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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珍惜干部和群众的生产时间吧
仲夏
在一九五三年被反对过的“五多”现象，在许多地区又“故态复萌”了。过多的、往往是不必要的任务压到基层干部身上，使他们没有时间领导生产和参加生产。
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等省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和乡干部兼职过多，任务繁杂，自己不能参加生产，也不能很好地领导社员和群众的生产。河南潢川七区十五个合作社社长，兼四职的有五人，兼五职以上的有十人。其中鳌鱼乡第三合作社社长张宗山是党支部委员，又是公安、武装、救灾、水利、文教、宣传委员，又是人民代表、合作社理事和互助合作网的负责人。他一人身兼十五职，成天到晚“招架不过来”。兼职多必然会议多。张宗山今年一、二月份共计参加县、区、乡各级会议二十三天，再加上一些别的工作，两个月只做了三十六分工。江西吉水县拓塘乡合作社社长刘安莲，最近两个多月只参加两天生产。像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在一些所谓重点乡中，情况更加严重。湖北武昌县普庵乡红星合作社社长赵子魁，是党支部书记，还兼任许多别的职务。他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开会通知；有时两三个不同的单位同时要他“准时参加”几个会议。他当然不能分身，只好让他弟弟去做“代表”。他家中经常住着省、专区、县、区各级、各系统的干部；同一个情况，他常常要向不同的干部报告好几遍；人们把赵子魁叫做“话匣子”（即留声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少可能过问合作社的问题，更谈不到领导生产了。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农村中的工作任务会是很繁重的。许多工作是不能减少的。但问题不在这里。据各地的调查材料反映，有不少事情，其实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完全可以改变或精简。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多多体谅下情，多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着想。领导干部多动点脑筋，基层干部和群众就会少浪费一些冤枉工夫。
只要想办法，就会有办法。中共湘潭地委、平江县委最近想出的办法是：适当减少一些干部的兼职，加强培养新的骨干的工作，以便改变多种任务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的情况；减缩一些不必要的会议，开会以前多多准备，会议时间尽量缩短；派干部深入乡村，有些会议移到乡里去开；上边尽量“就”下边，少向上调乡干部，等等。这些办法如果完全见诸行动，情况是会好转的。
春耕生产已经很紧张了，各级各部门的干部要十分珍惜基层干部领导生产的时间，珍惜群众生产的时间。我们提倡的办法是：真正深入下去，就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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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割倒麻秆露出狼”
——揭露富农车仁福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阴谋
黄克 俊明
