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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庆祝“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开幕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华大使 安·格里哥尔
今年五月，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将欢欣鼓舞地庆祝我们祖国历史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无敌的苏联军队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压迫下解放我国，从而使我国能够通过人民民主的途径以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十周年。我们从一九四五年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制度，使直到那个时候为止一直被束缚着的人民的力量得到了解放，并且使这种力量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我们共和国的总统安托宁·萨波托斯基同志曾经强调指出：
“在我国劳动人民的自由的创造力空前发展的基础上，在苏联的兄弟般的无私援助下，我们不但消除了战争所带给我们国家的惨重损失，而且也使我们的工业发展到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程度。……我们已经成为和平阵营的坚实可靠的一部分，并且巩固了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和团结的同盟。”
由于这些事实，已被认为是世界上十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的我国的工业生产，这些年来增加了一倍多。遵循着列宁斯大林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的原则，我们在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保证了生产资料生产的不断增长，使它在工业生产总量中的比重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二点三。机器制造业在这些年内增加了二点三倍。在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科学技术合作之下，我们已把我国的工业技术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而我们的统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强大的机械化和集体劳动，也大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和牲畜的产品生产率。由于生产的高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在改进质量的基础上所实行的减低生产成本，今年已经实行了第四次的降低零售价格。这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在北京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展览会，布置在标志着中苏友谊的宏伟壮丽的苏联展览馆中。这次展览会力图反映过去十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获得的成就。这个展览会的中心是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展览品和模型。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制品在极大程度上有助于国家的工业化和电气化。在展览会上，我们特别展出了一些规模很大的生产设备模型，如：氮素肥料工厂、动能列车、石油精炼厂、船舶、酒精工厂、玻璃工厂等。展品中还有六百匹马力的大的轮船柴油发动机、五百匹马力的钻探机用的柴油发动机、四十八吨重的立式旋床、能加工长达六公尺部件的十二公尺长、四十四吨重的旋床、能够同时将部件进行三面加工的三十六吨重的龙门铣床、卧式铣床和许多其他机器和装备。捷克斯洛伐克冶金工业的模型和展览品，其中特别是波尔地牌的各种优质钢，表明了捷克斯洛伐克冶金工作人员所获得的成就。他们已经在一九五三年底生产了二百八十万吨铁和四百四十万吨钢。其次，还展出精密机械工业产品、通讯器材和电讯设备、电气测量仪器及其他仪器，机器脚踏车、汽车、飞机发动机、各种动力设备、化学工业设备、绘图和印刷机、四百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和柴油联动机。在广场上的展览品中，陈列着展览会中最大和最重的展览品——重达一百公吨并具有二十五公吨起重力的万能挖土机和能够烧劣等煤的蒸汽机车。展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日用品馆，证明人民民主共和国关怀劳动人民的健康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文化馆表明人民文化水平的增长和在文化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文化馆同时有力地表明捷中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这种关系是由真诚的友谊而产生的，而这种友谊是建立在同苏联的巩固同盟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争取和平的共同斗争和在我们两个友好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的基础之上的。
“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说明，摆脱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枷锁、摆脱了帝国主义剥削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获得怎样的成就。这个展览会证明，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够获得，是由于以苏联为首并得到全世界正直的人的支持的不可战胜的和平阵营的存在，它打乱了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战争计划，并保证了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和平建设。这个展览会证明，这些成就之所以能够获得，是由于在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已建立起了以苏联为范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是根据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不干涉他国内政、互相尊重、友好和互助的原则而建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也建立了这种关系，这使我们两国都获得了利益。在经济方面，这种关系就表现在两国所签订的贸易协定中。