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
杨献珍
一、思维是存在的反映
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精神与自然界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这也就是二者之中哪个决定哪个的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阵营就是从这个问题上来划分的。几千年来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所环绕的中心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对胡适派、对胡风小集团的哲学思想进行斗争，也正是集中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决定什么是第一性的问题。但这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究竟处于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否在我们的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构成对现实的正确反映？”
唯物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就是说，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维能够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构成对现实的正确反映。
总地说来，唯物主义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存在是第一性的（存在即物质，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思维是第二性的；
思维是存在的反映（精神是物质的属性，世界上没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上帝鬼神之类似乎是这种东西，但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
唯心主义者则相反，他们认为：
思维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或如胡风小集团的哲学家们所说，主观精神是第一性的，客观世界是第二性的，主观精神决定客观世界）；
世界是不可能认识的。这就是不可知论。
马克思曾经说过：“观念不过是物质底反映。”这是唯物主义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古典的公式。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最根本的原理。我们要想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历史，总之，认识一切东西，就必须紧紧地掌握住这个原理。
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同志，都是根据这个古典的反映论的公式来阐明认识论的。谁离开了这个公式，谁就要在认识论的问题上犯大错误。
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反复地阐释了反映论的原理：
“承认理论是模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我们的知觉或表象乃是物的映象。”
“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不过是外在世界底映象，并且，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反映就不能存在，可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论自觉地把人类底‘素朴的’信念作为它的认识论底基础。”
必须记住，只有用反映论来阐释认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有些人用“符号论”来说明认识论，这就一定要犯错误。普列哈诺夫的“象形文字论”就是这样的认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的感觉与表象，不是现实的物与自然过程的复写，不是它们的模写，而是随便一种什么样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等等。普列哈诺夫在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即认识论问题上犯了这个错误，这与他以后之走上反动道路是有关系的。普列哈诺夫关于认识论问题，违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理。恩格斯既没有说符号，也没有说象形文字，他说的是物的复写、映象、模写、镜像。
为什么符号论的认识论是错误的呢？
因为符号论者认为感觉与感觉所表象的东西之间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如果感觉不是物的映象，而只是与物没有“任何相似”的记号或符号，那末，外间对象的存在就颇成疑问了，因为记号或符号对于假想的对象是完全可能的。
列宁说：“无可争论地，模写决不能和原型完全等同，可是模写是一回事，符号，约束的记号却是另一回事。模写是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以它所‘模写’的东西底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约束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包含着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因素的概念。”
这个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原理的创立，打破了人类对于宇宙自然的认识的神秘性，解决了世界的可知的或不可知的问题，也解决了是非的标准，即正确与错误的标准问题。理论的正确与错误要有一个标准，有了反映论，这就有了标准。
列宁、斯大林就是掌握了反映论这个武器，把俄国革命引向胜利以至建成了社会主义。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说：“……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克思认为理论对现实的参照是判定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准绳。”
