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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评介
生动地反映党的生活
湜辛
曾经有两个作者以“为了完成计划”为题，给黑龙江日报写了一篇通讯。这篇通讯通过两个具体事例，比较生动地说明了中共鹤岗市东山竖井工区支部在企业完成国家计划遇到困难时，怎样多方面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找出不能完成计划的原因，一面督促行政方面解决具体问题，一面领导工会和青年团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全体党员和工人的力量去克服困难，从而保证了国家计划的完成。这篇通讯提供了厂矿中的党组织如何保证和推动生产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是，当时黑龙江日报编辑部的个别领导同志认为以这种描述的方式来介绍党的工作经验是不够严肃的，他们不同意发表这篇通讯。后来，这篇通讯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当然，黑龙江日报的个别领导同志现在已经改变了上面所说的那种看法。但是认为党的生活栏的任务只是介绍党的工作经验，而介绍工作经验又只能采用诸如总结报告之类的“正规”方式，抱有这种想法的同志，在不少报纸编辑部中还不是个别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少报纸的党的生活栏办得枯燥乏味、不能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不是报纸关于党的生活的报道不可能做到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呢？这不仅在道理上讲不通，而且已经为有些报纸的实践经验所否定。今年以来的上海解放日报，就在生动地反映党的生活这一点上做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有的报纸在征求读者对党的生活栏的意见时，曾有读者提出，他们最不爱看介绍经验的文章。这当然不是因为人们不需要党的工作经验。不是的。列宁说过，领导的艺术不是天赋的，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我们的各级党组织迫切地需要学会和提高领导的艺术。报纸重视介绍党的工作经验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只是在于，正如有些报纸的读者所指出的，报纸上报道的“经验”多，典型事情少；许多稿件写的不具体不生动，常常是概念加例子。有的报纸甚至在千把字左右的短文中也罗列上好几条“经验”，在这里枯燥的条文代替了对事情的具体生动的叙述，抽象的原则掩盖了活生生的人的活动。读者不欢迎这种干巴巴的、千篇一律的经验报道，是可以理解的。
解放日报在报道党的工作经验方面，开始打破了老一套的格调。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和丰富具体的事实来阐述党的工作经验。以报纸介绍工厂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的政治工作经验为例。在“进行政治工作时注意经济效果”的题目下，报纸采用党委书记回答记者问题的方式，对益民食品一厂糖果车间党支部的活动作了具体分析，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工厂企业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如何结合经济工作进行政治工作。一篇题为“要保证监督生产，就要虚心学习业务”的通讯，描述了上海卷烟五厂的一个专职党支部书记由不懂生产业务到熟悉生产业务，从而使党组织更好地发挥了保证监督生产作用的具体过程。另一篇题为“皮辊花为啥会满厂飞”的通讯，则通过国棉三厂细纱间党支部在节约用棉工作中，起初采用简单化的方式，片面强调小组内和小组间的相互检查和批评，结果皮辊花化整为零满厂飞；后来重视了对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又采取具体措施帮助她们提高技术，皮辊花率才真正降低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党的工作是一种深入细致的对待人的工作。报纸在解决工厂中的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经济工作的问题时，不单发表了许多从正面介绍这方面经验的文章，同时也发表了若干从侧面、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有一篇文章就以国棉十七厂一个工场场长的亲身体会，从行政工作的角度，说明了党组织紧密结合经济工作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对于企业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重大作用。像上面所举的例子，在最近一个时期的解放日报上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十分明显，如果报纸在介绍党的工作经验时，不仅告诉读者党组织做了什么，而且告诉读者党组织是怎样做的，如果报纸能够揭示出这一党组织或那一党组织在不同的条件和情况下进行工作的特点，那就不只是能够有力地阐明党的工作的某些原则，而且能够真正把领导的艺术教给别人。