黑龙江省克山县靠山村西北屯“光芒万丈”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新富农车仁福操纵破坏的经过说明：富农分子对合作社的破坏是无孔不入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假装“老实”，扮出笑脸来麻痹人，企图把社变质；但在工作基础薄弱的地方，他就会明目张胆地活动，极力想把社搞垮。但是，不管破坏分子有多么阴险毒辣，也只能蒙蔽一时，猖狂一时，终归逃不出人民的眼睛和人民的法网。
西北屯是靠山村一个工作基础较薄弱的屯子，屯里没有一个党员，只有四个青年团员，其中有两个是富农分子车仁福的弟弟。这两个人混进团里后，就给车家挂上了“进步”的招牌，使人们失去了对他们应有的警惕，为车仁福造下了破坏活动的便利条件。这个屯建社条件本来不大够，屯里干部觉得全村几个屯就这里没社，为了“赶先进”，在一九五四年春季建立了一个十七户的合作社。建社时车仁福还摸不清底细，借口探亲就去关内躲风；回来后，他的两个弟弟已经入了社。他看到木已成舟，就来了个“顺水推舟”，乘机混入社打算把社搅垮。
车仁福入社以后，开始就企图篡夺社的领导权。他经常在社员面前表现他很关心社内的生产，他说：“这可真得好好搞呀！这么大家业，生产上计划不好，调不开扇，可不行啊！”当他看到干部组织集体生产办法不多时，就说：“我经营的地多，我算摸清这一套啦，可真不简单！”新建起的社，领导没经验，骨干少又弱，群众觉悟又低，慢慢社干部就受了他的蒙蔽，有些社员也说：“车仁福搞生产还是有两套。”于是就推举他当生产委员，从此车仁福就爬上了领导岗位。
社主任高凤鹏、管理委员张喜山、生产队长周景春等几个人是办社的骨干。这几个人都是老实农民，一心只是想把社办好，对破坏分子的警惕性不高。车仁福见到有机可乘，就散布“张喜山没当上主任，心里不服气，想夺主任地位”，“张喜山不服从主任领导”，等等谣言，阴谋挑拨这几个主要骨干的关系。高凤鹏起初还不介意；可是，听的次数多了，也有点怀疑，有时和张喜山两人因工作意见有些不一致，高凤鹏就觉得车仁福说的似乎有理，渐渐也就对张喜山不满。车仁福看时机已到，忙吩咐他的三弟车仁龙利用青年团员的名义到党支部汇报。支部书记于天仁一听急忙和村长到西北屯来解决问题；当众狠狠地把张喜山批评了一顿，撤掉了张喜山的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车仁福的阴谋没有被发觉，就更大胆地进一步地在社内进行他的破坏活动。年青的会计于庚喜有点爱听别人奉承，车仁福就在人多的地方不断地夸奖他；两人拉的亲近了，车仁福就趁机送给于一个小猪崽。社的副主任孟范有是个富裕中农，入社时多少有点勉强，车仁福了解孟范有这种心情，就装着一副极其同情的面孔，经常和孟闲谈，说：
“老孟，你怎么也上了这笼头。”生产队长周景春领导生产很积极，他就想法打击周。老实公道的饲养员王玉，车仁福找不到打击他的机会。可巧有一天王玉有事不在，车仁福趁机把马解开放到有名的无赖马云龙的地里，把谷子吃了一大片。他一方面极力唆使马家父子到社里来吵闹；一方面对社员们说：“王玉放马不经心，成天在家干自己的活，让马跑在人家地里，叫合作社大伙跟着挨骂，这样可不行。”就这样以“失职”为名撤掉了王玉，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孙海当饲养员。
这个屯的干部和群众都以为土地改革早已完成了，还有什么阶级斗争？对屯子里的阶级敌人，他们更是看不清楚。车仁福这一系列的挑拨破坏，也引起过有些社员的怀疑，这些社员也和他进行过斗争，但并没有引起社干部应有的警惕和注意。他们反而互相埋怨：张喜山和周景春以为高凤鹏当了主任“变了心”，王玉说：“咱老了，不合主任脾味！”不满的不满，消极的消极，使社的工作遭到极大的困难。
合作社能否增产，是社能否巩固的关键。富农分子车仁福懂得这一点；他在生产上的破坏活动是更加狠毒和多样的。车仁福当了生产委员后，就经常宣传他的生产经验丰富，他说：“平常我服从主任领导，在生产上主任可得听我吩咐。”春小麦播种时，车仁福扶犁，故意浅放梭（管犁深浅的），使土盖不上麦种，还说“我说种的太早，别人都不信，你看犁杖削不动”。主任和部分社员向他提出意见后，第二天他又故意深放梭，把犁辕拉拆，铧子碎了两张。种谷子正紧张时，车仁福趁人不注意故意把马放跑了，使大家忙着抓了一上午马，五付犁杖没下地。过五月节时，社里正在紧张地铲头遍地，车仁福向社员们讲：“过年过节了，小鬼小神也要歇歇，别说是人，五月节咱们可得歇几天。”恰好主任到县开会去了，就胡里胡涂放假三天。麦收时，各社都忙着收麦，好不容易向别的社借了一台收割机，技术手再三嘱咐：马易受惊要带溜纲（即拉马嘴的绳）。车仁福亲自来赶收割机的马，故意不带溜纲。马一看收割机摇动着的怪臂，听到咔咔的响声，惊悸起来。他就趁机用劲打马，马满地乱跑乱跳，把收割机的耙子碰得粉碎，麦子踏坏了一大片。收割机没使成，还得包赔修理。在车仁福的各种阻挠破坏下，这个社的生产比全村其他社、组的生产都落后，小麦因下种不好缺四成苗。这个屯的群众反映：“我们这个社带头是往后带哩！”
