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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
一座浪费的不适用的学校建筑
本报记者 顾雷
“地质宫”是东北地质学院的校舍，全楼五层，高四十二公尺，是长春市内最豪华的一座建筑物。
这座“宫殿”二万八千六百多平方公尺的面积，用了六百多万元，平均每平方公尺的造价二百二十多元。而它还是在伪满时旧皇宫的基础上建筑的。修建时可以节省很多打基础的钱。因此，实际上，在计算每平方公尺造价时，还应高于二百二十多元！
国家曾规定，高等学校的校舍（教室和实验室）每平方公尺造价一九五三年不得超过一百四十元，一九五四年不得超过一百二十五元。以这个标准衡量“地质宫”的投资，即使按每平方公尺一百四十元计算，也超过国家控制指标二百三十多万元。这也就是说，用建筑“地质宫”的钱，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至少可以多盖同样大小的校舍一个半。
地质部在拨付投资时，没有充分考虑投资效果，也没有具体审查设计，又疏于对工程的检查，长春市人民政府也觉得添一幢“富丽堂皇”的建筑，可以为市容增光不少，而万一地质学院搬走了，便可以接收这个建筑以备他用，因此也热心帮助。地质学院也不反对这个建筑，因为究竟还是一幢辉煌的校舍，又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造成浪费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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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座建筑物会浪费这样多的钱呢？
先看看屋顶。这个“宫殿”，是用二十三万多块绿色琉璃瓦铺成。屋脊上有各种各样的琉璃装饰：正脊两端，挑着“如意”形的“吻”，吻上刻着凤；戗脊上蹲着九条仙兽；在飞檐的梢头，有一位仙女骑着鸾；房盖下露出梁头，斗拱……，一句话，凡是在旧式宫殿上可以看到的结构和装饰这里都有，虽然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制品，但仍同封建时代的建筑家处理木结构一样，涂上了各种油彩，真正是一片“雕梁画栋”。
为了表现“宫殿”的气魄，大门开在二楼。进“宫”时，首先要穿过两根雕着盘龙的“华表”式的灯柱；灯柱后面，两个大石墩上分坐着一对巨大的石狮子。再向前走，便步上天然花岗石的台阶；台阶上是六百多平方公尺的一片平台，也是用天然花岗石铺成；快接近正门时，又可看见翼伸在正门两旁的走台，每边各五十公尺长，都用栏杆围着，栏杆上装有雕着花纹的望柱头，全是水刷石制品；正中是五扇朱漆大门，上面嵌着巨大的铜饰；门顶上，高悬着价值二千五百元的五盏“宫灯”。
楼内的装饰极其豪华。中央大厅上的一盏大花灯就花了八百元。大厅的地面是褐色人造大理石的。厅里的十二根大柱，也用人造大理石镶起来。在中央阶梯两边，摆着两个肉色天然大理石的石鼓，这是用六百个工日刻成的，只这一项就花了五千七百元。其他如小方块拼花地板、大理石的扶手等，也都无一不做到了“尽量讲究”。
这幢建筑中的大部分结构是钢筋混凝土的，有一些梁还是钢的。这里除了墙面的“剁石”还保存材料的原有面目外，其他地方都涂上了油彩。走廊的墙上画着绿竹和各种花卉。大部分屋子的墙都是上部涂着单色油彩，墙根上画着“和平鸽”和“鸳鸯戏水”。凡是露在外面的各种构架，都画着各色图案。透过这些豪华装饰，人们不难想像到建筑材料的浪费、装饰用的油漆的浪费、以及粉刷和描绘用的大量人工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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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宫”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修建的。这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满怀胜利信心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个充满光明和幸福的年代；建筑地质学院的目的，是要把许多朝气勃勃、有广阔前途的青年，培养成掌握近代技术的地质人材，以便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在建筑上，要紧紧依靠“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创造出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经济、政治生活的形象，把祖国伟大变化的具体感觉传达给年轻的一代。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些什么形象呢？
