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从二百三十九人减到一百一十八人
  ——浙江省盐务管理局机关整编前后
  刘凡
在目前整顿编制精简机构的工作中,还有不少的人在怀疑:这样不会影响机关工作吗?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吗?可以改进领导作风吗?浙江省盐务管理局一九五四年整编前后截然不同的情况,就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整编以前,浙江省盐务管理局的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的现象是惊人的,因而文牍主义、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严重的。请看几个例子:局的领导上布置工作,常常是先开由科长参加的局务会,再开组长会,再开组员会,以后又开全科大会。本来半天的时间即可布置下去的工作,经过这样三层四个会,往往就要拖上两三天。局的办公室里就有十四个人组成的总务组,尽管组里分工已经很细,但还有两个干部无法安排具体工作,于是就被称为“帮忙干部”,而所帮的忙,只不过是每月帮着发一次办公用品而已。办公室本身共有三十六个工作人员,另外还附了一个五个人组成的公文转运站,虽然这个局的公文已经很多,但也无法使这五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忙起来。怎么办呢?于是办公室作了一个规定:一切公文、信件的往来,包括局内各个科室之间公文信件的往来,全部要交公文转运站转运!结果一九五四年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业务科要处理台州盐场产销联系合同的公文时,必须同仅仅一壁之隔的储运科商量,由于办公室的规定,业务科不但对储运科行了文,还照样也交公文转运站转运,于是这件公文竟在方圆不到一百公尺的院子里,周转了十二个科室,经过了科长、科员的二十四道关口,盖了二十四个图章,旅行了三十八天之久。这个局里不但科与科之间行文,甚至不是一级组织的组与组之间也在行文。于是公文、表格就大大增加,据一九五三年第三季度统计,单是发文一项,就有二千三百七十五件,统计表格达七十三种。而这样多的公文和表格,就成了机关负责同志事务主义和官僚主义滋长的温床:局的领导工作人员,本来也很想深入下层,克服自己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官僚主义毛病,但是,他们怎么能离得开呢?整天都被案头堆得一尺多高的公文和表格纠缠着。
够了,这些例子,已经足够说明这个机关必须整顿编制精简机构的情况了。但是,当上级指示要整编和精简时,局的领导上虽然一方面也痛感这种情况有改革的必要,但另一方面又顾虑减少机构和人员会不会就有好的收效。当然,整编以后的无数事实完全扫除了这些顾虑。经过一九五四年前半年连续两次整编,全局由十四个科室二百三十九人精减为八个科室和一百一十八人了。这样,不但大量节减了国家的行政支出,仅仅工作人员的薪金一项,每年即可节约六万零五百多元,更重要的是改进了机关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由于人员减少将近一半,工作任务相对的大大增加,于是领导上就首先研究减少公文和表格,节约人力和物力。结果全局的表格从原来的七十三种逐步减少到二十六种,去年第三季度的发文数字,也从前年同一季度的二千三百七十五件减少到一千二百九十三件了。其次,局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公文、表格的减少,机关事务的减少,也逐步摆脱了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的羁绊,开始深入下层,帮助工作,就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了。据去年第三季度统计,局里的工作人员先后下盐场的就有四十六人,共六十七次,这较一九五三年同一季度下场的次数增加将近一倍,其中科长以上工作人员下盐场的也有十二人。去年八月,局长汪健群去温州玉环盐场时,正碰到小潮水不能进入盐场,卤源减少,盐产量可能大减的严重情况。汪局长就深入了解情况,同工作人员、盐民进行研究,终于找出水车接水车把潮水车到盐场的办法,结果使盐场产量提高了十万石。又如岱山县宫门、桥头两乡盐场地势低,潮水一来即被淹没,以致盐场不易干燥,影响出卤。去年八月间,副局长何志斌带领工作组亲到现场,动员这两个乡的工作人员和盐民筑了一条二千一百八十五公尺的浦塘,挡住了十月半的大潮和台风,受益地五百四十八亩,成盐五千二百八十担,这就更加鼓舞了当地盐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一九五三年的第三季度,局长连一次盐场都没去过。
整编以后,机关本身的工作也有了新的气象,机构和人员的减少,不但没有影响了机关工作,反而大大改进了机关工作。整编后,行政科的十一人,除完成了原来十八个人所担负的工作,过去长期未作的群众护仓工作也开展起来了。他们曾到庵东、玉环等盐场动员盐民,建立了护仓小组,杜绝了盐仓的损耗。办公室由原来的三十六人减少到十六人,不但完成了全部任务,还创办了指导盐务工作的刊物“盐务工作通讯”。总务组由十四人减到五人,就把整个机关的总务工作担负起来了,而且作得比较有条理。总务组的同志反映:“真想不到,人减少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工作反而作得好了。”
虽然,经过去年两次整编精减了不少机构和一半的人员,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也有了改进,但是,浙江省盐务管理局的领导上并不以此为满足,并不认为他们的编制再不需要整顿,人员再不可能减少了。人事科科长李忠勇就说:根据他们最近了解的情况,局里还可以抽出一部分干部去充实下层机构。现在,该局领导上正在根据上级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认真进行整顿编制精简机构的工作”的精神,制定第三次整编方案,为更加合理地使用人力,进一步提高机关的工作效率而努力!