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提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生产效能很高的机器和设备，它们同中国自己的产品和其他友好国家、特别是苏联所供给的机器设备一道，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工业化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供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原料、矿石和有色金属，化学工业、制革和纺织工业的原料，都在逐年增加。这有助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进一步提高工业生产。中国所供给的食品工业的原料和许多制成品，在满足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增长着的需要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因此，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到现在为止所获得的成就，与近五年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蓬勃发展的经济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展览会在北京开幕的时候，当评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来的劳动成就时，捷克斯洛伐克全体人民同我们一道衷心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所获得的成就而欢欣。这些成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英勇的斗争而获得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懂得，我们两个国家中的一国的成就也是另
一国的成就。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坚信，在我们互相帮助并实行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依据的高度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在苏联的领导下打退一切侵略者，保卫住世界和平，并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而在我们的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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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告二十个月终于胜利
——记工人韩长信控告反党分子康兆文的经过
本报记者 常工
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党总支委员会书记康兆文窃夺工人韩长信创造南部翻钢机的合理化建议，并且对这个工人实行恶毒的打击和陷害的严重反党事件，从发生到最后处理结案，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工人韩长信为了洗清自己身上的冤屈，申张党和人民的正义，曾经跑过鞍山市的八个机关部门，先后找主任、找处长、找部长、找书记等不下一百多次。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鞍山市有关机关和一些负责干部的拖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严重的。
早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也就是这个事件发生后大约三个月，韩长信就跑到鞍山钢铁公司监察室去申诉。这个机关的主任和下面的干部都先后听过他的申诉，也为他要求继续试制北部翻钢机和要求调动工作的事，同有关部门作过联系。但是他们没有派人调查，只是感觉到问题太复杂，牵涉到党内领导干部。在韩长信的一再催促之下，监察室在六月二十二日把他的控告转到了鞍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在这以前不久，反党分子康兆文捏造了韩长信往氧气表里放油、想使风筒爆炸的“莫须有”的罪名，阴谋进一步陷害韩长信，威胁说要把韩长信送到法院押起来。韩长信看到康兆文这样毒辣地陷害他，一时想不开，就跑到鞍山市人民法院去自动投案。因为韩长信根本没有犯罪，也没有人到法院控告他，法院不收留他，是作得对的。但是以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惩罚一切犯罪行为为职责的人民司法机关，应该在事后把这件事转告鞍山市的有关机关，才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的表现。可是鞍山市人民法院接见韩长信的干部，只是把韩长信打发走了就算了，也没有向法院的领导同志汇报。这时，韩长信打算上北京告状，他妻子怕他走后无人照看，闹着要自杀，他只好痛哭一场作罢。
按理说，当韩长信的控告由监察室转到鞍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后，应该受到这个以受理党员、群众的申诉和控告为职责的机关的高度重视。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韩长信在这里碰到的是更加恶劣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对来自群众的申诉和控告不是热烈欢迎，而是冷冷淡淡；他们对群众的悲痛的遭遇不是高度同情，而是漠然置之。这个机关办公室的主任刘宝祥，没有向鞍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申东黎请示报告，就把这个控告案交给了检查员杜维臣去调查。而杜维臣在调查这个案件上又犯了严重的偏听偏信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他到小型轧钢厂以后，就先后从反党分子康兆文及其忠实信徒张泽国、工会主席刘廷峰和工会副主席姚青栢等人嘴里，听说韩长信的品质不好，还有历史问题；南部翻钢机不是他创造的，而是康兆文和周任源创造的；韩长信所以到处告状是想出风头，不是康兆文打击韩长信，仅只是康兆文对韩长信的工作方式不好。杜维臣轻信了这一席话，也对韩长信的印象不好。因此杜维臣回去以后，就根据康兆文、张泽国等人的意见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写好以后，他就交给办公室主任刘宝祥。刘宝祥又没有送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人申东黎同志看过，就把它作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意见送给了反党分子康兆文领导下的小型轧钢厂党总支委员会，提议这个厂的领导上“必须采取多方面教育”的方法，促使韩长信“改正其错误”。这也就是说：一个人蒙受了不白之冤，不得不向上面控告。但是他所得到的结果，反而要由他所控告的人来教育他“改正错误”。这样处理问题是完全违反了党的原则的。
