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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建筑思想上不应该左右摇摆
牟澜
自从报上对建筑中各种浪费现象展开批评后，许多单位都进行了检查，有的修改正在进行的设计，有的削减已开工工程上不必要的结构和装饰。这自然是可喜的现象。
但是，修改设计和削减工程有两种做法：
一种，看到反浪费的劲头挺大，于是就草率从事，提起笔，宛如板斧，在图纸上乱砍一通，砍掉立面上必要的轮廓线，砍掉合理的必要的一切装饰。一边改、一边愤愤不平：“只要便宜就是好东西，美不美没有关系，管它是什么形式！”如此，钱么？倒可以省下一些；形象呢？却变得丑陋不堪——成了光秃秃的“方盒子”了！提倡结构主义的人最高兴这种做法，会暗暗笑道：“过去，你们不是反对‘方盒子’吗，怎样？还是得走这条路吧！”但，人民却不喜欢这样的建筑，因为人民反对浪费却不反对美观，那样做是失职的，仍要遭到反对。
另一种，从积极方面反对浪费，用老老实实的态度进行工作。不但把新的设计看作是创作，也把修改设计、削减工程变成再一次创作的过程，同时变成向各种建筑流派进行斗争的过程——既不要复古主义、唯美主义，也不要结构主义。因此，进行工作时，力求减掉不合理的结构和装饰部分，努力于使一个建筑更符合党和政府所指出的建筑原则。人民欢迎这种做法，因为这可使我们有更多的合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美观”原则的各种房屋。
过去几年来的事实证明，第一种做法是错误的，后一种做法是正确的。也许有人曾问：“这对建筑单位、设计机关、建筑师的要求太苛了吧！”一点也不是。既然他们承担着人民赋予的任务，就应该以创造性的劳动对待工作，要创造当然不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也许会有人叫唤：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指出一个建筑给我们作榜样吧！”这也是错误的想法。如果真是这样，只要翻印一种或几种建筑的图纸，发行几千万份就够了，何必要建立和扩大设计力量、何必还要大力培养这方面的人材呢！我们并不否认在建筑工作中确实有困难，但不管有多少困难，只要从事建筑的人树立主人翁的责任心，时刻按照党和政府所指示的原则去工作、去创造，一定能做出成绩。在我们人民的国家里又有什么困难能阻挡我们前进的呢！只有在建筑思想上左右摇摆的人才盖不出好的建筑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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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峰峰煤矿应该发挥现有机械设备的效能
张立德
几年来峰峰煤矿的机械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一九五四年各种机械数量比一九五零年增加了十四倍。一、二、三、四矿机械化采煤的比例一九五零年为百分之二十三点六，一九五四年已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八点三，回采工作面机械化运煤的比例由百分之十点八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三点三，平巷机械化运搬的比例由百分之十四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八点四。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显著提高，企业内部的劳动条件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峰峰矿务局的全员效率已由一九五零年的零点六四四吨提高到一九五四年的零点八五八一吨。其中第四矿的劳动生产率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零年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七点三。
但是随着机械设备的逐年增加，在发挥现有机械设备的效能方面，也暴露出不少缺点和问题。很多企业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机械化的指标。如一九五四年采煤机械化只完成国家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七，如果不包括火药爆破采煤，机械化指标仅完成计划百分之四十四点四一，回采工作面运输机械化只完成国家计划百分之七十四点六，平巷运搬机械化只完成国家计划百分之八十四点七七。机械设备利用率更差，甚而某些指标不是比一九五三年进步而是倒退了。如工作面运搬机械化所占比重一九五三年是百分之九十四，而一九五四年却降至百分之九十二点五。再如截煤机截煤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一九五三年是百分之二十八点零四，而一九五四年则是百分之一十九点零一。特别是二矿，从采煤到运搬，从坑下到坑上都没有完成国家规定的机械化的指标。
