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
郭沫若
多年来，胡风在文艺领域内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小集团。解放前，在他的全部文艺活动中，他的主要锋芒总是针对着那时候共产党的和党外的进步文艺家。解放后，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大部仍坚持他们一贯的错误的观点立场，顽强地和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胡风思想多少年来曾经俘掳了不少知识青年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作家。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洋洋十几万言，全面地攻击了革命文艺事业和它的领导工作，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极深刻的仇恨，可以说是胡风小集团的一个纲领性的总结。在我国文艺界以至整个文化界，我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胡风那样顽强地坚持错误的文坛野心家了。他巧妙地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披着现实主义外衣来反对现实主义。
在意见书中，胡风以肉搏战的姿态向当前的文艺政策进行猛打猛攻并端出了他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纲领。这个纲领共有六条：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反对在文艺中运用民族形式；反对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最后，建议解散文艺界统一组织，实际是取消党的领导。
胡风认为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和工农兵相结合，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为政治服务，是“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
要说是“刀子”，在用语上我倒可以勉强同意。因为“刀子”就是武器，我们也经常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是革命的犀利的武器。但这武器是威力强大的，不久以前有一位苏联作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比做喀秋莎大炮，胡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力仅仅比成“刀子”，未免小看了一点。但是，这个武器是放在什么人头上的呢？我想，革命的爱国的人民都明白，这是我们用来武装自己以对付敌人和敌对思想的武器。然而胡风却说成是“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刀子”，实际上也就是说放在他和他的小集团头上的“刀子”！胡风一向把自己化装成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在这一点上，却走了风，他在不经意之间透露了他的真心实情，自己表明了他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对思想的立场上！既然胡风自己都承认是马克思主义的敌对者，那么我们说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还算是冤枉他吗？
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胡风思想的危害性在于他假冒做马克思主义者。但无疑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危害性，那就是胡风所提出的问题虽则属于文艺范围，而在实质上却不单独限于文艺一个领域，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性的问题。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深入工农兵群众，为工农兵服务，改造思想等等，难道只是文艺界的事吗？谁不知道，这些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一切真心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在各项革命工作中都要碰到的关键性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完整的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也许胡风的堂而皇之的文艺纲领就是它的一个影子吧？
这是值得所有的人们注意的事。让我们来逐条地看一下胡风的纲领。
第一，胡风反对向作家提倡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
他的借口是，有人主张作家首先要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而且是“先验的”、“一次完成”的、“完美无缺”的世界观，要有这样的世界观才能写作。但是谁曾经这样主张过呢？谁也没有。胡风故意要这样说，无非是主张作家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如此而已。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向全国人民指出：“领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实际上也就是思想家的文艺家，反而可以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呢？大家公认，作为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一切进步作家，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是要以自己的创作来引导人民和青年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负有这样严重任务的作家居然可以不首先（胡风先生，我也用一个“首先”！）