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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家
——祝梅兰芳、周信芳先生舞台生活五十周年
马少波
我国当代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先生从事演剧劳动整整五十周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为他们两位五十年来的卓越成就隆重地举行纪念，是更进一步显示了人民和国家对于艺术劳动和对人民艺术事业有贡献的艺术家的重视和热爱。他们两位五十年来在演剧艺术上有丰富的杰出的创造。他们是爱祖国、爱人民的艺术家。
当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以后，梅先生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以激励人民的抗日情绪。敌伪统治时期，他蓄须明志，坚决不向敌人屈服，表现了坚强的民族气节。“九一八”事变，蒋贼采取不抵抗政策，周信芳先生曾编演了“洪承畴”等剧激励民气；“七七”抗战以后，他在上海组织剧团，长期贴演了自编京剧“徽钦二帝”、“香妃恨”、“董小宛”、“亡蜀恨”、“文天祥”等剧以激发民族气节，鼓舞爱国热情。
全国解放以后，梅、周两位都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尊重，被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梅、周两位都担负了国家戏曲研究机关和剧院的领导工作。他们执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和戏曲改革政策，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事业，不遗余力。他们虽然都是六十岁的高龄了，但是无论工作、学习、生活都充满着蓬勃的朝气。最近几年来，他们为了满足群众的渴望，不辞辛苦地到各地演出，特别是全心全意地进行了赴朝慰问演出和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演出，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
他们在自己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继承和发扬了戏曲艺术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使表演艺术达到了真实动人和美的境界。
他们在半个世纪的舞台生活中创造了丰富的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艺术形象对观众发生影响的深刻性、持久性，决定于演员通过表演艺术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的感人力量的深度。每一个在舞台上体现出来的艺术形象之所以有分量，就在于形象应具有这样的内在的容量：人物的生动和真实，能够达到突出和充实的程度，它不仅使观众当时受到吸引和感动，而且很久很久，它的思想力量也还保留在观众的意识之中，帮助培养了人民的道德品质，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梅、周两位之所以达到这样高的水准，是由于他们真正懂得必须创造艺术形象和怎样去创造艺术形象，真正懂得创造艺术形象必须从人物的思想、性格的真实性出发；必须确切掌握历史条件和人物生活环境的特点。他们不仅在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使自己化为剧中人的功夫上，曾经作了不断的极大的努力；而且他们懂得自己既然是艺术家，是活生生的形象的创造者，那就应当具有真正的技巧，精通自己的表现手段。他们在这方面经过了长期的严格的锻炼，无论是“唱、做、念、打”，远在少年时代，就打好了稳固的基础。五十年来，他们一直是在技巧上结合表现人物思想感情，持久不懈地勤修苦练，一直是把人物思想和表现技巧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们十分注意研究唱词念白的内容、音韵、节奏，研究发音吐字的清晰和正确，研究身段、步伐和一切舞蹈动作的生动优美。因而他们在塑造角色时极其善于精确地活用艺术技巧，创造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当他们运用一切“外部技术”的时候，一字一句，一招一式，绝不是为歌唱而歌唱，为舞蹈而舞蹈，而是具有深厚的内在的含蓄。我们看梅先生的“醉酒”、“别姬”……通过那些丰富的舞蹈身段，无不微妙地表现出人物的幽怨和凄恋的情感。他最善于把最细腻的感情表现得非常鲜明。我们看周先生的“追韩信”、“四进士”……那怕是念道：“韩信去了！”的一个背式，追韩的一场趟马，表现萧何求贤若渴忠心耿耿的胸怀，何等凸出！即使是宋士杰在公堂受刑后一只手颤动的动作，也有力地传达了人物内心的激愤；而当他念到“干父不保干女儿，那……一个来保！”“受贿不多，只有三百两！”的那末一个质朴的手式，又是多么和语言相应地强烈地表现出宋士杰这个老人见义勇为嫉恶如仇的品格和反抗的气魄！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梅先生在扮演赵艳容
（“宇宙锋”）、白素贞（“白蛇传”）、韩玉娘
（“生死恨”）、林黛玉（“葬花”）、晴雯（“千金一笑”）、花木兰（“木兰从军”）、萧桂英（“打渔杀家”）、梁红玉（“抗金兵”）、穆桂英（“枪挑穆天王”）、薛金莲（“姑嫂英雄”）、西施（“西施”）……许多角色中所创造的各种不同的艺术形象那样生动优美，令人难以忘怀。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先生在扮演萧何（“追韩信”）、宋士杰（“四进士”）、张广才（“扫松”）、萧恩（“打渔杀家”）、宋江（“浔阳楼”）、张元秀（“清风亭”）、卢俊义（“大名府”）、张良（“博浪椎”）、岳飞（“风波亭”）、杨继业（“杨家将”）、邹应龙（“打严嵩”）、文天祥（“文天祥”）………许多角色中所创造的各种不同的艺术形象给观众留下那样大气磅礴的深刻动人的印象。
对于演员的创造来说，又必须根据现实主义的原则来发展他的独立的艺术思维，不墨守成规，不机械地模拟前人，而应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的创造。梅、周两位艺术上的成就，主要是发扬了传统，表现了勇于革新的精神和前进不懈的毅力。
