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及与其完全相反的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阵营。这两个不同的阵营，在各种事务上奉行着两种不同的路线。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是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人类无限美好生活为目的；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阵营则是以掠夺他人的劳动成果，以维持少数富翁的巨额利润为目的。
由于这种原故，在原子能的使用问题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路线是要把人类辛勤劳动的重大发明——原子能，使用于创造人类美好生活的和平目的，并且由世界文明的先驱者苏联，以不久以前所建立的原子能电力站这样无可置辩的事实证明了这种目的；而另一种路线，则是要把人类辛勤劳动的成果，使用于残害广大劳动者本身，以维持少数亿万富翁掠夺他人劳动成果的侵略目的。
全世界善良的劳动人民，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刻向往着和平的幸福生活，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尤其以极大的愤怒反对使用大规模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在一月十九日所发出的在全世界发动大规模的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的号召，完全代表了全世界人民的这种善良愿望。现在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所已发起的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世界人民完全有决心，使原子战争的策划者归于失败。
与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民一样，中国人民一贯奉行着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政策，并且他们懂得只有反对侵略才能保卫和平，因而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者前来侵犯他们的和平建设，和霸占他们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保卫祖国和平建设，这是他们不可动摇的决心。而美帝国主义者所实行的原子讹诈政策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联席会议上所做出的关于发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决议，就是中国六亿多人民的正义呼声。中国人民将如同他们在历史上所曾做过的一样，将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的这种正义呼声决不是空言。
西藏人民也和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热爱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同时他深刻地懂得这种幸福生活是团结、友爱的祖国大家庭中所赋予的，是世界和平所带来的，任何对世界和平和对祖国大家庭的侵犯也就是对西藏人民的侵犯。因而西藏人民时刻注视着世界和平的维系，等待着祖国的每一个号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同样是西藏人民的决心。西藏人民同时还是笃信佛教的，佛教的真谛是反对杀生，即是一个极细小的生命也须予以保护，又怎能容许美帝国主义者玩弄大规模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最近西藏成立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委员会，这就是西藏全体僧俗人民已经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积极加入了全世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巨大洪流。
在这样声势浩大的世界洪流面前，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使用原子武器的策划者一定要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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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粉碎使用原子武器的罪恶阴谋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为了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发出的“告全世界人民书”的号召，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正在疯狂进行的原子恫吓和准备挑起再一次世界大战的阴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联合发出了“关于发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决议”，这是完全符合人心的。我们西藏民族对于这一决议表示热烈的拥护。
中国人民一贯地主张和平，我们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积极地尽了我们所能尽的责任，并且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决不怕战争，尤其决不会以自己的领土去乞求和平，这更是坚定不移的。但是美国侵略集团却一直不顾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奉行战争冒险政策，尤其最近以来，更加猖狂地阻挠我们解放台湾的正义行动，并以原子武器来威胁爱好和平的人民。解放台湾是我们国家的内政，决不容许美帝国主义横加干涉，台湾一定要解放，不胜利决不罢休。目前原子战争的威胁，已经激起了全世界人民极大的愤怒，反对战争的力量正在迅速壮大，我们相信，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致反对下，美帝国主义正准备以原子武器来屠杀人类的罪恶阴谋，必然要像决议中所说的归于失败。