第3版()
专栏:

  文艺界应重视群众的批评
  梁汝怀
武汉市最近举行了第三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会演期中,武汉市搬运工人业余文工团的团员曾经举行座谈会,对专业剧团的演出活动提出了不少批评,对新剧目——特别是反映工人生活的剧目的缺乏,表示不满。工人陈斌山说:
“几年来,武汉市各剧团上演了不少优秀剧目,受到观众的欢迎;可是翻来复去老是那几出戏,观众就不满足了。”工人马文卿问:“为什么老是演这几个戏呢?不是‘断桥’、‘秦香莲’,就是‘秋江’、‘百日缘’。希望看到一些新的戏!”工人官宗义向参加座谈会的戏剧工作者说:“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业余文工团也等着你们呢!当然我们也要努力创作,但更重要的是专家们能给我们新的剧本。”
这不只是武汉工人的呼声,而是全国各地广大观众的呼声。在农村里,农民早就对老一套的戏提出批评了。农民称那些生硬地结合生产的戏为“锄头戏”(背锄头上场,背锄头下场);批评那些枯燥乏味的演出是“驴子吃石灰——一张白嘴”。这是多么值得重视的意见呀!广大工农观众要求在舞台上看到新中国多种多样的新生活,希望看到生动的形象,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单调的内容和枯燥的说教。这是他们的欣赏水平逐渐提高的具体表现,在这方面也决不能用旧眼光看新中国的工农群众了。
文化艺术工作者不是完全没有听到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在口头上也常说“我们的工作,落后于人民群众的需要”。但实际上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显著的改进,有的文艺工作者甚至在思想上依然把普及和提高对立起来,忽视了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重要性,这是没有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需要的结果。
人民群众不仅是热情的观众,同时也是严正的批评家。当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刚刚出现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人民总是热烈地赞美它,欢迎它;当我们的文艺工作显得落后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出尖锐的批评。是的,有时群众没有说什么,但沉默有时也是一种很严厉的批评。很多剧团的上座率减低,就是这种批评的具体表现。
人民是爱护新的文学艺术事业的。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份的苛求。我们的文艺界应该认真考虑和逐步解决群众所提出的问题了。


第3版()
专栏:

  我同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在一起的时候
  艾芜
在捷克斯洛伐克北部边境崔南慈地方,我参观了莫洛托夫冶金工厂,共有两天的时间,都是由杨·米泽纳和另外两位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日夜陪着。杨·米泽纳是个四十岁的中年工人,头发黑而微黄,额上有着显著的皱纹。但一双大而有力的手,同你握手的时候,你会感到他的身体壮健。他喜欢说笑话,自己却并不怎样笑。他家里摆了不少中国东西,漂亮的杭州小绸伞,黑得可爱的抚顺炭精狮子,小巧精致的上海牙骨扇子,壁上还挂着中国画。他又指着他刚放学回来的女儿说:
“你瞧,她的红领巾,还是你们少先队员送我,我带回来送她的。”
在离中国这么远的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家里,看见祖国的一些东西,感到惊奇,也感到喜悦。我问杨·米泽纳:“你什么时候到过中国?”