题材的丰富多样，是解放日报关于党的生活的报道的另一特点。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只要报纸编辑部认识到党的生活的报道任务是全面地反映党的生活，并能深入到党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和党员群众中去，它就能够找到取之不尽的丰富多样的题材。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解放日报所作的努力。虽然这一时期解放日报着重解决的是工厂企业中的党组织如何结合经济工作进行政治工作的问题，但是解放日报关于党的生活的报道并没有局限于这个问题；在这个报纸上，我们同样看到了关于党内生活的许多生动反映。举例说，一个棉纺织工厂的全体党员大会在选举新的委员会时，怎样充分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高等学校党的支部大会怎样严肃而热烈地讨论一个著名教授的入党请求；一个棉纺织厂的三个闹不团结的值班长（都是共产党员），怎样在党支部的教育和监督下，克服了本位主义，增强了团结，推动了生产；一个工厂的支部书记怎样经过仔细的调查和耐心的说服，消除了自己的家属对粮食统购统销的顾虑，动员他们回乡生产，并以这个实例来推动其他职工动员没有必要留在上海的家属回乡生产；一个共产党员怎样由对群众指手划脚到热情帮助，从而改善了同群众的关系……。以上不过是几个例子。这些例子也足以说明，党的生活的报道题材可以多么广泛。报道题材的广泛多样，是同编辑部注意吸引广泛的作者参加党的生活的报道分不开的。在解放日报党的生活栏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党机关的工作人员为报纸写稿，而且看到了普通的共产党员为报纸写稿，例如，新入党的候补党员在报上表达他们的感想和意愿，党的宣传员在报上叙述他们怎样针对不同工人的特点进行宣传鼓动；我们甚至看到了青年团员向报纸提出了他们所关心的有关党的工作的问题。有的报纸在实践中把党的生活的报道任务几乎只局限为介绍党的工作经验，甚至只是党领导经济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经验，为报纸写稿的也几乎只是一些党机关的工作人员，这样，这些报纸的党的生活的报道题材显得贫乏和狭窄就不足为奇了。
具体而鲜明地进行表扬和批评，也是解放日报关于党的生活报道的一个特点。解放日报经常发表表扬工作得好的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稿件。报纸在进行表扬时，既不是追求一个党组织或共产党员的“全面”模范事迹，也不是用抽象的和概念的辞句来叙述他们的事迹。报纸力求具体地叙述一个党组织的某一方面的活动，揭示一个共产党员表现在具体问题上的思想和行动，揭示他同集体、同群众的关系。“二十秒钟”就是一个例子。这篇文章通过一个担任消防工作的共产党员——陆杏江经常因为消防车出车不够迅速以致不能更及时地扑灭火灾而苦恼的事实，通过他某次在一个纺织厂看到布机车会自动关车，因而大胆地设想消防车也可能自动开车的事实，通过他为试制消防车自动发动器而苦心钻研，同时依靠群众，克服困难，终于制造成功，使消防车的出车时间缩短了二十秒钟的事实，对一个共产党员高度关怀人民利益的高贵品质作了鲜明的描绘，给了人们极为深刻的印象。和表扬一样，解放日报的批评也是具体的。这些批评经常是针对党的工作和生活中的具体缺点和错误而提出的。例如，在“为什么让一个有偷窃行为的人混进了党？”一文中，批评了国棉十厂党组织降低党员条件的错误做法；在“私营中原电话器材制造厂党支部的‘苦闷’”一文中，批评了这个党支部以粗暴态度对待工人的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在“一年只参加半次支部大会”一文中，批评了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共产党员刘厚生对待组织生活的不正确态度。可以看出，解放日报所批评的对象绝不止于坏人坏事；解放日报进行批评的方式，也不同于党组织对犯了错误的党员所作的组织处理的决定。一方面，经常对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发扬，另一方面，针对党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不健康现象开展具体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有可能使得报纸的党的生活栏生气勃勃和富于战斗性。