自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不要共产主义世界观，那么作家以外的人，谁还需要呢？照胡风看来，工程师、科学家、教师、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切思想工作者、一切知识分子，都可以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在建立了将近四十年的、已经消灭了阶级的苏联社会中，尚且要提倡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当资产阶级还没有消灭，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的时候，当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是根深柢固地盘据在人们脑子里的时候，我们反而不应当宣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呢？当然，我们提倡文艺家、科学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依据自愿的原则，同时这种学习又必须和他们特殊业务的创造性的活动很好地结合。文艺家、科学家可以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道路达到马克思主义。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不应向作家、科学家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理由，相反，只有进行这种学习才能使作家、科学家在世界观上武装起来，保证他们在创作和研究工作中不犯或少犯错误，得到胜利。
在我们国家，每一个从事思想工作的人，都应该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我们的思想中多一分马克思主义，我们身上便多一分革命的热力。这个在我们感觉是热烘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胡风却偏偏感觉得是“冷冰冰”的！
很明显，胡风所以要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正是企图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
第二，胡风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他反对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熟悉工农兵生活，而主张各种生活都一样，高喊“最停滞的角落里”也有斗争，高喊“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照他说来，坐在自己家里的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是能够叫人相信的吗？他坚决反对所谓“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算生活”。但是，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呢？谁也没有。这也是胡风的捏造。日常生活当然是生活，但谁也不能说工农兵的日常生活和剥削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认为作家如果不去熟悉、不去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斗争和生活（无论日常的还是非日常的），不把他们的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当作统一的有机体，来反映在我们的作品中，而只注意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使自己的眼光停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也就是说按照胡风所主张的“起点在哪里，在你的脚下”的谬论去做，所写的也就是作家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么这样的作品对于今天的人民有什么价值呢？难道作家不去熟悉、不去深入工农兵生活，不和工农兵结合，就可以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将他们的英雄事迹加以艺术的概括，创造典型人物，再去教育他们吗？
必须从人民群众生活的深处汲取自己创作的源泉的作家，既然可以不到群众中去，那么作家以外的人，又有什么必要去深入群众呢？反对深入群众只能得出一个结果。那就是，对于文艺作家来说，使他们对群众永远“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使他们成为脱离生活、脱离政治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制造者，或者使他们成为寓“十字街头”于“象牙之塔”的新式资产阶级作家；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切革命干部来说，就必然使他们成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
很明显，胡风所以要反对深入工农兵的主张，正是企图使革命作家、革命工作者割断和工农兵的血肉联系，正是企图取消文艺工作和其他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第三，胡风反对作家改造思想。
胡风既然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那他当然就要反对思想改造了。因为，要树立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道德，就不能不把旧的落后的错误的思想从自己脑子里挤出去。看来，胡风是非常爱惜这些脏东西的，他在替它们叫屈，并索性把我们的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思想改造，诬蔑为“军事统制”或“军阀统治”的手段。这种厉声尖叫，不是同样也可以从我们的敌人那边听到吗？胡风，你真跑得太远了！
就和硬说我们要求作家必须具有“先验的”、
