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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三定”政策成为推动春耕生产的武器
王星
在各地贯彻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和单干农民体会这个政策的精神，就来研究原来拟定的生产计划：有的适当地提高了原订的增产指标，有的把不够精确的计划订实了。“三定”政策在广大地区直接推动了当前的春耕生产活动。可是，也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或单干农民，听到关于“三定”政策的宣传，根本不去考虑怎样提高生产，甚至公开地或暗暗地把生产计划降低了。它们想用这种方法在秋季统购时多留一些粮食。当然，这只是一些个别的现象。但是，由于许多省区都发生了这种现象，所以应该加以注意。
“三定”政策的基本精神是鼓舞农民放手发展生产，帮助农民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我们必须反复向农民宣传这个道理，使农民懂得发展生产是根本大计，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国家的统购任务是有限度的，而生产却能不断地增长。生产越是发展，相形之下，统购任务越会减轻，国家的需要既获得可靠的保证，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又能逐步提高。有一些人，在贯彻“三定”政策的过程中，不向农民宣传这些根本的道理，而是死扣“产”、“购”、“销”的数字；不帮助农民安排生产，只向农民分配任务，结果没有安定农民的情绪，反而增加了农民的顾虑，这是非常错误的。
“三定”政策是使统购统销政策逐步走上制度化的一个重大步骤。在实现“三定”政策的时候，必须向农民宣传粮食统购统销对国家、对农民的好处，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检查和纠正统购统销政策执行中的缺点（如果有缺点的话），说明实行“三定”政策正是为了克服那些缺点，因而把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办得更好。有些人根本没有弄清楚两者的关系，为了强调“三定”政策的作用，竟有意无意地贬低或歪曲统购统销政策，造成不好的印象。这种作法是很错误的，必须立即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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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对农民出卖耕畜的事漠不关心
张连璧
为了了解农民大量出卖牲畜的问题，我在克山县十四区民众村王会屯作了一次调查。这个屯的农民说：“从一九五四年秋天到现在，这个屯子的牲畜连死带卖，少了很多啦！”村干部也说：“如果政府给开证明文件的话，这屯的牲畜得卖光！”区长王占平说：“一九五四年春天，县里拨款给我们区里买耕畜，在当地怎么也买不到；无法才到齐齐哈尔一带把耕畜买了回来。可是，今年春天就大不相同，卖牲畜的很多，却没人买。”事实确是如此。从一九五四年入秋到今年三月五日，这个屯共有三十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十二点九）卖牲畜的，共卖出三十六头（马十八、牛十八），其中不能使的只有八头，绝大部分是耕畜。卖出的占现有牲畜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现在急于出卖的还有十四户（指因政府不给开证明文件而发生口角的或屡次要求开证明文件的而言，一般等着出卖的还未计算在内）。从一九五四年夏天到现在，只有六户买进七头牲口，多是卖好的买次的，其中有的买来以后又卖掉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看来，主要原因是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缺乏正确的认识。有些农民认为“没马一样入社”；“卖了牲口再入社，手头既充裕，又可少投入草料”。农民李景新计划：“到秋天把马一卖然后入社，闹个手头充裕。”还有些富裕农民怕马“归公”，特别是怕采用多退少补的办法“归公”，他们怕贫困户补不起，“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补给”。因此，他们认为“不如现在卖了牲口改善生活”。富裕户任守田，一九五四年冬卖了黄辕马得了三百五十元，又把信用合作社存款取出一百元。他家生活本来很充裕，用不着这钱，他们哥俩躺在炕上愁着这个钱没法花，想来想去，就用五十元买了个留声机，用二百八十元买了一台缝纫机，用五十元买了一身皮大衣存着（他家本来已经有两件皮大衣，一件棉大衣）。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些党员干部同样有“没牲口一样入社”的思想，他们带头出卖牲畜，这对农民也有一定影响。村长宋禄（党员）一九五三年冬有四头牛，现在全部卖光；“幸福”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四匹马卖了两匹。有些农民一看，就也要把马卖掉，有些人还和村干部吵了架。他们说：你们比我们生活好还能卖马，我们卖马为什么不行？