在中央大厅，离地面有三层楼高的“藻井”上，画满了一幅幅的白鹤青天。所有大小横枋上，都油漆着彩画，有的是“三福云”，有的是“蝙蝠”，还有的是画着海上露出半边朝日，和封建社会用来象征“指日高升”的画图一般无二。这座“宫”初落成时，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八仙过海”“三打祝家庄”“兵船大战”等故事图，后来觉得和这个建筑“太不协调”，都涂掉了，又换上了松、竹、梅、兰。在一幅墨绘梅花上，题着一行草书，因字迹很小，仔细看去，彷佛是“梅占百花魁”五个字；词的下面署着“××游人”，和在古庙里常见的题字一个模样。围绕着大厅中十二根大柱子的两层“楼阁”，都涂着各种各样的颜色，而尤以蓝色为多。再加上天花板下吊着的大花灯和柱子上的灯都是“蜡烛式”和“油灯式”的，开灯以后，微光闪烁，照着褐色大理石的地面和暗淡的墙壁，照着各种“古色古香”的装饰，真像置身在佛堂或古庙里。
这样的建筑，无论从外部或内部，都看不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所看到的只是对古代建筑的生搬硬套，都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所爱好的风格——
“吉祥”“平安”“如意”“超然”“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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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还没有提到这座建筑的最大缺点——钱花得这样多，装饰得这样豪华，但并不适用。
楼里的柱子特别多，屋子里光线弱，下面四层楼都不能做教室，不得不把教室放在最高一层。学生一天六堂课、吃两顿饭，外加两次工间操，就得上下跑好几趟。而下雨时，房顶有一百多处漏水，也影响学习。
全楼有开电梯、点电灯用的电，没有实验室用的电。想试验就不能开电梯、点电灯，想坐电梯、点电灯就别进行试验，两头只能顾一头，变电所里又没有防爆装置，一齐用就出危险！
学校现有的人数共需要七万多平方公尺房子。因为盖了这个不适用的楼，现在已占用了八万多平方公尺，还不够用，还得再盖两万平方公尺。这样一来，教室分散，也增加管理方面的困难。
这座校舍，除五楼外，每间屋子都是窄而长，
一面窗户。窗户少，房子深，里面自然不亮，而且大部分房子里都有柱子。小屋子一根，大点的有两根、四根、六根的，有的顶着门口，有的紧靠窗口，不仅难看而且碍事。楼内各处都暗淡得很，太阳当空时，这里是黄昏，夕阳西下时这里已是夜晚了，即使打开灯，也感觉不到明朗、愉快的气氛。
谁都知道，厕所是应该空气流通的，但是这里有些厕所的窗子却永远开不开。浴室里没有排气装置，没有小便池；厕所的地面没有坡度，容易积水，等等。总之，在这里看不到设计者对人的关怀。
长春市政府原来还有一个小打算，建议修二楼的走台和四楼五楼的阳台，以备过节时检阅用，现在看来这个用场也不行。检阅的人如果站在五楼和四楼太高，站在大门两旁的走台上又太低。去年国庆节游行时，不得不在门前平台上另搭一个主席台，原来“一举两得”的打算也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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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适用、从经济、从美观、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暴露了“地质宫”设计思想上的严重错误。那就是追求形式，追求豪华，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呢？这时，那些积极主张盖这幢楼的人可能找出各种借口说：
“这原是利用的旧基础，受原有结构的限制，不可能适合学校用啊！”
但，人们也有权这样反问：
“国家给的钱，是要盖学校的，并不是恢复旧皇宫的呀！”
他们还可能说：
“既然要发扬民族形式，难免在结构、材料和装饰方面浪费一些，何必斤斤计较呢！”
对这种话，人们将会坚决地回答：
“如果真是这样，国家和人民坚决不需要这种浪费大、不适用、又不美观的‘民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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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浪费粮食行为，想出节约粮食办法
董述
本报读者和驻长沙、武汉、广州、重庆等地的记者，继续揭发了一些机关、企业和学校浪费粮食的现象，并提出了一些节约粮食的办法。