由于机械设备的利用率很低，就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一九五四年峰峰矿务局的回采工的效率不仅没有提高，反倒比一九五三年降低了百分之二点一一。而且随着各种机械设备的增多，折旧费用也相应增多，该矿一九五四年应该利用而没有利用的机械设备，就多支出了折旧费用一万二千余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成本费用的降低，这也是该矿单位成本比一九五三年提高百分之三点二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不能容许的是峰峰矿务局所属各矿直到现在仍旧存在着“人拉筐”的现象，并且还占了不小的比重。据第四矿统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平均每天还有六十一个拉筐工人。第二矿一九五四年完成两万六千九百八十四公尺的掘进任务，其中人拉车工竟达工作面全部运输工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八。而拉筐距离有的竟长达百公尺以上。到今年一月份，上述情况依然没有改变。
为什么峰峰煤矿机械化设备利用率这样低呢，怎样才能使机械化程度提高呢？根据峰峰各矿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首先需要克服党委监督生产中的片面性。有些厂矿党委认为：“完不成生产任务不行，机械化指标完不成算不了什么。”因此，他们对于推行机械化过程中的各种保守思想和抵触情绪缺乏有力的批判，很少向职工宣传提高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的重大意义，使党的组织在领导和监督机械化方面的作用显得非常微弱。
党组织要发挥在机械化工作方面的领导和监督作用，必须经常不断地教育广大职工群众认识生产过程机械化的重大意义。第一矿在这方面作得较好，去年九月一矿党委组织干部针对各种机器利用率低的情况作了检查。发现过去光造计划，要机器，机器来了往那里用，谁来用，没有人考虑，第一矿党委在领导干部中组织了检查并向广大职工进行了使用机械的教育，贯彻了循环作业的决议，各采区都为达到一昼夜一个循环广泛地利用了生产过程机械化，使该矿第四季度工作面运煤机械化程度比第三季度提高百分之五十四点八。而截煤机的利用率则由第三季的百分之四提高到第四季度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七。
党委在政治思想工作上的第二个方面应着重于克服某些基层干部的抵触情绪。煤矿生产是地下作业，使用机械化必须有安全的环境。因此生产过程的机械化不仅是严密的技术工作，也是复杂的组织工作。它首先要求带班长有高度责任感，严格执行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但许多带班长存在着怕麻烦、图省事的懒惰思想。各厂矿党组织也普遍忽视对他们的教育，去年九月四矿四二七工作面在底层试验截煤机截煤成功，领导上觉得：“没有问题了。”却不知道基层干部对这一试验始终是有抵触的，最后终因带班长不按规定的措施进行操作而停止了。
党委在政治工作上的第三个方面，是要监督和帮助行政领导干部树立完成国家经济技术指标的决心。有些干部在口头上也经常地说机械化如何如何的重要，但当这些指标不能兑现时，他们不是及时深入下层了解情况，研究原因，具体帮助下层干部解决推行机械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常常是默不作声。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下边干部认为“我们这里的条件差，不能用机器”的消极情绪。事实证明只要领导干部认真帮助基层干部、克服困难，为使用机械创造条件，就是地质情况不好的矿井也是完全可以利用机械的。二矿第一车间的领导干部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把工人的智慧集中到为使用机械创造条件以及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制度上来，使二一三掌子在去年第二季伪顶不断塌落的情况下，既控制了顶板，又创造了有利于截煤机工作的环境，因而在复杂的地质情况下并没有停用截煤机，保证了这个工作面一昼夜一个循环日产五百吨煤的产量任务。这一个掌子经过将近一年来不间断地使用机器的经验，证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对完成国家各项指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加强技术领导，学习技术，是当前推行机械化工作上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要把当前煤矿工业机械化程度在现有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工作。必须使工人熟悉技术、掌握技术，并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技术操作和技术保安规程。