农民大批出卖牲畜，也因为这个屯在贯彻合作化政策方面有某些偏差。第一，这屯的两个合作社一九五四年都不适当地采取了“平均入股”的投资办法，有些户因无力投资而卖牲口。第二，一九五四年农业生产合作社错误地提出“不要老牛弱马”，加上草料贵，有些农民无法，只好把牲畜卖掉。这些农民本不想把耕畜卖掉；他们说：“人家入社连人带马一齐分红，咱入社就是一个人分红。”因此，有些农民不满地说：“我们那牲口在互助组一样种地，到合作社为什么就不行了呢？”第三，幼畜问题未能及时地进行适当的处理，社里不要，农民入社后自己经营不便，只好出卖。
高利贷活动比较严重，有些农民欠着高利贷主的债务，也是出卖牲畜的一个原因。例如杨金山一九五三年借老雷头九十元，五分利，一九五三年底本利是一百三十五元，一九五四年本利滚到二百零二元；杨金山一九五四年卖马还了他二百元的债务。
由于农民大量出卖牲畜，买牲畜的很少，就使牲畜的价格大为跌落。据在北兴镇市场了解，马匹价格同去年同时期比较，降低百分之四十五左右，母牛价格降低百分之三十左右（公牛因国家收购，有一定牌价，无大变化）。例如贾奎的五岁大骒马，去春值三百三十元，今年一百八十元就卖了。贾云升的瞎儿马是去年花一百五十元买的，现在给八十元就要卖，王木匠去年花八十元买一头大母牛，今年只能值五十元。这样，农民饲养牲畜的积极性就更不高了。随之而来的就是牲畜死亡现象十分严重。一九五四年夏天到现在，这个屯共死六匹马、十二头牛（去年有些牛瘟，但这同不经心有关）。死去的占现有牲畜百分之十一强。
从一九五四年夏天到现在，死亡和出卖的牲口共五十四头，占现有牲畜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一二。同去年同时期比较（去年同时期牲畜数是把现有数一百六十三和出卖数三十六以及死亡数十八相加而来的，计为二百十七头；去冬和今春搬走七户的牲畜没有计算在内），牲畜的总数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九。
目前，这个屯子，特别是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深深感到畜力的不足。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九十九户中，就有四十六户（占入社总户数百分之四十六点四）没有耕畜（其中有未入社的幼畜没有计算在内）；另外的五十三户，仅有耕畜六十三头（马五十三匹，牛十头），而且质量很不好。这两个社共有土地四百八十多垧，平均每个牲畜要耕地七垧多。由此可见，大量出卖牲畜和牲畜死亡率的增加，不能不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
然而，区村领导干部对于这个问题却是漠不关心的。有的村干部说：今年大部分农民都参加了合作社，用不了这些牲口啦！有的村干部说：现在这一卖，就不够用啦！还有的村干部说：其实，原先那些牲口，一到秋天，翻地、拉地、打场也是不够用。可是卖牲口的时候，谁也不去说服，村干部请示区里，区里的同志说：多余的可以卖，不多的不要卖。但究竟如何处理，区里也没有具体指示。现在有的农民还吵着要卖牲口。
对于这样的问题，能够采取这样淡漠的态度吗？千万不能。这个问题真的是没法解决的吗？决不是这样的。尽管近年来牲畜头数有些增加，但由于今后农业生产合作社日益发展扩大，新式畜力农具逐年增多，牲畜不足的矛盾就会更加明显和突出。目前虽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牲畜使用效率有些提高，但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看，都是同农业生产合作的大发展、新式畜力农具的推广和扩大再生产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如果不注意解决这个矛盾，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前进。牲畜不仅在目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以内还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那种“合作社成立，牲口就有余”的思想是极其有害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标志着农村生产关系由个体经济逐渐向合作经济的重大变革。在这样的变革中，我们必须不断注意研究农民在经营饲养牲畜方面的思想变化，针对这些思想深入地向农民进行教育，以解除不必要的顾虑和误解。要向他们说明搞好合作社的集体生产是农民的长远的最大的利益之一，也要向他们说明牲畜归社里租用或者折价归社原主并不吃亏的道理，克服“没马一样入社”的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必须劝阻农民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任意出卖耕畜的行为。