从这些揭发的材料来看，各地浪费粮食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和广州市粮食局今年二月间曾在交通部广州市区港务局进行了一次检查，发现港务局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十二日将近三个半月的时间内，浪费了一万一千六百三十斤冷饭和九千二百二十四斤饭焦。他们养着五十多口猪和成百只鸡鸭，还有剩饭出卖。重庆中国毛纺织厂九百九十六人吃饭，平均每天约有一百五十斤稀饭、四十二斤锅巴和近二十个馒头倒入泔水喂猪。这个厂一九五四年夏天还有过用吃不完的包子喂猪的事情。武汉市协和医院每天浪费的粮食够五十个人吃。
造成这些大批剩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伙食管理不严，吃得少，煮得多，有的食堂工作人员甚至错误地认为：“宁可吃不完，不要煮少了。”不合理的制度也是造成大批浪费粮食的原因，四川省北碚天府煤矿伙食团把出卖泔水的钱当做厨工的额外收入，每个饭堂每月可卖得十二元到二十一元，有些厨工为了扩大这种额外收入，就不惜把清洁能吃的饭菜也倒入泔水里。有少数职工和学生不珍惜粮食，任意蹧踏粮食，也是造成浪费的一个原因。吃馒头剥皮、咬几口就扔掉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湖北省武汉市建筑工程学校有的学生一碗饭吃了一半就随手倒在沟里。武汉市立第四砖瓦厂附近的居民，每逢该厂饭后就到他们的洗碗水里去捞米饭，每次可捞出五、六斤。四川省重庆市第二十七初级中学有个别学生把剩饭抛到河里喂鱼，作为娱乐。黑龙江省舒兰县第二初级中学有些学生不喜欢吃粗粮，每逢吃粗米饭时，就往地上桌上撒。这个学校约有三百人吃饭，每年浪费的粮食就有八千一百斤。
这些浪费粮食的现象已引起各单位附近农民的不满，例如重庆市南泉龙井湾的农民对二十七中学校长说：你们再浪费粮食，我们下半年就不卖余粮了。农民对他们的这种指责是完全应该的，这些单位的负责人要切实听取农民的意见，迅速纠正这种浪费现象。
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员和食堂工作人员认为“每天浪费十斤、八斤的算不了什么”，“剩饭是发展副业（指养猪养鸡）的有利条件”。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每天浪费的虽少，积累起来就很多了。而且，就是少量的浪费，也是很不应该的，利用残菜、剩饭养猪养鸡是可以的，但是有意地剩饭，或是由于计划不周而增加剩饭，用这样的“剩饭”来养猪养鸡则是不可以的。
有的单位有些职工甚至违法乱纪，进行多买或出卖粮食等犯罪活动。湖南省衡阳铁路分局所属单位在六个月内虚报的人口约有一万零二百多人，六个月多买二十六万多斤粮食。有的职工多买了粮食，再用高价卖出，或用粮食换东西。衡阳铁路工人沈金魁曾以高价卖了十五斤米给一个地主。耒阳车站吴副站长的爱人曾用大米向农民换绿豆、换茶油。这些单位应迅速检查纠正这种现象，对于情节重大屡教不改者，应该给以适当的处分。
有的单位的浪费粮食现象受到批评还不纠正。广州造纸厂一九五四年浪费粮食的现象很严重，当时广州市人民政府曾经通报批评，可是这个厂的浪费粮食情况并没有改变，今年一月份他们还继续出卖剩饭和用剩饭喂猪，二月五日一顿饭所浪费的残剩饭就足够五十多个人吃一顿。对这种经过批评还不改正的单位，有关领导方面应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浪费粮食现象。
有些读者介绍了一些节约粮食的办法。如湖北省立第三女子中学伙食团，平时按照实际吃饭人数煮饭，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就重新统计在校吃饭的人数，这样就避免了大量剩饭或不够吃的现象。读者张俊建议卖份饭的食堂应改进定量供饭的办法，避免有人不够吃、有人吃不完的情况。读者蔡得井建议喂牲口的饲料应煮熟了再喂，牲口吃熟料容易消化，可以起到节约粮食的作用。
许多读者认为：对浪费粮食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进行严厉的批评，并发动群众监督。这是纠正浪费粮食的有效办法。湖北省第三女中采用在黑板报上批评浪费饭菜的现象，就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些办法虽然比较零碎，但都是切实可行的，各地可以参照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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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变耕作制要慎重
赵起
改变耕作制有极显著的增产效果。安徽实行“三改”，一年中增产成十亿斤的粮食。湖南种植双季稻，每亩比单季稻增产二百斤左右。广东珠江三角洲某些沙田在一九五四年由间作改为连作，一般都能增产百分之七十到一百。