车仁福这些破坏活动，有些社员曾几次向他进行斗争，但社内却形不成一个向破坏分子作斗争的力量。屯里又没有党领导，一部分人消极不管，一部分人干着急。有些社员越看越觉有问题，就把情况汇报给党支部。七月间支部派人到西北屯召开了一次社员大会，撤掉了车仁福的生产委员职务。撤换时，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社员和全屯群众揭露车仁福的破坏行为，以提高社员群众的认识和觉悟，这样虽然撤了车仁福的职务，但并没能阻止他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撤职后，车仁福根本不下地参加社的生产了；他利用白天社员组员下地生产的时间，深入到社员家里和互助组员家里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他对副主任孟范有说：“老孟，社里就是咱俩家车马多，他们都是两个肩膀抗个嘴，有啥！”又说：“咱们趟地压两棵苗还得受他们批评（孟范有曾因压苗挨过批评）这叫有功不显，有点错就扣，咱们何必受这份窝囊气！”一来二去说得孟范有也动摇起来了。车仁福在社内活动的结果，十八户社员中有八户动摇打算秋后退社。此外，车仁福还经常到互助组进行破坏活动。他向富裕中农纪春玉讲：“合作社那玩意，对你这样户有什么好处？这话除非你，我不说。”对身体软弱的于庚礼说：“入社像扛大活一样，像你这个身板，进社就得累完蛋，你要想多活二年就别入社，过年咱俩插个小组。”车仁福就这样挨门串户从社内到社外，从富裕户到困难户，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来破坏合作社，这样使许多社员失掉了办社信心，不少组员打消了入社念头。
直到一九五四年冬县委工作组到了这个村，一部分贫农和新中农社员把车仁福的破坏行为反映给工作组；工作组经过贫农座谈会、积极分子座谈会，才彻底揭露了车仁福的富农面目和破坏罪行。车仁福在土地改革时是个富裕中农，土改后，他靠组织假互助组、雇长工、放高利贷、贩马偷税等等活动，逐步发展成为富农。他年年都找没车马、劳力多的贫苦户插组，农忙还大量雇短工，直到入社他家有六匹马，四头牛，一台车，二十三、四垧地。因他弟弟是青年团员，车仁福就在这样“进步”的招牌下混入社内多方活动。过去党支部虽曾几次去进行了整顿，撤掉了车仁福的生产委员，但始终没有划清阶级界限；这次，大家才认清了这个阶级敌人的真面孔。
座谈会上，大家愤怒地一宗一宗数着车仁福的破坏罪行。有许多过去摸不着头脑的事，现在一对照，水落石出。张喜山说：“原来是一只耗子搅得满锅腥。”社员们压不住怒火，向克山县人民法院提起了控诉。富农破坏分子车仁福终于被逮捕法办受到了应得的惩处，全村群众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村支部书记说：“过去好像光听辘辘响，不知井在哪儿？看不清，摸不透，不敢斗，整了几次，药不对症。”副村长说：“过去一到西北屯，就像进了‘迷魂阵’，这才算把盖揭开了。”被车仁福拉拢的孟范有、于庚喜也清醒过来，非常悔恨自己上了车仁福的当，愤怒地揭发了车仁福的卑劣行为。被挑拨不团结的社员也各自作了检讨。八户动摇的社员也说：“这会把病根子去了，我们还出社干啥！”被车仁福谣言蒙蔽的农民们说：“这真是割倒了麻秆露出了狼，使我们的眼睛亮了。”互助组长张永江说：“都走上互助合作道路，车仁福就没法剥削了，共产党把我们解放出来，车仁福又想把我们扔进泥坑里去！”社内外思想澄清了，贫农中农情绪高涨，又有十六户农民加入了这个社。全屯农民都觉得像上了一次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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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拖拉机厂的工地上