同时，必须注意稳妥地解决牲畜入社等各项具体政策问题。一方面不能用种种形式排斥贫农，另方面也不能使中农吃亏。不要耕牛、弱马和平均投资的办法，都是排斥贫农的表现。因为有耕牛和弱马的多是贫农，贫农投资投不起就要背债和出卖牲畜。另外，应采用各种办法鼓励农民向农业生产合作社投资；私有牲畜归社公用折价付息的，价格和利息必须合理；初办的社，不必急于实行折价归公的办法；有条件和大家同意折价归公的时候，价格也要公平合理，归还价款期限不可过长。对于老弱牲畜如何合理利用，母畜繁殖幼畜问题如何解决，幼畜如何饲养管理，都应当做适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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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兴隆村活跃起来了
李白超
济南城南，在群山怀抱中有个村庄——历城县第六区的兴隆村。在接近春分的时节，这个山村的周围还相当沉静。有些农民因为对于今年统购和统销粮食的数量不摸底，还没有积极地去耙地、锄麦、积肥、送粪。
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消息传来以后，村里的空气马上活跃起来。这个说：“这才是国家心中有数，群众心里有底了！”那个说：“这个办法真合理。为了支援国家建设，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加劲干啊！”兴隆乡第十农业生产合作社修改了原来的生产计划，将谷子和地瓜每亩的产量提高四十斤，小麦和豆子的产量提高十斤。另外还计划买一头牛，一头驴和五口猪。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要多积肥，多种些油料作物以外，还准备在春季植树一万多棵，育苗一亩多，买母猪三头。现在他们已经垒好了五条堰，送粪、耙地和山坡小地的加工工作也快要结束了。董振亮互助组伙买了一头牛。他们原来打算麦田不锄，春地不耙，现在计划麦田锄三遍，春地耙两次，并且要努力积肥。互助组组员孙广宸修订了自己的生产计划，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决定增种半亩棉花、二亩豆子。他还把原来准备用在谷地里的肥料追施到四亩麦地里，现在正积极沤粪积肥，打算把谷地里用的肥料补出来。单干农民程殿玉等也对全家的生产和生活重新作了安排，打算多施肥料，勤锄地，争取增加生产。
这些日子，当你爬上山坡，环顾兴隆村周围的田野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路上有驴在驮粪，田里有人在耙地，地里有人在锄麦，山上有人在栽树……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繁忙而又欢乐的春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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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慈禧太后：你真是花钱的能手，我当年盖颐和园都没有想到利用琉璃瓦修饰御膳房！陈今言 作（原载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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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节约观点看“四部一会”的办公大楼
重达
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地质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联合修建的办公大楼，是北京市一个规模很大的建筑群。第一期工程包括主楼一座、副楼两座，共九万平方公尺。副楼连屋顶共八层，主楼连屋顶是十层。主楼屋脊离地面四十六公尺，是北京市砖石结构建筑中最高的一个。现在，约六万平方公尺的两座副楼已竣工，主楼工程正在建筑中。
从工作需要看，建造这群建筑是必要的。因为目前北京有不少的部、局，办公室小，不得不分散在各处办公，有的相距十几里，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工作。但是，建筑单位和建筑师在考虑需要的同时，却没有充分注意建筑中的经济问题。
这两幢楼的浪费，首先表现在追求建筑形式方面。为追求房屋的轮廓线，在两幢副楼上加了六个毫无用处的重檐屋顶耗费工料费三十二万元，而这还不包括因屋顶太重而引起加大结构方面的浪费。由于强调民族建筑的“特点”，在重檐下面，用水泥做了许多虚假的构件，如斗拱、额枋等。“女儿墙”上也镶上琉璃瓦，甚至连锅炉房也用琉璃瓦镶边。为了表面的装饰，采用了一批贵重的材料，有些地方用人造大理石和白水泥，这些材料的价格比普通材料贵数倍到十倍。另外还有彩画顶棚和大宫灯。由于强调装饰，就使建筑工程复杂了。仅模型试样一项费用，就花了九千七百元；有些花饰做了十几次样子。建造大屋顶时，因为操作困难，把全部工程竣工日期向后拖了四十五个工作日，影响到使用单位不能早日利用这群建筑。