这也正是判定苏共党史上两条路线哪条路线是正确的，哪条路线是错误的标准。
因此，要学习唯物主义，必须掌握反映论的原理。搞通了反映论，就搞通了唯物主义。不懂得反映论，也就不懂什么是唯物主义。所谓认识，就是反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反映论。
毛泽东同志也如列宁、斯大林一样，紧紧掌握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原理，才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中国党的历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谁是谁非，也正是决定于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反复教导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学会掌握反映论原理，学会一个“主观与客观一致”的道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是这样教导我们，在他的许多其他文章中也是这样教导我们。
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要学会办事，关键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在“实践论”中讲，要使思想合于客观外界规律性，才能使我们的工作达到预期的结果，如果不合，就要在实践中失败；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而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实践论”最后讲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里所谓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也就是说改造自己的反映能力；所谓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就是要使自己的主观世界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能够做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就是所谓改造思想的问题。有些人拒绝改造思想，那就是要使他们的主观世界永远与客观世界相矛盾，永远陷于错误的认识中。一九四二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全党整风，整什么呢？就是整主观主义。为什么要整主观主义？因为主观主义者的主观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主观与客观不一致。主观与客观不一致，做任何事情，都作不成功，且不必说革命的大事情了。所以，整风就是整这个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那末，为什么还要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思想意识呢？因为这些思想意识都是自私自利的东西，有这样的思想意识的人，就不能客观地看问题，就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就不能达到主客观一致。这里有一条规律，就是，没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就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这一条规律是为无数次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二、认识世界的两种方法和知识的起源问题
认识世界有两种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唯心主义的方法。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讲：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感觉和思想到物呢？恩格斯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的；马赫是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的。 唯心主义者认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东西，主观唯心主义者还认为“物”不过是“观念底集合”或“感觉底复合”，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世界上除自己以外，就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人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主义。他们的观念或主观精神又都是天生的。世界就在我的
“心”中，在我的“观念”中，在我的“意识”中，在我的“主观精神”中，所以，要认识世界，不假外求，万物皆备于我，返求诸己，“以自己的精神来说明客观世界”就行了。这就是说，他们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从内到外，“从感觉和思想到物”。胡风等人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这种方法，所谓
“自我扩张”，用主观精神去“拥抱”客观世界，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用这样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来指导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舒芜先生在“致路翎的公开信”中描写的非常好。他说：“对于文艺工作者的实践的问题，我们根本把它取消。我们甚至于连‘实践’两个字都极少提起，只说要‘深入生活’。怎样深入生活呢？我们又说：哪里都有生活，一切生活都是相通，随处深入下去都有所得。更进一步，我们又特别强调日常平凡生活，才是‘最实际的生活’；其具体内容，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极其狭隘的私生活。这样一来，所谓‘深入生活’者，恰恰成了脱离群众，逃避实践，缩在小资产阶级的蜗牛壳里，缩得越深越好了。当时我们就自命是‘深入生活’……。”缩在蜗牛壳里，缩得越深越好，他们“深入生活”就是这样“深入”法的。可是这个蜗牛壳不是平凡的蜗牛壳，住在里边，能够进行