满清末期，京剧旦角的“唱、做、念、打”各有专行，青衣旦、玩笑旦、闺门旦、刺杀旦、刀马旦、武旦等分界是较严的。各旦行在表演要求上各有所偏。这样严格的分工，虽然可以发挥各类角色技术上的专长，但对于完整地生动地创造人物，表达感情，有着严重的限制。前辈艺人如梅巧玲、余紫云、路三宝、李紫珊等为了打破这种界限，都曾经作了一定程度的努力。王瑶卿先生进一步明确从人物出发，坚决突破了这种限制，开始大胆地根据不同角色把青衣和花旦的表演方式融合起来，有时并兼收刀马旦的技巧。到梅先生，更集其大成，不但在表演实践中把唱、做、念白、武工的技术及其他舞蹈动作不断地加工丰富，并进一步根据人物表现的需要和作为综合艺术应有的性能把它们有机地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了。在旦角的唱腔、服装、扮相各方面也都大胆地进行了若干的改进。他从武戏中，从旦角的各种舞蹈身段中，从其他兄弟剧种中，并直接从生活中，选出了舞蹈素材，通过古装戏“天女散花”、“嫦娥奔月”、“洛神”、“霸王别姬”、“太真外传”、“麻姑献寿”、“西施”等剧在加强京剧表演的舞蹈性上进行了精心创造；而且也通过时装戏“孽海波澜”、“邓霞姑”、“一缕麻”进行过表现当代生活的尝试。
周先生在京剧界一向是以勇于革新著称的。他的传统艺术的根基是深厚的，他的功夫大有助于他的表演；但是旧的格式向来不能限制他的发自内心的性格化的表演创造。幼年时候，老师传授给他的一些戏，如“四进士”、“清风亭”、“打严嵩”……原来人物是并不太突出的，或者说是并不太生动的，而经他不断地琢磨、丰富，充实了生活内容。“戏”出来了，人民性也突出了。他在京剧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地方戏曲的经验，吸收现代艺术的经验，而且他又善于溶解，很自由地适当地运用在自己的角色创造上。例如从古典剧目中改编了“临江驿”、“追韩信”等很多戏，他的“清风亭”、“打渔杀家”等剧，受梆子戏的影响很大；“扫松”、“跑城”等剧是徽戏的路子。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无论剧本和表演，周先生都进行了革新和丰富。
无疑的，他们的革新精神是为人民大众所支持所欢迎的，但也不是平坦无阻的。梅先生早年演出一些新戏，有一些新的创造，就曾遭到许多保守的人们的反对，骂他是“外道天魔”。至于周信芳先生在艺术上的大胆创造，当时，更是被一些人看作是“旁门左道”了。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把他们阻挡住，他们终于克服了困难，坚持了艺术上的正确发展。
五十年来，他们两位很重视和群众的联系，他们虚心好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一贯是严肃的。直到现在，他们两位还是在不断的修改和丰富自己的剧本和表演，精益求精，不肯懈怠。
艺术家的艺术素养和道德品质，总是彼此密切地联系着的，而且正是在这种联系中产生了伟大的艺术。梅、周两位过去自然也是无例外地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生活的痛苦经历和人民要求解放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使他们逐步觉醒，并由于人民的优美道德传统的影响和善于从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中汲取了若干积极的精神力量，培养了自己的道德品质。反过来，又通过艺术创作，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因而他们两位尽管过去生活在旧社会环境，却从来没有把艺术引向堕落，而努力使自己的艺术和爱国的民主的思想相结合。解放以后，接触了新的时代，新的观众——广大工农兵，使他们的艺术增加了新的生命，他们和他们的艺术过去正好像岩石下曲折而顽强地生长出来的枝条一样，现在掀开了岩石，伸长在自由的广阔的天地之中，就更显得欣欣向荣、枝繁叶茂了。
周扬同志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曾经这样说过：
“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是杰出的；特别是因
为中国戏曲综合了歌、舞、剧三者的艺术，就更显
出了它的非凡的特色。中国戏曲，特别是京剧，曾
产生了从程长庚到梅兰芳的一系列的天才的表演艺
术家。他们在舞台上创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物性格。
他们的表演艺术是我们整个戏曲遗产的一个极其重
要的宝贵的部分，必须正确地加以继承和发展。”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这样的评价，是确切的；中国人民以有梅兰芳、周信芳先生这些天才的表演艺术家而自豪。他们的经验和成就，是值得特别宝贵的。他们五十年来的艺术道路，是现实主义的道路，爱国主义的道路，必须正确地加以继承和发展。在今天，在祖国正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艺术家们应当更积极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武装自己，系统地巩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更密切地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和我们的新社会、新时代一同前进。梅先生和周先生正在努力地这样做。那末，他们两位走过来的道路所展示的未来和前途，将是无限广阔，无限远大的。让我们敬祝梅、周两位先生青春常在！
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举行的
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会，今日在
北京举行。（附图片）
梅兰芳
周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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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限制批评的借口
锺怀
党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对于报纸上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态度，要求他们支持每一个提出健康批评的人。这样，报纸上的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展开和扩大。但是有些党委的负责干部却以种种借口来限制报纸的批评。党报有责任来打破各种借口，为在报纸上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创造有利的条件。