在设计过程中返工浪费的现象也不少。根据施工单位的统计，由于设计不周而改动设计的达二百四十五次、一千余处。以改变水暖工程设计为例，曾使这一工程不能正常施工，损失工料费达三万二千多元。又如设计地板时没有空气洞，又兼“龙骨”较小，致使一千四百多平方公尺的地板裂缝，不得不返工重做，损失许多木料和人工。
施工当中同样有不少浪费。在一九五四年一年中，发生的有记录的大小质量事故共五百七十多次。其中因图纸交代不清、施工技术方面发生错误，使混凝土楼板超过原设计一至二分，浪费了四千二百袋水泥。因为在施工过程中制定作业计划不准确、施工不均衡，曾发生不少窝工现象。去年三月份至十二月份，因施工不均衡，用技工干粗工活，浪费了技工五万四千多个。
这就是说，如果建筑单位、建筑师、施工单位能够十分重视节约，避免上述的浪费，至少可为国家节省五十万至六十万元的资金，按八十元一平方公尺计算，可多盖六千到七千平方公尺宿舍。
这些浪费现象之所以形成，还由于建筑单位未能在设计和施工中进行具体检查、施工单位未能在施工中想更多的办法降低工程成本，特别是由于设计人员的形式主义建筑思想作祟，设计过程中，虽曾考虑过经济问题，但由于追求建筑的轮廓线，便摹仿北京古老城墙上城楼的式样，把几个古老的屋顶加在这群近代建筑的上面了！其动机虽然是为了美观，实际上不但浪费了钱，而且不美，使这群建筑像一个古代的城堡。
当然，也应该提到的，是设计这座建筑群的建筑师，在设计中曾作了一些可贵的努力。比如把原计划的钢筋混凝土骨架结构改为砖石结构，节省了钢材和水泥；立面处理得比较简单，没有繁琐装饰；适当控制建筑密度、加大了房屋的深度，节省了用地面积和室外附属工程费用等等，因此使这个建筑的造价降到每平方公尺一百四十元左右。施工单位在施工中，也实行了计件工资、开展了劳动竞赛，因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惜的是他们到此为止了，没有想到如何进一步的节约，把工程造价降低到最低限度。
最近，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组成的建房委员会派人对这个建筑进行一次较彻底的检查，本着节约的精神修改了正在施工的主楼的设计，取消了主楼的大屋顶、减掉了室内的不必要的装饰、用普通材料代替某些贵重材料，结果降低造价二十万元。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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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大屋顶盛行的时候
本报记者 曹葆铭
在武汉市郊外有一个由四幢大楼组成的建筑群，这是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给某单位修建的“宫殿式”的集体宿舍，当地的居民称它是“庙堂样的”。虽然工程还没有全部完工，人们已能看到它豪华的外貌。五层楼的主楼是：红漆屋檐衬托着闪闪发光的绿琉璃瓦屋顶；飞檐上伫立着一群展翅欲飞的“鸽子”；在梁头上，画上了朵朵“彩云”；工人们正在用油墨描绘五彩缤纷的额枋和堆塑正门前的四根云花大柱。按照原来的设计，整个墙面都将抹上
“绿豆沙”和“汰石子”，使它像一座石头砌成的大楼，而房屋下部还有汉白玉般的“须弥座”。主楼内的大厅也将装饰上木制浮雕的“藻井”顶板、白色的勾栏围廊——栏杆上还塑有宝瓶花、有彩色的镶铜条的水磨石的地面和精心设计的七盏宫灯。内部的墙壁也很讲究，都将抹上“克赛银”。其余三栋辅楼除了没有大厅和正门的装饰外，都跟主楼一样。此外，还有三座彩色的三层楼高的大牌楼，有花坛华表式的灯柱。
把一座普通的宿舍披上古代建筑的外衣究竟有什么必要呢！这只能有一个结果：浪费金钱。例如：七千多平方公尺的琉璃瓦屋顶比普通屋顶的造价贵十一万一千五百多元；毫无必要的三座大牌楼价值四万三千多元；门前的双车道比普通路面厚一倍多，比实际需要浪费三万三千元；水磨石地面比普通水泥地面贵六千九百多元；宫灯价值四千多元；花坛华表式灯柱价值一千四百多元。这群建筑的总预算造价是一百三十九万元，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许多虚假的结构和豪华的装饰所要花的钱即达二十九万多元之巨，竟占全部预算百分之二十二，这笔钱可以修建同样结构的宿舍四千多平方公尺。
为什么要花许多钱来修建外部这样豪华的宿舍呢？
一九五三年，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接受了建筑这群宿舍的任务，由技术员俞树昌负责设计。修建上百万元的宿舍在武汉市说来是一项大工程。开始，局长李惟真就没有很好考虑如何使这项工程建筑得经济些，首先认为要盖得大方些，像样些。因此，当俞技术员第一次绘出草图的时候，李局长一看就认为外部没有装饰，不美观。俞技术员呢？对自己的这个设计也不满意。怎么办呢？最后，李局长出了个主意：
“现在可风行翘角屋顶啦！我们也搞个翘角的。”
“这样做很花工花料！”俞技术员说。
“钱是会多花一些的。我们要在节约的基础上来搞翘角的。”李局长做了结论。