许多地区的领导机关肯定了改变耕作制的重大作用，在领导今年农业生产中，都重视了这一工作。浙江、广东、湖南、广西、福建等省都分别作出今年改单季稻为双季稻、改间作稻为连作稻和改籼稻为粳稻的计划。这些省的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也定出了今年改变耕作制的计划。
必须珍视各地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这种热情和积极性。但是，要知道，进行这种耕作制度的改变，一定要十分慎重。这种改变是对广大农民传统的耕作习惯的改变；在改革过程中，必然遇到保守思想的抵抗，这是绝对急躁不得的。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还必然遇到许多实际问题。浙江富阳县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种双季连作稻，发现原准备的肥料相差很多；鄞县甲村乡许多村庄想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但缺乏足够的种籽。湖南宁乡五区龙泉乡经过检查，发现原有的水利条件不能满足今年扩种双季稻的需要。这些事实说明，改变耕作制绝不是很简单的事。
湖南醴陵创造了推广双季稻的经验：充分准备，集中推广，稳步前进。所谓充分准备，就是在推广双季稻前，准备好各种必要的条件：优良的、生长期适当的早稻、晚稻种籽，适当的水利条件，足够的肥料；此外，还要做好预防虫害的工作；为了要使干部和群众学会种双季稻的技术，要经过典型示范等。有了这些准备，再加强领导，稳步前进，就能成功。
江苏盐城县一九五四年推广双季稻有这样一个教训：由于当地气候条件不适当，五千亩连作稻中的晚稻颗粒未收。
各个实行改变耕作制地区的具体情况同醴陵、盐城都不尽相同，但是学习和记取它们的经验教训是很必要的，把它们的经验教训当做“镜子”照一照自己地区的工作是可发现若干问题的，是对实行改变耕作制的工作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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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密地调查计算才能正确地规定分配比例
杨叶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配比例问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具体政策问题，是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政策有最密切的关系的一个问题，也是和社里能不能提高生产、社员能不能增加收入有直接关系的一个问题，如果生产资料的收益规定得太少，社员就会不积极投资，劳力较少的人就会思想动荡不定；如果劳力的收益规定得少，社员就会不积极生产，生产资料较少的人就会提不起精神来。同时，社内的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对社外农民的思想也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对整个农村的生产运动和合作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也都是不利的。
分配比例怎样才算恰好呢？原则是增产的部分要使中农和贫农都能分得。就是说要使中农和贫农的实际收入，除有特殊原因的以外，都能比入社以前多少增加一些。究竟应该确定怎样的具体数目，那就要根据各地各社的不同的情况来决定，决不是只凭少数干部主观的设想就能够规定得好的。为了正确地贯彻政策，必须依靠群众作深入的周密的调查和计算，找出既利于贫农也利于中农的比例。
据中共河北省宣化市委办公室徐攻同志来信：宣化市庞家堡区杨家山村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办了两年，终于垮台了。市委派了四个人调查了六次，试用了六种不同的方法作了详细的计算；最后证明，垮台的原因是分配制度有问题。
这个社规定，土地报酬原则上以建社时候评定的常年实产量为标准，按四成抽“死租”。地远块碎的，减去一些；地近块整的，增加一些。农业税由地户自己负担（约等于土地报酬的一半）。社里的生产资金不归土地负担。一九五四年这样分配的结果：土地报酬占农产品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三点零七；生产成本占百分之三十九点六七；公积金、公益金占百分之一点九；劳力报酬只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六。如果先扣除成本，按农业纯收益计算，土地报酬占百分之五十四，公积金、公益金占百分之七，劳力所得只占百分之三十九。