二月十九日，抚顺日报党的生活栏发表了一封党员来信，题目是“刘成海为啥不过组织生活”。这封信是抚顺矿务局胜利矿的王滨同志写的。他在信中批评了胜利矿机关总支委员兼办公室支部书记刘成海强调行政工作忙而不愿做党的工作，甚至连党的会议都不愿参加。例如，刘成海所在的支部决定在一月二十一日开党员大会改选支部委员会，可是身为支部书记的刘成海不仅把一切准备工作都推给别的委员去做，就连党员大会也不去参加，而在工会办公室里忙于下棋。抚顺日报把王滨同志的信发表出来，对刘成海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提出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照理——也就是说按照党的原则，胜利矿的党委书记邸干义同志在看到报上的这个批评以后，应当首先想到自己的领导责任，并考虑怎样严肃地处理这个批评。例如，作为党委书记，自己过去对党委会所属总支和支部的一个负责干部不重视党的工作和不参加组织生活的错误，是否一无所知呢？如果知道，是否同这种错误进行过斗争呢？现在既然有人在报纸上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又应当怎样教育刘成海本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并用这件事来教育大家吸取教训，同时对勇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的共产党员给予鼓励和支持呢？但是邸干义并没有这样做。他采取了另外一种做法。他在听到刘成海因受批评而“闹情绪”后，把批评者王滨叫到书记办公室来，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你写这篇稿子总支知道不？”“他是个总支委员，满可以在委员会上开展批评，不应当用笔名在报纸上勾心斗角！”……。
这种责问是非常无理的，完全违反了党的原则。抚顺日报在三月十六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抚顺日报是中共抚顺市委的机关报，在这个报纸上开展批评并没有离开党的组织；还指出党章和党中央的关于批评的决议明确规定党员有权在党的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权利不准任何人侵犯。这就打破了邸干义用以限制批评的借口。
像邸干义这样不是支持和鼓励自下而上的批评，而是企图限制党内民主、限制报纸批评的人，在我们党内决不是一个、两个。报纸对于这样的人，就要揭发，就要大力支持一切来自群众的正确的批评。各级党委也应当保障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这种批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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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雄的轰炸机飞行员宋宗周
许庚泉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夜，暴风在浙江东海面上狂啸着，海水被掀起滚滚的浪花。在大陈港湾的海底，这一天，埋葬了蒋贼军舰和舰上的蒋贼军残骸。其中有一艘最大的“中字号”登陆舰，从台湾开来还不到十二小时，就冒起浓烟被汹涌的海浪吞蚀了。
在前线空军某轰炸部队的营房里，一个高个子宽肩膀的飞行员，他为胜利兴奋得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就是带领他们全机组和张伟良机组共同炸毁这艘“中字号”登陆舰的飞行中队长宋宗周。
一月十日，宋宗周和他的战友和往常一样去作轰炸课目演习。他和同志们的决心是，练习得使炸弹一定要在蒋贼军头上开花。这天上午，他们演习时投下的炸弹，又都中在靶标上。他们心里正在高兴，突然接到了指挥员的命令：“挂好炸弹，作好到大陈港轰炸蒋贼军舰的战斗准备。”
整个机场被忙碌和喜悦的景象掩盖住了。有的忙着加油，有的忙着挂弹。红旗竖起，载着重磅炸弹的战鹰摆着威武的队形凌空升起了。强大的歼击机群在高空掩护着。轰炸机群在带队长机张伟良带领下向大陈港上空飞去。
这天，海风很大。宋宗周机组的领航长严树森聚精会神地在修正航向，宋宗周沉着地按着严树森“向左”“向右”的请求，使飞机不偏不倚地飞行着。祖国的海洋和沿海敌占岛屿的每个地方，他们都十分熟悉。他们的决心是：决不允许一艘敌舰从瞄准具里溜掉。
搜索开始了。宋宗周盯住前下方，严树森的眼睛紧贴着瞄准具。突然，他们发现前下方有黑色斑点。这时，带队长机由无线电下达了命令：“注意搜索，准备轰炸！”“左下方有敌舰，抓大的炸！”宋宗周和严树森按着带队长机指示的方向飞去。宋宗周的声音响遍全机：“要沉着瞄准，注意警戒！”“检查一次角度！”“再检查一次角度！”后座舱里面的通讯长和射击长呼应着。就在通讯长兴奋地报告带队长机炸中敌舰的喜讯时，严树森紧跟着连喊两声“投下炸弹！”刹时间，一颗颗重磅炸弹闪电般地冲破大气层，向蒋贼军舰冲击，通讯长在后舱看得非常真切，他扯起喉咙不停地喊：“炸中了！起火了！”这时，机身轻便多了。当他们盘旋返航途中，往下看，团团浓烟烈火淹没了敌舰。
过了七天，宋宗周机组又参加了轰炸一江山岛的战斗。
一月十八日，天刚曚曚亮，宋宗周所在部队的机场上人们忙碌着。任务是要配合陆军、海军解放一江山岛，谁能不兴奋呢。宋宗周很早就率领飞行员在休息室里研究着战斗方案。宋宗周握紧拳头，高吭地对大家说：和陆军、海军联合作战，我们是第一次，我们不能有一点疏忽。我们的机组稍一出了差错，就会影响整个机群，也会影响整个战斗。”他说着就在桌子上摊开了一张一江山岛的军事地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摧毁岛上东北角滩头阵地的制高点，二○三高地。在这二百五十多平方公尺的地方，有敌人的碉堡群，有土墙，也有堑壕。我们的陆军部队需要从山北面的断崖上登陆。所以，我们只能想着一件事，尽一切力量，在这里炸出陆军前进的道路。”
指挥员发出的起飞命令传来了。
这天，有海雾。宋宗周驾驶着战鹰在威武的联合机群中间向一江山岛飞去。到达目标上空了。在敌人射出的高射炮弹的烟朵中，宋宗周机组找到了指挥员指定的目标，他们把载着的重磅炸弹全部倾泻到二○三高地上。这时，轰炸机群，强击机群对蒋贼军阵地猛烈地轰炸、扫射开了，硝烟大火弥漫了整个一江山岛。
空战继续进行着。