“自我扩张”，能够充分发挥“主观作用”，能够创造出“决定着人类命运”的作品。住在蜗牛壳里边，所看到的世界就只有那么大，如舒芜先生所描写的，“眼光只在自己鼻子尖上打转”，可是他们又是“决定着人类命运”的作家，既是作家，就不能没有作品，那么，创作的材料从哪里来呢？或者说，创作的源泉是什么呢？这在唯心主义的作家，根本不成问题，只要有一副天才的头脑就够了。世界就在我的头脑中，万物皆备于我，创作材料在我的头脑中应有尽有，丰富得不得了。什么是创作的源泉？“主观精神”“人格力量”“自我扩张”“创作态度”等等就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因此之故，就是住在蜗牛壳里，为什么不能创造出文学艺术上的奇迹来呢？
这岂不是明明白白的一条马赫主义的即主观唯心主义的“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认识世界的路线么？胡风先生的认识世界的路线（他并把这条认识世界的路线教给别人），正是如此。
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物质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末，客观世界、物质怎样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呢？唯物主义者是按照“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列宁说，“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感觉，这正是唯物主义。”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认识的起源或知识的来源问题。“实践论”就是根据唯物主义的认识世界的路线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许多人搞不清楚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唯心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心理活动的结果，是主观自生的。所谓“天赋观念”，即是说，观念
（或知识）是上帝给予的。或自然而然生来就有的。所谓天纵之圣，生而知之，良知（不学而知）等等，就是这个意思。
贝克莱讲到我们的感觉的真正的起源时，肯定地说，这个起源一定是神。讲到我们的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时，肯定地说，经验是由神直接在我们的内心引起来的。
实用主义者詹姆士说，经验是先天的东西。他说，普遍定理是先天的知识。他否认唯物主义的经验派把知识看作是被动的、从外面印上去的讲法，而说定理是从内在经验中偶然提出来的。这是一种所谓内省体验的唯心主义的经验论。
詹姆士宣称：理想体系的起源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官能感觉（即感觉器官）来的，是从前门进来的。一条是从内面经验上偶然发生的与外面不同的，是从后门进来的。思想自身是从内面出来的，是从后门进来的。从后门进来的或偶然起来的妄想，也许比从前门进来的客人格外重要。
这就是胡适的老祖宗之一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所讲的知识起源论。
法国唯心主义者柏格森的哲学，对中国也是有影响的，张东荪就是柏格森的信徒，译过他的叫做什么“创化论”及其他哲学著作。柏格森也讲什么
“心中的经验”，他说，我们所真正知道的只是心中的经验。他讲“实在就是心理的存在”，讲什么
“物质起源于心理的存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所宗奉、宣传的就是这些东西。
由于不懂得知识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人们也就找不到一个求知识的正确方法。
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到“五四”以前，许多人都以为知识的来源是书本，特别是孔夫子的书，人们要求知识，就得读孔夫子的书，叫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王阳明读书，读到“格物致知”的时候，颇有所悟，发奋去“格”他的庭前的竹子。物虽不尽是竹，但竹总是一种物。可是他“格”了好几天，不但没有“格”出什么名堂来，反而把自己“格”病了，从此再也不从“格物”去“致知”了。他放弃了“从物到知”的这一条求知识的唯物主义的路线，于是便转而求诸心，从此便“恍然大悟”，原来知识就在自己的心里面，知识本来是自己心里早就有的“家当”，叫做“良知”。这种良知，为私欲所蔽，冲不出来，只要去掉这一层障蔽，知识就自然而然出来了。因此，王阳明就找出来了一条
“致良知”的求知识的方法。后来又出了一个李卓吾，反对孔夫子，说“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卓越的见解，这个见解后来还大大地影响了五四运动，因而出现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种见解完全对。可是再问一句：究竟以怎样的是非为是非呢？李卓吾依然回到了王阳明的老路，说“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这仍然是以“心”为知识的来源，以“致良知”为求知识的方法。
我们共产党员中也有许多同志不知道知识是从何处来的，也以为知识是从书本来的，不过不是孔夫子的书，而是讲共产主义的书，认为死啃几本讲共产主义的书，便有了共产主义的知识了。教条主义者曾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当然就可以治中国了。
当然书是要读的，可是，如果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求知识的方法，这就不对了。如列宁教导我们的：
“如果说，研究共产主义只限于通晓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末我们也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是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的。因为这种人虽把共产主义书本上的东西都读得烂熟，却不善于将这一切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实际行动。”“没有工作，没有斗争（即没有实践——作者），那末单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求得的书本上的共产主义知识，可以说是一文钱不值的”。（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那末，到底什么叫做知识，怎样才能取得真正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