这个社的农业和副业的劳力收入是统一分配的。一九五四年全年的副业（主要是运输）总收入，百分之七十归驴主，百分之三十归社里的劳力统一分配。把农业和副业总收入加起来算，劳力的报酬只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三。全年农业副业共用人工二千个，平均每“工”只能分一万零一百零八元（旧币，下同），还不足一个普通短工一天的实际工资。
全社十三户，其中十一户有毛驴十六头，总值二千七百四十万元。社里规定毛驴私有，做农活时由社雇用，夏秋忙季每“工”一万元，冬春闲季每“工”七千元。搞副业（运输）的收入按一个人工等于一个驴“工”进行分配。人工收入交给社里同农业劳力收入一起秋后统一分配，驴“工”收入当时全部交归驴主。冬天没有农活时，副业是各干各的。
到一九五四年秋收分配的时候为止，驴“工”收入共约三千一百七十五万多元，超过了毛驴的总值（其中从副业方面得到的约占牲畜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八，从农业方面得到的约占牲畜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驴“工”收入总额，比人工收入还多，等于人工收入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
这样一来，多数社员（特别是土地多、投资多、毛驴多的社员，包括社长在内）在农业生产方面都不够积极。全社十七个劳动力，有三个人几乎全年不参加社内劳动；平均每天有两人不参加社里的劳动。有的说：“我就仗我这两头毛驴哩！”有的想：“我就指望那几石租子。”以驴“工”收入为主的社员，以社长为首，都把一头好驴换成两头坏驴，以牟取更多的收入。在农业和副业发生矛盾时，他们还主张让农业服从副业。一九五四年夏锄正忙时，社内劳力本来不够用，但有两头毛驴的社员，以社长为首，竟把农活撂下不管，只顾自己赶毛驴赚现钱，耽误了大田锄苗。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呢？主要原因是宣化市委派去领导建社的干部，事先没有仔细地调查和算账。他们简单地认为：只要实行土地死租制，就一定能提高劳动积极性。只想到要奖励社员多养牲口，却没有想到牲口得“工资”挤掉劳力收入会发生什么后果。他们还认为这些是促进生产和发展合作社的“上策”哩！结果，和他们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农业生产没有提高，社也垮了。
是不是土地死租制有毛病呢？不能这样说。在一定时期内土地固定报酬，原则上是好的，既能稳定土地较多的人的情绪，又能提高劳动积极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实行的。至少，还应当看到：生产资金是由谁负担的？产量是不是稳定？
根据庞家堡区几个地方的情况计算，主要生产资料如果按市价折算，生产成本约占农产品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余下来的百分之六十的纯收益，根据劳力报酬较高于土地报酬的原则，土地报酬应在纯收益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即等于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四左右。如果以这个标准定成“死租”，距离社会上的习惯租率太远，农民（尤其是土地比较多的中农）一时不易接受。可是，如果高出这个标准，劳力就会吃亏太大。
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如果仍然采用土地死租制，而且按照社会习惯租率确定租额，在办社的第一年应当由社员按各自的土地产量交纳股份基金（不行利息，退社时可以如数带走）。如果把土地租额降低，也可以由劳力和土地共同负担股份基金。第二年和以后的生产资金，应当在全社总收入中按实际需要扣除，不再分给社员个人，也不再要社员分摊（为了扩大生产需要更多资金时，可以发动社员投资，给以适当的利息）。在受灾时，土地报酬应当酌量降低。
实行土地死租制，社里给牲畜、大农具的物主的报酬和给社员投资的利息等等，实际上是由劳力负担的。这是不合理的。在规定土地租额时，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当然，在牲畜、大农具为全社公有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总之，要正确地处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配比例问题，一方面必须紧紧掌握贫农中农两利的政策，一方面还要提倡精细调查计算的作风。只有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精细的计算，才能正确地完满地执行党的政策。杨家山村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的教训，是我们应当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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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祖国节约坑木的青年节约队