本报记者 张健虹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乘上簇新的“斯柯达”牌号公共汽车，到拖拉机厂的工地上去。积雪融化了，汽车在黄尘滚滚的公路上前进。约一小时光景，便看见一排排淡黄色的、橙红色的、浅灰色的高大的建筑物。这就是我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的职工宿舍。
春天来到拖拉机厂的工地，一幅厂房工程大规模施工前的景色呈现在我们面前。铺着青黑色煤渣路面的临时公路，纵横交错地从我们面前伸展开去。穿着草绿军装的建筑工程部队的战士们，敞开衣襟，脸上淌着汗珠，在路边的管道里，铺设着黑色的粗大的水管。运送建筑材料的车辆在干爽的土道上来回疾驰。长达数千公尺的轻便铁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从方圆两万多平方公尺的停放施工机械的停车场向北眺望，那耸入青空的水塔，隐约可见，一片片新绿色的麦野上布满了斑斑点点的人群。他们是厂区基地的钻探者。另外一些人正按照钻探队插在地上的标记挖墓。四处传来的沉重的压路机的??声，节奏鲜明的打夯声，以及那钉道队敲道钉的当啷声，组成一支雄壮悦耳的歌曲。晚上，层层栉比的楼房窗口透出的电灯光亮，有如夜空中的群星，向人们显示出即将诞生的工业城市一角的繁荣景象。
看到这朝气勃勃的新的景象，便容易回想起修建拖拉机厂的人们，去年在这里渡过的那些艰苦而又光荣的日子。
七月，在拖拉机厂的工地上是一个多风雨的季节。清晨和傍晚已带有很浓的秋意。收过麦子，辽阔的原野上一片宁静，但是，自从建筑工人来到的第一天起，这里便开始了沸腾的生活。火一般的红旗，插遍了光秃秃的土地，在阴湿的地面上，搭起了一簇簇金黄色的席棚。这就是工人们的临时新居。他们从农村里买来高粱煮饭，从泥沟里取水解渴。地上稀溜瀾浆，腿陷下去拔不出来，盖房子的材料运不进来，他们人挨着人，站在没过膝头的淤泥里，把成吨的竹木砖瓦，从停车的大马路口，一件一件地依次传递到工地。但是这样做效率毕竟太低，第二天工人们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抢路”战斗，半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当时需要的全部道路工程。为了加速施工准备的工程进度，每当朝雾未散，他们就荷着工具出去，直到工棚里燃起萤萤烛火，方才归来。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了几个工种的工作。
到了河水封冻的日子，正是历年罕有的奇寒的冬季。人们冒着零下二十度左右的严寒，用立体平行流水作业法进行施工，这是一个新的考验。风呼啸着卷起雪花，人们站在屋子里也冻的伸不出手。一块块浸了水的砖，拿到手来不及砌上墙就结了冰，在屋面板上“结顶”的工人站不稳脚，至于最怕冻的混凝土工程，更像婴儿一般的娇嫩，照顾不好，就要百病丛生。但所有这些难题，都没有难倒建设拖拉机厂的工人们，反而加强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决心。
十九岁的张茂林，本是三级工，可是当他做高空作业时，能和老工人一样操作，一样同严寒搏斗。张茂林说：“风雪越紧，我们的心越热，干的就越起劲。”他们的手套冻成冰壳，豆大的雪粒刺得眼珠发痛，雪水渗透了棉衣，凉到背脊，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来休息，泥工用热水搅拌泥浆砌墙，钩缝工用掺了盐水的水泥钩缝，混凝土工用炉火和稻草席子给“平台”保暖，他们想了一切办法，征服了风雪严寒。