一九五四年峰峰矿务局先后从各个工作岗位上抽调了三百八十三名工人进行了各种专业技术的培训，使他们的操作技术，都有一定的提高。但这远不能赶上当前工作的需要。四矿机电科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对全矿各种司机手进行了一次常识考试，其中只有十二名及格。由于技术力量薄弱，技术工作中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一九五四年峰峰矿务局全年共发生机电事故四百四十八次，局部影响生产一千二百九十六小时。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领导上放弃了对于事故责任者的追查和处理，不能从事故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因而全年四百四十八次事故在每月的具体情况是直线上升的。
第三、为了纠正当前某些干部对机械化指标采取放任自流的消极态度，应由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具体制定一些对推行机械化有益的制度，改变一些对推行机械化不利的制度。
应该自上而下地、定期地、建立行政领导干部对机械化指标完成情况的分析研究制度。目前各厂矿对于产量、效率、成本等指标完成情况一般的已有了分析研究习惯。而对于机械化指标完成的情况则很少注意。因此，今后必须将机械化指标同其他指标一样看待，一样要追责任、找原因、采取措施。同时只有这样，才能把干部的力量组织到经常分析和研究解决机械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上去。要总结在各种不同煤层中已经试验成功的采用机械化的经验，研究其中存在着那些问题、哪一种方法是能用的，哪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在技术上加以鉴定，在管理方法上加以提高。然后由领导机关制定出统一的规程，责令各矿严格执行。
现行不合理的工资制度也应该改变。目前各矿在直接采煤工作上存在着两种工资制度，机电技术工人是固定工资，采煤攉煤支柱工是计件工资。机电技术工人大都是六级以上的工人，挣的是高工资，但实际工作时间往往达不到法定工时。有时只好坐着看机械。机电工人也觉得自己作用没有全部发挥，“挣六级工资没有干到六级活，国家吃亏了”。工人之间也因此有些意见。最近二矿二一五工作面，四矿第一车间根据上述情况进行了研究，规定工作面不允许有挣固定分的现象存在。四矿一车间改变为统一的计件工资、二矿二一五工作面在计件的基础上实行司机手按刨装工最高的工资发给的办法，改变了过去“干不干十分半”的情况。
第四、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改变人拉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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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窑上沟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定额计件制
史迂臻
进一步贯彻生产上的责任制
山西武乡县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自从一九五二年实行包工包产制以后，初步贯彻了生产上的责任制，基本上消除了窝工浪费劳动力的现象。但直到一九五四年春天，社员干活挑轻活、避重活，拣一般活、避技术活，拣闲时活、躲忙时活的现象还相当普遍。为什么还有这种现象呢？主要原因是包工包产只是社包给生产队、生产组，只解决了社和劳动小组之间的责任关系问题，劳动小组内部派活计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小组里，评工计分没有合理的标准，“死分活评”的办法总是执行不好。每天评工评来评去，不管干的是轻活、重活，技术活、非技术活，各人的工分总是差不多。结果，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上面所说的各种现象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了。
一九五四年六月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社务干部们进行了多次研究，最后决定学习苏联集体农庄的先进经验，实行劳动定额计件制。大家认为只有这个办法能够进一步贯彻生产上的责任制，克服计算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提高社员们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
实地试验，标定劳动定额
实行定额计件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标定劳动定额。社务委员会确定以一个中等劳力忠实劳动