我们坚决要求使原子能用在和平建设事业上，像先进的苏联人民已经为和平利用原子能开辟了光辉道路并取得了重大成就那样，永远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
第3版()
专栏：
批判胡风哲学思想上的主观唯心论
鲍昌
一
胡风在十多年来所形成的全部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
多年以来，胡风狂热地宣传着他的“主观战斗精神”的谬论。“主观战斗精神”，有时他换称为“主观精神”“主观作用”“人格力量”“作家的心”“真诚”“热情”“战斗意志”等，最近的名目则是“斗争要求”。总之，这是指的一个人主观上的精神作用。这个“主观战斗精神”论调在他的全部理论中所占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是他整个“理论”中的基本内容。
为什么要提出“主观战斗精神”？据胡风自己说，是为了“产生新文艺的战斗的生命”，是为了“提出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稍微有些理论嗅觉的人，当看到胡风这样狂热地宣传“主观战斗精神”时，便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他的“主观战斗精神”究竟是什么东西？胡风在宣扬“主观精神”时，还提到了“客观现实”等字样。人们也就会问道：究竟他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胡风是怎样来理解精神（意识）和物质（客观存在）的关系呢？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一切哲学、美学理论中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划分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思想界限。如果不能正确地解释“主观精神”和“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那就不能不掉进唯心主义的泥坑。
而胡风是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从抗战初期他一提出这个口号时起，直至最近这样长的时间内，凡是在他宣传“主观精神”、解释“主观精神”和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总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点，这就是：他从来都不是首先指出精神（意识）是物质（客观存在）的产物，精神（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然后再指出精神（意识）的积极作用。他总是首先提出精神（意识）是“创造”一切的“坚强力量”，精神应当“征服”客观存在；并且，他把精神（意识）在实质上看成是一种可以脱离客观存在的、独立的、先验的东西。
用不到费事，我们就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证明他总是把“主观精神”当作人在认识和实践（包括作家的创作）过程中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例如：“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决定于把握生活现实的思想力量”（“剑·文艺·人民”二一三页），“既已失去了只有借着它才能向生活突击的战斗热情，又怎样能够获得思想力底强度或艺术力底强度呢？”（“在混乱里面”一六页）“现在正在经验着大的锻炼，大的追求，应该能够有主观精神（创造力量）底更坚强，更沉炼”（“逆流的日子”六页），“中心点是争取主观的思想立场或思想要求的加强，从这里拓大以至开发通向人民的道路（为人民服务）”（“论现实主义的路”三八页）等等。请看，胡风是多么重视“主观精神”！一再要求它“更坚强”“更沉炼”地去“决定”一切。
不管胡风还说了一些什么“客观”“现实”等字样，甚至有时也含混不清地说上一两句“所谓主观精神作用底燃烧，是作为对于现实生活的反应的主观精神作用底燃烧”（“剑·文艺·人民”一八四页），但这些话都是作为幌子出现的，而且只要细加辨察，就可以看出他这里所谓“反应”，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所讲的“反映”仍有根本的区别。但就是这类的话，也不是他宣传的重点。就其宣传的着重点、一贯性、以及他的中心思想实质来看，正是他把精神（意识）与客观存在（现实内容）绝对地分开，把精神（意识）看作是一种可以脱离客观存在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并且要求极度地“扩张”“高扬”这种“主观精神”，让它去“决定”、“创造”一切。
不能不认为：这些观点里是一点唯物主义的气味也没有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告诉我们：精神（意识）决不是什么超乎物质（客观存在）以外的神秘东西。意识决不能离开物质（客观存在）而独立存在。意识是——并且仅仅是物质（客观存在）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现象，因为它是感觉，观念或意识底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因为它是物质底反映，存在底反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一四二页）；因之，认为精神（意识）可以同客观现实内容分开，这就是否定了精神是客观存在的反映的原理，也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关于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根本原理。这是完全错误的。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胡风的思想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