这里就说明了知识的来源问题。
“实践论”教导我们，知识来源于实践。唯物主义所说的“实践”，就是指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绝不是如胡风先生所说的每个人每天吃饭睡觉那类日常平凡生活，以至吵架求爱之类的“斗争”。
人类在生产斗争当中，天天与自然界接触，慢慢地对于自然界的情况有所认识，积累下了许多生产经验，慢慢地摸着一些自然发展规律。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加以系统化，这就成为自然斗争知识。自然科学就是这样来的。
社会有了阶级，人类生活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之间有矛盾，就有斗争，特别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中，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慢慢地对于社会的情况有所认识，因而积累了一些经验，并慢慢地摸到了一些社会发展规律。把这些由阶级斗争所积累的经验总结起来，加以系统化，这就成为阶级斗争知识。社会科学就是这样来的。
不管什么知识，先天的、天生的知识是没有的。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不干（即列宁说的“没有工作，没有斗争”），就不能取得感性知识。我们有些同志，作了工作，怕作总结。他们不懂得，总结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把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不总结或不会总结，就不能把感性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就只能停留于知识的低级阶段，而成为经验主义。
“实践论”的最后一段讲，“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这就是认识（或知识）的发展规律。
实践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认识是实践的反映。
有工作（实践），就有经验（认识），但这初步的经验，还只能是感性认识，经过总结，把零散的经验系统化，找出规律，这就提高到理性认识了。
三、客观世界如何反映于人的头脑中？
客观世界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末，世界的形象怎样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使人对于世界有所认识，即使人有了关于世界的知识？“实践论”中讲，“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世界上自古至今，中国外国，没有发现过一个这样的人，他一生下来，满脑袋就被上帝给他装满了关于世界的各方面的知识。
有些人对于“天才”也是作了唯心主义的了解，以为“天才”就是天生的才子，从娘肚子生下来以后，就是天天睡觉，或者缩在蜗牛壳里，也还是天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世界上自古至今，中国外国，也找不出这样的“天才”。西洋有一句格言说得很好：“天才就是勤奋”。天才不过是一种自然才能。一个人有了某种自然才能，再加上不倦的劳动，必定能有某种卓绝的成就，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所以毛泽东同志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天才”生到世界上来了，在他降生的前一晚上，蒙“上帝”在梦中普遍告诉大家，说给送来了一个“天才”。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却违反着“上帝”的意旨，把这个生下的天才，与人世隔绝起来，不叫他同任何活人见面，不叫他见到光线，吃奶、吃饭，都在暗室里给他吃，也不给他说一句话，这样把他养大。我看这样的“天才”长大以后，仍然不过是一个白痴，不过是一个与其他生物一样的一种生物而已。
所以毛泽东同志说：“……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
我看说这些反对话的人，其中就有胡风先生，因为胡风先生根据他的“经验”实行他的“发言权”，他向世界宣告：你们看，我一生一世住在蜗牛壳里，就只凭我的天生的“主观战斗精神”，就能够写出“决定着人类命运”的作品，何必要去参加什么实际的生活斗争呢？吃饭睡觉就是“最实际的生活”，“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吵架求爱”，就是“斗争”，你们何必舍近而求远呢？
正因为知识来源于实践，所以毛泽东同志总是教导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他说，“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同志教导一般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还说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他认为是唯一的标准。
于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完全是依据哲学上的根本问题的原理，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原理，依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原理，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实践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原理，来教导我们的党员干部，教导他们如何取得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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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丰富的收获