在那些严寒的日子里，保证工程质量是第一件大事。所以人人都非常珍惜地对待每一个工作的成果。工长杨甫林，每当他的工段浇灌了一块混凝土平台时，就像母亲爱护初生的婴孩一样，总是昼夜形影不离地守候着。他的眼睛因为缺少睡眠熬红了，喉咙嘶哑了，还是坐在平台旁边，不放心离开。混凝土搅拌队的同志也克服了许多意外的困难。有一回，五号楼第三层平台浇灌了一半，自来水突然出了事故，断绝了搅拌混凝土的水源。先灌的半截平台要冻坏了，五十多个工人出发去找水。有的在地上挖了个大坑，把周围的雪溶在里面，然后用桶把水取出来；有的把工地上积水筒里的水聚拢来；还有一些人，则迎着午夜透骨的寒风，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经过坳突不平的冻结了的道路，一歪一晃地，把附近河沟里的水挑回来。就像创造奇迹一样，他们一会儿担来了一百八、九十担水，使沉默了的搅拌机重又欢唱起来。
只要你走到工地，随时都会感到这儿的工人们是一个战斗的整体。不论是来自南方的参加过荆江分洪的战士，或是来自华东的技术工人，他们都是亲同手足的战友。走得快的人，总是向后面的人伸出援助的手。王大龙泥工组经常是能力强的帮助弱的。技工何阿三小组和战士张文汉小组互相学习很有成绩。何阿三小组觉得要学习解放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张文汉小组把技工看成值得尊敬的老师，要向他们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何阿三告诉我，张文汉是他最好的，进步最快的徒弟，他说：“他来时不会砌墙，过了一个月，砌清水墙一天能砌六百多块砖。”张文汉说何阿三是真能帮助人的好老师。起先，张文汉砌墙时砖总是歪歪斜斜，有窟窿。这使他心里非常痛苦。何阿三利用每天上夜班休息的十分钟，在电灯光下，摆着砖头，教会了他“压泥法”，又经过一段现场施工的锻炼，张文汉砌的墙就达到了“横平竖直，灰浆饱满”的标准。现在，他还学会了做平台、屋脊、钩墙缝等复杂的操作技术。前几天，他已经被评为三级工。
他们爱祖国，祖国爱他们。他们每一分钟的工作进展，都得到祖国人民热烈的关怀。人们用最好的物品支援着他们。他们做工用的是品质良好的砖瓦，东北的上等水泥，钢都的钢筋，兴安岭大森林里的优质木材，他们上下班乘坐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出产的有着沙发椅子的大型汽车，他们经常能够吃到南方的大米、水果和鲜鱼。农民们为他们种植了大量的蔬菜和贵重的果木。当地的政府和人民不断地派代表来慰问他们。当他们以超额百分之三十九点四完成去年年度计划的时候，浙江、江苏、四川、河南等地的农民都来信向他们表示感谢和祝贺。在祖国人民的爱戴中成长着的建设拖拉机厂的人们，正满怀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巨大的厂房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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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
一座严重浪费的建筑
季音
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办公大楼，是北京基本建设中浪费严重的建筑物之一。它是一座两翼四层中央六层的楼房，经燃料工业部批准，建筑面积为九千二百三十六平方公尺，工程总造价为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二百元，这个投资计划已经是很高了。但是建成后，工程支出超过原预算二十八万八千四百多元，超过部里批准的建筑面积一千零四十九平方公尺，资金超过计划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元。设计预算每平方公尺的造价是一百七十三元，但施工结果每平方公尺造价达二百零一元。并且还积压了器材合四十三万八千多元。超支的钱，部里不批准，至今仍没有着落，只得用局里其他的资金垫补。
盲目追求实质上是复古主义的所谓“民族形式”，使这幢建筑物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并且使这座国家机关办公大楼的形状丑陋不堪。