灵活地运用新闻武器库中的各种武器，是生动地反映党的生活的丰富内容所必需的。如果说目前很多报纸在党的生活宣传中主要地还只限于运用社论、短评、文章和消息的形式的话，那末，解放日报所运用的形式是较为多样的。前面已经说过，这个报纸曾经以访问记和通讯的形式来报道党的工作经验。这个报纸还曾经用特写的形式来反映党的会议，用共产党员来信的方式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用答读者问的方式解答读者所提出的有关党的生活的问题。这就说明了，报纸上的党的生活宣传，也和其他方面的宣传一样，可能而且应当运用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党的生活宣传的内容的严肃性绝不排斥表现形式的灵活和生动。这不但为解放日报的经验所证明，也已为其他报纸的经验所证明。像山西日报有一次报道长治地委机关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批判一个党员违背国家政策抢购棉布的错误行为，采用速写的形式，使党内的严肃的思想斗争得到了活生生的反映，便受到许多读者的好评，他们说看了这篇文章就像看电影一样，印象很深刻，对自己的教育意义很大。
从以上关于解放日报对党的生活宣传的叙述可以看出，报纸上的党的生活宣传不仅应当做到生动活泼、丰富多采，而且也是能够做到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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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原矿山机器厂的扫除文盲工作
赵庆年 常士晔
太原矿山机器厂，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文盲。一九五○年职工中的文盲占百分之七十九，到一九五四年文盲的比例数降为百分之十一。现在，全厂绝大部分职工的文化程度已提高到高小和初中水平。例如，熔铁车间一百二十八人中，有二十二人能看懂通俗书报画刊，四十九人能看报纸、铸工手册，五十七人能看懂比较深的政治技术书刊。他们一般都能写简单的书信，能写个人生产计划和工作日记等。
由于职工，特别是生产小组长和工会小组长识了字，提高了文化水平，在生产领导和技术学习方面出现了新的气象。例如铸钢二组生产小组长郭富，过去他不会写、不会算，不知道怎样领导小组的生产；只知道和大家一齐埋头苦干，不能领导大家出主意。现在，他有了文化知识，等生产工票一下来，自己就能按活分工，写出小组的生产计划，并具体订出每天要做出多少件数，详细写出谁该做多少，贴在墙上让大家去看。这样，从组长到组员都是心中有数，克服了以往的混乱现象。而且大家可以看图检样，一清二白，既省工又省料，使生产效率普遍提高。
由于基本上扫除了文盲，提高了文化水平，现在全厂职工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参加了技术学习，一般都懂得了翻砂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方法，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例如，工人余兰桂初做三尺大的八字轮时，因为不会算“均等”距离，一件活两个人干了四天还是没做好；现在他学会了除法，就能算“均等”距离，一人一天可以把活干完，而且合乎规格。有的说：“能看书、能看报，先进经验跑不掉。”
太原矿山机器厂在扫除文盲工作方面所以能获得显著成绩，首先是在于领导方面认识到，扫除职工中的文盲是进一步提高技术、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关键。因此在工作中贯彻了“以文化教育为主，识字教育为重点”的方针，采取了“由点到面、从锻铆车间办起，稳步发展”的方法，启发职工的学习自觉性，使百分之八十的职工参加了文化学习。一九五二年扫除文盲工作展开以后，党组织做了关于开展扫除文盲工作的决议；工会把扫除文盲作为工会的三大任务之一；企业行政方面采取了分批抽调职工进行脱离生产学习的办法，并抽调干部当教师；团总支指定宣传委员参加扫除文盲工作。后来又认真地整顿了扫除文盲工作，使职工文化教育纳入了正常轨道。
第二，从实际出发，采用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例如修配等四个车间生产比较正常，倒班的时间也是固定的；而且由于使用机器生产，劳动强度不大，加上文盲较少、半文盲较多，因此文化学习便采用了业余班级教学的形式。一九五二年，这几个车间提前两个月完成了生产任务，劳动力有了剩余，便改变办法，采取了抽调职工进行脱离生产学习的形式。到一九五三年春，生产计划有了变化，就根据实际情况减少了脱离生产学习的人数，同时也改变了学习计划。一九五四年底，文盲减少，而且他们多分散在各车间，程度也参差不齐，领导方面便根据这个情况，采取“包教包学”的形式，发动识字的人包教不识字的人。并由业余学校和车间订立合同，车间主管“包教包学”的工作，业余学校则进行业务指导。
经验证明：只有根据生产的变化和需要，随时改变学习计划和组织形式，才能满足职工对文化学习的要求，使之有效地为工业生产服务。
第三，选聘教师，保证学习时间。在扫除文盲工作开始后，业余学校派人深入车间、科、室，进行细致的调查，制定了扫除文盲计划。在计划确定以后，即选择教师。聘请教师的原则是：凡有一定文化水平、能够胜任工作的职工，经本人自愿，由业余学校聘请，进行短期训练后就可担任教学工作。在分配课程时，又注意到每个人的特长。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一方面注意对教师的政治思想教育，一方面不断组织教师交流教学经验，同时还奖励模范教师，以鼓励大家的情绪。