一天所完成的活作为定额标准。这样做的好处是：劳力弱的经过努力能够达到定额，劳力强的可以超过定额。根据这个原则，就开始了评定定额的工作。工作顺序是从主要农活开始，然后推行到一般农活；先从一个季节的农活开始，然后进到全年。在评定当中，发生了不少问题，大部分社员都想把定额定低些，他们认为低了好超过。有些自私自利的人对自己能做的活要求定的低些，不能做的活希望定的高些。社务委员会采取了两种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一面加强劳动教育，克服社员光为自己打算的思想；另一面组织社员实地试验。这时正该割麦子，有人说一天只能割五、六分地，有人说能割一亩多。社委会就让杨元德小组进行集体试验，又让劳力中等为人忠厚的韩金木进行个人试验，社长王锦云也亲自进行试验。割了两天，三个试验都证明一天可割二亩。最后确定割麦子的定额为一天二亩。能当时进行实地试验的二十多种农活，都经过试验标定了定额。不能立即试验的，就根据已往经验评定。（编者按：在标定定额时，不但要注意数量，还要规定具体的质量标准。）
在标定定额当中还照顾了地的远近和耕作难易等条件。如担圊粪，石彿沟地离村四里远，每个定额为担七担，南北总地在村边上，定额为担四十担。
划分等级，按劳计酬
有了定额，还要把各种农活按劳动轻重、技术性强弱的不同程度划分等级。在划分等级时，社务委员会一面召集老农座谈，一面让各劳动小组进行讨论，先把各种主要农活分成技术重活、重活、一般技术活、一般活等五等。后来，又将各等里的活共细分成十三级，包括全社五十七种主要农活。在划分等级的讨论中，各种农活都进行了反复比较。如评定
“选种”活时，有人说选种是一般技术活，应放在四等内；有人说是轻活，应放在五等内。决定不下，就和“定苗”活作对比，大家认为定苗必须掌握好株距，才能保证留苗均匀和达到应留株数标准，还得会识别病株，没有一定的技术就干不了这个活；选种就只要有个样子照办就行了。最后才把
“选种”活放在五等里，“定苗”活放入四等。其他各种活的等级也是照这样划分的。
究竟各级活的每个定额记多少劳动日？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个社坚持了“从发展生产出发，贯彻‘按劳取酬’分配原则”的方针，决定各等各级活每个定额的劳动日都要有区别，但鉴于目前生产工具还很落后，社员的技术水平相差不多，所以规定最高的一等一级活和最低的五等三级活的劳动日差额，不能超过零点五个劳动日（五分工），各级活的差额不能超过零点零五个劳动日（五厘工）。并以活事中常、技术一般的三等一级活为水平线，规定每完成三等一级活的一个定额记一个劳动日（十分工）。三等一级以上的逐级多记工分，三等一级以下的逐级少记工分。
根据劳动条件变化修订定额
定额得随着劳动条件的变化加以必要的修订。如“每天锄一亩苗”这个定额，开始凡是中常劳力每天都能完成，但后来怎么也达不到定额了。经过研究，才发觉原来是条件变化了：起初苗小、草少、地又软，就能锄一亩，随后苗大、草高、地硬了，每天只能锄八分地。结果才把定额改变为锄八分地。一九五四年全社修改了锄苗、割蒿等十几种定额，大部分是因为条件变化而修改的。也有的是原来定的不合适而加以修改的。
必须保证耕作质量
在实行定额办法当中，必须加强检查工作，保证耕作质量。在实行定额之初，不少社员有做活粗糙，以少报多的现象。为了克服这些现象，保证耕作质量，社务委员会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是在组和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同时又规定了检查制度。全社半月一检查，一月一总结。又发动各组在生产中互相检查。另一种办法是建立社员个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任务是检查自己责任区内虫害情况和耕作质量。这种责任制又分两种：一是对容易出险的防洪渠和高额丰产地、试验地，设专人常年负责；一是田间季节性的活如耕地、锄苗、收割等，就逐季分片包给个人负责。再一种办法是，注意克服社员拚命干活的现象。对于因赶工不顾质量可能使生产受损失的小组或社员进行了认真的处理，或返工或扣劳动日。对使用牲口则规定了超额不加工的办法，防止社员因赶工累坏牲口。这几种办法逐步实行以后，忽视质量的现象渐渐少了。
通盘安排，民主派活
实行定额计件制以后，在派活当中，又发生了新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争着做工分高的活，不愿做工分低的活。刘希云本来不会赶车，因赶车记的劳动日多，他非赶不行。可是分配他赶车的结果，别人一早送三车粪，他只送了两车，还把车弄翻了，损坏了车上的零件。为了解决派活问题，社务委员会通过讨论刘希云赶车的事情，教育社员要从搞好生产出发，克服单纯赚劳动日思想。并规定了民主派活的办法：每一段活，由组长事先通盘安排，按每个人的特长初步分工再交大家讨论决定。实行这个办法以后，不会做而抢着做的现象少了。
实行劳动定额计件制以后
