,但“敷衍总是要敷衍的”。“教导”过他,“引导”过他,“长期以来规劝”过他、
“期待”过他的党的文艺工作中负责同志,在他的密信里,原来是“老爷”,“权贵”,“官们”,“马褂”,“公子们”。在一九四八年(正是人民反美蒋反动派的解放战争向高潮发展的时候),当党的作家批评了他的文艺思想,他认为那是对他“发动各种卑鄙的手段”,向他“抵抗、反攻”,是“特别恶劣”的“对手”,警告他的追随者“不能轻敌”,因为“我们”(即胡风小集团)是要“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的。
胡风写文章一向是晦涩难懂的,里面仿佛有许多话要谈又不愿意谈出来,使得读者可以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猜想。我一直以为他的文章落笔就必然是不通顺的。现在我才明白,只有当他不能够称心如意地写出他对党的仇视和痛恨的时候,他的舌头就仿佛拴上了一根绳子,疙疙瘩瘩,说不出什么通顺的真心话来。但一旦他觉得找到了他所信任的,可以畅所欲言的对象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如野马脱笼,奔放而流畅,不可抑止地倾出他那满腔的仇恨。不只是党和党的文艺工作者是他所嘲笑和敌视的对象,连倾向党、靠近党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也免不了遭受他的恶毒的讽刺。那是“豪绅”,是“市侩”,是
“蛆虫”。而这些同志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党的文艺工作者一同受到国民党特务残酷的迫害,出生入死,一直在贫穷、敌对的环境中,为着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的。但是胡风怎么样对待他们呢?他劝舒芜说:要“警戒他们,肯定他们,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都可以,但如果对他们发生了一丝的希望,那就是自己污辱了自己”。这里何曾有一点点同志间的感情,为共同事业奋斗的感情!他“肯定”我们,原来为的是“警戒”我们,他跟我们“握手言欢”,原来他“微笑”里藏着恶毒的“侮蔑”,而且他警告了他的追随者们,如果对我们“发生了一丝的希望,那就是自己污辱了自己”。难道一个人,若果他还可以算一个真正的人的话,可以这样对待朋友和同志么?
但事实上还有厉害的,当着同志们批评了他的小集团的文章的时候,你看他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他劝舒芜先生说:“对于大师们的回敬,太斗鸡式的了。气派不大。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以为是好方法。”胡风,你当然知道,只有国民党特务对待革命者才会用这样的毒手,只有法西斯反动统治者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
然而,胡风一向以“真诚”“仁爱”自命,并且是能够“爱爱仇仇”的。
我想起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胡风曾十分多情地谈起历史的文坛上战斗的友情的问题。他说起伟大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如何爱护果戈
理;多才多艺的、胸襟阔大的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如何赤诚地爱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言下之意,只有他——胡风,明白这样伟大的感情,而慷慨陈词的他,说着说着,居然满眶泪水了。今天我不寒而栗地想到他那根“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我很难相信那个热烈地崇拜着别林斯基、歌颂伟大的战斗友谊的人,恰恰就是那个举起橡皮鞭子,要“打伤了”朋友,还要“看不出伤痕”的人!
在那阴气森森,而又杀气腾腾的密信中,胡风的“敌”和胡风的“我”已经很清楚了。但谁又是他的“友”呢?难道还可能是他所仇视的党么?难道还可能是他所仇视的人民么?
据说有一种九尾狐,因为有九条尾巴的缘故,才是狐狸中最狡猾的。今天这个九条尾巴的狐狸,似乎才露出一条。但,露出来总比不露出来好,而都露出来又比仅仅露出一条好。因为尾巴完全露出来的狐狸,大家才知道这是个真“狐狸精”,必须“打”。再则,狐狸知道自己在群众面前是个狐狸,才开始打算,想转变为人。
自然,胡风实质上的“友人”可能是谁呢?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替他说出来的。因此,胡风及其反党小集团只有老老实实地把全部真相揭露出来,才是他们每一个人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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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定要弄清胡风的真面目
  吴组缃
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揭载了舒芜暴露的关于胡风的通信的摘录,读了之后令人非常惊骇和愤恨!