但胡风不仅错误地解释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而且，由于他极度地夸大精神（意识）的结果，在有些言论中，他把整个物质世界（客观现实）也归结为人类的意识活动。
在这一问题上，胡风所使用的花招也是我们所熟悉的。胡风是打着反对“抽象概念”的旗子，暗地里贩运唯心主义的“感觉论”的余毒，把人的认识限定在感性活动之中，认为人的感性活动就是客观真实，在二者之间画上等号，从而把客观真实归结为人的感觉、感性活动。
胡风这种言论是不少的，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中，可以找到一段比较典型的说法：“人创造了感性的世界，这感性的世界又是活在人底‘活的感性的全活动’里面的。这样，人就成了具体的人，成了‘感性的活动’。一个人是一个世界。”（见该书七一页）什么是“感性的世界”呢？胡风是把它解释为“人底劳动生产和社会斗争”“社会的关联”“生活诸条件”的，也就是把它解释为客观世界的。然而这个客观世界却是由人所“创造”的，并且活在“人底‘活的感性的全活动’里面”，也就是说，活在人的感性活动——感觉之中。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告诉我们：人的感觉只是客观存在作用于人的感官上的结果，感觉只是运动着的客观存在的映象，感觉是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客观存在是不依赖人的感性活动而存在的。如果胡风的命题是：客观存在活在人的感性活动之中，那么人们会问：在没有人的感性活动时，客观存在是否独立存在呢？
这才是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不在这问题上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那就是替唯心主义开辟了门径。胡风从来都不是首先地、着重地、经常地来宣传客观存在对于人的意识的决定意义，而总是首先地、着重地、经常地来宣传什么“人创造了感性的世界”和“客观存在活在人的感性活动之中”。胡风的看法是危险的。正如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所指出的：这个看法必然会导致纯粹的“唯我论”，导致一个伪科学的结论：整个世界只是我的观念。果然，我们在下面就立刻听到胡风那个痛快淋漓的供认：“一个人是一个世界”。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意识就包括了整个世界，反过来，整个世界包括在一个人的意识里。
就在这里，暴露出胡风的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论的真面目。现代欧洲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家罗素的门徒——威特根施坦曾说过和胡风类似的话：“世界是我的世界”。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被列宁击得粉碎。列宁指出，这是和“心灵论”“信仰主义”相关联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胡风的“一个人是一个世界”的谬论使得他也走入“心灵论”和“信仰主义”的庙堂里去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在强调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时，同时，也指出意识对于客观存在的积极作用。思想（意识）作为客观存在的反映，一经产生以后，就能积极地影响周围世界，就能参加对于客观存在的改造，就能促进或阻碍客观存在的发展。列宁说过：“人底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一七九页）
由于意识对于客观存在的积极作用是通过人—认识的人，感觉的、思想的、行动的人表现出来的，而哲学上，“主观”这一概念是被解释为认识的、能动的人的，因此，意识的积极作用有时我们称为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者是非常重视主观能动性—意识的积极作用的。在社会斗争中，社会意识（表现在理论形式上）是这样重要，可以由列宁的一句话表明出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一九六页）。也许，胡风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开始进行他的“主观作用”的歪曲宣传的。
但对于主观能动性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它和“精神”“感觉”这些概念一样，可以唯物主义地理解它，也可以用唯心主义观点去歪曲它。
怎样才是正确的理解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告诉我们：意识对于客观存在的影响并不是漫无限制、随意地发生影响。意识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或创造客观发展的规律性。不能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一命题看作是意识连客观世界的法则（规律性）也能加以改变和创造。意识的积极作用仅仅在于：人可以反映和理解客观规律性，认识他们并依靠他们来改造客观世界，为社会谋福利。正如恩格斯所说：“意志的自由，只是人们以事实知识作出决定的能力”（“反杜林论”一三七页）。显然，认为意识的积极作用可以使人随心所欲地改变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规律性本身，那是大错而特错的。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不错，有时胡风也谈到什么“主观作用”和客观现实、客观真理的“结合”“融合”等等。但是，人们千万要注意：他的“主观作用”并不是先由客观存在、客观真理所决定的。所谓“结合”乃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的“结合”。其实，这种“主观作用”与客观真理的“结合”的论调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主观能动作用本身就是由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这是一个谁决定谁的问题，不是一个二者之间的“结合”“融合”问题。