在鞍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实际上负责领导这个机关工作的申东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市委组织部长兼纪委会书记正在休养）。而且在康兆文窃夺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后的七月，在申东黎的主持下还把康兆文由党总支副书记提拔成了总支书记。在这个严重的反党事件发生了一年以后，申东黎在小型轧钢厂党总支委员会的一次会上，又说过康兆文是个“好同志”。所有这些反常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当然下面的干部、特别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有关干部要负责，因为他们没有向申东黎同志请示报告，或者没有向他据实反映情况。但是作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如果对一个闻名全国的工厂的党总支副书记已经变成了盗贼，工人群众都在议论纷纷，受害人已经提出了控告都不知道，相反的，还把这个反党分子当成“好同志”来表扬和提拔，这就说明申东黎同志对自己直接领导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如何不了解，对自己直接领导下的主要干部如何不了解。这种失职行为难道是可以原谅的吗？
鞍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送到小型轧钢厂党总支委员会以后，它产生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反党分子康兆文的胆子更大了，他公开威胁韩长信说：“你还向市委告我呢！你把我告到北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韩长信感到无法再在小型轧钢厂立足，又三番五次地跑到鞍山钢铁公司监察室要求调动工作；拖了八个多月，仍然没有结果。经别人的提醒，从一九五四年三月开始，他又到鞍山市委人民接待室去控告。接待室的干部把韩长信的控告向市委书记韩天石作了汇报，韩天石同志批示交市委工矿部研究处理。
工矿部是代表市委直接领导小型轧钢厂的机关。按理说，这个机关应该作到主动发现问题。但是事实也不是那样：这个部的领导人平日是高高在上，很少去小型轧钢厂了解情况，并且对群众的控告也不是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这个部的副部长范树林接到韩天石同志的批示后，未作任何研究，就批交给工矿部经常到小型轧钢厂帮助工作的轧钢处处长王珍去调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过问这件事情。工矿部的另一个副部长赵家驹在接管这个控告案件以后，虽然对王珍抓的很紧，但是他自己也没有亲自动手，并且在韩长信一再找他催问处理情况的时候，他还对韩长信表现了很不耐烦的情绪。
这个部的领导干部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的控告，而他们派去调查的王珍更是一个极不负责的人。早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即窃夺事件发生以后大约四个月，小型轧钢厂的前任厂长兼党总支书记燕鸣，就曾向王珍谈过康兆文有窃夺工人合理化建议的嫌疑，然而这样重要的情况，并没有受到王珍的重视，他竟主观武断地认为是燕鸣在同康兆文闹“关系”。王珍既未帮助小型轧钢厂弄清事实真象，也没有报告工矿部的领导人和鞍山市委。
经过一个多月以后，王珍的调查报告写出来了。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弄清基本的事实，但是它发现南部翻钢机的创造者有康兆文，也有韩长信，特别是发现了康兆文曾经窃夺过另一工人创造的“皮带落下锤”合理化建议。如果王珍和工矿部的领导人，当时就抓住这些线索追下去，事情的真相可能早已大白于世了。但是，这个调查报告写出以后，工矿部的部长没有看过，就以部的名义，当作“参考”材料送给了市委办公室。这就是市委工矿部对待市委书记指示的态度，这是多么不负责任啊！
就在这个时候，小型轧钢厂工会主席刘廷峰要调走学习，他怕将来韩长信事件的真相弄清以后对自己不利，就向王珍反映说南部翻钢机的主要创造者是韩长信，没有康兆文。王珍先不信，刘廷峰说：
“王处长，你想一想吧，康兆文厨师出身，只当了七个月轧钢工人，他怎么能创造出翻钢机呢？”但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王珍在不能不信的事实面前，反而责备刘廷峰说：“你这个同志太成问题。”而自己却以调查报告已经送走，任务已经完成，连把报告要回来修改一下或者送去一个更正材料也没有作。同时，在这个期间，韩长信眼看见这个机关调查，那个机关也调查，都没有解决问题，曾多次找过王珍。王珍对他的态度很恶劣，竟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你这个人就像黏糕一样！”鞍山市委工矿部派出经常帮助一个重要工厂的负责干部，就是这样毫不负责，这样毫无原则！
作为我们党的一个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他应该有高度的原则性，应该经常同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虚心地听取他们的呼声和意见，给予来自下面的批评以切实的支持。用党的这些原则来衡量，中共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同志，在处理工人韩长信的控告案上是有很多缺点的。在韩长信向市委人民接待室提出控告的时候，距离这个反党事件的发生已经有一年零两个月了，他跑过鞍山市的好几个机关都没有解决问题。按理说，这样一个拖延不决、情节重大恶劣的反党事件，应该由韩天石同志亲自主持处理，即使是批交下面的同志处理，也应该抓紧督促和亲自检查。但是，自从韩天石同志把这个案件批交市委工矿部研究处理以后，他就再没有过问过这件事。在市委工矿部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后，韩长信曾经找过韩天石同志好多次，但是一直没有见到，并且在韩长信找韩天石同志的时候，韩天石同志的秘书杨润周还曾经用粗暴的态度对待韩长信。市委的直接办事机构——市委办公室的一些负责人也很不负责任，他们不但没有及时向韩天石同志汇报处理情况，而且连一个供“参考”的调查报告也没有及时参考，甚至在基本事实尚未查清之前，就想用要康兆文向韩长信承认错误的简便办法，使这一事件不了了之。
直到一九五四年的七月，由于韩长信的不断控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组也过问了这件事，鞍山市委办公室负责同志也开始感到拖不下去了，才重新研究了市委工矿部送去的王珍写的调查报告，感到有些地方不清楚，就责成小型轧钢厂党总支委员会在九月一日以前把事实查清，报告市委，并且指定王珍同志参加这个工作。这个时候，小型轧钢厂的前总支委员燕鸣、王乃信、白纯珠、刘廷峰、张泽国等已经离开了，王珍把他们找了回去。小型轧钢厂党总支委员会委员中，除了张泽国没有觉悟外，其他委员学习了四中全会决议，又看见市委已注意这事，就打破一切顾虑，把康兆文反党的罪恶行为揭露出来了，并且在九月二十日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市委办公室接到报告后，感到问题严重，就叫工矿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核对。这两个部门从九月下旬到今年二月为止，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调查核对工作，证实了韩长信的控告是符合事实的。接着中共鞍山市委举行了数次会议，讨论了这一事件，决定开除康兆文出党，其他有错误的党员也分别受到处分。市委本身也作了初步检讨。