原来一直多年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下,胡风认作自己的死敌和大仇的,倒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蒋反动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化阵营与文艺队伍。他称中国共产党为“官方”,称党的文艺工作者为“权贵”,为“马褂”,为“老爷”;称革命的进步的文艺界朋友为“公子们”,为“市侩”,为“蛆虫”;而把自己看做革命文化阵营里的一头“猛兽”。闻一多烈士在党的号召和影响下,为争取人民民主的正义斗争,作了英勇大无畏的牺牲,这是全国人民同声痛悼,一致肃敬的,但胡风竟丧心病狂地诬蔑为
“投机”的“丑的角色”!胡风把在当时黑暗的法西斯统治下的具有重大斗争意义的文化界活动,一律叫做“混在蛆虫里面”“跳加官”;伟大的鲁迅,不是他宣称自己所追随和崇敬的么,在当时的重庆开鲁迅纪念会是怎样一种意义的斗争活动,胡风难道不知道么,但他竟别有用心地认为“对我是灾难”,说是“纪念死人,无聊之至”!
请再看看胡风对于他视作不两立的死敌的党所领导的文化阵营的“战法”与“战略”,是怎样一些鬼蜮伎俩吧:
当党的工作同志把他当作友人,对他的集团所宣传的反动理论进行善意的规劝和批评时,他却狡狯地商量计划着“要考虑作法”,“要加强实力”、说“以后得在下笔前先变成老爷们,再来和变成了老爷们的自己作战,一面防止他们不懂,一面防止他们构成罪案”。他卑鄙地指使着:“暂时沉着
一点的好”,“口气冷一点,也就是更轻蔑一点”,“由于我们处境的不利,就应该特别谨慎,不能轻敌的”。他狞恶地教唆着说:“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以为是好方法。”说“这不但是为了把大旗抓到手里,而且不如此就难得招供或控诉底重量”。
正像一切与众为敌的恶棍一样,他时时为自己的孤独和力量薄弱而危惧。他绝望地叫着:“非大大地加强实力不可。”他处心积虑地想“联络人”、
“争取人”,鬼鬼祟祟地打听:“你以为有哪一些
对象呢?”他也像一切恶徒一样地顽强,明知“敌
人却是非常强大的”,自己终将溃灭的,还是对他
的被蛊惑被愚弄的手下青年人鼓动着说:“也只有
迎上去,而且非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可。”说:“顶怕朋友们底消沉”,“一面流血一面走罢,泄气不得”!“松不得劲,我们要决心打一年冲锋”。他还狡诈地自以为得意:“杂文,甚有趣。……更好的是每篇一名,使我布得成疑阵,使他们看来遍山旗帜,不敢轻易来犯,快何如之。成集之前,望勿与外人道及。”
自来流氓匪棍、反革命分子,都会利用一些好名目做幌子,实则为了一己的私欲,到头可以无所不为的。我们不是一直认为胡风曾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解放前站在进步的政治阵营方面的么?可是这次舒芜揭露的材料里却有这样一条:一九四六年胡风介绍一个人去编
“新蜀报”的副刊“蜀道”。胡风明明知道,他说:“一来那个报坏得很,二来不知道他会弄出什么花头来”。他又狡诈地狼狈地说:“要稿子,而且要我非写不可”,“无法谢绝,只好答应写一点,但请他允许换一个名字。他说,不行!你看,这如何得了!这又怪我多事,不但不能在战略上得一配合的小据点,反而弄出了麻烦,弄得不好就要增加攻击者们底材料。”跟着还有一条:在同年,胡风又极端卑鄙地用了别人的名字去为国民党反动报纸“时事新报”编副刊,他无耻地对他的手下青年说:“这个报政治立场不好”,但同时积极地拉稿子。请看,这不是很明白么: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正当全国人民与美蒋反动势力作殊死斗争的时候,他却“为在战略上得一配合的小据点”,就心甘情愿躲躲藏藏地投身到美蒋特务那边去了!我们还记得最近他在公开的发言中还斗胆欺世,反说舒芜品质不好,政治上靠不住。请看这是怎样一付嘴脸!