由此可见，胡风对他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解释，他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的解释，彻头彻尾地是唯心主义的。
二
由于胡风想用他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去解决一切问题，胡风当然不能正确地解释认识论上的问题。
假如翻开胡风的各种著作，可以找到许多“认识”“反映”“感性”“理性”“实践”……等认识论上的名词的。胡风是善于煊耀这些名词的，但是“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让我们检查一下：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类认识的第一个阶段是感性认识阶段。人的感性认识只是反映了客观对象的个别现象的表面及外部联系。感觉和知觉不能抓住客观对象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而如果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决不能把人类的认识只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
然而胡风的观点却与此完全相反，他说：“在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里面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然是活的感性的存在，那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底思维活动就不能够超脱感性的机能”（“逆流的日子”二四页），而且又加重说：“它（指人的思想活动——昌）底搏斗过程始终不能超脱感性的机能，或者说，它一定得化合为感性的机能”（同前，二六页）。这里，我们不要以为胡风是在谈艺术认识的形象（感性）特质问题，胡风正是抹杀了一般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过渡的必要性。因为，胡风这里分明说的是“作家本人底思维活动就不能够超脱感性的机能”，而不是说作品本身不能离开形象（感性）的特质。我们知道，胡风对“概念”“抽象思维”等词句一贯是深恶痛绝的，常把它们讥笑为“一般性的原则”。他口口声声地鼓吹“感性的机能”“感性的活动”当然不是偶然的。否定了人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也就是否定了人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性的认识。胡风的观点正是这样的，这是和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谬论相呼应的。
但是，胡风虽然否认了由感性阶段过渡到理性阶段这个重要的认识论原理，却仍在宣传“向认识对象深入”。似乎胡风也是赞成认识的深化运动的。究竟怎样使认识“深入”呢？原来胡风这样说：“在实生活上，对于客观事物的理解和发现需要主观精神的突击”（“在混乱里面”一三五页）。是的，胡风的意见很明白——当人们需要在感性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以便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时，不需要科学的抽象和思维，而需要的是所谓“主观精神”的“突击”。就这样，胡风完全抹杀了思维、抽象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还要腼颜地称这为“认识的辩证法”，但我们且听听列宁的指示吧：“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法道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一三四页）。请看，真正的认识的辩证法道路和胡风的“认识的辩证法”多么不同呵！
胡风在认识论上的错误观点，表现在文艺理论上，就是他对于艺术认识中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之间的关系的曲解。胡风常以侈谈艺术创作中形象思维问题来掩饰他把人的认识限定在感性阶段的错误观点。因此，为了不致让他再去欺哄别人，我们也有必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知道，在艺术认识中有着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二者虽然都从具体的感性表象出发，但却是采取不同的方法来揭露客观现象的本质性认识的。决不应该抛去了二者中间的哪一种。如果在艺术中没有了形象思维，用逻辑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那当然是错误的，这就完全破坏了艺术的特殊法则，这是造成“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根源。
但是，艺术认识中是否可以不要逻辑思维呢？我们和胡风的分歧就在这里。
胡风的回答是否定的。上面已有引证：他主张作家的思想活动“不能够超脱感性的机能”，从而在实际上抹杀了逻辑思维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却是肯定的：艺术认识应当运用逻辑思维。因为，离开了逻辑思维而只有单纯的形象思维，结果可能是堆积了一堆偶然性的、个别的生活细节，即使它在个别的场合上是真实的，但它却不能给人以客观世界本质性的认识，它对整个客观世界的解释反而可能是虚伪的。所以，杜勃罗留波夫说道：“一个在自己的普遍的概念中，有正确原则指导的艺术家，终究要比那些没有发展的或者不正确地发展的作家来得有利”（“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一卷一六七页），但这点是胡风始终不愿意了解的。
所有上述这些胡风在认识论上的错误观点，使得他在实质上抹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世界观在人的认识中，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而最终地滚到唯心主义的“经验论”的泥潭中去。胡风在认识论上的“理论”实质就是如此。