这个情节重大恶劣的反党事件，终于处理了！但是这个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鞍山市委不应以处理了这个事件为满足，应该很好地用它来教育党员、干部，切实地从中吸取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地改进各机关各部门的工作作风，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给鞍山市党组织的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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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辽宁省委讨论韩长信事件
中共辽宁省委会在三月二日举行常委会议，讨论了中共鞍山市委会所作的关于前中共鞍山钢铁公司小型轧钢厂总支委员会书记康兆文窃夺工人创造，并对主要创造者工人韩长信实行打击陷害事件的处理和检查报告。
会议一致认为康兆文利用党的总支副书记的地位，窃夺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并对主要创造者施行打击陷害的事件，其性质是极为恶劣的，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利益。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很长时期内没有揭发出来，而且，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近两年中，工人韩长信曾经先后一百多次向中共鞍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矿部、办公室、人民接待室、鞍山钢铁公司监察室等领导机关和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市委工矿部副部长范树林、赵家驹等负责干部揭露这一事件的真相。但一直没有一个机构或一个负责干部认真负责地受理这个问题。从一九五四年九月，这个事件揭发以后，虽然鞍山市委会曾动员了大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和核对事实，也曾举行了几次市委会议和市委常委会议进行讨论。但是，市委会对自己应负的主要责任始终认识不足，一直认为小型轧钢厂的总支委员会对这个事件应负主要的责任；市委会的责任，只不过是没有把小型轧钢厂当作典型来培养，在机械化自动化运动中缺乏政治思想领导等等。因此，会议认为中共鞍山市委会对这一事件的检讨是不深刻的，必须重新进行检讨，具体地深刻地检讨市委会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的高高在上、不深入厂矿、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切实地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
会议同意中共鞍山市委会所作的关于开除康兆文党籍的决定和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同时指出有关这一事件的主要领导机关和主要负责干部也都要进行深刻的检讨。
根据中共辽宁省委常委会的批评，中共鞍山市委会于三月四日又召开了会议，重新作了检讨。鞍山市委这次检讨已经认识到市委的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极其严重，市委对于康兆文错误没有及早察觉，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对于市委所领导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工矿部、市委办公室主要部门和有关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仍然缺乏具体的分析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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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论社会主义建设和妇女解放
——为纪念列宁八十五周年诞辰而作
蔡畅
伟大的不朽的列宁，真挚地热爱劳动人民，亲切地关怀劳动妇女，英明地指导和热情地支持着她们的斗争，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劳动妇女解放斗争的学说，指引了全世界劳动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
我国妇女解放事业，就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联妇女获得彻底解放的光辉榜样鼓舞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和全国人民一起，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而奠定了基础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妇女解放的第一步。现在我们又正在集中全力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为逐步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而斗争。更好地学习和领会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关于妇女解放的学说，是领导这个斗争达到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只有发动千百万妇女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才是可能的。
列宁指出，发动妇女群众是实行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和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
“除非有千千万万的妇女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无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法按共产主义的方针从事建设。”（见蔡特金：“列宁印象记”）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说，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剥削，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不能不是一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如果不依靠全国男女公民的团结一致和忘我的劳动精神，这个任务的完成是不可能的。