——记“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
同衡
“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首都苏联展览馆开幕以来，每一个参观者都感觉到：新中国的画家们和雕塑家们，五年多来的辛勤劳动获得了丰富的收获。
从展出作品来看，这几年来国画方面的收获是显著的，特别是近二、三年来，国画家表现新题材的作品，已大大增多。许多国画家走向群众生活，经常进行写生活动，发挥了传统绘画的特点，反映了新的事物，表现了他们热爱新事物的感情。过去流行于国画界的摹古、臆造的作风，近两年显然地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们有的描绘了我国伟大的建设和农村、城市的新的景象，例如黎雄才的“武昌造船厂在基本建设中”，关山月的“汉水铁桥工程”，潘韵的“春之晨”，金浪、李震坚合作的“兰州新风景”等等；有的描绘了人民的劳动生活和健康、乐观的情绪，例如李斛的“工地探望”，黄胄的
“出诊图”，汤文选的“婆媳上冬学”，周昌谷的
“两个羊羔”，宋吟可的“妈妈，你看我在开拖拉机”等等。很多山水风景和花鸟画，例如李可染的“颐和园画中游”，胡佩衡的“西山丽景”，汪慎生的“番茄”，于非闇的“牡丹”等等，也都是画家在实际生活中观察、体会和写生后创作出来的。老画家如齐白石、贺天健和最近逝世的黄宾虹等，也都有作品参加。同时，从展出作品中，我们更看到国画界出现了不少具有创造精神的年青画家。
油画创作近年来也有了一定的成绩。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革命历史画。这对于我们的画家来说，还是个新的尝试，但我们已经获得了可喜的收获。例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党校发表整风演说”和“地道战”，辛莽的“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著作”，李宗津的“强夺泸定桥”，王式廓的“农民参军”，王流秋的“淮海战役”等，这些巨幅油画，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了伟大的历史事迹，使读者深深感动。反映了在建设中的祖国面貌的那些风景画，也给观众以深刻的印象。例如董希文的“春到西藏”，艾中信的“通往乌鲁木齐”，吴作人的“佛子岭水库”等，不仅表现了壮丽可爱的河山，而且表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巨大的规模和胜利的前途。在一部分作品中，画家也画出了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物，例如李宗津的“双喜”，王盛烈的“阅读”，宗其香的“抢修”等，我们从这里通过具体的感人的艺术形象，得到鼓舞和教育。此外，这次有不少作品的作者是部队里的同志，这些军事画家的出现，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如向天野、郑洪流合作的
“红山堡战斗”，何孔德的“突破加里山，切断洪扬公路”，周祖铭的“上甘岭战斗”，林聆的“澜沧江畔”，娄溥义的“搜索”等等，虽在绘画技巧上还有缺点，但由于作者在实际的战斗生活中，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感受，因此这些作品真实而富有生命。油画，在我们整个艺术创作的领域内，是比较年轻的，我们应如何认真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掌握和发挥油画的特殊性能，来表现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重大主题，并创造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的风格，是摆在油画家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连环画和年画，是读者最广也是最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的。解放以来，连环画和年画有很大的发展。许多优秀的作品，连年不断地出版，在群众中广泛流传，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这次展出的连环画作品中，如刘继卣的“鸡毛信”，王绪阳、贲庆余、陶治安、路坦、周立的“童工”，王叔晖的“西厢记”，顾炳鑫的“蓝壁毯”等，都是流行极广的作品。近年来，连环画在质量上有显著的提高，不少作者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年画在近年来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最显著的收获是突破了过去似乎固定了的年画形式，而逐渐多样化了。例如一些国画和油画、风景画和革命历史画等，也被采用印成年画，很受群众的欢迎。展出作品中，如王乃壮的“瞧他俩口子”，尚沪生的“数他劳动强”，张凡夫的“嫁衣”，张乐平的“妈妈安心去生产”等，都是较好的。
同年画、连环画一样，几年来在群众中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的，是漫画和招贴画。配合解放以来历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和国内外各项重大的事件，漫画和招贴画，以美术部队中的尖兵的姿态活跃在战斗的前线。这次展出的，主要是这一、二年间的漫画原作，有的还重绘和添上了彩色。大部分漫画，都讽刺了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们卑劣无耻的行径。最近发表于各报刊的揭露美蒋霸占我台湾的侵略阴谋的漫画，也选出一部分参加了展览。华君武、米谷、丁聪、方成、钟灵、韦启美等的作品，都是观众所熟悉的。招贴画中，除近年来以宣传和平、宣传中苏友好、宣传抗美援朝、宣传总路线、宣传普选、宣传婚姻法等等为题材的一部分作品以外，还有不少作品，例如高虹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哈琼文的“一定要把红旗插遍台湾”，张文新的“随时等待命令给侵略者沉重打击”等，都是最近的新作。
版画方面的发展，近二年来可说是蓬勃的。解放以后，曾有一段时期，版画创作不够兴旺，一九五三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的版画组成立以后，组织和推动了全国版画家的创作活动，并于去年九月举行了全国版画展览会，情况有了转变。彩色套印的木刻作品，逐渐增多；在木刻之外，还出现了一些铜版画和石版画；在原有的版画家之外，出现了不少年青的作家；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印刷技术各方面，也都有了提高。部分画家并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此次展出的作品，因而是比较整齐的。有些作品如古元的“写给敬爱的毛主席”，彦涵的“刚刚摘下来的苹果”，张漾兮的“牧歌”，李唤民的“织花毯”，林军的