三
如上所述，胡风抹杀了理性认识，抹杀了革命世界观，但据说他是非常“重视”实践的。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实践”字样，“实践性”的这个，“实践性”的那个，在表面上是颇能哄人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践不仅是人的认识的出发点，而且还是检验人的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并且，人类认识的目的也是为了实践。实践在人的认识过程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但对于实践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正是有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肆意歪曲“实践”的真实意义，反而用来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胡风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胡风在实践问题上的曲解是和他在主观能动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相关联的。人通过主观能动作用以改变客观世界的问题基本上就是一个实践问题。胡风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看成是一种脱离客观规律性的主观意志的表现，他也把实践看成这种先验的“主观精神”“征服客观对象”的过程。
胡风说：“作家在实践过程中间死命地追寻并发动自身里面那个向往明天性的诸因素的主观精神要求（同时也是抵抗并压下昨天性的诸因素的要求）去把握对象，征服对象”（“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二五—一二六页），这里，他说实践就是“主观精神要求”，去“把握”和“征服”对象的过程。上面既已证明他的“主观精神要求”乃是一种脱离客观规律性的先验的东西，那么，用它去“把握”“征服”对象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单纯的主观意志的表现。
这样来理解实践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实践和认识（包括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之间，实践是第一位的、首要的、决定性的。实践是认识产生的基础。因为，没有实践，人就不能获得感觉经验。而没有感觉和经验，人就不能把感觉经验提高到理性认识，并造成思想、理论、计划去进行变革实践，关于这种实践与主观能动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有极详尽的阐述。显然，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实践时，应首先着重地指出实践对于人的认识及主观能动性的决定意义。而胡风却总是着重强调什么“主观精神”“征服客观对象”等等。这是完全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相悖谬的。
在这种错误观点之下，胡风尽力抹杀实践的客观性，他认为“主观战斗精神”越强则实践效果越大，因而，对那种真正反映了客观世界发展法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表示了各式各样的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因为是客观法则的正确反映，所以能够指导革命实践，但胡风几乎从来都不宣传在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却认为不必要理论指导，一切问题均可以在实践中自行地解决。他实际上是主张一切问题在他的主观意志里自行解决。总之，胡风把实践看成是他在主观上所需求的一切。我们知道，这正是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所批判过的马赫主义的“实践”论点，而胡风却与之引为同调。
就在这种错误观点下，他又抹掉了实践中的社会斗争内容，把实践贬低至脱离社会革命斗争的个人的活动。他一贯地强调所谓“个人生活”“日常生活”以及单纯的“创作实践”，通过各种方式去抵制、反对人们投入重大的生活斗争实践。例如：在抗战时期，他以反对“前线主义”为名反对作家投入战争实践。当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更公开地号召青年们不必到“彼岸”（即当时的解放区）去，而宣传：“起点在哪里？在你的脚下。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为了明天”一三九页）。胡风所一贯宣传的“实践”就是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到斗争的前线去，否则就不是革命实践。不！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这样简单愚蠢。但是，任何一个革命者、革命作家如果真正想为人民服务，他就必须把他的斗争实践和广大工农兵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必须使自己的实践成为整个革命实践中的一部分，必须真正接受革命理论的统一的指导。绝不是主观上空谈革命，随意实践就能行的。因为他如果不能做到这点，他就无法来检验自己的斗争实践是否真正起了革命的效果。而胡风的主张却与此相反，他只是迎合了和鼓吹了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以为是革命、实际上是脱离革命的危险倾向。不正是有许多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了胡风这些观点后打消了去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念头吗？他们是被胡风表面上的“马列主义”外衣迷惑住了，没有能嗅出胡风思想中的可怕的毒素。
我们必须彻底粉碎胡风这些对实践的曲解，我们要指出：胡风所宣传的“实践”实际上是和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和广大工农兵的斗争实践，一句话，是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实际革命斗争完全背道而驰的！