“一九五三年我代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参加过你们全国总工会召开的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又参观过好些地方。”杨·米泽纳很有兴味地谈到他来过中国的事情。
话头转到他的过去,杨·米泽纳回叙起旧时候在工厂工作常常遭到失业的情形。他和他的父亲都是厂里的工人,父亲炼焦,他作瓦工,在第一共和国时代,父子两人就是共产党员,工厂要裁减工人的时候,他们便会首先遭到失业的灾难。希特勒匪徒统治捷克斯洛伐克那些黑暗日子,他曾被抓到德国去作苦工,德寇后来兵源缺乏,又强迫他去当兵,他在前线逃到苏联那边,转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他才回来。当时工厂收归国有,他在工厂担任车间工会主席、车间支部书记,后又任吉辛县的县工会主席和县保卫委员会主席。就在他一连串担任行政工作期间,他不断地研究工厂的各种设备,提出不少合理化建议,一九四九年工厂便要他作技术员,现在则专任厂里技术检查一职,领导一百多名技术检查人员的工作。他的有名的而且收到成效的合理化建议,便是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解决了装钢水大罐的重要问题,得到国家的奖章和奖金。
这个工厂是捷克斯洛伐克最老的一个厂,在一八三五年即已建立,几次落到外国资本家手中。因为工厂附近有煤矿铁矿,外国资本家都想得到。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和意大利都还派兵驻扎在这里不想离开。一九三八年德寇占领吉辛县,即将工厂夺去。解放后,工厂收归国有,一九四八年改名莫洛托夫冶金工厂。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即大事改建扩充,首先添建两个很大的高炉,其中一个,即在中欧来说,也算是最大的。又新建一个选矿厂,一个发电厂,和两个平炉间,而且设备都是最新式的。像炼钢的各种原料,直接由火车送到平炉间的楼上。铸锭不是在铸锭间的地坑里,而是铸在火车上,刚一铸完,即行运走。同时装钢水的大罐,也改成了能装二百吨钢水。整个改建和扩大工作,都顺序告成,唯有这种大罐改大后,发生了问题。就是大罐装二百吨钢水,重量既大,热力又猛,用吊车吊去钢模上铸锭,大罐底下的眼子,被流出的钢水烧坏,越来越大,不能铸锭、且冲到地上,造成巨大的损失。如果大罐不改大,却又供不应求,影响平炉不能照常生产。工厂领导上便号召全体职工设法解决这一困难,杨·米泽纳研究用一种耐火材料来作大罐眼子,结果效果很好,还把这一先进经验推广到别的钢铁工厂去。
杨·米泽纳讲完他过去一些工作情形,对我说:
“今天我们工人再累,也是心甘情愿的,厂里工作条件很好,卫生通风设备都极齐全,个个工人都很健康。要是以前么,可就够受了。”接着指他患气喘病的父亲说:“他老人家就是解放前在炼焦炉上得的病,那时候设备坏极了,炼焦炉到处冒烟,工人十有九个害了气喘病。”
杨·米泽纳的父亲气喘喘地坐在旁边感动地说:
“要是不解放,那我也就早完了。现在我不能工作,政府给我一月六百克朗养老金,我过得很好。我别的活动都没有,就只参加党的会议,晴天我到外面走走,让胸口好过一点。有时我也开开收音机,听听广播,我知道你们五年建设计划的情形,好多都是广播上听来的。你们中国工人也同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工人一样,生活一天天地变好,这是我最大的快乐。以往那些黑暗日子,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作为一个工人、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受够了失业和迫害的痛苦。今天我总算好,多年想望的社会、能够亲眼看见。”他很满意地望着他的儿子,喘息一会之后,继续说下去:“如今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工人,也的确干得很起劲,十年来,我们这个工厂变化实在太大了,现在我要到工厂去看,也得叫我儿子带领,不然就会迷失了路。工厂不仅外貌改变,就连内部也改变了。你想连厂长也是我们工人出身的,这怎么不会把工厂办好呢!”他随又带着夸奖的口气,称赞厂里的工人说:“工人里面出了不少劳动模范。获得冶金工业与采矿部奖章的就有三十人。我知道其中最特出的炼钢工人康德拉,曾在一九五四年用六点十分的时间炼出二百吨一炉的钢水。造成最高纪录。旋工卡舍克能够同时操纵两台不同的车床,两年完成了五年计划的工作。”
杨·米泽纳听见父亲夸奖厂里工人,高兴地插嘴向我说:
“在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约瑟夫·赫契柯将军,就在我们工厂作过工人。”
老米泽纳笑着说:
“解放前,我们工厂的工人,也有到过外国的,那可不是做什么代表,说来可怜的很,那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活不下去了,才到外国去流浪。想起资本家统治时代,真叫人忿怒,工人一犯规,就马上开除,好多人离乡背井,流浪到外国去。今天工人做坏了工作,只是进行教育、说服他。个个人工作都有保障,生活又好,谁不使劲干?我们政府给厂里工人修了许多住宅,解放十年来修的房子,就比资本家一百年修的还多,也比资本家修的好。先前工人住宅,四间屋子就住四家人,现在四五间屋子才住一家人。你看这座房子,是我儿子住的,我还另外住一座房子。我听见有中国客人来了,我才过来的。”
“厂里还在大规模修建一长列一长列四层楼的房子,地下室除了供给楼上各家作储藏物品之用外,还设有公共的电气洗衣房,只消把电机扭开,即能自动洗衣,自动烘干。烫衣服的时候,也只是扭开电滚就可以了。另外在离工厂十八公里的惹卡地方,选择风景最美丽的山谷,修了一座最新式的工人休养所,每间房间内都有卫生洗澡设备。我就在这个休养所住过两夜。”
我了解到今天工厂的福利设施很好,正是由于工人在生产战线上得到了胜利。
老米泽纳随又很关切地问到中国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
杨·米泽纳告诉我说:
“我从中国回来,作过四十七次报告,都是人家争着来请。去年到斯洛伐克一个休养所去度假期,当地的驻军知道我到过中国,就拉我去他们兵营里住了三天,同他们谈论中国的事情。”跟着又打趣地说:“我现在都有点怕做报告了。做一回报告,我带回来的中国礼品就少一回”。
他一点也不笑,却惹的别人笑了起来。
杨·米泽纳接着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不只是让人家听见中国好,还要让人家看见一些中国的好东西。他们看见了照片,又看见中国制造的东西,我觉得效果很好。他们真正认识了新的中国。可是他们有些人又很想得到一点中国东西,作为纪念,这你好拒绝吗?”接着又指他的上海扇子抚顺狮子这类东西开玩笑地说:“要是再报告下去,这些也保不住了”。
杨·米泽纳对中国充满了热情,领我参观工厂的时候,说到高炉平炉的冷却设备,每天需要大量的冰,就向往地说:“我们这里要是有扬子江那样大的河就好了”。
莫洛托夫冶金工厂十年来改建和扩大的结果,使得当地出产的铁矿石,已供不应求,现在厂里炼铁炼钢的矿石,有好些还来自中国。中国丰富的资源,归于中国人民所有,而又能供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使用,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都感到无限高兴的。我觉得他们喜爱中国,正和中国人民喜爱自己的国家一样。一些劳动模范问到他们的先进经验,他们总很详细地介绍出来,希望对中国的工人同志确实会起帮助的作用。像杨·米泽纳自己,不仅亲切地回答我各种问题,还把一本记载有他的先进经验的捷克文小册子送给我。我所访问的每个工人家庭,都拿出火腿、腊肠、面包、糖果和葡萄酒来招待,还要举起杯来,为中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热烈地干杯。我不会饮酒,但见他们这样热情,同时又知道,他们炼出钢铁制造机器,运到中国来,对于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巨大的帮助,便不能不同他们一道,一饮而尽,感谢他们深厚的友谊。
我离开崔南慈那一天,杨·米泽纳还陪我坐汽车走了百多公里,一直把我送到奥斯特拉瓦的军人煤矿,才告别回去,这种热情是很令人感动的。


第3版()
专栏:

  旅顺口渔村散记
  本报记者 林钢
沿着旅顺口地区的海岸,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山是赭黄色的,不很高,公路不费力气的蜿蜒在它的腹背。平静的碧蓝色的海,美丽得诱人。疏疏落落的渔村,座落在山麓和海岸上。房屋、院墙、猪栏都是石砌的,那景物,同隔渤海相望的山东半岛的渔村十分相似。海滩上、场院里覆盖着新油好的舢板,渔民们在太阳下织补鱼网。
我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比起老解放区的胶东,这里解放得晚的多,但这里渔民的生活也是比较富裕的,老百姓的觉悟程度很高。渔民们把今天的一切幸福、欢乐和进步,都归之于苏军的解放,归之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我们的同胞,在最近半个世纪里,四十年过的是奴隶生活。谁能数得清,有多少渔民惨死在“劳工营”里?渔民们打来的鱼,半数以上要交给日本人的“渔业组合”。船主和渔客的残酷剥削,榨尽了渔民的膏血。一九四五年初春,天寒水冷,渔民宋成俭带了十二岁的孩子出海去。黄昏,海上没有一条船——这不是捕鱼的季节。要不是饿了几天的孩子们哭的那样惨,绞痛了他的心;要是他家里还有一口粮,宋成俭也不会到海上来的。半夜里,刮起了大北风。他的妻子狂奔出屋子,呆呆地站在岸边盼望。父子俩从此就没有回来。过了几天,村里人在一个荒滩发现了死者。船漂在水上,没有翻。宋成俭卷曲身子坐着,手里握着橹,头栽在胸前;儿子僵卧在舱里。肚里没有食,身上穿的单薄,他们是失却了和风浪搏斗的力气,冻毙在海上的。宋成俭,六世的渔民,自己也打了一辈子鱼,没攒下一个钱,临终死于饥饿,死在风浪里。这就是在日寇统治下旅顺口渔民生活的真实历史。