第四，启发职工的学习自觉性，并帮助其树立为生产而学习的观念。在开始组织大家学习文化的时候，许多职工怕学不成，学了用不上；耽心参加学习以后误生产。有的说：“半辈子的人还成龙呀，学习半天还不是个抡大锤的！”工厂方面根据这种情况，对工人们进行了思想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学好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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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日本工人访华代表团团长高野实
本报记者 冯之丹
五一节那天，阳光普照下的北京浸沉在欢乐的庆祝里，应邀来我国访问的、由日本三十一个工会代表混合组成的日本工人访华代表团，同北京市民一起，愉快地度过了这个光辉的节日。同时，在东京，数十万劳动者也在连绵的大雨下，撑着雨伞，举行了庆祝集会。从北京到东京的道路上，尽管有着许多障碍物，但是两地的劳动人民是相互了解的，他们在各自庆祝五一节的时候，共同高举着和平和自由的大旗。
在首都五一节庆典以后的一天，我有机会访问了日本工人访华代表团团长高野实先生。高野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工会活动家、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事务局长。
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是从“五一”盛典开始。高野先生谈到他的观感。他说：“五一观礼使我深深地感动了。我的第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喜悦。我们在来北京的途中，到处都看到明朗的、满怀希望的人们，到处都受到热情的欢迎。”
高野先生接着说：“我也为中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所感动。在五一节的游行行列中，人们高呼要用一切力量来建设自己的祖国。我发现，在中国，争取和平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人们提出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等生动的口号来鼓舞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我也发现，中国人民憎恨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的意志。我看到在“五一”口号中有反对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这些表明，中国人民一方面对自己国家的和平建设满怀希望；另一方面对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充满着信心。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是这样的欢欣和乐观。”
高野先生赞赏中国人民对他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热爱，赞赏游行队伍的壮观，也赞赏“五一”之夜，像“一座灿烂的舞台”那样美丽的焰火……。他说：“对于我们日本工人代表团来说，这一切都是令人难忘的。”
高野先生是日本的工会领袖，记者就请他谈谈日本的工人运动。他向记者谈到日本工人运动的任务和工人的愿望。高野先生说：“争取和平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反对准备原子战争，要求日本同苏联、中国恢复邦交，都是日本工人阶级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的中心课题。”同时，高野先生一再强调，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也已经成为日本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口号。
“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高野先生指出，“这不仅关乎日本人民的生命，也关乎整个日本的民族命运。因此，日本工人阶级有可能在这个运动中团结日本广大人民进行斗争。”
谈到日本工人阶级为恢复日苏、日中邦交而进行的广泛的斗争，高野先生说：“日本工人广泛地参加了要求恢复日苏、日中邦交和要求同任何外国进行自由和互惠贸易的运动。尽管有重重障碍，日苏恢复邦交的谈判就要在六月一日开始举行了。改善日中两国的关系和发展日中贸易更是日本工人和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去年秋季，李德全女士访问日本，传达了中国人民要求同日本人民友好，要求和平的心情，这在日本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随后中国访问日本贸易代表团也到了日本。这些都是日本人民高涨的愿望所促成的。”