就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来看，几乎每一项具体措施都和妇女群众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在全国厂、矿企业中劳动的女职工达一百三十余万人。比这为数更多的职工家庭中的妇女们，她们和职工有着血肉相联的密切关系，她们的觉悟程度和家务管理工作，对于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农业生产方面，据估计，已经组织起来的农业劳动力中，女劳动力约占百分之三十，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女社员约占社员总数的一半左右。在制造生活资料的手工业，如棉织、针织、毛织、服装业中有很多妇女参加劳动。外销的手工业品，如美丽的刺绣、织锦缎、地毯、挑补花、草帽辫、花边等，大部分是妇女生产的。教育、医务、卫生、合作社和国家机关中，都有妇女参加。所以不论在职在校的妇女，不论城乡的家庭妇女，正在这样或那样地参加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劳动妇女是妇女中的多数，几年来她们对祖国建设已经有了卓越的贡献，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模范人物。各地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哪一个地区、哪一个部门能针对妇女的思想和要求，在她们中间具体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培养她们参加社会劳动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帮助她们克服困难，她们就能充分地发动起来，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重要力量。反之，哪一个地区、哪一个部门不注意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就不能普遍地发动妇女群众，就会使工作受到阻碍。列宁在一九二○年警告说：“假如她们（指妇女—笔者）不和我们在一起，反革命势力或许就会领导她们来反对我们。”
（同前）我国现在就有个别地方因为轻忽妇女工作，而使有些妇女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因此，我们必须记住列宁的教导，经常注意教育妇女群众，争取她们，不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遭遇到多大的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才能胜利和巩固。那种嫌妇女麻烦落后，低估妇女力量，轻忽妇女工作的思想，是违反列宁主义原则的。这种思想和行动不仅不利于妇女解放事业，而且会削弱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
（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妇女的彻底解放。
列宁教导我们要十分重视和充分运用劳动妇女群众的力量，热情地支持劳动妇女解放斗争，把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说：“无产阶级，如果不取得妇女们之完全的自由，那他就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列宁：“给劳动妇女们”）
“我们抱着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是要为完全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这里对于妇女便开辟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场所。”（列宁：“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事实很明白，只有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消灭，才能最后消除使妇女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根本条件；只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能逐步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为妇女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建设事业创造更优越的条件。由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在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资料完全成为全民所有制，在社会生产和文化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妇女将和社会一切成员一样，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那时劳动变成了愉快的事情，社会的一切成员——男的和女的都过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满的幸福的生活。
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男女完全平等的美满幸福生活，必须依靠妇女们自身的劳动和斗争，才能真正达到。列宁说：“工人底解放应当由工人自己来进行的。同样，我们应当说，女工底解放也应当由女工自己来进行的。”“要使妇女达到完全的解放和与男性底真正平等，则需要社会经济，需要妇女参加一般的生产劳动，那个时候妇女将会站到同男性同样的地位。”（同前）我们的党中央遵循着列宁的英明思想，指导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把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作为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实现妇女解放和进行妇女工作的方针。多年来我们执行了这个方针，因而在人民民主制度的保障下，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日益成长，妇女参加生产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贡献一年比一年扩大，束缚妇女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正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这在促进男女平等方面收到了重大的成绩。现在许多妇女已经从亲身的经历中认识到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妇女。”“只有劳动才能平等，斗争才有自由。”但是在某些妇女中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轻视劳动的思想和行动到处可以发现。因此我们还必须反复耐心而又深入具体地教育妇女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认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进行就是全体男女公民的最高利益，认识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的利益。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争取愈来愈多的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争取用自己的劳动和斗争来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
目前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尚在开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立即吸收所有的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因此为了正确地贯彻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方针，就必须循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按照国家的各项生产计划和劳动力的调配计划，逐步渐进，防止主观的盲目的动员。同时，为了贯彻这项方针，也必须从各个方面来发挥妇女的力量，增进妇女对生产的贡献。拘守任何一种方法，就要限制这项方针的全面贯彻，就不能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发挥妇女的潜力。