邓寿全
四川永川煤矿一矿井是急倾斜煤层，耗用坑木多。坑木费占车间成本百分之二十四以上。由于部分职工不重视节约，和材料管理制度不健全，坑木浪费现象很普遍。很多人图方便，换料时拦腰砍，使好料不能再用了。有些人没有弄清用料规格就开料，拿下井去不合用时再砍，既费人力又费材料。有的怕麻烦，进班多领料，用不完就丢在水沟里任其腐烂或被砂石埋掉。这不仅增加产品成本和浪费木材，而且还直接妨碍着井下通风和大巷运输。
坑木的严重浪费，引起了一矿井青年团支部的注意，在去年十二月召开的支部委员会上，进行了专题讨论，决定发动青工严格节约，并从使用坑木较多的修理组开始。
十二月八日，团支部召开了修理组青年座谈会。座谈中，青年团员胡代文提出了建立节约队的建议。团支部采纳了胡代文的建议，党、行政、工会也支持。一周的时间还不到，修理组的青年们都争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愿作节约队员。领导上考虑到青年们因技术不高可能引起质量和安全问题，为他们聘请了区主任贾尚清、老技术工人张银清为技术指导员，并请管材料的青年职员张泽焯为记录员，统计节约数字。十二月十七日，党支部在大会上正式命名了“青年节约队”。
“青年节约队员”这个响亮的称号，鼓舞着每个青年。十二月十八日，上班的气笛还没叫，修理组的青年们早已穿好工作服，在井口等着上班了。队员罗元贵早已准备好了出班带料的小平车。
这一天，这个班干完了活，挤出时间来收拾坑木。大家拉的拉梁担，抬的抬柱子，传的传撑子。木料放在一起可真多啦！但是推木料的小平车却只有两个，用手拿，小的木料一人只能抱一根，大的还要两人抬；多跑两次吧！离井口太远，还会影响下一班的生产。怎么办呢？王克祥小组找不到小平车就用砂车装了三车料，汪方祥还利用了空余的一个炭车。小组长罗元贵清算当天收拾坑木的成果：大巷梁柱六根，梁担十三根，撑子二十二根，顺槽料十一根，盘料五架，踩子二十个，共值八十一元多。
青年节约队的副队长杨森林，看到菜碗粗、两公尺长的大巷柱子，往往有一根被岩石摧坏了，人们就把整架厢的三根料都不用了，另换上新的，他想：这两根好料利用起来不就是很大的节约吗！咋个利用呢？他独自在沉思着。第二天的中班，杨森林到了二区的培连大巷，先用两根木料将梁担撑住，取下坏的一根，换上新的，再将先撑的两根取掉。他接连架了三架都成功了。这不仅节约了六根新料，还提高了工作效率。工人们都学习了他的经验。
有一次，青年节约队员胡代文和钟成友接受了三区二顺槽“打空心路”的任务（已采过的?子从中开条路叫打空心路）。以往打空心路时，撑子和岩子一起落下当作墟砂充填。这次，他们在仅仅只有三、五公寸的空隙里开始回柱，取草鞋板。可是岩子的压力大，绝大多数的撑子取不掉，必须放炮后才能取下来。这可把胡代文难住了。下班后，他和钟成友研究，在材料库领了一根绳子，第二天他们用绳子将撑子、草鞋板套住，一个在上面拉，一个在下面放炮，炮一响岩石滚下了，木料却拉上了顺槽。这样，三区二顺槽里就节约了二百三十多根撑子，三百六十多个草鞋板，价值一百多元。
青年节约队员们不仅要自己实行严格的节约，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全车间掀起节约的风气。接着，清风组的节约队也成立了。唐荣福要求参加节约队说：“我们成年工人不是也同样可以节约吗！”生产组的老工人廖充和看到岩子塌了，不怕麻烦地把砂刁掉，又另打脚窝，节约了两根柱子。清风组的老工人们把钉子一颗颗地从地上拾起来，一个月就节约了钉子二十二公斤，铁丝十公斤，还有一些站板。道班队也不愿落后，节约了道钉十五公斤。烧洗澡水的锅炉房也利用了烂木渣和树根子，节约了二百多公斤烟煤。
一矿井青年节约队在四十个工作日里，共节约坑木五十五点五八立方公尺，为祖国节约了二千七百七十九元的财富。
（原载四川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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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许多地区掀起积肥运动
湖南省许多地区农民为着解决商品肥料不足的困难，努力寻找肥源。平江县十九万多农民参加了积肥运动，到处找肥源，找到许多过去不大利用的土肥。例如：挖野粪，挖厕所和老屋的泥，积垃圾和草木灰，挖港泥、沟泥和园土，清猪棚、牛棚、鸡舍和阴沟。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积了五百多万担土肥。过去认为没有什么肥源的农民，看到这个事实，也都努力积肥了。双峰县从三月十三日起，展开旬日积肥运动，准备积起一千万担肥，保证全县每亩田都有五十五担肥。