在全国解放以后的一九五○年三月间,胡风还在野心勃勃、阴谋诡计地盘算着:“那里(东北),在文化上是新区,可以摆脱一切人事关系,从事开辟工作,恐怕比任何地方都好。”“上海文坛被几个猛人驰骋着……北京太挤,武汉、湖南似乎茫无头绪……东北没有这个压力(或者很薄),且与天津接近。天津文运很活泼,鲁藜等主持,很有前途。”胡风这里盘算计划的究竟是什么?他这里说的“工作”与“前途”究竟何指?我们不能不怀疑!
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中,我们只剥掉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他身上还披着曾经是民主阵营进步文化人的伪装,使人不能一下子看透他反对革命的真面目;在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他的“我的自我批判”中,他还口口声声以什么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等等自居,这些,仍然可以继续蒙骗社会,淆惑视听的。我们坚决主张“打落水狗”,坚决反对“适可而止”和“不为己甚”;问题必须搞个彻底,我们不能容忍这样一些带假面具的人还在今日我们的人民文艺队伍里摆来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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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的嘴脸
  吴祖光
许多报纸和杂志展开对胡风的错误思想的批判以来,胡风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质已经逐步地暴露出来了。在这一段时期里,我们已经听到过许多发言讨论,读过了许多文章;但是没有再比五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胡风的
“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那样使我们从对照中更清楚地认识胡风丑恶阴险的内心和虚伪的嘴脸了。实际上,舒芜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胡风自己写的。他的“自我批判”只是在脸上拿来装饰门面的东西,而他写给舒芜的这些密信,才是他的思想本质和实际行动。
今天在文艺界积极地工作着的同志们有不少在抗战时期曾同胡风一同住在重庆。我们都还记得很清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恐怖的那一段时期里,大家是多么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把党和人民革命作为我们的光明和希望。我们曾经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谁也明白,纪念屈原,纪念鲁迅,纪念五四……这一些活动,对于广大的倾向光明的人民说来,这就是革命的号召和启发。胡风自己也是一向都参加着这些活动的,但是在他的这些密信中,他却把这些活动加上多么恶毒的一些诅咒:人们沉痛地纪念着的被蒋匪暗杀的闻一多先生,胡风却说他是“投机,……投中了”;在人们纪念伟大的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的时候,胡风讥讽地说“纪念死人”是他的“灾难”;在人们一听到法西斯集中营里的那些残酷非刑便会怵目惊心的时候,胡风却狰狞地诵扬着那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认为是“好方法”。抗战时期的重庆,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者用尽血腥残暴的手段来迫害共产党人和追求进步的人士;人民心目中的“权贵”、“老爷”、
“政客”、“蛆虫”,正是这一帮国民党的匪徒恶棍;而胡风却把这样的一些轻侮的名词,把他的诅咒和仇恨对准这些追求进步从事革命的同志们。
胡风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是胡风的立场?在这里表现得是再明确也没有了。
“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说明了胡风十足的虚伪。胡风虚伪地想用“写真实”的原则来做自己的错误理论的幌子,但是从他自己的这两篇东西里说明了他自己正是最不真实的。不要说是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光荣的作家,即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基本道德的“表里如一”,胡风也可以说是连这一点“人味”都没有。
只从“思想上的错误”来理解胡风,我想是不够的了。二十几年来胡风都是以进步作家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从胡风的本质看来,我们把“反动的”字样加在他的名字上应该不是不公平的了。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党和人民这样地团结他信任他,解放以后并且选举他作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但从他的实际行动看来,他何尝有半点重视这些信任和尊敬;而是以多大的仇恨和敌视来反对党,反对人民和反对社会主义!