但是，高野先生强调说：“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今天上至日本政府的要人，下至工人家属都了解，这方面的障碍来自华盛顿。事实上我知道，中国访问日本贸易代表团在日本已经遇到了这种障碍。日本工人和日本人民将要为克服这些障碍而进行斗争。”
谈到这里，高野先生指出，日本工人和日本人民坚决拥护国际间的友好合作，和平共处。他说：“最近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和亚非会议就提供了这方面的范例。两个会议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亚洲国家会议有各国阶层不同、思想不同的社会人士参加，万隆会议有亚非两洲各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然而他们都在不同中找到了共同的基础，取得了一致的协议。这两个国际会议很好地阐明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证明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和繁荣的力量的壮大。”
最后，高野先生着重谈到了日本工人为切身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他说，“强调这一点是太重要了。”这句话的深沉含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的日本处在美国军队半占领的状态之下，工人们受着“赶快”制度的加重压榨，劳动强度惊人地加强了，失业者的队伍不断地扩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进攻。只要设想一下这样的数字就够了：即使根据官方的统计，全日本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底就已达到一千二百万人的巨大数目。日本十大纺织公司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和一九五三年四月解雇了大约一半工人。那些在业的工人，实际工资较战前也少了将近一半。因此，高野先生感慨地说：“今天日本的工人家属们都在问：‘孩子们的爸爸被裁掉了的话，生活怎么办呢？’这无异是二加二等于四的真理一样，只可能是走投无路。所以保卫孩子们的爸爸的职业，反对解雇，已成为包括有职工家属参加的广泛的运动。”
高野先生停顿了一会，从架子上抽出一本名为“日本制钢所的母亲和孩子们”的书来，递给记者。在这本书中有着日本制钢所室兰工厂的工人妻子和孩子们呼吁争取生存权利的真实纪录。这个工厂的数千名工人从去年六月开始坚持了一百九十多天的反解雇罢工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工人们的家属也参加了。高野先生指着书中两首小学生所写的诗向我说：“你看，孩子们都懂得斗争了，生活教育着他们。当我在工人集会中朗诵这两首诗时，工人们都掉下了热泪。”
一个小学生以“放心吧，你的孩子会坚持到底”为题写道：
“今天，
爸爸妈妈又不在家；
想跟妈妈一起玩的暑假，
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妈妈说：
‘团结组要是得到胜利，
带你痛痛快快地去玩；
球鞋、运动帽，
都给你买。
等着吧，孩子，
现在你就拿这条头巾〔注〕去玩吧！’
我说：
‘这条头巾上有妈妈的汗味呀！’
妈妈说：
‘是么？是么？’
把它紧紧地扎在我的头上。”
高野先生放下了书，继续说道：“在日本的德川幕府时代，统治阶级执行一种‘不让你活，也不让你死’的政策，现在美国对于日本人民也采取这种政策。美国人用形形色色的手段来榨取日本工人的血汗。特别是美日‘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签订后，我早就说过，日本工人已被紧紧地捆起来了。……”
高野先生以果断的手势总结了他的谈话，他说：“日本工人争取切身权利的斗争是同争取和平、要求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分不开的。它们是一回事，并不是两回事。”
〔注〕头巾是日本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标志和古
老的传统，日本工人在罢工时都扎上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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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记云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
本报记者 刘时平