“一次完成”的、“完美无缺”的革命世界观一样，胡风说我们是要作家“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也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毛泽东主席早就指出过，思想改造非经过十年八年的长期磨练不可，难道我们要作家等到十年八年以后才写作吗？事实上我们的作家不是都在写作吗？思想改造是普遍性的要求，所有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有这个要求，并且都在工作中努力改造自己。难道他们都像胡风所说的那样，现在都已经停止了工作，要过了十年八年之后，再工作吗？
胡风玩的另外一个手法是他竟然把新旧思想加以等同，把个人主义思想说成和集体主义思想差不多，把旧的人道主义思想说成和社会主义思想差不多。这样做，不外是叫人们不要抛弃资产阶级思想，不要接受工人阶级思想，如此而已。此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解释吗？
很明显，胡风所以要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来反对思想改造，正是企图使错误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继续统治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头脑，使他们停滞不前，因而在一切工作中遭到失败！
第四，胡风反对文艺的民族形式。
这又是十足的反人民、反爱国主义的观点。文艺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同样是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紧密联系着的。我们的文艺不仅要在内容上和人民结合起来，而且要在形式上也和人民结合起来，使我们的作品具有为群众所理解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的形式，这是革命作家的努力目标之一。
联系着前面已经谈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胡风的文艺纲领的特色之一是在思想上反对革命世界观，在形式上反对民族特征。但是，正由于有了革命世界观，才使新文艺有别于资产阶级社会、封建社会的旧文艺；正由于有了民族形式，才使一个民族的文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艺，也丰富了全人类的进步文艺。试问取消了这两个要素，剩下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文艺呢？胡风历来否定民族遗产，主张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形式不加区别不加改变地“移入”中国来，其结果难道不是必然地要把自己民族的独立的文艺变成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的附庸吗？
当然，胡风不会忘记还要在他的思想实质的外表，装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因而说什么“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但是他却不愿意提出对于我们最为宝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经验，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过去的现实主义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故意抹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革新的意义。而对于我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则采取完全虚无主义的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五四”以前，全部中国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在内，都是“封建文学”；他说：“‘五四’以前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没有写人，没有写人的心理和性格”。他认为，我们重视民间文艺是“拜物情绪”，探求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是使文艺
“降低”。这样诬蔑本国的文化遗产和轻视文艺的民族特点，而盲目崇拜外国资产阶级文化及其一切形式，其影响所及，难道仅限于文艺领域吗？不！这不仅是文艺问题，也不仅是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削弱以至毁灭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问题！
很明显，胡风所以要反对文艺的民族形式，盲目鼓吹外国形式，正是企图削弱和毁灭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拉着人们和他一道滚进世界主义的泥坑里去！
第五，胡风反对“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
这个问题不单纯是作家写重要题材还是写次要题材的问题，而是作家要不要为当前迫切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去服务的问题。而且这也不仅是文艺创作的问题，而是在各项革命工作中，都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无论政治法律工作、经济财政工作、文化科学工作等等方面，都有各种任务规定在人们面前，需要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去担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一致承认文学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自觉地要做先进的公民，要成为走在群众队伍的最前列的战士，这样的作家，难道反而不要为当前政治任务服务吗？当然，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它自己特殊规律，正如其它一切工作都有它的特殊规律一样。作家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各人的生活经验、创作才能、艺术个性等等的不同，用不同的形式、体裁和风格，从不同的角度去反映生活；并且应该反对庸俗化地了解政治任务，庸俗化地了解文艺的宣传性能。但是作为一个原则，文艺应该着重反映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的最重要的方面，应该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物的典型，是无可动摇的。