由于注意利用土肥，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大家积肥，克服了社内资金不足的困难。平江县一区新民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社员开动脑筋，多积土肥解决了五百多元商品肥料资金不够的困难。长沙县二区高山乡金盆农业生产合作社原来缺少二十一亩田的肥；后来动员大家找肥源，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零陵县马家冲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了社，比一九五四年多了一百多亩田；但因为利用土肥，却比去年减少了一百五十元商品肥料的投资。社员们说：“多积土肥，能增产，又能增加收入。”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带动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努力积肥。望城县六区桂花乡缺肥的个体农民，因为得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鼓舞和帮助，也都积够了肥。（本报驻长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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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孜毛织手工业恢复生产
一九五四年遭受水灾的江孜市毛织手工业者，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营贸易公司帮助下，已全部恢复了生产。开春以来，江孜市区和郊区的一些村落里一片织机声。市场上各色氆氇和花毯的交易也很旺盛。
江孜是西藏著名的毛织手工业城市，市区和附近农村有上千家毛织手工业户，这里产的氆氇、花毯、花垫，行销西藏、西康和青海各地。江孜在一九五四年遭受水灾后，中国人民银行发放了七千多元的无息贷款，首先帮助市区上百户长年手工业者恢复了生产。国营贸易公司先后收购了价值五千多元的毛织产品，并领导组织藏族商人供应手工业者粮食、茶叶和羊毛等。在此期间，江孜救灾委员会向手工业者发放了救济粮。现在一部分受灾户已盖起了新房舍，添置了木机等生产工具。国营贸易公司决定今年收购氆氇一万多卷（每卷五丈左右），通过康藏、青藏公路运销西康和青海，换回内地日用品，还准备贷放一部分脚踏毛纺车，帮助手工业者改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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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石油公司扩大生产提高原油产量计划
青海省召开第一次地方国营工业会议
新疆石油公司今年的原油产量，计划比一九五四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三点八七。这个公司今年提炼的汽油和柴油，也将比去年提高半倍到一倍。这样，新疆地区今年的运输车辆、各个厂矿的机器和拖拉机所用的燃料，绝大部分将由新疆石油公司供给。这个公司还要将生产的煤油供应新疆各族人民照明；将石炭礁和沥青供应工业作燃料和城市建设用。今年，这个公司钻井进尺比去年增加一倍，除继续打许多探井探明油田的储量和油层的位置外，生产井的进尺也要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这些生产井在今年都可陆续投入生产。职工们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还研究和制定了许多使旧井增产的办法。（新华社）
中共青海省委员会在最近召开的青海省第一次地方国营工业会议中，确定了青海省地方国营工业要进一步为农、牧业生产服务和支援柴达木盆地的资源勘察工作。以生产农具为主的西宁机械修配厂，今年将试制圆盘耙、步犁和适应玉树藏族自治区农民使用的“玉树铧”以及各种新式畜力农具的零件。青海人民化工厂准备增建制造骨粉的车间，以增加肥源。会议还确定扩建和新建榨油、酿酒、奶粉等食品工业，开采小型煤矿以及发展陶瓷、玻璃制造等工业。为适应柴达木盆地资源勘察和国营农场发展的需要，青海省工业厅已派出探矿队去柴达木盆地勘察煤田和磷肥资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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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岩农民大力改良土壤
福建省龙岩专区各地农民积极改良土壤，他们共计划改良土壤三十五万亩。这个计划实现后，预计全年可增产稻谷八百四十万斤，相当于当地三万亩水稻田一季的总产量。