宋宗周和他战友再次飞临一江山岛上空的时候，他们看到，二○三高地已变成了一片焦土。他们迅速地越过高地向前飞。他们看到人民海军的军舰向海滩急驶，舰上的大炮向一江山岛连续轰击着；舰上的步兵战士挥动着帽子向机群欢呼。英勇的先头部队开始登陆了。这时岛上有了我们的战友，也有了我们的据点。宋宗周和他的战友被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雄伟阵容激动着。他思索，应该把炸弹迅速地投到我步兵最需要的地方去。他随即请示指挥员允许他们机动寻找目标轰炸。他们急速地盘旋着，往前看，下面就是预定的步兵冲锋道路，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步兵还没有登上这条狭长走廊？仔细观察，这里有敌人散兵群和炮兵阵地。他命令领航长：“瞄准好，把炸弹投在这里！”重磅炸弹一颗接着一颗在敌人据守的炮兵阵地和交通沟里爆炸、开花了。
宋宗周机组空战胜利的喜讯，迅速地传到指挥员那里，传到机场上日日夜夜维护战鹰的机务人员那里，传遍了他们部队。
机场上欢迎的人们把一束束鲜花送到他和战友们的手里；祖国的人们写信祝贺他们。
在这次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上，空军首长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宋宗周在和首都人民会见的日子里，他一再表示：我永远不能忘记祖国人民给予我的荣誉，我们有信心和全国人民和陆军、海军一起，解放我国领土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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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解放军某部连队政治指导员向新入伍的战士们介绍自己连队的光荣历史。 新华社稿 于天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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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某部新战士参加了第一次条令测验。青年团员万细蝉（左第一人）、吴谦发（右起第二人）都得了五分。图为他们正在看成绩单。
新华社稿 于天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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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克斯洛伐克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胜利前进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 兹·费林格
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获得的历史性的胜利，也保证了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光荣的苏军解放了我们的共和国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变。我国人民多少世纪来进行斗争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人民成了自己的国家的主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自己决定着自己的命运，为自己和后辈建设着幸福和愉快的生活。
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是工人、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国家，它保证全体公民获得充分的民主权利。它不仅只限于在形式上宣布这些权利，而且在事实上也实际并全面地保障这些权利。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同慕尼黑事件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在慕尼黑事件以前，一切政权都掌握在一小撮银行、工厂的大股东和一伙地主手中，他们认为同外国帝国主义者紧密勾结在一起就可以保证自己在国内的长期统治。他们戴着民主的假面具，日益凶残地压迫和剥削劳动群众，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们采取恐怖手段。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当时是唯一勇敢地捍卫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政党。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却蓄意实行叛逆的政策，企图使劳动人民放弃他们的正义斗争。
下面这一事实即可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困苦：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七年这十五年内，远离捷克斯洛伐克到国外去找工作的，几乎有五十万人，其中有三十万人是农民。对一个仅有一千二百万人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已经是很大了。在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年代，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经济危机时期是劳动人民遭受剥削和陷于贫困的最深重的年代；当时失业的人数几达一百万人。
捷克斯洛伐克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工业，特别是大工业，一直都在国际垄断资本支配之下；自然，这些垄断资本是不顾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切身利益和需要的，他们力图尽可能地首先从廉价的过剩劳动力，以及从我们工人的熟练劳动和技巧上赚得更多的钱。工业中又缺乏可靠的原料基地，为了外国资本家的利益而有意阻碍了原料基地的发展。铁和钢的生产，被欧洲强大的卡迭尔压制在极低的水平上，以维护和美、英、法垄断资本紧密勾结在一起的鲁尔资本巨头的利益。大约有三百个卡迭尔合同窒息着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的发展，阻碍广大劳动者阶层发挥创造性的劳动热情。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资本家，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利益，靠着国际卡迭尔的优厚股息而发财致富。因此，在一九三八年这个决定性的时期，政府中资产阶级联盟的首领们，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外国资本家勾结在一起，为着自己贪婪的利益，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共和国，签定了可耻的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首先使捷克斯洛伐克分裂，随后又招致了希特勒的直接侵占。