作家为政治服务固然首先是用笔作战，但在必要的时机，像所有的公民都应该勇于担负起对国家的捍卫责任一样，作家也应该用别的武器来进行作战。在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斗争中，许多文艺工作者曾经穿上了军装，走上了前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苏联作家曾经参加了卫国战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少的文学家艺术家同时也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坚决的世界和平保卫者。
胡风反对写重要题材，反对创造正面人物，其必然结果不能不掉进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泥坑中去。如果再根据逻辑的必然性推论下去，那么，每一个文艺家、科学家以及
一切知识分子在进行他们的劳动时，就都可以不考虑当前人民和国家的需要，都可以不为当前政治任务服务了。对于他们，所谓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岂不就完全成了空话吗？
很明显，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依照胡风的指使去做的！
胡风提出了以上五条纲领来抗拒所谓“五把刀子”之后，他就从荷包里摸出了一套他煞费苦心地编成的、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革命文艺运动的“建议”。其内容实际上是解散文艺界统一的组织，分裂作家的团结，取消集体领导，停办现在的文艺刊物，代之以在文艺思想上有“基本性质的分歧”的个人办的刊物，进行资本主义市场式的自由竞争。其结果不外是使文艺界四分五裂，脱离工人阶级思想领导，而人工地培养出许多宗派主义小集团出来，让资产阶级思想随便去占领和统治。
很明显，如果大家都依着胡风的纲领做去，也就可以同样取消其它一切群众团体的统一组织和统一领导，造成人心涣散、一盘散沙、无组织无领导的局面！
胡风这位自命不凡的人物真是了不起。他不仅要争夺文艺的领导权，而且要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改造国家！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竟发展到这样荒唐的程度了！
胡风的思想，在我看来，和胡适的思想在最根本的方面有一脉相通的地方。胡适叫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风不也在主张作家不要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吗？所不同的，胡适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风是偷偷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如此而已。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全盘接受”，胡风不也在完全否认民族遗产，主张新文学的形式只能从西方“移入”吗？胡适否认物质世界和科学真理的客观存在，胡风不也在提倡“主观战斗精神”的“自我扩张”吗？
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胡风认为文艺的源泉，不是客观世界，不是人民的生活，而是作家“主观精神”的“自我扩张”；文艺不是客观真实的反映，而是作家“主观精神”的表现。这个“主观精神”越是强烈地“燃烧”，客观在主观中所占的地位当然就越小；同时，这个“燃烧”着的“主观精神”又必须绝对排斥“从身外来的”“冷冰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试问，胡风的这个“主观战斗精神”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它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它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三二年苏联解散了“拉普”等文艺团体，并正确地清算了“拉普”派所提倡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理论之后，在有些国家，例如日本的文艺界就对这件事作了片面的歪曲的介绍。那时日本的反动统治阶级正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日本共产党施行血腥的镇压，把日本人民的解放运动打到地下去了。一些左翼作家在这个时候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有的变成了明目张胆的法西斯作家，如林房雄等。有的则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传播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经常嚎叫着什么“创作即生活实践”、“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不一致”等等谬论。同时，在苏联也出现了以卢卡契、里夫希兹为首的“潮流派”小集团，他们在反对“拉普”派的借口之下，肆意地否定了世界观在文艺创作中的主导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表现。这个“潮流派”的理论，在一九四○年左右就被苏联文艺界所清算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正是和上列理论有联系的。