李局长对翘角屋顶的兴趣很浓厚，他虽然没有弄清翘角屋顶是怎么回事，却兴致勃勃，曾亲自领着公司经理和一个科长去长沙参观“宫殿式”的礼堂，并且带回一套图纸。
其实，俞技术员也并不是诚心想节省的。他虽然提了意见，但也想：“反正你是领导，你要怎样做就怎样做，要坚持不做，还以为我不会做呢！不做便罢，要做就讲究‘规矩’，不然做得‘四不像’还给人家笑话，说是‘折衷主义’呢！”在设计上他倒要感谢梁思成先生的著作——那些全面赞扬古典建筑的书籍，他看过那些书，也崇拜书上的论点，于是在设计上首先就要求有琉璃瓦大屋顶、仿汉白玉的房屋基座和有大柱的门庭。为了使建筑的颜色鲜艳夺目，还要在某些水泥墙上涂抹彩色油漆。他想到把古代建筑上的兽头改造成“鸽子”。他嫌正门前的广场太“单调”，设计了个花坛华表式灯柱。为了加强大厅建筑艺术的气氛，虽然灯不归他设计，但他怕别人订制的不够美，便“不惜工本”地自己动手设计了一个“走马灯式”的图案，并规定要用价值昂贵的红木制作。
事过不久，特别当赫鲁晓夫同志在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在报上登出来以后，李局长这时才感到这样作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严重。他拉着副局长赶到工地去，正好三栋辅楼刚开始上瓦，他们叫立即全部改为红瓦。他们又同工地确定一条原则：已经做好了的就不动，没做的就尽量精简。虽然主楼大屋顶、辅楼大屋架和三座牌楼的基础已做好，有十三万多元的损失已不可挽救，终于还为国家挽回了十五万九千多元的损失。
我去访问这些同志的时候，他们都对浪费了国家财产感到难过，房地产管理局准备正式作出检查报告，俞技术员也准备写出自己的教训。不过，他们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的。俞技术员说：“我过去就提过意见呀！叫做的是他们，叫拆的也是他们，最后还得我检讨。”李局长说：“我叫做这种形式，可没叫他做这样豪华的呀！现在做起来一看，五颜六色，真打眼得很。”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意见：
“修这种形式，那时候是这样风行的呀！”他们却没有想到，由于追求形式、由于迎合这阵风，竟挥霍了国家许多的资财！当然，发现自己错误以后能立即纠正，这是好的，是值得欢迎的。但如何从这次错误中接受教训，进一步批判铺张浪费作风和形式主义建筑思想，还有待于他们进行更深入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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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大部地区已把粮食“三定”政策传达到乡
江西近万个乡制定“定产、定购、定销”方案
到三月二十八日，山东省已有一百零九个县把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传达到乡。文登、临沂两个专区已有二千五百零五个乡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传达了“三定”政策，并制定了今年增产计划。其余各县也正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进行传达。莒南县河南乡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十一个互助组在原定计划的基础上，准备再多浇小麦五百二十亩，追肥三百七十多亩，单季田变双季田三百九十亩，增养毛猪九十四只。济宁县后铺乡的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已锄完小麦二百七十多亩，争取小麦丰收。广饶县姜家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又找到了十二项肥源，全年能增加肥料一千三百万斤。齐东县范家乡的供销合作社在传达“三定”政策后的十天中，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的销售量比以前增加了三十多倍。
江西省近万个乡已经或正在制定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方案。五千五百多个乡的中共支部和乡人民委员会已经确定了本乡一九五五年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数字。目前，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正在各中共乡村支部的领导下，采取各种方式把“三定”政策宣传到每个农户。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省人民委员会组织的六个工作团，已分赴吉安、南昌、上饶、九江、抚州等专区和赣南行政区协助工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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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农民积极准备扩大棉田