昆明圆通寺现正盛开着鲜艳的玫瑰花。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人流，拥向那里参观少数民族文物展览。这个展览是云南省博物馆举办的。从三月十九日正式开放，到四月十七日，不到一个月，参观的人数已有四万四千多人。
展览的内容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云南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及自然环境。在一个用玻璃镜框和电灯装设的地图前面，电钮一开，图上现出了各种颜色，让你一目了然地看到在云南的南部，沿着澜沧江两岸的平坝子里，聚居着傣族；同缅甸相邻的佧瓦山上住着佧瓦族，还有澜沧等地的拉祜族。从澜沧江向东看，沿红河的哀牢山边聚居着哈尼族；再往东到了河口，那是云南海拔最低的地方，只有百公尺左右，它同我们的邻邦越南相连，那里又是瑶族。再向北看，在纵贯云南南北的怒江西岸，聚居着傣族和景颇族。同怒江平行的横断山脉的高黎贡山的顶端，伸入西康的西北角，还有藏族聚居区。沿西康边境来到怒江和金沙江沿岸，住着傈僳族和纳西族。从金沙江南岸的丽江，沿公路到了大理，那里住着回族和民家族。从大理向东，直到昆明；再从昆明，南到路南、弥勒、峨山，东到曲靖等地，东北到昭通，东南到文山一带，聚居或杂居着彝族和苗族。还有其它民族同汉族杂居在一起。这里还陈列着少数民族地区蕴藏的无尽矿藏的标本和丰富的动植物标本。
从图表到标本，看完了第一部分的展览品，使我们认识到：在云南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他们聚居或杂居在内地和边疆的坝区和山区，那里有壮丽的山川，优美的风景，肥沃的田野，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水力蕴藏。气候，土壤也适于各种动植物的繁殖。这些优越的条件，对于各民族的发展前途和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将起着很大的作用。
第二部分介绍了十八个民族的语言、衣服首饰、刺绣织锦、音乐舞蹈、绘画雕刻、革命文物、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这还不是全部，只是博物馆的同志们，在去年八月到十一月初的三个月里，分成三个组，深入到解放战争时云南的游击战争根据地之一——圭山、西山，以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搜集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云南民族学院和私人收藏的文物。
从这一部分展览品中，人们看到了各民族的精致工艺品。不管是傣族用贝叶写的“经书”，或用竹制的手工织布机织出来的花纹精细的锦绣被面和服装料，以及复杂的图案剪花、金银首饰，都表现了他们的优秀的文化和艺术。还有哈尼族用木刻的“鸡毛火炭信”，他们用这种简单的书信方式，在紧急时传达命令。彝族的挑花刺绣，各式各样，琳琅满目，高度地表现了彝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在景颇族的展览品中，有一个用牛角做的取火器，许多人看了都很称赞。藏族的雕刻绘画，生动活现，他们用矿物质颜料在菩提树叶上画的罗汉像，以及彩绘的坛城，虽然经过多少年了，还是鲜艳夺目。其它用象牙做的手镯，铜铸的虾蟆酒瓶，骨雕和泥塑的佛像，画花的漆盒；还有撒尼歌唱爱情的长篇叙事诗“阿诗玛”，阿西舞蹈时的大三弦，苗族的葫芦笙等等，这些都显示了少数民族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
不仅在文化艺术方面，在革命文物中也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的斗争历史。如圭山区蒲草村的撒尼爱国青年、共产党员毕恒光，在解放前参加游击斗争，一九四八年被捕入狱，至死不屈的英勇斗争，还有历史上杜文秀在大理领导回民和各族农民起义，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压迫的斗争事迹，都使人们看出兄弟民族不仅是勤劳的民族，而且是勇敢的民族。
所有参观过这个展览的人，在意见簿上都绝口称赞兄弟民族的优秀艺术和勇敢精神。过去，在反动统治时期，他们的优秀文化横遭摧残，得不到发展。只有在新中国，他们的文化才获得发展的机会，才能和广大的群众见面。许多少数民族的代表参观后，一面兴奋地感激地说：“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雨”，关怀他们的文化艺术，重视他们的斗争历史；一面口口声声说他们民族的文物还有的是，放在这里展览的只是一小部分，他们都想回去把本民族的文物，多搜集一点，送到博物馆来。
第三部分是介绍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就。首先是各民族在政治上得到了平等，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现在全省已有四个专区级、六个县级的自治区。少数民族摆脱了千百年来的压迫、剥削，享受着自由、平等的权利，自己管理着自己的事。