胡风的事件教育了我们许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我们随时都应该警惕敌人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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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让胡风蒙混过关
  周姬昌
我把胡风的检讨和舒芜揭露的“材料”,对照地看了一下,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从“材料”中,使人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十几年来胡风及其反党集团是怎样疯狂地敌对、仇视与痛恨着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着的革命的文艺队伍,是怎样气焰嚣张地摆开阵势,用尽恶毒的心机,不惜采取十分鄙劣的各种各样的战略,步步为营地向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顽强地进攻,企图篡夺整个革命的文艺阵地,用以实现其疯狂的野心。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在他写给舒芜的信中总算是赤裸裸地暴露得丝毫无遗了,而他的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更是十分露骨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不得不触目惊心。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胡风的所谓“我的自我批判”吧。我认为胡风的这篇文章,并不是
“检讨”得不深刻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论点”谈得不全面的问题,而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倾向却是作为一种“策略”而产生的。就是说,胡风虽然也在他的文章中尽量装璜着一些和自己的立论相背离或者假惺惺地表示了在个别论点上他同意批评者的说法,虽然也好像他是放下了他的作为宣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用的一些“刀子”和“棍子”,而装出向人民投降的样子,但是,只要我们把他这篇文章和舒芜的“材料”紧紧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看出胡风的鬼把戏。
胡风劈头就说:“在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底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重点是我加的——昌)从这开宗明义的一段说法中,我们不难看出两点:第一、他认为他的错误根源是由于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来看待。因此,他的错误实质,就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而是仅止于一般由于政治水平不高、理论水平太低而造成的对“革命性”的错误的理解而已;第二、通过这一说法,自然得出结论:他虽然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但还有他的“革命性”。也就是像他所喜欢高唱的,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对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所追求的。因此,说他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也即反党的在文艺战线上的野心家,好像是冤枉了他似的。而今天在全国各地展开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好像又是什么宗派主义者在把他罗织成案了。这是何等阴险!与其说胡风是在检讨悔改,不如说是在反戈一击,以退为进。
我们知道,具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我们中国是为数不少的,他们一般地都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改造自己的立场,克服个人的某些缺点,从而忠实服务于人民,这些人是对革命有好处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六九页)十多年来,党在这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因此,无论在解放前或解放后,广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接受党的领导后,对党的革命事业是作过一定的贡献的。在今后的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也即是在国家进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党还要继续不断地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在党的教育和改造下,也就对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着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他们是会跟着党一同前进的。
但是,胡风也说自己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这是能令人相信的吗?从舒芜揭露的“材料”中,我们看得很明白:十多年来,他却是一贯地丧心病狂地痛恨和仇视着党,并恶意中伤着党,顽强地抵制着党在文艺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的。在他眼中,党在整个文艺运动中的领导力量,那不过是“机械论的统治势力”,而他正是要号召他的小集团的每一成员
“多花一点力气”把它从根本上“动摇”的。同时,他又把党在文艺方面负责具体工作的某些同志说成是
“马褂”、“钦差”、“权贵”、“官们”、“老爷们”以及什么“公子们”等等。直至解放后的一九五○年,还恶狠狠地把党报对阿垅的批评说成是
“讨伐”。在这里,我们能看得出半点革命的影子来吗?这些触目惊心的字眼,不正是胡风反党反人民的铁证吗?这能说是罗织成案吗?我们说他的文艺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极端疯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还有半点冤枉之处吗?
正如“人民日报”按语所说,胡风的“检讨”,实质上是他从进攻转为退却的策略。而这种“策略”又是他早已施展过了的。不信你看:“现在,已经成了全面攻来之势,……看情形,还要愈加猖獗下去”,“我想,还是要沉着一点的好。我说变换方法,只是说的要在战略上加些防卫而已”,“几乎非装死不可”,“只得‘忍受’”。
这些话难道不也就是胡风今天之所以要写“检讨”的真情流露吗?因为今天全国各地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这在胡风看来,怎么不是
“成了全面攻来之势”呢?在这新的形势之下,胡风既不甘心失败,就势必“非装死不可”。而他这次的所谓“检讨”,正是他“装死”的具体表现。但是,人们切切不能忘记:胡风的这种“装死”的
“检讨”,却正是他的“战略”上的“沉着一点”的“变换方法”,其目的即在于“加些防卫而已”。以便蒙混过关以后,再度积蓄力量,对党及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作再一次的恶毒攻击。因此,他在
“检讨”中,也就不能不一面不关痛痒地就别人批判他的几个论点把自己骂了几句;一面却绝口不提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活动事实,并尽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具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对党和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所“追求”的人。这样,他以为群众就会原谅他,他就可从这次运动的外部巧妙地打入内部,以后再从运动的内部进行瓦解,以期最后还是要从根动摇革命文艺的基础。“检讨”的真相不就是这样吗?