今天,渔民打来的鱼全部是自己的了。苏军解放旅顺口,解除了加在渔民身上的一切枷锁和剥削。他们组织了农渔业生产合作社(这里的渔村,多半是农渔结合的)。他们不再用父亲留下来的破鱼网,他们添造新的舢板,购置从来没有过的风帆、汽船和各种新的鱼网。海上大丰收,屋里粮满囤。喝一碗稀粥出海的事,早已成为久远的回忆;如今渔民们都带着细粮和苹果到海上去。冬天,那一个渔民没有个大棉袄?春秋两季,青的蓝的,整整齐齐,渔民只在出海的时候还裹着破衣裳,这是
“工作服”。旅顺口地区的渔民是最懂得“解放”两字的意义的。解放,这首先是“能活下去了!”是人,不再是奴隶了!解放,这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劳动建设幸福的新生活!
十年相处,渔民和苏军结成了亲密的友谊。渔村流传着许多友谊故事,每个故事都浸透着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出海遇着大风浪,是闯海的人们最大的灾难。渔民称为“招暴”。海呼啸着,每年都要吞噬几个牺牲者。在前面写过的宋成俭居住的村子里,我还访问了另一位老渔民宋成鸿。解放后第二年阴历十月间,他和大儿子出海吊黄花鱼,招了风暴。父子俩和狂风巨浪搏斗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橹断了。老人也已用尽了力气。他望望天,夜那末黑,连风加雪,越刮越紧。他望望海,海翻腾着浪,张着贪婪的大口。老人心里想:“在劫难逃”,颓然倒在舱里。儿子下了锚,怀着绝望的心情,在船头张望。突然,一道灯光掠过他们的小船。过了一回,一艘军舰缓缓靠近来,放下了一根绳子,把父子俩救上了军舰。舰上的人给他们干衣服换,领他们到锅炉房烤火,还给他们汤和面包。老人问儿子:“我们不是在做梦?”儿子说:“这是苏联老大哥的船。”讲完故事,宋成鸿对我说:“苏联老大哥两次(我懂得,第一次指的是解放)救了咱爷儿俩的命,这恩情咱永世也忘不了!”我望着他那布满渔网皱的脸,望着他的湿润的眼睛,想起了另一对渔民父子的命运。我想着,什么是奴役,什么是友谊。
这几年,有了气象预报,再也没有“招暴”的事了。但苏军军舰在狂风巨浪中拯救渔民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有数十个,数百个),将世世代代在渔民中间流传着。
日寇统治时期,渔民们遇见了军舰,犹如遇着灾星。经常无端惹祸,遭一顿打,被夺去一舱鱼;要不然,或被撞断渔线,或被撞翻渔船。如今,到了捕鱼的季节,你到海上去看看,白天黑夜,千条万条渔船穿梭在军舰之间,自由地捕着鱼。苏军战士们还爱和捕鱼的人们比划着手势开个玩笑,亲如家人。渔民们说:“过去的海是苦海,现在海翻个浪花,看着心里也高兴。”
在海岸上,日夜有苏军战士在巡逻。他们保卫着远东和平,也保卫着渔民的和平生活。渔村的民兵和自卫队也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协助苏军保卫海军根据地。在抗美援朝战争最紧张的那些年月,妇女都参加了自卫队,在海上查旗查船票。渔民们辛苦地出海一天,回来就安稳地睡觉了。渔船泊在岸边,渔网、渔线都撂在船上。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坏分子来烧渔船,割渔网,偷去渔具。有一夜,渔民丁新作正在酣睡,有人敲门。他起来开门,进来两位苏军战士,各人手里拿着一尾鱼。他们是下了岗哨,要回去休息的,发现海里来了鱼群,便来告诉他们的朋友老丁。丁新作立即来到海上,两位苏军战士帮他拉网。这一晚上拉了四网,得到四百来斤鱼。
苏军的军医和卫生员,成了我们的“乡村医生”。渔民们有疾病,只要去找苏军,无不有求必应。这是四年前的事:渔民孔宪财,出海招暴,翻了船。村里人把他救回来时,孔宪财全身僵挺,两眼直瞪,已奄奄一息。如果送到旅顺医院,半路上就要咽气。全家八口指着他一个人养活,老婆孩子哭成一片。驻在本村的苏军中尉军医闻声赶了来,给孔宪财施行人工呼吸法、打强心针、服药。从下午四点到第二天清晨七点,中尉一直守护着病人,直到病人苏醒过来,开始讲第一句话。孔宪财的老婆对我说:“苏联老大哥救活了咱家八条命。”
几乎每个渔村都有文化站。凡是漂亮一些的,都是苏军帮助盖的。我曾参观过一个由苏军设计并供给建筑材料建成的文化站,外部建筑型式颇似一