这里还展出了两个典型的村庄的材料，这是人们称赞的模范村。
在曲靖专区宜良县的新发村，是撒尼人聚居的
一个村庄。他们从一九五二年分得土地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得到了“丰产模范村”的光荣称号。一九五三年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威胁下，全村又获得丰收，并建立了两个常年固定的互助组。去年全村的农户已经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改变了过去“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旧习惯，固定了耕地，开沟打坝，兴修水利、积肥、除草，学会了深耕细作，历年增产，生活得到改善。全村三十八户人家，有九十二个劳动力，在一九五一年时，只收稻谷九万八千斤，去年收获了十六万九千一百五十斤。过去只有二十几条牛，现在已有一百七十多条牛。
另一个是文山专区西畴县老寨乡，侬族和汉族居住的卫生模范村——哄哈村。解放前，全村有一半人经常害病，解放后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疾病减少，死亡率降低，出生率显著提高；在生产方面，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十二成，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五成半（包括副业）。全村三十一家人，一九五四年有二十八家人共卖了余粮一万六千四百斤。
随着生产的发展，文化教育也相适应地发展了。全省少数民族地区已建立中小学校一千多所，还编印了民族文字课本和书刊。
这里还展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富饶的土特产。在那万山重叠的山岭间，蕴藏着无数的有色金属和其它矿藏。在那密密层层的原始森林，有你从来没有见过或者听过的各种树木。还有许多热带植物，如橡胶、咖啡、金鸡纳霜、茶叶、樟脑、紫梗、桐麻，以及椰子、菠萝、香蕉等各种热带水果。闻名全国的云贵药材，如三七、虫草、贝母、黄连、麝香等等更是数不胜数。除此而外，吃的东西也很多，如宣威火腿，路南乳饼和驰名的鸡棕等等。就在那些丰富的植物、药材和矿藏的展览品周围的墙上，还挂着虎、豹、鹿、麂子等等各种兽皮。
所有参观过展览的人，都感觉到如同上了一次生动的民族教育课。有些人过去受反动宣传的欺骗，误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是“不毛之地”，是“瘴气区”，少数民族极端“落后”。但是，从展览会展出的材料和实物中，他们看到了少数民族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看到了各族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知道了少数民族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和原始森林；在这些地方还出产各种美味的水果和多种多样的土特产。当然，由于过去反动统治者的长期压迫和摧残，少数民族还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展出的材料告诉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年来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们的前途是无限光辉灿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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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党组织的活动
从打通干部的思想入手
广东中山县十区，原是一个产粮区。多数农民不但粮食够吃，还有剩余。但由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教育工作没有做好，又没有深入发动群众，以致农民普遍要求国家供应粮食。干部也普遍认为：只有增加粮食供应才能解决统销问题。
为了首先从打通干部思想入手，中共十区区委会最近召开了全区八十多个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学习了政策、并对粮食统销情况作了检查。发现不该供应而供应了的情况是很多的，如光明乡地主杨品洪是余粮户，也发给了他二百斤购粮证，中农杨左洪是余粮户，也发给了他三百斤购粮证。而真正缺粮的周能彩却没得到供应。接着会议又讨论了利用杂粮和早熟作物以减少粮食供应的数额。大家一致认为现已插秧六十天即可成熟的“南特”号稻，应该计算在农民的粮食收入之内，而杂粮在农村还有相当数量。在算了这两笔账之后粮食仍然不够的农户才应该供应粮食。最后，参加会议的党员干部根据这一精神算了一下细账，很多党员干部不但不再要政府供应，还可以节约出部分粮食解决真正缺粮户的困难。如民众乡第一农业社社长梁汗有，认为自己可以节约出三百三十斤粮食，估计全社可以节约二千多斤粮食调剂给缺粮户，锦标乡的支部书记也要节约五百七十斤谷让给真正缺粮的农民。