窑上沟农业合作社实行定额计件制以后，克服了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由于做重活、技术活等能得到合理的报酬，一般青壮年社员，有技术的社员再不挑轻活拣一般活做了，因而妇女和劳力弱的人就有了更多的参加劳动的机会；实行定额计件以后，全社妇女经常参加劳动的人数由七十人增加到一百零五人。一九五四年妇女所做的劳动日占全社总劳动日的百分之二十一，所以当年全社节省出人工四千七百六十五个。这些剩余的劳力用来进行农业基本建设，计修防洪渠三百二十九道，拍地堰四百五十丈，改良土壤二百八十亩。其中仅修防洪渠一项即可增产粮食一百四十多石。此外还修盖仓库、房子等四十多间。更大的收获是社员的耕作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一九五四年一年中间，男女青年社员们，学会摇耧下种的十四人，鉴定种子的六十多人。还有十三人学会了使用马拉犁，三十八个妇女学会拉大锄等一般技术活。这就给以后增加生产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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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决耕牛作价问题
——浠水县望城乡第十九农业合作社的一个经验
高长任
油菜已经开花，麦苗长的碧绿，眼看就要下秧播种，要用到牛了。可是，在湖北省浠水县望城乡第十九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牛还没有着落。
这个社是在去年十一月成立的，二十二户社员，有八头耕牛。今年一月三十日，由社干部把这八头牛牵到牛集上去作价，照理，价格是应该公平的；可是，那时牛集上挤满了等待评价的耕牛，评牛价的人忙得昏头昏脑，只是表面上看看牛的高、大、肥、瘦，就说了个价钱，八头牛，有五头壮牛每头被少评了三元到五元。这五头牛的价钱评低了，牛主就不愿把牛交给社里使用。
这五头牛的主人有两户是中农，三户是贫农。其中中农朱国兴是副社长，贫农韦光干和朱兴和是生产队的副队长。他们对耕牛作价低了不满意，就婉转地对社长说：牛价低了些，社员不满意，要不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社长韦光金和副社长翟仲英（都是党员）也知道耕牛作价有些低了。可是，怎么办呢？他们曾想到，个别太低的可以调整。但是他们又想要全部调整，就会加重社里的负担，没牛户的社员也会有意见。他们觉得这个办法不行，就采用了所谓“打通思想”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他们先打通干部的思想。在社务委员会上，韦光金批评韦光干和朱兴和嫌耕牛作价低是自私自利思想作怪，是没有集体观念，这样怎么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帽子一扣，果然，有牛的社干部当面不提意见了；可是他们背后还是不满意，工作情绪也很低落。以后在社务委员会上一提起耕牛作价问题，副社长朱国兴就不作声，韦光干和朱兴和也是满脸通红，朝桌子上一伏，好像抬不起头来似的。
韦光金和翟仲英看到“打通思想”很有“效”，在社员大会上也就应用起来了。每隔三天五天，就在大会上把有牛户对牛价不满的思想批评一顿。每次批评的内容也离不开这些：“你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照这样自私自利怎么行？”“你自己要不要耕田。”但是，有牛户社员的思想，不像社干部那样好“打通”，他们反问社长：
“我把牛卖了，另外投资入社好不好？”
“我人和田入社，牛不入社，用我的牛耕我自己的田行不行？”
“我的牛给社里白用，只要社里以后还我原牛。”
就这样从一月三十日，一直拖到三月十八日，耕牛作价问题还是没解决。
三月十八日的夜晚，韦光金和翟仲英在乡支部开完会后，怀着愉快的心情在计划如何解决社内的耕牛作价问题。这个他们长久苦恼的解不开的疙瘩，在支部会上得到解决了。
支部批评他们过去的做法违反自愿互利政策。支部告诉他们：应该把耕牛照市价入社，不叫有牛户吃亏。
第二天开社务委员会时，韦光金提出了把耕牛重新合理作价的问题请大家研究。社委詹世友（贫农）提出不同的意见，他的理由和韦光金过去想的一样，认为重新按市价作价要增加社里的负担。
韦光金和他算了一下账：社里的耕牛只有五头作价低了些，有的低三元，有的低五元，加起来只二十二元。全社有二十二户，每户多负担一元。这样，价格合理，有牛户的社员满意，大家生产情绪都高，也执行了自愿互利政策。他问詹世友：“你想，要是不重新合理作价，像这样拖下去，对生产的影响有多大？叫有牛户吃亏，算不算互利？”
詹世友没意见了。社务委员会的意见统一了。
过去不满意耕牛作价不公的副社长朱国兴，这次也发了言。他说，他的牛入社少评了五元，自己不满意；可是，要提出来吧，怕人说他是个干部还自私自利，不说吧，自己又明摆着要吃亏。现在，他同意把评低了的牛价来一次调整。
在三月二十二日的社员大会上，全体社员通过把原来作价低的五头牛，按市价补给有牛户，会上还确定了耕牛入社的具体办法，解决了喂养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顺利解决，社的干部和社员都很高兴。有牛户的社员很满意。朱国兴补进了五元的牛价后，工作主动多了，有一天，还冒着大雨到城里去替社里找副业门路。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社内其他工作都不好推动。社务委员会想请个铁匠来修补农具，社员们就提出一大堆困难，没有钱买铁呀，没有米、没有菜供铁匠的饭呀。解决耕牛作价问题以后，朱国兴就提出一个合理化建议，把社员家里的废铁集中起来，作价给社里，节省社内的资金。社员们这时也一致说一家买两块豆腐，就解决了铁匠的吃饭问题。二十四日，社里就请了铁匠来修补农具。这一天，韦光干把家里一块铁砖送到社里来，朱兴和也拿出了十几斤铁。过去要求耕牛不入社的詹成青，因为补足了他三元的牛价，也满意地说：“这样，我的牛还是入社。”过去要社干部推动才肯干活的朱兴和，在耕牛问题解决后的第二天，就主动去铲草皮挡住塘里的漏水管。三月二十三日久雨初晴，全体社员都精神抖擞地去挖草皮积肥；平常，每人每天只做到八个工分，这一天，都做到十工分到十二工分。