胡风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折不扣地承袭了历史上那些资产阶级反党集团中的魔术师们所一再沿用过的所谓“两面派”的战略,即利用“检讨”来公开向群众进行欺骗蒙混,以达到他的阴谋目的。
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明白地昭告我们: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要把反党分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托季联盟中的所有“民主集中派”集团的成员开除出党以后,这些反党分子就施展过这种两面派的手腕。他们也曾伪装地向党承认过错误,假意地接受过党所提出的四个条件的考察,并也曾利用报纸作过公开的检讨。然而,他们这种做作的最终目的,却在于故意在党和群众面前无耻地践踏着曾经为自己所一再坚持过的错误的政治观点,而只求保全自己的一席地位,以便有可能积蓄力量,等候时机,进一步在内部开展反党的罪恶活动。他们的这种死不醒悟的真正丑恶的面目,在最初就是被那种假意检讨的衣衫紧紧地掩盖着的。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是不能持久的。他们的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很快就被当时的联共(布)党看穿了,于是,党就及时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在这里,我不是把胡风及其反党集团整个看成是混入党内的反革命派别,而是说,胡风及其反党集团是已经混入了革命队伍中来,他的假意检讨的两面派的做法,实质上却正是托季反党分子当时两面派做法的翻版,是永远欺骗不了人的。
胡风及其反党集团当前的唯一出路,五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中已经明确指出:“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如果还想重演两面派的
“检讨”把戏的话,那他只有自绝于人民了。
同时,我还要提醒胡风派的所有成员,像阿垅等等,你们狂热地追随胡风,打着胡风的旗号,在文艺战线上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工作;无论在解放前或解放后,多少曾经为党忠心耿耿地付出了自己心血的党的作家和思想上倾向于革命的进步文艺家,遭致你们的恶毒的诽谤、诬蔑与嘲骂;多少基本上符合于党的文艺方针的具有强烈的政治作用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在你们手中被无情地贬低,你们故意削弱革命文艺的政治影响;你们的用心究竟何在?
今天,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所有成员应该清醒了。胡风应该迅速剥去伪装,而胡风派的所有成员更应该及时地把胡风所曾作过原则问题的指示的具体密件交出来,帮助党全盘地弄清问题,这才是唯
一的出路。
不过,当胡风及其反党集团还没有真正撕毁假面以前,我们是必须万分提高警惕的。同志们,我们决不可让胡风及其反党集团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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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揭穿胡风的反动面目
  王康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我读了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登出的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以后,感到极大的愤怒。胡风一向自命“追随”革命二十多年,在文艺界俨然以现实主义卫道者自居。可是实际上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野心家,竟是一个长久以来组织反党反人民集团、向着党所领导的革命的文学事业疯狂进攻的文坛阴谋家。看了舒芜提供的材料以后,更使人觉得胡风反党集团是在政治上有极大危险性的文坛上的黑帮。
如果仅仅读了胡风自己的所谓“我的自我批判”,而没有看到舒芜所揭露的“底”,天真的人们可能又要被他的眼泪所迷惑。什么负有“严重责任”啊,感到“负债的痛苦”啊,“深深地感到了惭愧和痛苦”啊,“感到了悔恨性的内疚”啊,“沉痛地感到辜负了人民,辜负了党和阶级事业,辜负了伟大的时代”啊,如此等等,似乎真是声泪俱下了。
但正如“人民日报”按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胡风的这些话不过是他“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它们毕竟骗不过党和人民的眼睛。我们的党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决不会被胡风投出的
“集束手榴弹”的爆烟所迷惑,我们的党是懂得怎样战斗的。
从舒芜提供的“材料”里可以看出,胡风历来就是一个“拿别人养活自己的”、长期向党挑战、进攻、冲击的反动的文坛黑帮的首领,长期以来,对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采取极端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
胡风居然还要自诩为“站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是多么狡猾的鬼话。他“站在党的周围”,但却在当我们的党还不是一个执政的党,还在各个战线上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称我们的党是“官方”,把试图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的党员作家和非党进步作家视若眼中之钉,称之为“官们”、
“老爷们”、“豪绅们”、“法官”、“钦差”、“市侩”、“权贵”、“蛆虫”、“仇人”……把他们对他的善意批评和规劝说成是“猖獗”的、“特别恶劣”的“抵抗、反攻”、“讨伐”、“攻击”、