这类理论正适合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气候。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使他被认为左翼理论家，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使他不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镇压。他那一套日本人所谓“半头红萝菔”的理论（表皮是红的，心子是白的），我们以前也并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一直诚恳地耐心地帮助他，而胡风却不但始终没有改正错误，而且继续坚持他的错误理论和有害的小集团活动，一直发展到向中共中央提出他的攻击整个文艺领导工作的意见书——一个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
从胡风的思想实际和他所采取的行动实际看来，他所散播的思想毒素是不亚于胡适的。他所提出的纲领是有一般意义的、思想的和行动的纲领。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和人民群众结合，实际上就是反对全中国知识分子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是违反全国人民意志的事。必须彻底批判胡风思想的原因，我以为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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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罪犯的劳动改造
张重
三月的太阳晒干了过浆的白纱，十多个人正从一排排的木架上把这些白纱取下来，送到落纱间去。织布机和织袜机有节奏的声音，透过厂房的砖壁。染色房的玻璃天窗里，不时冒出一股股白色的蒸气，直冲天空……这里是一片劳动的景象，很像是一个普通的工厂。
然而这里是拘押罪犯的地方——北京市人民法院监狱。
北京监狱，这是一个惩治罪犯的机关。各种罪犯被人民政府送来这里，用劳动改造和政治教育的方法，使他们变成有益于社会的公民。从这里释放出去的人，他们有的已经成了高楼大厦的建筑者，有的成了给人民制造生活日用品的手工业者，有的入了学，有的开起商店。有些妇女则回到家里安心地料理家务。
在北京监狱织袜厂，犯人们静静地工作着。这里没有灰尘，阳光充足，室内有暖气。犯人们来回巡视在机器前面。犯人们在这里学会了技术，技术熟练的人每人看管着十四台织袜机。杨玉慧经常在这个车间里走来走去，俯下身听一听机器运转的声音，或是帮助犯人修理机件。他原是反动派的军官。他在刑满释放的时候，自己要求留在厂里。经过批准，他现在担任了机械修理师。
半成品的袜子，由犯人搬到另一个车间。在这里，数十个犯人用锁口机把袜头缝了起来。西北角靠墙的地方，有三个年纪较大的犯人。这是张殿金小组。他们因为每天能锁一百一十多打袜子而达到最高纪录，得到奖金，张殿金并减短了刑期。检查成品的也是犯人，他们分两排坐在长长的案板两旁。
染色车间里，犯人们正在翻搅染色缸里的袜子和原线。负责配色的技术人员多半是由外面聘请来的，但其中一个叫杨增寿的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在劳动改造期间，他学会了这门技能，而且爱上了这件工作。于是在一九五二年刑满释放时，他也自动请求留下来。
织成的袜子从染色车间变得光彩夺目，送到烘烤车间，然后经过最后检查、压平、包装，最后送上市场。
走出袜厂，穿过一个庭院，就到了织布厂。这里同样是用劳动来改造犯人的地方。犯人们开动了所有的织机，梭子带着纬线急速地穿来穿去，织成的布慢慢地伸长起来。一个车间的墙壁上，犯人们用红白粉笔写着大字：“向超额完成计划的班、组、个人看齐！”“防事故，防次布，既能超额，还能创造新纪录！”织布厂的金世华班、袁庆孝、赵增禄等，都成为犯人学习的榜样。布匹的布由犯人扛到隔壁的房间。几个犯人用小剪刀专心地修整每疋布的边幅。
不知道根底的人，谁也很难想象这些人过去竟是些专门危害人民的罪犯。他们确实原来也不是生成这样的，而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把他们变成或逼成了罪犯。
四十三岁的浆纱犯人李松印是个作案十多年的惯盗。但他原来只是河北通县的一个普通贫苦农民，二十四岁以前只懂得种庄稼。以后他下煤井当了矿工。低微的工资使他难以养家活口，妓院和酒馆就成了他消愁解闷的地方。他逐渐变得糜烂挥霍起来。起初，他用不断的加班来供应自己。以后他在戏院里结识了一个叫刘树华的惯盗，就开始了偷窃。解放以前他进过几次国民党的监狱。在这个以虐待犯人和贪污受贿为能事的人间地狱里，他每次都只是学会许多新的偷窃本领，出狱以后偷得更加厉害。解放以后，一九五○年十二月他被人民政府逮捕了。这次他受到不同的管理，在这里，没有酷刑和辱骂，没有克扣和盘剥；有的是真理的教诲，这真理就是，让一切脱离了劳动而堕落犯罪的人回到劳动中来，用劳动改造自己。在劳动中，李松印慢慢恢复了青年时期的劳动习惯。而且经过教育，他慢慢明白了自己过去的行为是一种罪恶，因为他的行为给许多善良的人造成不幸。他一想到共产党人都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流血地为人们创造幸福，就觉得自己的行为实在很可耻。他终于悔悟了。他在劳动中表现得很好。他决心在刑满之后留下来继续作浆纱的工作，永远放弃那种犯罪的耻辱的生活。
在监狱的走廊里，墙壁上贴着好几张招领纲笔、衣物的便条。东西是犯人拾到的，便条是他们自己张贴的。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愿意偷窃别人的劳动果实了。惯盗赵润田在锅炉房烧火，过去有许多人的许多财产曾经被他夺去享用，现在他弯下腰拣着夹杂在炉灰里的一小块一小块的煤。因为他自己劳动了，他懂得一小块煤也是劳动得来的。
人民政府对待罪犯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还体现在犯人的日常生活上。北京监狱的犯人，过着有规律的生活。他们按时起床，劳动，学习，吃饭，休息和娱乐。犯人每天劳动九小时，睡眠八小时。每天有两小时的时事学习。文化程度低的犯人参加了文化班。犯人杨德顺家里四辈子都没有一人进过学校，而现在他得到了学习的机会。许多原来是文盲的，现在有的已能认一千五、六百字。一个小型的图书室专为犯人而设。图书室仅杂志就有四千多册。文艺小说以及“新人生观”、“怎样改造思想”一类的小册子都是犯人常借的书。后一类书的许多封皮都用牛皮纸重新换过。监狱里的三盘电磨，整天滚动着为犯人磨制粮食。犯人们自己磨豆腐，种青菜，作为副食品。一个宿舍的入口处支着一张绿色的乒乓球案子。监狱里的各个广场上，共有六个篮球场。在劳动、学习之后，犯人们在这里锻炼身体。犯人们自己设计和修建了两座舞台。每逢休假日的前夕，他们常常在这里演出自己编排的节目。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女犯人白天休假，夜晚又在舞台前面看电影。