山西省农民积极准备扩大棉田，支援国家建设。据文水、孝义等十三个县的统计，今年计划植棉九十三万多亩，超过上级布置任务七千九百多亩。闻喜县今年计划种植棉花一万六千多亩，比去年扩大了百分之二十九。
为了保证完成今年棉田播种计划，各产棉区都很注意棉籽的储备工作。运城专区已储备棉籽七百多万斤，着重解决了新棉区缺种的困难。榆次专区储备优良棉种金字棉籽有三百八十多万斤，现已开始调拨到农民手中。万荣、临汾、洪赵三县农民还互换棉种七十多万斤，不但解决了缺种困难，并扩大了优良棉种的种植面积。目前各地农民正在进行选种、积肥和春耕保墒等工作。 （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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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茶场准备发展新茶园
地方国营杭州市龙井茶场为适应国内外对茶叶的需要，一九五四年除自采部分茶籽外，向附近龙井名产区和安徽茶区收购茶籽四万多斤，目前已经播种完毕。这项茶籽估计将来育成茶苗以后，可移植成条播新式茶园八百多亩。这些茶苗除一部分将供狮峰茶区旧茶园用来补苗外，其余将供余杭石濑分场用来发展新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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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家口专区进行牲畜配种
河北省张家口专区农民积极开展牲畜配种工作。二月初，全专区各县普遍召开了畜牧会议，进一步贯彻了“大力繁殖，重点改良”的方针，并具体确定了今年发展牲畜的计划和措施。二月中旬，全专区六百多头种畜（马、驴）就普遍开始了配种。蔚县张宝山合作配种站和六个分站三十九头公畜按照“分片包配包怀”和“巡回下乡”的原则深入农村，到二月底，就配种一百多头母畜。怀来县沙城镇李祺配种站四头种畜也按集镇上市配种。不少养种畜户为了不误农民春耕生产，还拉着公种到各乡去配种。 （赵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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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新建两座亚麻原料厂
在黑龙江省盛产亚麻的呼兰县和阿城县新建成的两座亚麻原料厂，已在四月一日投入生产。
这两座亚麻原料厂的主要厂房，都是苏联帮助设计的。安装的设备也都是苏联一九五四年最新产品。如制麻车间的揉麻打麻联合机，把带着秆的干麻从这头喂进去，再从那头出来时，就成为长纤维了。有的车间还装有电动循环吊车，代替体力运输。厂房内都设有完善的除尘通风设备。这两座亚麻原料厂离哈尔滨亚麻纺织厂很近，供应原料很方便。这两座亚麻原料厂实行三班生产以后，每年可供给两千吨长纤维和两千四百多吨短纤维。（本报驻哈尔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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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床厂试制三种新产品
国营上海机床厂在一月份试制成功一种苏式3161外圆磨床以后，最近又在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先后完成了两台苏式新型磨床。一种是苏式CK 371型平面磨床，这种磨床精巧灵活，精密度很高，用它磨制工作物，五百米厘以内公差仅有半丝。另一种是苏式3430半自动化凸轮轴磨床，是磨制精密度较高的汽车和拖拉机引擎上桃子轴的专用磨床。它是用电气和油液自动控制，操作简便，工人只要把工作物夹在机器上，它就能自动磨削，直到达到加工要求为止，进刀、退刀、往复都是自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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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板乡农民利用核桃枯喂猪
湖南省黔阳县七区松板乡农民试用核桃枯（即核桃榨油剩下的渣子）喂猪，既节省了粮食，猪也长得又快又肥。去年，该乡农民周开堂用四百多斤核桃枯，在二百四十天内，便喂成了一头净重一百二十斤的肥猪。蒋福元有一头十二斤重的仔猪，用四百多斤核桃枯喂了一百五十四天，便长成了一百四十四斤重的肥猪。因此，现在该乡农民都把核桃枯拿来喂猪，再不把它当作柴烧了。附近的石首、溶溪等乡农民在他们影响下，也都积极采用核桃枯喂猪。 （陈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