结果，原来要求粮食供应的八十多个党员干部，现在，只有十九户是真正的缺粮户。大家这才充分认识到过去所谓的粮食紧张不是真正的粮食不够，是一种人为的紧张，是我们农村党组织没有深入群众宣传党的粮食统销政策，并发动群众解决粮食困难的结果。
这次会议对大家是一次最切实的教育，使大家不但明确地懂得了政策，也有了贯彻政策的办法，因此对回乡以后进行统销补课消除人为的粮食紧张充满了信心。 （艾 玲）
必须注意对劳动模范的教育
经常教育劳动模范，使他们谦虚谨慎，联系群众是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山东省文登地区各级党组织正是由于没有重视这一任务，致使不少劳动模范骄傲自满起来，甚至已发展到目无组织，脱离群众的地步。中共文登地委为了纠正这一偏向，在三月底到四月初召集全区农业劳动模范中的党员，和他们所在乡的总支书记座谈。这次座谈，不但教育了劳动模范本人，也教育了农村党支部。荣成县劳动模范唐士凯过去居功自傲，不服从乡支部的领导，不接受群众的监督。经过这次教育，他才认识到劳动模范的荣誉并不是个人得来的，而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他保证今后一定要谦虚起来，服从乡支部的领导，倾听群众的意见。福山县劳动模范于昌英也批判了自己看不起支部，骄傲自满的错误思想，并表示回去以后要在支部里作检讨，切实改正自己的错误。
参加座谈会的乡总支书记也批判了自己过去认为劳动模范应由上级党委管、乡支部管不了的错误思想，认识到帮助和教育劳动模范是支部不能推卸的责任。 （中共文登地委办公室通讯组）
南疆农村发展新党员
去年，新疆省南疆区的党组织又有了新的发展，共吸收新党员二千二百三十七名，新建农村支部二百零五个。
这批新党员历史清楚，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经过各种运动的锻炼，而且大部分是互助合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在伽师、温宿、墨玉、莎车等十个县发展的七百三十六名农村新党员中，就有四百八十七名党员是贫农出身，但大多数已加入了互助合作组织，其中有一半以上担任了互助组长、正副社长、社务委员等职务。
这批新党员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各地在建社中，新党员除说服父母、教育妻子带头报名入社外，还运用亲串亲、友串友的方法，去宣传别人入社。去年，喀什市六区八乡的互助组由二十五个发展到四十三个，在发展这批新的互助组中，新党员也起了很大的带头和宣传作用。疏附县肖攷胡乡新党员艾买提麻木提，说服父亲把十亩苜蓿地入社后，影响了阿吾提等三户农民，也跟着把七亩苜蓿地入了社。
为了适应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今年南疆全区计划在巩固原有农村党组织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四千一百四十二名新党员，新建三百四十个农村支部。并计划在牧区试建六个党支部，发展三十七名新党员。 （赵世杰）
既要完成生产又要注意安全
在鹤岗煤矿的某些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重视生产不重视安全的错误思想。他们强调煤矿生产是
“地下作业”、“工人流动性大，血统工人少”、“安全设备不如苏联”，认为事故“不可避免”，因而不愿认真贯彻党在企业中的安全生产方针。去年年底，矿内虽然在职工中进行了一次忽视安全的思想批判，情况也有所转变，但是忽视安全生产的思想并未肃清，因此，不认真组织工人执行作业规程的现象、作业规程本身就违反了国家规定的规程制度的现象、对已发生的事故不加追究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结果是事故日增，三月份因违反操作规程而伤亡的工人就有三名。
为了进一步克服上述忽视安全生产的思想，中共鹤岗市委在四月中旬召开全市干部大会，通过具体事实，向大家分析了发生事故的情况和原因，动员全体干部对忽视工人安全的资产阶级经营思想展开批判。市委又指出今后必须切实向职工进行安全生产的教育，保证在安全条件下完成生产任务。
（逸 生）
纠正忽视互助组的思想
安徽省太平县玉河乡的工作组和乡干部由于只顾办社，放松了对互助组的领导，就更加助长了部分群众轻视互助组的思想，以致很多互助组组织涣散，影响了春耕生产。比如张金钱互助组的部分休闲田摆着没人犁，何华荣互助组的组员们想转社，条件不够，又不满意互助组，结果是生产情绪不高。
县委工作组和乡支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教育，说明办好互助组是发展农业社的基础，说明办社必须具备的几个条件，这才扭转了群众中的轻视互助组的思想。接着把区里第二批补发的五百斤马铃薯种子全部配发给七个互助组，解决了他们生产上的困难。支部又指定两个较强的党员干部帮助三个没有建立农业社的选区整顿互助组。张金钱互助组和何华荣互助组组员们经过教育整顿后，都积极投入春耕生产。六选区不但巩固了原有的互助组，还发展了一个互助组。
（方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