四
为了论证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把人的“主观战斗精神”之产生归之为所谓人类“求生的野性”，并把这种“求生的野性”说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宣传了极端反动的社会、历史观点。
胡风说：“希望未来比过去好，希望自己的生活总有变得幸福的一天，这也是卑微的感情，然而，尽管是卑微的感情罢，人类是靠它繁衍下来的，历史是靠它发展下来的，说得夸张一点，一切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的大斗争，也是靠它生发起来的。没有生成的奴隶，被逼成的奴隶到了不能忍受不能生存的时候，也就会爆发出他们底求生的‘野性’”（“为了明天”六○—六一页）。因此，胡风要求人们“去汲取的是真实但却沉重的、活的、具体的、各种各样的担负生活的永生力量，各种各样的夺取生路的求生愿望”（“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二一页）。在他主编的各个刊物中，狂热地宣传着人的“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鼓吹着“生命力的自我扩张”，对个人幸福进行“血肉追求”“相生相克的决死的斗争”，甚至要人不惜作“生命的孤注一掷”，尽量使自己的“主观精神”“楔入”世界，“拥抱”世界，使自己的“主观精神”“燃烧”“发酵”“蒸沸”，要求人们“虽然带着错误甚至罪恶，但却是凶猛地向过去搏斗，悲壮地向未来突进”（“逆流的日子”一四七页）。假如你的“自我扩张”得到胜利，那么你就能使你的生命“开花”，否则你就只好“枯死”。胡风把历史看成一场个人间的“夺取生路的斗争”，“弱者败北”“强者坚持”，“受得住的忍受，受不住的抗争；忍受不了而又不能抗争的，被冤屈所啃嚼，被痛苦所燃烧，被失望所窒息，有的也就陷入了疯狂”（“为了明天”一三页）。在这种情况下，胡风又尽量鼓吹所谓“自发性的斗争”，把它称为是“最纯真的欢呼”。认为只有依靠这个自发性“才能开辟生路”。其实，他正是这样来估价人民的斗争历史的。在我国几千年来的人民斗争史上，他说“甚至略略带有民主主义观点底要素底反映也很难被我们发现”，而把历史上人民的斗争说成是一群“追求光明的苍蝇乱碰在玻璃窗子里面”（“论民族形式问题”四九页）。胡风对于我国人民和人民的历史投来了多么恶毒的污蔑！
十分明显，这些观点是极端荒谬，极端反动的。
难道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是一种动物式的求生本能吗？难道人的意识和动物的本能没有任何性质上的区别吗？这里，我们不要忘记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曾使许多以建筑师为业的人惭愧。但使最劣的建筑师都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筑师以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他脑筋中把它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一九二页）。人是理性的人，思维着的人，当人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时，人已经学会用意识代替他的本能了。人是能认识世界并且能创造性地改造世界的人。正因为这一点，所以高尔基说：“人，这个名字听起来多么骄傲”！
显而易见，把那种动物式的求生本能当作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更是绝顶荒谬的了。人类一经组成了社会，社会发展的趋向就不能决定于人们的本性和人们的主观愿望。人们的愿望和意志都要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于现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于他的阶级的属性。恩格斯说：“依据唯物论的历史见解，历史里面的最后的决定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及再生产。不论马克思和我，都没有主张过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一五页）
但是，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决不是意味着人们只是事件的消极的参加者。革命者正是应当善于认识、掌握、利用社会发展的规律，鼓舞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性，胜利地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而斗争。众所周知，共产党正是这种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
只有那些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当今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才在他们“世纪末的悲哀”中，宣传人性的败坏，宣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极端反动的论调，为的是瓦解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企图把人民拉回到兽性的人剥削人的社会中去。而胡风上述的错误观点，正是为这种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思想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已，它是完全和工人阶级的思想绝缘的。
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是用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掩蔽着的，问题的严重性正在这里。这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唯心主义思想比起公开的唯心主义思想更容易迷哄人，更加危险十分。让我们坚决地向这种反动思想进行斗争吧！