“苗岭山麓”等，都已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过，读者都有良好的反应。
水彩和素描、速写，在解放以后的开头几年，创作的也较少，后经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鼓励、提倡，要求美术创作也同样要多种多样、百花齐放，并于去年八月举办了全国水彩、速写展览会，各报刊也经常发表水彩和速写作品。许多画家都开始重视速写，重视水彩写生。这次展出的除水彩画老画家如张眉荪、关广志、潘思同等的作品外，汤由础的“农民读报”，萧淑芳的“少年先锋队员”，吕恩谊的两幅海军生活速写，旺亲的“民间歌手”等，都是观众比较喜欢的。素描、速写中，武德祖的
“你家的、我家的、都是咱们社的”，陈因、秦征的“探宝山”等，在报纸上发表后，很受读者欢迎；其他许多的农村速写、治淮速写和朝鲜速写等等，也都是近二、三年来画家们到实际生活中去体察、发掘和加工描绘的收成。至于插图，在这次展览中，数量虽少，但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如邵宇水墨画的“千山万水”插图，李桦木刻的“华威先生”插图，阿老木炭画的“小八路”插图，张光宇毛笔画的“爱国诗人杜甫传”插图，黄永玉木刻的“雪峰寓言”插图，张文新油画的“少年先锋队的故事”插图和铅笔画“老烟筒”插图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作品。插图在目前还需要大大地提倡和鼓励。
雕塑作品在这次展览中比过去多得多了，每一间展览厅里都有雕塑作品。除雕塑家刘开渠、王朝闻、萧传玖、张松鹤等的作品以外，大部分都是青年雕塑家和他们集体创作的作品。潘鹤的“课余”，袁晓岑的“母女学文化”，以及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们塑造的几座工人立像和一部分浮雕，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雕塑在我国是尤其年轻的艺术，今后祖国一日千里的建设，在许多地方需要我们年青的雕塑家献出最大的才能。民间艺人的作品，如张景祜的泥塑“昭君出塞”，陈鹤亭的泥塑“老妪解诗”，区乾的陶塑“鸭”，王凤祚的木雕“气死金兀术，笑死老牛皋”，潘雨辰的石雕“为了和平与友谊而欢舞”，高建新的脱胎漆“屈原”等，都受到观众的赞赏。
这些近千件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美术作品，如此大规模地展出，在我国美术界还是空前盛事。这次展览，跟一九四九年八月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比较，可以突出地看到，五年多来我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是迅速和巨大的，美术家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艺术创作技巧的提高是显著的，尤其可喜的是青年美术家的大批出现和民间艺人的加入，不断扩大和增强了美术的队伍。各种美术创作的题材范围扩大了，表现形式多样了，过去创作较少的雕塑、插图、水彩等，也逐渐增多起来。这是应该肯定的收获。通过这次展览，检阅一下这些收获，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今后的美术创作将会更好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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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中央发出纪念“五四”青年节的通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纪念“五四”青年节的通知。
通知说：纪念今年“五四”青年节，各地青年团的组织应当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年进一步发扬我国青年的爱国主义传统，提倡国防体育，锻炼身体，加强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积极贯彻增产节约的精神，坚决反对浪费现象；更好地为建设和保卫祖国，为解放我国领土台湾而斗争。
通知要求各地团组织进行下列宣传和活动：
（一）结合目前时事形势的宣传，对青年进一步加强保卫祖国的教育，鼓舞青年用各种实际行动来支援解放台湾的神圣斗争。每一个青年不仅要学会建设祖国的本领，而且要学会保卫祖国的本领。提高革命警惕，锻炼身体，时刻准备响应祖国的召唤，应征服兵役，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对广大青年进行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教育，动员青年为积极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一九五五年度的计划而奋斗。广大青年不仅自己要巩固劳动纪律，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节约更多的资金，而且要大胆地有组织地揭发贪污、浪费及生产上的各种不合理现象，积极提出增产节约的合理化建议，使青年团成为党在反浪费战线上的得力助手。
（三）各地应根据上述内容，利用报纸、刊物、广播展开宣传；在大、中城市内可举行小型的纪念会；正在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地方，可和纪念“五四”的宣传联系起来，使青年们懂得：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应当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实际斗争中去培养。“五四”前后，各地团的组织应协同体委等有关部门，广泛地组织群众性的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特别要注意开展和提倡一些军事体育活动，如射击、划船、行军、爬山、越野竞走、掷手榴弹、军事野营等，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军事体育运动创造有利的条件。各地区在开展各种纪念活动时，应注意吸收比往年更多的、更广泛的青年群众参加。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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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华大学建筑系检查建筑思想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正开展建筑思想的讨论，批判建筑思想中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