“剧院”,简而不陋。门口有平台、阶石、雨檐,还有二根砖砌圆柱。室内能容四、五百人,有一舞台。两壁窗户很多,光线很亮。渔民们在这里开大会,听报告,举行联欢会,看电影。白天妇女文化班上课,夜间高小毕业生补习功课,也都在这里。
平常日子,苏军除了到合作社买东西,或借水梢、铡刀之类,是不进村串门的;渔民也不到营房去玩。一到星期天,或遇假日,村里的文化站和苏军的士兵俱乐部就成了文化交流的场所。苏军战士教青年们跳俄罗斯民间舞,他们自己也学扭秧歌,学唱“东方红”。民兵、小学教师常和苏军举行篮球比赛。孩子们围着爱闹玩的苏军士兵逗乐。
我到东海岸某村时,黄昏已过。夜宿村长家。一进门,感到有些异样。稍一定神,才发觉锅台、水缸、暖炕、箱柜、苞米囤,都仍在原来的位置,只是屋里多了几盏电灯。在偏僻的山村看见电灯,平生尚是第一次,自然要吃惊了。村长的儿子知道我是北京来的,立即打开收音机,请我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我这才发觉红漆的高桌上还有收音机。电灯也是苏军帮助安装的。有了电灯,渔民们捣线、挂味子等夜间作业都不再跑到海滩上去了,开会学习都方便不少。我问村长,能有多少村庄有电灯?村长说:“我光知咱区就有七、八个村子有电灯。托苏联老大哥的福,咱提前过社会主义生活了。”
苏军和渔民之间这种真诚感人的友谊,温暖了渔民的心,教育了渔民。在苏军行将回国的日子里,谁都能感觉到,渔村的各个角落弥漫着无限惜别的情绪。这些日子,区里干部下乡,渔民们总要问:“苏联老大哥不能不走吗?”于是区干部向他们解释苏军自旅顺口地区撤退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意义。但另一个干部下乡时,他们还是要这样问。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到处都在举行欢送会。会上,苏军战士叫着“妈妈”“爸爸”道别,我在这些苏维埃青年的眼里看到了同样的惜别的感情。妇女们含泪把她们最心爱的东西当作礼物赠献给自己的解放者、亲人。有一位老太太把一个香荷包挂在苏军战士的胸前,她要翻译告诉他:“这荷包,是一根线编到底的。送这个,表示我们和苏联老大哥的友情也一连到底,永远不断。”这样的会是不容易散的,渔民们讲不尽心里的感谢话。


第3版()
专栏:

  悼念寄生虫学家洪式闾教授
  浙江医学院微生物学教授 屠宝琦
洪式闾教授被高血压症夺去了珍贵的生命,与世长辞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悼念他。
洪式闾教授是浙江乐清人。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前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前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教授,前北京医科大学校长,前浙江省政务委员会直辖广济医院院务委员会主任,私立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前南通学院寄生虫学教授兼医科主任,前江苏医学院寄生虫研究所主任等职务。
解放以后,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浙江医学院院长,浙江卫生实验院院长,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院长等职。
他一生的经历,说明了他是一位热爱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三十八年如一日,孜孜不倦,未尝稍懈。他原学病理学,也从事过病理学教学工作;后又转学寄生虫学。当时,有些科学家认为研究流行很广的寄生虫病是徒费劳力。但他认识到研究寄生虫病正是解除为害最大的地方病的重要关键。因此,他仍然不顾任何困难,坚持关于寄生虫的研究工作。
由于他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刻苦钻研的精神,他在寄生虫学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著有医学科学书籍十种,在国内外著名杂志上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有四十五种,其中“病理学总论”和“病理学各论”两书是国内最早的也是当时完整的病理学专著。他发明的基础膜染色法、钩虫卵定量法(即是现在所通用的“洪氏钩虫卵测量法”),至今仍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在虫体学方面,由于他亲自到姜片虫病流行区(浙江萧山湘湖)反复调查研究,否定了姜片虫病有许多种的错误论点。他并于一九二九年应日本九州医学会之聘,出席该会演讲“关于姜片虫的研究”。解放后,一九五○年他代表我国医学科学界出席捷克斯洛伐克第六届微生物学会议,宣读了他的一篇寄生虫学方面的论文。