一九四五年五月，当苏军把我们国家从法西斯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在我们面前就摆着这样巨大的任务：不仅要保证供给居民以粮食，而且要把被纳粹占领者破坏解体的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空军有意炸毁的工业恢复起来并投入生产。在占领期间为纳粹德国的军事需要而生产的工业，现在应当为爱好和平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恢复工作服务。但是，必须粉碎资本家和地主的势力，把银行、大工业和中型工业的管理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把土地分给劳动农民，改造国民经济的一切结构，使其适应于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真正需要。大工业、中型工业和金融机关的国有化，没收和分配地主、卖国贼的土地，都是我们在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下实现的。国有化和分配五十公顷以上土地的全部过程是在三年期间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下完成的。在把国内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毁了资本家及其仆从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取得了胜利以后，我国人民就能更加迅速地向前迈进了。
哥特瓦尔德同志领导制定的第一个两年经济计划，提出了恢复因希特勒匪帮的侵占而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的任务。在继此而后的五年计划年代，我们又进行了我们的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重建和建设工作。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表明，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这个巨大的任务。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主要部门的机器制造业的生产，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间，已经增长了二点三倍，在这个时期内发电量从四十一亿瓩时，增加到一百二十四亿瓩时，煤和褐炭的采掘量从三千四百七十万吨增加到五千四百七十万吨。在这些年代里，工业生产总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二。在斯洛伐克工业产量比战前水平几乎超过了百分之三百五十。生产资料的生产占生产总量百分之六十二点三。
由于人民劳动热情的高涨，以及在经济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居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六年间，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人工资的曲线有下降的趋势，直到一九三七年底，每月平均工资仅四百二十一克朗：从一九四八年反动派的反革命叛乱计划由于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高度警惕而被粉碎后，每月平均工资即不断增长，一九五三年已达一千一百六十六克朗。从一九五三年六月起，由于三次减低零售价格的结果，职工的实际工资还不断地增长，仅一九五四年一年中，就提高了百分之二十。由于征购及收购价格的提高，对国家供售定额的减低，以及党和政府进一步采取的措施，使劳动农民的收入也增多了。去年零售商品的销售额比一九五三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以上，这就证明了劳动人民购买力的不断增长。
党和政府非常关怀居民的健康。医生、医院、诊疗所和预防医疗机关的数目大大地增长起来。一年比一年地更加关怀妇婴的健康。在减低婴儿死亡率方面，已经获得巨大成就。去年婴儿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三十七，在一九三七年则为千分之一百二十七。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健事业的改进，我国居民平均年龄比战前增高了十岁。
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劳动人民的业余艺术活动也广泛地、大有前途地开展起来了。许多国立歌剧院和话剧院、各州的剧院和音乐厅，经常挤满了渴望文化的观众。
我们的教育事业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发展着，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进学校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特权了。在国内各高等学校中学习的，有五万个大学生。此外，还有五万六千个劳动者在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附属夜校和函授学校进修。