第3版()
专栏：
我们一定要掌握原子能
清华大学教务长 钱伟长
苏联政府决定把苏联科学家们集体劳动的成果——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经验，传播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并决定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上，对我国提供广泛的帮助，建立科学实验中心，以发展对原子核物理学和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的研究。这一决定，受到中国人民由衷的感谢，并使中国科学家们获得莫大的鼓舞力量。原子能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原子能将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发生巨大的和深刻的影响。中国科学家是热爱祖国的，是热爱和平的。有着苏联科学家的光辉榜样，我们一定能迅速地掌握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技术，为祖国进行和平建设，给人民带来更幸福更繁荣的未来。这是新中国科学家的历史任务。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的发现，正如人类发现火和发现电力的运用一样，它将使人类的生产力飞跃地提高，促成大规模的工业改造，为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提供更优越更丰美的条件。
原子能的发展，首先将在我国的动力生产规划上，发生巨大的影响。在一切工业建设里，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动力的来源问题。水力发电在基本建设方面一般是需时较久，耗资巨大，而且受到
一定的地理条件限制的。火力发电在原料方面处处得考虑煤的来源供应和运输贮藏问题。譬如我国上海一带，既无水力，离煤矿区又远，动力建设就是比较昂贵的。原子能发电站不受燃料供应的地理条件的限制，它的发展，将使我们有可能在经济建设的规划方面，完全不考虑动力的来源问题，将使我国工业有分散的可能，将使我国不论在沙漠、山区、草原、荒岛都有发展工业的可能。
原子能发电站在基本建设方面的费用比水电站低，在经营方面的费用比火力发电站低。因此，原子能发电站将供给我们大量的廉价的电力，这些电力将大大地促进我国工业和民用的电气化的水平。有些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在过去常常因为限于电力费用，以致成品昂贵，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当大量的原子能电力投入生产时，这些工业就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利用。许多贵重的金属都可以从电解海水来获得了。我国华北、东北地区的城市供暖问题，将无需借助于煤和煤球。这样就解决了煤业公司每年大量的调拨运输问题，也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各地政府的冬季垃圾问题和煤气中毒问题。我们北方地区的城市，将再也看不见那些古怪林立的烟囱了。这样也解决了工业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
原子能的发展对我们的交通运输业，也将发生深刻的影响。在目前，巨大的运输力量是用来解决工业用煤的。煤的运输常常是发展铁路交通的主要目的之一。如果原子能发展以后，煤的运输问题将大大减少。铁路运输将提供更多的力量来解决建筑材料、工业成品以及人的交通问题。火车本身也必然会放弃烧煤的办法，这样就可以大大地提高铁路的运输管理效率。船舶的动力也一定会逐步改用原子能动力。这样一方面就会加速船舶的运行量，增加码头的吐纳量，另一方面，也会大大地改进船舶动力的劳动条件。
原子能动力将使我们有条件创造一些新的交通工具，因为原子能动力是不需要氧气来燃烧的，这就使人类真正有可能征服高空，甚至于征服地球的引力。
石油的使用给我们带来了汽车，原子能动力的应用一定会给人类带来一种更方便的交通工具，它不仅可以远行，还可以克服山阻水隔。也许就这样给人类解决了石油资源的问题。
有了原子能以后，石油和煤作为主要燃料的时代就会终止。石油和煤是非常宝贵的化学工业的原料，在以往是一直为人类作为燃料来消耗的。从石油和煤里面，我们可以制造各种化学药品，如各种颜料、药品、工艺塑料等。
原子能的巨大威力，将使我们有可能开发大片的沙漠、山区，将使我们能更迅速地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原子能的建设，同样也要求我们建立许多新的冶金和新的化学工业。我们的机械制造工业也要作一些必要的改造。
原子堆的副产品——放射性同位素，将给我们的工业技术、医药卫生、农业、畜牧业和科学研究工作带来新的有效的工具。这种工具不仅将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并且将促进我们的生产效率。
原子能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方面，都将发生深刻的作用。因此，迅速地掌握原子能的技术是非常必要的。愈早掌握它，愈早发展它，则对我们的祖国建设愈加有利。
我们有充分的条件来迅速地掌握原子能。首先我国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其次，我国地大物博，具备着一切发展原子能的物质资源。原子能动力的发展，需要一个较新的工业基础，原子能动力站的建设，需要许多不常用的金属材料和非金属材料，有些材料在世界各地是比较稀有的。一个地区狭小的国家，就不可能自己具备这些材料。但是，我国地区辽阔，蕴藏着一切需用的材料。这就使我国建设原子能发电站有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但是，光有上述条件，如果没有技术，那原子能还是不可能掌握的。我们感谢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慷慨的无私的援助。这种全面的援助，使我们具备了最重要的条件来迅速掌握原子能的技术。
我们新中国的科学家，热烈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一定集中我们的力量，壮大我们的科学队伍，积极利用珍贵的科学成果来促进祖国的建设，保卫我们的和平劳动，维护亚洲的与世界的和平。