目前，许多地区的改良土壤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全区去年冬种了肥田子、苕子等绿肥三万一千多亩、蚕豆、豌豆和小麦、大麦二十多万亩；农民们准备把绿肥和收获后的蚕豌豆茎叶、小麦和大麦的麦秆翻入田中，以改良土壤。大部分乡村已较普遍地掀起了挖塘泥、铲草皮的运动。据武平、漳平、上杭、连城、长汀、永定六个县四百三十九个乡不完全统计，已积有塘泥、草皮、草木灰等两百十七万多担。上杭黄甸乡丘文科互助组出动了一百六十个人，把三十年来一直没有挖过的一口大池塘里的塘泥都挖了出来。
龙岩专区大部分田土质瘦、产量低。历年来，当地不少农民利用多种办法改良土壤，都获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一九五四年，武平县改良土壤两万亩，一般的都增产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最高的增产达一倍。龙岩县一九五四年改良土壤两千亩，每亩田平均比过去增产谷子三十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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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农民积极准备扩大棉田
四川省今年计划种棉四百三十七万多亩，比去年扩大了四十三万多亩，棉花总产量要求在去年丰收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五。现在省农林厅已把五十五万斤“鸡脚德字棉”和“德字五三一”号良种，运到资阳、奉节等十五县推广。省供销合作社在四月份以前陆续供应产棉区硫酸錏六千四百多吨。磷矿粉一千三百多吨以及菜枯、桐枯等肥料。同时，大量供应防治棉花病虫害的农药器械，在二十四个重点产棉县，即供应了单管式喷雾器五千多部，百分之零点五“六六六”药粉四百二十四吨。各产棉区在专区、县农业模范代表会和春耕生产会议上传授了棉花栽培技术，并训练了重点植棉区的生产助理员，作为推广植棉技术的骨干。现在各产棉区正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及棉农制订棉花增产计划，棉农们也积极地做好积肥造肥、土地加工、选种换种和学习增产技术等工作。（本报驻重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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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康藏族自治州加强春耕领导
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正积极加强春耕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最近各县已派出了总数达一千二百余人的工作队或工作组，深入乡、村领导春耕生产。四十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庞大队伍，经过整顿后也已下到农村，有重点地推广步犁、良种和指导耕作技术的改良。此外，去冬今春各县共训练了二千五百多名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进行了农业生产政策及农业技术的教育。（本报驻雅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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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大力推广根瘤菌拌种
安徽省今年决定推广大豆根瘤菌拌种一千万亩，其中用“大豆根瘤接种剂”拌种的三百万亩，用农民栽培的春大豆制“根制品”接种的七百万亩。并推广花生根瘤菌接种二十万亩。现在大豆的拌种剂已由省农业试验总站进行培制，拌种花生的菌粉也已委托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代为培制，短期内都可分配到农民手里。根据过去培养根瘤菌的经验证明，培养根瘤菌是花钱少、收效大、增加土地肥力的好办法。一般培养过根瘤菌的豆茬地里，不仅播种豆类作物可以少上肥料，得到高产，就是播种其他作物也能生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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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西北地区的春耕开始了。国营甘肃省灵武机械农场在七千多亩的土地上播种了春小麦。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