（三）在社会主义的新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是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的，因而是受人尊敬的；逐步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也是必要的、可能的。
列宁又更进一步教导我们：要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必须“把她们从‘家庭奴隶制’之下解放出来”（列宁：“国际劳动妇女节”），因为“在妇女从事于家务之下，她们的地位始终是受压迫的”（列宁：“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我们从实际生活中深刻地领会到，建筑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旧家庭，是被夫权主义所统治的。在这种家庭里，妇女生男育女的劳动，是为男子家长生育承继和扩大私有财产的后代。因此，在这种家庭里，男女是不平等的，妇女是奴隶，毫无权利和地位。我们必须引导妇女改造这种家庭，逐步“把烦琐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列宁语），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为了正确地深刻地领会列宁的指示，还必须进一步分析家庭和家务的性质和作用。家庭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而变化的，是受着一定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观点的影响而变化的。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新家庭，是社会的一个重要单位，这种家庭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广大妇女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生产，国家大量设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种新家庭的特点，是男女完全平等的一夫一妻制，是男女共同享有参加社会劳动，同工同酬的权利。这种新家庭的主要作用，是和国家儿童机关及学校共同负责，教养子女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积极建设者。因此，母亲教养子女成为忠诚服务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人，主妇担负日常生活的劳动，为从事社会劳动的家庭成员服务，都是自觉的，都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有贡献的，都是为自己和家属创造幸福的生活，因而也是受到社会的尊敬的。同时在苏联，许多家庭主妇们、母亲们，又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活动，为公众服务。
在我国，解放以来，不论城市和乡村，都涌现了大批男女平等、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家庭。搞好这种家庭的关系，处理好这种家庭的事务，对于促进家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在职工家属的工作中可以看到：贯彻为厂矿生产服务的方针，对职工家庭的妇女广泛地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鼓励她们开展邻里团结互助，家庭和睦，搞好家务，带好孩子，做好饮食，以减少职工家务牵累，增进职工健康，鼓励职工出勤，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发展厂矿生产有很大的意义。同时也就缔造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提高了妇女的社会主义觉悟，鼓励了并创造了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条件。因而又大大提高了她们在社会上和家庭里的地位。
但是，现在我国绝大部分家庭中，家务主要或完全由妇女来负担，依旧是旧社会旧家庭遗留下来的分工办法，对妇女从事社会生产、社会活动或多或少是有妨碍的。我国现在还处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因素虽然正在日益增长，但依旧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从这种复杂经济成分上，旧的、封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玩弄和歧视妇女的思想还会有广泛影响的。因此，在我们的国家里，必须努力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坚决同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教育大家用社会主义思想原则来对待家庭，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和旧传统，建立男女平等、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由丈夫、妻子和所有成员共同负担家务劳动的新家庭。同时，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在目前时期建设的需要和可能，教育妇女适当地安排家务劳动和社会生产、社会活动，并在可能条件下，逐步举办帮助妇女减轻家务的公共事业（如托儿组织等），以增进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社会活动的可能。但是如果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急求家务劳动社会化，企图把孩子的教养完全推给国家，那是既不应该也不可能的。不考虑目前妇女的家务负担，动员家务繁重的妇女参加过重的社会劳动和社会活动，以致妨碍全家正常生活和本人健康，是不合适的；同样，完全不考虑如何逐步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增进妇女参加社会事业的可能，也是不对的。