监狱供销社的三间瓦房设立在庭院中心。一排长长的玻璃柜里和货架上摆满各种日用品和文具。监狱出产的袜子，按照批发价出售。犯人们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到这里来买用品，而不受到任何限制。从今年一月到三月二十日，犯人从供销社买去的钢笔就有五百零一支。
旧社会的监狱给人的印象是阴湿肮脏，犯人是蓬头垢面。现在北京监狱的犯人却过着清洁卫生的生活。室内和院落都洒扫得非常清洁。犯人宿舍的墙壁上挂着教育犯人讲卫生的画图。床被叠得整整齐齐。犯人在吃饭之后，自己把碗筷刷洗干净，放进碗橱，然后挂上防尘的白色罩布。犯人每半月洗澡一次。
患病的犯人在这里能够得到适当的医疗。北京监狱的医务所每天有五个大夫到犯人中去巡诊。最近大夫们正给全体犯人进行体格检查。患重病的犯人被隔离开来，不参加任何劳动，专事疗养。
对罪犯实行劳动改造的政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实行这种政策就是要把旧社会制造出来的罪人改造成为新人，使他们能够经过劳动改造，自觉守法，自食其力。全中国人民都懂得这个政策的正确伟大，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偷窃成性的子女自动送交人民政府管教。他们充分信赖自己的政府，希望看到自己的子女经过政府的管教而变成具有新品德的人。现在北京监狱的流氓王绍存、小偷孙光辉以及另外五、六个犯人，都是被他们的亲人自动送来改造的。而他们现在也确乎有了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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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评介
指导厂矿报纸宣传工农联盟
四川日报和安徽日报先后在三月十六日和二十四日发表了厂矿报纸应经常宣传工农联盟思想的报纸工作述评。四川省的许多工矿企业党委和厂矿报纸的编辑人员，对经常向职工进行工农联盟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长期以来忽视在报纸上进行工农联盟的宣传。有的人还认为：“工矿报纸只管报道工业，农民报纸才应当去报道农业”；“厂矿报纸只讲厂内的事，厂外的事由地方报纸去报道”；“不是本厂的事，工人不喜欢看”。四川日报在述评中批判了这些片面的看法，并且指出：工业报道和农业报道是不可分割的，决不能把厂矿报纸的视线只放在本厂本矿。如果厂矿报纸以工农联盟思想教育职工，使工人更加认识到自己的领导地位和责任，就会进一步鼓舞职工的劳动热情，更好地实现厂矿报纸的生产鼓动作用。述评还以一些厂矿报纸上的宣传实例，说明了报纸应该怎样通过事实向职工宣传工农联盟的意义和作用，宣传地方工业为农村服务的方针等问题。安徽日报在报纸述评中，指出厂矿报纸应改变只在春节期间宣传工农联盟的偏向，要求在许多报道特别是经济报道中，体现工农联盟的精神。
厂矿报纸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经常地深入地向职工群众宣传工农联盟的思想，教育他们自觉地为加强工农联盟而斗争。四川日报和安徽日报注意到这个问题，针对本省厂矿报纸忽视工农联盟宣传的根本缺点，提出改进的意见，这就能给予它们以切实的帮助，大大有利于改变宣传中的这一薄弱状况。 （韩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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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职工爱护机器设备
不久以前，天津日报在中共天津市委会的指示下，进行了爱护机器设备的宣传。报纸在一月十五日发表了市委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指示和题为“爱护机器设备是每个职工的庄严任务”的社论，以后即连续报道了各厂发动职工检查爱护机器设备的情况，并以天津汽车制配厂工人宁福海连续三次损坏机器的事件，从二月八日起组织了为时将近一月的读者讨论。
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工人、工长、技师、党的支部和总支的书记，以及党支部委员会等。讨论中批判了宁福海平日只关心自己的工资和面子，不爱护国家机器的个人主义行为。大多数读者在来稿来信中，都联系检查了本身的思想和工作。例如，一个工长表示要决心改正只顾完成生产计划，而不注意机器检修和维护的错误作法。一个支部书记则表示，今后要注意经常地向工人进行爱护机器的政治思想教育。
机器设备是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战线上的武器，特别是在今天高度自动化的工厂正陆续投入生产，少数原有的工厂也在不断地增加新的机器，而在工人对这些机器设备都很生疏的情况下，教育职工爱护机器设备，就有了更为迫切的意义。天津日报的这种作法是值得提倡的。
（裴国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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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部和青年团中央联名发出通知
号召在全国中小学生中开展种植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三十日联名发出在全国中、小学生中开展种植活动的通知。
通知说，种植活动，是课外“劳作活动”中对中、小学生进行知识教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效方式之一，也是少年儿童喜爱的一种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可以使少年儿童学习使用简单工具，应用已经学得的知识于劳动实践，从而在劳动实践中，获得初步的种植技术，扩大和巩固课堂知识，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和对园艺的兴趣。