煤矿管理总局的这座办公大楼，是一九五三年开始设计的，负责设计的是总局基本建设处的工程师杨为乔。他取得设计图的方法是翻阅外国杂志，最后在一本画报上看到了一幢西式建筑物的图片：长方形的方框子，一式的大玻璃窗，主楼比两旁高一层，也是一片大玻璃。他决定采用这座西式建筑，并且也得到了当时煤矿总局领导人的赞许。这座建筑物的立面形状，完全是生硬搬用结构主义的建筑形象，用来建筑我国国家机关的办公大楼，显然是完全不适合的。设计图样送到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查后，没有得到批准。都市计划委员会指出了它的缺点，要煤矿总局重新设计。
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不批准原来的设计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在建筑中如何体现民族形式上，却没有提出明确而具体的意见。以后，工程师杨为乔先后三次去请教研究民族形式的某“权威”，这位“权威”给了他一些亭台楼阁的图样和一张草图，杨为乔就根据他的意见，修改了原设计，生硬地在这幢西式建筑的身上，安上了那些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
现在，就来看一下这座“民族形式”的建筑吧：房子整个的结构是方盒子，四周围是一式的大玻璃钢窗，但是在原来的平顶上，却被十分不调和地安上了三个歇山式的大屋顶，左右两边各一个，中间主楼上是个重檐；大屋顶上覆盖了价值四万多元的琉璃瓦，高高翘起的飞檐两端是一排琉璃制的鸽子，这些价钱昂贵的鸽子都失去了应有的形状，变成了四不像的飞禽；屋顶下是一排排红红绿绿的梁头、斗拱等等，这些一无用处的装饰都是混凝土做的，可是却被涂上了各种油彩；在三个屋顶之间，是一长排女儿墙，也覆盖着绿色琉璃瓦，墙的一端都伫立着一只四不像的鸽子；大楼两旁有八根触目的朱红柱子，以及两排假的石栏杆，——实际上它们都是用水泥贴在墙上的半边模型。主楼大屋顶下边，是上下三层的阳台，水泥做的雕花栏杆，绿色的琉璃鸽守卫在两旁。再往下，就是大门口了。在须弥座上筑起了两层雕着抱鼓石等各种古式花样的水泥栏杆，围着一个平台，正面台阶中间是一条雕刻着云彩、鸽子的“御路”（这种“御路”在北京故宫里最多），人们踏上台阶，迎面是二层的四扇被油漆得发亮的古式大门，门的额枋上描画着各式红绿彩画，进门是四根淡黄色的大柱子，天花板上描着五彩的藻井，悬挂着八盏古式宫灯，……总之，所有这一切所谓“民族形式”的装饰，都是拙笨地被生搬硬套地强加在这座建筑物上的，使建筑物增加沉重的负担，并使它丑化。而且浪费掉七万二千元，这笔钱可以建造一千平方公尺左右的职工宿舍。
煤矿总局的领导人从建筑一开始，就没有牢固地以节约的观念指导工作。他们没有责成设计者同时做出几个设计方案，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以便力求为国家多省下一些钱。他们草率地做决定，又草率地推翻，工作中一变再变，从原来建筑在城内，变到了城外；从原来是西式建筑，变到了“民族形式”，这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乱和浪费。例如原来要修建礼堂，后来又不修建了，结果多安装了二台锅炉，浪费了一万元。原来建筑在城里，后来又变到城外，原设计全部作废，浪费了六十八天，四千八百工时和许多费用，已订好的许多材料不能使用了。其所以变并不是想节约，而是如何尽量把房子造得更大，更华丽。
设计者当然也有责任。建筑工程中如何贯彻杜绝浪费厉行节约的精神，首先要从设计中做起。但是这个工程的设计者没有做到这一点，本来四层的房子完全可以用混合结构，但是这里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结果多费了四万元。又如设计者事先没有认真的考虑，就草率地把锅炉房设计在地下室里。施工后发现地下室高度不够，通风不良，只好又移建到室外，增加造价一万八千元，多占地一百五十平方公尺。现在设计的锅炉房仍然很不合理，多雨的季节经常要排水，否则锅炉房就有被淹的危险。
在许多地方，我们的建筑者（包括煤矿总局和工程公司）对国家财产很不负责，过份铺张。建筑物原来用北京的砖已很可以了，可是他们要用开滦煤矿制砖厂出的机制砖，因为砖重，不得不加大基础和结构，只此一项就浪费了四万元。建筑材料的消耗更是惊人，仅仅因为模板不合理使用，到处乱丢，就损失六万元。四万六千多公斤的木材被偷烧了，一千六百多根坑木“失踪”了。水泥因为积压过久，质量降低，以及不合理的施用，浪费了六百吨。玻璃由于材料尺寸不合，大材小用，损耗率竟超过百分之四十三。这类例子，在这个工程中是举不胜举的。