（四）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应该反对婚姻和性生活上的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现象。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发展，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正在提高，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主义新关系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婚姻和新家庭已经大批地生长起来，并成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开展的积极因素。但是资本主义思想从各个方面腐蚀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有的人滋长着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资产阶级淫荡糜烂的生活方式，玩弄和蹂躏女性，在性生活和婚姻关系上发生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现象，这是决不能允许的。人们在性生活和婚姻问题上发生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现象，不仅是男方或女方被欺骗玩弄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的私生活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阵营，损害革命力量的集中和增长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坚决同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对这种思想和行为采取迁就、包庇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是危害革命利益的。早在三十五年之前，列宁就清楚地预见到“在建设当中，性关系的问题、婚姻和家庭的问题，将成为流行的问题。同时，如果必要的话，你必须随时随地从事斗争。你必须设法使这些问题不致被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处理，不要让这些问题成为越轨和阴谋的根据。”（蔡特金：“列宁印象记”）我们应该记着列宁的箴言，坚决地同损害革命力量的、在性生活和婚姻问题上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思想行为作斗争；努力地培植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提倡男女双方在完全平等，共同参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的基础上，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深刻的了解，由于政治、思想观点一致，由于对爱人及将来的孩子的高度的责任感，达成的真挚的持久的爱情。只有建筑在这种真挚持久的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才能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伟大的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他们在共同革命事业中，在生气勃勃的全部革命生活中，始终是互相尊敬、互相爱慕、互相帮助、共同奋斗，把自己全部精力贡献给革命，并创造了高尚的革命家庭，成为我们学习的最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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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包含着广大劳动妇女解放斗争的全部的完整的学说。这种学说和列宁对其他问题的学说一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高度的原则性，蕴藏着革命斗争和劳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宝贵的经验。这种学说，和列宁对其他问题的学说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全世界劳动妇女解放斗争的革命理论。这个伟大的学说在苏联已经充分实现，苏联妇女为全世界劳动妇女做出了解放斗争的史无前例的光辉榜样。这个伟大的学说指导着欧洲、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妇女群众，在自己的解放事业中不断地胜利前进。这个伟大的学说，也正鼓舞着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附属国家劳动妇女为保卫妇女权利的斗争。
伟大的列宁主义，光芒万丈地照亮了全世界劳动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伟大的不朽的列宁，永远活在全世界劳动妇女的心坎中。
第3版()
专栏：
丢掉包袱
姚堤
一个人有某些优点，或者具备了某些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比如说，有的同志参加革命的时间较长，革命斗争的经验较丰富；有的同志文化程度较高；接受新鲜事物较快；有的同志有某一方面的擅长，也许是个专门人材。但是，如果因为有了某些优点或有利条件，而骄傲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那末，这些东西不但不能成为他们做好工作和继续进步的基础，反而会成为他们的包袱，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我们：“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可惜，在实际生活中，就有许多同志恰恰正是像毛泽东同志所告诫我们的一样，对自己的某些方面的一点半滴的优点陷入盲目性，把它当成包袱背在身上。
辽宁省复县复州湾粘土矿的矿长周毅就是这样背上了包袱。周毅是一个参加革命十六年之久的老干部。参加革命时间久，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照理说，老干部的斗争经验就应该比较丰富、阶级觉悟就应该比较高；应该更懂得党的原则，更能按照党的原则办事。但是周毅却不是这样的。相反地，他背上了“资格老”、“对党有贡献”的包袱，而变得狂妄自大起来，根本不按照党的原则办事。他抗拒中共复县县委和粘土矿总支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甚至无理地扬言，要复县县委和他“和平共处”，对他“恭敬”。粘土矿严重地浪费国家开支，复县县委书记要周毅做检讨，周毅竟然以“我的资格不比你低”为“理由”而拒不检讨。周毅在粘土矿独断专行，处理重大问题常常“先斩后奏”，而且严重地脱离群众，给工作造成很多损失。这些难道像是一个老干部的所作所为吗？如果周毅稍为清醒一点，十多年的革命经历本来可以成为他依靠党、依靠群众、谦虚谨慎地搞好工作的良好基础。结果，却因为周毅把它当做包袱背在身上，这十多年的革命经历就成了他前进的一个大障碍了。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回忆到一九四二年全党进行整风学习时，曾把苏联柯涅楚克的著名的剧本
“前线”作为必读的材料。从此，这个剧本中的那位背着内战时期的老将领、得过四个勋章的包袱、顽固地拒绝一切新事物，而又爱“修正”别人的脑筋的戈尔洛夫，就成为大家的一面镜子。很多同志从戈尔洛夫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放下了“功劳大”“资格老”等各种各样的包袱，克服了骄傲自满情绪。可是，时间久了，有些同志就把这面镜子丢掉了，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就又不断地出现像周毅这样的“戈尔洛夫”式的人物。
包袱有各式各样的，有“业务熟悉”的包袱、
“文化高”的包袱、“能力强”的包袱，甚至还有因为在某位高级干部领导下工作过也成了包袱。如果你要前进，不甘落后，不管你的包袱里装的什么货色，都应当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