为了使种植活动很好地开展，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各级团委必须认真领导各学校与少先队，由各学校指定教师和辅导员，负责组织并领导学生积极进行。在发动学生进行种植活动的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一、参加种植活动的一般应是高小以上的学生，农村初级小学中年级年龄较大的学生也可以参加。二、种植活动主要应在学校内进行。若学校园地过小，可适当号召学生在家里或利用学校附近空闲地种植（经领导商得当地有关组织同意）。三、各校开展种植活动，应该掌握因地制宜的原则，种植内容不要强求一致，可以种植向日葵、蓖麻，也可以绿化校园、种植各种树木花草、蔬菜等。四、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学校，可以成立园艺或种植小组，组织初中和小学高年级的一部分学生参加，指定教师指导他们进行选种、施肥、嫁接、灌溉、除虫、授粉、培育新品种等工作，培养并巩固他们的钻研兴趣。五、种植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必须按照自愿原则办事，完全避免强迫命令与追求数字的错误做法，进行种植活动时不得妨碍学生的上课和自习及身体健康。身体弱的和有病的学生不要参加。六、种植活动应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根据园地多少、适宜种什么、有多少学生可以参加、有多少工具等情况制定种植计划，按计划进行。种植前必须准备种子（或树苗）、肥料、工具等。如果园地太小、工具不足，就应该组织学生轮流参加，以避免混乱和产生浪费人力的现象。七、学校应该尽可能与当地有经验的农民、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技术推广站、园林管理部门等取得联系，请他们帮助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八、每到学期末应进行总结，研究种植活动的经验和缺点等，以作下学期改进种植活动的准备。假期中应组织留校和家住学校附近的学生轮流照顾，使活动不致中断，保证种植的成果。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获得苏联候补博士学位的三位研究生
会见地质学会北京分会会员
我国在苏联第一批获得地质矿物科学候补博士学位的涂光炽、张宗祜、张忠胤等三位研究生，三月二十七日和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分会的会员们会见了。张宗祜、张忠胤被邀请作了两个有关工程地质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到会科学家们广泛的兴趣。
涂光炽、张宗祜、张忠胤分别在国立莫斯科大学地质系，莫斯科奥尔忠尼启则地质勘测学院、列宁格勒矿冶学院以不到三年半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学位论文。他们的“乌拉尔山某两个矿区黄铁矿床的构造及成因”“黄土区域建筑灌溉渠时工程地质的研究”“沃特金斯克水电站地区的上二叠纪杂色地层的成因及其工程地质的性质”等三篇论文，都因有独特的见解而获得了苏联科学家们的高度评价。这些问题对于研究我国的地层学、工程地质和矿床的勘探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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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僮语方言的调查工作完成
桂西僮族自治区僮文工作队，在二月底已完成创造僮族文字的僮语方言调查工作。现在三十多个语文工作者正在进行整理研究，确定僮语基本方言。
六个月来，僮文工作队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袁家骅教授等率领下，调查了广西僮族地区四十七个县的僮语方言。他们在每个县都搜集了两千多个单词、许多短句、民歌和故事。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英雄的空中指挥员张伟良
新华社记者 黄叔贤
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轰炸部队的空中指挥员张伟良，在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中屡建战功。这次在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上，他光荣地当选为二级战斗英雄。
一九五五年一月间，浙东前线曾频频传来我人民空军不断地打击蒋贼军的胜利消息。那个时候，张伟良和他的战友们处在火热的战斗之中。
一月十日中午，张伟良接到轰炸蒋贼军舰的命令。为了抓住战机，他连饭也没吃饱，就率领他的战友跑到机场上。当塔台发出起飞讯号时，张伟良驾驶的铁鹰首先凌空而起，接着他的战友们也驾起铁鹰跟着他向大陈战区飞去了。航线上刮着大风，张伟良沉着地率领着强大机群前进。他们飞进了蓝色的海洋上空，大陈岛已出现在面前了。再往前飞，张伟良隐约地看到大陈海港里有个黑点。他仔细地观察，搜索、又发现了第二个小黑点。张伟良立刻判明这是蒋贼军舰。他向战友们发出准备轰炸的命令。这时，蒋贼军舰慌乱地发射着高射炮火，在我军机群前面构成了一层层火网。就在这十分紧张的时刻，张伟良向机群发出了命令，同机领航主任蔡之臣很快就把瞄准器套住一艘大军舰。张伟良便按着他的要求不断地修正航向。当蔡之臣发出“投弹”的口令时，重磅炸弹一颗接着一颗呼啸着向蒋贼军舰飞下去，正好炸中军舰的头部。这时，飞行员宋宗周也驾驶着他的铁鹰紧跟着过来，他投下去的炸弹在蒋贼军舰中部爆炸了。这艘军舰就是美帝国主义给蒋贼的一艘中字号登陆舰，舰上的弹药爆炸了，汽油燃烧起来。这时，飞行员宁福奎遵照张伟良的命令，又炸伤了蒋贼的另一艘军舰。大陈港被烟火吞没了。
一月十八日，是我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解放一江山岛的一天。这天清早，张伟良和战友们驾起挂满重磅炸弹的铁鹰，升入高空，在我歼击机部队掩护下向一江山岛飞去。当一江山岛上的蒋贼军还没有来得及想到我军的机群会这样早就出现在他们头上时，大量的炸弹就在同一时刻倾泻在岛上爆炸了。给了蒋贼军严重的打击。
下午，张伟良又驾起铁鹰率领着战友们第二次飞临一江山岛进行轰炸，掩护我陆军登陆。这时，我陆军炮兵向一江山岛猛烈地轰击着。我人民海军的舰艇向一江山岛疾驶。进攻开始了。当张伟良看到我军的登陆艇就要靠岸而岛上的敌人还企图顽抗时，他知道这是陆军最需要支援的时刻。张伟良立刻率领着战友们飞到了我陆军登陆点的上空，向敌人猛烈地轰炸。我冲击机部队也向岛上敌军进行低空轰炸扫射。我陆军勇士们顺利登陆了。
在一江山岛解放后的第一天，张伟良又奉命带领机群飞往大陈岛，轰炸了蒋贼军的指挥所、雷达站和炮兵阵地，取得了光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