他所主持的浙江卫生实验院,贯彻了预防同治疗相结合的研究方针,作出了很大贡献,前来参观的国内外著名专家,无不称赞其研究方向的正确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他之成为我国著名的寄生虫学家,并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是同他的艰苦劳动分不开的,是同他的敢于向各种困难作斗争以及同他的坚忍不拔、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同他的正确的研究方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
洪式闾教授热爱祖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接收英帝国主义所办的中华圣公会广济医院的过程中,他曾设法搜集前广济医院院长英人梅藤更的侵犯我国主权和压迫杭州人民的史实,随时刊印,教育群众认识帝国主义的面目。汤尔和系前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是他的老师,但他听到汤尔和背叛祖国投靠日寇的消息后,即声明断绝师生关系。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激于爱国热情,决心参加抗战,组织南通学院医科师生成立重伤医院,救护抗日将士。
洪式闾教授一贯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特别在抗战期间,有时一天仅吃两粥一饭,但他还要省下钱来救济贫困青年。他待人谦逊诚恳,和蔼可亲,对青年一代教诲不倦,真正是培养后起不遗余力。如彭巨名过去在四川北碚江苏医学院寄生虫学科当工人,由于洪式闾教授的谆谆教诲,现在已成为浙江卫生实验院的技师。
解放以后,如洪式闾教授自己所说的,他听到了未曾听到的话,见到了未曾见过的事。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坎。他时常说:“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这句话已成了他的箴言。在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中,他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起带头作用,他的认识因而不断提高。一九五四年八月,他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我记得他在入党的仪式上讲的话:“我现在还只有六十来岁,还能为党工作三十年……”党给了他以新的生命力,他誓愿竭全力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他入党的时候,振奋了年老的教授,也振奋了年青的学生。他的入党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都为他的入党祝贺。科学界的老战士参加光荣的伟大的共产党的战斗行列,我们也引以自豪。逝世前,他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思想上所存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从而更好地掌握巴甫洛夫的医学思想,来指导教学工作。他常说:要再活三十年,为社会主义建设尽一份力量,所以课间操他从不间断。不幸他正在主持浙江肺吸虫病治疗学术研究座谈会中,高血压症夺去他的生命,这是科学界的损失,也是党的损失,我校全体师生员工莫不同声悲痛和哀悼。
洪式闾教授为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付出一生的劳动。我们要坚决继承他的遗志,学习他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体师生员工搞好教学,以实际行动来悼念他。


第3版()
专栏:

  首都青年的假日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的青年们在北海公园同首都青年举行联欢。他们在会上介绍了东海前线作战的英雄事迹。
本报记者 高粮摄
  各民族青年同解放军青年互相签名留念。
  本报记者 纳一摄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在北海公园演出了许多精彩节目,受到首都工人、学生青年们的热烈欢迎。
                本报记者 高粮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