由于工程公司领导人缺乏节约的观念，整个工作组织得不好，这个工程在劳动力上浪费了三万六千一百个工，耗费工资七万二千五百元。
更严重的是他们违反国家财政制度，把二千五百多平方公尺的临时工棚盖成了砖木结构的半永久性建筑，多花了十万零八百六十元。工地上的临时医疗所，也趁机买了显微镜、太阳灯、电气冰箱以及全套的化验设备，俨然成了一座小医院。
耗费了这么多国家资金，这座建筑物的质量应该很好了吧！但事实不然。这座建筑物质量的低劣，和浪费同样的使人吃惊。不久前我去参观了这座大楼，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油光闪亮，但仔细检查，就破绽百出。大楼全部的柱子有四百二十六根，其中歪斜、弯筋、打断、窝洞，及秃边露筋的柱子，竟有九十一根，有的柱子已斜出十二公分多，只好用大量水泥把它糊起来。墙上，地上，到处都是裂缝，楼梯接岔处露出了钢筋，下雨时有的屋子里已漏水。楼内的混凝土楼板质量也很坏，有些房间的混凝土地面已经破皮，人一走动，混凝土粉末就到处飞扬。这样一座耗费了国家巨量资金的建筑物，竣工不到十个月，竟已到了这等模样。
我们都知道，现在国家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乃是关系着建设速度的根本因素之一。今天，大量地浪费宝贵的资金，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现在，是到了彻底停止这种错误行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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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山中小镇的变化
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正在不断地发展，自治州的首府——吉首也日益繁荣起来了。
吉首的国营贸易公司已扩大到四个门市部，供应着为苗族人民所需要的大批绸缎、缠头帕子和风湿药酒等新商品。开业不久的土产收购部是根据湘西地区的特点而专门设立的，这里挂满了收购来的豹皮、狸皮、麂皮、野兔皮和鸭毛等土特产。去年全州以合理价格收购的土特产即达三百六十五亿元（旧币），对改善人民生活和支援国家建设都有很大的作用。
为了适应山区发展和物资交流的需要，吉首汽车站也比原先扩大了六倍，峒河的船运和吉首的马车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繁荣，吉首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新建的第一人民医院的病床，已由二十多张扩充到一百张左右。新华书店也在这里设立了门市部。
两年多以来，吉首新建了总面积达三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式房屋，包括自治州各机关、学校、医院、电厂、汽车站和电影院等建筑。
自治州的劳动人民为建设吉首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仅吉首、凤凰、保靖三县的人民，就支援了七万多根杉木，还选了最好的油漆来给新落成的楼房油饰门窗。
现在，吉首新市区的干线上正在架设高压输电线、修筑马路和地下水道。这个山中的小镇，就要逐渐变成一座新型的城市了。
林国志 姜堰摄（民族画报稿）（附图片）
苗族人民参观快要完工的新房子。
国营贸易公司的土产收购部。
新建的气象观测场。
第一人民医院护理员正在给婴孩喂开水。
“团结报”是自治州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下水道的测量工程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