“侮辱”,……他对他们“积了太多的愤恨”,他要“迎战”、打“冲锋”,他竟然指挥他的黑帮里的人要“化一点力气”来“动摇”我们党自“五·四”运动以来艰难缔造的革命文学事业!从材料里可以看出,他对凡是跟他接触的党员和非党进步作家都非常警惕,非常虚伪,“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而骨子里则是要给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试问:这能够算是“站在党的周围”、和党站在一边的所谓“追随”革命的共产党的朋友的态度么?这难道仅仅是被“‘左’的情绪所膨胀”、
“被宗派情绪所膨胀”的结果么?历来就是同党作对的,却偏要装出“友好”的姿态。胡风自称是靠着党才能“安身立命”的,实际上却是为了攻击党、咒骂党、对人民进行诬蔑、对革命的新生力量进行压制、排斥而活着的。他是靠这种反党反人民行为吃饭的。他表面上装扮成党和人民的朋友,实际上却自己招供与党和人民有不共戴天之仇。
为什么胡风要选择这样一条“如履荆棘”的道路呢?这在胡风写给舒芜的许多信里可以找到答案。这就是他自己也认识到:“时代又是这样的时代,所以要考虑作法”。所谓“这样的时代”,显然是指自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的和蒋介石统治区的进步文学运动的主导思想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是指中国人民大众日益革命化的时代,是指反动力量日趋崩溃的时代。胡风切齿痛恨革命力量的日趋壮大,痛恨党对文学运动的领导的加强和受到拥护,
“考虑”到他的“作法”不是什么要进攻反动势力夺取领导权,而是要向革命进攻,向革命势力夺取领导权,在革命胜利之后,赶紧施展阴谋,想把革命胜利果实据为己有,然后按照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面貌来改造文学,改造世界。大势所趋,他自知明目张胆地投靠日趋没落的国民党是搞不出名堂来的,所以不走那条“路”,甚至在反动报刊上建立进攻“据点”时也不敢使用真名;而全身披挂地伪装起来,表演所谓“站在党的周围”“追随革命”,借以在他的黑店幌子上镀一层保护色,使他的黑店货色在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下得售,还要用这个招牌“争取人”,“联络人”,扩大他的黑帮势力。一旦得势了,自然连这块骗人的招牌也可以撕碎、抛弃,而公然地干起来。不是么?胡风一向自命为鲁迅崇拜者,但背着人,竟说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会是“无聊之至”的“灾难”,竟干脆骂鲁迅为“死人”!可想而知,胡风是怎样一个两面派的伪君子!
胡风口口声声说以前是“没有认识到”、“没有理解到”党的思想原则,他的反党罪行仅仅是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而来的错误,是“脱离领导,不靠拢领导”的结果。这又是耍花枪!在解放以前一直到全国解放五年多,党和人民对胡风的照顾、关心、教育和帮助,可以说是十分优厚、仁至义尽的了。正如“人民日报”编者说的,中国的成千成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胡风及其小集团却对党的领导和教育表现了强烈的反抗和进攻。这能够叫人相信胡风他们仅仅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立场”而犯错误吗?这能够叫人相信胡风他们还有什么“革命性”,还是同“人民共命运”的吗?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什么“民主要求”等等,都是假的。拆穿了西洋镜,胡风无非是一个极端狂妄的反动分子。长期以来,他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装腔作势,招摇撞骗,散布谣言,无所不为。他同党敌对,把党对他的教育拒之于千里之外。他岂止抗拒领导、抗拒思想改造而已,他还要夺取领导,还要以他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面貌来“改造”党的文艺政策和党所领导的整个文学事业。“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就是他的最明显不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纲领。
胡风善于痛哭流涕,善于表示“真诚”,善于自称“激动”,善于揭露自己的“心情”,善于使苦肉计,善于装成挨打的样子,善于使用回马枪,善于“且战且走,且打滚且作战”。认识了他的这些欺骗人的策略,就不会被他的所谓“我的自我批判”所迷惑了。
是的,我们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是胡风所改造不了的时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文学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日益欣欣向荣,人民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愿意进行思想改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跟随党和全国劳动人民一起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胡风过去走的这条同党和人民作对的“路”是此路不通了,想走另外的“路”也无路可走了。唯一的出路就是“人民日报”指出的:“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
胡风以及胡风反党集团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老老实实,拿舒芜作榜样,向党和人民投降,缴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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