经过这次教训，韦光金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法的错误，他说：他以前光想快点把社办好，却忘了自愿互利政策。这回贯彻了政策，不但社员满意，干部的肩上也放下了一个包袱，心里也解开了一个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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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吃饭我拿钱”说起
张重
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都有一些理由作为根据。现在有些人所以对粮食不加爱护，任意浪费，也是因为有一些理由作为根据，使他们浪费起来“理直气壮”。重要的理由之一，是“我用钱买的，我浪费，别人无权过问。”这可以举出北京市百货公司大楼工地的一件事情作例。三月二十四日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名叫郭希民的工人把一个馒头掉在地上。炊事员同志善意地劝他拣起来，而他却态度强硬地说：“吃饭我拿钱，你管得着吗！”在一些包伙食的公共食堂里，浪费粮食的现象更多一些。因为有些吃饭的人觉得：我反正出了钱，节省下来也不是我的。
在这些理由的支持下，有些人吃馒头要剥皮，有些人吃剩半块或半碗就扔掉了，或是丢在抽屉里任其霉烂了，各种现象都有。在工人中有，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以至共产党员中也有。有的人不仅不以浪费粮食为耻，反而以此为荣，以此摆阔。这种零碎的个人的浪费如果在大范围内精细地统计一下，数目一定是惊人的。
在旧社会里，剥削阶级拿剥削和掠夺得来的东西任意挥霍，是十分平常的事。谁也不敢管，也管不了。人们看不惯，也只能背后发发牢骚，表示一下义愤，或者写些诗文讽刺一下。其他办法是没有的。
但现在已经不是旧社会。现在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生产出来许多东西，不是为供反动统治者享乐和挥霍，而是为供人民群众自己享用。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把这些劳动果实的一部分用来进一步发展生产，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幸福和更美好的前途，这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前途。用于发展生产的这一部分越多，这个前途也就来得越快。国家提倡节约，反对浪费，道理也就在这里。
粮食是国计民生中最重要的物资。国家为了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必要的粮食，已经实行了统购统销的办法，使粮商不能操纵粮食，危害国家和人民。但是如果人民群众自己浪费了粮食，同样会使粮食的供应发生问题。一个人浪费了，别人就要受影响；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浪费了，别的地区，别的单位就要受影响；工人和国家工作人员浪费了，农民和其他缺粮的人民就要受影响。在今天我们国家粮食还不是那末充足的时候，任何浪费粮食的现象都会给国家建设事业增加困难，推迟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
劳动者的钱是自己劳动的代价，他们有权用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国家不能允许任何人用钱来毁坏有用的物资，不管他的钱是怎样来的。美国允许资本家用钱买来大量小麦倾在海里以提高粮价，增大自己的利润，我们国家却绝对不能允许这类事情出现。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不是金钱万能的制度，我们不能让钱来奴役人民，破坏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我们要让钱来为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前途服务。管理粮食供应的部门，应该设法更好地控制粮食，更合理地分配和供应粮食，用严密的制度来消灭一切浪费粮食的现象。同时我们也要告诉所有的人：所谓自己用钱买来的粮食就可以随意浪费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如果谁硬要这样作，他不仅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应该受到法律的干涉。我国宪法第十四条庄严地写着：“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自己用钱买了粮食，如果不是吃了，而是浪费了，那就是破坏了公共利益，任何人也都有权来过问和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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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节约原材料为国家创造财富