去年民族委员会和人民会议选举运动的成就，证实了我们人民民主制度的力量。人民在选举运动中拥护民族阵线候选人，并一致主张：要坚持和平、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要同苏联、人民中国、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持持久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所获得的政治和经济的成就，巩固了团结在民族阵线中的劳动人民的不断增长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统一的民族战线的领导者和鼓舞者，就是我们光荣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劳动人民是自己国家的主人，自己幸福的创造者，由于劳动人民的努力，剥削者和掠夺者就再没有发财致富的机会了。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使世世代代被资本主义制度束缚的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获得解放。现在具有新的劳动态度、以新的劳动方法工作着的先进者，是数以万计的。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提出迅速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具体的纲领，这个纲领为我们的国民经济规定了新的任务。这个纲领是根据去年召开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指示制定的。首先我们应当大大提高农业生产，主要的是畜牧业生产；同时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的重工业，因为重工业可以使工业和农业中的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我们的重工业，首先是机器制造业，有可能通过农业机器站供给统一农业合作社和中、小个体农民以日益增多的机械化工具。这个事实以及日益广泛地应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方法使我们能够大大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畜牧业产品的产量。事实证明：在国营农场以及采用社会主义劳动组织方法和先进的农业技术与养畜业技术的统一农业合作社中，我们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工作的成绩，要大大超过个体农民的劳动成果。这就是为我们全体劳动农民指出道路的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组合的优越性的不容争辩的证据。
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应当为顺利完成新的五年计划创造前提条件。自一九五六年起，我们将要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将与苏联的新的五年计划同时开始。因此，必须为更紧密地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创造条件。
捷克斯洛伐克的劳动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已获得了巨大成就。伟大的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巩固了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地位，使它的安全得到了更大的保证，并使和平事业获得了巩固。过去，我国人民怀着极大的关切和同情心，注视着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也曾以愉快的心情欢迎中国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怀着深厚的、兄弟般的同情，注视着中国人民在建设国家，以及使中国逐渐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的对外政策、保障亚洲和平的意愿，受到了亚洲人民的热烈欢迎。亚洲人民都纷纷向他们自己的政府提出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与其他世界强国同等的一员参加的日内瓦会议，证明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是自己的捍卫者，因为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和苏联的代表帮助印度支那人民取得了和平协议。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义愤填胸地注视着美帝国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所施行的无耻的挑衅行为，并坚决地斥责他们对中国内政的粗暴的干涉，如现在以暴力分割中国固有的领土台湾的行为。
捷克斯洛伐克的劳动者尽力巩固和进一步加强捷克斯洛伐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联系。两国在地理上虽相距遥远，但不能阻碍这种意愿的实现。我们彼此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地在加强。在以平等互利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的范围内，捷克斯洛伐克供给人民中国以工业制品，以此交换工业原料和居民的食品。这种经济合作可以提高两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和中国人民在文化方面的联系也不断地发展着。互派文化代表团，歌舞团的演出，组织各种展览会，这都使我们有可能吸取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丰富的宝藏。
伟大的中国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有着共同的目的——维护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和保障劳动人民有愉快的生活。两国人民为了实现这些崇高的目的，正亲密友好地合作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现在和将来都力求做到使两国之间，以及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切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日益深厚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