建筑系的教师们，学习了赫鲁晓夫在全苏建筑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并听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部二月份召开的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后，思想认识有了提高，要求进行系统的学习讨论，以改进教学工作。现在建筑系已成立建筑思想学习委员会。在学习过程中，建筑系副主任吴良镛、教授周卜颐等，开始检查了建筑系在教学中追求古代的宫殿、庙堂的形式，违反适用、经济的原则，片面强调建筑的艺术性，轻视和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工业技术课程等错误思想。建筑系还举办了小型展览会，展出解放以来各个时期建筑系的讲义、设计题目、图纸、模型等，以便更具体地检查教学思想，有效地改进工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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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内蒙古去的旅行演出队返京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到内蒙古去的旅行演出队，现已回到北京。两个月以来，旅行演出队在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共演出了四十二场，有四万多人看了话剧“春风吹到诺敏河”和“钢铁运输兵”，其中有来自草原的蒙族干部和牧民。在包头市，演出队特地演出四场“钢铁运输兵”，慰问开发祖国富源的人们。
这次旅行演出期间，演员们广泛地和当地的工人、学生、戏剧工作者接触。在包头市演出时，演员们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到几十里外去慰问“三八”女子钻探组，并举行了联欢会。“钢铁运输兵”的演员向包头市一些中学的二千四百多名师生介绍了他们在朝鲜战场上体验生活的感受和话剧艺术的特点。演出队的演员和导演还和呼和浩特市戏剧工作者座谈了戏剧创作的经验，并互相观摩学习。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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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省派医疗队到牧区
青海省卫生厅四月七日、八日派出两个医疗队和两个妇幼卫生队，到牧业区给少数民族人民根治性病和帮助当地人民政府建立妇幼卫生站。
医疗队和妇幼卫生队的工作重点是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区都兰县和海北藏族自治区亹源县回族自治区。医疗队要给这些地区的性病患者进行普遍检查，并计划彻底根治三千多名性病患者。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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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年儿童举行航空模型表演
为了启发少年儿童对科学技术的爱好，进一步开展航空模型运动，壮大祖国航空队伍的后备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等单位，在四月五日举行上海市少年儿童航空模型表演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小学校及补习学校的少年儿童和来宾八千多人。
表演的航空模型有弹射式、橡筋动力、牵引滑翔、萨可洛夫等类型五十多架。这些航空模型都是由中国福利会上海少年宫航空模型小组和虹口中学、华东师范大学附中等十多个中、小学校的航空模型小组组员们自己制造的。同时有教师和工厂技术人员等业余制造的五架发动机航空模型也参加表演。
几年来在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航空模型运动已经在上海的中小学校里逐步开展起来，它已经成为少年儿童非常喜爱的一项军事体育活动和科学技术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全市已经有一百四十个中学和很多小学成立了航空模型小组。继光中学成立了十五个小组，几乎每个少年先锋队中队都有了航空模型小组；虹口中学的航空模型小组已经坚持了好几年。
（本报驻上海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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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杜甫草堂搜集大批珍贵资料
许多有关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文物资料正从各地源源寄到诗人故居——成都杜甫草堂（前曾称杜甫纪念馆）。目前，草堂正在修理。已搜集到关于杜甫的诗集和其他资料共有四百四十二部，三千七百七十多册；其中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就有一百六十一部、一千三百多册。还有杜甫的遗迹、祠宇、碑铭的照片、拓片和文物五百多件。文物中有元代以来二十多种不同的杜甫画像和各种珍贵资料。
这些文物绝大部分是在各地文化部门协助下搜集的。西安市文化局和文史研究馆还成立了临时搜集工作组，在两个月中考证文献、实地调查，集成有关杜甫遗迹的照片、拓片一百多件，还写成长几万字的“杜甫在长安时期的史料”一书。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郭沫若也亲笔为草堂写了一幅对联：“世上疮痍、民间疾苦；诗中圣哲、笔底波涛”。老画家齐白石特为草堂画了“枯棕”“枇杷对对香”等四幅杜甫诗意画。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