采煤和充填平行作业法
阜新煤矿工程技术人员集体创造了一种采煤和水砂充填平行作业的新采煤方法。工人们叫它“边充边采法”。根据几个月来的技术鉴定，这种新的采煤方法比起老的方法来，采煤场子和机械设备至少可以节省一半以上。如果再使用联合采煤机，所采的煤还可以比用打眼放炮的老方法所采的煤增加一倍以上，效率可提高三分之一，火药和雷管也可以少消耗四分之三。
阜新煤矿过去在同一个水砂充填的采煤场子上，采煤和充填两种工作不能同时进行。因为充填时水砂四溅，采煤工人不得不搬到另一个场子去采煤，好让出这个场子来给充填工人充填水砂。因此，一个水砂充填采煤队，常常需要有两个到三个采煤场子和两套到三套机械设备，这就阻碍了劳动效率和机械设备效能的发挥。一九五四年八月，和高德矿西八坑水砂充填场子试用联合采煤机成功的同时，阜新煤矿工程技术人员集体研究出在采煤场子上增设几道挡水和挡砂门的办法，门的一边充填水砂，门的另一边继续采煤，使两种工作可以同时在一个场子上进行。这样，许多闲置的采煤场子和机械设备就可以尽量发挥作用。
阜新矿务局技术负责人认为：这一创造，对阜新煤矿进一步推行水砂充填采煤法有很大意义。一九五五年，他们准备在有条件的水砂充填矿井里普遍推行这一经验。 （新华社）
半个月节约一百多捆纱
青岛实业棉织厂第二车间，三月上半月节约棉纱一百二十多捆。
二月底、三月初，这车间在讨论国家计划时，领导上针对浪费棉纱问题，用算细账的方法向工人进行教育，说明节约棉纱的重要意义，并分组进行了座谈。
同时还向工人提出了具体要求：每换一个梭，纱尾巴不得超过一呎；拆布每台机每班不得超过一吋，如果织残布超过十二吋就不许再拆。除此以外也适当地调整了重锤，使经纱张力均匀，对节约棉纱起了一定的作用。经过全体工人的努力，这车间现在每织一匹布就能比定额节约棉纱零点一五六二磅。三月上半月所节约的棉纱，可织卡叽布九十八匹，够做六百九十多套衣服。
多出一百多吨米
地方国营长春制米厂提前两天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国家计划。各种加工粮谷出米率都超过了国家指标，稻子超过指标百分之二点七六，谷子超过指标百分之一点四八，共为国家多出粮食一百六十一吨。
长春制米厂职工为超额完成第一季度计划，共提出提高技术、改进生产的合理化建议一百多件，其中一项就使谷子出品率由过去的百分之七十七点八二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八点八六。在推广苏联专家建议“分粒加工”的基础上，三车间窦瑞祥小组创造了“勤分粒、勤统糠、勤检查”的作业法，解决了因原料质量不好影响出品率的问题。
（本报集体通讯员吉林日报编辑部）
四个月节约烟叶五万多斤
太原烟草厂职工，从去年十一月份起，开展了以加强技术管理和提高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在竞赛中，由于大家积极改进了人工发酵和保湿、保温工作，并提高了抽梗工作的质量，贯彻了“限额领料”制度，因而在各个工序中有效地减少了烟叶的耗损。四个月来，共节约了烟叶五万四千八百五十六斤。利用废水一年可节约六万元
鞍钢大型轧钢厂给水工段职工在讨论国家计划中，找到了增产节约办法，把主电室冷却水接到热锯和轧钢机上再使用，水的压力和过去一样，对生产一点也不影响。以前这些水在主电室用了后，就顺着水沟流走了。主电室回水管是八寸粗的管子，一年可流十九万吨水。现在利用了这些白扔的水，一年可给国家节约六万元。用钢筋混凝土支架节约坑木
开滦唐山矿井下通风区，试用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支架代替木棚成功。目前唐山矿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正准备在使用二年以上的通风道和顺槽大量使用钢筋混凝土支架。
唐山矿一九五四年六月从焦作矿务局学习了用钢筋混凝土支架代替木棚的经验后，就开始在八八二○掌通风道试验。结果证明：它的抗压能力可超过木棚四倍以上。在煤矿的风道和顺槽，用木棚每六个月就得修换一次，而使用钢筋混凝土支架，在压力较小的风道将可使用十年到十五年。因此，使用钢筋混凝土支架，可以节省大量坑木，降低采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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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太原钢铁厂轧钢部中型工段在第一季度中提前三天完成了生产计划，并为国家节约了六百八十五吨钢材。这是中型工段的粗轧机正在轧板坯。 新华社记者 周树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